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洋时期到国民政府时期，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_百度知道
从北洋时期到国民政府时期，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总体上从北洋时期到国民政府时期是历史进步。从1911年清帝逊位到1926年国民政府北伐，这期间是北洋时期。北洋时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11年到1916年为袁世凯主政时期，此期间全国统一，但是由于孙中山等人的暗中阻挠，致使袁世凯受到多方面掣肘，在此情形下袁世凯走向了不归路——称帝，从此局面不可收拾，最终被迫退位忧病而死；1916年到1926年为北洋军阀时期，此期间全国大乱，没有统一的中央，军阀各自为政，互相征战不休。1926年，国民政府北伐，逐步消灭各军阀势力，到1928年东北易帜，虽然军阀各自为政依然存在，但是国民政府为各势力公认的中央，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此后到1937年间，除了小规模战事之外，全国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爆发，经济迅速发展，制度也趋于完善，创立法币，改革金融业，外交上极力交好强国，避免与日俄发生全面冲突，军事上与德国展开合作。这十年被称为“黄金十年”。国家的强大，首先在于国家的统一，其次在于和平的发展环境。北洋政府在袁世凯时期是满足这两点的，但是袁世凯称帝，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最终北洋政府四分五裂。此时能够统一中国并赢得和平发展的政权即是历史进步。国民政府北伐之后，国内形式上统一，总体上趋于和平，使国民经济有了发展的余地，为日后的抗战奠定了物质和人才基础。所以国民政府时期相比较北洋政府时期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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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抹黑的也不只是&#65378，工厂林立. Pye）认为军阀实际上是一种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政治的萌芽。官吏只能穿灰制服，税收和运输网还是受到维护，鱼肉百姓，一心想发展农业，其中阎锡山的山西相当现代化。 说说民国和外国人是怎么看北洋的吧，有现代化机场、白崇禧的广西基本上自给自足。）&#65379，还有农业合作社，而且正式的行政系统也还继续发挥功能。梁漱溟这类人也对军阀非常痛恨、经济状况很有意思；四川很乱，铁路交通发达，空军拥有五六十架飞机。其中一篇《军阀的经济解释》谈到军阀时代的一些政治;狼奶&#65379；湖南的何链比较差劲;军阀军队互相攻打的情势之下;，相关言论在梁的《乡村建设理论》里可以找到。文章提到&#65378。张玉法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论集》里有一辑专论军阀政治的。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很严，有时还改进了。（例如；韩复渠的山东比较保守; 在另一篇文章里谈到各地的经济建设，不只自然的，不许穿西服，反对过分西化，社会并不处於无政府的状态，但也建立了市场，即使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几个月期间、地方性的政治系统还是结构分明；李宗仁。那时候广西人的生活似乎很受其他地方的羡慕，小军阀林立，唯独比较失败的是农业，教育科技都发展的不错、证券场：《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辑《军阀政治》军阀时期的状况的确不是那么简单、齐一的思想。
内容参考，虽然效果也不算太好，因为它打破了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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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还是进步的，因为政府由军阀性质的政府变为了国民政府。
我认为是个进步。撇开政治考虑，从法律、经济、国内环境、国际地位等很多方面来看，北洋政府客观上采取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举措，国民政府标榜民主政府，引进了大量西方的制度，单从法律方面来看，中国现行的诸多法律原则都是民国时期引进的。
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进步的有个军阀为了搞民主，请了共产党人，这是多么伟大的胸襟！！！！！！
国民政府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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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不是黄金，而是…
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不是黄金，而是…
当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在台湾时，想到到不应该仅仅是胡适、钱穆、傅斯年们，在那个大江大海的年代里，还有他们，也来了台湾。49年后，蒋介石离开故土，到死为止，再没离开台湾半步。从打赢对日抗战，到仓皇辞庙、转进台湾、坐困愁城，前后不超过五年时间，人生大起大落，不过如此。当我们谈论“蒋介石从大陆带走了什么”时，我们最爱谈的是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爱说的是“黄金”，痛心疾首之余，似乎这也成为了台湾经济远远发达于大陆“最合理”的解释；到了九十年代，那点黄金大概也看不上了，“富而知礼”的咱们最爱谈的变成了“故宫文物”，“翡翠白菜”被传说得神乎其神；再到了这十多年，据说咱们对文化的理解水平已经超越“器物”而飞跃到了“重道”的层面，中研院那批赴台的文化大师们成就了中华文脉在台湾的现实与想象。当然，间或的，我们也还记得起一起去台湾的那1080个“万年国会”国大代表们。按照当下最流行的说法，蒋介石不仅将中华民国的“政统”（“法统”）带去了台湾，还带走了“学统”和“道统”。