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中短期中期长期职业规划超长期对应资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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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当前和中长期经济走势及政策建议
&&&&日期:&&&&浏览次数:383次
&&&&&摘要:由于深层次结构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微刺激效果的严重递减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前低、中稳、后缓&的宏观季度调整模式,经济增速可能勉强达标。2014年系列宏观参数持续超预期的波动以及可能存在的变异标志着中国&新常态&进入到新的阶段。2014年第4季度和2015年1季度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将进一步上扬,并将步入结构调整的艰难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把握结构调整和全面改革的主旋律的基础上,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微调预调的力度,以强化底线管理,增强宏观经济的可控性。
关键词:微调预调力度,宏观参数,结构调整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宏观论坛讨论的产物,感谢论坛成员所做的前期研究成果和相关数据测算。本文数据没有特别指出的都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人民大学宏观论坛数据库。
2014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开始步入实质阶段,监管力度强化所带来的去杠杆陆续展开,企业盈利持续下滑带来的整体经济内生性收缩开始显化,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传统资源配置模式在全面改革与反腐倡廉的双重冲击下开始松动,但旧秩序被打破的同时新秩序还没有出现,秩序的空挡效应开始显现。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中国宏观经济趋势性下滑的力度有所强化,很多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一些超预期的变化。虽然在目前&新常态&和&三期叠加&的换档期背景下,很多月度数据的波动不宜过度解释,但目前的下滑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由于潜在增速的阶梯性下滑或基本面参数变化带来的下滑,价格指标、企业用工需求指标以及企业开工率等指标的变化依然显示,目前加速回落和大幅度波动的因素相当一部分依然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很多结构性指标也表明,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整刚刚步入其艰难期。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很可能改变以往年份简单的&前低后高&的季度调整模式,而呈现出&前低、中稳、后缓&的季度调整模式。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下滑压力持续上扬的可能。
一、2014年&新常态&的几大常规表现
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的以下几大典型事实说明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一是在GDP增速逐季回落的过程中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同时就业水平却没有出现恶化,这一典型事实证明了中国GDP回落并非短期周期波动的产物,而是阶段性潜在GDP增速回落的产物;二是在外贸增速和贸易顺差增速大幅度回落过程中,制造业和贸易品出现萧条,但服务业与非贸易品却依然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一典型事实证明在外部不平衡逆转的引导下,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正发生巨大的革命性变化;三是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导致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较高的增速,这一典型事实说明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已经发生变异;四是在微观领域持续出现&融资难&、&贷款难&和&融资期限错配&等问题的同时,金融领域的宏观流动性却持续攀升;在实体经济利润持续下滑的同时,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却保持高位增长,这一典型事实说明中国金融错配风险依然处于全面释放与缓解的前夜。
2014年中国宏观数据也将遵循典型的&新常态&模式,出现大部分参数持续回落,而部分参数保持相对稳定。这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GDP增速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的同时,就业总量保持较为良好的态势,价格水平保持在较好的可控范围。2014年前三季度的GDP估算水平在7.4%左右,较2013年下滑了0.3个百分点左右。但是目前中国人才市场的求人倍率在2014年持续超过了1,二季度末,我国东、中、西部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2、1.08、1.11,市场用人需求均略大于供给。城镇新增劳动力在8月份已经超过了1000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并提前4个月完成了2014年的就业目标。而1-8月的CPI为2.2%,全年波动幅度没有超过20%,而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价格水平保持在2%-1.7%的区间。
