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又封锁 经济学人、时代杂志，到底在怕什麼？_百度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时代》、《经济学人》等杂志的购买？
很奇怪，这类杂志在封面（如果没记错的话）都是有标人民币价格的...但是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内的实体店看到有卖？是没有市场吗？不对吧这类杂志在大学或者一些其它的场所应该还是挺畅销的吧？至少我会去买....还是国家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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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贵了，周刊一本零售价人民币四五十，薄薄的一本，还一堆广告，谁去买？如果每周挤压大量库存卖不出去，一年得亏多少。实体书的生意本来就不好做。
在魔都的一个超市里见有卖，好像叫城市超市。附近是老外的聚集区吧，洋人街下来一点，超市里卖的许多是进口食材和产品。在里面瞎逛看到有一些国外的期刊，真TM贵，又tm薄，才不会买呢，反正学校有订。贵不说，纸张厚度和装订质量都很差的，在大学图书馆里，这两本总是最破的，基本每一期都破损和散页。
calibre可以抓取
time零售价40，the economist零售价75。这还都是周刊。这么贵卖给鬼去？真正要读的人自己都去订阅了，去书报亭买干嘛？经济学人官网预定纸质版一年，平均下来一本才24，每周寄到你家。色色一一
昨天还在报刊亭买了几本Time ,The Economist,Bloomberg business，还买到了年刊。坐标告诉你：复旦邯郸校区，国权路口的那个报刊亭。
怎么没有 我在某大学买到过外文书店都有 电子版淘宝有
你可以到经济学人的官网去订阅。它分数字版、印刷版、数字印刷版。现在数字版的价格是一年400人民币，现在订阅还送一本Moleskine笔记本。网址：你可以关注下经济学人的官方微博获取一些信息。至于为什么不能在国内的一些报刊亭购买等。该杂志毕竟是英文写的，即使会点英文也不是很容易能读懂的。还有它的一些关于中国的封面以及内容。节选最近几期的看一下吧（圖片刪掉了）。总之你想阅读经济学人的话，可以到它官网订阅，国内的网络可以正常访问的。
好像在以前，魔都书报亭有卖的。当然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那时候我爷爷读高中。
有卖的，淘宝上有，我觉得内容上除了中国之外还可以。有很多关于科技，还有大事件的专题报道。。。关于中国的。。。你懂的。。。太标签化了。。。然后，时代太多statement和美式的政治正确。。。有些老生常谈很没意思。。。
难不成我前几年在我校书报亭看的《经济学人》是报摊自己印的？《时代》也有卖的，但对此杂志无感。起码我在北京见过有卖的，不仅仅是海淀高校那片的书报亭，但不畅销。中小城市不一定有卖的，比如我市那种鬼地方，毕竟连《中国日报》都没得卖了（问过高教区报亭老板，说没什么人买就不卖了），题主你想的有点多了，有没有兴趣和看得懂看不懂都影响人们会不会去买。而且，价格不亲民，在国外看还觉不出什么，国内来讲反正我个人一般是不买，毕竟守着图书馆免费的呢。顺便一说，原来在我校四年个人感觉看此杂志原版的并说不上多，虽然有一直看翻译版的。
我在国外12到13年订的是时代，14到15年经济学人。国内不能去经济学人官网订阅？我就说说经济学人，内容太多，一般只看经济和政治，没时间看完。经济内容中规中矩，中国部分内容故意膈应人，天天communist China, 提到其他国家就没有这样的前缀。有几期简直能把人逼成大五毛，比如反法西斯阅兵前后对日本的同情、对中国的质疑。你要是上经济学人网址就知道，中国话题下必定是骂战。比如南海，又比如最近的习马会，TE文章称台湾为“country”，强调“as equal”，引来质疑。评论说台湾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就能被其他人定性为“五毛”（没错，这个概念地球都知道了。不过贴了个标签之后还能好好交流吗），说来说去就是“中国是独裁国家，台湾是民主国家”，没有营养可言。知友Fan Francis说：你什么时候能感受到TE里面的文章大多是思辨能力很低的笨蛋们按着事先定好的套路写的propaganda，说明你的英语阅读水平过了特定的坎儿了。我深以为然。不好意思偏题了。对于TE我就知道这些，感觉没有这些杂志我们的信息量也足够，更何况有译言的转载和翻译，还有媒体的引用（主要是互黑）。有了这些杂志，就像GFW轰然倒塌，不知是对TG有害，还是外媒在国民怒斥中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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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经济学人》：中国魅力不再
图为最新期《经济学人》杂志封面
　　导读：最新一期《经济学人》于1月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中国魅力不再》。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艰难，为了生存它们必须做出调整。
　　已故公司总裁罗伯特-戈伊苏埃塔曾说，日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那一天该公司在中国建立了解放后第一家可乐瓶装工厂。
　　这个观点有些夸张但绝非无稽之谈。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的经济，那时中国人的最高追求是“四个轮子”：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和手表。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欢迎外国公司参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并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
　　三十年过去了，跨国公司蜂拥而入，金融危机后，很多企业更是把中国当成救命稻草，然而现在这股淘金热潮似乎已经过去。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诱人的市场。尽管那里的私人消费只占世界的8%，但是2011-13年中国对世界消费增长的贡献比任何国家都多，像通用和这样的公司都在这个市场挣得钵满盆满。
　　但对很多外国企业来讲，日子正变得越来越难过。部分原因是中国增长停滞成本上升，有才华的年轻雇员越发难找，而工资水平却不断飙涨。
　　中国政府一直在某些领域为难外国企业：它限制外国银行和证券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封锁包括和这样的网站，但是现在这种趋势正在蔓延。集团、和公司正面临后斯诺登时代的强烈反弹，陷入了一场腐败丑闻的调查，苹果公司去年因提供的保修不充分而被迫发表耻辱性的道歉，辛巴克被国家媒体指责价格欺骗。今年三月将出台一部有重大影响的消费者保护法，跨国公司很可能因此遭受更多攻击。政府禁止各级官员铺张浪费，这给了兜售奢侈品的外国企业致命打击。
　　竞争也不断升温，中国本就是全球各大品牌最激烈的战场，而一直被质量问题拖后腿的本地企业也加入了战斗。很多中国公司拥有了海外经验，一些还在开发创新性的产品。小米和华为已经能生产出世界级水平的智能手机，三一重工的挖掘机物美价廉，绝对可以和日立及的产品一较高下。消费者不再会因为一个外国品牌而支付高额溢价，中国人精通网络又缺乏品牌忠诚度，他们是世界上最挑剔的消费者。
