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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生育成本多由女性承担 这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来源：正义网作者：李红笛
　　让阳光洒满“半边天”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我国通过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两件事都与中国女性人身健康和安全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把男女平等写入了宪法。所以当有人说中国女性在某方面受到了不平等待遇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中国女性地位已经够高了,你们还想怎样”的说法。那么男女平等真的无需再提高了吗?中国女性地位真的“够高”了吗?我们从专家对这两项政策法律的讨论中,管窥中国女性生存状况。
　　多此一举还是双重保障
漫画来自网络
　　童话故事总是在“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句话就结束了,或许因为婚姻即便不是爱情的坟墓,也是无法成为童话的。家暴是婚姻的阴影,女性、儿童和老人一直是家暴受害者的主要群体。据全国妇联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
　　2009年10月,26岁的董珊珊被家暴致死,其丈夫王光宇仅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而董珊珊在被施暴的几个月中,她及家人曾先后8次报警,曾提起离婚诉讼,也曾独自在外租房躲藏,但这些努力都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2010年11月,44岁的李彦将丈夫谭勇杀死。2011年8月,资阳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彦死刑立即执行,李彦上诉。2012年8月,四川省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被告人长期遭受家暴的因素,一审、二审法院均未认定。2013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以被害人谭勇对李彦长期施行家暴为由作出死刑不予核准并发回重审的决定,日,安岳县法院重审李彦杀夫案宣判,李彦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下称《意见》),文件第一次提出,以暴制暴的家暴受害者可以减轻处罚。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在一些人看来,公民之间如果发生人身伤害,可以由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刑法来处置,为何要针对家庭暴力单独立法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新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家庭暴力行为和一般暴力行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发生在亲密关系人之间,具有长期性、连贯性,是非单次行为造成的伤害;其次家庭暴力行为除了身体伤害之外,精神伤害和心理伤害也很大。”中国妇女报社《农家女》杂志社记者高富强也认同这一观点,“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只要不闹出人命来,国家公权力一般是不插手的。那么,就必须针对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出台相应的法律来预防与制止。家庭不应该是违法犯罪的避风港,是国家用立法的形式要保护受害者。”性别平等倡导公益机构新媒体女性负责人李思磐补充道,“反家暴不能只靠司法系统,发现学生受伤的学校、发现病人情况异常的医院都有强制报告的义务,这样的内容就只有放在反家庭暴力法中。”
　　家庭暴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被认为是“家事”,人们虽然同情受害者,但也会指责受害者不够温柔、贤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才会被家暴。对此王新宇认为,“这属于典型的责任转嫁,对一方言行不满意,可以沟通劝解,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遇到家暴,应该正面去面对,不能逃避退让而助长对方的进一步行动,至少要让对方明白,这样是犯法的。”李思磐认为,“受害者也许某些情境下会触发暴力,可是我把钱带在身上遭到偷抢,也是我的错吗?从受害者身上找原因是不对的,很多时候是施暴者想通过暴力来控制受害者,有些人即使够温柔够贤惠也一样会遭到家暴。”高富强也强调,“事实上,逆来顺受反而更容易招来暴力。你漂亮,你永远不够漂亮;你贤惠,你永远不够贤惠;你温柔,你永远不够温柔。如果你的标准由别人来制定,那你永远都不可能合格。”
　　那么,施暴者是人们通常印象中文化水平低下、性格粗鲁的人吗?也不尽然。
