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试题来自： 问答题简答题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有哪些？ 工业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根据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都曾经历了工业化这一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 为您推荐的考试题库 您可能感兴趣的试卷 你可能感兴趣的试题 1、公平性原则，是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 2、可持续性原则。是指生态系统受到某种干扰时能保持其生产率的能力。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 长江商报消息 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由衰再兴的过程。梳理发展经济学思潮的演进历程，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为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模式，未来进一步转型发展，将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试验空间。 发展经济学的兴起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迫切需要尽快地发展经济。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 从国际领域看，对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者主要包括：威廉·吕彼克、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优格·斯塔利、K.曼德尔鲍姆以及印度和拉美学者。 中国学者张培刚在1949年出版《农业与工业化》，则系统构架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框架，他提出的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观点、农业的五种贡献、工业化包含制造业的发展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动态影响、外资外贸对于农业国的重要性、企业家技术创新对于发展的发动作用、以及制度既可发动又可限制发展等。这些理论成为后来蓬勃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内容。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与再革命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其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此时期主流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即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和发展计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亚四小龙），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并形成新古典主义复兴。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三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这些观点和主张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 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发展经济学重新遭遇一系列困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发育与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并不因为新古典主义政策的实施而得以自动消除，经济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过度推崇和出口导向的过分喧染，再加上金融体制的不发育，各种结构二元问题的长期存在， 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政策甚至在一些曾经取得相当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也遭遇了失败的教训。因此，发展理论期待着一种新理论的创新。 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主要变化包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也被运用于发展研究。二，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治理贫困、追求公平、以人为本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共识。三，从全球角度和新技术革命的角度考虑发展问题。涉及议题包括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四，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崛起并广泛引入发展领域，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五，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张培刚教授主张，扩大研究对象、改进研究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框架，把新古典和结构主义结合，主张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基础性作用和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未来 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需要经济发展原理的指导。因此，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西方学者的发展理论和政策主张，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蒙。特别是正值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出现的工业化战略转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 主要包括：一，由过分强调计划化和国家干预转向更为重视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实施市场化取向改革，充分调动了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间与日俱增的消费和投资潜能，推动了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二，由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片面工业化转向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全面工业化。中国逐步深化对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通过农业产业化、乡村工业化、城市一体化、新农村运动等战略实施，加快改造二元经济结构。三，由强调采取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的内向型工业化转向十分重视外贸外资作用乃至主张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外向型工业化。中国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通过技术学习、制度模仿、产业联系和市场扩张，努力实现经济追赶和快速发展。四，由单纯重视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原始增长型工业化转向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增长的工业化。