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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房产纠纷规定
　　【 】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和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直接地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但是，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即开发商在商品房开发、建设和销售过程中大量存在违约、欺诈的现象，侵害合法权益的行为屡屡发生。因此，在购买房屋时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成为消费者决策时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在我国目前有关房地产管理尚不规范、对购房者的保护力度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有关法律的适用效果，就特别的令人关注。尤其是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能否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更是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对于该项法律能否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判决双倍赔偿，赞同说与反对说各执一词。
　　笔者认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适用《消法》是将我国商品房消费者的利益由一般民法保护上升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高度即予以特别保护，它既是消费者保护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1、房地产消费者权益是我国消费者权益的新热点，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应当将其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范畴。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发达程度，决定了其消费者保护的主要目标和热点。我国目前正处于开始进入住房消费高速发展的时期，房地产消费者权益保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代民法理论中，当不动产的生存利益与财产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房地产消费者享有的不动产生存利益应当首先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优先保护原则与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无论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法律保护公司根本利益的要求出发，还是从消费者保护运动目标本身所具有的发展性规律出发，都有必要将房地产消费者权益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范畴。
　　2、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后，房地产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房地产消费关系的市场属性明朗化，以往政府通过公房管理对居民房地产利益的行政保护趋于衰减，取而代之的是房地产经营者昂首阔步进入房地产市场。在现有社会条件下，普通居民作为房地产消费者难与这些强有力的经营者相抗衡，这种力量对比对消费者显然不利。对公民个人消费权益的优先保护体现了现代民法社会本位的发展趋势，是现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引发对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予以特殊保护的客观要求，法律维护公平的宗旨要求在保护的取向上应对消费者有所倾斜。
　　3、将《消法》适用于房地产消费，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我国房地产业目前的困境是一级市场与二、三级市场脱节，即生产领域与消费流通领域脱节，表现在一方面是商品房大量建造，另一方面是商品房销售不畅大量积压。这种形势使房地产业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目标难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努力受阻，造成整个房地产业和消费市场疲软。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症结，除了国家对住宅建设的优惠被房地产投机利益抵消外，另一个原因是部分商品房质量低劣、售后服务差、物业管理水平低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突出，打击了消费者对房地产消费的信心。因此，房地产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的问题不解决，房地产市场就难以摆脱卖楼难的困境，房地产业也就不能健康发展。
　　《消法》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既是大势所趋势、人心所向，也是完善我国法制建设，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此，应是没有疑义的。但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尚无一例依照《消法》第四十九条的终审判决出现，其主要原因有二个方面：
　　1、认为《消法》第四十九条的适用范围不包括商品房买卖。如前所述，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论目前尚无定论，最高法院也未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使法院的审判工作缺乏相应的根据。
　　2、审判实践中，对售房者的欺诈行为与违约行为难以界定。由于商品房购房合同中，对房屋面积、质量甚至办证手续等方面均有约定，但售房者在所售房屋中违反了其中的一部份或全部约定，法院是按照欺诈还是按照违约处理较难界定， 这样势必造成法院采取一种较方便的方式&&合同违约方式处理。
