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构 评级制度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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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作者:景学成 李 德 王建华
  信用评级行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初美国穆迪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资信评级机构以来,信用评级行业经过百年来的发展,在揭示和防范信用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协助政府进行金融监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为,近几年来,评级结果对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越来越重要,影响到发行主体进入资本市场、筹资成本、财务交易结构和受托人的投资能力等方面。
  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壮大乃至形成一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发展。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历程
  十多年来,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膨胀、清理、整顿、竞争和整合的过程,目前评级机构有50家左右。国际上的信用评级机构曾陆续对我国主权、银行、信托、大型企业评过级,并促进了我国评级行业的发展。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信用评级行业的初创时期是从1987年至1989年,人民银行系统组建了20多家评估机构,各地专业银行的咨询公司、调查信息部等咨询机构也开展了信用评级工作。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0年,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设立的评估公司一律撤销,信用评级业务交由信誉评级委员会办理。第三阶段从1990年至1992年,信用评级事业进入了一个以组建信誉评级委员会为基本模式开展业务的新阶段。第四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资信评估业进入探索和调整阶段。1993年国务院发文提出,企业债券必须进行信用评级,并要求1亿元以上的企业债券要经过全国性的评级机构评估。在此阶段,我国建立起了自己的评级指标体系和方法,各地、各大中型城市几乎都有资信评估部门。第五阶段从1997年到现在,是评估机构酝酿并迅速发展阶段。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547号文件,确定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等9家机构具备企业债券资信评级资格,并明确规定企业债券发行主体在发债前,必须经人民银行总行认可的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人民银行各地的分行要求各商业银行对贷款1亿元以上的企业,除银行审贷部门评级外,同时由人行分行指定的独立评级公司进行信用评级。目前各商业银行的信贷部门都兼有资信评估的职能。人民银行分行已陆续认定信用评级机构对贷款证企业进行一般资信评级与跟踪评级。商业银行的贷款证评级正在成为资信评级公司的重要业务。目前已有一些规模较大的评级公司着手对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进行自主评级。
  我国评级业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类是市场化类业务,主要包括对企业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少量金融机构(拟发行或已发行债券、信托基金等)的信用评级,主要评级机构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等。第二类是区域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对信贷登记企业评级。开展这类业务的地区主要是上海、福州、深圳、厦门、宁波、江苏、武汉、海南、天津等。目前进行该类业务评级的机构主要是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分支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投资者服务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分支机构)等公司。在信用体系建设中开展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评级的地区主要有北京、山西等地,目前这些地区开展该类业务评级的机构主要是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等。
  我国国内评级机构与国际著名评级公司的合作也不断加深。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与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宣告双方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8月,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与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共同组建了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信用评级机构。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对资信评级行业的认识有待深入。由于全社会对信用评级业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政府有关部门对评级结果利用程度不够,以及受其他各种因素所限,我国信用评级业独立、客观的权威性还未能真正树立。
  二是信用评级的相关立法工作明显滞后。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虽然涉及到信用评级行业运营的相关问题,但整体性差,针对性不强。
  三是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我国资信评估的对象分别由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缺乏一个对评级机构统一监管的部门。此外,信用评级业务资格认定存在问题,导致建立新的评级机构或已有的评级机构改组时因设立或改组审批制度不明确,在工商注册时遇到较大困难。
  四是信用评级市场供需失衡问题突出。一方面评级机构较多,另一方面,信用评级行业可供评级品种少、业务量小、业务稳定性差的问题十分突出,使许多信用评级公司只能靠非主营业务支撑。目前投资者对评级的需求严重不足,主要原因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监管机构使用评级结果才刚刚开始。
  五是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有待增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评级机构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法人,大都直接或间接依附于某级政府机构或属于事业单位,在开展信用评级过程中受到行政干预较多,缺乏客观独立性。
