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投入的合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区别区是什么意思?

省际边缘区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省级行政区域在交接处所构成的特定的地理空间,它在地理区位、资源条件、文化背景、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同质性(仇方道,2009)。由于行政边界因素的影响,边缘区一般具有对基础设施、经济要素、产业扩张和市场等的“切变”作用,从而这些地区产生“边界效应”。从发展特征讲,省际交界地带一般具有经济的不发达共性和相对差异性等特征。关于边缘城市的发展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服务业作为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商贸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对城市的发展作用日趋明显,而关于边缘城市的商贸业发展研究却甚少。徐州地处江苏省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远离省会,是典型的省际边缘城市。徐州商贸业发展研究对省际边缘城市商贸业发展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一、徐州商贸业发展概况徐州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处,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由于远离省会城市,商贸业受省会城市辐射作用较小。本文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联系较强的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区域,来研究徐州的商贸业发展。(一)淮海经济区概况淮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3月,是中国最早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它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脐部,由苏鲁豫皖4省接壤地区的20个市组成。淮海经济区各城市在自然资源、发展历史、经济水平及文化习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相似性,产业联系较强,分析徐州商贸业在淮海经济区内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实现对徐州商贸业发展的较为准确的定位。徐州是江苏省要建设的四个特大城市之一和徐州都市圈的特大核心城市,同时又是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和国家主要枢纽城市。徐州商贸业的发展更是领先于周边县市,特别是近年来徐州发展大交通、大商贸、大物流的政策,使商贸业的发展充满活力,已成为区域商贸中心。但是,商贸业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由于缺乏合理的整体规划,新的商贸业网点层出不穷,业态分布不合理,许多商贸业网点盲目求大、升级,形成恶性竞争,商贸业布局与城市总体发展不一致等,这些问题不但影响了商贸业自身的发展,对整个城市的资源也造成极大的浪费,影响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二)徐州商贸业在淮海经济区中的地位徐州地处淮海经济区的中心位置,经济实力较强,多年来一直发挥周边地区物资集散地的功能。和周边省际边缘城市相比,徐州商贸业网点数量、营业面积、商贸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总量指标都位居前列,其生产和消费范围辐射到周边县市。徐州市正在着力打造“淮海经济区服务业之都”。淮海经济区20地级市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是济宁,为2122.16亿元,其次是徐州,为2007.3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是莱芜,为35845元,其次是与徐州相邻的枣庄,为29800元;作为衡量商贸业主要指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是山东临沂,为728.3亿元,徐州其次,为680.23亿元,两者相差48.07亿元。综上可知,整个淮海经济区内,济宁的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商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是临沂,徐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淮海经济区内位列第五,说明徐州的人均消费水平也不是最高的。徐州作为区域性商贸中心的地位的稳固主要的主要竞争对象为济宁和临沂,三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济宁领先,与之相关的商贸业发展较强的为临沂,徐州商贸业的发展要想突起,还有一定的差距。(三)与周边城市商贸业集聚竞争淮海经济区内产业联系从空间上可以分为三个圈层: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和外缘圈层。其中核心全程主要由徐州、淮北、枣庄、济宁四城市组成,是产业对外辐射和联系最为显著的圈层。就商贸业而言,徐州与周边城市的商贸业也是紧密相连的。作为淮海经济区内经济发展实力较强的城市,徐州商贸业不仅可以辐射范围能够达到苏北、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其发展也受到来自这些地区的影响。胡超美等对徐州服务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和对策研究,发现在规模、结构和效益竞争力、科技创新竞争力、发展环境竞争力方面,徐州具有优势,但在成长竞争力方面要落后于临沂。在商贸业重要组成部分物流业等方面,徐州的发展速度还有待提高。(四)商贸业结构逐步优化都市的建设,加上江苏省有关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促使徐州的商贸业设施结构逐步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设施逐步提升换代。二是业态结构逐渐优化。依据商贸业发展的多元化、特色化、功能化趋势,积极改造传统商贸业态,大力引进新型商贸业业态。淘汰经营品种少、消费环境差、管理及服务水平低的小门店业态;加大招商选资力度,引进知名品牌连锁店、专卖店,吸纳现代商务服务、高档休闲消费、文化娱乐等新型商贸业态发展。另外,徐州优越的区位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使楼宇经济迅速发展,大量的总部经济在此聚集,进一步推进了商贸业结构的优化。徐州传统服务业起步较早、基础扎实,现代服务业业态健全、层次较高,形成了淮海经济区规模最大、门类最全、档次最高的“商贸中心圈”。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将会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题的现代产业体系,商贸业的发展将会有更好的历史机遇。二、影响徐州商贸业发展因素(一)经济因素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商贸业发展主要的动力。虽然徐州处于中国的两个发达地区——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地区之间的谷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相差甚远,但由于近年来徐州发展迅速,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淮海经济区20地级市中,2009年人均GDP徐州达27514元,位列第六,消费能力逐步提高。但同人均GDP相对较高的莱芜、日照、枣庄等城市相比,稍显逊色。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商贸业发展水平是相互影响的,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商贸业的发展,商贸业的快速发展同样也可以推进经济的发展。(二)交通因素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同样也是商贸业发展的先行官。徐州有着优越的交通区位。