　　基于上述原因，绝大部分法院在处理商品房买卖纠纷中，对售房者的行为均以违约行为看待，在适用法律时均适用《房地产管理法》和《合同法》。笔者认为，商品房买卖是一种合同关系，但消费者所诉请的是另一种法律关系即依据购房合同，因售房者的侵权给消费者造成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关系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据此，笔者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适用《消法》是毋庸置疑的。目前要重点研究的是在立法和司法二方面如何规范《消法》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的适用，换言之，是如何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存在欺诈，以及在构成对消费者欺诈的情况下如何赔偿。
　　(一) 商品房买卖合同欺诈的构成要件。
　　&欺诈行为&是《消法》第四十九条的关键概念，关系到消法能否适用的问题。消法使用了&欺诈行为&的概念，但没有给&欺诈行为&下定义。由于我国民法反欺诈制度存在着多层次的结构，有消费者合同、一般合同、合同外的民事行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按照民法解释学，同一法律或者不同的法律使用同一概念时，原则上应作同一解释。据此原则，在消法对&欺诈行为&没有定义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按照民法通则五十八条规定的&欺诈行为&进行解释。该条也只规定了&欺诈&的法律效果，没有给&欺诈&下定义。按照民法解释学，法律上有定义的，应当严格按照该定义解释，如果没有定义，则应当参考学说解释或者由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
　　按照学说解释，&欺诈行为&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制造虚假或歪曲的事实，或者故意隐匿事实真相，使表意人陷入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
　　1、有欺诈的故意。所谓故意，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因此，按照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欺诈只能由故意构成，&过失&包括&重大过失&均不构成&欺诈行为&。
　　2、要有欺诈的事实。当事人除了有欺诈的故意，还必须有欺诈的事实存在。欺诈的事实通常有三种情形：一是捏造虚假事实;二是隐匿真实事实;三是歪曲真实事实。如果按照法律或者合同行为人有告知的义务，行为人没有告知(即沉默) 也构成欺诈。
　　3、须表意人因相对人的欺诈而陷于错误。所谓表意人陷于错误，不仅指表意人原本没有错误，因受欺诈人的欺诈而陷于错误，也包括表意人已有错误，受欺诈人的欺诈而陷于更深的错误。如果相对人未受欺诈的情况下陷于错误，则不构成欺诈。
　　4、须对方因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的因果关系可分为二种情况，一是无此错误，而根本不为意思表示;二是无此错误，则不以此条件为意思表示。
　　(二) 《消法》第四十九条的双倍赔偿制度是一种惩罚性赔偿制度，其目的与一般民事赔偿制度的目的不同。
　　一般民事赔偿制度的目的在于填平受损害的利益，使受害人受到侵害的利益回复到受到损害以前的状态，法律要求的是当事人的受损害的利益得到恢复或补偿，并不以制裁加害人为法律目的，实行的是损一赔一的原则。而在消费者保护领域，实行的是惩罚性的赔偿原则，按照《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是实行惩罚性的双倍赔偿原则。
　　双倍赔偿不仅在于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对不法行为予以惩处和制裁，防止其再度发生。传统民法的损一赔一的制度，仅可以填补受害人受到的损失，没有加重加害人的负担，不足以遏制侵权行为的再度发生，对危害社会公平交易市场秩序的少数人起不到警戒作用，其最终的后果是动摇社会公众对市场安全的信心。因此，那种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判决双倍赔偿将导致双方利害关系的显失平衡的观点，不仅与法律的规定相悖，也与立法者追求的着重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重经营者守法经营的义务，从而规范市场交易秩序，使市场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体现法律的正义与公平原则的目的不符，客观上也是对不法商家欺诈行为的纵容。作为严重破坏社会交易秩序和交易信用、损害消费者合法权利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的欺诈行为，应当实行双倍赔偿制度。
　　(三)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构成欺诈的主要情形。
　　1、虚假广告宣传误导消费者。
　　商品房特别是期房销售过程中，广告往往是引起消费者购买欲并作出购房决定的促成因素。《广告法》规定广告内容必须真实，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开发商发布虚假的广告信息，无疑是以虚假信息诱使对方作出意思表示的欺诈行为。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达不到合同或者广告中承诺的事项的，应当认定为欺诈。
　　2、商品房开发证照不全且没有告知消费者的。
　　商品房开发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理各种审批手续，依法取得各项批准证书后才能开工建设销售，证照不全的建设项目因其不合法，通常不能为购房者办理权属证书，不仅直接导致购房者的购房目的不能实现(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和所有权) ，而且对社会稳定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危害甚大。依法开发、照章开发，是法律赋予开发商的义务。开发商没有依法取得开发工程所需的各种证照且没有如实告知消费者，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内又不能补办相关手续的，不仅违反了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的有关行政法规，同时因没有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也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
　　3、房屋面积缩水，短斤少两。
