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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业力量
　　热带与温带农民在冬天携手的同时，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国珠三角地区却又现“民工荒”。与以前的季度性缺工不同，当下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短缺，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是“刘易斯转折”的一个证据。农业的经济价值在转折中提升的过程里，传统的农业资本和非农业资本开始大举投资中国农村
　　记者 吴金勇 周烨彬
　　热闹的土地
　　几十年罕见的低温笼罩着中国广袤土地，新年钟声后，地处温带的中国9亿农民在静默中等来了日，此刻处于亚热带地区的东盟10国3亿农民也在期待中渡过了这一历史时刻。&
　　这一天，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同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是一场温带农业与热带农业的互补还是对决呢？“这个自贸区是双赢的制度性安排，通过扩大市场准入、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实现双方对经济一体化效益的共享。”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1月7日在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庆祝仪式上这样对公众强调。作为回应，东盟副秘书长孙达姆也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将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其一体化进程和水平非常深远和广阔，中国和东盟都将从中获益。”
　　两人话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温带与热带之间的对决并不存在，自由贸易区更大的作用是贸易创造而不是贸易转移。泰国和越南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米输出国，水稻产业比较优势突出，缅甸、老挝、柬埔寨也有着良好的农业基础，也许他们未来会成为中国更重要的粮食进口来源；而中国的温带农作物玉米、小麦及水果和蔬菜上的优势也是东盟10国所不具备的。
　　与热带的贸易交换，带动了国内相关作物的投资浪潮。去年10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签署项目框架合作协议，决定在广西建立“袁隆平东盟农业科技博览园”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东盟分中心”项目，并打算让“中国超级水稻”走向东盟。
　　“在提高种植业专业化水平上，水稻我们抓超级稻，玉米重点推广‘迪卡007’、‘迪卡008’，这样我们粮食产量可以比过去提高10%―30%。”这是广西农业厅厅长张明沛的粮食算盘。迪卡系列是世界领先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全球最大种子公司孟山都在广西推广了8年的玉米新品种，其抗旱耐瘠、优质、稳产、高产特点，弥补了广西抗旱耐瘠玉米品种的空白。
　　“显然是贸易促成了这些变化，也提升了中国农业的竞争力。30年前中国像个孤岛，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较封闭的经济体，如今则已经成为全球农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1月7日，全球粮食巨头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安博泰在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说，“以前我们公司很少谈到中国，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部分，甚至中国已经可以影响全球多种农产品的价格了。”
　　热带与温带农民在冬天携手的同时，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国珠三角地区却又现“民工荒”。200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复苏，纷至沓来的订单让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倍感“招工难”，除非工资上涨一倍，许多企业主似乎已经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与以前劳动力无限供o的情况不同，当下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从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短缺，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是刘易斯转折的第一个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对《商务周刊》说。
　　在经济学上，当非农业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超过农业中产生剩余劳动力的速度，非农部门工资上升时，就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第一转折点的基础上，对二元经济的进一步转换，终将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二元经济结构被单一经济结构所取代，这是“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在过去的年代，中国的乡村生活被外国人描绘成远离尘世，农民赶着水牛，穿过一块块分割整齐的稻田；乡村工人拖着疲惫的身躯，顶着落日余晖，从狄更斯式的工厂里下班回家……这幕田园牧歌的背后，是多少年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因为劳动产出率和经济增加值过低而被工业、房地产等第二、第三产业轻易夺取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资源的边缘化命运。
　　如今的中国正在由“刘易斯第一转折”向“第二转折”迈进，这对于农村经济意味着什么呢？“是农业边际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都阳认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意味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或者说实施农业保护的条件成熟了。”
　　流向农村的资本
　　意识到这一点的不仅是政府，还包括那些商业时代的主人翁们。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指出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同时，“工业反哺农业”、“现代农业”、“可持续农业”和“经营一体化农业”等概念在中央文件中出现。与此前的“三农政策”相比，建设新农村的方针更侧重于从根本上调整城市和农村之间、非农业产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格局，推进经济和社会资源从城市和非农业产业向农村和农业产业流动。让农业更赚钱，让农民更有钱，让农村更和谐，被认为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2006年1月起，中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此后国家出台的政策越来越集中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提供与城市相当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土地在流转，基础设施在重建，福利在增加……农业生产边际效率的提高同样意味着农业收益的上升。“尽管谈不上是高收益，但中国农业确实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增长的时期，会有越来越大的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安博泰说。
　　这种趋势已经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过去几年，不仅嘉吉、孟山都、先正达、先锋良种等传统跨国农业公司在中国调整了战略，诸多国内外的非农资本也在大举进入农业领域。华尔街大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已成功投资国内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房地产和钢铁大亨郭广昌的复星集团1.6亿元战略投资江西国鸿进入养殖业，互联网企业家丁磊也宣布投资建设猪场，原本从事掌上电脑销售代理的吴子申，则在内蒙古创建永业集团，进入植物、动物营养品的制造、销售，并开始了更具革命性的农业科技服务和城乡农业产业链整合的商业模式创新。
　　成立仅仅6年的永业集团奇迹般的腾飞故事，在我们的概念中原本仅出现于互联网、通信、新能源等朝阳产业。但这家出身内蒙古腹地的农业公司，以一种农资产品“生命素”为起点，通过构建农技服务“连锁店”、打通城乡农产品产业链条，为改变中国农业经济形态、改造农村与城市商业分工、改善农民在资源分配中的传统弱势地位，开创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诸多可能。逆市获得华尔街的追捧，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走向农村的资本，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率的空前提升，更使农业获得了实现与互联网、高科技同样的高增加值的可能。“刘易斯转折的条件与中国农业逐渐体现出的整合优势在此阶段相遇。对中国农业而言，这是利用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的一次契机。”都阳分析到。
