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属贬义词，这里指彼此意趣相投，很合得来。&&&&&&& 戏谑的意味，同时也传递出他对孩子们自由活泼性格的喜爱和赞赏。&&2．淘气、活泼&&&& 他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英雄（意思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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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秘史　
在调查绑架案中大出风头　　在打击匪徒的斗争中，埃德加的主要帮手是梅尔文·珀维斯，他是芝加 哥地区的特工头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朋友到仇人的过程。在埃 德加的个人生活中，只有这个插曲有案可查。琅维斯家保存了这两人在 1927 年至 1936 年之间两人来往的大约 500 封信。许多信件的内容十分亲热，说明 埃德加对这个年轻人是另眼看待的。　　珀维斯的青少年时代有点类似埃德加的经历。他诞生在南卡罗来纳州一 个种植园主的家庭。他当过学生军训连的连长，获得法学学位。他参加了大 学生联谊会和共济会。他工作十分勤奋，生活上极为讲究，每天要换三次衬 衣。　　他到调查局工作后，埃德加很喜欢他，抛弃了通常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严 格礼仪，写信时称他为“亲爱的梅尔文”。珀维斯感到不安，仍坚持称埃德 加为“胡佛先生”。后来，埃德加要他“不再用先生两字”，他便改称他为 “亲爱的局长”。1933 年 6 月，在埃德加被重新任命一个月前，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酿酒公司总裁小威廉·哈姆被绑架，后来交了 10 万美元赎金，才获释。次日， 在堪萨斯市，调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和三名警察被匪徒用机关枪打死。两周 以后，另一个富翁约翰·法克特在芝加哥失踪。在林白的悲剧发生后，制定 了一项新的法律，允许特工人员携带枪支，调查绑架事件。调查局行动起来 了。从表面上看，珀维斯干得很出色。他逮捕了伊利诺斯州大名鼎鼎的非法酿酒商罗杰·图伊，似乎在两周之内就解决了哈姆和法克特绑架案件。埃德 加把图伊称为“美国犯罪史上最凶恶、最危险的犯罪分子之一”。他说，抓 住他，是“整个调查局的功劳”。实际上，图伊并不是埃德加手下的人发现的，而是一个没有携带武器的警察去钓鱼时发现的。经过调查，他没有参与哈姆的绑架，但他由于法克特 案件而被判刑，在监狱里呆了 20 多年。最后查明，他是被其他犯罪分子栽赃 的。联邦法官于 1959 年释放了图伊。法官十分恼火的是，调查局不让法院看 有关的档案。1933 年夏季，埃德加又大出风头。当时石油大王查尔斯·厄谢尔在俄克拉荷马市他的家中被绑架。在交赎金后，厄谢尔获释。调查局横跨六个州追 捕匪徒。有一个名叫乔治·凯利的头头发出一系列信，嘲笑埃德加和他的“草 包大学生”抓不到他。他甚至给埃德加的母亲打了威胁电话。不过，他从来 没有向任何人开枪。　　埃德加手下的人终于还是抓到了凯利。埃德加认为，厄谢尔被绑架事件 的幕后策划者是凯利的妻子凯思林，说那封要求赎金的信就是她写的。到1970 年才发现调查局手迹专家的报告说，那不是出自凯思林之手，然而调查 局扣下了这份报告。结果让她白白蹲了 27 年监狱。　　埃德加曾说，“当一个女人变成职业罪犯时，她会比男人更凶恶危险一 百倍。”他还说，女罪犯总是红头发，或者戴红色假发，或者把头发染成红 色。凯思林就戴着这样的假发。埃德加多年来一直坚持这样的奇怪理论。　　　　1934 年，埃德加就要满 40 岁了。他同珀维斯仍然保持着经常通信的关 系，而且变得越来越亲密。人们只能把这解释为同性恋的求爱。不过，珀维 斯并没有这种意图。　　1934 年春季，一个名叫约翰·迪林杰的匪徒越狱而逃，他是因抢劫被判 刑的。他组织监狱的囚犯集体越狱，从警察局偷了一些机关枪和防弹衣，在4 个月的时间里流窜中西部各州，接连抢劫许多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有 3 名警察彼打死。　　当这个匪徒在印第安纳州再次锒铛入狱时，他又玩惯技，挥动一支假枪， 冲出监狱，坐上监狱的汽车，向邻近的伊利诺斯州急驰而去。他成为珀维斯 的主要打击目标。　　4 月底，帕维斯得到一个不利的情报，这个匪徒藏匿在小彼希米亚城， 那里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湖畔游览胜地。帕维斯给埃德加打电话请求，商定 了一个行动计划，带着大批特工人员赶赴小波希米亚。　　帕维斯又恼又急，不惜一切代价，带着他的人马冲迸游览地，连那些离 开饭馆的无辜顾客也没有放过，一人被打死，两人被打伤。迪林杰的一个匪 徒打死一名特工人员，打伤另一人。匪徒全都逃走了。　　在三个星期之内，迪林杰第二次使得调查局丢脸。据说，在波希米亚， 特工人员造反，拘留了他们的上级。舆论哗然，要求帕维斯辞职，甚至要求 埃德加辞职。埃德加很少公开谈论此事。幕后，他派了一个他所信任的华盛顿督导员萨姆·考利，带领 30 名精选的人员在芝加哥组成了迪林杰特别行动队。 埃德加把迪林杰称为“头号人民公敌”，在全国各地张贴了通缉他的布告。迪林杰不把这位局长放在眼里，竟发出了许多嘲笑他的明信片。　　从芝加哥并没有传来什么突破。他同帕维斯的通信一改过去亲密口气， 变得严厉起来。正当帕维斯的前途岌岌可危时，7 月 21 日他接到一个电话。 印第安纳的一个警察对他说，芝加哥一位名叫安那·塞奇的女士说她知道迪 林杰的下落，准备出卖他。塞奇是罗马尼亚的流亡者；作为交换条件，她希 望能允许她在美国居留。次日，埃德加被告知迪林杰即将被抓获。在芝加哥，帕维斯和督导员考利向精选的特工队通报了新情况。傍晚，他们接到塞奇的电话后，立即在比 奥格拉夫戏院周围埋伏起来。在华盛顿，埃德加在家里同母亲一起等待着消 息。迪林杰在晚上十点半从戏院走出来。帕维斯发出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信号。“我十分紧张，”他回忆说，“我大概去叫了一声：‘打！你被包围了。’?? 迪林杰掏出了自动手枪，但他没有来得及开枪，就倒在地上，他被打死了。” 在首都，埃德加急忙赶到办公室，举行午夜记者招待会。他赞扬帕维斯 “难以想象的勇敢”，司法部长卡明斯也致电祝贺。埃德加对死去的匪徒表 示藐视，说他的特工人员只是在迪林杰掏枪时才打死他的。事实恰恰相反。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埃德加总算去了一块心病。他说，“迪林杰死了，我很高兴。” 有人说，在芝加哥打死的不是迪林杰，而是他的替身。埃德加很恼火，他坚持说，死者是迪林杰，指纹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迪林杰被打死几天以后，埃德加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出示了死者的草帽、被打碎的眼镜、烟卷和损坏了的手枪。这些东西被作为战利品陈列在埃德加的接待室。然而，公众认为这支手枪是假的，它的编号是 119702，而这 个号码的手枪是在迪林杰被打死几个月以后的 1934 年 12 月才从科尔特兵工 厂制造出来。　　在迪林杰事件以后，埃德加在华盛顿火车站迎接帕维斯从芝加哥胜利归 来。报纸的大字标题是：“两位反迪林杰英雄会晤。”　　那年秋季，当帕维斯担任领导工作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据说参加 堪萨斯城大屠杀的人弗洛伊德在俄亥俄的稻田里被打死。埃德加和帕维斯再 次被拍照片，共庆胜利。据在现场的一位警官说，帕维斯命令另一个特工人 员向受伤躺在地上的这个匪徒打了一枪。　　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被通缉的人被抓获或被打死。在芝加哥郊区， 一个名叫“娃娃脸”纳尔逊的匪徒打死了两个特工人员，他在汽车追逐中受 伤而死。在佛罗里达，特工人员打死了“妈妈”贝克和她的儿子弗雷德。弗 雷德是哈姆绑架案中的主犯。　　在节节取得胜利的高潮中，埃德加搞掉了帕维斯。“他忌妒帕维斯，” 帕维斯的秘书多里斯·洛克曼在 1988 年说。“只有你不断讨好这个国王，你 才能继续受宠??他们使帕维斯再也得不到可以抛头露面的任务了。他们竭 力贬低他，难为他。他真受不了。”1935 年 3 月，埃德加给帕维斯写了一封短信，要他汇报一下他在芝加哥的一次晚会上喝醉酒的事。帕维斯说这纯属造谣。还有一家报纸说，帕维斯 在辛辛那提的一家商店里挥动着手枪。洛克曼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不知是 谁捏造的。同年 7 月 10 日，帕维斯打电报，辞职不干了。埃德加曾经口口声声称作“最亲密朋友”的这个人现在竟成为他不断泄愤的对象。当电影制片厂的头 头达里尔、扎纳克请帕维斯当好莱坞的犯罪问题顾问时，埃德加进行了阻挠。 当帕维斯准备写自传时，埃德加对他布置了侦探。其实，帕维斯并没有出卖 埃德加，他从来没有公布他们之间的私人函件。如果把那些书信公之于众， 调查 局局长会成为全国的笑料。帕维斯后来结了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 了上校，干得很出色；之后，主持了一个地方广播电台，在国会的许多委员会担任工作。　　据调查局的老资格官员说，在埃德加面前提及帕维斯的名字，就”好像 往维苏威火山里扔一颗炸弹”。在 1956 年被批准出版的《联邦调查局史》中 根本没有帕维斯的名字。在埃德加监督摄制的同名好莱坞电影中，也没有叫 作帕维斯的角色。当帕维斯谋求参议院的工作时，埃德加命令他手下的官员 散布贬低他的信息。　　1952 年，埃德加破坏了帕维斯谋求联邦法官的机会，帕维斯的妻子试图 使两人和解。调查局的记录表明，两人的确会晤了 6 分钟。