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孔：再论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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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孔：再论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
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来源：王立胜、裴长洪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魏明孔（图片来自互联网） &作者介绍魏明孔（1956-），甘肃皋兰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经济史研究》社长兼主编，曾任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专家组成员、北京市社科系列高评会委员，兼任武汉大学、河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曾任青海省首届昆仑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柳诒徴史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经济史、区域经济、中古史。出版《隋唐手工业研究》《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西北民族贸易与民族地区经济开发》《西北干旱地区水资源现状与利用:以甘肃省皋兰县西岔镇为调研对象》等，主编《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等，主编完成4100万字由国家委托的《中华大典.工业典》，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学术月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项(其中一项系重点课题)、省部院课题多项，曾获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成果曾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国家图书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社会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学作为严格意义的学科，其研究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程。如果《史记·货殖列传》为标志的“食货之学”开始算起，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历史便已超过2000年，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论文从10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特点作了总结，也7个方面梳理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不但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还将会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关认识和探讨更加深刻，是理论发展和现实实践的需求。经济史话语体系，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继承我国经济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掘丰富的经济史资料的养分和经济史研究的学理积累，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研究理论做出积极的贡献。二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研究范式。三是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评价标准，而这种标准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特殊的资料、理论、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话语权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史体系的构建，无疑对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是有裨益的。关键词：经济史 &话语体系 &学科建设 &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22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中国经济史学是现代中国史学和国际史学及其理论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学与理论经济学、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和重要分支学科，也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其时间断限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所有文明史。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不但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还将会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关认识和探讨更加深刻，是理论发展和现实实践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科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需要经过一个批判性的总结和反思阶段，迎接其经济史理论的时代，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笔者曾经于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适逢其时》的文章，由于篇幅所限，意犹未尽，再加上最近的学习与思考，对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故以此文作为补充，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正。一、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回顾中国经济史学作为严格意义的学科，其研究已经走过100多年的历程。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19世纪晚期从历史学中分野而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原来历史学中有关经济的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和解释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汉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标志的“食货之学”开始算起，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历史便已超过2000年，官修“正史”中几乎都有《食货志》。完成于唐代作为我国“十通”之首的《通典》，内容分为九门，而以《食货典》开其头；宋代以来地方志编纂日新月异，其中“食货”部分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可见中国传统史书中对于经济史记载的重视程度，这无疑使我国史书中有关经济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对经济的论说连绵不断，是我们今天所能继承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近代以来，我国经济史研究曾出现过两个高潮：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年，仁人志士探索中国道路的选择，使得当时经济史研究的实践性和理论针对性非常强，产生了一批至今影响巨大的重要研究成果和重要人物；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至今，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多有曲折，包括在经济学院完全取消了经济史课程，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期，经济史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和纵深发展格局，研究成果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值得一提。目前，中国经济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下面两个方面原因无论如何是不能忽视的。其首要原因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和第二大经济体，日人民币将正式加入SDR，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正在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已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经过数代经济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史学界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产生了一批称誉国内外学林的经济史著名学者。与此相应的是，对中国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史的探讨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关注。二、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特点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学科呈现出稳定发展和多方进步的局面。就整体情况而言，中国经济史学术领域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点：其一，在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学术新作迭出的前提下，与现实中的社会经济生活关系密切的学术问题愈来愈受到重视，在体现学术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科研的现实镜鉴意义，举凡现实中人们关注的问题，在经济史研究中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研究课题，社会热点问题尤其如此。诸如环境生态史、灾荒史、海洋经济史、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三农”问题、经济转型等研究，方兴未艾，势头良好。