过去曾流行一种观点，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物质资本的稀缺，因此物质资本积累和要素的充分投入是工业化的关键。近来，中国也意识到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也开始重视技术引进、技术学习模仿和技术开发，实现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化进程。五，由单纯追求经济本身的增长转向重视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协调和谐的可持续增长。六，迎接新的信息化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新型工业化浪潮。一方面继续奉行既定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使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化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这也是传统意义上工业化；另一方面以信息化赋予传统工业化崭新的内容和现代含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加速转型发展时期，正面临许多困惑、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失衡问题严重，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偏弱，产能过剩形势严峻，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财政金融的风险加剧等。三农问题依然严峻、收入不平等与城乡差距扩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环境破坏严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外部失衡以及腐败问题严重。此外，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挑战加剧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而且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威胁政治体系的稳定。 中国再一次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当下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理论界在一些发展战略制定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伴随着农业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发展，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选择？是消费主导还是投资主导？是继续重视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是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还是建构自身产业体系？是工业化主导还是城市化主导? “稳增长”和“调结构”如何调整优先顺序？如何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收入分配如何伴随经济发展不断改善？面对人口红利不断减少、成本不断上升，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从现存的西方主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体系中找到满意的答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观察、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为我们创新发展理论、构建新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探索空间。 ■张建华(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发展经济学分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何不同_热点时事_英汉互译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何不同 来源：|人气：257 ℃|类别：|时间： 12:26:51 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何不同 　值得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这个经济周期表现出与以往周期不同的特点：一是周期的波长大大增加。按照“收缩——扩张”的周期划分方法，即使把1999年视为波谷（由于这个周期还没有结束，1999年是否为波谷尚不能确定），一个收缩期就进行了7年。如果扩张期按同样的时间进行，则一个周期需历时14年。而解放后已经经历的10个经济周期中，最长的周期波长不过为6年。二是相对波幅大大降低。这是波长增加的结果。仍然把1999年视为波谷，以14年为周期的波长，GDP增长率按仍能回升到14.2%计算，则相对波幅为0.5。而在过去的10个周期中，相对波幅最小的也有1.4，最大的为7.9。三是收缩的原因表现为国民经济自然增长的乏力，与经济政策无明显关系。而从改革开放后已经完成的3次周期看，每次经济的收缩都与经济政策调整有关。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洋跃进”的调整，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八字方针；1993年下半年针对经济无序和过热状况，出台了“治乱降温”的6号文件，目的都是为抑制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前的历次经济滑坡多都与各种政策有关。四是回升乏力。至少从1997年中国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我们看来就是积极的货币政策），而且力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配合措施之全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但到现在为止大家仍不敢肯定1999年就是波谷，不敢确认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回升。而过去每次经济的扩张往往是与积极的经济政策结伴而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完成的3个经济周期的3次复苏都是在积极的经济政策作用下呈现的。　　绝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1992年以来GDP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仍然是经济周期的客观反映，他们并不在意GDP增长速度下滑时间的长短。有的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从散落的报刊观点看他们往往认为下滑时间较长只不过源于如下一种或几种特殊原因：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而不同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周期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下，由于微观主体行为受到政府较严格的约束，经济周期波动主要受政府影响，而且程度很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不仅受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而且还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显然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影响进一步降低。