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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依靠改革开放、加入WTO和劳动人口三大红利，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然而，近来中国经济已经步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趋于优化、新旧能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时期，以往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日渐乏力，结构性的供需错配现象也较为严重，亟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现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金融的功能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两者互促共生。如果说实体经济是肌体，资金是血液，金融体系则是血管。金融业必须助力供给侧改革，亦将得益于供给侧改革。金融业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融资结构以及健全银行业结构等方式，解放金融束缚，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更为有力的金融支撑。而供给侧改革也是金融业自身转型发展的助推器。通过转变经营理念和改革体制机制，金融机构将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提高金融供给体系的服务质效。
一、以针对性金融改革服务供给侧改革
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的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在于金融端，关键是金融的制度性改革，核心是降低企业成本、去融资杠杆、提升资本效率。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以及健全完善银行业结构，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经过20余年的稳步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重大突破，金融机构都已具有自主决定利率浮动的权力。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变动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更好的引导金融资源配置，不断完善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交易机制，推动社会融资方式的多元化；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降低企业负债率和融资成本；有利于促进居民财富的增长，引导居民理财和消费行为理性改变；有利于资金流向高收益、高科技和前景好的新兴产业和初创企业，为中国经济再平衡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条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从外延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转向内涵集约式的增长模式，真正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也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定价、结构以及风险三方面的挑战。从产品定价来看，利率市场化导致短期利差震荡、中期利差下降，金融机构需不断提升产品风险定价能力。从产品结构来看，为减少利差收窄的不利影响，金融机构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即通过综合化经营扩大非息收入，进而会增加高风险高收益资产的占比。从风险管控来看，利率震荡导致波动性增加，加之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其强烈的逐利动机也可能带来轻视风险的倾向，这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未来仍有三方面任务需要持续推进。一是央行主导的商业银行基准利率体系应尽快退出，相应的由市场主导的金融机构利率体系应逐步建立，以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二是增强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定价能力，逐步弱化对央行基准存贷款利率的依赖。三是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机制，让短期利率的变化能有效影响存贷款利率、债券收益率和其他市场利率。
供给侧改革成果在资本市场的体现，主要就在于激活资本市场，为企业创造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提供更低成本的融资方式。目前中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2015年，新增直接融资仅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3.2%，虽比2014年攀升6.03个百分点，但仍属于较低水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产生了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于集中、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难题。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健全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功能齐全和富有弹性的资本市场，有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更好地满足创新型增长模式下实体经济多样化的融资需求。直接融资无需金融中介机构介入，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少企业对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方式的依赖，降低经济转型调整阶段的金融风险；提升直接融资比率有助于避免由于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而造成非金融部门财务不可持续的现象，有助于企业降成本、去杠杆，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为有效促进供给侧改革，商业银行应通过开展投贷联动、优化信贷投向、完善银行业结构和创新农村信贷制度等四方面举措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构建治理良好、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银行业机构体系，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一是积极开展投贷联动，让“双创”成为发展新动力。改变过去商业银行只为客户提供信贷支持，PE/VC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的方式，准许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投资，以“股权+债权”的模式，可以为创业期的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投贷联动能够有效地将商业银行的资金、客户、品牌和渠道优势与风险机构的风控能力和投资能力的优势相结合，切实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商业银行应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做好信贷投向的“加减法”。一方面，对科技产业、新兴行业、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做加法”。紧密贴合国家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大政方针，加大对“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对过剩产业、垄断行业、落后企业的信贷投放“做减法”。加大力度盘活信贷存量，促进僵尸企业和问题企业不良贷款的出清，推动不良贷款的化解和处置工作，严格限制“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额度和规模。三是加大力度推进民营资本建立小型银行的过程，构建城市小型商业银行队伍，门当户对地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加强和丰富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针对性地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四是创新农村信贷制度，发展普惠金融。近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颁发，并鼓励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贴息、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公司担保等多种方式，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及缓释机制。银行业应合理自主确定贷款抵押率、额度、期限、利率，简化贷款手续，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加土地流转，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步伐。