  六是缺乏客观、可信的评级资料。在目前社会信用状况不佳的大环境下,受评企业提供的资料常常缺乏客观性和可信性,这不仅为资信评估人员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而且直接影响到信用评级的准确性。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前景及政策建议
  根据国际评级业发展的经验,政府推动仍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评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改变,监管部门将越来越多地使用评级结果,这将有力地促进信用评级的发展。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主要是企业产权制度、投资风险防范和承担机制等的完善,评级机构的市场需求将不断增加,评级机构的自我约束会进一步增强,有影响力的权威评级机构将逐步出现。目前国际著名评级机构进入我国评级业的市场条件还不太具备,我国评级机构应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全文请阅读《中国金融》印刷版2003年第21期)聚焦世评论坛:国际评级制度体系要走双轨制|评级|机构_凤凰财经
聚焦世评论坛:国际评级制度体系要走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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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无路可走吗?非也!全球信用危机暴露出的国际评级问题是现有评级体系“先天性”的不足,难以靠局部修补或“头痛医头”的方法来解决,只有按照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本质要求,进行国际评级制度模式的根本变革,建立一个全新的评级体系,才能彻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国际评级问题。常言道:“没有不同意见的一言堂是最可怕的”,而要实现对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打破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一言堂”、实现“两条腿”走路是非常必要的。2013年在香港成立的非主权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再次让
2008年,一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席卷全球的危机。然而,令世人无不称“奇”的是,当时全球唯一的国家信用评级信息提供商,同时也是垄断国际评级体系近百年的三家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不仅没能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提前做出警示,反而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还给希腊——拖垮欧洲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做出了AAA级别的评级,这不可不谓“奇迹”。人们不禁要问: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这些机构忽视风险,给予各类杠杆类金融产品过高评级;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们却“落井下石”,一次次下调欧盟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让全球危机“雪上加霜”。是世界经济真的“病”的不轻,还是“庸医”们不负责任?“症结”何在?先天不足!日,为和解有关其在金融危机之前涉嫌评级欺诈的指控,标普宣布同意支付15亿,这一事件再次“亮瞎”了人们的双眼,也让国际社会更加坚定了改革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信念。要想“药到病除”,还得“对症下药”,那么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症结”又在哪里呢?垄断性无疑是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最饱受诟病的。数据显示,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控制了全球96%以上的评级业务,掌握了70多个国家的本土信用评级市场和百分之百的国家主权及跨国企业评级话语权。即便如此,这三大机构还仍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攻城掠地”。透明度低也被认为是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病体特征”之一。我们所看到的“AAA”、“AA+”等评级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呢?据介绍,分析师们首先打开评级模型软件,然后输入被评级产品的基本数据,轻轻点击一下,软件便会自动运行;在经过上百万次的运算并将每次运算的结果求平均值后,其最终的结果就产生了。行外人对评价结果产生的科学性“赞叹不已”,但业内人士指出,其实“暗箱操作”恰在其中,因为选取何种模型以及用哪些参数都是人为决定的。此外,主权评级体系自诞生之日就有着内外部都无法克服的“先天不足”:第一,容易受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当评级涉及国家利益时,这三大评级机构就会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出发评价他国信用风险,既不公平也不能向市场提供准确评级信息。俄罗斯的评级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断崖式”降级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第二,缺乏改革升级评级技术的动力。信用评级关乎人类社会安全发展,而负责评级的机构不是一般的企业,但在现存国际评级体系中,评级机构却被作为一般企业而展开“充分竞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评级机构为不断满足债务人对信用等级的要求而“善意忽视”,甚至是帮助债务人掩盖风险,忙于招徕业务的他们对评级技术的升级没有丝毫动力,通过技术升级来提高揭示风险的能力也就无从谈起。第三,评级技术风险无法通过加强监管解决。虽然加强监管能够对本地区的评级管理程序进行规范,但是要想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主权评级体系因评级技术错误导致的评级风险,监管往往无能为力,而且国际社会也无权对一个向全球提供评级信息的主权国家机构的评级行为进行监管。第四,缺乏统一的评级标准。现存国际评级机构对国家信用的评级往往“政治挂帅”和“意识形态挂帅”,核心是强调西方政治的法治、三权分立、政治参与和媒体独立等,统一的评级标准的缺失使得评级信息无法实现一致性,也就无法满足资本强劲全球流动增长对跨国、跨地区评级信息一致性的需要。何以解“忧”?唯有双轨!2008年的全球信用危机已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信用评级关乎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现存国际评级体系已不能承担世界评级责任,亟需改革,既然“症结”已现,那又如何“对症下药”呢?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也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其方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改革收费模式、加强评级监管、要求评级机构承担法律责任和加强竞争等等。