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被看作一个脑力劳动超过体力劳动的时代，女性很多优点由此彻底释放。到了2009年，一场金融海啸更是使西方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其标志就是男性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女性手中。华尔街不得不承认，女人在避免重大投资损失、避免低于目标回报率和避免信息不全就贸然从事
等方面要比男人强得多。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把“经济衰退”在文章中改称为“他衰退”。
从2008年到2010年，《商务周刊》的“25中国商业女杰”评选活动已经进入第三届。与西方历经几次妇女解放不同的是，“她时代”的形成在中国自有其特殊土壤，比如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化等等。2010年正处下一个十年之交。有鉴于此，《商务周刊》把关注点扩展到在商业社会迅速崛起的整个女性群体。我们希望通过解读“她时代”的形成之因以及今日之果，寻找到下一个十年的女性成功逻辑
□ 记者 张娅 陈楠
《商务周刊》“25中国商业女杰”评选标准
关 注 度：曝光度及非利益相关人的关注度
权力指数：所处行业的重要性，所处公司在行业的重要性及个人在公司的影响力
BQ 指 数：即女性魅力指数，包括气质、内涵、亲和力与个人魅力等
“这个时刻终于到了”。随着身兼歌手、导演和演员的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拆开手中信封，在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一袭银灰色缀心形盘花蕾丝礼服的《拆弹部队》导演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走上领奖台。82岁的奥斯卡奖终于迎来第一位女性最佳导演。
历史定格的时间恰逢国际妇女节一百周年。对于毕格罗为何在奥斯卡战胜执导《阿凡达》的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争论仍在继续。以至于有国内媒体把毕格罗看作一枚在男性主宰的好莱坞甚至全球电影圈里的“性别炸弹”。“只是我们还不能确定，奥斯卡小金人的荣誉，‘最佳导演奖首次颁给女性’的突破，是意味着横亘在片场、名利场、权力场的性别炸弹被拆除了，还是它其实更加醒目甚至被引爆了？这也许是枯燥的本届奥斯卡颇为有趣之处。”
无论如何，女性确实正越来越多地在原本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崭露头角。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人数达到5位，轻松打破2004年3位女性获奖的纪录。而早在2006年，《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已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这种女性化现象冠以“女性经济”(womenomics)的称号，并令人震惊地宣布，过去约10年间，有偿劳动力中女性人数增加对世界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超过了迅速崛起的中国或新技术。#p#分页标题#e#
与西方历经几次女权运动才得以彰显妇女权益相比，中国女性一开始就站在更有利的起跑线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男女平等”即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随后的《劳动法》也明确了“同工同酬”的原则。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马丁·怀特认为，早在1960年，“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成形。“大多数社会需要经过好几代才会发生这些变化。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些变化被压缩在两三年里就完成了。”他说。
一个细节是：中国的父母们予以子女同等的权益，包括以家谱排行为女儿命名。微软(中国) OEM部门客户总监陈利宁就回忆说：“从小父亲就鼓励我女孩和男孩是一样的，我从来不认为女孩儿天经地义就可以比男性弱一些。而作为母亲，如果下一代是女孩儿的话，我们有责任把这种信心传递下去。”
1979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女性劳动力得到了更大的解放。一方面，女性只需要照顾一个孩子，解放出了更多时间，就可以把自己的角色从以家庭为主过渡到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共存的位置上；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于1986年开始实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改变了中国家庭的教育模式，让女孩也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则认为，中国教育体制的现状甚至有助于女性成为社会的顶梁柱。“我们的教育更强调死记硬背，这是女孩擅长的。此外，女孩也比较乖巧，小学里的干部基本都是女孩子。相反，男孩就不太喜欢学习，而是更加好动。等他们到了高中开始想好好学习时，打基础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说，“现在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文科校，女生入学的比例非常高。男生在理工科学校的入学率还好些，但女性受到的教育水准整体优于男性。”