“我记得我被带 到了胡佛的办公室，”帕维斯的儿子阿尔斯顿回忆说：“胡佛正在打电话， 大约有一分钟没有理我父亲。我看见我的父亲的手开始发抖。接着，他对胡 佛说，‘你这个该死的、婊子养的家伙，当我带进我的妻子时，你给我站起 来。’胡佛的确站起来了??但是，这也结束了和解。”　　1960 年的一个早上，在帕维斯被任命为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首席顾问两 个月以后，他的妻子听见一声响亮的手枪声。她发现丈夫死了，终年 56 岁， 手里还攥着一把自动手枪。据报界报道说，几个月来帕维斯患脊骨疼痛症， 终于自杀身死，对此，帕维斯的家庭是不大相信的。帕维斯之死发生在罗杰·图　　伊被打死儿周以后。图伊是在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被打死的，他是以所谓绑 架的罪名入狱，而这种事他并没有干过。这个案子是在帕维斯的指导下进行 的。帕维斯自杀 36 小时以前，有一个人开着大型黑色轿车访问过他。次日上 午，他找了一个律师讨论他的遗嘱。他收藏有大量武器，他自杀时手中的武 器是三十年代一个匪徒的手枪。　　埃德加没有表现出什么悲痛，没有向新闻界发表什么谈话，也没有向帕 维斯的遗孀发唁电。然而，帕维斯夫人却向埃德加发了一份痛苦的电报：　　“你没有理会梅尔文之死，我们感到荣幸，你的忌妒深深伤害了他，然 而我认为，他却至死都爱着你。”　　除了埃德加外，帕维斯死后在档案中对他作出否定评价的还有一个调查 局官员，他就是副局长克莱德·托尔森。在此以后很久，在同社会名流安尼 塔·科尔比谈话时，埃德加给约翰·迪林杰之谜又加一个新的疑点。“埃德 加对我说，”科尔比回忆道，“抓到迪林杰的不是帕维斯，而是克莱德·托 尔森。他说，他们把功劳记在帕维斯身上，而真干此事的是克莱德。”　　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埃德加多么会编造谎言。调查局记录表明，迪林 杰死的那一天，托尔森在总部。不过，埃德加和帕维斯之间关系的恶化，他 可能起了主要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克莱德·托尔森是经常陪伴埃德加的男 友，差不多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如此。　　第七章埃德加的男友克莱德　　克莱德·安德森·托尔森 1900 年生于密苏里州拉雷多的一个穷苦人家 里。他的父亲是浸礼会教徒，务农为生，后来到铁路部门当货运警卫。他对 两个儿子说，到社会上闯闯，改善自己的命运吧。　　克莱德在商学院上了一年学，当他 18 岁时坐火车到了华盛顿。他仪表堂 堂，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体格结实，衣着讲究，但又不太豪华。看这 副打扮，人家还以为他是经纪公司的小老板呢。　　克莱德在陆军部当上了办事员，干得满不错。由于他工作十分努力，善 于吸收许多知识，20 岁就当了陆军部长的机要秘书。8 年以后，他想调动一 下工作，便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夜校进修。　　1927 年，他获得法律学位后，到调查局申请当特工人员。起初，他失望 了，那里没有空缺。第二年年初，陆军部长亲自写了推荐信。埃德加看了附 有克莱德照片的申请书。从照片上看，眉目清秀，相貌不凡。　　埃德加读了许多要人对克莱德赞不绝口的评语，这个年轻人，颇有点像 埃德加的经历，他在大学当过班长、学生会委员，积极参加联谊会的活动。 据说，他“行为拘谨，一点也不放荡，对女人不怎么感兴趣”。埃德加雇佣了他，对他特别赏识，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就把他从一个新手提拔为局长助理。克莱德没有在地方工作的实际经验。他在波士顿仅仅工 作了 4 个月，就由于紧急任务被埃德加调回华盛顿。在总部，他汇报加班加 点的情况，他像埃德加一样对人特别严格。他在纽约州布法罗象征性地当了 半个月的特工头头，就被擢升为督导员，永远调回首都。一年之后，克莱德就成为负责行政事务的两名局长助理中的一个。在他被任命力局长助理的几周之内，埃德加坚持把克莱德列入白宫邀请名单。 这个年轻人如此飞快地擢升，这在政府部门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之所以如此走好运，是因为他正是埃德加所需要的那种人：既是绝对可以信赖的助手，又是合得来的伴侣。 埃德加好出风头，说话像机关枪似的非常快，而克莱德则是个“影子人物”、“进一样的人”、“灰色人物”。许多特工人员对埃德加有好感，而对克莱德则不大感兴趣。 克莱德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的乐趣是惩罚和开除下级。调查局流传一则笑话：克莱德对埃德加说，“我情绪不好，今天我想回家去睡觉。”“别 那么干，”埃德加说，“你看看花名册，挑一个人，把他开除，你就会感觉 好一些。”克莱德一下子就来神儿了。　　“克莱德·托尔森是我的知己，”埃德加常常说。“他能够知道我心里 想什么。”不过，有一件事是埃德加不愿意放弃的，即使对克莱德也不例外， 那就是：全面的控制。　　在克莱德的眼里，埃德加是不会做错事的。“首长要这么办，”克莱德 对高级官员说，于是停止辩论，作出决定。克莱德逢人便说，“我们局长是 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可怜虫，他卑躬屈膝地跟在埃德加身后，有时还得 换换步子，以便跟埃德加的步伐保持一致。　　　　起初，埃德加称呼克莱德为“小伙计”，后来叫他“克莱德”。在公开 场合，甚至在局长的高级轿车里，克莱德始终称呼埃德加为“胡佛先生”。 不过，有时他叫首长为“埃迪”（埃德加的昵称），别人从来没有这样称呼 过他。　　从日常的举止来看，他们两人的关系远不止是同事关系。每天中午，他 俩坐着高级轿车到“5 月花”饭店吃午饭。有一次埃德加发现调查局的第三 号通缉犯坐在两个桌子以外的地方，便起来逮捕了他，然后继续吃饭。　　40 多年来，每周有 5 个晚上，他们俩总是到哈维饭店吃饭，坐在一个小 高台上。克莱德面对大门，埃德加背对墙壁，以便观察进来的人。后来埃德 加出名以后，经理在通道上放一辆手推车，把他同那些不受欢迎的陌生人隔 开。　　埃德加喜欢牛排和元鱼汤。他参加饭店的吃牡蛎比赛，总是获胜。吃完 饭时，经理给他一包火腿和火鸡，以便他回家喂狗。多年来，饭费是由埃德 加的朋友哈里·瓦伊纳付的，瓦伊纳经营一个很大的洗衣店。第二次世界大 战开始时，瓦伊纳的一个亲戚被埃德加雇佣为特工人员。　　埃德加不准自己的部下喝酒，但他喜欢喝威士忌酒。在同事面前，他从 来不多喝。他们没见他醉过。在私人宴会上则不同了，他往往喝得酩酊大醉。 这一对儿在华盛顿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说他们在搞同性恋。《时代》 周刊登载了一篇关于埃德加的文章，说他“经常带着一位男朋友，大部分时间是面部表情严肃的克莱德·托尔森”。　　学者们提到埃德加收藏的许多照片。其中大部分是埃德加给克莱德拍摄 的：睡觉时的克莱德、穿着浴衣的克莱德、在游泳池边的克莱德，等等。不 过，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公开居住在一起。埃德加在母亲去世以后买了一所房 子，而克莱德则继续住在他的公寓里。在办公室，他们两人没有表现得过份 亲热。然而在 44 年中，他们始终是密友。在三十年代最了解他们的是盖伊·霍特尔。他是艾特纳保险公司的年轻经理，曾经多年跟克莱德住在同一个公寓里。他们三人经常一起去钓鱼。1938 年，埃德加雇佣霍特尔为特工人员，略加培训后，派他当华盛顿办事处主任。 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一直是埃德加和克莱德的经常伴侣和亲信。当霍特尔喝酒时，他去不同的酒吧间，酒醉话多之时，便讲到在埃德加的房间里性晚会的情况，当然是同性男子。他参加了一些这样的晚会。在调 查局担任高级职务的男子也参加了。埃德加没有解雇他，因为他知道的内情 太多了。　　老资格电影制片人乔·帕斯特尔纳克认识埃德加，了解在加利福尼亚发 生的丑闻。他说，“埃德加是个同性恋者，每年都要带一个男青年来德尔马 尔比赛场。他在浴室作爱时，被一个记者看到了。他们不让记者讲出去。他 的确也没有说。因为埃德加有权威，任何人都不敢讲。”　　关于埃德加和克莱德的故事多得很。有一次，埃德加在机场接人，租了 一辆出租汽车。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克莱德，埃德加迎上去，又是亲嘴，又 是摸屁股，那种肉麻劲儿，司机从来没有见到过。　　哈里·海伊是马塔辛协会的创建人。这个协会是美国第一个维护同性恋 者权利组织。他的一些同性恋朋友经常去加利福尼亚的德尔马尔比赛场。海 伊说，“在四十年代，我认识的人回来对我说，‘胡佛和托尔森又去那里了。’ 我是同性恋者。讲这个情况的也是同性恋者。胡佛和托尔森使用的包厢是属　　于同性恋者。那里的人全都是同性恋者。不是同性恋的人到不了那里。” 在三十年代，埃德加同一位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他写了一些吹捧埃德加的东西。通过温切尔，埃德加第一次参加了纽约市白 鹤俱乐部的活动。在 1934 年至 1965 年，有许多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光顾那 里，其中包括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蒋介石夫人、温莎公爵和公爵夫 人们等。　　1936 年新年前夕的午夜，一位自由投稿的摄影记者古斯塔夫·盖尔给温 切尔一伙人拍了几张照片，有一张照片的画面是：克莱德偎依在埃德加的身 旁哈哈大笑，佯装向一个拿着玩具枪的秀丽少女举手投降。　　像其他情人一样，埃德加和克莱德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曲折的。