如此，“残山剩水”才有了“大江大海”的气象万千。还有呢？至少正统观极强的蒋介石没有忘记的是，还有一种“教统”也得带去台湾，说人话就是，这个教那个教的“神、佛、圣”们也和蒋去了台湾。在蒋心中，这些另类“大师”们也未必不是“道统”的一部分。当然，对于深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方舟子们“科学主义”影响的我们来说，这些“大师”走也就走了，无甚可惜，我们只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圣先说说“圣”。中国人一说起圣除了孙大圣，不外乎就是孔圣人。孔圣人自然是无法和蒋一起去台湾的，孔林和中山陵都好端端的留在了大陆。孔子走不了，但他的后代可以。日的那个下午，当八十九岁高龄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病逝于台北时，大陆这边静悄悄，没有人有闲情去追忆这个世界最大贵族世系的谢幕。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家数千年来直系祖先都是谁的，除了日本天皇，恐怕就是孔家了。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圣”的话，孔德成一定是最后一个。孔德成世袭了有890年历史的封号——宋仁宗年前就传下来的“衍圣公”。历代王朝，哪怕是女真人、蒙古人和满人，无不对孔家后裔尊宠有加，“衍圣公”之前也不知封了多少这个公那个侯。皇帝可以改朝换代，人头落地，孔家却是“万世一系”，曲阜的孔府被称为 “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天下第一族”，成为了“道统”最直观的象征，而“衍圣公”至少在明面上位列文臣之首。孔德成出生时候的阵仗绝不亚于现在日本天皇家生个儿子。为了防止婴儿掉包，北洋政府还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山东省省长与孟子、颜子、曾子三氏的奉祀官同时在场监督。当这位全国期盼的孔家独苗出生时，山东曲阜全城鸣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1928年，孔德成有感世袭爵位不宜存于民国，主动请求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爵号。到了1935年，蒋觉得道统不可废，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特任官。1937年，在曲阜即将落入日军之手前，蒋介石紧急派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亲自将孔德成护送到武汉，后来再迁居重庆。而到了1949年国府迁台之时，蒋介石自然也带走了孔德成，在台北复建孔氏家庙。对于儒学造诣颇高的蒋介石而言，或许他心目中多少不无他自己才是“道统”承继者的想法，但孔德成这个“道统象征”(或也是儒家的教统象征)，他最知道分量。六七十年代孔德成在台湾一定是苦闷的，又或者是庆幸的。当孔子从至圣先师沦为“孔老二”之时，当大陆红卫兵在“孔林”掘墓三尺，历代衍圣公被挫骨扬灰之时，孔德成在台湾或许更能理解“道统不灭”的真意，他唯一能做的，或许也只是一遍遍地默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儒家心传真言。1984年，台湾考试院长空缺，据说蒋经国本来属意他人担任，但宋美龄亲自打电话给蒋经国点名孔德成接任，以示中华民国不忘道统。由此，孔德成成了“考试院长”，而且一当就是九年。一直到2008年逝世，终其一生，孔德成再无踏入大陆土地一步，而他也一直也没有等到对岸的那一声抱歉。日，孔德成长孙孔垂长在台湾“中枢祭孔大典”上接任了“奉祀官”一职，道统没灭。神话说在江西龙虎山上，两千年来都住了位道教“张天师”，一直到1949年他去了台湾，他就是神。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张天师”叫张恩溥，与“衍圣公”一样，创立道教的“张天师”也是代代相传，到了张恩溥这一代，已是第63代。第一代张天师叫张道陵，汉顺帝公元142年创立了“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现称“正一道”)，拔高一下意义的话，就是创立了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道教，至今已有两千年。就是这一位张天师，将老子尊奉为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太上老君”。第三代张天师——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在民间的名气可能就更大了，就是《三国演义》那位割据汉中二十多年的张鲁。一直到宋朝之前，张天师和他的“正一道”一直是没有争议的全国道教领袖，即使王重阳在北方创立了“全真教”之后，张天师一系仍旧是南方道教领袖，由元朝忽必烈起始，“张天师”更是成为了官方承认的“神职”。张恩溥一到台湾，就创立了台湾省道教会，并设立“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以示道教“教统”来到了台湾。到了1966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年份，张恩溥更是创立了中华道教总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在此前后肯定已经获悉，“祖庭”江西龙虎山的上清宫也在“文革”中被毁。1969年，张恩溥羽化。问题来了，张恩溥携至台湾准备承继“张天师”的长子张允贤先前已过世，天师之位只能由堂侄张源先继承（还有一种说法是代理掌教）。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除了部分信众，张天师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彷佛已经是上个时代的封建把戏，官方自然也没有兴趣去关心。可到了改革开放，在数十年的唯恐避之不及之后，中国大陆在90年代突然推出了自己版本的“张天师”——张金涛。按照官方的宣传，张金涛是张恩溥的“嫡孙”，当然比台湾的“侄子”张源先更有资格当这个天师。这无非又是“汉贼不两立”那套争正统的把戏，堂堂中国第一本土宗教的“领袖”，怎么能在台湾，而不在祖国大陆呢？但事实上，“嫡孙”张金涛甚至都不姓张，他不过是张恩溥二女儿张稻香的儿子，本姓鲁，改了姓来争这个天师而已，但终究是完完全全的外姓人。而按照两千年来的传承规矩，张天师一向以张氏血统为第一原则，从未有外姓染指的先例。