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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旧走在黑夜中。我仍珍惜这黑暗，即使黎明迟迟不来。我喜欢那时候的状态。那时写作者胆小如鼠。但当他写完，当他看到床上熟睡的女人，会充满前所未有的爱意。天下宁静，好像窗外飘满大雪。我想在大雪天，和你一起继续谈论着这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让我们注定活得比我们自己还久、笨拙而真诚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时间。”（改）&&另：有用rss的话也可以fo这个&/
他们会放弃……会回到正确的路上 -- ├上海书评
　　近日读董时进的《两户人家》（学林出版社，2012年5月）， 深有感慨。看来，&董时进&这个名字不应该再被时光湮灭了。从较早董保静、胡荣伦的《终生志在兴农的董时进》（载《红岩春秋》，2004年第六期）到前几年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老师在《21世纪》更直接地论说董时进作为&先知者的悲哀&，还有谢泳的《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这些文章从被尘封的历史中重新发现了董时进，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朋友应该再也不会对这位大半个世纪前有远见卓识和道德良知与勇气的杰出中国农业专家感到陌生了。说起来很惭愧，我直到去年才在熊景明老师的介绍下真正读到董时进关于土改运动的那部著作（1951年在香港发行），里面所说的话在今天听起来绝非仅使人震惊于这位农业专家的先知，更是如熊培云所说的，&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誉，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这句写在《两户人家》封底的推荐语其实更适合于董时进论土改的著作。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许多先驱者和参与者由于在价值目标上与那些农民政治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有着重大区别，他们往往是以普及科学知识、防灾救灾、举办农产品展览会为重点，开展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是在如何认识和估计政治腐败和激进意识形态下的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双重挑战方面，多有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经验上的欠缺，而董时进则在农业思想、乡村建设与政治乃至农业与政党等方面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位&先知&不是书斋中的冥想者，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探索者与践行者。
　　董时进于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1922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目前所见文章对此经历的表述不尽相同，此处据2012年2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网页&经管回眸&&历史的记忆&，确否待考）。回国后董时进先后从事农学教育工作和政府的农业行政工作，另外也在乡村从事农村建设和从事推动民主宪政的社会工作。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一方面积极传播现代农业技术知识，另一方面是农村政治时评，以作为农民的喉舌为己任。后者侧重在揭露、抨击国民党乡村政权的腐败，光从题目上看就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感慨不已，如《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等。
　　从中国农村问题出发，董时进积极参与现代政治中的党派活动，但是却一再受挫。1945年10月，董时进因不同意民盟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政纲之一而宣布退出民盟。到了1947年5月，董时进宣布成立中国农民党。该党在政治上强调相对于其他党派和政府的独立性，对时局的发展持中立和观察的态度和主张，公开声称&不愿做任何党派的尾巴&。1948年中共发表《纪念&五一&节口号》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文告，中国农民党表示&当无不乐闻此项消息&，但仍坚持&对目前时局绝对保持中立态度&，一方面强调&对中共持观察态度，注意其发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动求好感，并避免恶感&；另一方面&对政府持应付态度，党与政府保持距离，不以党的立场参加政府&。（《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 政治，中国农民党一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这种特立独行的政党立场显然不会见容于无情的历史，但是当时的董时进对此尚没有清醒的意识。1949年4月，董时进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而遭到失败，李维汉在6月约见董时进时批评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地改革的文章，批评农民党是地主党，劝告董时进不要搞农民党，仍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董时进最后表示愿意推荐农业技术人员贡献技术，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6月25日，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董时进的农民政党梦彻底破灭。