就在白鹤 俱乐部发生那个插曲一个月以前，克莱德患了盲肠炎，埃德加用汽车把他送 进医院。在办公室，埃德加像爱唠叨的丈夫一样，对克莱德不断絮叨，发脾 气。　　后来，埃德加和克莱德多次参加温切尔和他的妻子在曼哈顿公寓举行的 星期日午餐会。有一个星期日，埃德加独自一人去了，没有带克莱德，说他 病了。埃德加走后，有人说，克莱德没有病，他们两人打架了，埃德加发现 克莱德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有一个圣诞节，埃德加、克莱德和霍特尔三人住在迈阿密的“湾流“饭店。埃德加跟克莱德发生争吵，竟冲进浴室，把门锁了起来。霍特尔不得不 强行打开门，抓住这位局长的肩膀，让他冷静一点。浴室的闹剧也是争风吃醋引起的，不过，这次却不是针对另一个男人。霍特尔是个寻花问柳之人，他要求克莱德陪他一起跟两个女人过夜。克莱德 同意了。孤零零地剩下埃德加一个人，他不禁怒火中烧。霍特尔不得不安慰埃德加，劝他不要动感情。他和克莱德一起精心照料歇斯底里的埃德加。这个美国极有权势的人物实际上暂时被他们软禁起来。第八章性心理的反常　　埃德加对女人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心理，但他并不躲避女人，有时，他还 故意让人们看见他跟女人在一起，以驱散他搞同性恋的流言。他想证明。他 能够同异性保持关系，然而，在这方面并无所成。他在感情上受到的创伤太 大了，无法跟任何人（包括克莱德）建立永恒的关系。　　埃德加和克莱德相识时，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两人都热爱自己 的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年迈了。他们除了爱自己的母亲，也把爱分 给了自己的情人。克菜德甚至给埃德加的母亲赠送情人节卡片。　　1939 年，当克莱德爱上了纽约的一个女人，开始考虑结婚时，埃德加百 般加以阻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同女人来往了。　　在他母亲逝世几周以后，人们看见他同一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吃 饭。她就是莱拉·罗杰斯，结过两次婚，比埃德加大 4 岁。她很厉害，是海 军陆战队征召的第一批女兵，负责编辑《海军陆战队》月刊。在政治上，她 是极右派。她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一个电影脚本里宣场“共同分享，就 是民主”，这是危险的共产党宣传。她是维护美国理想电影联盟的创始人之 一。不久，盛传罗杰斯和埃德加打算结婚。罗杰斯送了他许多礼品：刻有他的名字的戒指和纯金烟盒。她认为他们只是密切的朋友关系，还没有发展为 爱情。她记得埃德加的母亲说过，他是一个孤独者。但埃德加则对他的好朋友说，他们谈恋爱是认真的。她使他神魂颠倒。他要娶她。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调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理查德·奥尔巴克参与此事。他们在佛罗里达的会见是由他安排的。这种关系持续到 1955 年，有一天，他带给她一个消息：总统要他次日上午赶回华盛顿。她说，“这可不行。我要回洛杉矶了。”她 转身，泪流满面地离开了房间。奥尔巴克送她上了飞机。他再也没有看到她。 从此，埃德加便疏远了她，罗杰斯来信，他也不予答复。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还有两个女人闯入埃德加的生活。第一个是电影剧本作家弗朗西丝·马里恩，她得过奥斯卡奖。她比埃德加大 7 岁， 先后多次结婚，埃德加狂热地追求她，但是，她由于自己的孩子们而不想跟 他结婚。　　另一个女人也许是最重要的，她就是女演员多萝西·拉穆尔。她是《走 向新加坡之路》和《走向香港之路》这两部影片中的女主角。早在 1931 年她 就认识了埃德加，当时她 20 岁，是白鹤俱乐部的歌星。在她跟她的第一个丈 夫离婚，而埃德加也失去母亲以后，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　　拉穆尔在她的自传中只说埃德加是她的“终生朋友”。但她 70 来岁的时 候私下谈到跟他有着“更深的感情”。一提到埃德加的名字，她就容光焕发。 但她知道，他们俩结婚是不行的，因为两人的事业心太重。　　1942 年，拉穆尔跟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尔·霍华德结婚。埃德加成为他们 家的常客。她仍然偶尔同埃德加在哈维饭店吃饭。当拉穆尔的剧本需要资助 时，埃德加帮助她同得克萨斯的亿万富翁进行联系。有一次，他为拉穆尔举行了一次晚会。她唱的全是关于月亮的歌曲。埃德加让调查局展览处在他花园里的树上安装了一盏球形电灯，看起来像月亮 一样。　　现年已经 78 岁的拉穆尔除了自传里的那些内容外，不肯讲更多的关于埃 德加的事情。然而，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　　埃德加的性磨难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个人的生活。如同今天一样， 当时搞同性恋是会毁掉一个公职人员的政治生命的。埃德加深知其危险，因 此作出过份的反应。他对别的搞同性恋的人往往心狠手毒，结果导致一个著 名政治家的垮台。　　1943 年秋季，罗斯福总统宣布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辞职。
47 岁的 韦尔斯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总统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他妻子生病， 需要照顾。而真实的原因是他有一桩同性恋丑闻。埃德加起了煽风点火的主 要作用。　　3 年以前，韦尔斯同其他阁员一起乘火车夜间旅行时，用钱买通一些黑 人乘务员在他的隔间里跟他发生性关系。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总统保护了 他几个月，最后还是决定让他辞职。　　埃德加关于这件事的档案说，他是根据总统的要求，公正无私地调查此 事的。然而据现在已经退休的一个调查局官员说，埃德加同韦尔斯的死敌威廉·布利特串通一气来搞垮韦尔斯。火车上的事件是调查局的一个圈套，去 韦尔斯隔问的一些乘务员是被收买了的。有确凿的事实证明，埃德加还诬蔑其他一些名人（包括艾德莱·史蒂文森、马丁·路德·金、尼克松总统的三个助理）是同性恋者。但是，没有任 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韦尔斯事件发生在高级政府官员中盛传埃德加搞同性恋的时候。这些传说使埃德加十分恼火。他指示各地的特工人员查明谣言的来龙去脉，对散布 谣言的人要进行盘查，迫其公开认错。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跟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埃德加发表公开声明，他要彻查“政府部门里性变态行为”。他指示特工人员打入维护同性恋者权利 的团体，收集成员名单，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录音录像。这种监视活动 进行了 23 年之久，尽管调查局早就得出结论：这些人的行为并不是“颠覆性 活动”。埃德加和克莱德终生都努力保持一种男子汉大丈夫假象。埃德加在公开场合谴责色情的东西，不断要求严惩“淫秽读物贩子”。 1960 年，一个特 工人员，由于拥有一本《花花公子》杂志而受到当众批评。调查局的官员说， “局长认为读这类杂志的人是道德蜕化分子。”　　然而，埃德加自己不仅读《花花公子》杂志，而且看黄色电影。在调查 局的搜查行动中查获的淫秽材料，必须马上送到埃德加的办公室。有一次， 特工人员偷录了黑人活动分子安吉拉·戴维斯跟她的情人性交的丑恶情节， 但没有送给埃德加，他大发脾气。　　埃德加私下醉心于性，而表面上则俨然是全国的英雄人物。这种心理上 的矛盾终于使他不得不求助于精神病医生。他就诊于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拉 芬博士。拉芬逝世以前，把他掌握的许多名人（包括埃德加在内）的病历放 在自己家的火炉子里烧掉了。1946 年埃德加就诊于拉芬时，他在三十年代那种辉煌的形象早已失去了光泽。他的私生活，讳莫如深，实际上转入地下。华盛顿市谢弗氏花店的年 轻职工威廉·斯图茨讲的一些情况，可见一斑。　　他说，“每天早上有一辆高级轿车停在外面。司机通常是黑人，他进来 挑一束我们空运来的石竹花。在一般情况下，他把花拿到汽车里开走。可是 有一天，他示意我到汽车跟前，汽车的玻璃窗打开了，后座上的一个男人问 我是否有专用线；如果有，他将用它订货。哦，原来是胡佛先生。我的老板 给我一条专线来接受他的订货。　　“专线的电话铃一响，我赶忙拿起话筒，通常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胡佛 先生每天上午都订购石竹花，但是到 12 点钟才要。他抱怨说，到那时，花已 经不新鲜了。他往往另要一种花送给朋友。他喜欢带绿色和棕色斑点的兰花。 送这种花，显得大方，有男子汉的气度。它放在特制锻铁底座的小玻璃瓶子 里，售价 2.5 美元。”　　斯图茨回忆说，埃德加每月买花的钱大约为 250 美元。他说，“我从来 不知道这些花是送给谁的。”有时，埃德加让斯图茨执行一些神秘的任务。 “人家用信封交给我一把钥匙，我把兰花送到指定地点，第二天上午汽车开 来时，我把钥匙交还回去。有一段时间，交给我的钥匙是沃德曼·帕克饭店 的房间的。那里的布置很阔气，白色的家具配着反差很大的地毯。有一束花 放在纸袋里，纸袋封了口。我不知道那是送给女士的，还是送给男士的。”　　第九章抓宣传树形象　　1937 年夏季，埃德加庆祝了他在司法部工作 20 周年。他被授予联邦调 查局第一号金质奖章。