高学历无疑是促进女性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来自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观察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和“受教育程度”不但正相关，而且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2007年到2010年，中国女性的先驱指数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得分从101.27提高到114.87，“劳动市场参与率”则从89.89增加到90.36。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产物，每年有1500万-2000万人转为城市人口。他们多来自城乡结合部，或者由于基础建设发展，小型快速发展的农村中心转为城市中心。按照万事达卡国际组织预计，这个趋势还将持续15-20年，截止到2023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60%。城市文化的盛行意味着女性更加解放，更加平等，女性的社会及经济参与性更强。
“中国女性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这会影响到中国女性的自我认识，包括她们怎么看待自我，怎么认识自己在社会和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公关部副总裁陈俐仙对《商务周刊》表示，“随着更多的女性出任管理职位和更高的收入水平，中国女性的自信程度非常高，她们的消费信心指数更是在亚太地区所有市场中最高。”#p#分页标题#e#
随着在职场上越升越高并且不懈拼搏，中国女性正在拥有与男性同等的经济大权，有时甚至成为主导者。数据显示，75％的中国女性现在可以不向自己的另一半伸手，而是用自己的收入随心所欲地购物，而相较于男性（57.3%），更多的中国大陆女性（79.9%）认为自己掌握着家庭财政大权。她们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9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正在推动全球12万亿美元的消费，并且将在未来五年内继续贡献5万亿美元的收益。
尽管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但中国实现性别平等的速度确实远高于其他国家。目前，无论是在职业成就、家庭地位甚至文体领域，中国城市女性与外国女性相比而展现出来的某些相对强势，成为让西方舆论赞叹不已的一大 “中国奇迹”。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在男性按部就班的成长同时，通过加倍努力在男性社会赢得尊敬的女性们向男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人的男女关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冲突。
一些新词汇正在当前的社会流行，比如已经由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汉语新词之一“剩女”。这是指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无可挑剔的现代都市女性，因择偶要求较高，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变成大龄女青年。对于婚姻中的精英女性的两难境地，网上流传的段子则把旧时的“三从四德”改为了新女性“十得”：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黑客技术），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
但是，女性们本就因商业社会对抗性减弱和合作性增加而走向职业顶峰，今天的世界也不再需要那些因男性能站着方便而女性不能就感到愤愤不平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与其说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让女性管理者的比例不断攀升，不如说是她们本身正在与现代商业社会实现完美结合。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奥斯卡吧。与《拆弹部队》这样一部纯粹男性化电影出自女导演之手交相辉映的是，《阿凡达》以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直面人类自身的贪婪与残忍，展现了男导演的人文情怀。这完全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刚柔并济的社会。如同太极图的两个半圆一样，只有女性柔韧、稳健、合作的特质与男性的权威、强势和果断无缝链接，才能最终创造出灿烂的未来。
本刊记者周烨彬对此文亦有贡献
双城记：北京 vs 上海