　　房屋面积减少，开发商将可能直接侵占消费者的财产(短少部份的资金)。由于房屋建筑强调严格按图施工，因此，面积短少，只能是开发商故意所为(因政府规划改变除外) .考虑到建设工程施工过程的复杂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已经设定的3%的误差允许值，对于短少面积超过允许值范围的，应当认定为构成欺诈。
　　4、商品房因施工或装饰材料等引起的质量纠纷。
　　房屋建设和装修涉及的用材种类繁多，各种材料优劣及价格相差悬殊，工程施工中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的情形屡见不鲜。这种行为不仅造成房屋及装修质量低劣，使买卖双方的利益明显不对称，消费者受到巨大的利益损失，严重的还可能影响到住房的安全。这种情形可以分别处理：如果材料低劣但不影响房屋的整体安全和使用的，对于不符合合同要求的部份(如使用劣质地板) ，可以判决双倍赔偿;如果使用的基本建材存在质量缺陷，导致房屋存在安全问题并难以修复的，应当判决按整套房屋的价格双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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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找法网() 版权所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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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号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内容提要: 《消法》的修订应当将真正落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立法指导思想，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全部纳入《消法》的调整范围，进一步充实消费者权利的内容，完善有关经营者法律责任的规定，尤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创新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将《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公益诉讼制度在《消法》中得到具体落实。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实施（日）已近20年。如今，消费已经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最强动力，但消费者保护的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消费欺诈、不合理的收费、不公平的格式条款以及维权的困难都表明经营者尚未给予消费者以充分的尊重。营造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氛围，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进一步完善消费立法是其中的基础工作。目前，《消法》的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本文拟就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研讨，希望能对修法工作有所裨益。
　　一、明确《消法》修改的指导思想
　　自实施以来，《消法》对于提高消费者的权利意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惩处行为不端的经营者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近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消费的内容和消费的方式都远非《消法》实施之时所能比拟的。一方面，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了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但另一方面，消费市场仍有待规范，经营者处于明显强势地位，对消费者利益尊重不够。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背景之下进行的《消法》修改应当坚持何种指导思想，值得思考。
　　现行《消法》第1条开宗名义地阐明了该法的指导思想，即“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虽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理所当然是《消法》的指导思想，但能否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落实下来，则另当别论。自《消法》出台至今，学界与实务界不断指出《消法》存在的不足，如适用范围过窄、对消费者的缔约权利保护不够、惩罚性赔偿制度无法真正发挥惩罚与威慑的功能、消费者协会的功能过于弱化等。[1]因此，虽然名为《消法》，但该法仍然较多地考虑到了经营者的利益。不过，这一现象印证了各国保护消费者的规律，即都经历了以经营者为主逐渐演变为消费者为主，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到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过程。[2]《消法》制订之初，我国刚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快速发展经济，扶持企业发展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消法》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影响，并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有所体现。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跃升世界第二位，但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的程度却难以令人满意。因此，提升消费者保护的水平，真正落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立法指导思想，以消费者为中心重新审视《消法》，修改对消费者保护不够充分的内容，与时俱进地加人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制度，是《消法》修改的使命。基于这一出发点，有学者提出了“以消费者为本，构建和谐消费关系”的《消法》修改的指导思想，[3]还有的学者认为《消法》的修订应全面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全面构建消费者友好型社会，充分体现向消费者适度倾斜的立法精神。[1]这些见解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即《消法》的修改要真正落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指导思想，通过强化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在全社会建立起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氛围，让中国的消费者更有尊严。
