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三季度后，美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好转迹象，尽管经济复苏之路尚遥，但认为世界经济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看法已颇为流行。
　　怎么看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是否还有机遇？这是本文的主题。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经验是“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并要求“科学分析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这些重大判断与认识是否过时，哪些需要与时俱进地再认识，成为需要分析研究与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既来源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它加速了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以及国际化生产经营在全球的扩展；又来源于为跨国垄断资本服务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极力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种种努力，以及为全球资源配置所进行的各种经济合作、协调机制与国际组织的作用。
　　从现象上看，2009年全球货物、服务和直接投资流量都明显下降，但国际组织预测2010年流量都将回升，因此贸易流量只有单年度下降，而直接投资流量的下降却不如年期间那么严重。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在2007年达到1.979万亿美元空前峰值后，2008年下降14%，但仍然达到1.697万亿美元，位居历史第二高点；2009年下降了39%，但绝对值仍然达到1.04万亿美元左右，而且，年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仍占68%和67%，与2007年的70%相差无多。这种状况与美国IT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从2000年的1.3万亿美元历史峰值下跌到2003年的5000多亿美元有很大不同。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将恢复到1.4万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中国际证券投资流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这与人们的想象正相反。2007年，全球证券投资11130亿美元，为2001年的10.62倍，年均增长高达48.26%。2008年，国际证券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全年额度为12442亿美元，但仍然比2007年增长了11.8%。2009年，国际证券投资重新活跃。2009年前三季度，国际股本证券融资额为1723.66亿美元，同比增长76%；国际负债证券融资额为30363亿美元，而2008年同期为13224亿美元，同比增长129.6%。
　　这说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垄断资本仍然有经济金融实力继续推进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趋势演进的内生机制、运行条件和演进路径即世界经济结构，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等都仍将在调整和变化中继续发挥作用。
　　（一）内生机制：世界经济结构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其市场行为深深植根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即发达国家的经济日益服务化、虚拟化；日益成为服务产品，特别是金融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和供给者、并日益依赖进口物质产品来满足消费；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从事制造生产和资源供给，从而吸引和驱动商品、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加速流动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平衡。
　　进入21世纪，美国的服务性行业占GDP比重超过了70%。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掌握了信息关键技术的西方跨国公司成为引领全球化生产经营的主导力量，通过对全球生产价值链条的有效管理，美国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生产的规模和流向。虽然随着生产经营环节的对外转移，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产业空洞化”现象，但在企业层次上看，原先以生产环节为核心的母公司变成了控制整个供应链的、以提供“生产性服务”为核心的生产服务型企业。正是这种企业微观层面的变化，加速了世界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流动。
　　根据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最新调整数据，2008年第1至第4季度，美国实际GDP年增长率分别为-0.7%、1.5%、-2.7%、-5.4%。2009年第1至第3季度实际GDP年增长率分别为-6.4%、-0.7%、2.2%。2008年美国实际GDP增长1.1%，其中私人服务生产部门增长1.6%，私人货物生产部门下降3.0%。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下降2.7%；这使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4%下降为2008年的13.5%；而服务业占比反而从80.92%上升为81.62%。这说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各产业都受影响，但服务业比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结构却没有改变。欧洲服务业的比重在年间逐年上升为74.5%、75.1%、75.9%、76.6%、76.5%、76.5%、76.4%、76.5%、76.3%。日本第三产业2005年占比63.2%，2007年服务业占比上升为79.5%。可见西方各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都已经很高，不会因为金融危机冲击而使经济结构发生戏剧性变化。
　　（二）运行条件：美元霸权地位仍可勉力支撑
　　经济全球化的金融实质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并成为世界财富的符号，可以向各种形式的价值创造（资本、劳动和技术）及其财富需求提供实现物，这导致美元充当世界经济平衡的货币工具，而美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的矛盾，又使美元经常成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罪魁祸首。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打击，也引发了一些欧洲政客对欧元取代美元地位的天真遐想，但事实证明，欧元还不足以取代美元霸权地位。首先是美元对比欧元汇率依然比较坚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月度汇率统计，2007年1月份平均1美元兑1.3欧元，2008年1月份1美元平均兑1.47欧元；2009年1月份平均1美元兑1.32欧元；2010年1月平均1美元兑1.43欧元。其次是美元仍占据外汇交易的主导地位，大多数国家以美元结算外贸的比例高于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2008年在全球外汇市场上，美元与欧元之间外汇交易约占28%，美元与欧元之外其他货币外汇交易约占61%，欧元与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交易约占8%，美元、欧元之外外币交易约占3%。再次是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地位仍在维持。尽管美国是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心，但流动的美元资产仍是安全的天堂，储备中美元份额仍保持高位。2000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占70%，到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仍保持大约65%的比重。
