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借助“一带一路”加快推进山东钢铁产业走出去-张磊明星专题
张磊：借助“一带一路”加快推进山东钢铁产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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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钢铁是山东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但在国内产能过剩矛盾日益突出，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新形势下，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全省钢铁产业“走出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资源配置全球化、经营战略国际化，对于提升山东钢铁企业市场竞争力，助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一、“一带一路”战略为山东钢铁产业走出去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一带一路”东接亚太经济圈，西联欧洲经济圈，自然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合作潜力巨大。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不仅有利于钢铁企业开发利用国际资源，也能够促进钢材贸易出口，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还可以带动优势产能转移，化解过剩产能矛盾，推动钢铁企业向沿海地区发展，促进产业布局优化。（一）为开发利用国际资源，增强资源保障能力提供了重大机遇。从当前钢铁行业的发展趋势看，随着全球钢产量的不断增长，铁矿石需求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世界各国钢铁生产企业纷纷投资铁矿石行业，以稳定原材料的供应。安赛乐米塔尔不断加大对采矿部门的投资，通过购买和开发矿山提高生产原料的自给率来控制生产原料成本。安赛乐米塔尔的铁矿石自给率达到60%左右；韩国浦项与必和必拓、伊藤忠商社和三井共同参股西澳铁矿项目，并持有澳大利亚8家煤矿的股份。相比之下，我国钢铁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突出难题之一便是缺少铁矿石供应基地，铁矿石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与国外主要资源国的合作不够深入，议价能力不足，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一带一路”沿线的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铁矿石资源较为丰富，资源开发潜力较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钢铁企业拓展对外投资领域，开展与沿线国家铁矿石等资源的勘探开发合作提供了历史机遇。（二）为增加钢铁产品出口，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绝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国内钢铁生产能力相对不足，钢铁产量难以满足发展需要，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建设需求潜力较大，这均为促进我国钢铁产品出口，扩大国际钢铁市场份额，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约有70%的钢材需要进口，是我国钢铁产品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仅2015年一季度，我国钢铁产品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了28%，其中，对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出口量同比增长了207%和124%；对土耳其、阿联酋、沙特、伊朗等国家的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200%、137%、110%和96.7%；对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的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134%、114%、46.5%、78.7%、78.4%和77.1%，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已经在带动我国钢材出口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据测算，未来5年，“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可以达到3.3万亿美元，仅2015年就约有5000多亿美元的投资，可以带动钢材需求约470万吨。根据中金公司的研究，未来10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可以达到1.6万亿美元，带动的钢材需求量将超过2亿吨，年均达到2000多万吨，其中，建筑钢材、型材、中厚板等为主要需求品种，而这些正是山东钢铁企业的重要产品，这为扩大全省钢铁产品出口带来了有利机遇。（三）为转移优势产能，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提供了重要途径。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是我国和山东钢铁行业普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但从国际上讲，我国的钢铁产业竞争力仍相对较强，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我国钢铁产业的技术和装备水平较高，仍属于优势产业。这为我们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拓展新的投资空间，输出技术和装备，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提供了新的途径。当前，我国钢铁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已初见成效，部分企业已开始在中亚、南亚等地投资建厂；中国中冶、马钢集团与瑞士福莱姆公司合作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厂已达成意向；酒钢集团在哈萨克斯坦的生产基地建设也正在稳步推进。2015年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额达到70.5亿美元，同比增长22.2％，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四）为促进产业布局优化，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供了重要动力。