　　通常来说，中国的资源禀赋大都偏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而不是土地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包括稻、小麦、玉米，棉花等，这些产品生产因耕地规模限制，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较高，中国国内资源的机会成本高于国际市场，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畜产品、设施农业，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大高于中国国内市场价格，国内生产具有较高的社会净收益和出口效益，在生产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事实上，2000年后，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使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向主产区集中，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提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从种植业内部看，水稻、玉米、小麦这三种主要作物既因国家要求各地区自给自足，又由于其最不具有比较优势，在1990年代的地区分工水平呈下降趋势。
　　“这是比较优势的理论，在全球的贸易体系里，如果甲国擅长A农产品，那么就应该出口更多该农产品；如果乙国擅长B农产品，那么甲国就应该更多的进口B产品。这是较理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安博泰说，“但从全球来看，中国是水稻、小麦等产品的最大生产商，虽然是土地密集型，但中国的气候和土地特性更加适合种植这些农产品。中国也擅长玉米、虽然不是顶尖生产国家，但我认为中国很有潜力。”
　　进入21世纪后，这些农产品的分工水平提高很快，特别是玉米。跨国公司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业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目前世界上能够满足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的真正有效技术只有四种：农机技术的自动化、现代化，包括灌溉技术；利用肥料；作物保护的化学品；优良品种。近几年，这些都在中国被更广泛地使用。” 世界领先农业科技企业瑞士先正达公司全球研发总监Alejandro Aruffo博士对《商务周刊》说。
　　2006年，美国先锋良种有限公司率先在中国农民中推广玉米单粒种植法，所有种子按亩需粒数出售，一穴一粒，出芽率达到95%以上，满足芽率、芽势、纯度三个方面的指标要求。同时，该公司还采取了每台贴补1000元方式大力向农民推广“气吸式播种机”。
　　2003年，嘉吉参股吉林松原地区最大的玉米深加工企业之一华润赛力事达玉米有限公司，这一商业行为的背后逻辑是，松原农民从种植腊质玉米到使用化肥，再到销售玉米的各个环节，都被嘉吉重新组织连接起来了。未来，跨国公司引导中国种植业规模化经营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因为中国正尝试农村土地流转，让更多的农户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商业系统。从嘉吉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农民组成一个经济合作组织，那么他们也就更能接近高科技、农业融资和风险管理。
　　“尽管我不认为中国农业进入了高增长的阶段，但现在它确实变得良性和可持续的发展了。”安博泰对《商务周刊》说。
　　农业也有商业模式创新
　　在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业专业化水平得到不断提升的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也出现了新迹象。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设施农业生产大国，面积和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其中面积约占世界的90%。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国共有设施蔬菜5020万亩，节能日光温室854万亩，设施蔬菜总产量1.68亿吨，占全国蔬菜产量的25%，设施农业年产值达到3000多亿元。据测算，中国设施农业栽培吸纳劳动力6000多万人，加上产前、产后共吸纳劳动力近1亿人。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密集型农业转移出来。
　　产业集中度较低的另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养殖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在增加。以养猪为例，根据国家农业部统计，2000年以前，年出栏5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比例仅有23.1%，绝大多数生猪为农民散户养殖。如此低的产业集中，吸引了高盛、网易、复星等非农业资本的青睐，这也促使了该产业出现了资本密集型发展的趋向。到2008年，年出栏5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比例已经突破50%。
　　在传统概念中，农业科技推广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除了政府外，个人和私营部门不愿生产和供给，也因此，农技推广在过去的20年处于不断弱化的状态。但今天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尤其是新品种、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也提出了新需求，以永业集团为代表的公司及私人资本已经在积极介入。
　　日，美国东部大雪。“铺天盖地的雪片几乎是追着飞机落下来的，如果晚起飞10分钟，我就得在纽约多待上三天。”永业集团董事长吴子申对《商务周刊》描述到。此前的一天，吴子申和他团队刚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完成开盘敲钟仪式，华尔街秀场的荣耀和公开募集到的7000万美元，都没能让他有心思在美国多待一天，因为中国农村的广大乡镇也同样在经历着冰雪，那里需要永业集团的产品和服务。
　　12月下旬，甘肃武威普降大雪，气温一度低至零下10度，永业科技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依然每天到田间地头巡视，查看施用了“永业生命素”的农作物耐寒情况。每天的产品销量和服务质量，都通过互联网传到永业集团北京总部，这是吴子申每天下班前必须了解的重要数据之一。
　　永业科技服务站是深入到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农业技术服务站，永业招募的数千名大学毕业生，在这里一方面是将永业的科技产品和专利技术提供给农民，指导他们进行种植和养殖，生产出高产量、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健康安全的农产品；另一方面，他们还担负着向农民普及农业技术、病虫害防治等知识和专业指导的任务。吴子申设立了“永业农技服务基金”，用于支持当地农户的科技知识普及讲座，购买农业科技图书，并扶持农业致富带头人。这个已经发展到8000家的毛细血管网络还计划组织农民成立经济实体，打通农产品的城乡渠道，开展各项城乡合作实验，从市场和销售的角度帮助农民降低风险和提升收入，在产品和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做农民的“农业经纪人”。
　　“我们把农户视为一个经营性的企业，能让他们赚到钱，就是永业的成功。”吴子申这样解释他们的服务创新和产业链整合。
　　与永业一样在悄悄改变农民身份还有世界最大的玉米种子商美国先锋良种有限公司。2009年9月，先锋良种在中国大面积推广GRM(Grow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即农户关系管理系统。通过向每一个农户发放农户卡，从经销商、零售商的电脑网络终端搜集农户的生产需求信息，用数字化方式第一时间全面掌握市场营运状况，先锋公司希望，到今年6月，全国将有100名经销商、1500名零售商和100万农户参与其中。整个系统一旦全面运行，将积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种植数据和信息，便于农户参加各类培训活动，同时农民还可通过手机及其他终端定向接受优良种子及农情信息，据此以最快速度调整生产计划。
　　在先锋良种的眼中，农民就是客户。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安博泰对此表示赞赏。“这样的事例在国外也有，不仅从农民转变为企业主，还有许多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入股到农业公司，这样他们就成了股东。”他说，“这种现象在中国会越来越多，中国农民将因此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因为他们真正融入到了整个社会的商业脉动之中。”
　　永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试验
　　在永业的利益共同体链条上，厂家、经销商和农户的关系，不是我卖你买的B2C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B2B关系
　　记者 吴金勇
　　如果你在2009年买了永业国际(Yongye International)的股票，结果会是什么呢？425%的回报。”2009年的最后一天，美国知名理财网站“The Motley Fool”刊出了蒂姆?汉森(Tim Hanson)的文章《新年第一号投资秘籍》(The New Year's No. 1 Investing Tip)。汉森是Motley Fool的全球收益顾问，也是股神沃伦?巴菲特任董事长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
　　汉森在他的秘籍中炫耀了他的投资策略：“从2008年末至今，整个股票市场已经跌了近50%，许多来自新兴市场的股票甚至跌得更惨，这给了我们一个错觉。当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时，意识到我只用了10%的资金投资了新兴市场国家。事实上，我本应非常信任中国、印度、巴西，他们在2009年引领着世界进入经济恢复期。中国有更高的储蓄率，印度有更年轻的人口基础，巴西则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于是我做出了新选择，重新配置了投资组合，我卖了一些美国股票，买了更多生机盎然的新兴市场的公司股票，如墨西哥的美洲电信公司、拉美第一大电子商务网站Mercadolibre公司、中国消防安全集团(China Fire & Security)，还有一个就是永业国际(Yongye International)。当你们看看过去一年这几家公司给我们带来的回报，就会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决定了：墨西哥美洲电信公司的回报率为55%、中国消防安全集团为103%、 Mercadolibre公司为217%，而永业国际则是425%。”