第二,在贸易增速、工业生产水平持续回落的同时,服务业和非贸易品保持相对繁荣的状态,外部不平衡和内部不平衡等结构出现持续调整。1-8月中国出口增速仅为3.8%,比2013年同期回落了5.4个百分点,而工业增加值1-8月份的增速为8.5%,较去年同期下滑了1个百分点。这导致2014年中国的PPI持续为负,1-8月仅为-1.6%,出口价格指数仅为-0.8%。但与此同时,服务业景气状况却保持了较高的水平。8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6%,比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处在61.2%的高位景气区间。而服务类价格指数1-8月保持2.8%的水平。这导致中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于2季度末达到46.6%,比去年持续提升了1.3个百分点。
第三,虽然对于小微企业实施了定向宽松政策,但&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依然持续凸显,系统性风险并没有出现回落。在货币当局强力干预下,2013年频繁出现的&钱荒&问题有所缓解,短端利率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但是银行的平均贷款利率依然保持在7%左右没有变化,而民间利率依然保持20%-30%的水平,&季末冲击点&带来的存款规模与贷款规模的大幅度波动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愈演愈烈。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6月份新增存款总量攀升3.95万亿,但7月和8月仅为-1.9万亿和0.22万亿。与此同时,全社会融资总额6月攀升到1.97万亿,但7月和8月分别下降到0.27万亿和0.96万亿。
第四,在总供给、总需求同步下滑的同时,绩效指标也有所恶化。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利润增速出现下滑。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8330.4亿元,同比增长10%,增速比去年同期下滑2.8个百分点,主营活动利润同比增长9.6%,比去年同期下滑了2.6个百分点。二是税收增速出现了回落。1-8月全国税收收入增长8%,比去年同期下滑0.43个百分点。
二、&新常态&中的几大变异点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类宏观经济参数出现的变化,已经成为各界预期之内的现象,是&新常态&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2014年1月市场利率的快速上扬、3月外贸数据的低迷、6月和7月信贷数据超预期的波动以及8月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断崖式的下滑却并没有在&新常态&的预期之列。这些参数依次连续地出现超预期的变异也许标志着中国经济&新常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很可能就是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增速换挡的拐点期以及结构调整的最艰难期。在这个阶段,很多宏观参数都可能出现超预期、大幅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可能成为预期大幅度逆转和恐慌突显的触发机制
(1)自2014年以来中国众多宏观经济参数依次连续出现超预期波动并不是季度偶然波动的产物,而是宏观经济运行体系发生质变的征兆。这体现为:第一,2013年6月和12月同业拆借利率大幅度上扬,&钱荒&现象持续出现,2014年6-8月存贷款大幅度波动可能意味着中国金融扭曲上升到新的高度,金融风险已经累积到金融体系难以承受的临界状态了。第二,2014年出口增速较以往出现阶梯性回落,1-8月的累计增速仅为2%,这说明中国出口增速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竞争力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异。而进口持续负增长说明内需的疲软已经全面显化。第三,8月份工业增加值下滑2.1个百分点至6.9%、发电量增速下滑5.5个百分点至-2.2%并非偶然因素波动的产物。它可能是PPI连续30个月为负、企业盈利水平持续下降、工资成本和财务成本持续上扬、产能进一步放量、资本回报率持续下降等的多重因素累积质变的产物,中国产能过剩带来的制造业整体的萧条可能处于全面加速的前夜。
(2)工业领域持续的萧条、流动性持续的回收以及去杠杆与去产能的持续,中国第三产业景气的局面不仅具有欺骗性,并在很大程度可能面临跳跃性回落的可能,并引发系统性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由于目前第三产业依然繁荣,工业领域的持续萧条不会带来整体经济的萧条和GDP增速的快速回落,但这种认识是肤浅的。2014年8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6%,比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非制造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处在61.2%的高位景气区间。这是很多学者用来判断中国服务业将依然繁荣的论据。但是,如果观察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变化,上述结论可能难以成立。第三产业GDP增速从2007年上半年的16.1%下降到目前的8.0%,下降幅度比第二产业的幅度还要高。因此,对于服务业商务指数的可靠性和宏观经济预测性应当提出异议。如果深入观察该指数的历史水平和变化规律,我们会有另外的认识。在2008年10月依然为56.7%,但11月就直线下滑到45.4%,到2009年3月突然从41.9%跳跃到55.7%,从2009年3月到2014年8月该指数的平均数据为56.5%。所以,从历史数据变化可以看到:第一,目前54.4%的服务业商务指数低于过去5年来的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表明景气状况并不佳;第二,该指数存在突变的可能。根据人民大学宏观团队的研究,目前服务业景气和价格指数没有下滑的核心原因不仅在于中国服务需求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维系在流动性过大和资产泡沫之上。随着实体经济的持续下滑、收入增速的回落、流动性回收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全面逆转,中国服务业的基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其相对景气的状况是难以维持的,并存在持续回落和加速回落的可能。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依据服务业景气指数做出中国宏观经济依然相对平稳的结论,必须警惕近期服务业供求状况出现拐点性变化的可能。