　　（三）运行路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仍将曲折持续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论，以及2009年9月世界20国领导人峰会，美国提出世界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发展框架”，其意图都是要改变现行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即未来美国居民应降低消费水平，提高储蓄率，提高工业制成品出口能力，减少贸易逆差，减轻经济增长对消费的依赖；同时要求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减少出口，转向内需。
　　在现实情况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变过去负债消费、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不取决于美国政治精英的愿望和主张，而取决于美国长期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美国经济以“消费导向型”为主要特征，居民消费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超过70%。其中，商品消费比重约占30%，服务消费比重约占40%。从消费结构来看，耐用消费品消费（主要包括汽车、家电等）、非耐用消费品消费（主要包括食品、服装、燃油等）、服务消费（主要包括住房、交通、娱乐教育等）基本保持稳定比重。
　　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年时间看，美国的消费水平确有所下降，但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100192亿美元，2008年第四季度降为100098亿美元，2009年第二、第三季度分别为99993亿美元、101329亿美元。按现行价格（名义）计算，2007年与2008年相比，一年中GDP下降了0.5%，一年中的个人消费上升3.6%。从2008年四季度到2009年二季度的半年中，GDP下降1.4%，个人消费下降0.1%。2009年二季度到三季度，GDP上升0.8%，个人消费上升1.4%。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经济衰退主要是投资衰退，其次才是消费势头减弱。随着消费减弱，个人储蓄率有所上升，但也没有想象得那么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居民储蓄率为5.2%至5.8%之间，2009年三季度的储蓄率比这个水平还低。从近20年历史看，5.4%仍是较低的储蓄率。1991年衰退时美国个人储蓄率曾达到7.0%，1992年继续上升到7.3%。1993年经济开始强劲复苏，储蓄率降到5.8%。这次衰退低谷的储蓄率刚刚达到5.4%，虽不排除还会间或回升，但总体看将处于低水平。2007年衰退开始前，个人消费占GDP比重是69.8%。随着衰退的到来，投资比消费下降更多，从而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反而进一步上升了。2008年超过70%，达到70.1%，2009年一、二、三季度分别达到70.4%、70.7%和71.1%，个人消费总额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之比大致是1比2，服务消费相对刚性。奥巴马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鼓励消费，而不是鼓励储蓄。例如减税、补贴低收入阶层、汽车以旧换新、首套房抵税等。奥巴马政府提高储蓄率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一种愿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其原因在于：
　　第一，美国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长期形成的，历史不可能倒退。居民消费始终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来看，年以来，美国私人消费占美国GDP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私人消费支出增长率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在-2%～7%的幅度内波动，长期增长趋势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消费支出增长成为惯性。
　　美国消费增长模式得益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放松管制的低利率金融市场使得风险被严重低估，支持了美国负债消费；二是历史形成的美元霸权是维持美国负债消费的另一重要制度因素。美国消费模式的形成是市场经济信用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种保障信用消费制度不断创新；二是各种信用交易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三是借贷消费理念逐步确立。2008年美国信用卡发卡总量为6.5亿张，年交易总额达到1.53万亿美元。
　　第二，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经济的发展，使美国生产总值三分之二以上是只以价值量衡量的国民收入，而没有实物产品，美国经济日益虚拟化，这使美国金融资本成为最强大、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金融危机削弱了金融资本，但靠美国政府不断输血，依然十分强大。任何缩减金融资本活动空间的经济措施都不符合金融资本的利益。美国居民负债消费正是金融资本籍以迅速扩大金融产品生产与市场的最广泛土壤，改变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不符合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美国政府采取的种种稳定金融市场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修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日，奥巴马政府出台《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提出了监管框架、监管领域、监管权责等多方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旨在提升全球对美金融市场信心，恢复金融体系稳定，特别是恢复信贷消费的稳定和安全。为此专门建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A），旨在强化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第三，工业生产复苏有赖于消费支出增长的恢复。美国经济史表明，消费支出与工业生产增长相关性很强，消费支出往往伴随工业生产库存化和去库存化发生周期性调整。年多数年份中，美国实际消费支出上升导致工业生产更大幅度上升，实际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上升至5%～8%时，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升至8%～10%。而年间实际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下降至3%～4%时，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通常下降5%左右，再通过库存渠道影响到资本支出使之下降更多。
　　第四，美国产业资本也依赖金融市场。美国制造业具有全世界难以企及的优势：技术、管理、品牌、营销能力和整合资源能力，那为什么仍然出现两大汽车公司破产危机？因为美国工会极力主张高工资和高福利，迫使美国公司难以控制劳动力成本，美国制造业依靠产业资本自身循环来平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愈来愈弱；它需要依靠资本运作的手段，即不断在全球市场上通过重组、兼并、收购等方式来争取在金融领域的利润以弥补和抵消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因此使美国产业资本的生存愈来愈依赖全球金融市场。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资产中，金融资产比重越来越高，1987年、1997年、2007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34.7%、42.5%、47%。而美国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意味着美国金融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萎缩或扩张速度下降，这也使产业资本难以忍受。