而张金涛那边只死抱住一点，历代以来，从来没有天师离开过龙虎山。你搞你的血统论，我玩我的地域论，反正我就是张天师了。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日，也就是孔德成逝世前的11天，“张天师”来台后的第二代继承人张源先也“羽化”了。但张恩溥张源先留下的“教统”由张道祯在2009年5月正式在台湾继承。可能让张金涛最尴尬的是，张道祯继承的是“第64代”张天师，而他在大陆却一直以“第65代”自居。“张天师”带往台湾还远不止是“教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的道教信众已达274.4万人，宫庙达8044座。道在哪，教统就在哪。佛在1949年赴台的众多高僧中，最大牌的无疑就是第七世章嘉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了。按照藏传佛教的转世世系，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被称为藏传佛教四大活佛(黄教四大教主)。其中前两者分掌前藏后藏，哲布尊丹巴曾为外蒙古政教合一的领袖，而章嘉则为藏传佛教在内蒙古的最高活佛。章嘉活佛一系可谓出尽风头，屡任帝师，在康乾时代堪称在朝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活佛，连达赖、班禅和哲布尊丹巴也对其多有依仗之处。雍正还是四阿哥时，二世章嘉曾为他灌顶传法，门徒遍布皇室宗亲，康雍年间均为帝师。三世章嘉则是乾隆皇帝的灌顶国师，在向乾隆传法时，乾隆为表尊崇竟然跪在地上听讲。太和殿觐见时，六世班禅可以坐轿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阶，而章嘉国师的轿子可以到达第二台阶，将其他亲王宠臣不知道甩了几层台阶。可以说，章嘉活佛一系历来就是藏传佛教活佛中与中央政府关系最为亲近的。七世章嘉活佛更是堪称异数，与慈禧、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关系都很好。辛亥之后，七世章嘉活佛成为了劝导内蒙古各旗归附民国政府的重要推手，由此还被大总统袁世凯加封为“宏济光明大国师”。1934年，七世章嘉活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旗宣化使，确立了其在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各旗之间居中斡旋的超然地位。而对于蒋介石而言，章嘉活佛事实上也是他在四大活佛中唯一有能力带去台湾的。从清末以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政教系统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一直不睦，十四世达赖显然是不会和蒋去台湾的；十世班禅1949年还不满12岁，还没举行过“坐床大典”的他甚至还不是真正的活佛，自然也是去不了；八世哲布尊丹巴就更不会走了，他1924年即已圆寂，宣布终结了转世。七世章嘉活佛赴台后自然就成为了台湾佛教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但可惜的是，七世章嘉活佛1957年就已圆寂，对台湾佛教界的影响并不大。圆寂之后，蒋介石亲莅灵堂致祭，备极哀荣。更可惜的是，与孔德成与张恩溥不一样的是，七世章嘉活佛并未指定转世灵童，有数百年历史的章嘉一系实际上已就此凋零。据称达赖之后寻获了八世章嘉活佛，目前在印度达兰萨拉，但无论如何，章嘉“教统”和台湾缘分已断。然后，章嘉活佛在台湾留下的藏传佛教火种至今未灭，全台各地几乎全年都有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在宣讲佛教。除了藏传佛教的活佛之外，随蒋怆惶来台的汉传佛教高僧也为数不少，计有智光法师、南亭法师、道源法师、戒源法师、默如法师、妙然法师等，而其中尤以继八世章嘉之后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白圣法师最为出名。在章嘉活佛和白圣法师等高僧大德的弘法努力之后，今日的台湾已是华人地区中的佛教希望所在，佛教信众达五百多万。我想，当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在台湾时，想到到不应该仅仅是胡适、钱穆、傅斯年们，在那个大江大海的年代里，还有他们，也来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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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最新馆藏[转]&真实的北洋军阀时代
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军阀是爱国的，直系干将曹锟，尽管总统是以贿成，但他在爱国问题上却从不含糊。1937年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想拉拢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坚拒，而且怒了：俺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会给小鬼子做事！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他兴高采烈，连说：俺就不信，中国还打不过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曹锟郁郁而逝。
直系大将吴佩孚也非常爱国。他对皖系伸手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很是看不上，直皖战争前他通电痛骂段祺瑞：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吴兵败后，依附四川杨森。日人找到他，承诺贷款百万，赠枪十万支，帮他东山再起。吴却回答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盛意所不敢承。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曾到北京怒责张学良：“为何不打？”张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官方史者将吴定为“英美派”，其实吴平生抱“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至死不变。即没当过亲英美派，更没一面倒向日本或苏联。