他和克莱德在鲜花的海洋里，穿着米黄色的衣服，照 了一张合影。　　他知道，他之所以心满意足。不仅是因为他继续在罗斯福总统的政府中 供职，而且更加兴旺发达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尝到了真正的政治权力的滋 味。一旦罗斯福懂得了埃德加这个反犯罪活动的英雄的潜在力量，他便充分 地利用了埃德加。他签署了新的反犯罪活动特别法案，得到埃德加的支持。 他亲自为司法部在宾夕法尼亚大街新建的有柱廊的办公大楼剪彩。新闻界的 报道说，“这个新的现代化建筑群耗资 1100 万美元，它使英国的警察厅相形 见绌。它是美国打击犯罪活动的司令部。”　　虽然犯罪活动被夸大了，不过，埃德加的调查局的确迈出了一大步。指 纹业务、犯罪侦察技术、训练有素的特工队伍，这些都是它所取得的真正成 就。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局长的埃德加受到赞扬、夸奖、甚至被偶像化了。 有一些人提出了抗议。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在参议院 的一个委员会里指责埃德加利用公共关系来大树他个人的形象。埃德加回避这样的问题，隐瞒了下列事实：他拥有一些专门为他搞宣传的人员。　　几天之后，另一位国会议员马里恩·蔡恩切克嘲笑埃德加是“小说中的 人物，??是独裁者”。埃德加作出惊人的反应，说他是“公敌”，应当被 革除公职。两天以后，埃德加有机会显示他的英雄气概。新奥尔良的特工人员发现了绑架团伙的头目阿尔文·卡皮斯，埃德加立即租了一架 14 个座位的飞机——这在当时尚属首创——飞往南方，当由 18 个待工人员组成的一队人马于1936 年 5 月 1 日乘其不备，一举抓获卡皮斯的时候，埃德加也在现场。 埃德加说，他亲自解除了卡皮斯的武装。可是，这个土匪头子在 28 年以后获释时说，当时埃德加藏在一幢建筑物的后面，特工人员为他清除了现场。克莱德甚至吹嘘说，“用机关枪打断了卡皮斯的关节”。而实际情况是，当 时根本没有发生枪战。此外，追踪卡皮斯的是财政部的特工人员，他们把他 的下落告诉了调查局。不管怎么说，这次逮捕使埃德加名声大振。他成了报纸头版的重要新闻人物。卡皮斯戴着手铐脚镣，被用飞机送往明尼苏达受审。一周以后，埃德 加又租了一架飞机，同克莱德一起去逮捕卡皮斯的一个同谋犯。他的行动使 国会批评他的人哑口无言了。他向全国表明，他是一个打击罪犯的强硬人物。 埃德加把执法部门的宣传工作全都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他对公关工 作的组织是政府其他部门无法想象的。首先，他把司法部长卡明斯雇佣的宣 传秘书亨利·休达姆搞掉了。接着，在考特尼·赖利·库珀不断发表吹捧埃 德加的书籍和文章的同时，埃德加又物色了路易斯·尼古拉斯来为调查局树立形象。　　尼古拉斯为埃德加效劳 20 多年。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律学位， 曾是大学足球队的明星。他既是工作狂，又是马屁精，一心一意效忠自己的 主子。　　　　调查局的第八处，即犯罪记录处，就是他出主意建立的。在他的档案室 里收集了地痞流氓、律师等各行各业有代表性人物的简历，以及电影脚本、 讲稿等各种材料，反映了他作出巨大的努力，想要操纵美国思想界，为埃德 加猎取更大的荣誉。　　埃德加对新闻出版界并不是公平对待的。他偏爱赫斯特、科普利、甘尼 特等报系的报纸、《旧金山考察家报》、《华盛顿明星报》和《芝加哥论坛 报》。　　而对《华盛顿邮报》，则恨之入骨。有一次，他对一位同事说，“如果 我发现我的观点同该报一致，那么，我就要重新研究我的立场了。”六十年 代，在克菜德的建议下，他正式作出决定，不要向《纽约时报》、《时代》 周刊和《新闻周刊》提供关于他的背景材料，从而歧视这三家大新闻单位。 对待记者，或讨好，或迫害，区别对待。对他们所喜欢的记者，总是周 到地加以照顾，甚至不断送些礼品。而这些记者感激之余，必然作一些使埃德加满意的报道。 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雷蒙德·亨利收到了埃德加送给他的一本书《欺骗能手》，这是犯罪记录处以局长的名义编写的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他 给埃德加写信致谢：“亲爱的首长，十分感谢你亲笔签名的赠书。??你又 一次站在保卫祖国、防止共产主义祸害的第一线。”在调查局的档案中，有的记者被说成是“非常可靠的联系人”或“调查局的好朋友”。杰里迈亚·奥利里就是这样一个朋友，他当时为《华盛顿明 星报》工作。有一位作者被埃德加视为仇敌，奥利里把他写的一本书说得一 无是处。调查局把奥利里的这篇书评向全国各地散发了数千份。奥利里还帮 助调查局了解另一位记者的消息来源。那些不欣赏调查局的记者被埃德加说成是“新闻界的娼妓”。德鲁。皮尔逊为《华盛顿邮报》写了 37 年的专栏文章。埃德加一方面跟皮尔逊保持礼 节性的通信关系，另一方面在私下对他大骂不已。他为皮尔逊建立了 4000 页的档案。据罗斯福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 德加一直监视着皮尔逊。然而，这位专栏作家始终不屈服，不断抨击埃德加对有组织的犯罪采取放任态度。1969 年皮尔逊逝世以后，埃德加说，“这个狗崽子的阴魂不散”， 说他的著作是“变态心理者的谎言”。在埃德加看来，《纽约邮报》的主编詹姆斯·韦克斯勒是个“讨厌鬼”，才华横溢的沃尔特·李普曼是“新闻界的狼”，而《纽约时报》的托姆·威 克则是“满嘴喷粪的怪物”。　　记者们受到调查局的秘密骚扰。《民族》周刊的主编凯里·麦克威廉斯 被监视达 32 年之久，调查他是否是共产党人。事实上，他当然不是。　　一旦发现记者与自己作对，埃德加会不择手段地搞臭他们。他对白宫说， 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是个同性恋者；对《洛杉矶时报》的经理说，记 者杰克·纳尔逊是个酒鬼。他的这两种说法都是无中生有、捏造的。　　这种手法颇为有效。在埃德加独裁统治调查局的头 35 年中，除了《纽约 人》周刊敢于翘尾巴外，其他报刊莫不就范。　　埃德加同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后者认为调查局 的一些案件颇有娱乐价值。1935 年，埃德加通过记者雷克斯·科利尔，同电 台签署了合同。播放了调查局的一些著名案件。后来。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　　路易斯·尼古拉斯组织编写了《联邦调查局故事》；接着，以此为依据，华 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同名电影系列片。　　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老板杰克·华纳多年来一直受到埃德加的特殊照 顾。他出国旅行，特工人员在机场迎接他，并为他开路。在这部影片中担任 主角的吉米·斯图尔特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1965 年开始摄制的电视系列片《联邦调查局》受到调查局的全面控制。 脚本由埃德加和克莱德亲自审阅，拍摄工作由特工人员监督进行。　　早在 1935 年埃德加就深深感受到大规模自我宣传的好处，当时《时代》 周刊在封面刊登了他的像片。并说他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许多大学和组织 纷纷表彰他。他的母校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纽约大 学也跟着这样做。　　到 1936 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看 G—Man （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 电影和文学书籍，青少年戴 G—Man 徽章，玩 G—Man 玩具枪，穿 G—Man 睡衣。 有一个人给埃德加写信时，称他为“美国的耶稣”。　　同年，对 1.1 万名中小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在美国最孚众望的人中， 埃德加居于第二位，仅次于罗伯特·里普莱①。罗斯福总统屈居第七位。据民 意测验说，大部分青少年宁愿当埃德加，而不愿当美国总统。埃德加似乎很相信自己的宣传。 1936 年春，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夺提名的时候，他派特工人员去了解一下他在政治上的运气。其中的一人是查 尔斯·温斯特德，他同威廉·沙利文谈及此事。沙利文说，“埃德加认为他可以跟罗斯福竞选总统??他相信他已成为一个全国性人物。他认为，如果他得到联邦、州、市、县整个执法机关的支 持的话，他可以作为共和党人参加竞选，把罗斯福和他的自由派人马挤下台 去。??埃德加选派一些他最信任的老特卫人员去执行一项高度机密任务， 去南方和西南方了解那里的政治气候，因为局长认为那里支持他的人最多。” 温斯特德说，反应是非常不好的。于是，埃德加放弃了当总统的野心。大选的结果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次获得大多数信任票。　　几个月以后，埃德加在作为他的机密办公室的八角亭接见了作家杰克·亚 历山大，他后来当了《星期六晚邮报》的主编。亚历山大看见埃德加坐在他 的大红木写字台的后面，周围布满鲜花、仙人掌和旗帜。他发现当时的气氛 是令人不安的。亚历山大写道，“离局长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是两个高大的黄铜灯台，上面有几只铜鹰，周围有几面卷起来的美国国旗。局长的大部分时间是单独地 在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里度过的。除了黑社会外，其他阶层的人士对他现在 可能考虑的问题也会感到不安。对那些持有自由主义观点和左派观点的人来 说，这些象征性的鹰预示着不祥的未来。”e①