　　李思磐告诉记者,很多案例都发生在文化水平很高、经济情况不错的人身上。王新宇表示,施暴者的文化程度顶多影响其家暴方式而已。高富强也表示,家庭暴力与施暴者的文化、职业关系不大,但与他的家庭背景、社会环境、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总结道,“家庭暴力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很多施暴者其实是有心理问题的。我们看到的案例中,有些施暴者打了妻子后,痛哭流涕地请求原谅,甚至不惜自残身体,但是结果怎样呢,之后变本加厉一次比一次严重。”因此,她建议,只要有第一次,就要报警,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国际社会公认的家庭暴力形式包括四种,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其中后两种在反家庭暴力法中并没有体现,而精神暴力似乎也难以界定。王新宇认为这和中国的传统有关系,“据有关专家称,如果性暴力入法,取证会有困难。但是我认为不是取证困难,而是观念没有改变。国外已经有立法例可以参考,技术问题和程序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高富强分析表示,“应该将经济控制列入到法律中来,因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除非有特殊约定,夫妻任何一方婚后的收入均系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均有支配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说,经济控制应该属于一种特殊的家庭暴力。而狭义的性暴力其实就是指强奸,夫妻之间强行发生性关系是不是强奸,还有争议。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关于隐瞒性取向的表述。我觉得,隐瞒性取向与异性结婚很难被认定为精神暴力。从以往的案例看,如果同性恋者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其他人(同性)发生性关系,会被认定侵犯了对方的配偶权,如果到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董珊珊和李彦是家暴阴影下的两个极端,一个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让施暴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自己成了施暴者。如今再重新审视这两起案件,王新宇十分感慨,董珊珊案如果放在今天,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过,李彦案实际上已经受益于《意见》了,否则以李彦案的作案手法,死刑复核可能会核准,但是现在来看二审改判死缓,也算是符合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精神了。
　　高富强和李思磐也认为,“反家庭暴力法规定要增强公民的反家庭暴力意识,这里面的公民自然是包括法官和检察官的,有可能让司法系统对家暴危害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因而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作出更利于受害者的判决。”
　　生与不生谁说了算
漫画来自网络
　　相比家庭暴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人喊打,生育政策就颇具中国特色了,放开二孩政策从2015年年末到2016年年初都没有走下热门话题榜,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生几个孩子从来都是国事而不仅仅是家事。围观相关新闻,有不肯要弟弟妹妹寻死觅活的“大宝”,有画了两个猴就被解读成宣传二孩政策的“猴票”,也有因“二宝”还是女儿而被家暴的母亲……
　　生一个还是生两个,差别很大吗?李思磐认为,从政策本身来讲,二孩政策让女性的生育决定权更大了。但王新宇表示,生几个都是生育权,本质上没有什么改变。
　　对于“放开二孩可以缓解男多女少现状”的说法,三位专家普遍表示“男女出生比例悬殊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祟,放开二孩未必能缓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李思磐建议,“改变不平等的就业、教育大环境,让两性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才是减轻重男轻女现象最根本的办法。”
　　高富强分析认为,“重男轻女既有观念的问题,也有政策上的问题,比如在农村,女孩没有土地,没有拆迁补偿款。应出台的政策,给女孩同等的村民待遇,让民众觉得生男生女都一样。”
　　有人认为二孩政策可能阻碍女性就业,也有人认为,女员工借怀孕偷懒怠工才是女性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只要工作够努力,不存在就业难。李思磐不认同后一种说法,她认为,“男女员工工作能力一样,但男性员工没有休产假带小孩的问题,用人单位肯定还是会优先用男的。”
　　高富强也反对这种说法,“如果一名妇女必须很优秀,才能和一个平庸的男性一样,获得一个录取的机会,这本身就不公平。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具体的政策就要填补这个不公平的坑。偷懒的女员工现实中当然有,但是,男性既然不会怀孕,就要最大限度地理解同情,而不是简单地指责。况且,绝大多数孕妇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的。”
　　对于生育成本,三位专家表示,现在生育的成本多由女性承担,这对女性是不公平的。生育是具有公共属性的,成本当然应该由全社会共同分担。
　　对于生育二孩,很多女性都采取谨慎态度。因为尽管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因生育导致的重病、死亡已经大幅减少,但其高成本高风险依旧是女性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也有评论认为,不想生就不生咯,自己的肚子自己做不了主吗?