　　第五，美国居民偏好金融交易以获得财富。经济结构的虚拟化，导致国民财富结构的改变，实物财富在经济生活中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虚拟财富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这导致了人们观念的变化，这种观念变化就是经济学中说的偏好改变。金融产品交易成为美国居民获得财富的重要来源，1980年美国居民收入中来自金融业和股息等金融性收入占23.2%，1990年上升到37.5%，1999年上升到48.2%，进入新世纪则达到一半以上。可见负债与扩大金融产品交易不仅是美国普通居民的实际经济利益，也是美国独特的时尚文化，回到过去靠工资收入积累财富的传统，既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也违背美国的时尚文化。美联储日公布的数据称，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的财富（房产、银行存款、股票资产减去债务）曾为64.4万亿美元，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年底，尽管美国家庭财富缩水了20%，但仍然达到51.5万亿美元。美国家庭依靠金融交易积累起来的财富仍然有较强的基础，设想美国居民会放弃这种途径而另辟蹊径是不现实的。
　　因此结论是明显的：未来发达国家会继续出现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一定程度的波动，但不可能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改变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生存方式；不可能改变居民的利益偏好与时尚文化。若强行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会有所收敛，但仍然会花样翻新继续出现，美国将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只能照着美国的路子走，不可能出现太大的偏离。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它的发展进程毫无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这种影响不仅存在，而且还呈现出若干新特点：
　　第一，国家资本直接与私人垄断资本相融合成为危机救援的重要手段。在危机救援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直接干预、重组乃至接管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的方式来稳定金融体系，证明私人金融垄断资本与国家资本已经融为一体。继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和保险巨头AIG之后，2008年10月份美国国会批准美国财政部以2900亿美元为美洲等九大银行注资参股；另以41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收购银行股份。与此同时，欧元区15国联合救市计划也包括以取得优先股的方式向银行直接注资。日德国政府以680亿美元巨资收购房地产巨头HRE，荷兰和法国政府分别出资233亿美元和198亿美元，收购富通银行股份，爱尔兰几乎把银行系统全部国有化，连最推崇自由经济的英国政府，也在日接管了英国的房地产贷款巨头布拉德福德－宾利公司。救援行动的一致性说明，经济全球化不仅把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也把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国家资本从救援到其他干预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现象。
　　第二，国家资本跨国化成为刺激经济的新需要。危机中各国不仅普遍各自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来纾缓本国危机，而且还采取联合措施刺激经济。日，伦敦G20峰会各国领导人就全球经济刺激达成1.1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的协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能力、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多边协议。20国集团领导人承诺为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额1.1万亿美元融资，将IMF资金规模由2500亿美元增加至7500亿美元。与此同时，IMF将增发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以增强流动性。为促进贸易以帮助全球经济复苏，同意在未来两年内，通过出口信贷机构、投资机构和银行提供2500亿美元用于贸易融资。此外，还将向区域性的多边发展银行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贷款支持。完整地看，G20伦敦峰会所形成的全球刺激经济计划金额合计远远超过1.1万亿美元，而到2010年年底前不低于6.1万亿美元。可见资本要素的流动已经从私人垄断资本的跨国流动发展到国家资本的跨国流动。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利益诉求。首先是改革金融货币体系。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日，欧盟各成员国财长就金融监管框架达成一致；2009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2009银行法案》。美欧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涉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消费者保护、危机应对以及国际监管合作等诸多领域。在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结构改革方面，决定新建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现有的金融稳定论坛机制，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风险实施监控和预警。日，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瑞士巴塞尔正式成立，成员机构包括20多个国家央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委员会。
　　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呼声下，增加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成为与美国“一股独大”进行博弈的新力量，尽管新借款安排（NAB）增资方式成为折中选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已势在必行。日，匹兹堡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就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发表《领导人声明》指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各方将注资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借款安排”机制。
　　其次是改革磋商与政策协调平台。由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各国经济的对话、磋商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继续增强，G20成为各国对话、磋商与政策协调的机制性重要平台，取代了G7俱乐部和后来的G8。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到2009年11月为止召开了三次G20峰会。匹兹堡G20峰会《领导人声明》指定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经济活动，直到经济复苏得到明显巩固。