其二，在防止学术研究碎片化的同时，并不影响学者对经济史问题研究的精细化和深入进行，以有助于整体性认识的精准和提升。细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这些微观问题的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推进，特别是理论方面的提升和长时段研究成果的落实，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三，理论方法上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学术界持续进行多样化尝试的同时，计量研究、量化分析方法得到特别重视，同时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显示出了其特有的学术魅力，百花齐放的原则得到遵循，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倡导的“史无定法”的学术思想已经成为经济史学界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学者的研究主要根据所占有的材料、研究内容和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积累，选择一种或数种研究方法，以求最佳的研究效果。经济史研究方法只有最适应的，而没有最完美的。其四，经济史学界在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建立经济史研究的中国自身的“科学范式”、“话语体系”、学术主体性等思考和探索方兴未艾，不少学者正对此进行不懈的探索，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国经济史学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史学会的团体会员，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史学会年会上越来越活跃，我国经济史学的著名学者李伯重教授、马敏教授先后担任世界经济史学会的执行委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世界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史学者，也主动与中国学者交流和联系，在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考察与研究工作。经济史学界的这种国际联系与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其五，经济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以及出版，呈现良好势头，这一方面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正是由于大量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这为文献数据化的进展、专题数据库的建立，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也为一些课题进行量化研究创造了条件。我们知道，经济史研究的前提是资料的占有，经济史资料的大量整理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就目前经济史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出版情况来看，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其六，经济史教学和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2015年、2016年连续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就加强理论经济学中的经济史科研和教学工作，进行了专门讨论，呼吁在经济学院恢复经济史课程的设置。与此同时，一些单位率先成立经济史学教学机构，其中有如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先后成立经济史学系，已经收到非常好的社会效果。经济史科研和教学并重，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也成为经济学院今后发展的趋势。同时，经济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历史学院也得到了重视。经济学中的历史（理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中经济（历史学的经济史）相得益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其七，一些中青年经济史学工作者脱颖而出，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特别是近年来从国外学有所成的年轻学者不断补充国内经济史学界，这样使得中国经济史学界后继有人。培养年轻学者，为其成长积极创造条件，是经济史研究团队的共同做法，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和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加强，为经济史后备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还积极与国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经济史人才。一些单位还采取强有力引进年轻学者的措施，保证了研究队伍的年轻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兄弟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史博士后论坛已经举办了两届，第三届正在积极筹备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培养青年经济史学者、为年轻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意义重大。&其八，经济史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一些学校和学院在经费、人才引进等方面积极支持经济史团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较高声望的中老年经济学家，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史，甚至有德高望重的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工作。如此重量级学者重视经济史研究，无疑对于活跃经济史研究意义深远。其九，经济史研究机构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先后成立的经济史研究所、研究院、研究中心以及研究室等不下40家，这些研究机构往往成为经济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中一些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国内外经济史研究的重镇。这些重要的研究机构中，已经产生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史研究学派。其十，中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学科平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杂志的先后创刊，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设有关经济史研究的栏目，这为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发布提供了重要的阵地；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相继成立，为经济史学者的联系和沟通提供了平台；各单位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经济史研讨会，为经济史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三、中国经济史学科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从上面列举的十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史研究特色明显，成果斐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当然也会影响到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概言之，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点：一是经济史批评或评论，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我们知道，学术评论或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方面，通过评论或批评，使得研究更加深入，使得研究更加接近真实或真理。现在学术界的现状是，对论著的评价多系介绍性、扶持性或炒作性的，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讨论者可谓凤毛麟角。据我们的初步研究，现在的经济史评论基本上属于学生对老师歌颂的，或者老师对学生延誉者，以及同事或同行相互吹捧者，或者是出版单位或媒体的炒作。一读书评，全是“具有拓荒性质的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系该领域研究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等溢美之辞。等找到原著一读，很是令人失望，书评与原著的实际价值相差甚远。如此，现在学术界对于书评的评价不高，是有原因的。还有一种现象是，一些批评或评论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系对作者进行的人身攻击，也是不健康的。以至于诸如《中国经济史研究》这样的专业性期刊，不得已尽量不登书评之类的文章，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少有学理性强的书评。当然，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有一个客观原因，这就是在现在的成果考核中，一般不将书评视作科研成果。这种现实非常不利于学科发展，实际上写出好的学科综述或书评，是颇费功夫的，其学术贡献不可小觑。在这里，我们呼吁专家学者撰写学术性强的经济史批评或评论文章，以推动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同时也希望有个部门给有分量的学术评论或批评的文章，给予应有之评价。我们提倡的是，评论、批评应该是学理的评论和批评，具有推动学术研究、鞭挞学术不正之风、净化学术环境之功能。二是对一些外来理论和方法了解不够，消化不良乃至囫囵吞枣的现象存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思潮开始渗透到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青年学者群中似渐有流行之势。对于这样一种发端于西方的后现代思潮，或全盘移植，或只是冷眼旁观，实际上都是对其缺乏真正的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体现出对传统经济史理论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国际前沿分析方法的探索。