　　二、准确界定《消法》的适用范围
　　近年来，学界针对《消法》的适用范围有较多研讨。引发这种争论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认为《消法》第2条对适用范围的规定不够清晰；二是司法实践中发生了某些类型的纠纷是否属于消费纠纷的争议，如医疗纠纷、教育纠纷、价格高昂商品（如别墅、游艇、私人飞机）的买卖纠纷。另外，金融危机爆发后引起关注的金融领域消费者是否应在《消法》保护范围之内也是近来争议较高的主题。
　　依《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是《消法》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同时也暗含对消费者的定义。依此规定，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应当说，《消法》的这一规定是比较准确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消费者”的理解基本一致。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将“消费者”界定为“以消费为目的而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者”。与《消法》相较，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只是未在定义中使用“生活”一词。那种认为《消法》对“消费者”定义不准确或者《消法》未明确规定其适用范围的观点有失偏颇。不过，既然学界与实务界异口同声地认为《消法》的适用范围存在问题，必有其原因所在。问题的根源在于法院在审理消费纠纷案件时，有时候会对“生活消费”作狭义理解，认为它只是用于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如购买食品、修理电器等。一旦买卖的标的物为价格较高的物品甚至奢侈品（如豪华汽车或者珠宝），法院有时会不认为此类交易属于“生活消费”。显然，这种对“消费”的理解是不准确的。所谓“消费”，是指购买商品或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营利或职业需求，而是为了纯粹个人目的的使用，无论使用的方式如何。可见，对“消费”的理解应当注重其目的性，与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或种类无关。无论是维持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日用品，还是用于提高生活品质、获得精神享受的各种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成为消费法律关系的标的。为了避免今后法院对“生活消费”作狭义理解，建议《消法》将“生活消费”改为“消费”。另外，建议借鉴《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的作法，在《消法》中直接对“消费者”和“经营者”作出定义，并将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均认定为消费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是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均自动适用《消法》。这种处理模式可以避免目前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以交易价格或者标的物的种类来确定是否属于消费法律关系的作法。
　　至于“消费者”的外延，从各国立法及学说观察，多认为仅为自然人，但也有认为可及于自然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4]《消法》并未就此作出规定，我国主流观点认为仅包括自然人，但少数学者认为单位也可适用《消法》。不过，在司法实务中，法院一直坚持将“消费者”限定为自然人。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金融领域的消费者保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金融领域中的消费者不再局限于自然人，如日本《金融贩卖法》规定，金融消费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只要在金融商品交易中，其属于资讯弱势的一方即可。[5]本文认为，《消法》应当将“消费者”限定为自然人，不应将其延及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这是因为，《消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人类进人消费社会之后，在消费法律关系中的弱者，即消费者。基于消费的强烈目的性，“消费者”仅能为自然人，即商品和服务的最终利用者。之所以要对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是由于在消费法律关系中，经营者与作为其交易对象的自然人之间在经济实力、获取信息的能力及寻求法律救济的便利性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在上述领域，虽然经营者之间也会存在差异，甚至相差悬殊，但基于其共同具备的“经营者”的法律属性，法律会通过在商事主体和商事交易法律领域设定一些有利于中小经营者的规则加以调整，以校正在它们之间产生的利益失衡的问题，如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促进（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
　　三、进一步充实消费者权利的内容
　　《消法》第二章规定了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即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受教育权、人格尊严权和监督权。与消费者的上述权利相对应，该法第三章就经营者的义务作出了规定。近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新的消费类型不断涌现，民众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发展，《消法》在消费者权利领域存在的不足日益显现出来。因此，进一步完善在消费者权利领域的法律制度，是《消法》修改的核心。