二、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提升。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既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也是银行推进自身改革和转型的需要。商业银行更有必要从体制机制改革和经营理念转变入手，加快推进自身的供给侧改革，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有效支持经济体正在开展的供给侧改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商业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经营和决策效率。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为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奠定治理基础。充分发挥党委、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作用，探索党委领导核心和现代公司治理有效结合的新途径和新方式。推进内部经营机制改革，充分调动银行经营管理人员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通过实施用人薪酬机制改革、推行职业经理人和全员全产品计价考核等制度真正打破“大锅饭”，推动银行从业人员主动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效率。
建立多元化和轻资本的业务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商业银行应不断加大资产结构、负债结构以及表内外业务结构的调整力度，努力打造“轻型银行”。在资产业务方面，要顺应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发展的要求，把同业业务、债券投资等非信贷业务作为发展重点，降低信贷类资产的比重。在负债业务方面，要转变以存定贷的传统理念，打造以资产驱动负债的经营思路，进一步提高负债的主动性。通过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托管、财富管理、现金管理、交易型银行等新型业务和表外业务降低风险权重，使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低于总资产增速、管理资产增速高于资产规模增速。以经营效率提升真正实现低资本占用和低成本扩张，以相对较少的资本投入驱动相对较大的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构建市场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业务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要打破传统管理体制的桎梏，深入探索事业部制和子公司制，推动经营管理模式从以块为主向条块结合转变，有效提升专业化经营管理能力，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进一步顺应利率汇率市场化、资产负债结构变化、表内外结构变化的要求，持续深入推进资产负债管理转型创新，推动资负配置和管理从被动、单一、表内向主动、多元、全表管理转变，更加注重全资产和大负债的动态、组合和前瞻管理。通过内涵式、精细化管理机制的建设，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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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连平
连平，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进入交通银行总行工作，曾任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组织架构再造办公室主任。现任首席经济学家、金融研究中心总经理、评级办公室主任、《新金融》期刊主编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站长。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运行与货币金融政策、外汇与汇率、离岸金融和商业银行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迄今在境内外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450余篇，出版著作11部，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20余项，十多项获奖。
多次出席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专家会议。经常出席人大财经委、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务院研究室等有关宏观管理部门的专家咨询会议，为高层决策提供建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担任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中国金融论坛创始成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和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发展战略研究公众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执行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担任人民网财经研究院顾问、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约财经评论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金融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业》编委会副主任、《金融研究》编委、《金融监管研究》编委、《银行家》编委、《中国金融年鉴》编委、《中国外汇》学术委员、《新金融评论》编委、《世界经济研究》编委。
获得2009年证券市场周刊中国宏观经济年度预测优胜奖第二名；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2009年“年度中国分析师”，2010年“最佳预言家”称号（排名榜首）和、、2015年“年度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中资机构）；《国际金融报》和陆家嘴人才金港联合主办的“2010上海滩国际金融菁英人物”评选 “学术奖”（排名榜首）；“亚洲财富论坛”“最具财富经济学家”称号；2012年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卓越贡献奖；第一作者著作《利率市场化：谁主沉浮》获2014年“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 评选特等奖。获评新浪财经2015年银行业综合评选“年度领袖经济学家”。彭博社2015年中国经济预测排名中资机构首位。
博客访问：365447供给侧改革的六大着力点
　　在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才能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笔者认为，以下六个方面应成为下一阶段推动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第一，继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去杠杆、控风险、提效率，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牵引作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降低企业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激发微观经济活力，这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核心和关键。
　　首当其冲的，便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与服务。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强力落实，认真清理并切实减轻企业目前承担的各类不必要的非税负担，继续落实和完善简政放权的各类事项，营造良好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抓好中央所确定的重大改革措施的落实。
　　此外，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既能改善需求侧管理，又能释放供给侧动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达到刺激生产、改善供给的目的，具有很强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意义
　　抓实抓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质量和效益，切实改变国有企业财政预算软约束现状，使国有企业能自负盈亏。同时，仍然要重视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力度鼓励民企进入垄断领域，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提升资本回报率，通过制度变革促进自由竞争，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对国企的改革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尽快清理大量占有各类资源的“僵尸企业”，这将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实现去产能、降杠杆并最终提升盈利能力的目的。
　　财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同样既能通过宏观政策调控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发展，又能通过深化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实现在供给侧发力。未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并且，还要一改过去名义积极、实际保守的政策基调，采取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坚决杜绝违法征收“过头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并且更有力度的取向。