　　“新的一年里，这些组合仍将为我们所关注。”蒂姆?汉森非常自信地这样认为。短短几天，汉森秘籍传遍了美国各大投资理财网站。许多美国投资人也在迎合他的说法，因为他们和汉森一样参与并见证了日永业国际转入主板的敲钟仪式。当天流通盘只有3300多万股的永业成交量高达680万股。
　　境内境外的融资
　　12月16日，作为“中国领先的植物、动物营养产品研发、制造和分销商”，永业国际的董事长吴子申带领他的团队从美国西海岸出发开始路演，洛杉矶、圣地亚哥、西雅图、盐湖城、底特律、波士顿，最后在纽约结束。
　　17日晚间，永业在纽约Grand Hyatt酒店召开酒会，高盛、毕马威等许多知名国际投行、中介机构和基金公司出席。席间嘉吉集团旗下的黑河基金作为投资人代表送给吴子申一个铜制小钟。这个礼物吴子申非常喜欢，因为它是永业私募阶段商业成功的一个见证。黑河基金2008年就投资了永业国际，过去一年多时间，它的投资回报达到5倍以上。“明天将是永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吴子申在致辞中说，“我们实现了在世界级的平台运营的机会，为此我们要感谢股东、员工和为我们成长和取得成功做出卓越贡献的顾问。”
　　美国东部时间12月18日上午9点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的电视墙上同时闪现永业的LOGO。吴子申及永业董事会成员、永业管理团队、投资人代表、第三方服务机构代表20多人一起在交易所大厅见证了钟声响起的时刻。在接过代表纳斯达克上市的水晶杯后，吴子申送给纳斯达克副总裁一把来自中国内蒙古的马头琴。美国CNBC、CNN和布隆博格等财经频道都对敲钟仪式做了现场报道。
　　随后，吴子申做了简短的演讲：“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今天能够站在这个殿堂上，我代表的不仅是我自己，还有永业的全体员工，以及9亿中国农民。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永业的模式可以提高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帮助农民尽快致富，同时可以让人们获得健康。这样的产业会有长期的上升空间，我相信永业不会辜负投资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会在遵守国际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快速发展，用实际行动回报股东对我们的信任。”
　　当天，永业以7.5美元价格公开发行了800万股，扣除费用后实募资金额为5630万美元，同时永业还授权承销商30天内有120万股的超额配股权。最终永业本次的公开募集资金额约7000万美元。
　　这是这家来自中国内蒙古的农业企业第4次从美国华尔街融到资金。从2003年永业公司成立开始，吴子申对于公司在国内外获得的每一笔融资都记忆犹新。他对《商务周刊》感慨说：“资金对于中国的中小企业来说，真的比血液还珍贵。”
　　2003年，原来从事掌上电脑(PDA)代理销售的吴子申注册成立了永业公司，将全部家当2000万元投资到了阿拉善盟敖伦布拉格镇的沙产业中，通过种植梭梭木，从该作物根部获得名贵中药肉苁蓉。公司先是平整沙地，然后是修路、建酒店，2000万元基本所剩无几了，此时吴子申才发现50万亩沙地的生物链早已被破坏了，原有的梭梭木根部已不再生长肉苁蓉，新栽的梭梭木长势也不旺。50万亩沙地种植园苦盼后继资金，否则只能放弃。然而，2004年4月全国开始宏观调控，之前银行承诺的2000万元贷款落空。
　　在永业面临倒闭的时刻，吴子申想起2001年时听内蒙古化工研究院副院长高静提到过一种叶面肥，能让农作物生长旺盛并增产。于是吴把产品找来，喷在了沙漠中的梭梭木、苦豆子、白刺叶子上。十几天后，奇迹出现了，在干旱的沙漠里，这些植物开始茁壮生长。此后，永业集团组织团队进一步深入研发这种叶面肥，并将之命名为“永业生命素”。
　　吴子申对公司的发展战略也做了重大调整，决定将“永业生命素”量产并市场化。这是一次对胆识和融资能力的考验。他将公司全部资产在呼和浩特商业银行做了抵押，贷款1000万元。日，首批300万元到账，同年12月29日投产生命素的主要原料黄腐殖酸，2005年生命素正式上市。对这一段，永业集团的大事记中写到：“2004年9月呼市商业银行向永业提供300万元贷款，令永业绝处逢生。”
　　“尽管钱不多，但呼和浩特商业银行是第一个支持永业发展农业的银行，至今我都非常感谢它。”吴子申说，“中国的商业银行总是把经营安全放在第一位，他们不太关注项目的实际价值，更看重资产抵押。”
　　2007年4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分行给永业提供了4000万元科技贷款，农发行支持的理由是，永业加工生产利用现代生物技术高度提纯的专利产品黄腐殖酸、植物生命素产品，可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将丰富的褐煤风化煤资源加工转化增值。农发行对永业的快速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两年多来，永业一直与农发行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永业集团目前是农发行400个金牌客户之一。
　　然而，永业的模式是需要大资金推动的。因为他们的生产特点是，每年7个半月集中生产，两个半月销售。这就要求企业的一半资金要压在库存上，同时扩大产能和开拓市场也需要大量资金。在企业没有知名度和规模的时候，除了抵押贷款，银行不会提供别的什么融资工具。巨大的资金压力让吴子申把目光投向了海外资本市场。
　　为什么没考虑国内A股或创业板市场呢？面对这样的提问，吴子申只是一脸苦笑，走向华尔街显然是个无奈之举。2008年初，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之际，吴子申生平第一次来到美国。幸运的是，尽管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永业的模式和吴子申的创富故事却吸引了美国的投资者。日，摩根大通正式公布了将收购贝尔斯登的公告，20天后，永业集团下属子公司永业农丰即在美国纳斯达克OTCBB成功上市，融资1000万美元；9月17日，百年老店雷曼兄弟在华尔街的暴风雨中轰然倒地的当天，永业农丰再次融资935万美元；2009年5月，永业农丰再获融资近1000万美元。当年9月3日，永业已正式从柜台交易转入纳斯达克主板市场。
　　前三次私募加上本次的公开募股，两年多时间里，永业已经从华尔街募得1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或即将用于收购煤炭资源、建设新的工厂以及加快营销体系的扩张。
　　从城市到农村
　　从华尔街的鲜花美酒中回到茫茫戈壁，吴子申试图让自己淡定下来。“回过头看，在华尔街募集到资金也并不意味着永业成功了，我们只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他说，“这一步的实现又得益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如果没有这个大背景，一切都谈不上。”
　　吴子申所说的这个大背景之一就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着重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中国早期的工业和城市发展是依赖于农业剩余价值的积累和转移，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策略仍在延续，直到2005年、2006年左右。按照世界银行新调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0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501美元，与1980年的525美元比年均增长率为8.6%。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产出比例不断下降，农村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也大大降低。这种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结构的变化，为中国经济政策从掠夺农业阶段进入保护农业阶段创造了条件。此时中国农村市场的投资收益率和商业机会也开始逐步提升。
　　当然，吴子申当年从在城市销售PDA赚到第一桶金后转行进入农业领域时，并没有想这么多。“当时主要是为了资金安全，做PDA的销售代理挣的都是血汗钱，有了一些积累后，我就想选择一个安全的行业，别把钱亏了就行。正好一个山西亲戚提出可以在恒山一带种植北芪，这是一个投资回报周期需要七八年的产业，我觉得挺安全的。”吴子申说。
　　后来，他想以这个项目为基础做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于是又成立了研发中心进军治沙项目，然后钱越投越多，直到2000万元都投到了阿拉善。此后如上文所述，永业生命素这个产品适时出现了。而做产品营销，正是吴子申多年在城市市场摸爬滚打中练就的“绝技”。
　　任何成功的营销，基础都是产品的质量和效果。永业要营销生命素，首先就得验证产品的可靠性。吴子申的方法是从实验室到市场，从市场再转到工厂，工厂再到扩大了的市场。“如此反复验证，差不多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吴子申说，“在农业上实验、示范、推广，这三个环节每个完成就需要一年时间，这是农业的规律。”
　　在产品验证中，永业先在最终端免费建样板田，用对照实验来说服农民和经销商。于是他们在江苏做水稻试验，在新疆做棉花、辣椒试验。试验结果是江苏大面积水稻田的产量奇迹般的增长了20.21%。
　　样板田做好后，就是做样板市场。2007年12月，永业组成一支22人的销售团队，按照一套“5+1”的市场推广方案，在河北乐亭县展开了一场经典的农资产品促销战。第一步，先做深入的市场调查。到达乐亭的第二天，销售人员就带着调查表分头进村，对每个重点村的种植结构、农户情况、销售网点等详细登记；同时，与选中的种植能手商谈建样板田，对方同意后，就开始操作，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开发销售网点，样板田只需7天便可见效，永业人员就带着筛选出来的各个农资店老板前来看样板田，谈独家授权经销，并对授权销售网点进行统一的店面装修。
　　当授权网点发展到40多家时，攻坚战进入第四步：广告宣传。永业生命素的广告在乐亭电视台一亮相就铺天盖地，经销商们一看心里非常高兴，公司在帮着他们推广。接着永业开始实施第五步：集市促销和村级会议促销。三四个月后，永业生命素在乐亭县一炮而红，农户无不知道永业生命素。2008年3月，农资产品销售进入旺季，永业生命素在乐亭的市场占有率达到60%，到4月份再飙升到80%。
　　厂商―经销商―消费者，这个营销链条可以说是过去20年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产品都采用的一种模式。“永业的模式是结合了原先我自己在城市销售PDA产品的经验，借鉴其他产品的成功与失败案例总结出来，并经过三年市场检验证明了的模式。”吴子申说。