　　《消法》在消费者权利领域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缺乏对新的消费类型的规范。随着新的技术手段在消费交易领域的应用，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商品已经非常普遍，但《消法》并未对此作出规定。另外，预付式消费在诸多消费领域普遍存在，如美容、健身、娱乐等行业，但《消法》并未就此作出全面规范，只是在第47条就预付式消费中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2）未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虽然学界存在争议，但就法律应否保护个人信息而言已经达成共识。作为先行者，我国《刑法》第253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消费领域，经营者往往能够获取数量众多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这一现象在金融、电信、交通、房地产、医疗、网络消费领域普遍存在。经营者在获得消费者个人信息后，是否可以随意使用或者将其转售提供给他人，《消法》对此并未作出规定。（3）未规定消费者的合同撤回权。基于消费者在缔约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强化消费者对合同命运的单方决定权，成为多个国家的立法选择，即赋予消费者合同撤回权。在我国消费实践中，消费者有时会在特定的缔约环境下，在未对商品或服务内容作充分了解、未对合同条款作认真审查的情况下，即仓促签约。即使事后想退出交易，但因我国缺乏对消费者合同撤回权的规定，也只能追悔莫及。一些不良经营者正是利用了《消法》的这一缺陷，设计缔约陷阱，诱使甚至逼迫消费者签订合同，一旦消费者不想履行合同，它们即以追究违约责任为要挟，迫使消费者就范。（4）对格式条款的规定过于粗糙。《消法》第24条在我国法律中首次就格式条款作出了规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该规定的缺陷亦非常明显，如用语不够严谨，规制不够全面，仅涉及格式条款的效力。其后，《合同法》（1999年）第39、40、41条较为全面地建立了规制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则。在消费领域，格式条款应用极为广泛，有必要在《消法》修订中完善有关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则。鉴于《消法》在消费者权利领域存在上述缺陷，本文建议《消法》在修订过程中应当在如下方面完善对消费者权利的规定。
　　（一）增加对网络消费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电子商务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许多经营者都采用电子商务的手段开发交易市场，消费者也越来越乐于接受网络购物。对于消费者而言，网络消费具有商品价格低、选择范围广、不受时空限制等优点。但是，由于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时间短，经营者自律性差，管理难度高，导致网络消费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商品质量差、送货不及时等，而消费欺诈则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营者发布虚假信息、提供虚假身份、单方拒绝履约欺诈等。[6]鉴于网络消费的广泛性及消费者受损害的严重性，《消法》应当增加对网络消费的法律规制。
　　从交易主体的角度观察，电子商务可以在经营者之间（B2B）、经营者与个人之间（B2C）、个人与个人之间（C2C）之间发生。基于《消法》仅调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经营者之间（B2B）的电子商务不在《消法》的调整范围之列，而经营者与个人之间（B2C）的电子商务当然在《消法》的调整范围之列。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C2C）的电子商务是否受《消法》的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个人名义在购物网站上申请开设网店，长期从事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并在网店与消费者之间建立的电子商务关系；二是个人非为营利目的，只是偶尔通过网络出售自己的二手物品，从而与他人建立的电子商务关系。在上述第一种类型的电子商务关系中，虽然销售者为个人，但其是出于经营目的而与他人建立交易，具有明显的营利性，因此应将其认定为经营者，将其与他人建立的电子交易认定消费法律关系，从而受《消法》的调整。为了加强对此类个人经营者的管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电子交易平台中的店铺管理权由企业管理转变为政府部门管理，并由政府强制备案是发展电子商务的必然。[7]至于上述第二种类型的电子商务关系只是个人之间偶尔通过网络建立的交易关系，不具有明显的营业和营利目的，不应在《消法》的调整范围之内。
　　相较于传统的消费法律关系，网络消费法律关系较为复杂。这是因为，在网络消费法律关系中，除了交易双方之外，还有网络服务商、电子支付系统、物流公司等的介入，尤其是如何界定网络服务商在网络消费中的法律地位，是准确、合理地规制网络消费的关键所在。本文认为，《消法》应明确规定，在网络消费法律关系中，经营者在与消费者签订合同时，应当明示其与网络服务商的法律关系。如果网络服务商为共同的出卖人或者经营者一方的保证人，则应当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如果经营者不再利用网络从事经营，导致消费者无法向经营者索赔或者索赔困难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向网络服务商索赔。网络服务商向消费者赔偿后，享有对经营者的追偿权。
　　（二）完善对预付式消费的法律规制