(3)失业数据的缺失使我们在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趋势时常常出现错误,不同数据的测算显示中国就业状况不仅较为脆弱,同时也面临着突变的可能。很多学者经常利用人才市场的&求人倍率&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来判断中国宏观经济状况。但这种判断方式既不专业,同时容易产生错误的推论。第一,目前&求人倍率&持续大于1的背后隐藏着两个容易忽视的指标和信息:一是企业的岗位需求数量近年来持续下降;二是到人才市场去求职的人数下降的速度更快。PMI中从业人员指数自2012年5月以来连续27个月低于临界值50%,而非制造业PMI指数中的从业人员指数自今年以来都在临界线50%左右徘徊,2014年7月的49.3%和8月的49.4%都处于该指数出台来的最低点。这都证明目前就业需求已经全面步入疲软期。第二,虽然城镇就业人数近4年来有所改善,但是中国的就业率却与GDP增速同步回落。第三,由于统计数据质量的问题,就业质量并没有得到很好反应。第四,第三产业就业的依附性很强,制造业的持续萧条和工业的持续低迷很可能在某个时点上快速传递到服务业,从而使失业规模大幅度上扬。第五,很多财务绩效很差的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压力和未来招工成本的压力下延迟解聘工人,但这些企业一旦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进行大规模解聘劳工。因此,综合上述几个因素,我们目前一是不能从就业数据得出宏观经济依然持续向好的结论,二是也不能排除在长期工业下滑所带来的工业萧条中,就业数据出现跳跃性的恶化,更不能排除在工业萧条持续的引领下服务业恶化带来的整体就业形势的恶化。从各类PMI指数中从业人员指数的变化来看,我们很可能快处于这样的临界点。
(4)在内外部价格下行压力的作用下,CPI不仅面临重返&1时代&的困境,同时也面临价格水平突发性回落的可能,整体性通缩正日益逼近。2014年价格形势的变化也是超预期的,与政府设定的3.5%的目标差异很大。同时,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CPI已经步入到值得警惕的水平(0.5%),而反映整体宏观经济供求关系的GDP平减指数也在下滑中接近0.5%的水平。这说明整体性供求关系是在持续恶化之中的。当然,1-8月2.2%的CPI水平依然表明目前价格水平在一个可控的水平。但是支持CPI的核心依然在食品和服务类价格。这些支撑因素有可能面临跳跃性的变化。一是国际粮农价格最近接近近5年来的新低,可能使中国食品价格面临输入性的下滑压力;二是在工业持续低迷的累积性效应的作用下,服务业的需求可能发生变异,从而导致服务类价格出现回落;三是整体预期的低迷也将使价格预期回落。因此,未来几个季度中,CPI不仅可能跌破2%而进入&1时代&,而且可能面临持续下滑的压力。这一方面将导致企业的财务压力进一步上扬(实际利率可能提升100个基点左右),同时使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能进一步向临界点滑落。
(5)房地产调整虽然在政策预期范围之内,但实质性调整的时点和路径依然具有十分强烈的不确定性,做好房地产在2015年出现超预期调整的政策预案十分必要。正如所有判断的那样,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依然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中短期最核心的因素。但从目前来看,房地产会崩溃性下滑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房地产持续性的周期性下滑依然是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很难在房地产政策常态化之后出现逆转。因为90%的限购城市基本都放开了政策。根据对于房地产市场各种主体的资金量、资产负债等参数的测算,第4季度中国房地产出现快速下滑的可能性不大,但2015年出现实质性调整,出现量价齐跌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在宏观调整中不仅要为第4季度房地产持续小幅调整做好准备,同时要为明年调整速度的加速做好预案。
(6)虽然央行采取SLF以及存款偏离度管制等措施来缓解利率、存款等金融指标的大幅度波动,但在今后几个季度之中,由于企业财务绩效恶化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中国资金链和金融环境依然面临超预期的变异。&中钢集团的事件&和各地出现的各种互联互保事件都表明,现有债务问题已经开始从民间借贷向大中型国有企业蔓延。所有涉及钢贸信托、煤炭信托以及相互担保的国有企业的债务都开始大规模显化。同时,到年底,地方债务到期导致的债务展期与违约问题也将全面突显。这些问题不仅有可能带来局部资金链和金融市场的崩溃,同时也会导致中国整体金融参数的跳跃性波动。因此,从涉及的规模和债务主体的性质来看,2014年底和2015年才是中国&去杠杆&和&调结构&的实质年和关键年。这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非常规政策工具来应对未来金融在总量和结构上面临的各种两难问题。
鉴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于目前很多参数的解释应当更深入、更全面一些,不能简单归结为季节性的偶然变化。当前宏观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正发生一些质的变化,总需求内生性的下滑动力有加速的趋势,总需求不足与结构性扭曲相互作用已经使中国在&新常态&时期的趋势性回落有偏离中长期轨迹的趋势,存在短期加速、中期恶化以及引发潜在产出水平中长期变异的可能。因此,未来宏观经济参数的变异很可能常态化,我们在政策预案中要充分考虑这些超预期的变异,做足非常规政策的储备。
三、2014年经济回落的新机理与新特征
2014年1-3季度以来的数据表明经济回落的核心原因有了新变化。经济下滑的原因不仅体现在外部不平衡逆转、内部结构性问题凸显以及经济趋势性下滑等传统因素之上,同时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新的因素上:
(1)与前几年的一季度经济低迷相比,本轮房地产的周期调整是经济下滑的一个核心因素,并将主导未来几个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按照目前的测算,房地产业对于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在2013年达到了33.3%。与2013年宏观经济形势不一样的是,自2014年1季度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了全面逆转&&与同期相比,2014年1-8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6.1个百分点、销售面积下降了31.7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与房地产相关的建筑行业、钢铁行业以及其他建材各行业滑入了近5年的低点。