源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后现代思潮”及其方法，不可能“解救”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外来理论或研究方法，需要认真对待，对其进行消化处理，切忌囫囵吞枣。将国外经济史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中国经济史时，一定要避免或水土不服，或削足适履。同时，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史资料的消化，也需要认真对待，既不赞扬人云亦云的做法，也要反对标新立异，不对史料进行实事求是的解读。三是对于一些研究工具使用值得提倡，但是背离经济史本质的倾向不得不引起注意。我们知道，量化经济史学是经济史研究中方兴未艾的方法之一，其对于活跃经济史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不得不引起重视的争议。量化分析本身有一些明显的优势，比如其擅长多变量分析，不仅能深入理解各种因素的变迁与彼此的关系，还能兼顾所有个体的影响与权重，避免选材时的疏漏与偏废。但是有些量化研究的成果，过分追求模型，对于数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关注不够甚至熟视无睹，已经背离了经济史研究的主旨，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为模型而模型”，“为量化而量化”。也有一些量化研究的论著，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最终推导出一个非常浅显的常识性结论。这些都是不可取的。经济史研究方法需要百花齐放，主要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占有的史料情况，来确定采取比较合适的一种或数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史无定法”，就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因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包括了具有不同涵义和不同层次的三种内容，即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包括解释、求证和推理方法）以及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在一些研究方式在鼓励和提倡的同时，也要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有清醒的认识，警惕将量化经济史视作最重要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乃至唯一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同时我们也不赞成对量化经济史研究完全持否定态度。四是经济史研究中对于经济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探讨注意不够。在一些论著中，学者根据资料和数据得出的结论，往往经不起推敲，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了解的不够甚至熟视无睹，就事论事，使得其结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甚至与实际情况相反。对于这一方面的倾向，有必要在这里提倡读最基本的书、关注最基本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尽量发掘资料，使用适合研究对象的理论和方法，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经济史资料的增加，无疑是深化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或前提，而对经济史资料的甄别和利用显得特别重要，但是，“食古不化”绝非经济史学界的个别现象，个别论著只是对资料进行简单的归类和整理，没有下功夫进行消化研究，没有搞清楚新资料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及其与已有资料之间的关系。读书“贵在得间”是经济史研究所不能忽视的，甘心坐冷板凳对于经济史研究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五是对于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甄别特别是消化不够。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基础是一手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有的论著只是根据一些新的资料，就对事关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质疑，甚至动辄说要改写历史，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足取的。对于新资料的利用，一定要采取审慎的科学态度，不能够认为只要是新资料就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经济史资料的甄别和消化显得特别重要。经济史学界前辈提倡的，占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的严肃态度，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六是对长时段的研究远远不够，理论方面的突破是一个明显的瓶颈。随着经济史资料的大量整理出版，个案研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容易上手且能够尽快取得成果的选择，这样的结果是难能避免碎片化倾向，就事论事，没有学术研究中的大局观和长时段的意识。这样，经济史研究中的理论突破，是很难做到的。经济史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社会和学术界均呼唤具有理论高度的经济史通史和分量重的学术专著。经济史作为与现实经济不可分开的学科，我们既需要对一些改变形象和问题进行研究，更需要对历史上的经济过程、经济方向进行长时段、大背景的探讨，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经验教训。七是个别研究成果不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学术创新性严重不够。现在经济史学界炒冷饭的情况时有发生，抄袭之风也没有完全杜绝，拼凑急就章也大有人在。有的学者对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过评价，数量上是井喷式的增加，而有分量尤其传世的精品论著却显得少而又少。上面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几点总结，可能不全面也不准确，却可以反映出中国经济史学科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并努力克服，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颇有裨益。四、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适逢其时学者们对经济史学“史无定法”理论的弘扬，对计量方法、GDP研究等的重视和前沿性探索，对于我国传统经济史学优良学风的继承，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史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和借鉴，对于其他学科研究工具的借用，均有助于构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国式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随着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一些学者提出要终结“中国人简单化地学习西方的时代”，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标准，推动从“主权性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的学术发展道路。这是具有学术战略眼光的构想，值得我们重视。今天我们关于“话语体系”的讨论，也正是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中国经济史学出现伊始，本身就是国际经济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话语体系也与国际经济史学相一致。中国经济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1949年以前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或考据）史学，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多元史学，从而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学者强调，如果充分利用国际学术环境提供的资源并发扬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优势，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必将对国际主流学术作出积极的贡献，从而在国际主流学术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史研究势必要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历史的短期考察与中长期考察相结合，对历史上经济突变因素与渐变因素的考察相结合，同时要求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要深植于我国本土的肥沃土壤。经济史研究，或者提出新问题，或者阐述新观点，或者运用了新方法，或者发掘了新资料，在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突出学术创新。当然，不论是宏观巨著还是微观研究，均应当具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和理论高度。学术规范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学术创新则是经济史研究的生命之所在。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对于经济史学科来说缺一不可。关注现实社会经济，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对“五朵金花”的讨论，以至今天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无不如此。我国历史上的经济转型，涉及到古代、近代和当代。经济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或过程，其转型的社会环境是否良好、转型条件是否具备、转型决策是否得当、配套措施是否完善等，均是经济转型能否得以完成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深远且直接。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且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有其独特的历史起点，其发展进程也受到了所谓“路径依赖”的影响，中国道路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逻辑和历史依据。