　　预付式消费的基本模式是经营者先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并向其发放消费凭证，经营者在其后的约定期间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从交易实践观察，预付式消费主要存在于服务行业，如美容、健身、教育培训、洗车、餐饮等。预付式消费之所以如此盛行，是因为此种交易模式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均有便利之处。就消费者一方而言，预付式消费的优点是价格优惠且使用方便。就经营者一方而言，预付式消费的优点是有助于资金周转且可以迅速获得稳定的客户。但是，预付式消费因缺乏必要的规范，经营者诚信缺失，从而在如下方面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1）合同存在不公平条款。在预付式消费中，经营者使用其拟定的格式条款与消费者签订合同，其中多包含不公平条款，如禁止消费者转让消费凭证或者退款等；（2）经营者实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与收取预付款时所作承诺不符，存在欺诈行为；（3）经营者在收取预付款后，以各种借口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4）经营者因经营不善停止营业时，既不通知消费者，也不退还预收的款项；（5）少数经营者借此实施诈骗，在收取消费者的大量预付款后，卷款逃跑；（6）经营者在获得消费者个人信息后，对其进行不正当利用甚至转售给他人以获利；（7）在预付款消费中，经营者有时既不与消费者签订合同，也不提供收据或发票，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举证困难，难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在预付式消费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消法》的修订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预付式消费的法律规制。
　　对于如何规制预付式消费，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对经营者的此类经营行为采取核准制，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到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监管部门在进行实质性审查后，予以批准。[8]本文认为，此种建议虽然可以从源头上强化对预付式消费的管理，但在如此多的行业、如此多的经营者采用此种经营模式的情况下，要求经营者必须对此种经营模式进行审查登记，除了增加登记机关的工作量、加重经营者的经济负担外，对改善预付式消费的规制并无益处。针对预付式消费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消法》可在如下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建立保证金制度。在经营自由的前提下，任何经营者均可采取预付式消费的经营模式，无须事先获得行政主管机关的核准，但必须预先交付一笔固定金额的保证金，或者按照收取费用的总额按照一定比例交付保证金。行政主管机关可以指定若干商业银行接收经营者缴存的保证金。第二，要求经营者必须将收取的预付款存入专用账户，并对经营者提取预付款设定条件及数量限制。经营者要提取预付款，必须证明其合理用途。至于提款数量，建议规定经营者只能提取新收预付款的5000。如无新收预付款，则经营者无权再从专用账户中提取款项。第三，加强对预付式消费中格式条款的规制。当然，《消法》无需对此作出单独规定，只需依有关格式条款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即可。第四，赋予消费者自由转让消费凭证、无条件退款的权利。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内，消费者可以将其消费凭证自由地转让给他人，但依据合同性质不宜转让的除外。另外，如消费者不愿继续维持预付式消费法律关系，则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要求经营者退还剩余款项。第五，如经营者未按照约定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则经营者应依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并支付利息及消费者支出的合理费用。
　　（三）增加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规定
　　所谓个人信息，是指可以直接或间接识别本人的信息的总和，包括一个人生理的、心理的、智力的、个体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信息。[9]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开始广泛、细致地搜集公民个人信息，自动化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则使得这一行动更有效率。为了打消民众对国家掌握个人信息所带来的潜在危险的担忧，立法者开始关注个人信息立法。因此，最初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几乎都是以规范国家行为作为立法宗旨的。[10]在当今社会的市场交易中，经营者采集和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作法已经非常普遍，个人信息不仅面临来自公权力的威胁，而且还会受到私权主体的不当侵犯。
　　虽然学者对个人信息的权利性质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其为人格权[11]，有人则认为其为财产权[12]，但均认为应当对其单独加以保护，而不是将其纳入现有民事权利之中。在我国立法中，《刑法》已经就侵犯个人信息作出了规定，表明我国个人信息立法将采取利用各部门法分别立法的方式，而不是制定单独的个人信息法。至于在民法领域，个人信息立法采取何种模式，学者间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应将其归人人格权法之中。[11]本文认为，为了强化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即使我国未来的人格权法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亦不妨碍《消法》修订时加入相关制度。至于立法模式，可以考虑总―分结构，即首先设立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一般条款，可考虑在现行《消法》第14条加入“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个人信息受到保护的权利”。其次，从类型化的角度具体规定经营者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义务，即经营者在收集、存储、处理、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
　　（四）增加有关消费者合同撤回权的规定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市场发达国家的立法中陆续加入了消费者合同撤回权的规定。所谓消费者合同撤回权，是指消费者与经营者签订合同后，消费者可在法定情形下，在一定期限内单方消灭合同的权利。[13]我国已有立法对该制度作出规定，如2002年修订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规定：“经营者以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的，应当征得被访问消费者的同意。……经营者上门推销的商品，消费者可以在买受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回商品，不需要说明理由，但商品的保质期短于7日的除外。商品不污不损的，退回商品时消费者不承担任何费用。”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亦明确规定消费者自直销企业购买产品后的无条件退货权利。目前，学界对于《消法》修订应引入消费者合同撤回权已无异议，因此应重点研讨其制度设计。