　　针对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明显等突出问题，需要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尽快解除金融抑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便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深度动员社会资本、提高储蓄率的作用，从根本上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压缩企业杠杆率、清理“僵尸企业”等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不断加大，过程仍将漫长，有可能造成国企员工下岗失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变动，不断提高工资和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低保等保障标准及其政策受益面，竭尽全力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第二，给企业更大力度的减税减负让利，发挥税收政策作为需求侧政策和供给侧改革连接点的作用。从经济转型需要和居民诉求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显然偏高，仍有下调空间。在这一点上，企业和居民减税呼声高涨，但政府部门则强调困难压力多。从理论上讲，在经济下行期，减税是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对企业，减税能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对居民，减税则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将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仍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因此，尽管目前实行全面减税似乎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但针对居民个人、小微企业、成长性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更大力度的减免税，则是切实可行、迫在眉睫的。此外，还需进一步合并相关税种，减少消费环节税负，清理不合理收费，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真正为居民创业、为企业创新减税、让利、松绑、减负，以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第三，更多运用市场化机制，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改善国内竞争环境。 淘汰清理过剩特别是落后的产能，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它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盈利；有助于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和转型升级。为此，应将去产能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行业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管理，加强产业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从源头上堵住落后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还离不开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产业，应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转型。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可以借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拓展相关国际需求，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输出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对于政府而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绩考核导向，也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不当干预市场。
　　第四，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做好鼓励产业升级的加法，实现由特定激励性产业政策向普惠性产业政策转变。改进产业政策设计，有必要将目前倾斜发展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如对新兴产业实施的创新研究、环保节能的奖励措施，逐步完善成为长期的、综合性和普适性的创新与竞争激励机制。
　　未来应注重强化市场环境建设，弱化具体产业发展的内容，避免引起未来一窝蜂投资而出现产能过剩。一方面，应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投资，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中低端产业升级为中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努力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助推实体经济尽快实现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五，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促进技术进步，真正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来支撑。如今，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储蓄率逐渐下降，原有的比较优势已明显削弱，原有的发展动力已明显退化，再依靠简单扩大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来驱动发展的路子已经行不通，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加强创新，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未来应紧紧围绕营造公平宽松的竞争环境、强化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支持、建立市场利益导向机制、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激励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科研教育体系、推进产学研结合、加快人才培养和流动、推动开放创新、加强统筹协调等多方面来转变发展思路，将改革重点放在着力创造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创新动力的体制环境上，营造创新的土壤，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第六，继续释放和创造人口新红利，着重培育人力资本红利。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人力资源现在是、未来也仍将是我国发展的最大优势，人力资本更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没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应，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在长期来看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既要注重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改善劳动力结构；又要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弥补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生产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的趋势。一是继续调整生育政策，增加年轻人口的生育率、扭转持续低生育率局面，这是着眼长远又利在当下的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举措。二是加快城镇化步伐，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束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三是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培训等措施，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要更加重视对活劳动的投入，激励其开展创新。(■王 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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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服务经济与社会
日10：46&&&&&&&&
本报记者 姜欣欣&&&&&&&&来源：金融时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开了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难以进行的。那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什么？要改什么？怎么改？这是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中我们金融部门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近日，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徐诺金博士接受《理论周刊》专访，就此展开深入阐述。今天，为读者呈现的是访谈下篇，徐诺金认为：金融以经济和社会为基础，必须立足于社会，根植于经济，必须坚持以支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发展为己任，改善金融服务方式，加大社会的有效金融供给，运用金融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这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做大做强做实金融供给、创新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是改革的目标