　　回想该党在成立宣言中的思想及表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到有一种&透骨的哀伤&：&中国之所以闹到日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党的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并谋政治的改革，及农业与乡村的改进&；&我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因为政治不良，法纪不存，农民知识低落而又散漫，一切军阀官僚皆可以利用他们的权位，肆意掠夺人民，使得整个乡间涸竭，个个乡民贫穷。&&本党真诚地为农民谋利益，决不欺骗农民，故不愿意发出一些只好听而不能实践的诺言。&&必须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来阻止任何人打仗。&&我们认为根本救国的办法，是在和平统一及优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积极发展建设与教育，这才是本党最重要的使命。&（同上）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他认为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到1950年初，董时进的希望破灭，知道给毛泽东的上书不可能被接纳。他对中国农民的前景深感绝望，他甚至悲哀地预言分给农民的土地很快就会收回，最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但是，他最后还是相信&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在1950年到了香港后，董时进继续关心中国政治与农村等问题，写过三本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是他离开大陆前在全国约十个省的区域中旅行的笔录，他自称&我所到过的地方包括这种旅行虽不过是走马观花，而且也不能做什么调查性质的活动，然而因此所见到的景象和所接触的各行各业的人物却不少。凡所见所闻，如其是可靠而有时值得注意的，我便将它笔录下来&。此调查笔记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所记录的不仅仅是生活现象，更有对社会心态的转变等问题的观察。作者的思考也非常深刻和犀利，应该说这是一份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回到这本《两户人家》。董时进定居美国后，以记忆中的中国农村生活和家族历史为题材，写了这本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以作者父辈两兄弟的家庭兴衰为内容，以白描式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作者的祖母、寡妇章氏如何在时代风雨、家庭矛盾的环境中发奋图存，既是董家的真实家史，更是中国农村的真实缩影。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作者最大的长处是对中国农村的经济传统和家族观念、人情世故等等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和洞察，即便只是以白描的笔法娓娓道来，也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从董时进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农村问题写真，很自然就使人想起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三联书店，1989年），也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的情景。与《两户人家》不同的是，《金翼》侧重于对家族关系的社会学著述，但同样是以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舞台，同样融入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家族历史（在这方面，《两户人家》当然比《金翼》更为直接和深入）。从四川到福建，从比较单纯的农村生产活动到新的商业社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从一个家族中两兄弟的家庭兴衰到两个家族的兴旺与衰落的比较，这两部小说体的著作似乎是同一中国农村研究项目的不同篇章。
录入编辑：王卉
转基因报道的媒体呈现 —— 土摩托
我关注转基因领域已经有6年了，其间撰写了数篇与转基因有关的科普文章和报道，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
转基因报道，说简单也简单。既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那就按照科普文章的基本原则去写就行了。这些原则包括重事实、讲逻辑、注重细节和推理过程、尽量报道主流科学观点，等等。
但是，转基因报道又很难写，因为这里面涉及了大量非科学的东西，尤其是各种政治组织和利益集团对转基因技术不遗余力的诋毁，会让没有经验的记者感到无所适从，并渐渐对这个题材感到畏惧，或者对自己失去信心。
我认为，报道转基因的记者要学会区别对待反对派的声音。如果这声音来自乌有之乡这类极端政治组织，或者绿色和平这类极端环保组织，以及所谓&生态农业&的从业人员，那大可不必放在心上。这些人反对转基因的原因与科学本身一点关系也没有，与这样的人较真不但没有意义，还会把正常的讨论引到沟里去，得不偿失。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三类反对者当中的很多人都有&科学家&头衔，有的还在国家级科研机构身居要职。这类人往往更喜欢接受媒体采访，偷懒的记者很容易上当，不去核实对方的背景就冒然前往采访，并将对方的话视为圣经，类似情况在国内转基因报道中屡见不鲜。
还有不少记者明知对方身份特殊，还要坚持和对方辩论，甚至试图用自己的文章说服对方，这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行为。首先，这种辩论和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是各说各话。真正的科学辩论有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辩论双方必须有一些共识的东西作为基础，除此之外谁也不能先入为主地认定对方是错的。但是在大部分关于转基因的论战中，我没有看到这个前提存在的任何证据，往往辩论还没开始，结论就已经定下来了，谁也不可能说服谁。