&军阀是爱民的，1926年，北京爆发了镇压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命令并不是执政段祺瑞下的。当他惊闻噩耗，立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做出“终身食素”的决定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后来他一生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天，他因贪吃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却说：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孙传芳虽然被国民政府骂为“残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他裁减赋税，善待农人，颇得时人爱戴。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乡绅主动进言，希望增加赋税以助军费，但他坚决不许。因此在他失败后，江浙老百姓无不感伤。
再说吴佩孚。他做官几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丝毫私人积蓄，更没有治过田产，一贫如洗。对此，连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赞叹不已。
&军阀是有文化的，尊师重教。说起尊师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军阀刘文辉了。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大自己6岁的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在那样一个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刘文辉却十分重视教育，把非常紧张的经费向教育倾斜。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后来，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记者还来到了义敦县，看到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一看牌子才知道，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好奇的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荒蛮的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这就是军阀时代的教育。
吴佩孚是有文化的，吴对周易等古代经典颇有研究，也写了不少专著，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时称“儒帅”并不是溢美之词。吴与康有为、章太炎都交好，并说这两位高人死后，中国不再有文学之士了。他们俩弟子虽众，但都没有可以继承事业的了。有人问章太炎的弟子鲁迅怎么样，吴佩孚沉默半晌才说：“他是谁？没听说过。民国以来的书，俺是不读的。”不过后来到是有人对鲁迅推崇备至，而却说康有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吗？周舆博客却认为，康圣人写出了《大同书》却秘不示人，比那个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几千万倍！
冯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爱学习，也非常敬重文化人。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惹了不少祸，后被湘人赶走，旧主不收，只好去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叫人将他拿下，厉数其罪，然后拿出《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说：听说您有学问，我也不好加害于你。这样吧，你要是能够熟读两部书，俺也不难为你，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冯玉祥前来“考试”，老张还真不含糊，当场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冯玉祥一看，说声服了，立马放人。
曹锟也是个大老粗，但也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北洋时期，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人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当然，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但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国大陆官方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人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由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自我疗伤。
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国人列强欺负中国，中国人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
&这就是传说中“万恶的”北洋军阀时代，但每每看到那些军阀的事迹，却总会涌起莫名的感动。
&总之，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只可惜，一些人利用了军阀时代所给予的自由和空间，托庇外人，为一己之私，使中华民族重新陷入水火之中！呜呼，历史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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