　　第四，新的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正在酝酿之中。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面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美国提出，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美国科技的主攻方向将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地球等。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各国都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发展，正在加快推进以绿色和低碳技术为标志的能源革命。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工业发展方向。世界主要国家为保障能源安全，都在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步伐。21世纪还是生命科学大发展的世纪，生物科技发展将显著提高农业和人口健康水平。信息网络产业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全球互联网正在向下一代升级，传感网和物联网方兴未艾。“智慧地球”简单说来就是物联网与互联网的结合，是传感网在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这些领域中，突破关键技术并使之产业化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产业振兴以及促进新一轮产业转移出现，带动新的国际分工的新现象。
　　第五，跨国垄断资本正在寻找新的全球市场。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一部分垄断资本极力主张并支持美国政府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并企图获得技术优势，再利用资本优势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全球市场。这种努力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动向。同时，为了讨好并取得金融垄断资本的支持，美国新能源经济的设计者还谋划了金融垄断资本在新能源经济中的生财之道－－碳交易和碳金融。《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中明确要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体系，实行“限制排量与贸易许可”计划。建立“限额交易”制度之初，免费发放85%的排放配额，余下15%的配额进行拍卖，以后再逐年增加用于拍卖的排放配额的比重。对碳配额分配、交易、持有等将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碳金融市场，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各类碳产品进行衍生创新，这将从物质能源中提炼出“金融要求权”－－即一种新的“能量通货”，美元纸币体系和能量通货结合可以保障美国金融资本和国家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这个构想将成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全球扩张的新计划。
　　三、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多极化新态势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分工，把不同国家的经济纳入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突出表现。跨国资本的产业体系与国际分工体系紧密联系，形成有机的价值链，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新产业体系及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面临技术、企业重组、市场、与既有垄断资本利益矛盾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因此将是一个竞争、合作、融合的较长过程。其成长过程表现在国际分工格局上，将不是后者颠覆前者，而是后者融入前者的渐进变化过程。
　　（一）美国新能源经济成长前景与国际分工基本格局
　　奥巴马上台之前，其智囊班子就为其制定了振兴美国经济的基本思路：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希望由此建立起新的战略性产业，形成新的技术与生产供给，使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设计、研发和生产者、创新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这种新的国际分工不仅可以增强美国的制造能力和出口，而且让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从而改变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失衡”格局。在贸易规则上通过征收碳关税，限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产业，逼迫中国在高油价、碳关税、高汇率三重压力下永远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很难在几年内完全实现。这不仅在于美国参议院未必能通过《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更重要的是美国真正要推进战略性新产业将遭到重重阻力：
　　首先，推行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在国内外都有阻力。与信息技术经济和房地产金融不同，石油垄断集团是新能源经济的天敌，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和石油出口国都是新能源经济的对立面，它们可以容忍新能源在不损害其利益的前提下得到一定发展，一旦出现利益冲突，它们不会任其坐大，必要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封杀新能源经济的发展，甚至控制其技术。
　　其次，替代弹性较高。由于新能源是传统能源的替代品，存在替代弹性问题。新能源革命较之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革命存在较多的困难。因为互联网技术没有替代产品，因此其可以在初期确定较高的价格以弥补研发、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又由于互联网存在供给和需求的双方面的规模经济，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多，使用价格逐渐下降，因此整个产业能够形成良性循环。而新能源技术革命则不然，初期研发投入、资本设备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均比较高，而由于传统能源替代弹性较高的缘故，又不能定价过高，由此新能源产业初期企业盈利前景并不乐观。再加上新能源产品赢利周期可能并不长，也会打击对新能源产业的持续投入。垄断资本更愿意投资于稀缺资源开发或可以不承担投资失败责任（如金融创新）的领域。
　　再次，对新能源的需求仍然有限。由于同传统能源存在较高的替代关系，因此新能源需求主要是依靠政策扶持的新增容量，市场容量有限。而真正要等到新能源技术成熟，市场竞争力增强，对传统能源替代性增强，对传统能源市场存量的大规模替代将是未来10～20年以后的事情。从新能源技术适应性角度看，新能源技术不仅要面对传统能源低碳化改进技术的威胁，还要面临相互之间的竞争。例如，新能源中的太阳能不仅要与风电、水电、生物物质发电竞争，还要与带有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的燃煤和燃气发电相竞争。
　　复次，美国至今还缺乏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长的机制。这包括风险投资、技术转让、成本补贴、市场规制、大众消费推广、出口促进等一系列经济杠杆手段。简单地依靠改变排放标准和交易规则，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但不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而这一经济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这个机制还包括政府对新能源市场结构的设计和规则的制定，因为无论是新能源生产还是新能源装备产业都有技术和资本密集的特点，具有天然垄断性质。这种规模经济要求限制众多中小投资者的进入，并不能引发公司和企业大量建立的新经济现象。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美国制造业仍然很强大，产业资本对新产业的需求以及美国国家利益对发展新产业的迫切性并非想象得那么强烈。美国制造业优势体现在三个领域：第一，航空航天器、汽车、大型计算机、武器、成套设备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业；第二，机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等，主要为大企业配套，技术含量也较高；第三，在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控制研发、品牌和营销。这些产业优势将相当长时间存在，决定美国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另外美国还牢牢掌握着石油价格武器来维持此地位。