北京在北，上海在南，相隔千里。如果说上海是以黄浦江两岸的万国建筑群与浦东光彩夺目的摩天大楼呈现国际风范的话，北京则在用正阳门南北的众多品牌旗舰店与故宫的红墙黄瓦尝试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游弋。过去数十年，伴随着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经济、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促进了女性意识的彰显。从这样的两座城市选择两名代表，来了解今天中国女性的所做所想，或许再恰当不过了。#p#分页标题#e#
早上8：30，中国银河证券朝阳门营业部总经理王晓晶把车驶入北京东四十条桥附近一座大厦的停车场，径直坐电梯到了六楼。这里是营业部的管理层办公区。从大门到办公室不远，她轻松地与下属们打着招呼。
一进办公室，她就脱下略显夸张的几何造型大衣，里面是浅灰色职业套装。 “Chloé”的手提包被随意放到一边，她喜欢这个诞生于二战后新思潮冲击旧传统时代，浪漫并带有一点挑战精神的品牌。
与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同龄人一样，王晓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大学选择财务专业，毕业分配到国企，但她的人生随后并没有按规划进行。工作不到半年，她就辞职离开，其原因在于国企的氛围和当时开放的社会环境已开始格格不入。在她看来，在计划经济时代，父辈们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工作，所有家庭和朋友之间的生活没有太大区别，是一个相对平衡的世界。到了1980年代，机会多了，把握机会能力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贫富差距也开始拉大。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进入金融行业也颇具戏剧性。当时，王晓晶的一个大学同学在期货公司任职，有着令人羡慕的收入和理财能力，在同学鼓动下，她进行了人生第一笔投资。
“上午10点，同学打电话说已经下单，多头买进，等我吃完午饭回来就又接到电话说跌停。此前的国债期货一直是上升行情，我当时就傻了。”她回忆说。第二天，一夜没有睡好的王晓晶跟单位请了假直接赶到同学公司，第一次见识到了当时还显得很神秘的期货交易。这让她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两个月后她就应聘到一家期货公司做了“红马甲（场内交易员）”。后来，她才知道，自己的第一次投资就赶上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载入中国金融史册的“3.27国债事件”。
去年国庆期间，王晓晶和两个同学到国外旅游，其中一位就是当时在期货公司任职的那位同学。但这个同学早已放弃金融行业，到外企做财务工作。坐在巴黎的小酒馆里，同学问道：“你怎么能够在这个行业坚持十几年？”王晓晶的答案是：“在这个行业越久就越谨慎，努力把握原则和底线，是存在的根本。而且我始终热爱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风险特别大，很容易出问题，有时候出了问题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见过不少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行业里消失。这和人品无关，往往是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她对记者坦言，“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惑，不知道哪件事是对的，哪件事是错的，这个过程很可怕。我决定，只承担合规合法范围内的压力，绝不会去承担超过这个范围的压力。”#p#分页标题#e#
这与华尔街正在发生的变化不谋而合。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华尔街不得不承认，女人在避免重大投资损失、避免低于目标回报率和避免信息不全就贸然从事等方面要比男人强得多。在王晓晶看来，金融服务行业对情商的要求超过智商。除了谨慎以外，女性比男性更为脚踏实地，在完成任务时也更具韧性。
她的思绪再度回到十几年前。这时正处于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热潮。为了申购新股，她经常需要带着很多申购材料和数额上亿的支票或汇票奔走于全国各地；即使到了目的地，还要通宵排在人群长龙中耐心等待，以争取申购到股票；几天之后结果出来，如果没有申购成功，还要争取在最短时间从银行拿到退款。“我每次去都能完成任务，即使派一个小伙子去也未必能完成得这么好。”她自豪地说：“我的很多客户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积累，他们认可我也和这些细节有关。”
但这毕竟还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此前银河证券召开全国工作会议，200多家分支机构负责人全部出席，其中女老总不到五分之一。与男性惯于“指点江山”相比，女性走到最前台需要更多勇气。王晓晶承认：“你会发现，所有事情已经没有谁可以依靠，完全要靠自己。而且是你要去做决定，做还是不做，往哪个方向发展，可能一个失误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习惯了在公司的发号施令，有些思维方式不可避免会被带入到家庭生活中。但她也有温柔的一面。“每次家庭聚会，我都很少说话，让老公说的多一点，而且我很少会提到自己的工作。”王晓晶说，“这多少有点刻意，但我处理的还不错。当然，关键还是相互理解和支持。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品质好了，就更有动力去工作。”