　　在设计消费者合同撤回权制度时，应重点考虑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适用的合同类型；第二，撤回权的行使期间；第三，撤回权的行使方式；第四，撤回权行使的法律效果。本文拟回答如下：（1）消费者行使撤回权仅限于法定的合同类型。消费者合同撤回权制度是对“契约严守原则”的背离，有导致私法基石松动的危险，因此应将其适用范围控制在适当范围内。[14]就立法技术而言，应当在《消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合同撤回权的适用范围，具体可包括如下两类合同：一是消费者在精神上或信息上处于明显弱势的合同，如远程交易合同（包括以网络、电视、电话、邮寄等方式订立的合同）、上门销售合同；二是专业性强、内容复杂、消费者理解困难的合同，如保险合同、分时度假合同、消费信贷合同等。（2）关于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一般期间，《德国民法典》第355条规定为14天，自经营者正确履行了向消费者履行了撤回权告知义务之日起算。如经营者未履行告知义务，则撤回权的行使期间为6个月，自合同订立之时起算。本文认为，《德国民法典》的此种模式值得《消法》修订时借鉴，在具体设计时，宜明确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撤回权告知义务，且应以书面方式告知。在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下，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期间为10日，自经营者告知之日起算。如经营者未履行告知义务，则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期间为60日，自合同订立之日起计算。（3）依《德国民法典》第355条规定，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一般方式是向经营者作出书面的单方意思表示，且无须说明理由。另外，消费者还可以退货或寄还商品的方式作为替代方式。本文认为这一模式亦可为《消法》修订时借鉴。由于撤回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因此以单方意思表示的方式行使即可产生相应效果。出于举证上的需要，消费者应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行使撤回权。此为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一般方式。不过，基于交易的具体情形，消费者亦可以退货或寄还商品的方式作为行使撤回权的替代方式。（4）消费者行使撤销权的法律效果与法定解除具有类似性。因此，一旦消费者行使撤销权，则消费者与经营者进入清算关系，经营者应当退还消费者支付的价款。消费者行使撤销权及退回商品的必要费用由经营者承担，且经营者承担商品毁损灭失的风险。
　　（五）完善有关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则
　　我国现行多个立法或司法解释均有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如《消法》、《合同法》、《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保险法》等。我国关于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立法模式存在问题。我国目前规制格式条款的立法主要是《合同法》，但该法并未区分消费者合同与商业合同，而是将二者中的格式条款进行一体规制，这种模式并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第二，法律术语的不统一，如《消法》使用的术语为“格式合同”，而《合同法》使用的术语为“格式条款”；第三，法律规则的不统一，如《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尽提示和说明义务的法律效果规定为对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而《保险法》第11条则将其法律效果规定为格式条款不产生效力；第四，存在法律漏洞，如我国现行法律就“异常条款”作出规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消法》修订时对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应当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消法》与《合同法》的协调；二是具体规则的设计。
　　本文认为，我国立法应当分别制定格式条款订人消费者合同及商业合同的规定，原因在于：商业合同的主体都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具有相当的经营经验和知识，并有足够的交涉能力，立法无须向任何一方倾斜，也无须对任何一方给予特别的保护。因此，格式条款订人商业合同时，一般应以适用民法中的缔约理论为基本原则。在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与消费者在经济地位、交涉能力上相差悬殊，因此应当制定不利于格式条款使用者的法律规则。[15]因此，在《消法》中规制格式条款具有立法政策上的正当性。至于如何处理《消法》与《合同法》的关系，本文认为《合同法》宜规定格式条款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既适用于消费者合同，也适用于商业合同，《消法》则集中规定适用于消费者合同的法律规则。
　　至于具体的法律规则，《消法》应从三个方面加以规定：（1）格式条款订人合同的规则。《合同法》对此虽有规定，但有不完善之处，建议《消法》确立如下法律规则：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经营者应当将全部格式条款提示给消费者，并应特别提示涉及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方法的格式条款，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消费者同意，格式条款订人合同。依正常情形显非消费者所能预见的格式条款不构成合同内容。（2）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规则。本文认为，此规则在设计时宜采取一般条款与类型化相结合的立法，首先确定判断无效格式条款的一般条款，然后再具体列举典型的无效格式条款情形。参考《德国民法典》第307条及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一般条款可设计为：格式条款违反诚信原则，对消费者显失公平的，无效。至于无效格式条款的具体类型，则可参考我国《合同法》第40条的做法，作具体列举。（3）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对此，建议援用《合同法》第41条之规定即可。