　　因此美国战略性产业不可能迅速在未来三五年内取得很大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奥巴马任期（或4年或8年）内，美国以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主的战略性产业毫无进展。在一部分美国垄断资本的支持下，会创建出一些新企业，并形成一定的产业体系，特别是在欧盟新能源资本的配合下，全球分工体系中也会出现新的产业分工以及部分的分工重组和企业并购，但这些都需要在竞争中与原有的产业基础相适应、相融合，不可能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因此不可能很快改变原有的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收支流向。随着美国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制造业中成本控制能力的不断弱化，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将继续。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分工的格局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仍然改变不了中国和一些国家仍然是世界制成品或中间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的基本态势，世界经常项目收支的基本流向也不会有根本改变，中国和部分贸易顺差国家仍然是经常项目顺差大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国际分工中，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比较优势对要素配置的必然结果是与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相伴随的，而这一切结果的动力机制正是来源于美国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努力扩张。
　　（二）国际分工深化：世界生产与消费分离的结构性不平衡特征继续演化
　　由于危机导致需求萎缩，世界制造业将发生新一轮的分化与调整。最典型是汽车制造业，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正在收缩业务和调整结构。PSA集团、雷诺、菲亚特和欧宝、宝马、福特、丰田和大众相继宣布了停产计划，被削减的生产能力相当于其全球总生产能力的1/10。世界第一大钢铁企业安塞洛?米塔尔临时关闭其在法国的一半高炉。其在西欧总共有13座高炉即将要停产。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放弃了之前已有投入的英国第二大风电建设项目。该公司退出英国项目后，将能源项目建设的重点调整至在北美开发风能和在伊拉克合营开发天然气项目。这些调整无疑都增强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趋向生产制造与能源供给的结构特征。
　　在这些调整中，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把生产业务转入中国，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降幅很小。200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900多亿美元，仅比上年下降2.6%，与全球39%的降幅对照极其鲜明。在生产与消费分离的全球经济结构状态下，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世界工厂”地位将继续上升，承担更多的商品生产分工，从而要求更大的世界市场。中国作为贸易投资大国地位的上升，必将与贸易伙伴发生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贸易关系和合作。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两个生产经营体系的关系不仅将赋予中国经济发展更深刻的涵义，而且将深刻地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态势。
　　（三）世界经济多极化新态势
　　不同跨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美国霸权与各国的矛盾、多哈回合全球多边关系谈判的停滞，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必然表现为国家利益集团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多极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更加丰富多彩。
　　1、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向亚洲地区转移的速度。200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分别为72387.3亿美元、17370.6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11.9%、2.9%。200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占世界11.9%的比重中，中国经济占了7.3%。2008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比重得到进一步提高，比2000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比重略微下降，比2000年下降0.6个百分点。按照IMF的预测，2009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比重进一步提高到13.8%；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比重进一步下降到2.6%。除日本外，亚洲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由1980年的7.8%上升到2008年的14.8%和2009年的16.4%。可以看出，亚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而且正在加快发展。如果算上日本，亚洲经济规模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4。亚洲经济体的实力与日俱增，规模日益接近欧盟，而且亚洲经济呈现快速上升势头，不久会超过欧盟。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和东盟是推动世界经济重心移向亚洲的核心力量。亚洲将日益成为国际经济贸易的活跃地区，加强与亚洲各国、各经济体的经济贸易合作必然成为中国未来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在亚洲区内贸易投资的发展，也将对中国海外市场多元化，减轻对美国、欧洲市场的依存度产生重要影响。
　　2、“金砖四国”成为新兴的经济大国。近年来，“金砖四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发挥各自优势，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活力，经济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利益格局，其增长部分占世界经济增长近一半。2008年世界各国GDP前20位排名，发达国家11个，新兴经济体占9个，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韩国、土耳其、波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巴西、沙特阿拉伯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近年来能源资源价格高涨。墨西哥、印度、韩国、土耳其、波兰经济增长更多受益于与美国以及欧盟的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在世界经济50强中，发达经济体占22个，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占了28个，发展中经济体数量超过一半以上。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以其国土面积、人口、经济规模和增长状况显示出明显的重要性，被誉为“金砖四国”。四国在世界经济和发展问题上，有许多利益共同点，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对话日益增加，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3、美国主要债权国的出现。20国集团并不是一个国家联盟，而是反映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间的沟通与磋商机制，它要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关系，协调发达国家各自之间的利益诉求关系，甚至包括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某些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关系。