表1&&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房地产业投资占比
对GDP的贡献度
拉动GDP百分点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2)虽然国家一直在倡导&去产能&和&去杠杆&,但2014年&去产能&和&去杠杆&才步入实质性阶段。&去杠杆&方面主要体现在2014年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开始整理影子银行,全面加强理财产品和非标资产的监管,使很多机构的负债增长速度有所下滑。而&去产能&首先体现在&去库存&,很多企业对于前景的担忧,导致大幅度削减库存;其次表现在对于新产能上马的全面下滑以及部分区域强制性停产开始实施,改变了以往&雷声大,雨点小&的做法。
(3)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在招商引资、项目启动方面的积极性下滑。这种因素再加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面临的财务约束全面收紧,直接影响了地方和国有企业的传统投资模式和体制的运行。
(4)外部经济环境开始步入最为复杂的时期,改变了外部经济冲击的季度波动模式。这集中体现在:第一,美国经济2-3季度复苏虽然较为强劲,但却可能引发美国QE政策退出力度的调整;第二,新兴经济体自去年末的表现虽然比预期强,但经济出现的&滞胀&以及结构性问题的加剧,可能使其目前采取的短期宽松政策带来更大的中期调整的风险和压力;第三,持续的数量宽松政策已经导致世界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重返高位,可能使政策调整带来的外溢效应更为强劲。因此世界层面在&中期&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有所抬头;第四,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回落在很大程度对冲了美国经济景气带来的上行力量。
(5)在下行压力强化的同时,&微刺激&的政策效果却出现了强劲递减的迹象。从前几轮&微刺激&来看,本轮&微刺激&虽然强调定向宽松,但本轮&微刺激&的启动时期较以往更为提前,力度相对更大,但刺激带来的反弹相对较弱,2014年中国GDP增速的季度调整模式可能发生变异。在稳增长的要求下,2012、2013和2014年都采取了&微刺激&的方案,与前两轮&微刺激&不同的是,第一,本轮微刺激的时间点大幅度往前提了,2012年8-9月开始,2013年5-6月期间开始,2014年3-4月开始。第二,刺激的力度比前两轮大,这体现在财政支出的同比增长速度、较大幅度的货币定向宽松以及政策出台的密集程度等方面。第三,从刺激政策实施的3个月中经济反弹的状况来看,本轮反弹大大低于前两轮。从工业增加值的反弹幅度来看,2013年6月从8.9%反弹到8月份的10.4%;2012年8月工业增加值从8.9%回升到12月的10.3%,而2014年从4月的8.7%上升到6月的9.2%,但8月却回落到6.9%;从铁路货运量反弹来看,2012年8-11月反弹了10个百分点;2013年6-9月反弹了8个百分点,而2014年3-5月份仅有5个多百分点,但8月却步入了负增长的区间。这些现象可能说明&微刺激&政策在常态化进程的效率出现递减,其持续的时间和短期反弹的幅度都大幅度下降。
四、&前低、中稳、后缓&的全年宏观经济走势
基于上述分析和判断,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设定主要外生参数,预测得到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指标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
表2&&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结果
2013(实际值)
2014(预测值)
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增长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增长率,%)
3.出口(亿美元)
(增长率,%)
进口(亿美元)
(增长率,%)
4.广义货币供应(M2)增长率(%)
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
GDP平减指数上涨率(%)
1.年初普遍预期的&前低后高&或者&前低后稳&的态势难以实现。在&微刺激&政策和全世界经济微弱利好的共同作用下,全年能够勉强完成7.5%的增长目标。(1)投资增速可能在2013年低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是导致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压力的主要因素。
第一,随着中国由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步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历史新阶段,过去以高投资带动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与当前经济发展目标间的矛盾逐步凸显,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成为2014年中央和地方两会上的主基调。2014年3月,发改委在提交两会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预期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仅17.5%,低于2013年18%的目标和19.6%的实际增速。从各省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31个省市自治区中共有23个下调了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值,北京、上海、浙江、安徽、重庆和陕西等6个省市更是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投资增速已不再是这些地区政府工作的重点。
表3&&2014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
广西壮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资料来源:各省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图1&&每一轮&微刺激&前后GDP增速的对比