运输成本是钢铁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发展历史来看，钢铁产业布局的基本形式都是围绕着便于获得原材料或者靠近市场，以降低运输成本。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钢铁工业呈现以沿海港口为依托，向原料产地和最终消费市场临近进行布局的趋势。这样既易于补充钢铁生产所需的水资源，又能依靠海运条件进口铁矿石和煤炭，产品出口也比较方便，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韩国、日本的大钢铁工业基地也都在沿海地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带动山东钢铁产品出口、拉动钢材需求的同时，也能够刺激钢铁企业向沿海地区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全省钢铁产业的布局优化，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山东钢铁产业走出去的现状和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山东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钢铁产业大省，尤其“十一五”以来，随着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山东钢铁产业规模不断壮大，自2005年起粗钢产量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三位。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山东钢铁企业也逐步向海外进军，不断扩大出口规模，积极向海外投资，“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4年，山东钢材出口量达到932万吨，出口金额达到65.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8.2%和36.9%。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山东部分钢铁企业也积极向海外投资，其中，山东钢铁集团投资15亿美元，获得了通科利利铁矿25%的权益，按照协议，山钢从第三期开始，每年可获得1000多万吨的铁矿石，且可享受15%的优惠；日钢集团也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在缅甸、韩国、新加坡、越南、菲律宾、中东等多个区域开设办事处，为其拓展海外市场、挖掘海外商机奠定了基础。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山东钢铁产业整体实力相对较弱，产业布局不尽合理，特别是相关经验不足，“走出去”仍面临着许多问题，整体水平仍然较低。（一）整体实力不强，“走出去”水平较低。受企业经营效益不佳、产业集中度不高、技术装备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山东钢铁行业的整体实力不强。一是企业经营效益不佳。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回落影响，钢铁行业渐次应对了铁矿石价格受制于人，下游行业需求疲软，市场价格下滑严重，环保压力增大、成本提高，资金供应紧张，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等种种问题，钢铁企业产销增速持续回落，盈利空间大幅压缩，集体出现经营困难，其中省属重点钢铁企业效益下降最为明显，山东钢铁集团2014年亏损14亿元。二是产业集中度不高。提高产业集中度既是世界钢铁产业发展趋势，也是我国钢铁产业政策的要求。而当前山东前六大钢铁企业产量占全省钢铁总产量的比重不足60%，与国内的钢铁大省相比已有差距，比如江苏省2011年前五家钢铁企业粗钢生产集中度已达到75%。中小型钢铁企业遍地开花加剧了行业竞争，也不利于集中资源、资金与人才优势，形不成整体合力。三是技术装备水平较低。钢铁生产技术装备的提高对于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技术研发平台建立时间不长、人才缺乏、资金不足等问题，山东钢铁行业技术研发水平不高，表现在钢铁产品仍以普通棒材、型材、线材和中厚板为主，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类的高质量、高性能及升级换代钢材产品如高强度汽车板、油气输送高性能管线钢、高强度船舶用宽厚板、海洋工程用钢、高速重载铁路用钢、高性能基础件等品种基本不能生产；装备水平不高，既影响了生产能力的提升，也制约了节能减排的顺利推进，山东节能降耗指标虽然达到国家标准，但吨钢能耗、水耗等指标分别高于江苏省32千克标准煤、0.7立方米。实力上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制约了“走出去”水平的提高。以出口为例，虽然近年来山东钢材出口取得了大幅增长，但2014年的出口量仍分别低于河北、江苏、辽宁1241.6万吨、441.9万吨和233万吨。此外，受制于目前的发展水平，山东钢铁企业尚未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这对提高“走出去”水平极为不利。（二）布局不够合理，“走出去”成本较高。山东目前钢铁生产所需的铁矿石大部分依赖进口，钢铁出口总额逐年增加，因此物流费用在钢铁生产经营成本中的占比越来越重，推动钢铁企业沿海布局是钢铁企业降低成本费用，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而山东目前仍有约80%的钢铁产能在内陆地区，日照精品钢基地建设与内陆落后产能的淘汰进展速度不快，与其他沿海产能较高的钢铁大省相比，在降低经营成本，形成高端产能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以山钢为例，与沿海钢厂相比，山钢仅在铁矿石运进和产品运出中产生的运输成本就增加了约200元/吨，这对扩大山东钢铁产品出口，提高市场竞争力极为不利。（三）相关经验不足，“走出去”风险较大。国内钢铁企业“走出去”寻找矿产资源大多在2010年前后，时间相对较短，海外投资经验欠缺，对于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准备不足。一是市场风险。2015年2月，非洲矿业发布公告称，其已无力偿还一笔1.67亿美元的债务，而贷款方唐克里里铁矿石有限公司正是山钢在塞拉利昂投资的项目，但山钢仅拥有25%的股权，一旦非洲矿业违约，贷款银行将有权处置其所持有的75%股权，这将对山钢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二是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局稳定性密切相关，但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仍存在着民族与宗教冲突和内乱等问题，政局动荡，政治稳定性差，容易对我国投资企业造成冲击。如2015年伊始，斯里兰卡新总理一上台，就对外商投资项目进行重新审查，并叫停了科伦坡中资港口城建设项目；2月，柬埔寨政府宣布暂停中国企业承建的水坝项目，项目再次开工至少要3年以后。三是管理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多样、文化背景不一、宗教信仰各异，这将极大增加我国投资企业的管理难度，为海外项目的运营带来较大挑战。四是环保风险。