　　四、完善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消法》第7章特设“法律责任”一章，集中规定经营者应对消费者承担的法律责任。除该章之外，《消法》其他各章亦有关于经营者法律责任的规定，如23、35、36、37、38、39等诸条。不过，自《消法》实施以来，学界对《消法》中法律责任的设计多有指责，尤其是对该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批评甚多。[16]另外，近年来我国在某些消费领域借鉴国外经验，引进了新的责任形态，如召回制度，亦需《消法》修订时作出回应。本文认为，自《消法》实施以来，我国民事立法在法律责任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合同法》完善了违约责任制度，2007年《物权法》确立了物权法领域的法律责任制度，2009年《侵权责任法》全面规定了侵权责任制度。以上述三部法律为基础，并辅以各单行立法、司法解释及行政法规，我国民事责任立法已经相当完善。《消法》在修订过程中应当充分吸收上述立法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从而使本法对经营者法律责任的规定更为完善。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消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其主要缺陷包括：第一，适用范围过窄，仅限于合同关系；第二，适用要件上重客观要件，轻主观要件；第三，赔偿数额依价款确定，无法实现制度价值。[17]因此，应当重新设计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则。首先，应当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使其既适用于合同关系，亦适用于侵权责任。其次，应以经营者的主观恶意作为适用要件，不宜将惩罚性赔偿扩大适用至经营者仅存在过失的情形。不过，在如何认定经营者的主观恶意时，宜采客观化标准。再次，对于适用于合同关系的惩罚性赔偿，建议赔偿额的计算以合同价款为依据，并以倍数表示，建议在二至五倍之间，并规定最低赔偿额。对于适用于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建议赔偿额的计算以消费者的损失为依据，并以倍数表示，建议在二至十倍之间，并规定最低赔偿额。最后，应当允许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并用，而不应相互替代。
　　五、创新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
　　依《消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争议时，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和诉讼等五种方式解决。无论以何种方式解决，均须由消费者作为当事人。相对于经营者，消费者经济实力差，对法律知之甚少，再加上消费争议涉及的金额较少，许多消费者往往放弃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争议。针对消费纠纷的特点，各国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权利而设计了特殊程序，例如，美国解决消费争议的机制确立了“减少费用”和“增加补偿”两种有效途径。在减少费用方面，主要是以非司法程序和简单司法程序的运用来避免普通司法程序的高额开支。增加补偿即一方面通过有条件地免除消费者的律师费用、尽量减少消费者在诉讼中的开支，同时以法律形式规定消费者的最低补偿，并对故意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债权人和销售者判处较高的罚金。[18]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建立消费公益诉讼的呼声日益高涨，适逢我国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公益诉讼作出了规定，本文认为《消法》修订宜加入消费公益诉讼的内容。
　　公益诉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公益诉讼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或者是客观上能够体现或实现公共利益的诉讼。[19]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为消费者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消费公益诉讼的具体设计方案，宜在修订后的《消法》中落实下来。本文认为，在消费公益诉讼中，应赋予消费者协会享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不过，由于各地的消费者协会发展状况相差较大，宜在《消法》中设定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如协会已经进行了合法登记、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有法律专业人员等。至于除消费者协会之外，还有哪些“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则可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确定。
[1]刘俊海．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友好型社会的构建[J]．中国法律，2010（5）.
[2]陈红霞．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J]．消费导刊，2009（10）.
[3]王新红，李清萍．以消费者为本，构建和谐消费关系[J]．消费经济，2011（6）.
[4]林益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建议[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总共2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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