第二,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项目启动方面的积极性下滑。再加上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约束全面收紧,投资的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2014年,地方政府需要偿还负有有偿责任的债务占债务总余额的比重高达22%,而年的偿债比重分别为17.1%、11.6%和7.8%。个别省份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合计到期的债务比例甚至超过了40%,这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①
第三,2014年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难改放缓趋势,房地产投资的低迷将继续拉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在目前房地产市场景气程度不高、市场风险较大,而且政府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趋紧的背景下,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更加受限。1-8月的数据显示,房地产商融资环境急剧恶化,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同比仅增长2.7%,远低于去年全年26.5%的增速。二是此次房地产行业降温是由于房产税推出日期日益临近、高收益理财产品等投资渠道不断增加等长期因素所致,年内难有变动。三是住建部已明确表态将对楼市采取以&不打压、不刺激&、&尊重市场规律对房地产市场调整的作用&为基调的调控,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政策将不足以扭转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四是随着房价的持续回落以及在&买涨不买跌&心理的影响下,居民购房意愿也将逐步下降,需求方的疲软将进一步使房地产投资下降。
第四,金融资源错配、劳动力成本提高、产能过剩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等深层次因素将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趋势性放缓,虽然政府2014年出台的改革措施可能会提振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的信心,但其难以抵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
(2)在反腐力度加强、收入增长压力加剧和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的共同冲击下,消费将呈现稳中趋缓。
第一,企业效益不佳,下半年居民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将难有明显改善,无法支撑消费回温。上半年数据显示,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已出现明显回落,企业效益不佳,预计下半年也难有明显改观。其直接后果是职工的工资增速将会减慢,这会影响到居民家庭尤其是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信心,导致全社会消费回温困难。
第二,受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影响,居民消费也将受到一定抑制。下半年,全国房地产价格将难改下降趋势,房价下降所引起的居民财产的缩水将会抑制居民消费支出。同时,由于中国家庭十分重视房产,因此对于准备但还尚未买房的居民而言,并不会因房价下跌而取消购房计划,而是持观望态度并随时准备抄底,因此不会将用于购房的储蓄和收入盲目用于消费,以往高住房储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将依然存在。
(3)下半年,不论是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仍是主基调,但是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预计中国出口增速将在波动中维持。
第一,虽然2014年一季度全球经济的表现低于预期,但是经济复苏仍然是主基调。一是全球PMI指数和OECD综合领先指数等先行指标走势向好。4月份全球综合PMI指数、服务业PMI指数和制造业PMI指数都出现了小幅下跌,不过5月份已经出现明显反弹,全球综合PMI指数、服务业PMI指数和制造业PMI指数分别达到54.2%、54.5%和52.1%。6月份各项指数进一步上升,综合PMI指数升至55.4%,为2011年2月以来最高,服务业与制造业PMI指数分别达到了55.8%与52.7%。OECD综合领先指数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00.5%,其中,欧元区与美国的综合领先指数均稳中有升。
表4&&MF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结果(单位:%)
国家和地区
实际GDP增速预测
2014年6月预测值
与2014年4月预测的差异
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4年7月。
二是虽然7月份IMF将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继续下调至3.6%,但是这依然比2013年全球经济增速高出了0.5个百分点,因此经济复苏仍是全球的主基调。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预期增速为1.8%,比2013年高出0.5个百分点,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力量。其中,欧元区经济增速预计会从2013年的-0.4%大幅升高到1.1%,涨幅达到1.5个百分点之多,英国经济增速也将会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但美国的整体经济增速预期被大幅下调了1.1个百分点至1.7%,低于2013年1.9%的增速。新兴经济体受到俄罗斯、巴西增速大幅下调的影响,由4月份预测的增幅0.2个百分点转为下降0.1个百分点。