　　高富强则表示,仍然有不少女性认为生育是一个女人最大的价值,于是即使身体不适合生育,也要拿生命做赌注。女权主义其实就是要告诉妇女,生育与生命相比,着实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如果真心喜欢孩子,那么不一定非要与自己有血缘关系。
　　2015年热播的日本电视剧《问题餐厅》中,女主角的朋友在公司遭到了男上司严重的性别侮辱后被迫离职,有人说:“去起诉他们不就好了。”一位女律师回应道:“(日本)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男女比例,大约是男性85%女性15%,在这样的情况下,性骚扰、猥亵和施暴的审判中,女性受害者会遭受些什么,去补补知识再来说话吧。”
　　用制度和法律打造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依然任重道远,请让这个梦想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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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生育成本该由谁来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与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这四个社会保险的险种相比，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最少。而且，生育保险的保障对象只有城镇企业的已婚女性职工，没有把广大的乡镇企业、个体经营者以及城乡居民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之内，导致其他人员丧失了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因此，还需要提高生育保险参保率，并逐步实现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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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事，女职工的生育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未来的劳动力，因此，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分担女职工的生育成本。
近日，浙江省政府公布《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中与女职工约定限制结婚、限制生育或者缩减产假等损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
事实上，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也规定：“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然而，侵犯女职工合法生育权益的事情仍时有发生。例如，据媒体近日报道，济南朱女士反映，自己单位规定员工什么时候生二胎有时间表，一年两个人，朱女士被排到了2020年，但由于已接近高龄产妇，朱女士选择去年生孩子，结果被单位罚了两千多块钱和七个月的绩效。
用人单位侵犯女职工合法生育权益，当然是错误的。然而，用人单位也有难处。就以上述朱女士的单位为例，单位里一共25个人，其中17个都是育龄妇女。如果都生孩子了，单位可就没法运转了。
今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据国家卫计委通报，全国已有29个省份修订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98天产假基础上，各地修订后的条例均增加了生育奖励假或延长产假，普遍达到138天至158天，并有男方陪产假或护理假，一般为15天至30天。
延长产假虽然使女职工有更多的时间照料新生婴儿，但也可能会让女性就业面临更大困难。一些女性之所以就业难，很大原因是不少用人单位认为女性结婚以后要怀孕、休产假、哺乳孩子，不如招聘男性节约人力资源成本。虽然男性也享有陪产假，但陪产假的天数远远少于女性休产假的天数。
如果一家企业刚把女职工培训出来，女职工就结婚生孩子，两年后又生二孩，那么这几年对企业来说就增加了雇用女性的成本。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如果女职工的生育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那么企业为了降低人力资源的成本，就会尽量不招聘女性。生育既是一个家庭的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事。女职工的生育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未来的劳动力，因此，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分担女职工的生育成本，这样才能保障男女平等就业的权利。
从政府方面来说，要缓解女职工生育给企业所带来的压力，应该给雇用女职工的企业相应的补贴，或者给予相应的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雇用女职工的比例越高，减税的幅度越大。
从社会方面来说，要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对生育医疗费用实报实销，还包括生育津贴，从而将一部分生育责任从女性身上转移，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与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这四个社会保险的险种相比，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最少。而且，生育保险的保障对象只有城镇企业的已婚女性职工，没有把广大的乡镇企业、个体经营者以及城乡居民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之内，导致其他人员丧失了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权利。因此，还需要提高生育保险参保率，并逐步实现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
作者：何亚福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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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27-生育成本不再个人承担 女职工将享受生育保险
生育成本不再个人承担 女职工将享受生育保险
http://www.　 日　　来源：今晚报
　　为了更好地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保障她们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均衡单位间生育保险费用的负担，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今年下半年天津市将出台《天津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施方案》。
　　天津市从2002年4月起，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生育保险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结合天津市实际，进行了调研测算、草拟方案工作。通过对2001年度相关数据的测算，全市应参保职工223万人，女职工孕期检查费人均778元，平均每名产妇生育医疗费用为4014元。根据当时测算的情况，天津市生育保险的筹资水平初步确定为0.8%。从国家的要求来看，筹资比例是在0.6%至1%之间。为了使生育保险实施方案更加完善，天津市劳动部门将广泛征求妇联、计生委、总工会、财政局及企业主管部门的意见，经过有关部门专家的论证，对生育保险实施方案做进一步修改，使生育保险涉及的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和计划生育费用等生育保险费率和政策与天津实际情况相符。
　　生育保险出台后，所有的用人单位都要按本单位在职职工（包括男、女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保险费。在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范围内，妇女生育成本将不再由妇女个人或仅由其所在单位个体承担，改由社会统筹统一发放。女职工生育期间可以享受到生育生活津贴、生育医疗费和计划生育费等生育保险待遇。（完）（王
（编辑：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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