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便可这些方案的问题所在:加强监管仅对本地区的评级管理程序进行规范,难以在世界范围内解决现存国际评级体系因评级技术错误导致的评级风险;评级是对信用风险的一种预测,而影响预测可靠性的不确定因素十分复杂,评级对未来信用风险运动规律揭示的准确性只是相对的,它仅是投资决策的参考,让评级机构对其不当评级引发的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则背离了评级的责任定位,实践上也行不通;鼓励评级竞争的直接结果便是造成评级机构为招徕业务而竞相为债务人提高信用评级,从而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挖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无路可走吗?非也!全球信用危机暴露出的国际评级问题是现有评级体系“先天性”的不足,难以靠局部修补或“头痛医头”的方法来解决,只有按照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本质要求,进行国际评级制度模式的根本变革,建立一个全新的评级体系,才能彻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国际评级问题。常言道:“没有不同意见的一言堂是最可怕的”,而要实现对现行国际评级体系的改革,打破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一言堂”、实现“两条腿”走路是非常必要的。2013年在香港成立的非主权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再次让人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曙光”。作为一个由各个国家与评级无利益冲突的私营机构出资组建、不代表任何国家和政治经济集团利益的非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不是为与现有评级机构进务竞争而生,而是寄望于通过自身努力,在将更多国家的评级机构引入其中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三个原则——严格禁止级别竞争、限制价格竞争、鼓励技术竞争。此外,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评级制度体系会形成代表其立场和评级价值观的市场评级产品,为投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激励通过评级技术竞争持续提高评级质量,制衡体系性评级风险,由此在新旧两个评级制度体系之间形成共存、包容、互补、制衡的新型关系。“我们相信这全新的信用评级体系将带来更客观及更高透明度的评级制度,以形成发展统一、全球通用的信贷用评级准则。”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董事长关建中说。2014年6月,以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为主席,前总理陆克文、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和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担任成员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在北京宣布成立。众多国际著名政治家的加入,无疑是对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构建国际评级新秩序价值理念的高度认同。方向已明确,扬帆正当时,国际评级体系需要“双轨制”,破除“一言堂”!(李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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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世界信用评级论坛”呼吁改革国际评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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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6月29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三层群贤宴会厅,由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新华社新华网、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举办的世界信用评级论坛在这里隆重召开。阿齐兹认为,现有的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缺陷,所以在未来需要对现有的评级体系进行改革,要从过去犯下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
6月29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三层群贤宴会厅,由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新华社新华网、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举办的世界信用评级论坛在这里隆重召开。世评集团董事长关建中、世评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理事会成员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张之骧、新华网常务副总裁魏紫川、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葛伟平以及四十个使馆的外交代表和来自各国的政经界的领导人,学者专家与商界代表齐聚这里,探讨如何建立新型国际评级体系。  
本次论坛探讨了四个主要议题:一、信用评级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新型国际评级制度体系的模式选择;三、如何构建符合信用评级发展规律的评级监管理念和制度;四、评级思想理论体系对履行评级责任的重要性。  
评级全球化已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董事长关建中以“开创人类管理世界评级事务的新局面”为主题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讲。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董事长关建中做主旨演讲