在20国集团中，中国、日本、英国、德国和石油出口国等都是美国的债权国，2009年10月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为7989亿美元；日本为7465亿美元，英国为2307亿美元，德国为528亿美元，而石油出口国则增至1884亿美元。美元汇率的稳定，关系到这些国家的切身利益。这些国家对美国有责任和有义务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有着共同的要求，在20国集团中成为一种重要的利益诉求方。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后危机时代将是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深化的时期，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关系不断在发生分化和改组，简单地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分法概念已不能全面、充分反映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关系的新格局；世界经济已不能简单地用两分法或三分法就可以反映全球利益格局，而成为因事、因时而异的多种划分的利益诉求关系。但不管出现多少种利益诉求关系的划分，美国都是每一种划分关系中的甲方，美国处在世界经济协调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地位。这说明，美国若要协调好世界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少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世界各国也有权利要求美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因为这是处理好世界经济各种问题的前提。
　　4、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不同利益的国家集团。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上，各国既有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识，也有依据自身利益对各国减少排放的利益诉求。欧盟国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为积极，这与欧盟成员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关。目前全球清洁能源发展主要集中在风能与太阳能领域。2008年美国风电装机容量累计为25170兆瓦，德国、西班牙等欧洲9国则达到60312兆瓦；在过去15年中，全球光伏产业以25%的年均增长率成长。在德国光伏屋顶计划引领下，德国缔造了全球第一大太阳能市场，形成了上下游完整的太阳能产业链，几乎囊括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太阳能市场，德国风力发电已占其全国发电总量近8%。欧洲光伏产业协会发布的2008年世界太阳能市场排名显示，目前欧洲仍是全球太阳能市场最重要的地区。法国则在核电方面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全国78%以上的电力供应来自核能发电。法国核电企业则在国内核电饱和情况下不断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如收购他国公司等，此外，法国也向各国积极推销民用核能项目。德国还是欧洲利用生物质能发电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德国沼气专业协会在第16次年会报告中预计，2020年用沼气发电将占到德国电量消耗的17%。2004年5月德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优先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强化了鼓励沼气发电的措施，并增加了对使用能源作物和新的发电技术的鼓励，更加支持小型的和以农场为基础的沼气发电工程。1988年丹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秸秆生物燃烧发电厂，现已建立了130多家秸秆生物发电厂，秸秆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占丹麦能源消费量的24%以上。当前丹麦正在实行利用生物质能进行热电联产的计划，使生物质能同时满足提供高品位电能和供热的需求。英国、荷兰等国家也已采用大型秸秆锅炉用于供暖、发电或热电联产。在传统能源资本的实力对比上，欧洲石油垄断资本的实力、集中度都逊于美国，因此推行新能源的阻力也较小。2007年，世界500强中，美国石油公司市值总计为11819亿美元，占据12个席位，欧洲石油公司市值总计为10941亿美元，占据8个席位；2009年，美国石油公司市值总计为8451亿美元，占据13个席位，欧洲石油公司市值总计为8131亿美元，占据8个席位，分布于6个成员国。美国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公司尽管市值大幅缩水，但仍居500强第二位，其市值3237亿美元，仍然大大超过欧洲石油霸主荷兰皇家壳牌（RoyalDutchShell）的1866亿美元、远超过BP的1818亿美元，其地位难以撼动。2009年全球500强中，危机后有三家美国石油公司市值上升，它们是依欧格资源（EogResources）、XTO能源（XTOEnergy）、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Petroleum）。其中，依欧格资源由219.55亿美元上升为248.7亿美元，增幅13.28%；XTO能源由248.35亿美元上升为270.03亿美元，增幅8.73%；西方石油公司由637.94亿美元上升为660.29亿美元，增幅3.5%。
　　相反，欧洲的非化石能源产业、环保产业发展较快，已经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和社会舆论。其资本利益集团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质上是继续压缩传统能源产业及其资本利益集团的空间，为新资本集团的成长创造更大的市场。因此在欧洲实行减排，阻力较小、成本较低。早在2007年，欧洲理事会就提出了能源和气候一体化决议的三个“20%”：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20%，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中比例提高到20%；能源效率提高20%。《欧洲气候变化计划》第一期报告对减排成本做过测算：“欧盟实现对《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总成本为37亿欧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0.06%，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小。”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积极态度也隐含着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政治企图。欧盟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对地球人类社会危害的呼吁，得到各个岛国的共鸣，特别是关于地球温度上升1.5度，图瓦卢就将被淹没的悲惨预言，更激起岛国集团对减排的强烈愿望。但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对减排的中期预期较低，而且以加大发展中国家减排责任为前提。特别是美国，只提出到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的目标，更是与美国碳排放的大国责任相差甚远。
　　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的消极态度，反映了美国国内垄断资本利益集团的矛盾。石油垄断资本集团在美国经济社会中的强大力量以及美国金融、石油垄断资本对于世界化石能源的控制利益，决定了美国在减排问题上不可能与欧盟完全合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力推减排和新能源，反映了新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美国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但要在参议院通过却困难重重。不仅占参议院40%席位的共和党反对，就连来自各州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根据本州利益审视该法案。一些煤炭生产和发电的州，以及农业州都因该法案将损害本州利益而不准备支持该法案。