　　记者：在您看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徐诺金：我认为是做大做强做实金融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金融机构种类从单一到多元、金融服务方式和品种日益多样化、经营理念不断发生积极变化。然而，总体上看，我国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一是规模仍不够大。目前我国的金融总资产只有GDP的4倍，而美国金融总资产是其GDP的11倍。金融从业人员占比只有1.34%，远低于发达经济体5%～7%的水平。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截至2014年末，股票市值与GDP之比只有58.6%，世界平均水平为76.8%，美、英、韩、加四国平均为116.6%。2015年末上市公司数量只有2827家，而美、日、加、印四国平均为4380家。二是发展质量不高。近十年来，我国金融业在量的扩增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全球十大银行中我国已经占据四席，但大而不强，机构主要依赖占地盘、扩网点、垒大户等粗放模式拓展业务，同质化竞争严重，创新能力弱，并且多是不同机构之间通过业务代理和产品组合开发等低层次的金融创新。三是“脱实就虚”问题突出。大量资金游离实业，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没有完全做到真正服务实体经济。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5%，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增速为15.9%，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6.1%，还不到金融行业增速的一半。金融业作为为实体企业提供服务的行业，增速大幅超过工业增速，间接说明了必然有一部分金融资源没有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大金融市场体量、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创新步伐，另一方面要做强做实，防止金融自我循环，要在做大做强金融业自身的同时，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壮大规模，质量上台阶、上层次。
　　记者：那么，这一改革的主要目标又应当是什么？
　　徐诺金：疏通金融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提高转化效率应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在50%左右，在主要经济体中一直排名第一，但金融业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转化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国银行系统的存款余额快速攀升，但存贷比一直在0.6至0.8之间，而美国的这一数值基本在1左右、英国在1.2左右。二是直接融资数额小、占比低，截至2016年4月末，我国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规模只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14.6%，尚未实现金融业“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的15%以上的占比目标，更是远远低于美国、德国、日本87%、74%、69%的直接融资占比。三是企业融资贵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虽然央行持续降准、降息，但企业除利息成本之外，还需要负担附加费、评估费、担保费、保险费、过桥资金费等贷款费用，企业信贷融资的实际成本依然较高。直接融资虽然成本较低，但由于门槛较高，对企业资质具有严格要求，现实中能够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取资金的企业只是少数。面对这些问题，金融供给侧改革应立足于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这一基本职能，不断深化创新，让从大到小、从传统到创新，不同类型的企业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市场融资，使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顺畅。
　　解决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是改革的重点
　　记者：经济供给侧改革强调从制度入手，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否也需要打破制度藩篱？
　　徐诺金：财富的终极源泉是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要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以一定制度背景为基础，良性运转的金融制度，能将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完美结合，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只有在制度层面打破体制机制性障碍，金融要素活力才能充分释放，金融市场功能才能更加完备。因此，同经济供给侧改革一样，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从制度入手，建立健全高效畅通的金融运行体制机制，是我们需要首先考虑并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金融业在制度层面的体制机制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影响了金融市场效率的发挥，扭曲了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在金融市场管理制度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如在金融市场运行方面，政府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并未有效形成和起决定性作用，既缺乏常态化的市场准入机制，也缺乏常态化的市场退出机制。高度集中的运动式的准入审批远远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只有“生”，没有“死”的刚性金融生态环境抑制了金融市场活力的充分发挥。目前我国虽已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现行法律法规也对金融机构的接管、解散、破产等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可操作性不强，离真正实施金融机构的有序退出相差甚远。金融市场管理上的部门分割远远落后于跨行业、跨领域、跨市场、跨产品的快速金融创新活动，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制约了资金在金融市场的自由流动及合理配置。这些体制机制方面的结构性矛盾，都有待于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前提条件，提高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是否应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徐诺金：是的。首先，如果金融市场货币资金不能按经济合理性的市场化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之间自由高效地流动，那么金融供给就无法充分而高效的满足各类经济需求。其次，金融业自身也是一种市场化的产业，金融机构和其他工商企业一样有自己的行为动机及利益追求，也是通过向社会提供产品和劳务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并进行财富产出的，金融既服务于国民财富创造，同时也创造国民财富。如果金融业市场化机制不健全，金融要素供给效率和财富创造能力就会降低，金融抑制就会随之产生。因此，金融供给侧改革必须把金融市场在资金运用和资本形成中的主导作用放在重要位置，以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存在较多的非市场化因素。首先，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程度仍然不够，仍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强势资金供给市场，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对金融资产和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大多数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也都直接或间接由国有股份或地方政府控股，目前虽然欢迎和鼓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但整体刚刚起步，发展较为缓慢，准入条件仍与国有成分不平等。由于国有资本在金融市场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市场竞争尚不充分，金融发展缺乏市场化经济主体的那种动力和活力。其次，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在政策上已完全放开，贷款存款利率管制都已经取消，金融机构名义上拥有利率的自主定价权，但由于利率的传导机制尚待健全，利率在金融要素的引导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加上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干预，保增长、保就业等社会政策目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产生约束，利率传导会失灵。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有效的市场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市场纪律软化，金融的市场化调节就会弱化甚至失灵，金融领域、实体领域“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金融机构“败”而不“退”，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股票市场只“上”不“下”等问题的存在就典型地反映了市场自动出清机制的失灵。