每个周末或者节假日，她也会带着儿子去参加各种运动。“我希望在儿子心目中建立一个温婉、勤劳、有女人味的传统母亲形象。但现在儿子特别崇拜我，觉得妈妈很优秀。有时候别人问他长大了要做什么，他就会回答要做和妈一样的工作。实际上，他并不很清楚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她甚至有些抱怨到，“我想建立的形象和实际树立的母亲形象不一样。”
透过王晓晶办公室的玻璃窗往下看，恰好是北京的“南新仓文化休闲街”。依然是庞大的仓库，灰色的砖墙，昔日的明清两代皇家粮仓现在被改造成了特色餐厅。近现代以来，北京这座城市一直陷于现代化建设与古都风貌保留的矛盾之中。这样的矛盾也被折射到每个生活于此的人身上。
在王晓晶看来，生于1970年代的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与老一辈相比，他们赶上了好时机，有能力得以发挥，与“80后”、“90后”相比，他们又深受传统影响，不会像“80后”、“90后”那样无所顾忌。#p#分页标题#e#
“家庭和工作，不能说谁的价值超过谁，工作也是一种感情，通过工作可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被社会认可。我希望两者兼而得之。”王晓晶说。
晚上7：20，从台北到上海的飞机稳稳地降落在浦东机场。作为贝尔尼尼集团的首席设计师，洪英妮已经习惯这种“空中飞人”的生活。贝尔尼尼是一家创立于1976年的服装公司。“我很喜欢不同文化融合所带来的趣味性。”洪英妮说。
Robeiro等都出自于该学院。在她看来，伦敦是个很有冲突感的城市，城市面积不大，人种很多，不同文化带出来的结合效果表现在服装、城市建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让生活变得很有乐趣。而如同千米外滩上展示的数十栋风格各异的万国建筑群一样，上海也是中国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核心城市之一。谈及各地女性的差异，她半开玩笑的回答道：“北京的女性性格更干脆、爽朗。与国外相比，上海的女性好像还更厉害一些。”
从机场到位于上海的公司国际事业总部所在地，洪英妮已经轻车熟路。这是一座独立的五层小楼，洪英妮的工作室位于其中一层，这里有如精品Fashion Mall一般的各品牌展间，有提供各种茶点的吧台服务，更有色调明亮温馨的接待区。在这里，她把不同的异国风情融入到服装设计中，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更为大胆而有趣的混搭，比如邀请住在印度的英国设计师设计项链，或者让住在摩洛哥的法国设计师设计彩盘。
早在25岁时就拥有以自己英文名字“Robyn”命名的服装品牌，洪英妮确实比其他设计师幸运得多。她承认其中很大因素来自她就职于自己母亲创立的家族企业。但家庭背景带来的并非只是荣耀。“我非常喜欢室内设计，所以在20多岁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不是家庭的关系，我可以做室内设计师。我会很极端地跟母亲说，如果这辈子没有成为室内设计师我会死掉。”她回忆到。在进入家族企业工作后，急于证明自己能力的她也曾经历过急躁和艰辛，有时候压力大到睡不着觉。
刚开始成立“Robyn”品牌时，母亲为了能让设计团队发挥更大的能量，要求洪英妮不发表任何意见，这对于踌躇满志，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洪英妮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整整一个星期，她没有到公司，而是认真考虑如何才能实现与伙伴之间的配合与互动。现在的她已经可以用女性独有的柔软方式与不同的设计伙伴进行沟通。“我的个性不喜欢冲突，所以遇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会先让大家冷静下来，再找时间私下沟通。我会花很多时间了解大家的需求，尽量达到‘双赢’的效果。”她说。#p#分页标题#e#
“Robyn”品牌成立的前两年也是在挫折中成长的过程，洪英妮学会了实现自己理想与市场需求的平衡。“好在服装行业是一个可以很快重新来过的过程，每一季都有新的开始。”她说，“在决定建立品牌之初，我还有一点挣扎，觉得没有心理准备。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做了以后要修正才是最实际的。”
这种柔性特质还被洪英妮运用到了与丈夫的工作沟通中，因为她的丈夫也在公司担任总裁。“我们在不同部门，会相互提供建议，以往会觉得很刺耳，进而产生争执。学会柔软之后，我会告诉他，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我暂时没办法去做，会慢慢往这个方向努力。”
在洪英妮看来，女性在社会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就是让事情变得有弹性和情感。“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女性的部分，就会变成纯粹的运作机器。接下来，随着女性工作话语权的增强，会有更多领域变得人性化，变得以爱为主。”
也正因如此，冒险精神、幽默感和愉悦被她定位为品牌设计理念的关键词。她进一步解释道：“冒险精神并不一定是探险，而是怎样让自己每天都有所突破的特质，比如尝试与同事用不同的方式沟通，或者每天在处理事情时换个方式，就会让每个人每天都过得开心。而很多困难如果有幽默感就会变得轻松很多，我常常会提醒自己，比如跟工作伙伴讲话，如果说得很困难大家都不想去做，如果用幽默感的方式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幽默感可以让生活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愉悦是最后的达到。只要对生活拥有冒险精神和幽默感，一天下来会很开心。”