随着改革的深化，由于体制改革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必然放缓，当前GDP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就是这方面的反映。　　二是对地方政府约束不够，不考虑市场需求，盲目争投资、争项目现象还比较突出。这一方面导致了供给的总量过剩，另一方面导致了供给的结构过剩。特别是1992年邓X平南巡讲话以后，各地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投资活动异常活跃，投资规模大大增加。这些投资陆续转化成生产能力，导致整个社会的总供给能力在不断增加。尽管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其增速小于总供给的增速，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总需求相对不足的现象，大量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闲置现象严重，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受到很大的抑制。林毅夫先生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　　三是转轨时期心理预期的特殊影响。根据经济周期研究中的“心理理论”，即使生产要素供求的变动产生了经济波动，但如果没有心理因素，其波动过程可能是短暂的，波动幅度也只限于对外界变动的反应，因而不足以形成经济周期。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前三个周期中，心理预期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不明显，但在目前这个周期中却表现的比较明显——由于这一时期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力度加大，居民普遍对未来支出预期增大，减少了即期消费，增加了各种储蓄；受供求变化、商品价格不断走低的影响，投资回报率相对降低，企业对未来投资收益的预期降低，投资积极性不高。这表明，第4个周期的收缩期延长与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预期看低有直接关系。　　以上说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又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至少解释得不够充分。体制改革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入世前后体制改革的力度应该说是较大的，涉及的内容是较多的。将GDP增长速度的下滑看作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结果显然理由不够充分。认为GDP增长速度的下滑是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未能联系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历史地进行观察，因此仍然未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心理预期的影响作用是存在的，但没有一些学者说的那样严重。这样，这个经济周期表现出的特点就令人很难解释。如果仍说是经济周期的规律反映，似乎又找不到能证明未来几年经济形势会明显好转的令人信服的依据。从人均GDP水平看，按照罗斯托关于经济增长阶段的权威说法，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高增长时代也不该如此短暂。于是，一个世纪之交的“经济增长速度之迷”诞生了。　　现实表明，如何从理论上对这种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现象作出科学解释，并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给出相应的调校建议，这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最重要的课题。　　2&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工业化进程规律与经济增长速度　　如果已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就必须超越已有理论的分析框架，寻找新的逻辑思路，建立新的理论范畴，构建新的分析框架。　　英国经济学家瑟尔瓦尔曾把81个国家年间GDP的平均增长与加工业的平均增长联系起来进行过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向联系，加工业的增长率超过GDP的增长率越多，GDP的增长率就越快。瑟尔瓦尔同时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工业化的动力必定来自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是工业品的主要需求源泉；而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上，外国对工业品的需求成为保持工业增长势头的首要因素。我们赞同GDP的平均增长与加工业的平均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正向联系之结论说法，但对其工业化动力和阶段划分说法存有歧见：其一，瑟尔瓦尔未考虑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非市场力量的强大作用（例如通过牺牲农业部门的利益来支撑工业化的进程）；其二，他未考虑到一些国家在体制改革和转轨过程中因价格体系紊乱且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理顺而对行业和区域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其三，他虽对工业化进程的阶段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未考虑到工业化发端时间的不同对工业品销售市场空间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GDP长期增长率的不同走势。我们仅在下面讨论一下第三个问题。　　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会出现产品的大量剩余吗？　　我们认为，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工业化发端时间的不同必然导致工业化进程的市场背景和产品销售空间的迥异，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走势。　　所谓工业化进程：是指一国从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开始到基本上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国从开始大规模放弃手工劳动而采用机器劳动加以替代到机器劳动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普及性基础的生产技术演进轨迹及其对应的时间跨度。以英、美、德、意、法等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丹麦、芬兰、挪威、中东石油国家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它们工业化进程的发端时间是很早或比较早的，它们开始时面对的就是世界性市场（当然开始时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随着供给能力的增加国际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甚至出现了国际市场销售比例大于国内市场的状况），且拥有技术优势，从总体上看它们在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升级过程中总是处于前列，尽管发达国家之间在产品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上也出现过此消彼长的排名变化。　　例如，在最早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其最初的制成品市场就是典型世界性的。