从宏观区位看,徐州是东部沿海与中部地带、长三角与环渤海湾的结合部;从中观区位看,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是沿东陇海产业带的重要城市,素有“五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十分突出;从微观区位看,徐州是苏北最大城市、江苏第二大城市,江苏省重点规划建设的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和四个特大城市之一,是江苏省北翼增长中心。徐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具有航空、铁路、公里、内河航运、管道运输五通汇流的优势。发达的交通,是徐州商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三)商贸业集聚因素影响一个地区商贸业活动的因素很多,从空间关联的角度讲,主要包括来自主要表现为与周边地区的市场关联,包括市场集聚和市场竞争。优越的区位条件,是省际边缘城市商贸业发展的关键。相邻的区位,为相邻城市间商贸业的发展和合作,提供了空间上的依据。严士清对利用主成分分析影响江苏商贸业发展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和商贸业集聚因素对商贸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人口对商贸业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徐州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处,是淮河经济区内最大城市,是徐州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陇海兰新经济带东部和淮河经济区的中心,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具有战略优势,能够辐射到苏北、皖北、豫东和鲁西南等地区。区域中心城市的商贸业空间集聚因素越强,中心城市商贸业的吸引范围越广,商贸业规模越大。(四)城市规划制约与限制商贸业最初多自发形成,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则受到政府部门规划的引导和制约。徐州商贸业的发展与徐州城市规划中徐州的城市规划有很大关系。规划中城市的职能定位、交通状况、人文环境等影响了商贸业发展的规模,特别对商贸业的分布产生很大影响。徐州市区正在逐步打造完善双核联动、“一主四副”的商圈布局和加大物流等商贸业的发展,这种商贸业布局布局和重点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政府通过规划来限制或鼓励,是影响商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五)边缘区域发展政策区域政策是影响区域商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位于省际边缘区的城市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由于处于淮海经济区城市所属各省对边界地区经济发展、扶持政策的不同,导致其经济发展状况也不尽相同。江苏省提出“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扶持徐州发展服务业,努力将徐州打造成为区域商贸中心;鲁南、豫东、皖北也都相应提出了倾斜扶持政策,加快边界地区的发展,缩小省内差异。三、徐州商贸业存在的问题(一)区域经济“塌陷区”制约商贸业的发展速度徐州位于江苏的边缘地带,空间上远离省会,受到省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明显,使徐州的经济发展难以形成整体优势和竞争力,引起徐州地区的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外流。又由于淮海经济区地处东部沿海地带,受区域极化效应的影响,大量的经济要素及发展机遇流向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同时,在两大经济区域片区的挤压下,淮海经济区始终未能成长为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之后的第四大经济增长极,陷入了一个“经济峡谷”的尴尬境地。经济上处于“塌陷区”,限制了徐州商贸业的发展规模。(二)行政边界的阻隔和其他边缘地区的竞争行政边界的阻隔作用是省际边缘区经济差异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阻碍淮海经济区内商贸自由流通的重要因子。由于各个行政区利益主体不一致,便造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周边的行政区都实施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导致行政边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刚性约束,致使淮海经济区内“诸侯经济”的蔓延。较为明显的是山东对临沂发展商贸业的扶持,积极打造其为商贸之都;安徽也在进一步提升蚌埠的商贸中心地位,人为的地域阻隔和各边缘区激烈的竞争,使徐州商贸业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三)商贸业集聚度和信誉度低虽然徐州商贸业在2011年里发展比较快,但和临沂相比,零售也集聚度和品誉度有待提高,大型连锁企业、大型商贸业设施和全国等级的批发市场偏少,布局也有待优化,要想打造成为真正的区域中心城市,徐州还应加强对商贸业空间集聚因子的作用。四、徐州商贸业合理发展途径通过对徐州商贸业分布形态及影响因素分析评价,得出了徐州及其他省际边缘城市有关商贸业合理发展途径:第一,所处省际边缘区城市特殊位置,应借助其交通区位优势和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商贸业和物流业,形成区域性的物资集散地。第二,相邻省际边缘城市应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与周边地区城市的合作与交流,区内商品实现自由流通,既能发挥各地优势,又可实现流通互补。第三,提高商贸业空间集聚因子的强度,这对区域中心城市商贸业发展作用重大、如积极提升商贸业及与其有关的软环境,加强完善通向周边城市的交通建设。

科学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2-12-07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深入理解这“三个着力”,对于在新形势下科学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另一方面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经济增长总额中,扣除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余值”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检验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同时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持续强化,已经不可能像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必须转向更多依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稳定投资边际产出,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减缓过去积累的风险。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努力攀登“效率高峰”,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要逐步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就要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提高。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仍受到资源要素再配置和技术追赶空间收窄等因素的影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追赶发达国家的水平并非易事,必须打一场硬仗。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一要求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清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堵点卡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优化配置,将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造条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促进更多产业达到国际前沿水平。