　　据说，吴子申在做“永业生命素”的营销模式时重点研究的两个案例，一是脑白金，二是曾经名噪一时的某品牌叶面肥。四年前，在湖光沙色交相辉映的阿拉善月亮湖畔，吴子申曾与史玉柱交流过从成功到失败再到成功的经验，脑白金的案例给了吴子申很大启示。而那个曾做到年销售额至今仍是天文数字40亿元的叶面肥为什么衰落了？吴的总结是：第一，它的管控体系没跟上，出现了假货；第二，厂家与经销商不是利益共同体，而是博弈关系。
　　吴子申在做PDA销售时，就采用了小区域独家买断经销权和提倡从厂商到客户到用户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如今，吴子申将这些方法运用到生命素的营销体系中，并通过实践来改进和完善。至2009年9月，永业的品牌销售店即永业农丰科技服务站在全国已达7000多家，分布在中国内地的200多个县。这个融技术推广和营销于一体的终端店面，成了永业大农业概念的一个枢纽。
　　农民转身为“小企业”
　　在永业的利益共同体链条上，厂家、经销商和农民不是我卖你买的B2C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B2B关系。“农户本质上是一个小企业，企业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获利，企业主考虑最多的事就应该是怎样用最小的钱赚最大的钱。”但事实上，吴子申说，“过去作为小农企的中国农民很少被这样看待。”
　　用企业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农民种植的过程很接近企业的生产环节。生产前，农民要判断选择种什么品种，这种几乎没有修正机会的赌博式选择决定了农民未来一年的商业成败。在决定种植黄瓜、柿子、西瓜或者小麦、稻谷、玉米之后，农民就要购买原材料，如种子、化肥和其他农资，然后开始长达几个月的生产期。在此过程中，农民不得不独自承担各种自然灾害；收获后，农民还要应对丰收和歉收时的政策调整――这些年，无论丰歉，几乎农民都要面对“卖难”。
　　吴子申总结说：“从产品到货币是惊险的一跃，跃过去了就赚钱，跃不过去就完蛋了。农民为什么穷呢？整体经营过程的脆弱性导致他们往往收不抵支。”
　　从吴子申的角度看，中国农民的经营存在三个问题：买难、卖难和服务难。而“永业生命素”的产品和永业科技服务站的功能正好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难题。过去几年中，使用永业植物生命素可使农作物平均增产10%―35%，不仅可改善作物品质，而且做到早熟晚收，实现高价。而永业科技服务站目前的功能包括：将永业的科技产品和专利技术提供给农民；向农民普及农业技术知识，设立农技服务基金，扶持农业致富带头人；为农民提供病虫害防治方面的知识和专业指导；组织农民成立经济实体，开展各项农业经济合作，从市场和销售的角度替农民降低风险，帮助农民走产业化和规模化的道路。
　　“未来我们的科技服务站不仅向农民提供生命素、化肥、农药等农资，还会出售由永业农业科技示范园提供的优良种子，并在销售种子的同时与农民签订回购订单。回购的优质农产品将由永业科技示范园运作以消费卡和社区店的形式，提供给城市消费者。”吴子申说，“这样，农民、科技服务站、科技园、消费卡或社区店之间就实现了双向产销和可扩展。”他介绍，目前永业的自有农业科技示范园有两家，北京北农科技示范园和内蒙古呼和浩特科技示范园，另外还与6家合作示范园。
　　“这其实是一个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的概念，这个体系涉及农村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定向合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由永业实施从土地到餐桌管控的农产品，显然与当下超市或菜市场中的产品有着本质不同。”吴子申说，“这个大农业概念如果做下去，不仅对股东、公司、农民和中国消费者有利，而且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有效途径。”
　　“永业把服务农村的工作变成员工们的事业梦想”
　　――专访永业集团董事长吴子申
　　《商务周刊》：您在美国的路演和认购的结果是否超出了此前的预期？
　　吴子申：我们的团队是日到的美国，20日从纽约飞回来。两周的路演和公开上市的过程中，日程非常紧张，好在一切都算顺利。在路演中，各家投行和基金公司是否有意购买，他们不会表态，我们也不知情，直到16日那天所有买单才开始汇总，这时我们一看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原本我们去时估计认购额大概也就是6000万美元左右，但事实上达到了1.8亿美元，超额认购了3倍。
　　《商务周刊》：那为什么不定更高的价格、发行更多的股票呢？
　　吴子申：是啊，如果那么做了，我们这次会募集到更多的钱，但事前我们自己是有一个分寸把握的。一方面，作为管理层，我们觉得一次融太多的资金对于股权价值稀释较大，我们觉得目前的定价更会给未来留出更大的上升的空间；另一方面，适宜的价格也会吸引来更好的机构投资者。再说美国也快到圣诞节了，我们也想给美国投资者更多的喜悦。事实上，目前我们股东结构非常好，追求高风险的小基金、小机构很少，大部分是像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老虎基金等这些华尔街的主流机构。
　　以前以私募形式投资过永业的机构，这次我们也给了他们追加投资的机会，当年他们许多机构是1.54美元一股买的，这次7.5美元的价格，他们也毫不犹豫的增持。因为他们对永业更了解，认为公司前景持续看好。
　　《商务周刊》：12月18日您在纳斯达克敲钟时，感觉到这是一种巨大成功了吗？下一步永业集团将如何发展？
　　吴子申：实话实说，作为一家在中国从事农业的小企业来说，能够站在世界级的融资平台上，多少还是有些自豪感的。但话说回来，它也仅说明了永业只是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美国上市并不意味着成功了。永业能够实现这一步，也主要是得益于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的大环境，得益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的“三农”扶持政策。现在国家强调解决“三农问题”，这个思路非常好。从某种角度来看，农业生产就是经营的问题，这是跟农民的思维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取决于企业家的思维模式，农业经营的好坏取决于农民的思维。下一步，我打算联合更多的部门和企业，找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对永业公司来说，这是第四次从美国融到资金，我们会严格按照规定的资金用途，增加原料基地和扩大科技服务站的数量，为股东和公司获取更大的利益。
　　《商务周刊》：据说在美国时有投资者问到永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时，您特意强调了一下您的团队。永业团队中的精英在过去几年是如何帮助公司快速成长的呢？
　　吴子申：2009年4月，永业完成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实现了管理层和执行层的分离。在目前的永业集团，管理团队和执行团队成员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美国的会计总则允许外部的独立董事可以担任执行董事，因此目前永业董事会有7人，其中三个是永业公司的，另外4个是独立董事。永业的三个董事是我、孙陶然和赵强，4个独立董事分别是做过多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邵孝恒、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郭晓川博士、南京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心丹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营养和生物技术教授张日俊。这些人中有金融、农业和畜牧等学科的专家，有从摩根斯坦利和国际著名律师事务所回来的“海归”，也有的在海外多家上市公司当过独立董事。除董事会外，我们营销团队几乎包括了国内一流IT企业、快销品和医药保健品行业的营销精英。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过去几年永业才能实现超越式发展，我们共同创造的商业模式和创富故事才能获得美国投资者和中国农民的认可。
　　《商务周刊》：永业的模式中，有打通中国城乡产品通路的想法，而网易的丁磊不仅有打通城乡产品的想法，他还想最好能让更多的农村人在本乡本土创业，未来永业也会有这个想法吗？
　　吴子申：从目前的中国农业发展阶段来看，这种想法放眼中国还没有人能做成，我们也在尝试，但也不敢说能做到。中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的模式，农村内部需求很少，剩余劳力多，投入产出比小。更重要的是，农村住房、医疗、教育、没法和城市比，我们家的小保姆，来了北京才半年，你让她回老家务农，她绝对不回去的。
　　面对这种情况，永业的做法是打造一个教育体系，我们是把服务农村的工作变成员工们的事业梦想，我们引导大家如何去看待未来。以农业类高校为例，与其他大学比，他们就业相对困难些，永业就先让这些大学生到农村去做社会实践，用他的专业知识去帮助当地农民。如果我们告诉他，你一辈子就在这个地方待着，他马上就跑掉了。我记得有个豫剧叫《朝阳沟》，人人都看朝阳沟美，可是让谁住下都不干。人都有一个梦想，我们就是告诉我们的员工你在这个地方是实习，慢慢的让他们去跟农民亲密接触，让他们了解与他们父母一样的农民是如何辛苦的。当他们用所学到的农学知识、永业生命素高科技产品、永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及服务体系帮助农户致富后，获得农户对他们的真诚尊重，使他们懂得关心和体贴，从爱个体到爱一个群体，然后也许他们服务农村和农民的主动性就大大提升了。这是他们融入永业、认知永业、了解自身社会价值的关键。
　　网易农业：
　　“丁家猪”的比较优势在互联网
　　“绿色养殖＋网上互动＋线下推广”的模式成功后，网易将向全国推广其品质养猪模式
　　记者 吴金勇
　　养猪还是养魔兽？过去的一年，人们争论很多。然而2010新年后第一天上班，来自美国的两个价格让网易CEO丁磊觉得“兽”和“猪”的春天都将到来。1月5日，网易股价上涨4.04美元，报收于41.66美元，涨幅达10.74%。上涨的原因是，市场传言中国新闻出版署和文化部已达成一致，将放行《魔兽世界》。同一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瘦肉猪期货二月合约价达到了65.95美分/磅，四月合约70.45美分/磅，六月合约更是涨到了77.97美分/磅。
　　“始于2007年的这轮上涨周期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去年国内的猪肉价格有些波动，但今年上半年或呈上升趋势。”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褚晓红对《商务周刊》分析。网易农业事业部副总经理周炯也向《商务周刊》证实，按照相关计划，首批“丁家猪”将在今年出栏并供应杭州市场。也就是说，这波上涨趋势，网易的“丁家猪”恰能赶上。
　　本乡人养本土猪