罗伯特·里普莱（），美国漫画家，1918 年创《信不信由你》专栏，全世界有 300 多家报纸刊载，内容多为荒诞不经的奇闻异事。——译注。第十章罗斯福授予埃德加大权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世的时候没有谈到他对埃德加的真实看法。多年以 后，埃德加说，他同这位总统“在公与私方面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个 说法有真有假。　　在公事方面，埃德加是一个忠实的部属。他对任何一位总统的服务都是 无瑕可指的。他毕恭毕敬地给白宫提供各种备忘录。他陪同罗斯福夫人巡视 调查局总部。在打死迪林杰以后，罗斯福宴请他，他请求总统送一张亲笔签 名的照片。　　然而，据威廉·沙利文说，“埃德加并不喜欢罗斯福。当人们提到罗斯 福的名字时，也总免不了说一句挖苦的话??在内部的文件中，他表达了对 总统的真实看法。当我到研究处任职时，我看到了用蓝色钢笔写的关于罗斯 福的批语。有一条批语说，‘他有帝王思想。’”　　埃德加怀疑罗斯福属于左翼。沙利文说，“埃德加不信任自由派。而罗 斯福被自由派所包围。埃德加讨厌罗斯福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他讨厌 负责‘新政’的一些重要项目的哈里·霍普金斯。总统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 局长不能接受的。埃德加曾对他的一位朋友、未来的参议员乔治·墨菲说， 罗斯福的‘新政’是共产党策划出来的。”如果同他对总统夫人的厌恶相比较，他对总统的态度算是温和的了。他对总统夫人、对她热心于左翼事业和左翼朋友是极为疑虑的。他向总统谈过 这一点。有一次，美国劳联领导人罗伯特·瓦特抱怨说，调查局在对他进行 调查，罗斯福听后无可奈何地一笑。他说，“那同埃德加·胡佛对我妻子的 态度比较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然而总统容忍了埃德加，甚至依靠他去 做工作。据一位历史学家说，罗斯福比他的共和党前任在对待总统权力问题上有一种“更为宽阔的胸怀”。他认为调查局这个工具不仅可以用来执法，而且 可以用来促进国家的利益和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总统赋予埃德加新的大权， 而后者滥用这种权力近 40 年之久。罗斯福宣布就职一个月前，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不久以后，他开办了第一个集中营。当埃德加庆祝捕获凯利的胜利时，希特勒退出了国际联盟， 并宣布了德国重新武装的计划。当埃德加庆祝打死迪林杰的时候，纳粹暗杀 了奥地利总理。　　到 1934 年春天，人们担心，包括美国纳粹运动在内的右派集团阴谋颠覆 政府。5 月 8 日，埃德加去白宫同总统和高级阁员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结果 是，埃德加第一次被官方批准进行政治侦察。　　他首先调查美国的纳粹分子，但很快把矛头指向许多政治团体。那年秋 季，罗斯福指示埃德加去调查罗得岛罢工的纺织工人。圣诞节，美国公民自 由联盟要求会见总统。白宫要求调查局汇报一下它的情况。这个联盟是埃德 加最恨的团体之一。在他的建议下，总统拒绝了它的要求。罗斯福及其顾问 很快就习惯于碰到什么问题都要求调查局来汇报情况，尽管这些问题同执法 毫无关系。埃德加总是热心地照办不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他成了“总 统的情报员”。　　　　斯大林在莫斯科独揽大权。纳粹分子进军莱茵兰。西班牙爆发内战。罗 斯福收到今人不安的警告：国内的右翼阴谋推翻他。外国在美国进行间谍活 动。 1936 年 8 月 24 日上午，他召集埃德加举行产生深远影响的秘密会议。当时讲了些什么，现在只有埃德加的一家之言。 据埃德加称，总统说，“我请你来，是想请你为我做一件事情，要保密。”罗斯福想知道，他如何才能搞到关于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在美国活动的可靠 情报。埃德加说，虽然这不属于执法的范畴之内，但是，如果国务院提出这 样的要求，调查局可以合法地从事这项工作。次日，当着埃德加的面，罗斯 福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美国受到苏联间谍和法西斯间谍的威胁。赫尔 马上作出反应：“立即行动，调查这些间谍！”　　据埃德加关于这次会议的备忘录说，为了防止泄露消息，总统没有让国 务院给调查局下达书面指示。总统说，他将“手写一份备忘录，放在白宫他 的保险柜里，说明他指示国务卿收集这方面的情报。”　　在罗斯福总统的图书馆找不到这样的备忘录，无从了解总统的指示要求 搞到何种规模。现在清楚的是，他的指示是秘密下达的，未经国会批准；埃 德加的顶头上司——司法部长是在事后被告知的。　　通过白宫的这些会议，埃德加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以前，新闻媒介的 宣传已经使他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神秘人物，大家的安全系于他的一身。现 在，总统的命令又使他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1936 年埃德加同罗斯福会晤后，甚至还没有同司法部长卡明斯讨论此事，就立即对工会人士和激进分子布置了大规模的监视行动。调查局现在仍 然保存的一份监视名单包括：钢铁、煤矿、服装等行业、教育机构和工会。 调查局还开始召募告密者，并建立政治颠覆分子的档案。1938 年春天，有 18 名所谓的纳粹间谍受审。在公众的压力下，总统给情报机关批了更多的资金。埃德加建议，这笔钱可用于国内的情报，不必经 过专门的立法审核。他给总统写信说，对国内美国人的侦察“要极其保密， 以免引起不了解情况者或动机不良者的批评或反对”。罗斯福批准了他的要 求。调查局开始大批雇佣新特工人员，从 1937 年的 1000 人猛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 4000 人。他们固然在战时保卫了国家的安全，但他们也收集 了大量关于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普通人的情报。他们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局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档案透露，1939 年 1 月，埃德加会见了亨利·福特的干将哈里·贝内特。贝内特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工会的能手。他的 特殊成就是，同福特和黑社会的头头建立了密切关系。　　贝内特利用他的黑社会关系来对付福特公司的工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 领导人沃尔特·鲁瑟是埃德加经常注意的对象之一。有一次，他和其他一些 人在工厂附近散发传单，贝内特组织打手殴打了他。贝内特集合了一批被雇 佣的歹徒，他们带着手枪，穿着黑色皮茄克，拿着橡皮水龙头，冲散工会组 织的群众大会，袭击了工会积极分子。埃德加同贝内特的关系非常好，把他 们第一次见面时的照片亲笔签名，送给他。调查局在底特律的特工头子约 翰·巴加斯可以经常查阅贝内特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档案”。　　调查局后来发现，贝内特的许多共产党人档案是从当地的一个法西斯领 导人杰拉德·史密斯那里买来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埃德加对他的热情。　　　　1939 年底，埃德加未经上级批准，就大胆地指示他的部下拟定战时可以 被拘留的人的名单，其中不仅包括同情德国及其盟国的人，而且包括“同情 共产党”的人，还有像《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一些并无 什么嫌疑的人。　　1942 年，当索尔兹伯里被派往国外当记者时，他弄不到护照。40 年以后， 根据新闻自由法他搞到调查局关于他的档案时，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来是 一个古怪的女邻居向当局告密，说他“受雇于德国政府”，是一个密码专家， 家里有录音装置。调查局对他家进行了秘密搜查，为他立了档案。他当时之 所以搞不到护照，原因就在这里。他的名字上了拘留名单。在 1970 年以前， 如果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他随时可以被拘留。　　1940 年，司法部长杰克逊坚持，拘留名单应由司法部掌握，而不应由调 查局管。但埃德加坚决反对。 1943 年比德尔当司法部长后决定，司法部只 追究违法者，不能按照公民的“危险性”而编制他们的档案，并下令取消拘 留名单。埃德加阳奉阴违，把“危险人物索引”改名为“安全索引”，继续 保留这个名单。 1975 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现了这件事，但没有告诉他的 顶头上司比德尔。　　大多数司法部长在公斤场合的言论表明他们同埃德加的关系很好。而在 非公开场合，他们同他往往有尖锐的磨擦。1939 年担任司法部长的弗兰克·墨 菲认为埃德加想当司法部长。他认为调查局局长的行为举止令人不安。“他 简直是一个病态的人，”墨菲对助理司法部长诺曼·利特尔说。“如果他对 谁进行调查，他总是可以找到岔子的。这就是他的倾向。”埃德加甚至对墨菲也立了档案，包括他的私生活，直到他去世为止。部分档案至今仍未交出。　　