作为家中长女，现在的洪英妮已经把成为服装设计师当作与生俱来的使命。她还在尝试生活概念店，不仅在店内呈现特别挑选出的精品服饰，更囊括了不同语言版本的设计书籍、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致茶具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家具类品。“现在看来，以前的抱怨和压力都来自于当时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挫折感，在慢慢理解自己、理解身边的人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我觉得，应该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压力，承担不了的部分就必须找人协助。对别的事情很有兴趣，就可以把感兴趣的东西带进工作来，也会让自己开心。”她说。
与大部分女性不同的是，在洪英妮的身边已经有了更为具体的女性标杆。母亲的成功给她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于，任何事情只要去做就一定能做到，她不会给自己的人生设限。除了母亲之外，她的妹妹也在公司担任设计师。她表示：“我最佩服母亲的是她可以让每一个接触到她的人感受到热情，而妹妹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只要有事情发生需要协助，她绝对会扛起来，而不会花时间去考虑要不要做，这是一个很棒的特质。”#p#分页标题#e#
每到周末，洪英妮都会尽量争取和家人相聚。“我觉得跟一家人在一起工作是很幸福的事情，我需要支持时随时都可以找他们。我也常常建议，夫妻可以一起工作，没什么不好。”她说，“对我来说最重要是家庭，只要家庭需要，我可以牺牲其他任何事情。”
社会与经济的进步给了女性参与其发展的契机，但她们一脚踏入的政商两界也是男权矗立的核心地带，步履维艰不可避免
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细数“现在女总统越来越多，北欧的部长多数是女性”，并结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出“人类社会要靠女性来管理，21世纪可能是一个新的母系社会”时，他身边的男性领导者皱了皱眉，商业女杰们则是会心一笑。
事实上，这个判断有迹可循。根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各国议会联盟数据，全球女性所占国家议会席位的比例是18.7%，中国为21.3%。在商业领域，均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2009年3月对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家公司进行的调查则显示，世界各国的公司管理层平均1/4是女性。与女权运动起步阶段的“归零状态”相比，如今的数字已让很多人，特别是女性颇感欣慰。
但若要与“男女各分半边天”的理想状态对比，刘吉所说的“母系社会”恐怕还仅处在最原始的雏形状态。社会与经济的进步给了女性参与其发展的契机，但她们一脚踏入的政商两界也是男权矗立的核心地带，步履维艰不可避免。
对于职场女性数量增长的原因，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总裁袁岳认为：“过去，我们在战场上使用冷兵器，在日常劳作中使用的是刚性生产力，体力是成为左右战争成败、成为劳动模范的基本条件。但现在，生产力更加柔性，工厂工序大部分是由电脑控制，不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社会更强调脑力劳动的重要性，这使得男女之间的工作能力差异微乎其微。”
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作已经成为成年女性的常规选项。“现在女性从小就有工作的意识，她们和男性一起上学、考试和找工作，在职业意识和反应上并没有重大区别。这也使得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职业岗位差异大大减少。”袁岳说。
但女性成功进入男性主导的职场，并不代表他们真正接受和女性平起平坐。1967年，当华尔街还是“白靴法则”的忠实信徒，穆里尔·赛伯特(Muriel Siebert)在纽交所开设了自己的公司，成为当时1366名会员中唯一的女性。在人们把此事写入女性职场奋斗史时，很少有人留意，直到1990年纽交所的午餐俱乐部才建了女卫生间。
袁岳也承认：“现在，一个老板绝对不会公然在单位说‘我看不上女员工’，但还是会有隐性的性别差异对待，只不过从过去明面上的嚣张转变成比较含蓄的歧视。”#p#分页标题#e#
事实上，随着企业选择将过去“高金字塔型”的公司组织结构扁平化，职位等级变得越来越少，升迁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在中国，性别歧视在就业的时候是半公开的，在提拔的时候会更隐秘。男性社会还是以酒文化为主，能喝酒是和老板沟通进而得到提拔的重要因素。”袁岳说，“在这一项上，男性明显强于女性。”