关建中表示,举办此次评级论坛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类社会并没有系统、科学地总结西方错误评级导致信用危机的教训,已被危机证明的错误评级依然在主导着国际资本流向。因此,导致危机的有增无减的信用泡沫极有可能将再次引发全球性信用危机。第二,诟病西方错误评级的声音还没有转化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共识和行动。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完善全球评级治理机制亟待形成世界共识。第三,如何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战略布局中阻止错误评级的影响,人类社会目前尚未做好准备。  他指出,信用评级决定着信用的分配格局,信用资源占有的效益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信用关系形成的消费能力,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标志着人类已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此时,形成了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两对矛盾,即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前者的本质要求是不断通过信用扩张满足生产的需要,是信用经济的顺周期力量,后者的本质要求是阻止超过偿债能力的信用扩张,是信用经济的逆周期力量。这一重大理论发现为我们找到了信用评级在世界经济中的历史方位,增添了人类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理论勇气。  
在保持现存国际评级体系运行状态下,构建一个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承担世界评级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符合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形成的两个评级体系并存、包容、互补、制衡,是重构国际评级体系的模式选择。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构建是一种评级制度设计,政府是这一责任的担当者,而绝无可能通过市场竞争实现。  他还指出,监管体系是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顶层设计,变革评级监管思维方式,创新评级监管理念,形成科学的评级监管认识体系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前提。构建国际评级监管体系应当遵循以下思想原则:首先,鼓励评级技术竞争,禁止信用级别竞争。其次,评级标准制定能力是根本评价标准。第三,国际与国内监管的一致性。他说:“创新国际评级监管体系是总结全球信用危机教训和世界经济发展向人类社会提出的历史使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闯过这一关。”  
关建中最后表示,评级全球化已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世界信用评级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信用评级规律的认识,从信用评级与世界经济的内在联系中构建起对评级规律的完整认识体系。确立改革国际评级体系就是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维,凝聚更广泛共识,形成改革的新动力。他说,“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对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紧迫性,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去迎接这一时代挑战,人类社会有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开创管理世界评级事务的新局面。”
主题一:世界经济发展与评级制度变革的责任  
德维尔潘以“世界经济的安全发展和改革信用评级体系的承诺”为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世评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
德维尔潘提到,之所以要举办世界信用评级论坛是因为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第一大威胁,自2008年以来对于债务的依赖丝毫没有减少。第二大威胁,对2008年危机的应对措施反应已经将金融泡沫扩张到世界范围。第三大威胁,新兴国家增速下滑,给新的金融不稳定创造了条件。  
德维尔潘介绍,现有的信用评级体系被标普、穆迪和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所垄断。他们都是美国的机构,占据着世界96%的评级市场。现行的评级体系存在很多问题,过去的事实表明他们对风险的评估是无效率不充分的,这些评级结果在金融危机中产生的是“顺周期”的效应。在危机发生前过高的评级结果产生了投机效果,而在危机发生后,为了维护这些评级机构的公信力,迅速调低评级又加速了下行趋势。  
德维尔潘说,亚洲信用体系是一个天然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需要革新未来信用评级中风险评估的方法,因为这应当由当今世界的债权国来评估他们自己的观点和选择。他表示,2015年一个全新的信用评级体系将成为欧亚大陆上实现发展、合作、和平的支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融入其中。
在主题一的嘉宾论坛讨论中,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主持下,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苏里南央行行长Gillmore Hoefdraad、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原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张之骧、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地区经济与金融市场主管Frank Packer、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1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Thomas JA.Sargent五位嘉宾共同探讨了信用评级与信用资源的关系等问题。
其中,朱光耀指出,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结果,都使国际金融评级机构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一体化紧密联系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要发展,金融机构的作用是需要的。众多的者需要一个公正的、专业的信息披露,能够使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走势得到专业知识的帮助。
Gillmore?Hoefdraad表示,苏里南遇到全球融资困难。他希望通过外部机构得到融资的机会,也希望能够他们帮助美国、英国等评级机构来改革他们内部的流程,完善他们的工作。苏里南需要有独立的评级机构来制定新的规则,使得新兴市场能够从中受益并且建立新的全球评级框架。
张之骧表示,信用评级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所有的资本市场产品都要经过信用评级起到定价的作用,因此信用评级是沟通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桥梁。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现存的评级机制存在重大缺陷,整个评级系统以及机制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Frank Packer认为,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也意识到不应该鼓励过于依赖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评级,我们要加强监管标准,对于信用评级可信度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现在要对评级的信息进一步整合,从而更好在加强信用风险预警方做出更大的作用。