　　加强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普惠是改革的重要抓手
　　记者：切实服务好实体经济需要消除金融供给短板，那么，如何才能实现金融新供给？
　　徐诺金：金融创新是单个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也是整个金融体系增强其效能的原动力，每个金融机构直至整个金融体系都不能不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否则其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以互联网金融为例，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和金融的历史性结合，推动了传统金融和互联网的优势互补及有机结合，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将移动银行拓展到传统物理网点无法覆盖到的区域，为金融普惠之路打开了机会窗口，同时，互联网企业也基于互联网金融开辟了新的产品领域，无论是企业和个人，享受金融服务都更加便捷和低廉，这为金融创新的重要性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仍停留在简单复制层次，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有待进一步规范，许多实体经济或者再生产过程中所需的金融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通过金融创新产生的新供给偏少。因此，促进贴近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业态健康发展、规范发展，消除金融供给短板，让金融供给惠及到小微企业和普罗大众是当务之急。长期以来，由于“三农”领域、小微企业、弱势群体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存在信贷固有风险高、效益低等原因，金融机构面向这些领域的创新动力不足，金融产品单调、同质，企业融资成本高企，这在县域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农民工金融服务方面更是薄弱，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就业、住房教育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仍很欠缺。我国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巨大差异，金融在县域地区的服务功能不足，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城市地区对县域地区“挤出效应”明显，县域地区沉淀下来的储蓄资源只有很小的比例用于当地经济发展，而县域经济又是经济和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节点，这个节点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能否彻底转型走向现代。因此，围绕我国实体经济，围绕县域，围绕包括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在内的“四农”和中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加大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普惠是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稳健的政策、有效的引导是改革的有力支撑
　　记者：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得到相应的支撑，这需要我们做哪些努力？
　　徐诺金：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货币信用环境有利于市场主体充分了解各项政策走势并作出正确的投融资决策，从而起到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作用。如果货币信用环境波动过大，就不利于稳定经济，不利于稳定和扩大投资，因为投资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投资的决策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定和明确的预期。如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反复波动、货币政策周期过快调整、利率和物价水平过分波动等，都是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更不利于长期的国家竞争实力的上升。伯南克主政时期的美联储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而推行的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公开性以及具体实施中对利率、通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的前瞻性预期引导，尤其是对长期利率的引导，目的就是要稳定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鼓励中长期投资，这对美国从次贷危机中较快地复苏，并对以新能源技术、新信息技术、新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制造业回归等新的竞争优势形成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的复杂性远远大于美联储，因为我们是转轨型经济，市场处于成长、发育过渡之中，货币政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多，肩负的目标任务也更复杂，有的甚至相互冲突，协调起来的难度更大，这对我国的中央银行也要求更多、挑战更大。如何在这种挑战中去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市场货币信用环境，使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朝着巩固实业基础、增强国家长期竞争力的方向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引入市场沟通机制，引入前瞻性预期引导，增加政策透明度。
　　今年央行在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强调了要稳定市场预期，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稳定的、可预期的货币信用环境一方面要求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通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传导机制，使央行信息有效地传导给投资者。另一方面，也要注重通过加强市场沟通和提高政策透明度的方式，引导投资者预期向政策目标靠拢，防止政策的误读、误导。其中，特别要注意加强政策意图的长期性、前瞻性指引。
　　防止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改革应坚守的底线思维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的四项，都与金融稳定有密切联系，并且都是传导压力的。对此，您如何理解？
　　徐诺金：就金融自身而言，随着金融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同金融市场之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联结日趋紧密，跨市场、跨行业、跨机构、跨产品交叉性传递风险明显加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为防止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社会各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如何改革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风险监管全覆盖上。实际上，比监管体制变革、监管机构调整更重要、更紧迫的是金融监管理念的变革。当前，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推出并运行良好，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已经初步具备了基本条件。因而，对待金融风险，应逐步转变过去对政府、对央行的过度依赖，打破“刚性兑付”和“大小不倒”做法，真正落实自主决策、风险自担、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对金融诈骗、非法集资案件进行分类处置，更多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解决。尽快出台金融企业破产制度，打破金融行业只能进入、不能退出的惯例，让金融机构回归企业本性。在监管理念变革的基础上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按照中央“三个统筹”要求和权责对等的原则，赋予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央行应有的核心地位，对金融集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行更加集中统一的监管，切实有效防范跨行业、跨地区、跨系统的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发生。 （图片 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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