　　两年，猪疫病在全国蔓延，养猪行业利润随之大幅提高。按褚晓红的说法，“2007年开始，在浙江地区养一头商品猪平均已经可以赚300元钱利润了，而此前的几年通常只能赚50―80元”。2008年以来，高额利润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吸引了华尔街大投行高盛公司、美国艾格菲集团及国内的复星集团等知名企业进入养猪行业。尽管丁磊养猪的初衷与高回报无直接关系，但他的这个想法也是2008年形成的。
　　2008年初那场影响整个南中国的雨雪冰冻灾害对丁磊触动很大。大雪隔断了城市与农村的信息流、物流和人流。丁磊琢磨，如果农民能离土不离乡，不必远赴大城市打工，而是在资金和技术的引导下在本地就业，下大气力解决农产品生产流程和质量问题。那么这将是解决中国城乡生产要素和消费需求“二元结构”的可行路径。
　　2008年4月，网易相关团队开始研究农业问题，从国内外寻找相关资料，并做了大量调研，考察了很多项目，其中包括樱桃、火龙果、大米、野猪饲养等等。丁磊本人也数度在国内外考察。“寻找项目的过程中故事特别多，但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养猪。”周炯对《商务周刊》说，“因为中国每年需要消费5亿―6亿头猪，市场很大，同时养猪的产业链相对较长，产业带动更为明显，能解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2009年2月，丁磊在广东“两会”期间宣布了他的养猪想法。此时的丁磊已经对猪产业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说起考察过的猪种如数家珍：“太湖猪产量高，但口感一般，金华‘两头乌’口感很好，但体型有点小。目前我们正在考察的是日本鹿儿岛的黑毛猪。”养殖场定在浙江，采用标准化的生产线养殖模式，喂的都是绿色饲料。
　　据褚晓红介绍，国内养猪数量最多的是河南，但浙江规模化程度非常高，有一批大中型的集约化猪厂，如浙江灯塔种猪(养殖)有限公司、浙江加华种猪有限公司等，主要集中在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因此，网易猪要做到优质优价，浙江肯定是首选，这里靠近长三角经济地区发达地区。”据悉，浙江金华猪肉目前在该地区就卖到30元/斤，销量还很不错。
　　作为宁波人的丁磊当然了解浙江人有悠久的养猪历史。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中，曾发现有举世闻名的“猪纹陶钵”。考古和农业专家对这只猪的图案以及发掘出来的猪骨骼进行分析，认为“河姆渡野猪”处于野猪与驯养猪之间，圈养、放养方式都有。有消息称，网易猪也是采用“圈养＋放养”模式。小猪在30公斤前圈养，等到30公斤后抵抗力强了，就放养以增加猪的活动量。“这些想法都非常好，但这一模式对土地、资金、环境和技术要求都很高。”褚晓红分析，网易在浙江养猪将面临找土地难的问题。因为散养一头猪占地面积为2.5平方米，如果是放养模式，那空间更要大得多，年出栏生猪2万头的规模，至少用地在100亩。在浙江适宜的地区找这么大片的土地很难，即便找到，环境测评这关也难过，因为真要解决“脏、乱、臭”难度很大，如果把养猪场建在荒山荒坡上，水源又很难保证。据说，2008年上市公司浙大网新(600797.SH)也打算养猪，但最终因为难以找到合适土地及通过环评这一关而搁浅。
　　瞄准核心技术
　　“困难都在一一克服，网易投身农业是本着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积极履行企业责任，通过自己的技术优势，力争为少被现代文明关照的传统农业完成信息化、现代化的武装。”周炯说。
　　这样的“高起点”，也要求网易农业每走一步都得扎实。本刊从网易农业获悉，过去的大半年，为了在浙江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找到养猪净土，网易农业的团队上山下乡，把浙江的山山水水几乎跑遍，邀请的专家团队在先期完成了大量包括地质灾害调查、地下水文勘测、土壤条件评估、生物安全测定、交通组织考察和其他饲养条件的综合调查后，虽然目前具体地块尚待最后定夺，但直接否定的地块少说有几十个。
　　网易农业团队在选址时有一套严苛的技术标准，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在养殖区域要能打出100米以下的深层岩层水，水质能达到一类饮用水的标准。“饮用水的标准比人喝的自来水都高。”周炯对《商务周刊》说。另外养猪场所在地的温度、湿度乃至风力条件都必须给予考虑，养猪场周边4公里范围内还不能有养殖场，生物安全环境必须优良，确保猪健康无病。在养殖场的建设方面，网易甚至请来了清华大学曾经设计过南极考察站的顶尖团队来设计，力求让猪生活在一个最舒适的模拟自然环境中，并做到无鼠无蝇无异味。
　　在吃的方面，饲料绝对不添加抗生素，考虑多喂富含粗纤维、叶绿素的青饲料(瓜果蔬菜之类)，增加猪的消化能力，尽量少用药。网易团队的调查认为，猪肉的口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与品种有关，更和饲养环境工艺、营养水平、管理能力乃至整个生产的品质控制体系有关。
　　通过调查，网易农业还发现中国传统养猪产业中的诸多不足。和网易公司原来所属行业众多的网络精英相比，整个养猪行业从业人口的素质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行业还集中在一大批散户手中，水平参差不齐、散户追涨杀跌、市场零散难控。生猪行业管理落后，生产效率低下，与老百姓餐桌紧密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自然在相当程度上困扰着整个行业，也威胁着公众百姓的生命安全。
　　在最近向有关部门汇报的材料中，网易认为，中国尽管猪产量位列世界之首，却没有一点真正意义上的育种能力，种猪几乎全靠进口，“在这块最为尖端的生物资源竞争中，最为核心的猪种培育领域实力很弱”。
　　在猪种方面，网易农业已有专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国内外几十种猪种，发现国内外市场上还没有完全吻合公司“环保、绿色、符合中国人口味特点，兼顾经济性”要求的猪种，因此在专家的调研下，他们计划通过一整套优质猪种的选择培育方案，逐步养殖培育一种新型猪，这个作为长期目标时间会很长。
　　“一个成熟猪种的培育至少得经过8―10年时间。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育种的群体，制定选种目标，群体中采取开放与闭锁的选育方法进行杂交和选育，测定性能，横交固定与育种技术手段。”褚晓红介绍说，“中国近年选育较成功的苏太猪(太湖猪与杜洛克杂交)就用了两个‘五年计划’才完的。”目前国内主要的三个国外猪种“杜洛克”、“大约克”和“大白猪”都是在国外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选育才发展至今的。其中杜洛克猪就是从1830年代的美国泽西红毛猪演化而来，期间不断向瘦肉型选育，才形成现在著名的杜洛克猪种。
　　开放在网上
　　除了高标准的生态条件和技术外，舆论通行的说法是网易的农业梦想要实现的是“绿色养殖＋网上互动＋线下推广”模式。
　　据说网易正在考虑办一个“养猪网”。这个网站是养殖场的配套工程，一是在网站上提供养猪的相关信息，让更多的人从中学习养猪，了解养猪行业的动态；二是让购买他们猪肉的消费者放心，因为从这个网站上可以实时了解和监控养殖场的饲养过程，就连这些猪哪一餐吃了什么饲料都可以查询到。
　　这种线上线下的模式到底怎么回事呢？据著名网络人士雷军猜测：首先，网易会给每头猪编号，然后在养猪场的各个角度都放上摄像头，养猪的每个细节都在网易上直播；然后，招募网友认养，每个网友可以实时看到自己的猪成长情况，可以就养猪的每个细节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可以办养猪大赛，看谁的猪养得好；最后，猪养大后，可以选择自己吃，也可以委托网易帮助出售。这样，网易的养猪网友一定每天趴在网上看自己的猪，到处拉网友来看自己的猪，养大还可以请网友一起吃猪肉，养得好甚至还可以成为养猪状元。
　　由此，网易的养猪场成了最大的互联网和实体相结合的宠物社区。假如实验成功，网易会进一步扩大养猪规模，网易猪肉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顶级猪肉，成为过节送礼、居家待客的佳品，网易猪肉成为一个驰名商标。然后网易将进一步扩大养殖范围，比如养鸡鸭鹅、养马牛羊等，全部让网友当宠物认养――现代农业成为网易继门户、SP、网游之后的第四次重大战略机遇。
　　对于IT业内人士的这种设想，网易农业不置可否，他们只是强调：网易农业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科学育种和营养水平的提高、管理体系的健全，完成对猪这一农产品的质量统一控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生猪行业生产、流通、贸易流程的可追溯的质量管控体系。“应当说，信息化技术或者说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将在中间发挥巨大的作用。”周炯说。网易下一步思考的做法，一是用信息化技术从饲料种植、流通到猪种培育、饲养管理再到屠宰、流通贸易环节的整条产业链打通，使全流程能够被行业主管部门、企业乃至普通消费者监督和管理；二是通过信息化技术建立唯一的追溯性和产品质量纠错体系；三是将养猪企业内部管理提升到依靠信息化体系进行自动化精确操作的标准作业；四是将分散全国各地的生产加工流通体系集中整合在一个统一平台之上，让整个行业公开共享。
　　“网易期待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和信息化技术建立新型养猪模式。”周炯说，“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为中国广大的互联网企业乃至其他行业进入农业探索一条有效的公益之路，能够真正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农产品安全健康生产做出贡献，为国人的食品安全贡献微薄的力量。”
　　按照网易的规划，今年首批“丁家猪”或许将出栏上市，通过一段时间努力，届时将达到年产2万头的规模，首先投放在杭州。按照现在整个大杭州地区年消费2000万头猪的规模，“丁家猪”也仅占到千分之一，未来的市场空间很有些大场面的味道。
　　嘉吉：深耕中国的38年
　　在努力适应中国市场的38年中，嘉吉也影响和改变着分散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中国农民
　　记者 周烨彬
　　自从海运商威廉?卡基尔1865年在美国衣阿华州创立了嘉吉公司，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嘉吉已经从美国一座谷仓的所有者壮大成为全球领先的食品、农业和风险管理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商。从1970年代在中国的第一单小麦贸易开始，38年后的今天，嘉吉在中国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50亿美元，业务从贸易扩大到农产品加工、食品和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