既然如此，记者还有必要继续报道转基因吗？当然有。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记者必须明白自己的文章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我认为，无论是报道转基因，还是其它很多有争议的话题，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你的文章是写给&感兴趣的中间派&看的。&中间派&这个词很好理解，这就是一群尚未下结论的人，有可能倒向任何一方，当然是舆论争取的对象。&感兴趣&这个定义同样重要，有很多中间派其实对这个争论不感兴趣，没有动力或者能力去研究它，对于他们来说，文章写得是好是坏完全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只听政府的，或者只听熟人的。但是对于真正感兴趣的那群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真心希望通过阅读各种文章，加上自己的思考，找出更可信的一方。只有这样的人群才会真正耐心地阅读你的文章，他们才是转基因报道真正需要面对的读者群。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转基因报道该怎么写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反对派的存在对于转基因报道来说并不一定都是坏事，也有好的一面。通常情况下，关于科学的报道远不如社会报道或者娱乐八卦那样吸引人，科学选题往往只有在和某个热点新闻扯上关系时才会得到大家的关注。比如，公众只有在三鹿事件发生后才会对三聚氰胺感兴趣，这是科学问题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任何记者都很难改变这个现实。但是，正是由于反对派的狂热煽动，才使得转基因这个话题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吸引到足够的关注，写报道的记者不必跟踪热点新闻，也不必花心思说服主编刊登转基因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派的存在反而帮助了转基因领域的知识传播，这可能连反对派自己都没有想到吧。
下面我就来具体说说我在报道转基因问题时的一些心得体会。
普及转基因的历史
转基因农业在中国的历史很短，但转基因这项技术实际上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而且已经在医药等领域使用了很多年，这一点一定要让读者知晓。
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来自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在此之前人们不知道DNA是什么，也不知道遗传是怎么回事。DNA的发现一举解决了困扰生物学家很久的难题，并且从根本上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找到了理论基础。在达尔文的时代，人们只知道很多生物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结构，并以此来推断它们很可能来自同一个祖先。DNA分析结果明确地证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均采用同一种遗传物质，以及相似的编码方式，它们确实来自同一个祖先。这就好比说，所有的建筑物看似花样繁多，但设计图纸都是相似的，所有的建筑工人都能够看懂它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转基因才终于成为可能。
转基因技术从理论到实践只花了很短的时间。1973年，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柯恩（Stanley Cohen）从一种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的染色体上切下一小段DNA，&偷偷&塞进了大肠杆菌的质粒中，获得了成功。这个&倒霉&的大肠杆菌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工转了基因的生物，这件事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生物工程学（又叫基因工程学）－的诞生。
可惜的是，柯恩只对转基因技术在生物学研究方面的应用感兴趣，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却意识到了这个新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巨大潜力。1976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让细菌帮助人类生产有用的蛋白质，比如胰岛素。一位风险投资商认同波伊尔的看法，两人联手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取名Genentech。1978年，波伊尔成功地把人类胰岛素基因转进了大肠杆菌，&骗&它们生产出和真品完全一样的人胰岛素。换句话说，人类使用了很多年的人工胰岛素制剂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转基因产品。
转基因在农业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比细菌短得多，原因在于植物的转基因很不好做，技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很多。但是，即使只有这短短的十几年，转基因技术也在农业领域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中国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就是转基因棉花的引进和种植。
1992年，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差点把中国的整个棉花产业搞垮了。爆发的原因在于棉铃虫对普通农药产生了抗性，泡在农药里都不死。当时中国农业部门束手无策，只好从孟山都引进了转基因抗虫棉，这才控制了虫害，保住了中国的棉花种植业。
这个故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抗虫棉转的是Bt基因，只能对一部分害虫有效，这是早就公开的事实，但一直有人借这个机会攻击转基因棉花不抗虫，棉农还要继续撒农药，这纯属鸡蛋里面挑骨头。第二，还有人把盲蝽蟓（一种不在Bt抗虫范围内的害虫）的爆发说成是转基因的责任，这也是不正确的。科学界早就制定了抗虫棉使用手册，建议棉农在种植抗虫棉的同时也要适当喷1-2次农药，目的就是控制Bt蛋白杀不死的那些害虫。盲蝽蟓的爆发与农民使用不当有关，和转基因技术本身关系不大。