Thomas J·Sargent说,政府的救助并没有使人们提高对风险的警觉。最近我们也认为中国开发的一些新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取代过去的这种假设,来更好的把一些变量纳入到我们风险计算模式当中。
主题二: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模式选择
首先由阿齐兹以“监管对整个信用评级系统至关重要”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阿齐兹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市场也在不断的增长,所以建立一个权威性的信用评级机构备受需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进行了金融危机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呼吁和强调了三大评级机构的失败是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提醒我们,要从过去所犯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未来才会成功。如果只是简单把过去扫到一边,很有可能会重复以前的错误。”
阿齐兹表示,尽管现在我们拥有三大评级机构和监管机构,但是他们所造成的错误可以波及整个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他们的金融管制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对市场的趋势进行好的监管和关注,防止出现类似的危机。监管对整个信用评级系统都非常重要,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所制衡,这在评级体系当中也是一样的。
阿齐兹认为,现有的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缺陷,所以在未来需要对现有的评级体系进行改革,要从过去犯下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要有透明、公正的评级体系来维护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定。”
在主题二的嘉宾讨论中,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秘书长Santiago F.Dumlao Jr担任主持人和阿拉伯银行家协会首席执行官George E.Kanaan、国际金融市 场协会会长Manfred Wiebogen、英国驻华大使馆金融与专业服务及I型你西经济公使衔参赞Sherry Madera、俄罗斯央行金融市场发展部副主任Victoria
Stepanenko五位嘉宾对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评级体系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其中,George E kanaan认为,现在对于评级机构的监管是不够的,其中牵扯到很多的利益冲突。大家都认为监管很重要,但是任何一个美国监管的环境都是以人为中心,这样一个环境没有使得我们对于评级机构进行有效地监管。
Manfred Wiebogen指出,首先我们要实现信任,要赢得人们的信任。我们不可能说只用一天的时间就能够实现人们的信任,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作出很多的工作,一步一步的才能够从我们现在这个形势来进行改变。
Sherry madera表示 ,我觉得“一带一路”还有“亚投行”现在范围更广泛的一个推动力就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也会推动中国在未来十年当中进一步的发展。我也和业界很多专家进行合作来确保发挥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作用,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发展当中发挥自己应该有的作用。
Thomas Missong指出,为了促进互相的信任,我觉得一个机构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注册可以使它进入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欧洲评级机构在欧洲注册以后,现在不能在美国或者中国运行,所以我们进一步的改善这个框架。
Victoria Stepanenko表示,我想在这个评级的行业当中不仅仅是监管还进行很好的监督是一种很有力的补充。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些评级的行为非常的透明,能够让评级的客户,让政府,让业界都能够了解。
主题三:如何构建国际评级监管体系  
首先,伊万诺夫以“双评级理念是全球化的新观点”为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伊万诺夫说, 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信用秩序的所有根本性缺陷。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提供了错误的评级信息。这几乎摧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动荡。
伊万诺夫提出,首先,危机表明现代信用评级体系不能保证向公众提供公正、公平、全面的评级信息。其次,现有评级体系没有将社会责任纳入其运营准则。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全球信用评级体系必将导致新的危机。
今天距离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已经六年,改革全球信用秩序的需求却从未如此急迫。世界信用评级体系仍然是分配国际信用资源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相应地,信用资源分配又是世界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如果不优化全球信用评级体系,我们不可能成功应对21世纪大多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伊万诺夫认为,在全球化的伊始,“放眼全球,立足本土” 的观点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需要放眼全球和本土,同时立足于全球和本土。“我非常支持双评级理念。这是关于全球化的一个新观点。在全球化过程中,重要之事总是同时涉及到全球和本土。我们需要一个本土评级和一个国际评级来全面了解一个公司或一项主权债务的真实情况。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以前也无人尝试,但这却是国际金融体系迫切需要的。”