　　年初，是一个归纳总结和展望未来的好时期。日，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嘉吉中国总部，嘉吉新任中国区总裁安博泰为我们梳理了嘉吉这38年与中国一起的进步。
　　农产品的国际贸易
　　“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壮大，嘉吉是有着深刻的切身感受的。”安博泰感叹到。
　　1970年代的中国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为主，刚进入中国的嘉吉主要是购买中国的小麦，从1972年开始，嘉吉将世界各地的棉花引进中国，服务于中国的纺织业。“但当时，中国的出口量和进口量都非常小，相对于整体国际农业市场而言，中国像是一个封闭的孤岛，中国对国际农业市场的影响很小。”安博泰对比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部分，已经能够影响全球很多农产品的价格。经常会有全球各地的农民咨询我们，你知道中国明年会对什么农产品的需求大吗？我们好做相关的生产计划。”
　　现在，嘉吉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之一，它在中国销售谷物、油子、糖、棉花、果汁、香精和肉类，同时从中国购买苹果汁、食品配料等产品，无论从贸易规模还是农产品的种类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嘉吉带着中国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走向世界，也带着其他国家的农产品来服务中国。仔细想想，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各个国家都种植着适合当地的农产品，然后交换，非常有效率。”安博泰评价到，“中国可以多生产一些自己擅长的农产品，比如水稻、小麦等，并想办法提高此类产品的产量。”
　　加工工业在中国
　　无论是最初的小麦还是如今的果汁，这些都是农业初级产品，附加值很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农业市场的逐步放开和人们对外资的观感改变，1987年，嘉吉开始投资中国的农产品加工行业。今天嘉吉在中国已经有了37家独资合资企业，嘉吉以及合资伙伴在中国农业和食品行业投资额达到7亿美元。业务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农产品加工，比如植物榨油、以玉米为原料的甜味剂、各种食品配料等；另一类则是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的农业化肥、动物饲料等。
　　这37家独资合资企业散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尽管才来到中国4年多，但提到各个工厂业务时，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嘉吉中国区总裁也能字正腔圆地发出该工厂所在省会和城市的中文读音。
　　2009年12月接过原嘉吉中国区总裁葛诺仁的权杖前，安博泰担任嘉吉谷物油子中国和韩国区总裁，更早之前他曾在加拿大、瑞士、埃及、墨西哥等地的嘉吉分部任职。
　　在负责嘉吉的谷物油子业务后，安博泰和嘉吉团队加大了中国榨油厂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布局。他来中国之前，嘉吉仅在东莞有一座榨油厂。2005年11月，嘉吉公司收购了华农集团在东莞的油脂工厂；2006年，嘉吉接手了广东阳江的一家压榨厂，这家企业主要生产蛋白豆粕和食用原油，日压榨大豆能力3000吨；2007年，嘉吉在江苏南通市建设了日榨能力5000吨大豆的大型压榨厂，这是嘉吉全球最大最先进的工厂之一。目前，嘉吉的这四家榨油厂的总共日压榨能力约为13500吨。嘉吉正是通过榨油厂在中国延伸着其整个产业链。榨油厂的大豆原料是从集团购买，价格随市场而定。榨油厂一方面满足中国人对健康使用油的需求；另一方面，用大豆生产的蛋白豆粕可以为中国欣欣向荣的养殖业提供生产资料。另外在中国，嘉吉的动物营养业务拥有17家饲料厂，提供普瑞纳、嘉吉、安亿科、乐恩贝等饲料品牌。
　　2004年10月，嘉吉作物营养部和美国IMC公司合作组成美盛公司，主要生产浓缩磷肥和钾肥。目前，美盛在江苏有一家氮磷钾复合化肥工厂。氮磷钾复合化肥包含了三种主要的营养成分，即氮、磷酸盐和钾。
　　与中国农民面对面
　　嘉吉的动物营养部和作物营养部除提供各类产品外，还积极与中国农民直接接触，培训农民掌握现代化的耕作以及农作物营养技术知识。嘉吉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公司已在中国培训了210多万农民。2006年中国爆发猪蓝耳病时，嘉吉动物营养部积极与当地的畜牧局合作，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卫生技术方面的培训。
　　这是嘉吉在中国发展的第三阶段的主要工作――加大与中国农民的联系。这项工作开始于10年前，也就是嘉吉中国区前总裁葛仁诺来中国主持工作的时期。
　　葛仁诺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美国人。1970年代，在大学和毕业后的两年内，葛仁诺背包游历过80多个国家。“旅行时我发现，最愿意帮助你的人都是一些穷人，他们愿意和你分享食物，为你指明方向。”葛诺仁回忆到，当年在中美洲旅行时，他向一个语言不通的当地人问路，那人带他走进了附近很深的丛林。当时他很害怕，但其实那好心人只是把他带到了一个能够吃饭、睡觉的地方。
　　在无数穷人的帮助下，葛诺仁才能够平平安安地旅行。他为此很感动，希望自己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也是此后他选择嘉吉的一个重大原因。从1978年到2009年年底退休，葛诺仁在嘉吉工作了31年，而其中有11年是在中国。11年里，这位以曼德拉为偶像的美国人也加深了嘉吉与中国农民的联系。他说：“对嘉吉而言，农民更是自己的合作伙伴。”
　　在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嘉吉尝试着一种“订单农业”。他们找到了一家当地的粮食经纪公司，通过该公司与农民签订协议，由嘉吉提供种子、技术服务和订单，在当地生产糯玉米。由这种玉米加工出来的支链淀粉等产品，在医药、化工、造纸、食品等轻工业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但由于种植和加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隔离区、产量以及加工工艺等，糯玉米在中国一直难以普及。过去几年中，嘉吉通过建立加工企业与农户签订订单的模式，与松原市周边十几个县的农民建立了供销合作伙伴关系，它甚至雇佣了两名全职的农艺家向农民提供教育服务，并测试各种新的耕种方法，以及共同开发杂交品种。
　　从“订单生产”、化肥直到玉米收购，嘉吉与松原农民合作的程度已经非常之高。近200多万松原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因此与嘉吉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收入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平均每公顷的回报额提高了1000元到3000元。
　　当然，伴随着嘉吉在中国经营活动的逐步开展，这家美国顶级农业集团的影响远不止于此。2009年，嘉吉提出了“金钥匙”计划，2015年前在中国的农民培训中心将从21个增至50个，为50万农民提供现代养殖和种植技术培训；其次，嘉吉还将逐步选送优秀养殖户到海外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学习先进的养殖技术和农场管理方法。
　　风险管理
　　除继续扩大对中国农民的培训力度外，“金钥匙”计划还着力于与中国农民分享风险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知识和技术。
　　“这是我们最新的阶段性任务。”安博泰坦言，“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中国农产品能够影响到全球农业市场，全球农业市场的变化也能够影响到中国农业市场。随着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化步伐加快，加大农产品的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嘉吉的风险部门是分散在每个业务单位里面，数以千计的风险控制团队每天24小时研究粮食现货和期货价格，及时提供研究结果和应对策略，并将自己业务单位的风险管理数据提交给公司层面20多人的风险管理团队。外媒称嘉吉的风险控制技术“堪比FBI”。
　　嘉吉用期货来进行风险管理。比方说，嘉吉收购玉米、小麦等谷物，然后在期货市场上卖出或者买入现货，通过这样的对冲来规避风险。但嘉吉并不进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过去的几年内，虽然所有主流市场上的主要食品和粮食价格都在飞速上升，但因为嘉吉强健的风险管理意识和多元化的业务，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公司业绩一直不错。
　　“这个市场太大，影响利润的关键是有效和理性的风险管理，以及各个环节的成本控制效率管理。比如说，期货就是风险管理的一个工具，如果你把它当成投机赚钱的手段，就会输得很惨。”安博泰说，对中国农民来说，他们首要的是要从土地上抬起头，了解这些陌生的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信息。
　　“中国应继续大力发展自己擅长的农产品”
　　――专访嘉吉公司中国区总裁安博泰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您看来，目前是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的开始呢？这个新阶段与过去30年的中国农业发展历程有什么不同？
　　安博泰：30年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较封闭的经济，出口量和进口量非常小，是全球农业市场外的一个孤岛。但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农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举个具体的例子，以前我们嘉吉在讨论全球农产品贸易时，很少谈到中国；但现在，我们坐下来谈论农产品贸易时会经常性的提到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在已经能够影响到全球很多农产品的价格，影响到北美和欧洲。全世界各地的农民会咨询我们，“你知道中国农业明年会有什么动作吗？我好生产他们需要的农产品。”
　　目前，中国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当然，解决温饱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下一轮中国人的关注重点会在安全健康的食品这个市场。其实现在中国的消费者已经非常有保健意识了，他们很关注所食用的植物油是用什么子榨出来的，也关注食品的原料以及工艺做法。