即便如此，中国社会经济史先后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包括商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唐宋变革以及近现代变革。其中近现代变革既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更是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因而经历了三次艰难选择，包括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的选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抉择。中国正是沿着自己的历史轨道通过这一系列变革和选择，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鉴古知今，中国特色，在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史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站在观察现实经济问题的视角，紧扣时代脉搏，瞄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是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史学者的重任。当前，我们正在积极构建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而话语权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中国有五千余年文明史，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当然也应该认真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论、研究工具以及经验教训等，才能够使我国的学术界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中国经济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中国经济学想要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从史学中吸收养分，而经济史正是经济学的源。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相对于我国经济实践的取得的卓著成就，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严重滞后是人人皆知的。中国经济学界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用欧美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和发展趋势，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隔靴搔痒之嫌。这无疑是缺乏民族自信和理论自信的表现，是对中国经济史缺乏了解的表现。要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学理论严重滞后的不匹配现象，深入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史，不失为一条把有效的途径之一。中国经济史理论和方法，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以我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拷贝国外理论在向中国理论模式、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过渡。经济史理论和方法在不断向国外学习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发掘我们传统的经济史理论和方法，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史话语体系，才会在世界学术界有更多的话语权，历史早就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史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和发展趋势的理论阐述，离不开对中国经济史的了解。五、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设想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涉及到的内容非常之多，但是，笔者认为当下主要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继承我国经济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掘丰富的经济史资料的养分和经济史研究的学理积累，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研究理论做出积极的贡献。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度，对经济的记载内容丰富，以“食货”为代表的经济史理论和资料，是我们丰厚的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经济史研究，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二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研究范式。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遵循学术规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是该学科内在特点的需要，是中国经济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所在。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既有依据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特点，又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工具，包括认真汲取和借鉴国外经济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范式为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所遵循，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所认可。三是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特殊的资料、理论、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应该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标准是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或者核心内容，其要立足本土，在此基础上兼容并蓄。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的标准，需要中国学者作为主体参与其中，同时吸收国际相关学者的积极参与。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学者要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占有丰富的经济史资料、具有国际学术眼光，追踪世界学术前沿，具有国际认可度的学术水准。在这一方面，开展立足经济史学科的学术评论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努力创建经济史学术批评和思想争鸣的平台，引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潮流和发展方向。中国经济史学科是一个交叉学科，其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仅只是经济史学科的需要，而且对于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均有一定的推动意义。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史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而体系构建成后则意味着保守，意味着需要突破或发展，需要开放，需要不断创新。经济史就是一个愈久弥新的学科，经济史话语体系的构建绝非一劳永逸，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不断与世界经济史学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永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非固步自封的封闭式系统。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话语权，既是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必然体现，同时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史国际学术地位的迫切要求。要构建科学而有“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于经济史研究。这需要我们中国经济史学界人的理论自觉与自信。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既然中国经济史是中国经济的源，那么，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意义则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话语权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史体系的构建，无疑对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是有裨益的。参考文献：陈争平：《经济史研究若干基本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经济观察报》。杜恂诚、李晋：《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高文杰：《历史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转型——16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姜锡东：《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新境界》，《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蒋清宏：《浊源与清流：经济史学与经济学辩证关系初探》，《社会科学评论》2012年第1期。蒋清宏：《“失范”与“规范”：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约束机制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雷家琼：《构建量化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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