在“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生态脆弱地区，钢铁作为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若不加强治理，容易在当地引起环保纠纷。三、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山东钢铁产业走出去的对策建议实现山东钢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抓住国家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机遇，加快推进“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升行业的资源保障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借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一）建设资源基地，增强保障能力。抓住国家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深入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潜力及发展环境，稳妥选择投资地区，积极推进境外资源合作，支持省内钢铁企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际铁矿、焦煤、锰矿、铬矿等资源的合作勘探和开发，着力提高海外权益资源的供应量。同时，应引导相关钢铁企业制定“走出去”的战略规划，科学谋划发展战略，选准着力点、线路图，尽快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若干国外原料供应基地，增强资源保障能力。(二)建设生产基地，推进产能转移。近年来，我国鞍钢、武钢、首钢等钢铁企业积极推进海外生产基地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山东钢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山东也应抓住机遇，实施钢铁产能输出战略，整合政策资源，形成推进合力，支持有条件的钢铁企业转移优势产能至尚有较大市场需求的国家和地区，建设生产基地，参与跨国性的并购重组，实现国际化经营，缓解山东产能过剩矛盾，拓宽市场空间。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建立研发机构，或与研发机构合作开展产品技术创新，突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技术转让的限制，提升山东钢铁行业技术研发能力，增强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三)加强战略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在钢铁行业“走出去”过程中，不管是合作开发矿产资源，还是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均涉及到金融、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和环节。因此，要引导钢铁企业转变走出去方式，搭建海外工业平台，支持企业通过链条式转移、集群式发展、园区化经营等方式走出去，变“单兵突击”为“抱团出海”，构筑走出去的新格局。引导相关企业探索“资源、工程、融资”捆绑模式，通过与相关领域企业组建战略联盟等方式，进行跨领域、跨行业项目“打捆”投资，扩大投资影响力，促进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提高综合投资效益，增强投资风险防范能力。同时，要加强与国内外同类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协作，避免恶性竞争与资源浪费。（四）明确合作目标，规避各类风险。在“走出去”实践过程中，山东钢铁企业遇到了一些阻碍和风险，我们要认真总结国内钢铁企业在海外收购矿石资源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防范化解各类投资风险。要深入研究投资地区的发展环境，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稳妥选择投资目标，优先选择已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目前来看，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铁矿石储量较为丰富，且与我国的政治关系较为稳定，是山东钢铁企业“走出去”的重点考察区域。要引导相关企业积极融入投资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适度提高员工、管理层的本地化水平，与所在地区的政府、企业、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摒弃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的孤岛现象，以治理本地化解决管理风险。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引导钢铁企业加强与国内相关企业、投资国企业和国际大型企业集团的合作，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淡化投资主体的主权特征。创新钢铁企业“走出去”的服务机制，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的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化解机制，制定各类预案，确保钢铁企业“进的去、管的好、退的出”。（五）加大扶持力度，提供政策保障。加大对钢铁产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建立完善部门协作机制，统筹解决企业在境外合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制定鼓励企业境外投资的专项扶持政策，发挥山东省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的作用，对重大境外投资项目给予鼓励支持；引导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强融资模式和金融产品创新，支持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全球布局产业链；积极争取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的支持，大力争取中东欧合作专项贷款、中国银行境外投资专项贷款及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中国进出口银行东盟合作基金等的支持。建立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合作与交流等方面涉外法律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为山东进出口贸易、山东与世界的双向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对外交流等提供包括商务纠纷协调调解处理、法律对外交流与合作、涉外法律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为钢铁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保障。