事实上，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不但挽救了中国的棉花产业，对其他农作物也有好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吴孔明博士及其研究小组通过对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农业害虫的长期跟踪研究，发现随着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棉铃虫的种群数量逐年降低，其它农作物也都跟着受益。这篇论文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可见其水平是非常高的。
报道转基因需要具备国际视角
因为各种原因，中国目前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只有棉花这一种。事实上，转基因技术在很多国家都被广泛采纳，记者应该忠实地把这个情况介绍给中国读者。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转基因技术不光在美国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开始引进这项技术，取得了很多另世人瞩目的成绩。比如，印度在引进转基因棉花后产量大幅度增加，从一个棉花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有600万印度棉农从中受益，被誉为印度的白金革命。再比如，南非的玉米平均亩产曾经只是中国的一半，引进转基因玉米后短短几年时间平均亩产就提高了80%，从玉米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10年为止，全世界一共有29个国家的1540万农民种植了22.2亿亩转基因作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总共有59个国家批准进口转基因作物用于食物和饲料以及释放到环境中。转基因种子的全球市场价值为112亿美元，商业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产品的总价值约为1500亿美元。
不过，由于转基因技术属于典型的高科技，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并不多，所以大部分转基因种子均来自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及少数几个具备一定科研实力的发达国家。
从育种的角度考察转基因技术
记者必须明确，转基因说白了只是一项育种技术，如果传统育种能够满足要求，确实没有必要搞转基因。问题在于，传统育种方法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已经很难获得重大突破了。
具体来说，&育种&就是把各种优良性状的基因集中到同一个种子体内，所谓&传统育种&就是依靠杂交，让原本分别位于两株植物体内的基因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集中到一株植物体内。但是，因为基因重组是随机发生的，因此杂交所涉及的基因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小。假如一个优良性状由20个基因决定，它们分别藏在20种不同的植株当中，那么如果想通过传统方式把这20个基因集中到一棵植株里来，至少需要杂交1万亿次才能保证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很难做到。
另外，还有一些优良性状来自不同的物种，无法通过杂交的方式进行育种，比如Bt基因就是这样。
上述这两种情况下，转基因是唯一可行的育种方式。此时需要明确告知读者的是，这是一项中性的技术，考察这项技术的好坏，必须从实际需求出发，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判断，盲目崇拜或者一棍子打死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如实报道转基因的缺点
转基因技术自然有其缺陷，必须如实报道。但报道时必须分清哪些是真正的缺点，哪些是反对派强加给转基因的。
有人说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甚至造成不孕不育等等。这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目前尚没有一例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实际上，转基因确实具有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那就是过敏。不过，在任何一种转基因产品进入市场之前，科学家都必须对其致敏性进行严格的检查。相比之下，杂交育种获得的产品就没有这个过程。
还有人说，转基因农业会导致基因扩散。这句话本身是没错的，问题在于，基因扩散每天都在发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事实上，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田都必须按照要求与非转基因作物之间设立一个安全带，防止不必要的基因扩散。
关于转基因会导致病菌产生抗性的说法，在很早以前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那时候转基因技术尚未成熟，科学家使用了抗生素基因作为筛选时的标记物。但是新一代转基因作物全都在出厂前把标记基因去掉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有一种言论称，转基因会导致害虫产生抗性，因此不得不继续打农药。这个指责在理论上是没错的，但科学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规定种植转基因的农田必须安排一定比例的非转基因&避难所&，大幅减少抗性的出现几率。为了防止农民投机取巧，孟山都甚至推出了一种混合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种子的新产品，简化了避难所的种植程序。
吴孔明及其团队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中国在种植了那么多年转基因棉花后，没有发现一例被确认的棉铃虫抗性产生事件。