1939 年 6 月，当欧洲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同意调查局同陆 军部和海军部一起负责全部情报工作。9 月份，希特勒同斯大林签署互不侵 犯条约，并准备入侵波兰；罗斯福公开宣布，由埃德加领导反对外国间谍和 破坏的斗争。与此同时，他授权埃德加收集关于“颠覆活动”的情报。这些 命令是含糊的，怎么解释都可以。它们实际上正是埃德加梦寐以求的从事国 内情报的依据。埃德加首次使用新得到的权力，就引起广泛的抗议。1940 年 1 月份，调查局以阴谋推翻政府为理由，逮捕了一些反犹太主义者，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原来这是调查局雇佣的告密者提供的情报，所有的罪名都不能成立。接着。调查局在底特律和密尔沃活基的特工人员抓了 12 名激进分子，理由是：他们 3 年以前曾招募志愿人员站在保皇派一边参加西班牙内战。根据 一项老法律，美国公民不得在美国境内组织军队参加外国的冲突。这次逮捕 是荒谬的，因为这些所谓的罪行是老早以前的事了，西班牙内战已经成为历 史。新任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赶快了结此事。然而为时已晚，未能平息 公众的忿怒。　　新闻界把调查局比作纳粹德国和苏维埃俄国的秘密警察。在国会，参议 员乔治·诺里斯说调查局是“美国的盖世太保”，埃德加是“美洲大陆上最 大的迫害者”。调查局的档案现在透露， 1940 年埃德加在诺里斯的工作人 员中安插了密探。　　底待律袭击三天以后，埃德加被总统召见。接着，他在克莱德陪同下， 出人意外地到迈阿密海滩“度假”。他隐居在一个供巨富休养的小岛上，以　　逃避社会的谴责。 在华盛顿，埃德加的助理们大肆活动，以图反击。幕后，特工人员对每一个敢于批评他们的人都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埃德加力图让司法部长杰 克逊发表为他辩护的声明。杰克逊犹豫不决。他的前任弗兰克·墨菲使他对 埃德加产生怀疑。墨菲警告说，调查局对政府官员进行侦察，窃听他们的电 话。埃德加否认这种指责，并扬言要辞职。杰克逊只好发表一项妥协性声明， 既表示信任埃德加，又表示要保护公民自由。　　埃德加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这个危机，是因为他有一个最强有力的保护 者——总统。罗斯福不大重视这个争吵。他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的招待会上 问道，“埃德加，他们想对你干什么？”“我不知道，总统先生，”埃德加 回答说。罗斯福把双手的大拇指朝下作了个姿势，大声说，“他们想干掉你。”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近期内埃德加是倒不了的。　　“埃德加继续任职，而且掌握了更大的权力，”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哈罗 德·伊克斯说，“因为他善于取得总统的完全信任。”埃德加把政治情报源 源不断地送给白宫。因而取得历届总统的信任。　　“他开始讨好总统，”威廉·沙利文说，“他听到高级官员的一些小道 消息，都要向他汇报。”接替杰克逊担任司法部长的弗朗西斯·比德尔也有 同样的经历。他回忆说，“埃德加单独地跟我共进午餐时，给我讲了一些他 所了解的我的内阁同僚的隐情，谈到他们的好恶、弱点和同外界的联系。”1940 年 6 月，罗斯福写信给埃德加，感谢他做的“出色的工作”。埃德加大捧总统，说总统的信是“我有幸收到的最令人鼓舞的信件之一??是我 国坚持的那些原则的一个象征”。总统和司法部长都知道埃德加所做的工作大大超越了调查局局长的职责。罗斯福发表关于国防的广播演说后，要求调查局搜集反应。埃德加有名 有姓地了解数以百计的美国公民的意见。调查局为白宫进行政治侦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1940 年底，总统要求埃德加派一名特工人员到棕榈滩了解美国政府的朋友和敌人的动向，埃德加 完全照办。当《芝加哥论坛报》反对罗斯福的防务计划时，总统请埃德加帮助他找一家与它作对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的沃尔特·特罗安变成了调查局信 赖的接头人，他说，“罗斯福利用调查局干各种卑鄙的勾当。当新出版的《芝 加哥太阳报》企图挤垮《芝加哥论坛报》，政府利用调查局对《芝加哥论坛 报》的发行人进行恫吓。我同埃德加一起办这件事。他说，‘我得到了指示 我干此事的信件。’他向我出示了这方面的命令。他干这类事以前，总是先 拿到证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往往越过司法部长，直接同埃德加打交道。管 辖调查局局长的未来的许多司法部长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委屈。正如内政部长 伊克斯在 1941 年 6 月的日记中写道，埃德加的势力变得“十分强大，他显然 可以左右司法部长的人选，尽管在名义上司法部长是他的上级”。　　弗朗西斯·比德尔的一位高级助理爱德华·恩尼斯认为，历届司法部长 都慑于他同总统的密切关系，尤其害怕他掌握每一个人的档案。在美国的历 史上，一个联邦官员第一次掌握了如此大的权力，他可以经常地严重侵犯公 民的自由。1940 年 5 月，罗斯福同意调查局可以使用任何秘密警察都使用的重要手段——窃听电话。埃德加表面上是反对窃听电话的，他向国会保证，任何特 工人员在窃听电话时被抓住，都将受到开除的处罚。1928 年发布的调查局的 第一部守则规定，窃听电话是“不适当的、非法的、不道德的”，是不能容 忍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36 年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有 5 名调查局特工人员在法庭透露，在纽约 调查一个州际盗窃案时，调查局进行了昼夜 24 小时的电话窃听。事实表明， 他们经常接受这样的任务。　　据其他特工员说，埃德加有时还利用窃听电话的手段来维护个人的私 利。他曾经下令窃听罗斯福的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的电话，因为他想要撤 掉埃德加的局长职务。特工人员说，他们的部分任务是搞那些同埃德加不和 的警官的材料。　　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弗莱写道，“大概只有胡佛先生自己才知 道他究竟下了多少次命令让他的部下干违法的事情。”1940 年，埃德加悄悄 地进行活动，要求制定一项关于窃听电话的法律；由于弗莱在国会作证，这 项法律未能制定。从此，埃德加对弗莱怀恨在心。甚至 20 年以后，弗菜已经 退休了，仍不敢在自己家里会见记者，因为他担心调查局在他家安装了窃听 器。1940 年春季，鉴于窃听电话这一手段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罗斯福总统授权司法部长可以对“那些被怀疑进行颠覆美国活动的人，包括间谍嫌疑犯” 进行窃听。这一命令为窃听电话打开了大门。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对此十分不满，他同此事保持距离，让埃德加决定对谁进行窃听。　　35 岁的哈里，布里奇斯是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工会领导人，他早已 是资方的眼中钉，埃德加也很讨厌他，5 年以前，当埃德加向罗斯福汇报共 产党对美国国内构成的威胁时，他曾提到布里奇斯，说他可能使美国的海运 工作陷入瘫痪。甚至当这位工会领导人愿意跟资方达成和解协议时，埃德加 对他的迫害仍然没有放松。布里奇斯有一个弱点：他出生于澳大利亚。埃德加说他是共产党人。外国出生的共产党人如果参加一个“鼓吹以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可以被驱 逐出境。布里奇斯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但他承认，他欣赏“苏联的 工人国家”。1941 年 8 月，纽约《下午报》的记者利昂·古德尔曼接到公民委员会秘书打来的电话，说布里奇斯现在住在爱迪生饭店，他发现他的电话被人窃听， 请记者亲自去看看。　　古德尔曼用指甲挫把布里奇斯房间的电话匣子撬开，发现里面装了一个 两用窃听器，可以把电话中的对话和房间里的谈话传输出去。警察被叫来了， 在隔壁房间值班的特工人员仓皇逃走，丢下了穿过墙壁通向布里奇斯电话的 电线和一块复写纸，复写纸上写着：“特工人员埃维尔·扬格”。　　调查局被当场抓获。同一个月接任司法部长职务的弗朗西斯·比德尔在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碰到一些难堪的问题。他说，“当这一切见诸报端的时候， 我不禁建议埃德加·胡佛把窃听电话的不幸事件直接向总统汇报。我们一起 去了白宫。罗斯福很高兴。他聚精会神地倾听了汇报，当埃德加讲完以后， 他大笑着朝埃德加的脊背拍了一巴掌。‘天哪，埃德加，这是你们第一次被 人家当场捉住吧！’”　　　　如果罗斯福知道埃德加在背后说了些什么话，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大笑 了。“埃德加坦率地说，”助理司法部长诺曼·利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 果重新审理布里奇斯的案子，他上法庭作证的话，他将直言不讳地说，他窃 听电话是总统授权的。”　　罗斯福自己无疑也采用过窃听电话这一手段。据说，他曾让埃德加对他 以前的一个顾问汤米·科科伦进行窃听，甚至要求对一个正在任职的阁员、 邮政部长吉姆·法利也进行窃听。埃德加对此有点畏缩。但是，调查局对别 人进行电话窃听时，顺便听到了法利的谈话，埃德加如实向总统作了汇报。在 1944 年大选以前，他向白宫提供了对共和党政治家进行电话窃听的结果。 