三是受寒冷天气等突发因素影响,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但是PMI指数、就业形势的都表明美国2-4季度保持强势反弹趋势十分明显。其一,2014年,月以来,美国制造业PMI指数和非制造业PMI指数均持续大幅上升,7月已分别达到55.3%和56.0%,分别比1月份上升4个与2个百分点。特别是非制造业PMI指数的回升,表明占美国经济重头的服务业发展向好,复苏动力较强。其二,从就业市场的数据来看,2014年1月份以来,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稳步上升,失业率持续快速下降。5~7月份,美国失业率仅在6.1%~6.3%之间波动,是2008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二,经济普遍复苏并不意味着已经彻底摆脱困境,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因此下半年中国出口增速波动的可能性会加大。一是美国经济增速反弹越明显,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速度就会越快,由此带来的全球资本市场的重构也将越厉害,全世界中长期利率快速回升的概率也就越大,进而给美国经济和新兴经济体带来的冲击也就越大。二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已经导致日本经济的先行数据出现变异,其结构调整计划的全面启动可能导致日本经济至少在短期内告别高速反弹的局面,这将导致中国自去年以来对日本出口增速较快回升的局面出现逆转。三是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PMI指数走势分化、消费和投资信心低迷。由于欧元区国家引资目标正在发生转换,跨国公司更加专注于研发、设计和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有逐步让渡中低端制造的倾向,因此制造业发展态势有所低迷。7月份,欧元区服务业PMI指数持续小幅上升,由1月的51.6%上升至7月的54.4%,创2011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但是制造业PMI指数为51.9%,较1-4月53%的水平下降了1.1个百分点。另外,4月份以来,欧元区Sentix投资信心指数连续3个月下滑,6月份已经降至8.5%,而消费者信心指数依旧位于临界值0以下,表明消费者信心依然不强。四是新兴经济体目前在宽松货币政策和资本回流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经济增速下滑和物价水平上升的&滞胀&局面,这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在中期面临的结构调整压力和深层次债务调整问题更加严重。此外,印度、泰国和印尼大选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纠纷等地缘政治不稳定同样加大了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2.在总需求持续疲软、通货紧缩输入压力加大以及基数因素的作用下,价格水平增速回落压力加大,预测全年CPI为2.0%。2014年下半年,在外部环境影响和国内需求下滑下,通胀率回落压力加大,但在进一步的微刺激的作用下,通货膨胀的下行幅度将逐步收窄。第一,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逐渐复苏比预期差,全球大宗商品在今年3季度创下新低,这导致中国输入性通货紧缩压力加大,这主要体现在1-8月进口价格指数仅为97.9%,比去年同期下滑了8.8个百分点。第二,以往预期的2014年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农业带来的冲击大大低于预期,这导致目前国际粮农价格处于历史低位;第三,虽然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加剧以及伊拉克局势恶化的影响,但由于油气供应格局的变化,全球石油价格在今年3季度出现持续回落。第四,房地产市场的走弱将带动居住类价格下降。其次,PPI和工资水平的持续走低不会对整体通胀水平构成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3季度数据的变异已经引发了政府加大了对宏观经济政策微调与预调的力度。这体现在:一是对于房地产政策的放松;二是对于定向宽松的力度加强;三是财政支出的力度进一步强化。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虽然已经出现加速递减,但在短期对于价格进一步下滑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五、政策建议
从前面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1-3季度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呈现步入&新常态&的各项预期内变化,但通过一系列经济下滑的新特征和可能出现的变异点,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在2014年步入一个新阶段,对于目前很多参数的解释应当更深入、更全面一些,不能简单归结为季节性的偶然变化。目前宏观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正发生一些质的变化,总需求内生性的下滑动力有加速的趋势,总需求不足与结构性扭曲相互作用已经使中国在&新常态&时期的趋势性回落有偏离中长期轨迹的趋势,存在短期加速、中期恶化以及引发潜在产出水平中长期变异的可能。同时,如果要避免在企业绩效、市场预期以及就业率等参数出现跳跃性变化,触及社会稳定的底线,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预调和微调的力度必须大幅度强化。
(1)货币政策在保持定力、避免重返全面宽松的前提下,短期内可以适度加大定向宽松的广度和力度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加强预期管理以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
第一,除非经济增速进一步大幅下滑、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就业水平持续下滑,目前央行不必采取全面宽松政策,特别是大幅度降息。
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与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性目标相悖。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属于总量货币政策工具,其作用目标不具有针对性,极易引导经济重回信贷刺激的老路,妨碍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学者认为,偏紧的货币政策会使实体经济更加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因此货币政策应偏向宽松。而事实是,实体经济缺乏资金的问题并非根源于整体经济的流动性不足,而是由流动性错配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并且,由于房地产投资周期和地方政府债务期限均较长,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对于货币的需求很大且缺乏一定的弹性,再加上房地产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在GDP中占比较高,一旦货币政策转为全面宽松,必然导致货币大量流入房地产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因此,简单的全面宽松货币政策不仅难以解决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而且只会使货币继续流入房地产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等部门空转。