加强与投资地区驻华使领馆、招商机构和我国驻外使领馆、驻外机构、华人社团组织等相关机构的联系，及时了解企业境外投资地区的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扫清钢铁产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障碍。设立服务全省企业“走出去”的信息平台，建立对外投资信息库和信息共享平台，为相关企业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境外投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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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朝先&邓雪莹&皮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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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国际产能合作是指两个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产能供求跨国或者跨地区配置的联合行动。产能合作可有两个渠道进行：既可以通过产品输出方式进行产能位移，也可以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产能位移。可见，我国提出的产能合作超越了传统的资本输出，它既是商品输出，也是资本输出。不过，流行的产能合作主要指产业转移。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国际产能合作成为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当前我国“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需要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持续顺利进行。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1.产能合作增长速度较快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快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7350.8亿元人民币（折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国累计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4万亿元人民币（折8630.4亿美元）。其中，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占总额的12.6%，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和泰国等。
据统计，2015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13084亿元人民币（折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完成营业额9596亿元人民币（折1540.7亿美元），同比增长8.2%。其中，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987份，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1%，同比增长7.4%；完成营业额692.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同比增长7.6%。
2.产能合作方式多种多样
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方式日益多样化，比如，在基础设施领域电力产业参与方式日益多样，从最初的设备供货到目前的EP（设计－采购）、EPC（设计－采购－建设）、IPP（独立电站）、BOT（建设－运营－移交）、BOO（建设－拥有－运营）、PPP（公私合营）、并购、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中国电力企业“走出去”的水平不断提高。
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承包企业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优势，积极探索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方式的合作，有条件的项目更多采用了BOT、PPP等方式。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的有效平台，已成为促进中国和东道国经贸合作双赢的重要载体。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企业正在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75个，已通过确认考核的13个。在建的75个合作区中，53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通过考核的13个合作区中，10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75个合作区中，有一半以上是与产能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制造类园区，累计投资70.5亿美元，入区企业1209家，累计总产值420.9亿美元，带动了国内纺织、服装、轻工、家电等优势传统行业部分产能向境外转移；13家通过考核的合作区，主导产业涉及有色、轻纺、服装、汽配、建材、家电等优势产业。
值得指出的是，2015年广西的钦州与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关丹建设的“两国双园”――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已顺利开园。“两国双园”开辟了新时期国际经济和贸易合作的新模式，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推进产能合作、促进双向投资提供了有效载体。今后，“两国双园”模式还有可能扩展成“两国多园”“多国多园”模式。
3.多种优势产业“走出去”
当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跨国产能合作的产业，既有以轻工、家电、纺织服装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为主的富余产能优势产业，又有以电力设备、工程机械、通信设备、高铁和轨道交通为主的装备制造优势产业。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还带动了中国铁路、电力、通讯等优势行业的相关技术和标准“走出去”，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比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是中国从技术标准和装备制造，到勘察设计、工程实施和运营管理等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项目，具有标杆意义；已开工中老铁路，匈塞铁路也有力地带动了中国铁路标准和设备“走出去”。