反对派经常挂在嘴边的另一项指责是专利问题，他们宣称转基因技术的专利大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利。这个指责同样是理论上没错，但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虽然由于国内科研水平的落后，以及政府态度的模棱两可，中国在转基因方面的研发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较远，但近些年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具备了向亚洲国家出口具有自主产权的转基因产品的能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转基因专利往往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起作用。比如中国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棉花的确来自孟山都，但孟山都并没有挣到什么钱，因为&聪明&的中国农业技术人员很快就把来自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和本地棉种杂交，生产出了具备Bt基因的本地棉种，所以孟山都只卖了一年的种子就卖不动了。再后来，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郭三堆主任研制出一种专利属于中国的新型转基因抗虫棉，结果同样遭到大规模盗版，郭三堆也没挣到什么钱。
还有一类意见认为，转基因技术只适用于大农场，不适合小农，这个说法同样需要仔细分析。确实，目前采用转基因技术的大农场比小农多，但原因在于目前大部分转基因农作物的好处是省人工，对于大农场来说这个优点非常珍贵，而对于小农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说，转基因技术本身并没有大小之分，只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在使用上有所分别罢了。
这就引申出了转基因最大的问题：服务对象是农民而不是消费者。目前大部分商品化转基因种子大都来自私营企业，企业要赚钱，自然会把精力放在满足直接消费者身上。对于种子公司来说，直接的消费者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农民。所以像孟山都这样的大企业更看中如何让农民觉得划算，目前推出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方便农民的，普通消费者暂时看不到转基因的好处。
这就是老百姓对转基因技术持怀疑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直接造福消费者的转基因产品是有的，比如富含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大米可以让那些以大米为主食的穷人不再受维生素A缺乏症的困扰，但是由于各种环保组织的干预，至今尚未被送到穷人手中。
用大视角看待转基因技术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辞，那就是转基因技术只应用了十几年，将来很可能会发现有毒，因此必须谨慎。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如果用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说辞，你会发现它适用于所有领域，如果你严格照办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在现代社会生活。
看待像转基因这样的技术，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实质等同&原则，即如果两种东西从组成上看是一样的，那么就可以推断两者就是一样的东西。比如Bt蛋白质，无论是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转基因，其蛋白组成都是一样的，而Bt蛋白作为有机农药已经使用了至少50年，没有证据证明它对人体有害，那么转Bt基因的农作物就是对人体无害的。
真正的大视角，是把转基因技术放在整个农业体系当中考察，测量它的农业&足迹&（Footprint），并和其他类似的农业技术相比较。英国政府曾经委托&环境释放顾问委员会&（ACRE）对转基因农业的&足迹&进行了评估，得出了以下3个结论：
一，欧盟自2001年开始实行的针对转基因农作物的评估标准只强调了对风险性的评估，忽略了转基因将会带来的好处。就拿已经了解得比较透彻的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来说，这种作物将会改变除草剂的种类以及喷洒方式，减少农民的工作量和接触有毒除草剂的机会。再比如，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降低杀虫剂的使用，减少杀虫剂生产，从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等。一句话，人类应该重新考量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利益，而不是只在转基因可能带来的危害上面做文章。
二，按照欧盟法律的规定，要想评价转基因农作物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只需比较一下转基因作物和对应的传统（非转基因）作物就行了。但是，这次评估结果表明，转基因作物和传统农作物之间的区别远不如公众想象的那样大。事实上，即使不种转基因作物，而只是换一种作物来种，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就足以和转基因作物相比了。ACRE建议欧盟修改相关政策，取消对转基因技术的特殊待遇，对所有新引进的物种一视同仁。
三，农业的足迹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能够对环境产生影响的绝对不只是转基因这一项，还有很多新技术的运用能够带来很多预料不到的结果。比如，引进外来农作物，改春天播种为秋天播种，用青储饲料代替割草，等等。要想减少农业足迹对环境带来的副作用，决不能把眼光只盯在转基因上，而应该全盘考虑，对每一项新技术都进行严格的科学评估。
这才是真正的大视角。记者应该把这种思路传递给读者，引导读者在更大的范围内衡量转基因级数的优缺点。
/archives/2084.html
美国五年级小学生在阅读什么 -- 方可成
by&方可成&&
美国最新一期的《The Nation》杂志刊登了一篇由11位五年级小学生撰写的读者来信。我们可以从中一窥美国的五年级小学生在阅读什么、讨论什么。
这11位小学生就读于罗德岛州的一所学校，罗德岛州是美国最小的一个州，这所小学只有312名学生，75%是拉丁裔。