降息将导致国内资金大量外逃,刺激企业继续加杠杆,从而增加宏观经济脆弱性。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将提高美国的利率水平,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国降息,那么将会导致资金的大量外逃,严重冲击国内的金融体系和原本已经脆弱的宏观经济。另外,高度依赖间接融资的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已经较高。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刺激导致的。2008年和2012年两次债务扩张的结果是2013年末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50%,比2007年末上升了近60个百分点。为避免经济进一步杠杆化从而增加宏观经济整体风险,央行不宜降息。
第二,尽管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尚无必要,短期内央行可适度加大定向宽松的力度和广度,以避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相比全面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言,定向宽松政策实施的意图与改革大方向相一致。一方面,定向宽松货币政策希望能够有效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避免信贷资金在房地产和金融部门空转。另一方面,通过定向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可以帮助弱势部门承受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阵痛,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因此,定向宽松货币政策依然要着重关注三大领域。一是加大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并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定向增加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降低其融资成本,既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增加投资,也不会阻碍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既能稳增长又能调结构。同时,由于中国的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还会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增加面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再贷款投放。棚户区改造是一项致力于改造困难家庭住房条件的民生项目。通过增加对棚户区改造的资金支持,有利于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带动就业、刺激内需释放,并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三是在房地产信贷政策常态化的基础上,可以适度降低首套房和改善型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房地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与投资性住房不同,首套房和改善型住房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住房需求。因此,在当前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甚至面临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应执行差别化的住房贷款政策,增加首套房和改善型住房个人贷款优惠。
4月份以来,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定向宽松政策。例如,央行向国家开发银行发行1万亿元三年期PSL低息贷款,以定向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央行对于符合审慎管理且&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当前,以SLO(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SLF(常设借贷便利)构建起短端利率走廊,以PSL(抵押补充贷款)指引中长端政策利率走向,并配之以定向降准等政策组合,被大多认为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也被认为是中国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向的开始。
第三,长端利率的引导是下一步货币政策在结构性调整中的一个重点。鉴于目前货币政策传递机制发生重大变异&&短端利率向长短利率传递不畅,货币数量与货币利率相关性由负转正,以及数量型工具对于金融机构贷款平均利率水平的影响大幅度下降。因此需要进一步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分时段、分区域采取一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加大长端利率以及贷款平均利率调节力度。