4.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起上
企业是产能合作的主体。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为7450.2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53.6%，虽然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同前些年相比持续下降；非国有企业占46.4%，同前些年相比稳步提升，投资主体结构持续优化。
在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是“走出去”主要力量。截至2014年底，共有107家中央企业在境外设立了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有80多家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比较有代表性的央企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网、南方电网、中国建材集团、中国电建等。
在“一带一路”战略引导下，众多民营企业也纷纷参与跨国产能合作。比如，青山钢铁公司在印尼建设青山工业园，华夏幸福基金有限公司在印尼合资建设产业新城，等等。事实上，当前不少境外经贸合作区实际上是由民营企业作为境内实施主体而运营的。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8月，全国工商联发起设立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由59家民营企业组成，注册资本高达500亿元。中民投的成立为民营资本参与跨国产能合作提供了新的资源、途径和商业模式。目前，中民投已在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地开展业务。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据统计，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比重为11.1%；2015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增长到148.2亿美元，占比略有上升，也仅为12.56%。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具有规模小、问题多、风险大等特征，需要在今后实践中逐步解决。
1.促进产能合作的体制机制和支持服务体系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采取比较谨慎的限制体制，行政审批体制过于复杂，缺乏效率和透明度，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已经对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除少数敏感投资国别、投资项目必须经过审批之外，其他境外投资一律取消项目核准，实行备案管理体制，清理取消束缚对外投资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和收费。但是，除了简化前置审批之外，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机制却没有及时建立起来。目前促进跨国产能合作的政策分散且不成体系，政策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已有的政策执行效果也较差。特别是涉及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一直处于“放”与“管”的摸索之中，至今不清晰、不健全。此外，对外产能合作的信息服务网络、统计监测系统等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不利于政府对产能合作进行总体部署和调整，难以及时发布风险预警。
2.与国外制度环境和技术标准不兼容
企业“走出去”要面对与国内迥异的制度环境，但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应对准备不足，由于不熟悉国外商业习惯、法律环境，以及缺乏国际项目经验等，往往发生“合同泡汤”项目落地困难、企业被罚等事件。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比较明显的G2G的特点，即“政府对政府”。G2G的合作方案重点关注了政府（或者说执政党），但对各国的市场、对各国老百姓的好处有时并没有体现在明处，容易遭遇各国反对党的阻击以及社会层面的抵制。我国过去在缅甸、越南、斯里兰卡、泰国等都遭遇到类似的事件，一些重大投资项目因受到抵制而被迫停止。
有些国家尽管土建市场增长迅速，但合同条件不规范，不使用国际上通行的FIDIC条款（《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东道国发包企业制定合同随意性大，增加中资企业执行合同的风险。
产能合作技术标准不对接。比如，部分中东国家，虽然自身技术能力较弱，但是推崇欧美的工业技术和标准，中资企业进入面临巨大压力。一些国家长期执行欧洲标准，特别是电力、石油炼化、交通运输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形成固定渠道来源的欧洲技术标准体系和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一些国家电力项目甚至明确规定不能使用中国标准，而是采用日韩或欧美标准。
3.企业国际化能力不足
我国汽车企业对各国市场的特征和规则尚待深入了解，在品牌形象维护、知识产权保护、外方违约责任追究、反倾销诉讼等方面自我保护能力不足，“走出去”举步维艰。我国工程机械在海外市场竞争，不但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位依赖发达国家企业，售后服务亦成为明显的制约因素。而钢铁企业由于技术水平不高、国际商务谈判能力差，在国际钢铁市场饱和的情况下被迫挤在狭窄的市场内，主要集中在上游矿产资源开发环节，中游冶炼环节对外投资很少，只在东南亚、非洲零星建立了钢厂。
我国企业在跨国产能合作中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队伍、尤其是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匮乏有关。跨国产能合作涉及各国法律、汇率、财会制度及各种复杂因素，而企业只有拥有完备的熟悉国际市场分析、商务规则、法律法规、投融资管理、项目管理等人才队伍，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中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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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沈王一、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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