有一天的阅读课上，学生们正讨论&raid&这个词。&raid&的意思是突袭，于是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战争上。这些学生向校长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本&拉登死了，我们却还在战争中？
校长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告诉他们：有一本杂志叫《The Nation》，这本杂志在日那期的社论中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那篇社论的名字就叫做&本&拉登之后&。
第二天，这群学生当中的11个人来到了校长的办公室，阅读了那期杂志，并开始讨论。
显然，对于五年级的小学生来说，要读懂这本严肃杂志上的文章，有些难&&最起码，生词很多。不过，他们说，凭借联系上下文猜测等各种阅读技巧，他们读懂了文章，并且觉得可以给杂志的编辑部写信了。
在信中，他们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我们发现小布什政府开始了一场无限的&反恐战争&，这可能给很多国家带来破坏。我们同意你们给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关于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带来的&黑暗章节&的建议。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减少美国在阿富汗的兵力，在每个人之间增加沟通。
当我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发现总统已经采纳了你们的社论中提出的不少建议。就在你们的社论发表后不久，他就去阿富汗宣布了撤军计划。看起来，总统正利用这一机会结束&美国历史上的黑暗章节&。他会裁军，开始和平对话。
总之，我们希望感谢你们写作了这样一篇社论，它引发了我们对了解更多时事的兴趣。我们希望人们能够采纳你们的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增加沟通交流，制止冲突。
字里行间依然能够读出小学生的稚嫩感，但是，这不妨碍它成为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读者来信。
我相信，大多数的美国小学生也许并不太了解关于本&拉登、阿富汗的事情，能够阅读《The Nation》这样的杂志并写信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我也相信，中国的小学生中也有人关心着自己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并且能够阅读严肃读物的文章。不过，写信的这些小学生和他们的校长，依然打动了我。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碰到一些中国的小学生，他们会跟我说，老师在课堂上和课后带他们讨论了钓鱼岛和中日关系问题，他们很想跟我讲讲民族主义什么的。如果这些太远的话，那就讲讲择校费，讲讲该不该让农民工子女和城市里的孩子一起读书、在一个地方参加高考吧。
11位小学生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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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影像帝国，音乐和歌词往往沦为附庸的小卒。崔健早期与张元合作拍过一些挺牛逼的MV，但后来他对MV持抵触批判态度再也不拍，他拍的最后一个MV恰恰就是《飞了》，而我认为这也是崔健最好的一个MV。崔健的创意和张元的拍摄都令人击节：他们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搭了木板，乐队在底下出演《飞了》，上面是艳俗的时髦女青年在扭摆，而舞台上跳来扭去的是中国北方乡村绸子舞，摇滚和绸子舞同在一个魔幻空间，并且节奏居然有些合拍，观众则是一帮老头老太。可惜这个MV当时被所有华语电视台拒绝。可惜在广告歌和彩铃的时代，《飞了》在电视上最终又被广告割剩为一句口号，愁肠百结，割剩阑尾。
虎落平阳，和宠物狗一起甩着尾巴，一起咀嚼狗尾巴草。
这无非再次印证无孔不入的商业消费主义文化对于反文化的强势利用，这在欧美早已见怪不怪，最典型的例子是约翰&列侬表达人类大同梦想的《Imagine》也被商家买来配广告。&飞&字在摇滚史上聚讼纷纭惹祸无数，不乏因为fly、high这类字眼而被指有宣扬毒品之嫌从而遭禁的歌曲，但崔健此歌并无此意，开头第一句已经表达得很明白：&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意儿。&
汪峰更无此意，飞得更高无非就是&超越梦想&更为直白的表达。与汪峰&我要的幸福就在更高的天空&的虚无缥缈相比，崔健始终脚踩着大地&&&我想要的东西它不在空中，它肯定不在别处就在这儿。&在1994年推出的第三张摇滚专辑《红旗下的蛋》开篇，崔健就以《飞了》表现出一种新的时代感受力：那就是失重、飘浮的无力感，他依旧在做各种犀利的政治隐喻，但也敏锐地感受到商业离心力的作用，时隔三年之后，这种感觉被崔健在第四张专辑中进一步表述为&无能的力量&。《飞了》从第一个音开始，艾迪的吉他就是邪乎的，就像魔鬼在魔瓶里蹑手蹑脚跃跃欲试，而在爵士乐领域比较保守的刘元却在摇滚中吹出了自由爵士般的癫狂与分裂.......一个政治施压，商业失重，道德失控，人心焦躁的90年代社会像一辆红色救护车硬闯红灯左冲右突凶险万状呼啸而来。
在《红旗下的蛋》专辑的最后一曲《彼岸》，崔健还是忍不住添了个光明的尾巴来了一个大团圆结局，他又像英雄一样登高一呼召唤万众云集：&这里是世界，中国的某地，我们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后来，亿万民众的确又不断&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那就是因假唱而屡遭崔健抨击的《同一首歌》。而商业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滚瓜烂熟到人人言必称&创意&，于是《飞了》也不免沦为一个广告&创意&。镶金的鸟笼于是将八大山人的怪鸟包养成时代的宠物。时代变了，如小河的民谣专辑名字所云：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只是你究竟是鸟还是牛？看完这个耐克广告，我们除了撒腿直奔耐克专卖店还能干嘛？难道阁下还有心情重听一遍《飞了》？我曾经私下为这首歌起了个萨特的名字&&&厌恶及其他&，请允许我照抄它的歌词，因为这至今仍然是崔健最为超前最不被理解的歌，一首根本不用那些玩意儿就制造出&飞了&的感觉的歌：