　　中国农业近30年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我认为经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很神速，人民生活和工业等各方面对于农业的需求也会增大，农业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
　　《商务周刊》：全球农业进入一个高成长或高收益期吗？过去两年，美国投行高盛和中国的网易公司都开始养猪，中国的许多私人资本也从其他原本高收益的行业转向了农业领域，这意味着什么呢？
　　安博泰：我并不认为农业是一个有着高回报率和高增长的行业。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周期，有自己的峰谷和峰底，这只是农业的周期性行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目前，中国所有的行业都增长很快，并不光是农业。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鲜有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相对于农业来说，金融、高科技等行业因更多的回报率而有着更强的“吸金”能力。随着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和工业对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农业也就到了一个相对快速增长的时期，也就越来越大的资本进入农业领域。
　　农业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行业。从长期来说，会有合理的收入，但还不至于是高增长行业。大量非农资本的涌入也带来了农民角色的变化，许多新建的农业公司需要土地，便与农民签订合作协议，农民用土地入股成为股东。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不光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墨西哥等国。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许多小户经营的农民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群体。这也是农业专业化的一个过程，更加擅长种植的公司或者农户来经营那些土地，很可能会比原来的土地拥有者做得更好。当然，这也是让中国能够种植出更多作物的一个方法，因为专业的公司和农户能够有更好的种植经验。当然，中国农民角色的转换这只是个开始，我觉得这里面有着无限可能。
　　《商务周刊》：农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比如水稻、小麦，它们的种植跟耕地面积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一种是劳动力密集型，比如园艺类和蔬菜类产品，需要人们的细心呵护。现在全球农业市场越来越开放，中国的耕地面积有限，但劳动力充足，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安博泰：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大发展自己擅长的农产品，这也就是经济学常说的“比较优势”。巴西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巴西人很爱喝酒，但是他们并不生产麦芽，而是从阿根廷进口麦芽，而巴西更适合种大豆。如果我们都这样做，整个世界将会更好。农民做了自己擅长的事业，消费者得到更加物美价廉的农产品。
　　从全球来看，中国是水稻、小麦等产品的最大生产商。虽然这些产品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大，但中国的气候、土地特性更加适合种植这些农产品。中国也擅长玉米、虽然不是顶尖生产国家，但我们认为有着巨大的潜力。
　　当然，中国也得发展自己擅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肉类，中国也是非常有优势的，中国可以给全球市场提供更多的肉制品。
　　《商务周刊》：那我们应该怎样去提高我们的比较优势呢？提高水稻、玉米类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呢？
　　安博泰：土地密集型产品的产量问题，我不是特别适合回答。中国政府当然更懂得该怎么去提高该类产品的产量，比如用更好的种子、更好的化肥、更好的灌溉技术。据我所知，中国已经有很多关于提高水稻等产品的研究计划。
　　当然，农业不光包括是种植业，还有养殖业。我们嘉吉帮助农户养殖更加健康的动物，以及让动物更快速地成长。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嘉吉“金钥匙”计划。在2015年前，我们在中国现有的21个农民培训中心将增至50个，为50万农民提供现代养殖和种植技术培训；其次，我们还会逐步选送优秀养殖户到海外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学习先进的养殖技术和农场管理方法。最后，针对农业市场风险高、波动大的特点，以及很多农业参与者对风险认识不深刻，应对风险知识也比较薄弱的现实情况，嘉吉的“创新中心”计划将与养殖客户和合作伙伴分享风险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知识和技术，以提升他们正确对待市场风险的能力，洞悉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战略，从而支持稳定的经营收入和持续营利的能力。
　　《商务周刊》：去年我们采访您的前任葛诺仁时，他曾经对中国的农业产业化提出了三点建议，分别是提高种植技术、规模化经营和提高物流水平，你能分析下后两点建议吗？
　　安博泰：坦率来说，对中国而言，规模化经营有点难，这并不是未来5年内能够解决的事情。中国有很多的农民，土地也就非常分散。中国正尝试让更多的农户联合起来，团结成一体，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有100亩地的时候，比你有1亩地能做的事情更多；同样，在购买原料或者生产资料时，100个农民当然比1个农民更有议价能力。小户经济很难用高科技来武装农民，而如果农民组成一个群体，那么农民也就更能接近高科技、金融和风险管理。
　　墨西哥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那里的许多农民自主联合起来，平均400个农民组成一个群体。400个农户其实代表了很大的粮食供给方，对企业而言，这也有利于我们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和风险管理经验。
　　我觉得中国农产品的物流体系已经有了很多改变。这跟市场规模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就从嘉吉自身来说，我们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我们与地方性的物流公司合作，当我们需要卡车时，5年前，我们的同事得至少联系50家公司，跟他们一个一个地讨价还价。但现在我们只要找到一家不错的公司，与其签订长期合约，我们就能够随时有车用，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
　　《商务周刊》：嘉吉在美国提供的农业融资是怎么运行的呢？你们有计划为中国农民提供融资吗？
　　安博泰：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是土地所有权性质。在全球很多地方，农民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如果你给农民融资，他们能够以土地来抵押。另外在农民丰收后，他们将蔬菜之类的先放在仓库里，我们借给他们流动资金时，能够得到仓库所有者的证明以及一些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当农民还贷出问题的时候，政府方面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但如果在中国，没有一些法律效力的文件或者抵押凭证。如果合约出问题，我们也很难得到政府的帮助。对于私营公司来说，在中国进行农业金融业务这是非常难的。
　　先正达：激发中国农业的潜能
　　综合植保、种业和生物科技三大实力，先正达将丰富的农业解决方案带入中国
　　记者 周烨彬
　　蔬菜是中国近年发展较快的农业产业之一，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总投资100万美元的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占地10万平方米，致力于番茄、椒类、西瓜等蔬菜的试验和示范，先后引进推广几十种名优蔬菜瓜果新品种，并为农民提供栽培技术的指导和培训。
　　这是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先正达(Syngenta)公司在中国的一家子公司。先正达于日由阿斯特拉捷利康的农化业务――捷利康农化公司与诺华的作物保护和种子业务合并而成，这次专注于农业科技的强强联合，造就了世界第一大植保公司、第三大种子公司。每年，先正达的植保产品帮助了全世界400万吨棉花的健康成长，欧洲20%的啤酒酿自先正达的大麦。
　　目前，先正达在华相关投资约2亿美元，是中国农化领域最大的外商投资者之一。综合植保、种业和生物科技三大实力，先正达为作物种植者和下游合作伙伴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与品牌产品，并将丰富的农业解决方案带入中国。
　　在先正达成立之前，捷利康农化公司与诺华的作物保护和种子业务在中国已经成绩斐然。捷利康南通农化公司(今先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投资超过1亿美元，目前是先正达全球三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工厂所用的原料有90%在中国采购，其除草剂“克无踪”、“功夫”是畅销全球的明星产品。
　　继承了捷利康和诺华在华多年打拼的根基，成立之初，先正达即加大在中国的采购力度，美国市场的许多杀菌剂所需的化工原料都来自中国。近年来，先正达在中国市场化学品的年采购额达到5亿美元。2001年，一家由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投资、采用先正达转让技术的杀菌剂生产工厂在常州开业，这不仅是国内农药企业第一次与世界大型农药公司合作。也是先正达对中国投资模式的转变。