“玻璃天花板”并不是新鲜词，在男权占据主导地位时，女性任何与男性的差异之处，都有可能成为建造天花板的素材。除了老生常谈的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之外，微软中国全球大客户销售总监姚志芳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如何在职场上保持持续旺盛的精力是女性的另一个挑战。“大多数职场女性在预产期前三个月还在家办公，生产后三个月就回到办公室，而生育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非常之大。接下来，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与同龄甚至年龄更大的男性去竞争，是非常大的挑战。”她说。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同时作为程序员，男性要到35岁才会面临体力问题的挑战，而女性可能在28岁左右的时候就会考虑转业。为了弥补女性先天的生理弱势，多年以来，对职场性别平等的讨论一直围绕着养育孩子和增加工作时间灵活性等方面而展开。新问题随之而来。尽管加入公司工作的女性数目大大增加，但在大多数大型企业中，真正成为公司最高统领的女性人数寥寥无几。除了家族继承人身份之外，大多数女性高管或以“二把手”的身份出现，或是在文化、公共关系或者人力资源领域大展拳脚。女性“二把手”们占据的位置虽然是公司制胜的必经之地，但还不能算是“要塞”。
在袁岳看来，公司中真正称得上“女性阵地”的实际上是中间位置。“女性多处于企业中层和中上层，也就是‘八把手’、‘九把手’的位置，向下安抚部属，向上与领导沟通，起到上下传承的作用。”他说，男性在中层职位上待得时间比较短，要么很快得到提升，要么很快就离开。在中层位置上，女性的忠诚度显然要高于男性。
“右脑”带来的新挑战
作为“经营之神”，松下电器总裁松下幸之助在80岁时，因为只吃掉一半牛排而当面向主厨解释：“你是位非常出色的厨师，你做的牛排真的很好吃。我担心，当你看到只吃了一半的牛排被送回厨房时，心里会难过，我想告诉你，我吃得少不在于你的厨艺，而是我的胃口大不如前了。”
当关心下属、重视交流被写入企业制胜法则后，女性天生感情丰沛的特质有了用武之地。“领导者和员工沟通的频率和意愿以及力度，与人们对他的接受程度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女性在沟通方面非常在行。她们总的来说并不擅长用强制的、硬性的方式解决冲突和问题，而更强调用说理的态度或反复强调的方式解决。”袁岳说，这种沟通方式，非常适合现在和“80后”、“90后”共事的情况。#p#分页标题#e#
这在生物学上被诠释为男性长于左脑而女性长于右脑。当商业竞争中对抗性的逐步减弱和合作性的大幅增强，女性有了更多用武之地。（见《商务周刊》2008年第6期“商业的‘右脑’”）以向来被视为女性员工较少的IT行业为例，一方面，从普通员工、管理层再到资深管理层，女性的比例逐层递减，到最高管理层，已经降到整体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该领域的女性群体正在迅速扩大，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微软全球女性员工占总员工的比例从最初的20多个上升至39%。
模式导入中国。此前，这一旨在帮助女性员工获得更多培养并提升领导力的组织已经发展成为微软最大的多元文化团体。微软中国人力资源总监康颖涛对《商务周刊》如此解释这一传统IT企业对于女性领导力的日益重视：“女性更具有亲和力和包容性。经济危机来临时，女性更有耐心建立起长久的发展契机。”在她看来，一个团队里面可以有竞争，但如果每个人都太争强好胜的话，就无法达成目标，女性管理者在此时就会想得比较周到，用细腻、包容的方式化解危机。
“我除了关心工作，也很关心我的下属，比如他们的生活如何，他们的家里情况怎样。因为有的时候，女性会比男性更注意细节，而且也愿意比他们花更多时间在这方面。”微软中国OEM事业部客户总监陈利宁告诉《商务周刊》，“我们都是普通人，不能天天只谈工作，所以我经常会跟我的团队一起吃饭，大家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去看看各自的孩子。”
但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女性自身众多的特质也会造成其就业的多变性以及不确定性比男性多很多。
“女性比较情感化，在某些情况下，男性可能更理智地做出一些判断和决策，女性则更容易因被打动，而做出不合理的举动。”姚志芳坦言，“而且，女性往往追求细节化。在讨论战略和战术时，女性可能更多考虑战略部分，但要想做到高层，两者都必须考虑。”
此外，女性常常被要求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但当她们在职场上面临更多竞争时，家庭又成为“避风港”。以至于《女性应进入董事会会议室》一书作者佩尼娜·汤姆森 (Peninah Thomson)和杰西·格雷厄姆 (Jacey Graham)不得不感慨道：“当那些职位仅次于董事会之下的女性仰视管理金字塔顶端时，常决定避而远之，因为代价似乎过于巨大。”
“女性在碰到职场困难时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回到家里，或者放弃晋升，社会对此都可以接受，但男性不可以。所以，在很多看起来比较困难的尝试面前，女性可能会放弃。”康颖涛说。“女性需要更多韧性，才有利于获得职场的成功。”#p#分页标题#e#
无论如何，“她时代”的到来已经势不可挡。到了2009年，一场金融海啸更是使西方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其标志就是男性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女性手中。华尔街不得不承认，女人在避免重大投资损失、避免低于目标回报率和避免信息不全就贸然从事等方面要比男人强得多。
作为金融海啸的核心，美国在经济衰退中男女失业率之间的差距达到1948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大水平，其中美国男性就业率从约73%降至69%，同时是自1948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究其原因，在于男性主导着制造业、建筑业和金融等最具周期性的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远大于教育、医疗等女性居多的行业。数据显示，在美国步入衰退后的510万失业人群中，男性占了四分之三以上。这意味着，在许多美国家庭里，女性已成为唯一的养家糊口者，要挣钱供养丈夫和子女。有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把“经济衰退”在文章中改称为“他衰退”。