　　一些企业正在离开。12月，露华浓宣布全部撤离中国市场，此后不久世界最大的化妆品企业欧莱雅也发表声明将停止销售旗下主要品牌卡尼尔。美国电商和德国万得城以及互联网巨头也悄然离去。去年英国食品零售商乐购决定不再单打独斗，转而和一家国有企业建立合资公司。
　　那些留下来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本周IBM宣布中国区收入在2013年最后一个季度下跌了23%。法国人头马君度集团表示它的人头马干邑因中国需求下降，去年头三季度销量下跌了30%。美国快餐公司百盛集团宣称去年中国区同店销售量下跌了16%，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对鸡肉供应商非法使用抗生素的调查。
　　人们不再因能大量投资中国而欢呼雀跃。我们的中国依赖指数根据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收入来计算。依赖中国的公司表现总是强于竞争对手，然而过去两年它们的股价跌得比其他企业都狠。
　　通用总裁杰弗里-伊梅尔特就说：“中国很大，但是那里做事很难，其他地方同样大，可并没有那么难。”想留在中国，企业就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很多公司将不得不调整策略。
　　首先，成本上升意味着企业必须从追求增长转变为提高生产率。这听起来很合理，但在中国，人们骨子里的想法是“投入更多的人力解决问题”。控制成本的一个办法是投资劳动替代技术，不仅在制造业，在服务业也是这样。跨国企业希望开发利用来自电子商务和智能手机的庞大数据，但这方面正被本土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远远抛在身后。
　　第二，必须加强管控。葛兰素史克的老板在伦敦承认，公司在中国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管理人员“游离在我们的程序和控制之外”。总部的负责人必须确保中国区官员的行为和安全标准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高。比起西方消费者，中国人在社交媒体上更活跃，任何丑闻都可能瞬间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最后，中国统一市场的策略不再有效。大多数企业是在经济规模低于2万亿美元的时候于中国建立的地区总部，然而很快那里的GDP将是这个数字的五倍，可很多企业仍龟缩在上海。中国很多省或大城市的人口和一个欧洲国家一样多，它们的饮食风俗各异，大约有4亿中国人不说普通话，继续实行中国统一市场的策略显然行不通。所以即便CEO们要严格关注标准和行为，他们也该注意发展营销和产品的区域化特征。
　　中国依然是块大蛋糕。那些能够提高生产率、加强管理水平并应对区域化要求的企业仍可以分得一杯羹，但是中国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鹿城/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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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一） ——中国进入从“乱”到“变”的关键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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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社会矛盾如堰塞湖般越积越高，其一旦决堤的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改革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共识在基层大众与顶层精英之间逐渐达成共识。2012年11月，新一任政府正式履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被概括为：经济制度改革依然是整体改革的重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等。
面对困境中的改革号角，以及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秉承的审慎态度，我在延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的同时，提出了&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并于2014年4月推出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在新书中，我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一。
我在2006年的新年感言里说过，我不反对改革，但我主张反思改革路径，并将自己定位为&改革反思派&。 在对过去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反思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很多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与内在逻辑，这也是我在《&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中观察、分析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的基本思路。&
从2012年十八大顺利完成领导班子交接，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刚结束不久的2014年全国&两会&，我们看到了从理念到政策层面出现的积极变化，可以说改革已经再出发。但在这里，我要提醒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盲目乐观派，不客气地讲，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仍然处在比较危险的边缘，而接下来的改革，不但需要清理多年积弊，而且必须要突破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中层官僚的阻挠。可以说，未来十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打碎石头过河&，从&乱局&走向&变局&的关键十年。
大概从2004年，我因反对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高管以市场化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的&郎顾之争&开始，到2008年，我又强烈反对中央政府出台的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计划，因此很多人给我贴上了&改革反对派&的标签。可奇怪的是，每当中国经济问题屡屡被我言中时，又有人出来说，郎咸平就只会骂，缺乏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我能给出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我的建议有人在听吗？听了会实行吗？这就是在中国做一个学者的悲哀。所以，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1、我不反对国企改革，但反对以市场化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