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丑闻实际上在 30 年以前就有了。　　据尼克松说，埃德加曾对他说，“自罗斯福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给他 布置过窃听任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1975 年发现，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 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总统都为了党派斗争的政治目的，利用联邦调查局 进行过窃听和监视等活动。他们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利用调查局为自己谋 利，从而给埃德加留下了把柄。　　在这种背景下，毫不奇怪，埃德加认为可以放手地在这方面蒙骗国会。 调查局的一个老资格监视专家韦斯利·斯韦林根回忆说，“在芝加哥，当埃 德加要到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一两天前，总部给我们打来电话，要我们把 窃听电话的数目尽量减少到只有一处，比如说，只对共产党总部进行窃听。 而实际上，仅仅在我们那个城市，窃听电话就达数十处之多。于是我们到电 话公司说，‘从星期二午夜至星期三午夜，我们在芝加哥只有一处窃听任务。’ 胡佛先在国会作证时列举的窈听数目很低（这在当天是准确的），给国会留 下了深刻印象。星期三午夜一过，一切如旧。”未经司法部长批准，由调查局的高级官员自作主张进行的窃听，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这种窃听的记录是由被指定的助理局长负责保管的。1953 年，埃德加指示，助理局长办公室的档案每六个月销毁一次。唯一保存下来 的这类档案是关于路易斯·尼古拉斯的档案，其中包括大量关于电话窃听情 报。从 1941 年开始的调查局监视索引达 1.35 万条。被窃听的有 13 个工会、85 个激进的政治组织和 22 个民权团体。至于被窃听个人的姓名，则以保密 为理由，没有透露。1940 年，埃德加同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获得了新的大权。他在这种情况下，迎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第十一章珍珠港事变和埃德加　　对埃德加来说，这场战争在珍珠港事变两年前，当一位退休的拳击师递 给他一封信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这位二十年代无敌于天下的世界 重量级拳击冠军吉恩·滕尼经常在扬基体育场会见埃德加和克莱德。现在，1940 年初，他在为一个人传递重要情报。此人是他年轻时代在军事拳击比赛 中首次认识的，自那时以来已经成为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　　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威廉·斯蒂芬森。畅销书《大无畏之人》就是描写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迹的。他是加拿大人，年纪跟埃德加一样大。他 是受温斯顿·丘吉尔的委托，要求滕尼同埃德加进行接触的。　　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跟罗斯福总统秘密通信已经好几个月了。总统很想 拯救欧洲免遭纳粹的蹂躏，但是不敢公开表示援助，因为美国有一股强大的 势力反对卷入战争，而且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在此紧急关头，丘吉尔挑选斯 蒂芬森作为他在美国的私人代表。　　1940 年 4 月，两人在英国海军部的 39 号房间讨论了一项重大机密。面 对德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军方一片混乱。但是，英国弄到了破译德国军事通 信机密的破译机，这可能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丘吉尔认为，现在应当让罗斯 福总统知道此事。他对斯蒂芬森说，“可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而且只能告 诉他一个人。??每天把我们的情报摘要通过调查局传递给他。”埃德加的合作是很重要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的共同朋友吉恩·滕尼被用来传送斯蒂芬森的第一封非正式信件。其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埃德加 被说服了。他给滕尼打电话说，他要见见丘吉尔的人。同一个月，这两个人在埃德加的新居相会了。这所房子是他母亲逝世以前花了 2.5 万美元买来的，位于西北第三十区。安妮不喜欢它，但是，在她 去世两年后，埃德加搬过来了，独自一人住。斯蒂芬森在谈正事以前，仔细 端详了屋内的摆设，借以了解调查局局长的性格。他看到房间的许多装饰品 安放得井然有序，有不少埃德加本人的照片，特别是有大量男子裸体照片。 斯蒂芬森回忆说，“到处摆着男子裸体雕像和许多作出各种姿势的男子 裸体像片。”他很快就看到埃德加同克莱德在一起，认出他们是一对同性恋 者。斯蒂芬森认为埃德加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复杂的人物，踉他自己大不相同。　　斯蒂芬森要求在情报方面携手合作。埃德加说，没有总统的特别命令， 他是无能为力的。斯蒂芬森回伦敦呆了几天，又匆匆于 5 月份重返华盛顿。 这时，丘吉尔已经出任首相。　　那一个月在英国，丘吉尔在卧室刮胡子的时候，他的儿子伦道夫对他说， 他不知道英国怎样才能打败德国人。丘吉尔转过身来说，他要“把美国拉进 来”。　　不久以后，斯蒂芬森在华盛顿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下令：“调查局 同英国情报局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罗斯福下令在美国处于和平时期同一个外国进行这种合作，是冒着很大 风险的，甚至可能被弹劾。埃德加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多年以后，埃德加 说他收到总统的书面指示，然而实际上却找不到这样的文件。埃德加当时坚　　持，关于此事，要对国务院保密。 关于斯蒂芬森行动的英国官方文件说，埃德加的卷入需要“勇气和远见”。但它对埃德加的性格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说他是一个只能当主角 的人，不能容忍竞争对手，英国人认识到，同埃德加合作的代价是，必须“始 终让调查局处于主导地位”。　　在长期的备战期间，美国政府仍然受到亲德情绪的影响。埃德加私下倾 向于哪一方，还不明朗，在希特勒政权的性质已经很明显的 1938 年，他接见 了希姆莱的一个高级助理。一直到 1939 年他还同纳粹瞥官保持友好的通信关 系。同年，他原打算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国际警察大会，后来才取消了。　　批评者指出，调查局只是在珍珠港多变三天以前才同德国最终割断执法 方面的联系。美国决心同德国对抗后，埃德加作出了热烈的响应。　　埃德加给斯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调 查局协助防止了英国轮船在美国港口遭到破坏。当斯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 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联邦调查局还 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给英国，而不让美国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 因为后者当时仍然反对同英国人联系。　　不过，这种合作是双向的，调查局很快发现它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 别人信件，不留痕迹。为此，它的特工人员专门飞到英国殖民地百慕大岛上 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斯蒂芬森把他的特工人员收集到的大部分情报（其中包括在拉丁美洲的情报）交给了埃德加。双方合作一年后，英国人从洛克菲勒中心情报站给调 查局寄送的情报多达 10 万件。同英国人合作，使埃德加感到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勇敢的第一线特工人员。1940 年 8 月，纳粹分子企图截获在华盛顿的一个英国官员掌握的一批科 学材料，埃德加亲自开着汽车保住了这批材料。斯蒂芬森知道埃德加虚荣心很大，因此，英国人在对付德国间谍方面取得什么突破性成绩，总是把功劳归于联邦调查局局长。 当欧洲战火弥漫的时候，埃德加以及军界的同行却忙于扩大自己的势力。早在 1939 年，总统就对部门之间的争吵感到厌烦了，他指示助理国务卿乔治·梅塞史密斯把这些部门的头头找到一起谈谈。除了埃德加以外，全都 来了。后来总统给他打电话，他再不来，就要解除他的职务，他才出席了下 次会议。很难使互相勾心斗角的官员们和好。罗斯福开始考虑让威廉·杜诺万上校担任情报系统的总头目。杜诺万 1941 年已满 58 岁。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获得勋章，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政治家。