&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艺儿，我的感觉已经晕了，浑身没劲儿，这周围有一股人肉的味儿，它只能让人琢磨人之间的事儿，这晕的感觉是朦朦胧胧的，不知不觉身体变得轻飘飘的，我是不是与我不同啊，像这灰色中的红点儿，人们的眼神都像是烟雾，它们四周乱转但不让人在乎，我分不清楚方向也看不清楚路，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糊涂，我周围还有一股着火的味道，在无奈和愤怒之间含糊地烧着，我突然一脚踩空身体发飘，我孤独地飞了，我好像变成一个英雄的鸟儿，在太阳和烟雾之间不停地飞着，我张开了嘴巴扯开了嗓门儿，发出了从来没有发出过的音儿，这声音太刺激把人们吓着了，他们一个个地站起来大声地叫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也呆了，我飞得更高了，那天晚上我偷着飞回来摸着黑儿，这周围还和以前一样散发着味儿，我想要的东西它不在空中，它肯定不在别处就在这儿，几天后人们终于发现了我，周围所有人都看起来不对劲儿，突然间那火把空气点着了，我飞不起来了。&
崔健写《飞了》迄今差不多二十年，而我的文章写于北京奥运前大半年。后来，刘翔退赛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最具轰动性的事件之一，此事甚至多少冲淡了中国军团金牌第一的喜庆。当时钱烈宪翻出了我的旧文改了个标题发表在著名的&前列腺要发言&博客上：《刘翔退赛的最大秘密》。与其说这是强化了阴谋论，还不如说是对阴谋论的调侃。
中国人迷信，为何耐克偏偏会选择崔健最晦涩阴暗的一首歌？后来我的疑惑得到解答：原来巴西佬才是罪魁祸首！被耐克请来拍那个刘翔广告片的，是《上帝之城》的导演之一，这位老兄是在香港听到崔健的唱片，于是决定用《飞了》做广告片的音乐，就音乐和画面的结合来说，他的选择当然没错。而耐克一听歌词有&飞呀&又有&更高了&，当然以为是天作之合，也就顾不得这歌的其他脏乱差歌词了，于是崔健最黑暗的歌，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被阉割为一小段阳光励志音乐。
这也是艺术在全球化消费狂潮中的角色和处境的绝佳写照。先说《上帝之城》，这部巴西大片奇妙地结合了对现实的绝望和杀人的快感，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紧跟着一个个漂亮的杀人镜头飞闪，稀里哗啦地完成了对苦难的快餐式消费：一场比昆丁塔伦蒂诺更酷的人肉叉烧。最终大家抹抹嘴角的油身上的汗或许还有脸上的泪，打一个中产阶级的饱嗝，随好莱坞纵身一跃，远离贫民窟的苦难现实。而跨国资本主义品牌会马上扑过来，进一步把你从苦难之城领入光鲜靓丽的消费乌托邦，并且他们的艺术品位越来越高，口味越来越刁，甚至越来越重，他们能够消化《上帝之城》或《飞了》这样另类的重口味，然而不管饕餮美食家有多么重口味，他们最终只需要把艺术切成一片片小肉肉，做成一个个三明治。刘翔耐克广告片的镜头和剪辑风格确实是《上帝之城》式的，耐克构筑的，是消费主义的上帝之城。
刘翔在鸟巢退赛，不单不向观众鞠躬致意，反而脱衣怒摔，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似乎是在自毁形象，不管是对田径队还是对以耐克为首的各大赞助商来说，这都引发了巨大的公关危机。刘翔花了四年时间东山再起，在奥运年重新吊起人们的胃口，然而再次因伤惨败&&上一次跑都没跑，这一次第一个栏就摔倒，好在这一次他总算发扬了奥林匹克精神，单腿跳完全程，全场为他鼓掌。然而在他的祖国，在博得很多同情的同时，也引来不少骂声，四年前针对官方和赞助商的阴谋论这一次更为泛滥。
当刘翔的参赛号码1356被诠释为&十三亿人五十六个民族&，当耐克官方微博在刘翔单腿跳完比赛之后迅速发出一条所谓&让13亿人都用单脚陪你跳到终点&的微博，当央视主持人又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当领导号召要学习刘翔，当国务院代表跟他通话（别忘了刘翔是政协委员，虽然他经常请假也从不提案）.......刘翔，再一次成为中国人无辜的羔羊，不知是通往祭坛，还是神龛。
阴谋论更多地针对耐克和体育当局，质疑他们&绑架&刘翔，逼他不得不带伤冒险参赛，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上回刘翔被指责缺乏奥林匹克精神，这次践行了坚持到底的奥林匹克精神，却又被骂为&影帝&。
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阴谋论的存在，但坚信阴谋论的人也会反驳说&你凭什么说没有阴谋？&阴谋论为什么会更加泛滥？这四年兴起的微博固然是阴谋论的温床，但根源在于社会信任感的进一步失落和涣散，人们在越来越强势的政治与商业&&它俩已经完全合体成为双头怪兽&&势力面前的无力感，很容易转化为阴谋论。
但阴谋论的另一面向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意识到刘翔是举国体制和商业体制的双重受益者，意识到是自己作为纳税人在供养金牌选手，当金牌选手何姿都在担心奖金不够买房时，人们有理由重新质疑国家荣誉和个体生活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种公民意识或许也包含了某种对于刘翔式的&高富帅&羡慕嫉妒恨的&屌丝&心态，以及更令人不安的，弥漫于现实与虚拟现实之间的社会戾气。很多人在苛责刘翔的时候似乎淡忘了自己当初是如何喜爱他的&&他的阳光，幽默和游戏精神；并且无视这样一个数据： 2000年至今，刘翔共参与加48次国际跨栏比赛，获得冠军36次，亚军6次，季军3次，因伤退出两次，是新世纪这个项目不容置喙的王者。新世纪十二年过去，中国人在公民意识觉醒的同时社会共识也越来越难以达成，而中国人的游戏精神，似乎还没真正确立，便已经进化为恶搞精神。
既然刘翔被苦心经营包装成一个励志的商品，他也只能呕心沥血地去遵循这个商品的逻辑，而公众则是在恣意消费这个商品。我不是说单腿跳完比赛不感人，但耐克要十三亿人陪着他跳到终点，就是在乱洒狗血了，刘翔是走错出口被裁判员叫回来的，或许跳完比赛只是一时的决定，但耐克多余的煽情，却把刘翔的行为好莱坞化了&&而且是好莱坞的蹩脚版。
&十三亿人陪着你跳到终点&，这&感动中国&的经典金句，充分显示了跨国资本主义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可以和鸡犬主义相拥而泣，共同享受法西斯式美学。没有比这句话更能一语道破中国目前的社会本质的了。刘翔的阿喀琉斯之踵，终于承受不了爱国主义和品牌帝国主义的双重重负，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身体政治&的绝妙隐喻。与其说《飞了》不吉利地预示了刘翔的两次奥运悲剧，还不如说它在1994年就准确而犀利地预言了一个政治与商业交媾而成的魔幻时代，在这个越来越强大的双头魔兽面前，每个人，哪怕他是个英雄，民族英雄，有时都显得那么渺小，他唯一的尊严，似乎只能是孤独地飞了，飞不起来了，就孤独地跳下去。