各位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所有叫作改革的东西，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再合适不过了。2004年，我之所以敢站出来炮轰顾雏军在收购柯林格尔等公司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国企改革，而是反对那些&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国有资产之实&的伪改革。
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我对国企改革的观点依然没有变。我们的很多国企，因产业政策和企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得它们看起来虚胖，但实际上并不赚钱，它们依靠垄断地位、资金上的先天优势以及各种补贴生存。国企存在的腐败和低效率，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国企改革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究竟怎么改。那些以市场化为名的所谓改革者，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卖给那些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让他们去经营。但其实是希望将原来国企的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当然知道产权和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但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须让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受益，而不是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结果差点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今天，国企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按照&一卖就灵&的路子走下去，我敢肯定地说，结果只能更坏而不是更好。
当然，我仍然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
2、我不反对救市，但反对以救市的名义为权贵解套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厉声反对&四万亿投资计划&。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我厘清当前国内复杂矛盾，挖掘表层现象下深层规律的最佳样本。
2006年前后，我就指出中国经济存在八大危机&&资源过剩、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危机、通胀危机、民营企业危机、银行危机、危机和消费危机。一时间，有媒体称我为唱衰中国经济的&乌鸦&。两年后，次贷危机爆发，并且迅速席卷全球。受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乏力、外部需求放缓等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政府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
而在2008年前后，我大声疾呼&&反对政府&四万亿救市&为权贵解套，并提出政府应&放弃保八，藏富于民&。当时，有学者立刻批驳我无知，并声称，中国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可避免大萧条，即便有通货膨胀也值了。各位，结果怎么样呢？由数据来看，无论是我们手中钞票的真实购买力，还是我们官方衡量经济增速的GDP，显示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经历&滞胀&，而且已经至少持续了三四年之久。为什么呢？因为自2008年政府名为救市，实为权贵解套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之后，我们就是在经历一场&虚假的繁荣&。
到今天，又是五六年过去了，但我依然坚持，中国经济需要&救市&，但不是砸向基建工程，让冷的产业更冷，比如中国制造业；让热的产业更热，比如&铁（）公（公路）基（基础设施）&等GDP工程，而应该是扶持民营企业、提振内需，从而拯救近些年来已经持续萧条的制造业，实现藏富于民。
3、我支持反腐败，但反对高薪养廉和式反腐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个月，一份由官方智库研究，被称为&383方案&的改革方案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关于预防和惩治腐败，&383方案&提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的构想。具体表述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这个构想可以理解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养廉政策。那么老百姓交足高赋税后，就能养出两袖清风的官员吗？很遗憾地告诉各位，高薪不能养廉。那么，像俄罗斯普京那样，凭借领导人的铁腕，开展&运动式反腐&行不行呢？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有点效果，但长期看是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各位有兴趣可以阅读我在《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的相关章节。那么，怎样才能从根子上预防腐败呢？对于这个问题，政治学学者可能会从民主和法治等制度建设层面提出建议，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给出的办法是强化预算制度、公布政府审批清单以及给市场放权。
通过预算制度预防腐败，就是把政府的所有收支，事无巨细地向社会公布，让每一分钱的开销都在阳光之下进行，公开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给市场放权，我认为是预防、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自然从源头上铲除了窳败的土壤。而要给市场放权，首先需要政府公布行政审批的权力清单，凡是清单之外的，都应该由企业或社会组织自行解决，政府无需，也不能再去以审批名义谋取部门利益，这和李克强总理最近一直强调的&法无禁止即许可&是一个意思。
本文作者：
（著名经济学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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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一线城市商品房...为什么《经济学人》几乎期期都有关于中国的内容_百度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