虽然他是共和党人，但却受到罗 斯福的极大敬重，认为他具有总统之才。　　1942 年，杜诺万担任助理司法部长时，曾极力推荐埃德加当调查局局 长。不过，自那时以来，他颇感后悔。他曾说，如果共和党重新执政，他将 设法搞掉埃德加。埃德加的特工人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当他获悉杜诺万 正主持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机构时，他更为烦恼。　　而杜诺万和斯蒂芬森的关系很好，彼此信任。英国人很快就对埃德加失 望了，他们认为他没有很好地利用向他提供的情报。斯蒂芬森需要一个对情 报工作内行的人，杜诺万正是这样的人才。新闻界把杜诺万称作“野比尔”， 把斯蒂芬森称作“小比尔”。不久，两个比尔飞抵欧洲，去熟悉英国情报的　　技术。英国人在这方面比美国同行更有经验。社诺万对此表示欣赏，而埃德 加则忿忿不平。　　英国的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海军少将和司令伊恩·弗莱明（后来他由 于塑造了詹姆斯·邦德这个小说人物而出名）于 1941 年 5 月抵达美国，协助 把美国的情报系统合并于杜诺万和埃德加的领导之下。据弗莱明回忆说，埃 德加“对我们彬彬有礼，但并不支持我们的使命。他的反对不是硬顶，而是 软磨，像猫的爪子一样。他领我们参观调查局的实验室、档案处和地下室的 射击场。??然后，毫无表情地踉我们握握手，便把我们送走。”　　1941 年 6 月，杜诺万果然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官。这使威廉·斯蒂芬森感 到高兴，却使军事情报部门的头头们和埃德加大为不快。他们认为这项任命 是罗斯福干了一件蠢事，埃德加深知杜诺万在极大的程度上参与了斯蒂芬森 的班于，便开始对外国人暗怀不满。1941 年年底，即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前， 这种不满情绪发展成为真正的敌意，结果成为导致美国这个国耻的因素之 一。　　1941 年 8 月 14 日，即珍珠港事变 4 个月以前，调查局的一个高级官员 给埃德加送去一份关于杜桑·“杜斯科”·波波夫的报告。波波夫是南斯拉 夫人，刚刚抵达纽约。他是个双重间谍，同时为盟国和德国服务。30 年以后， 他发表了他的战时回忆录，使世人大为震惊，因为他说他曾经事先警告调查 局，日本打算袭击珍珠港。他曾试图亲自把这个情报交给埃德加，不料反而 遭到冷遇。波波夫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工业家的家庭。 1941 年，他 29 岁。战前，他在纳粹德国学习法律，同一个富有的德国同学约翰·耶布森很要好。1940 年，耶布森到贝尔格莱德对波波夫说，他在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请他也 参加进来。从此，两人开始了艰难危险的历程。波波夫公开反对纳粹分子，而耶布森在德国军事情报处的作用也仅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已。他实际上是反对希特勒的。他同军情处的头头卡纳里斯 关系密切。现在学者认为，卡纳里斯在战争期间一直是反对希特勒的。耶布 森要求波波夫作为德国间谍去英国。波波夫一到英国，就同英国情报部门进 行联系。英国人要他一方面为德国人服务，同时也把情报发给英国。波波夫取道中立的葡萄牙去伦敦，途中同他的德国接头人冯奥恩罗德少校会见。在伦敦，英国军事情报五处的一位高级军官罗伯逊中校认为，这个 南斯拉夫人可能很有用处。经过一段训练后，波波夫回到里斯本，给德国人 提供了大量英国人编造的假情报。　　德国人上钩了。军情五处给波波夫起的代号为“三轮车”，他在 1941 年上半年来往于葡萄牙和英国之间。那年 5 月，冯奥恩罗德说德国在美国的 间谍工作很差，要求波波夫去纽约建立间谍网。如果他想保持德国人对他的 信任，他只好照办。英国人也设法利用这一情况。　　负责外国情报工作的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的头头斯图尔特·孟席斯批准了 一个计划，让波波夫去美国，作为借给埃德加和调查局的人。如果他真的像 德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建立起一个间谍网，盟国从一开始就可以利用它来欺骗 德国人。而且这种合作也可以加强英国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让美国人自己 搞它的两面活动去。埃德加同最高层领导商量后，表示同意。　　在里斯本，当波波夫准备启程去美国的时候，他从耶布森那里得到一则 有趣的情报。在大西洋的一个小孤岛上举行会议时，耶布森谈到他最近去了　　塔兰托一趟，那里是意大利的一个海军基地，在英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一 次偷袭中被摧毁了。日本人要求德国人提供英国这次空袭的详细情况。德国 驻东京的空军参赞巴龙·格罗瑙估计日本在 6 个月内，大概在 1941 年年底， 也会采取类似的突然袭击。波波夫间，进攻哪里？那布森回答说，“日本将 进攻美国。”　　当冯奥恩罗德给波波夫布置美国之行的使命时，他给波波夫开列了一个 搞情报的单子，其中包括关于夏威夷的情报的详细要求和关于珍珠港的一些 具体要求。在他提出的 97 个问题中，有 35 个是关于夏威夷的。这些问题涉 及到弹药库、储油库、飞机库、潜艇基地、停泊处等的准确地址。冯奥恩罗 德说，“你要尽快地去夏威夷。”　　据波波夫说，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日本对塔兰托的兴趣，空 军参赞所说的突然袭击，耶布森暗示袭击的对象是美国，最后还有珍珠港。 波波夫立即把这一切报告给英国情报机关。他们十分认真地对待。罗伯 逊上校回忆说，“我马上看了问题清单。我极为重视。我认为，首要的事情是把有关日本的情报赶快传给美国。” 对波波夫的控制现在转到了英国军情六处，它指示波波夫，一到纽约，立即把这个情报转达给美国人。他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 1941 年 8 月 12 月抵达纽约，很快就见到了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助理局长厄尔·康 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头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他给他们看了德国的新的情 报缩微技术，它可以用照相的办法把很长的情报缩小成小点儿，藏在一般的 信件中。他还交给他们关于珍珠港的问题表，既有缩微件，也有普通件。福克斯沃思对关于珍珠港的情报持谨慎态度。他说，“这看起 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方式等等，一应俱全。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他 说，关于彼波大及其使命的决定将在华盛顿由埃德加·胡佛先生作出。在纽约，波波夫很不安。调查局方面经常跟他联系的查尔斯·兰曼对他说，“胡佛先生将在两周以后来纽约，那时将会见你。” 波波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纽约的调查局办事处见到了埃德加。“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思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像抡大锤的人寻找铁砧一样。福克斯沃思一声不吭地坐 在一张安乐椅上。”埃德加带着讨厌的神色瞅了他一眼，气得脸部发紫，咆哮着说波波夫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只持续了几分钟。 为埃德加辩护的人说，他没有理由特别重视波波夫的情报。其实，1941年 8 月，埃德加本来应当认真听听波波夫的意见的。波波夫的情报并非突如 其来的，也并非仅仅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泛泛推荐。据英国军情五处的罗伯逊 上校说，这个组织的反间谍主任盖伊·利德尔事先作了周到的安排，曾经来 自见过埃德加，他认为，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派波波夫去把情报交给埃德加。 然而他们估计错了。他们后悔没有把这个情报也给罗斯福总统送一份去。　　不久，波波夫发现，调查局在他的曼哈顿公寓安装了窃听器。他同调查 局的接触变成了吵架。后来，波波夫离开了纽约，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再也没 有回来。　　调查局的档案表明， 1941 年 10 月 20 日，即珍珠港事变 7 周 以前， 调查局把波波夫的情报的内容告诉了美国海军和陆军的情报机关。白宫比陆 军和海军更糟糕。珍珠港事变三个月前，埃德加把缩微系统的说明书和波波　　夫的缩微样本送给了总统的助理埃德温·沃森。总统在 24 小时内就看了这些 东西。但他们没有看到关于珍珠港情报的缩微材料。埃德加没有给罗斯福送 这份情报。　　1941 年在檀香山担任舰队情报官的埃德温·莱顿海军少将后来对日本的 突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埃德加在处理波波夫的情报上失误 了。莱顿说，“他的失误是导致珍珠港悲剧的美国的另一个大错。”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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