当然，当时由于生产能力和购买力的限制，英国制成品出口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的，后来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当某些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饱和或受到来自其它国家的冲击时，国内对应的生产力就会升级或转化而生产其它制成品从而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拓展空间，使国内的生产力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部分闲置起来，或生产的产品长期积压在那里。例如，棉纱是工业革命的先驱，因为新的机器更适用于纺纱而不是织布。因此，英国的棉纱到达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并在1884年达到了出口顶点（出口额达到271,000,000英镑），但很快所有核心国。都发展了纺纱业，到1870年它们从英国进口的棉纱已经不多了。而且外围国也增强了力量，从1884年起英国棉纱的出口下降。印度首先在粗纱方面夺回了自己的市场，然后占领了英国在远东的其它市场。但这时英国相对应的生产能力在转化、升级，英国的棉纺织品市场在继续扩大。这些生产能力并没有部分闲置起来，也没有造成很多产品的长期积压。英国制成品出口增长时发现从1853年至1913年呈现出在波动中略有下降的趋势，从1853年到1872年间每年为3.7%；从年间每年为2.2%；从1882年到1889年间每年为1.9%；从年间每年为0.4%；从1899年到1913年间每年为2.7%），也从资本输出和贸易条件改善等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是，出口需求一直是拉动英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正因为巨大的海外市场的存在，所以英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强国。　　技术优势的存在使得发达国家从总体上看在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升级过程中总是处于前列，从而使产品能够继续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刘易斯在分析核心国对外围国发展的贡献时，强调的第一点就是技术——“他们提供了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在十九世纪的前七十五年中，工业与农业革命的本质是用新的方法生产原有的物品——炼铁、棉纺织与服装、种植谷物；以及运输物品与劳务。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工农业革命又增加了新的变化——制造新产品：电话机、留声机、打字机、照相机、汽车，等等，这个似乎无止境的过程延续到二十世纪，又增加了：飞机、收音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和游艇。3”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间接看出工业化起步较早的这些发达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引导力和控制力。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电子工业产品的生产大国，但具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和附加价值高的电子产品仍然需要大量进口，例如，吕政先生在分析当前工业结构调整面临的突出矛盾时，曾经给出这样的数据：2000年国内市场对芯片的需求量约200亿块，国产芯片&50亿块，出口40亿块，进口190亿块；中国集成电路国内生产只占10％。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中，处在第一层次的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出口技术和技术标准获取垄断超额利润；处在第二层次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关键性的元器件，也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而目前中国电子工业虽然规模很大，但大多是组装加工工业，处在全球电子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第三层次。再从机械装备制造业来看，中国市场急需的许多重大技术装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每年都要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化纤制造装备进口比重为85％，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等设备进口量占国内市场需求的70％。　　工业化起步较早的这些发达国家同时还拥有贸易优势，在产品声誉、市场调研水平、贸易手段与策略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特别是进入20世纪，在许多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国家的名牌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建立起较高的知名度并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后，发展中国家即使培育出质量和成本都可与之抗衡的产品，仍难抢回多少市场份额。不仅如此，有些市场还呈现出进一步丧失的趋势。仍以机械装备制造业为例，中国机械装备制造业产品进口的比重1990年为31．6％，1999年则上升到41％；进口产品使用的外汇1990年为168．5亿美元，1999年上升到703亿美元，占当年全国的外贸进口总额的42．7％，进出逆差为211．1亿美元。在讨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时，伊曼纽尔、刘易斯等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尽管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重视和加强同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但他们是承认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利，处于受剥削地位的，伊曼纽尔甚至明确地将这种贸易关系称之为“不平等交换”。在这种贸易条件下。除了暂时的、偶然的产品积压外，如果不是发生了严重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些发达国家的产品过剩问题基本不存在（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过这样的经济危机，此时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确实出现了明显的闲置）。西方的出口剩余理论便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品销售的客观实践和真实市场结构在学术领域的映射。　　&发展中国家（地区）工业化的三条道路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在国际分工中拾遗补缺。例如，中东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现发展其它国家已经很强大的工业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难有竞争力，不易立足，于是普遍依托其它国家短缺而自己却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建立起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在赞比亚，由于其矿藏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有些矿藏对其它一些国家来说根本没有或十分稀少，于是该国发展起以采矿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铜和钴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加纳共和国某些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于是也形成了以采矿业为主的工业体系，黄金、钻石、锰矿开采量居非洲前列。在古巴，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特别适合甘蔗的生产，甘蔗的生产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之一。