在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秘书长Santiago F. Dumlao Jr的主持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董事长关建中、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葛伟平、圣地亚哥大学法律与金融学教授Frank Partnoy、俄罗斯外贸银行监事会主席,俄罗斯央行前行长Sergey K.DuBinin、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会长Faheem Ahmad五位嘉宾就如何设计国际评级监管体系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建中指出,我们评级制度设计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导致今天所有评级的根本问题是我们评级制度环境没有体现评级的规律;我认为中国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实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认识的过程,我认为也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研究和实践表明往往在规律研究方面不到位的话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互联网金融发展和互联网经济发展对评级提出了什么要求?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公极早关注到这样一个变革的趋势提出来我们要实现互联网时代的评级变革。
Frank Partnoy指出,我们首先停止依赖三大评级机构给我们的信用评级。我们评级也有一些改变,我们使用数字而不是使用字母,我们提供违约率等等,我相信对于目前评级体系一定带来振动性的影响。
葛伟平说,如何构建世界信用评级管理架构或者管理体系?首先要有参与的多元化和代表性。第二点,作为世界评级的监管体系,它应该有更多的非主权国家意识,或非主权国家的理念和观点能够在这个体系里面形成一个主流,这样更好地引导国际资本的流动,能更好地引导评级机构,能够采取更公正、更客观或者标准更统一的方式来操作。第三点,只有透明的体系才能获得公正认可,才能延续下去。第四点,它对待跨国全球性信用体系的监管应该秉着一致性原则。第五点,尊重现有体系,在采取合作宽容进一步相互之间了解沟通的前提下,这种体系才能更好的生存发展。
Sergey K·Dubinin认为,对于评级机构来说,我们一定要引进新的一种竞争机制,对于过去几十年国际商务,国际投资都非常依赖于三大评级机构,而且他们也很依赖于本国,本土的一些信用评级机构,但是对于全球市场来讲,我们需要一些更加充分的,更加灵活性的一些方式。
Faheem Ahmad表示,现在很多评级机构他们就有一种双轨制的体系,首先是从上之下的分析,第二种自下而上以数字为基础的一种分析,最好体制应该就是两种结合的。
主题四:创新评级思想理论与标准  
世评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陆克文认为,金融危机影响持续至今,对于监管的回应和政府决策来讲也是至关重要。不同的商业保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上个世纪,都是由“三大”评级机构主导。然而,现实是这些信用评级机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当中失败了,不能说是“三大”评级机构造成了危机,但可以说正是它们对这些风险评估和风险评级的错误,确实进一步催化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我这么说,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任职时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其实当时澳大利亚在金融危机当中仍然保持相应评级的一个国家,而且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澳大利亚是惟一发达国家而且没有在金融危机之后进入到衰退的,所以我担心的不是说澳大利亚一国,我是为世界而担心,这一担心正是涉及到国际金融体系未来的稳定性,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一点”。陆克文如是说信用危机之后,今天在世评集团组织之下召开此次大会,我也是世评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的理事之一,我更要考虑到这些体系和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也是我们G20机制下面未完成的工作,作为经历者之一,我当然非常关注这一点。”陆克文提到,国际经济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已经不止是美国一家为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国家,中国也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来源国,人民币现在已经构成了全球贸易交易的15%,今年国际货币组织已经考虑把中国人民币放到“特别提款权”一揽子政策当中,中国方面也决定进一步地让货币资本账户自由化,并且让人民币进一步的国际化。  
在第四个主题的嘉宾讨论环节,在James Bellini先生的主持下,和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Nasser Saidi&Associates公司创始人、总裁,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前任首席经济学家Nasser H·Saidi、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VIadinmir Markeiov、法国经济学家、独立顾问VIadinmirMarkeiov、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 Michael Pettis五位嘉宾一起探讨了评级思想理论作为识别信用风险的方法论,其唯一的正确来源是客观信用风险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向松祚针对 2008年信用危机的教训,给出三个建议:第一,对于信用评级从业者来说,一定需要借鉴经济模型的意见。第二,我认为这没有绝对的确定性,比如说信用评级的风险,一切都需要与我们行为结合起来,以及主观和客观结合起来。第三,我们可能无法就一个模型达成共识,我们可以来讨论如何来定义这些风险。我们需要竞争、透明度、沟通各个评级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客户之间的交流,这样才能从思想理论和标准当中找到方法。
Nasser H·Saidi表示,我们需要信用评级,如果没有信用评级,我们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将无法运转。信用评级现在表现不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监管,把它过渡的进行权利集中了,这种权利集中应该打破。我觉得信用评级将会为未来的市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VIadinmir Markeiov指出,让我们监管与时俱进的,并且能够满足未来需求。提到信用评级的未来,我觉得有三个面临的问题。第一,新兴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当中信用评级的需求越来越大。第二是在信用评级方面创新产品和创新方式的需求。第三是监管的干预对信用评级体系的干预。
Norbert J Gaillard认为,如何让主权评级更加的准确和更加的真实?我们评级方法一定要求更加的一致性。同时也需要我们的金融体系的稳定。对所有评级的行为,我们需要更加独立,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我们的世评集团在我们评级当中它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角色,也可以帮助我们投资者开发和更好的理解我们的信用评级它的作用以及对于主权评级的影响。  
Michael Pettis指出,了解的债务不确定性非常重要。债务过多会影响所有经济体当中关键机构的行为,而它们的行为一旦改变的话就会进一步的恶化,导致增长减速。
(责编:海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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