第四,在改革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注重加强预期管理,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可通过加强预期管理,使市场更清楚地了解央行的政策意图以形成稳定、理性的预期,进而引导市场行为,快速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然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经济基本面脱离,引导预期的能力很弱。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M2平均增长率达到18.53%,远高于GDP增速(8.86%)与通胀率(2.64%)之和,导致以M2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引导市场预期。近年来,央行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引入不仅未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反而使中介目标多元化,更加不利于市场理解货币政策意图。因此,央行应更加明确货币政策目标,加强政策的事前沟通和事后解释,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引导预期的功能,增加货币政策有效性。具体措施,一是不仅要重申M2增速的目标,同时要明确短端利率通道水平;二是向社会明确定向宽松的力度和范围,同时不要把总量的宽松简单归结为刺激政策。
第五,鉴于&新常态时期&外汇占款大幅度下降的事实,我们不仅要正视这对于货币发行渠道带来的宏观冲击,同时还必须重视目前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在&新常态&时期的合理基础正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未来的舆论引导中,不要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与&强刺激&等同起来。鉴于未来经济下滑力量的加剧和外汇占款量的下滑,分阶段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依然具有必要性。
第六,顺应美元强势的风潮以及NDF下调的市场预期,可以考虑加大对于外汇市场的干预,引导人民币在2014年4季度到2015年1季度进行适度贬值。
(2)财政政策方面,为了给大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政府应该实施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
第一,建议2014年的赤字率可以突破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2.1%的标准,但不能超过2.5%。
第二,加快推广PPP(公私合作)和市政债等公共基础设施融资模式,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在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基础上,缓解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与债务高企所引起的融资能力下降间的矛盾。
第三,进一步加强减税力度,实施全面减税,同时刺激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扩张,促使中国形成以总量减税为引擎的总需求-总供给&新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替代以往的以出口为引擎的总需求-总供给&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更长效的内生动力。
(3)为了应对突发的宏观参数加速下滑,政府必须强化研究并进行相应的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
第一,房地产预案是众多预案中的核心,特别是对于个别房地产杠杆率较高的三四线城市、负债率较高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必须进行重点监控,防止突发性区域个案的蔓延。
第二,对于局部资金问题处理预案越来越紧迫,特别是对于现在负债率过高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应当提前进行债务介入。
第三,服务业下滑以及带来的各种冲击需要重点研究,并进行政策储备。政策储备包括如下内容:一是进一步降低服务业的税收成本;二是对于部分先导性的服务业建立产业基金,鼓励创业兴业;三是进一步出台鼓励服务消费的政策;四是强化配套性公共服务的投资,进一步降低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的成本。
第四,投资下滑的对冲政策依然十分重要,特别是2015年第1季度是一个重点观察期。
(4)加速构建社会安全网,全面实施&社会政策托底&,以对冲宏观经济恶化对社会体系的冲击。
第一,加快三中全会所规划的深化改革,尽快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从根本上稳定民众对于社会安全网的预期。
第二,对于失业保险、低保以及困难补助等应对经济下滑的安全网应重点建设。一方面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健全失业登记体系;另一方面提高低保的水平。
第三,为了防止大规模小企业破产对于小业主和创业者的冲击,可以在局部区域进行制度创新,实行企业破产救助措施,以提供相关财务、资产清偿以及小业主生活保障等服务。
①如内蒙古(51.42%)、四川(48. 39%)、江苏(47.04%)、山东(45.82%)、贵州(41.98%)、宁夏(41.75%)、河南(41.36%)、吉林(40.53%)。资料来源于:中诚信国际发布的《&2014年地方政府信用分析报告》。
参考文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13),《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3年4季度)》,研究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14),《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4年2季度)》,研究报告。
World Bank(2014), World Economic Perspective, Aug. IMF(2014),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pt.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刘元春&&
来源:&《经济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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