Advancement）也显示，中国大陆的女性先驱指数与2008年相比上升了9点，是整个亚太地区仅有的五个实现增长的经济体之一，这主要得益于大陆女性在“出任管理职位”和“收入水平”这两个领域取得的大幅进步。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出任管理职位”的女性与男性比率由2008年的56100，跃升至2009年的75100。此外，“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女性与男性比率也由2008年的43100提高到2009年的54100，表明尽管经济态势不明朗，但中国大陆女性仍认为其职场地位和薪资收入与男性相比有了显著提高。
对于女性核心领导力的形成，全球管理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曾经提出了五大要素：发现意义，即发现自己的长处和实力，将其应用于工作中，鼓舞士气；管理精力，即知道自己的精力来自何处、用于何地，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管理精力；积极心态，采用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世界，拓展自己的视野，即使在遇到坏事时，也要保持达观，勇往直前；建立关系，确定谁能帮助自己成长，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网，增强自己的归属感；积极参与，要有自己的声音，通过抓住机遇并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并与其他人协作，变得更加自强自信。
在中国民间深入人心的传统故事《花木兰》中，花木兰代父从军衣锦还乡后，第一件事是“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与之相对应的是，十几年前个性化尚未在中国普及，很多女性将收敛感情、模仿男性当作了通向成功的捷径。最近15年因为生产力特性的改变，以及女性在大部分岗位上的平等就业意识大大提高，成功女性的“女人味”也有了显著提升。“改革开放初期，女性大多以‘男人婆’的形象获得成功。”袁岳说，“现在社会可以让女性扮演女人的角色就获得成功。”#p#分页标题#e#
在“找到自己”之后，如何拿捏“女人味”的度，可能很难把握。如果过于在男性领导者圈子里展现女性特质，会被认为是“小女人”，“别人一旦把她当做‘小女人’，就会认为她只能做一些小事。过于‘小女人’就只能达到小成功。”袁岳说。
接下来，在男性的世界里“要做女人，但又不能只做女人”将让很多职场女性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些公司文化相对开明的企业。袁岳告诉记者：“比如在互联网、三资企业以及新型服务业中，女性的就业机会比较大，因为这些产业的特点和空间相对开明，并且她们可能遇到具有先进意识的合作伙伴，为其提供宽广的就业空间。”
“找到自己”给女性带来的第二个挑战，可能是她们在家庭与事业的平衡中更具野心。在开展讲座时，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经常被职业女性咨询的问题是：“我在外面要像男人一样的打拼，回到家里还要像家庭主妇一样把家务做好。我究竟是‘做男人’还是‘做女人’？”
而在徐光兴看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只是男人对女人的理想要求，但真的能够在家里、家外都表现出色的女人并不多。女人既要在工作上打拼，回到家又要做好主妇的角色，最后很可能导致角色混乱。
实际上，职业女性真正应该追求的平衡是心态平衡。“家庭与事业的选择其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一些传统观念强的女性选择偏重家庭，一些希望到外面追逐商业成就的女性，就要在择偶时降低标准，找一个顾家的男人。”徐光兴说，职业的选择就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不违反自己的身心，要懂得有舍，有得。
但凡是与现代都市女性有关的影视、文学作品，都极有可能成为市场的宠儿
虎年正月未完，“白骨精”们聚集的闺蜜圈子再一次蠢蠢欲动：将于5月28日上映的电影版《欲望都市Ⅱ》（Sex and the City）进入全面倒计时。
回想当年对电影版《欲望城市Ⅰ》的追捧，每个SATCfans都颇为自豪。2008年5月30日，《欲望城市Ⅰ》上映第一天，美国许多电影院里出现了女性观众结伴观看的场面，有些场次甚至一票难求，《欲望城市》电影版也因此在当时成为好莱坞有史以来首映周末票房最高的爱情题材喜剧片。
自1998年至2004年，6年6季的《欲望都市》电视剧版让世人在啼笑皆非的爱与欲的话题中，认识了4个性格迥异的单身女性拥有的友情以及追逐的爱情。
电视剧版编剧兼制片人迈克尔·帕特里克·金，同时也是电影版的编剧兼导演曾对该剧的成功解析道：“人们一直都期待有人能够大声地为单身女人站出来说句话，但电视行业在这个领域上还是空白。每一个人在社会所创造的大环境下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茫然的孤独感。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她们的脑海里总有另一个声音不停地重复着，‘要变得聪明、强壮，走出属于你自己的路’。”#p#分页标题#e#