　　“研究数据表明，采用现代植保技术可以提高农作物10%－20%的生产力。现代植保方案可以用来解决世界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导致的一系列粮食问题。”面对当今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粮食危机，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狄仕文(Stephan Titze)认为先正达和中国农业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狄仕文来自捷利康公司，这位瑞士籍澳洲人有着很强的语言天赋，懂得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印尼语等多国语言，如今，他又在深刻体会和理解中文和中国。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先正达在中国的主推产品和推广方式具有很强的类似性。”曾在多个地区和国家工作的狄仕文对《商务周刊》说，“不同的是，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农民非常分散，我们却只有700多名员工专门从事农民培训业务，这为我们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1亿亩作物使用先正达的产品，为了帮助农民更安全有效地利用新的种植技术，从2002年开始，先正达与农业部相关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进行农业研发和农民培训项目，比如超级杂交稻药剂防治新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项目、黄土高原春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及配套机具研究，以及玉米病虫草害防治新农药示范推广项目等。通过培训，先正达将先进的植保技术和产品带给中国农民。截至目前，先正达已经在中国200多个县市举办了4万多场农民培训会，培训了200多万农民、推广技术人员和农药零售商。
　　为进一步提高先正达全球供应链营运效率，更好地拓展亚太地区的业务，2006年，先正达加强了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并在南通的工厂兴建技术中心，加强在中国的技术支持能力，为将来更多的生产项目提供支持。同时，先正达在那里投资2800万美元生产新一代用于杀虫剂配制的埃玛菌素原药。这两个项目的落成，标志着南通工厂已成为先正达全球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在产品层面，先正达正计划送给中国农民一份礼物。“我们计划在未来5年内推出50个新产品，而现在我们每年约推出3―4个新产品。”狄仕文介绍，“到2013年，我们将有50%的销售来自于新产品。”
　　在采访中，他一直强调“科技能使农民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重视科技和研发是先正达的传统。先正达全球2.4万员工大约有4000余名员工从事研发工作，2008年用于研发的费用高达9.7亿美元。
　　日，先正达全球第六大研发中心――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SBC)在北京生命科学园正式开始了科研运作。短短一年内，该研究中心已达到了70人的规模，正在测试评估的技术数额已达到上百个。
　　SBC是先正达的全球第二个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也是我国首家外资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机构。这家公司给海外打拼的中国人提供了回国的平台。“我，还有我们负责项目管理和业务拓展的梁继红博士等人都是这样归国的。”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王迅告诉《商务周刊》。在先正达北美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工作多年后，这位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植物生化博士选择了回国效力。
　　先正达的生物技术涉及基因组、作物转化、合成化学、分子毒理学以及环境科学、高通量筛选、标记辅助育种和先进的制剂加工技术，王迅及其团队主要致力于研究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的抗旱、增产等农艺性状。他们秉承先正达全球以研发创新和合作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一年多来不仅加大了跟国内科研院所的合作，也不断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知识储量。
　　2009年初，SBC与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达成一项为期8年的合作协议，旨在以水稻为模式植物，对新型基因功能进行实验室和田间验证，用于水稻、玉米和大豆等主要作物的性状研究。7月，先正达又与中国农业大学达成为期三年的研究合作。目前，SBC的合作项目已达到20多个，其中一些项目还分布在韩国等亚太地区。
　　“科技能使农民用更少的资源得到更多的产出”
　　――专访先正达中国总经理狄仕文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30年来，在您看来，中国的农业是否开始了一些历史性的变化？
　　狄仕文：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城市化的进展将会继续进行，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因此会有更少的人耕耘田地，也就造就更多的大农户。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和经济作物需求，大农户需要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提高产量、生产更多高品质的农产品。中国有着全世界22%的人口，却只有7%的耕地，当然，也还有水资源等条件的制约。中国农业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农产品，种子技术、植保技术和其他农业方面的投入和实践经验是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办法。
　　另外，中国消费者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注重健康饮食，更倾向于消费高卡路里的肉类和更高品质的蔬菜瓜果，这些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也很大。目前，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等政策也有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许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入、农作物的补贴也将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
　　《商务周刊》：虽然先正达成立于2000年，但先正达的前身捷利康农化公司以及诺华的作物保护和种子业务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经营历史。在新的发展阶段，你们有着什么样的工作重点呢？
　　狄仕文：是的，我们与中国的农民有着长久的合作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为中国农民带来了植保新科技，帮助他们提高产量、质量和收入。这个过程在延续，我们也将为不同地方的农民介绍更多的技术和植保产品。通常来说，我们会与当地的大学和农业部下属相关机构测试植保产品的适宜性，证明该产品对农民的价值，同时也会培训农民，教给他们最好的使用方法。现在，先正达也引进多样化、高品质的种子给中国农民，这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产量和更棒的产品品质。
　　对于农民来说，经济收益很重要，只有获得良好的收益，他们才会更积极的从事农业。比如针对中国的水稻市场，我们已经引进了一种新的杀真菌剂，控制作物疾病，能够让作物更强壮，产量能够提高20%。
　　《商务周刊》：跟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先正达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和推广方式会有所不同吗？
　　狄仕文：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先正达在中国的发展方式和产品基本上很相似。不同的在于，中国有着分布在非常广阔土地上的大量小型农户。所以我们有700多名的员工专门从事于农民培训业务，这些员工通常来自于农业高校，他们为中国所有的农业省份的农民提供技术培训，以确保农民正确使用技术从而获得最佳效果。从这方面来讲，中国在规模上有所不同。同时，中国政府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来支持农业，我们也经常同他们在技术推广服务领域开展合作，以覆盖中国的广大农民。
　　《商务周刊》：过去两年，中国的许多私人资本从其他原本高收益的行业转向了农业领域，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狄仕文：全球人口增长很快，同时人们也在积极追求高品质的健康食物。这些都会激发农业的增长潜力。先正达一直专注于农业，我们也非常相信农业的发展潜力。每年我们投资数以亿计的资金去研发更加适合农民和消费者的技术和产品。针对全球人口的激增，我们认为新科技能够解决这些挑战，实现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我们也大量投资在中国的作物保护和种子业务，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有着很大前景的领域。
　　《商务周刊》：当我们提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候，通常有两种解决模式：一是城市化，让农民去城市找工作，另外一种是延伸整个农业产业链，创造更多跟农业相关的就业岗位，比如农村金融、农村服务等，您认为哪种模式比较好呢？
　　狄仕文：农业市场中存在基于这两种发展模式的成功案例，单独的任何一种都不太可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城市化和土地集中规模化会继续进行，同时成功的农村商业和价值链将会得到发展壮大和增值。在这两种发展模式中，科技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去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可以负担的食品和多样化的更高质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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