　　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加上中国，坚持《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坚持发展权的底线，坚持共同的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实现总量减排，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并非强制性的国际承诺，因此不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任何国际核查。中国在会议上提出了到2020年对比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降低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欧盟与美国虽然在减排问题上的利益并不一致，但在对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发展中国家听凭它们摆布方面却表现出共同性，甚至不惜违背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巴厘路线图”的原则。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坚持捍卫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原则，鲜明地表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的立场。
　　上述可见，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世界形成了：欧盟；以美、日、加、澳大利亚组成的伞形集团；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发展中基础四国；欧配克和沙特阿拉伯产油国集团；小岛国集团等若干利益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集团。气候变化问题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必将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四、结论：中国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是十七大的判断，后危机时代，这个判断仍然没有过时。
　　后危机时代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确实面临许多新挑战：首先是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还不适应后危机时代世界市场的新变化。在危机后的若干年内，由于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尚不可能迅速成长，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不足以带动大的市场需求；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还处于恢复状态，世界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世界市场需求不可能出现较大的新增容量。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特别是出口贸易发展面对的是外部需求拉动力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市场环境。在此环境下，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进一步增强了。
　　其次是中国将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长期困扰，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也将成为长期任务。客观上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西方国家的选票政治因素，以及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敌视和怀疑，都是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不仅面临努力减少碳排放的压力，而且也面临扩大世界市场的迫切需要。但西方一些国家可能利用其在碳排放上的有利地位，增加节能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出口，并限制高碳产品的进口和消费，甚至力图修改贸易规则以达到自身的利益。美国也可能在国际经贸关系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面前不承诺其作为碳排放大国所应该兑现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美国环保署（EPA）制定的“清洁空气法”等国内立法，来实行“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些措施。在面对国际挑战的同时，中国还面临兑现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减排目标的承诺，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日益紧迫。
　　最后是中国国际性资产安全运营的矛盾凸显。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产的增加，以美元和西方货币计算价值的海外资产（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都面临汇率和经营风险的安全考验；规避风险、安全高效已成为中国资产海外运营的现实问题。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不仅发挥统筹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建设刚刚起步，甚至也不能为扩大中国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还十分缺乏取胜的新优势。不仅如此，在未来各国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中，中国还面临差距被拉大的危险。尽管如此，后危机时代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不仅存在，而且机遇大于挑战：
　　1、中国经济相对比重上升，为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增添了新的活力。2008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英国、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受金融危机拖累，出现不同程度经济衰退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仍然能够维持超过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显示出经济强劲增长的基础。中国没有被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削弱。根据IMF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48329.9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增加到8.8%，也许在2009年或2010年超过在世界经济中长期占据第二位的日本经济。2009年10月，中国累计商品出口贸易达到9570亿美元，超过德国的917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在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世界制造业资本向中国新一轮转移进程中，中国制造业产品谱系将大大拓宽。西方跨国公司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对华投资将带来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汽车、石化、电子以及机械等；较为成熟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如信息技术、微电子、通讯等。跨国公司的业务转移可能不限于生产制造环节，而且可能包括研究与开发、设计、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相关环节，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更加巩固。经济地位的上升，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大，这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2、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创造了新机遇。