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强化原始创新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起来考虑,强调三者的有机联系,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科技创新的新优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良好环境,以基础研究带动引领性、原创性技术供给,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完备产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诸多“卡点”“堵点”,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能力不强,必须立足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和调整,这既有中长期变量的作用,也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形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得传统制造环节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降低,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权重提高,发达国家依托智能制造技术优势,降低了对低工资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其次,经济全球化退潮影响全球产业链空间布局。全球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重新调整和组合,全球供应链在持续30年扩张后开始收缩,区域化、近岸化、多元化特征更趋明显。再者,新冠疫情叠加乌克兰危机冲击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芯片短缺、航运受阻、物流不畅、能源危机等加剧各国对供应链安全问题担忧,推动供应链分散化,在经济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脆弱的状况,以及个别西方国家构筑“小院高墙”、推进脱钩断链的做法,必须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坚持锻长板补短板。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力度,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技术攻关,为自主创新产品应用创造公平市场环境,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链重要节点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补齐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水平。加快利用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供应链服务的快速定制、全程可视化,以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灵活响应,深化跨区域大范围协作,鼓励电子商务、数字贸易发展和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健全和发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等新型的产供储销体系,保障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加强对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储备能力投资,推进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建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鼓励和支持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氢能和储能设施,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畅通的物流体系。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高质量发展是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的发展。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形成要素流动畅通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内在要求。要推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各领域的体制并轨,加快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让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形成城乡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在理念上,城乡融合发展既要重视城市集聚人口、集聚资源、集聚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又要注重乡村的生态屏障、提供农产品、传承历史文化的功能,强调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实践上,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政府治理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在政策上,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公共资源更多向农村配置;注重城乡联动改革,实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客观需要。21世纪以来,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持续高于东部地区,相对差距逐步缩小。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出现一些情况,主要是南北分化态势趋于明显,形成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份额“南升北降”的态势,各板块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经济和人口空间极化现象日益突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量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发展优势不断增强,而一些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要素外流现象突出,成为“收缩型城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尊重经济规律,推动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区际分工;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使各地区群众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生态的空间均衡。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重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农村流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平享有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吸纳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提高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责任编辑:语谦】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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