与此相适应，制糖业演化成为巴西的另一个经济支柱，并成为世界上人均产糖量、出口量最多的国家，获得了“世界糖罐”的称誉。还有一些小国如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玻利维亚等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具有这一特征。　　第二，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中承接被发达国家转移和淘汰的行业。产业经济学中有“朝阳产业”、“日不落产业”、“平稳增长产业”、“夕阳产业”的划分。其中，“朝阳产业”包括建筑业、新型建材、金融、汽车、石油化工、计算机及通讯设备行业，“日不落产业”包括旅游、制药、房地产行业，“平稳增长产业”包括家电、商业、公用事业、食品加工行业，“夕阳产业”包括&纺织、造纸、钢铁、煤炭、制陶、传统化工（如化肥、农药、“三酸两碱”、“三大合成材料”、无机盐、橡胶加工等行业）等。这种划分其实就是根据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产生、发展的时间序列以及长期市场需求状况的变化趋势作出的。“夕阳产业”大多是老工业种类，由于污染严重、对公众健康有影响或本土行业利润率已经很低以及保护生态这样几个原因，发达国家已经将其淘汰掉或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至少是其发展受到控制。但是国际市场上对其产品还存在需求，而且技术早已成熟且发达国家愿意转让或提供帮助，对普通劳动力的文化要求又不是很高，于是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发展对象。印度在工业化过程中建起了以采矿、纺织、钢铁、传统化工为主要特色的工业体系，越南在工业化过程中建起了以冶金、纺织、煤炭、机械为主的工业体系，柬埔寨在工业化过程中发展起了木材加工、造纸、纺织工业，肯尼亚的采矿、水泥、轧钢、纺织、普通化工获得了一定发展，基本都体现出了这一明显的特点。　　第三，要么是在政府的保护下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普遍具有这个特点。前苏联虽然过去被列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回顾其工业化过程，在这方面是典型的代表。在关税和其它非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前苏联建立起了机械、钢铁、石油、森林、有色冶金、军工等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虽然前苏联解体后各个国家都走上了谋求加入WTO的道路，俄罗斯正在积极努力着，但保护自己工业体系的意识还都比较强烈。前东欧国家也是如此，虽然它们改革开放搞的较早，不少国家陆续加入WTO，但在工业化初期国家对工业经济的保护作用是强有力的。由于自己的工业竞争力在国际上不够强，在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和加入WTO后政府也保护问题。现已位处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在加入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前后在这方面做得都是比较成功的。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前，依靠关税和强烈的民族保护意识，韩国建立起较完善的工业体系。1967年韩国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由于当时GATT是一个国际条约，与今天的WTO有很大不同，韩国政府在保护国内幼稚工业时并没有遇到很大问题，成功地使汽车、造船等产业得到发展。现在韩国的汽车、石化、钢材、机械设备、家电等行业已经很有竞争力。另一个过去闭关发展民族工业经济的国家克罗地亚，在入世之后，由于政府和企业做了相应的准备，服装、纺织、文具制造等“优势”行业的国有企业获得了较多的发展机遇。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入世的压力正在变成进步的动力。墨西哥在其工业化的前期也非常注意保护本国工业，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的最高关税为100％，对所有进口产品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墨从1983年开始降低关税，1986年入关时，墨承诺最高关税不超过50％。到1987年，又将最高关税从40％降至20％，目前平均关税为3％，同时逐步放宽对进口产品的许可证限制。但后期由于保护逐步取消，原来受到政府保护的工业部门、金融部门都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在中国（指中国大陆，初特别指出外含义均如此）的工业化过程中，以上三方面的情况均有表现。例如，中国的烤鳗加工业，钨、锡、稀土、锑矿工业，中成药、宣纸、蜡染、丝绸、白酒工业，基本上都是根据在国际分工中拾遗补缺的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纺织、自行车和低档摩托车、煤炭、造纸、化肥与农药、陶瓷、橡胶、电子钟表工业等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转移或淘汰的工业种类（当然这不是说发达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些工业种类了，某些工业种类在个别发达国家可能仍然具有较重要的地位，这里只是就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情况而言的）。中国在第三个特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解放后，中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的方式，建立起比较薄弱的、技术落后的工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自我创业的过程，按当时的说法政治上是“独立自主”，经济上是“自力更生”。那时中国几乎没有国际贸易。虽然当时的苏联也曾经帮助过中国，但因为国际关系的变化，这种外援很快便终止了。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关上国门搞工业化建设的，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具有相当规模、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并树立起大庆油田、鞍钢这样的工业企业典型。1978年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虽然在逐渐提高，但许多法律、政策与制度（例如关税制度）在保护民族工业方面仍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当然这种保护也带来了许多明显的负效应，如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意识、服务观念淡薄、管理混乱等，这正是我们必须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理由所在）。直到入关谈判，中国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方面也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安排。这样，整个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能交融或交融程度较低，被明确地区分开来。虽然中国在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同时（引进的设备等生产资料除外），渴望自己的产品能多多出口，但由于产品的花色品种和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不能抵补发达国家的效率优势，再加上营销技术和力量比较薄弱，因此其产品出口比例较小，主要是内销。闲云山人 向TA提问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何不同服装产业主要集中在发达的 工业化国家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何不同我国工业化高速 发展 时期与西方 发达国家工业化中 发达工业化国家? ||||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