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一些外国企业在资金和生产经营的严重困境，这是中国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有利时机。通过绿地投资、重组联合、股权投资和跨国并购等多种方式，实现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国际化经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增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企业及产品的品牌。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贸易和国际资源整合，有利于缓解国内市场供求矛盾，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通过境外投资建厂形成若干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关联程度高、带动辐射能力强的境外经济技术贸易合作区，建立一大批中国海外独资、合资合作或控股公司，在获得国外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内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结构优化调整。
　　3、为人民币拓展国际业务营造了新空间。由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国际地位受到动摇，美元地位会有所下降，为中国人民币拓展国际业务提供了难得机遇。鼓励中国商业银行积极开拓人民币国际业务，利用人民币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如进行人民币信贷融资、发行债券、国际结算、对外投资、支付国际工资、支付工程及劳务款项，从而推动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扩大采用和流通，促进人民币资产进入国外、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央行、主权机构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或成为某些经济体的储备货币。鼓励企业在跨境交易中采用人民币支付和结算，减少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的风险。2009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中，长期都是逆差状况的金融服务出现了小额顺差，表明中国人民币国际业务有了新发展，展现了人民币国际业务发展的潜力。
　　4、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为亚洲经济合作提供了新契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显示出活力，中国海外市场多元化取得了实质成效。这为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10+3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区域合作机制活动提供了鲜活经验。鉴于目前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处于搁浅状态，世界各国均在加紧商谈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需要从战略角度重视与有关贸易伙伴加快开展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完全有可能把亚洲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自由贸易区构建为互利共赢、实现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富有潜力和活力的市场。
　　5、世界多极化的各种矛盾为中国开拓各类国际市场提供了回旋余地。在后危机时代，在围绕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则立场和具体行动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与基础四国和金砖四国都有明显的共同立场和利益，反映到未来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经贸关系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会有新的利益共同点，即便发生贸易摩擦和经贸纠纷，也易于避开碳排放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方面的敏感问题，也易于在反对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找到共同语言。这为中国在努力实现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的过渡时期提供了很大的回旋空间。在过渡时期，中国一方面要努力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以适应欧美传统市场可能出现的绿色贸易限制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这些新兴市场的开拓，寻找过渡时期可以利用的贸易和投资市场，以缓解过渡时期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其他经贸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与欧盟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利益矛盾也为中国继续发展中美、中欧经贸关系创造了新的空间。中国可以利用它们既打压中国，又都需要中国牵制对方的矛盾心理，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只要中国善于利用这种矛盾，中美和中欧经贸关系仍会继续发展。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的经贸关系也有很大潜力。2008年欧盟27国包括本身内部成员之间的进口总额为60450.13亿美元，中国出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仅为4.84%。可见，欧盟是中国出口占其进口需求比重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出口最具挖掘潜力的市场之一。中国出口在英、法、德、意、西等大国进口中的比重都很低，进口需求最低的国家是奥地利，仅为1.04%。从一个侧面看，欧洲是中国出口最集中、最依赖的市场，但从另一侧面看却是中国商品占其进口比重最低的市场。这充分说明，后危机时代，不仅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发展经贸关系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还有许多机遇可供中国利用。
　　6、世界多种利益诉求的分化为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世界多极化和各国、各个国家集团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新格局，为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建立国际经贸合作统一战线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矛盾的前台，西方国家中存在着利用“捧杀”和诋毁两种形式遏制中国的暗流，但世界经济多极化和多种利益诉求的分化又为中国提供了反遏制的联合力量，这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关注中，贸易规则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议题。尽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但贸易自由化会被逐渐加入新的因素，逐渐与传统自由贸易概念有新的区别，这也会成为一种趋势，中国应当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并认真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跨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所在，跨国公司主导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贸易保护主义兴风作浪的有限程度。所以，中国应确立不怕打贸易战的思想，要学会有理、有利、有节、持久地打各种贸易战和汇率战，“斗而不破”是我们处理与美国经济利益矛盾的指导思想；建立国际经贸统一战线联盟和分化区别不同贸易伙伴和利益集团应是我们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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