媒体上刘翔事件绝大部分是&规定动作&的正面报道，甚至上升到正面宣传，这只能进一步印证了我的观点。然而艺术往往可以做到新闻做不到的，比如《飞了》的MV，完全可以重新在最后配上刘翔在北京奥运和伦敦奥运的镜头。现实阉割了艺术，但奇妙的是最终，艺术还是反讽了现实，艺术，还是可以在似乎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干点什么的。
原文刊于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现在的版本有所改动。
思郁: 侵袭的家园，失落的乡村
&by&思郁&&
文摘] [文章来源：]
元，已经是很高了。
年3月时，我像往常一样回家给父母祝寿。两位老人年龄越来越大，行动也颇有不变，每次回家看到他们行动迟缓的身体，花白的头发，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在城里的饭店订了房间，一家子人热热闹闹地聚会，吃饭，聊天。只有这个时候父母的脸上才充满了沧桑而幸福的笑容。姐姐，哥哥都在那个小县城里买了房子，生了孩子，除了我自己有些不着调，一直让父母牵挂着，他们对生活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要求，子孙满堂，阖家幸福，这样俗气的生活就是他们最好的追求。城市是他们一直向往的生活，平时在村里，父母最值得炫耀的也就是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进了城，从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哪怕从我们那个村落到那个小城也不过五六里路，十几分钟的车程。但是城里人的身份就是最值得炫耀的资本。在吃饭的间隙，我还听父亲说，近几年政府要有大动作，把城市附近的零散的村落集中迁移，汇聚到小城的周围，统一规划和管理，变成城市郊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把所有的农民都变成城里人，离开他们视如命根的土地。
仍需文章觉天下，只缘霸业……苦苍生 -- ├上海书评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何热衷关注科幻？ -- 大都会科幻
思郁: 中国律师：模糊的存在
&by&思郁&&
文摘] [文章来源：]
年到2012年，中国的律师制度引入已经过了一百年，这一百年间，律师制度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波折多变。按说，前半个世纪陷入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节奏之间，后半个世纪几乎隐匿不见，成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品。中国的律师制度先天不足在于，它跟民间的法律服务或维权意识并无直接关系。傅国涌在书中提到的民国时期的大律师，刘崇佑为五四运动的学生辩护，章士钊给陈独秀案辩护，吴凯声为陈赓和廖承志辩护，大批律师在苏州法庭为沈钧儒等七君子辩护&&我们已经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书中提到为普通百姓辩护时的例子寥寥无几，只有包天笑在《护花律师》中写到了一位上海律师朱斯芾，世家子弟，为人潇洒飘逸。这位朱大律师名曰&护花律师&，平时自然多光顾风月场所，包天笑称他是&出入花丛的人&，倒是显得很浪漫多情。不过他的确帮助了不少堕落在风尘中的孤苦女孩脱离苦海，摆脱困境。也算是功德无量。
年11月为&游伯麓杀人辩护&。&据记载，1931年10月1日下午，上海市宝山路五区警署值岗警士禁止群众张贴反日标语，激起群众义愤，聚集五区警署前抗议，警察署长游伯麓下令警士开枪，死2人，伤5人，造成宝山路惨案。由于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强烈抗议，游伯麓被撤职，送法院审判。因为民间对此案甚为关注，引起了公愤，最初没人敢接，很多人都认为为罪人辩护，罪大恶极。张耀曾却认为：&为罪人辩护，乃属本职，虽罪大恶极，亦须维持公平。&后为了向民众说明法律之本意，又先后发了启事，说明情况。启事大意是说，被告人必须有人辩护，为文明之精神；另外本案真相尚待确认，他们的辩护也意在拥护国法，保障人权。
年4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南方工作手记（14）中国媒体的世界观：远未成熟 -- 方可成
&by&方可成&&
&/2012/07/southern-weekly-note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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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郁: 《搜索》：只有批判，没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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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戍: 《中央日报》副刊与储安平、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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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文章来源：]
游伟: 送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
&作者：游伟&&
文摘] [文章来源：]
人士，也是本书附赠纪录片摄制者寇延丁将袁天鹏和南塘村兴农合作社主事人杨云标&撮合&到一起之前，杨云标正处巨大的苦恼中。苦恼的根源，最重要的当然是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现实遇到的资金问题，其次则是这群从维权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村民，如今有着更明确的自治愿望，然而却面临着由于乡间的人际关系而导致会议效率低下，大家在一起商量事情，要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要么会上勉强同意会后却消极对待牢骚满腹，严重影响了合作社的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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