迈克尔读出了都市女性相同的心有戚戚焉，使得后者如关注自己的生活一般，死心塌地的追随着剧情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告诉《商务周刊》：“职场女性承担的压力太大，她们希望在那些描述亲身经历的作品中找到共鸣，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化的证明，同时释放压力。”
《欲望都市》的4个女主角全部被设定为年过30，经济独立的女性。已然凭借艰辛打拼而变得“聪明、强壮”的“白骨精”们就会在《欲望都市》中看到这样被戏剧化的自我——主角之一的性爱专栏作家卡丽·布莱德肖描述的“寻常”一天：“与‘巴黎世家’共进早餐，然后和‘时尚女巫’薇薇恩·韦斯特伍德一起喝咖啡，与著名设计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吃午餐，探讨一下奥斯卡·德拉伦塔这个服装品牌在今年的走势，至于下午茶，则是和著名国际服装大师卡尔·拉格菲尔德共同享用的。”
此时的“大牌云集”对于布莱德肖4人而言，只是充当点缀之用的形容词。“一年又一年，20出头的女孩来纽约市只为了得到两件事，品牌（Lables）和爱情(Love)。20年前，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我早就已经找到了诀窍去得到自己需要的品牌时装，所以我现在全神贯注于寻找爱情。”
但爱情是否成功凭借的是感觉，而不是有模有样的公式，且其中变数不断。有中国版《欲望都市》之称的《好想好想谈恋爱》就用东方逻辑写出了黄皮肤的“白骨精”的爱情。在片中，电视制作人黎明朗是个典型的白领：“爱情和机会多少没关系，爱情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组合，只是老天爷把切成两半的苹果分别抛向他乡，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概率是——零。”
让布莱德肖和黎明朗前赴后继的爱情，参与了恐怕喜忧参半，但如若忽视，且是亚洲女性，就将在30岁时被冠上“剩女”的名号，即在职场上英姿飒爽、事事领先，唯独婚姻一事落于人后。而在日本，那就是“败犬”（30岁以上，高收入、高学历、事业成功，但无感情归宿的女性）了。
2009年，台湾电视剧《败犬女王》在全亚洲引起了热议。剧中33岁的女记者单无双在工作上对人对己同样苛刻要求，出类拔萃地把男性竞争对手远远甩在后面，但是她的败笔是没有男朋友。
“女性要想成功取得社会地位，就必须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甚至包括她的婚姻和爱情。随着‘白骨精’等精英女性人数的增加，她们很难对一般男性产生敬佩，进而有好感，而好的男人并不多。”徐光兴说，“此外，这些成功女性的自信心非常强，认为自己可以在危机中拯救公司，就能够在爱情里保护男人，而这和大多数男人的观点是相反的。”
实际上，现实中的“剩女”并不在少数，2009年数据显示，仅北京就有“剩女”50万人，大部分人都承受着“逼婚”的压力。《败犬女王》的热映除了来自“共鸣”，也有其扭转社会导向的创新在其中。单无双最后选择小她8岁尚在读医学院的男主角做男友，而当后者求婚时，早已超出适婚年龄的她却如女王般高傲的抬起头，“我要过我想要的生活，暂时不考虑结婚。”#p#分页标题#e#
《败犬女王》播出的21集始终占据着同时段的收视冠军宝座，而违反一般惯例且让人感慨颇多的故事结局使得该剧在全剧播出结束后仍然讨论声不断：“女人应该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屈从于社会、家庭的压力”，“男大女小、男方条件优于女方的传统式婚姻模式在当今社会还适用吗？”……
事实上，过往“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至少已被女性广泛进入职场所动摇，而随着社会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职场女性如女主角般自由支配生活、婚姻状况而不受舆论、家庭压力影响也终将成为可能。
其实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亦舒早在她的字里行间就交代了。她的作品现实、冷酷，而女主人公多半是精明、世故且又懂得进退的女人。《玫瑰的故事》里女主角谈恋爱，“失了身”又没嫁成，在痛苦中遇到了真爱的男人。当男人追着她说，“我会原谅你”时，女主角却不是感激涕零：“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大可以另觅淑女。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的伟大原谅才能重新做人，你以为你是谁？”
一个29岁半的亚洲女子何以如此大胆的对待未婚夫呢？“这来自于她心理上的自立，更来自她经济上的自立。她是个有本事有能力的女人，自己的双手可以解决生活问题，所以她有权利要求真正的爱与尊重，若他不给，她不必迁就他。”
当今社会要做到经济独立，前提就是读懂并善于运用如兵法般复杂的职场法则。《杜拉拉升职记》作者李可就对《商务周刊》表示：“我们要像理解大自然一样，去理解职场中的法则和规律，了解其中的阴晴圆缺，我们就能获得勇气和坦然，像等待季节的轮回那样迎接职场发展的机会，实施我们的规划。”
作为本身有销售以及人力资源从业经验，且在外企混迹十余年的“老油条”，李可将自己经历的职场经验绘成了一副生动的全景图。实际上，《杜拉拉升职记》真正面世是在2006年，但因为最初没有名人推荐，而完全靠着读者口口相传的原始方式进行推广，直到2008年才真正火爆市场——持续73周雄踞小说类销售排行榜第一名。
“杜拉拉就是一个普通人，姿色中上一点罢了（但凡看着顺眼的人都够得上这个姿色等级），聪明程度也谈不上出类拔萃，她能做得到的事情， 一般人就有可能做得到。”李可说。
那么这个少了布莱德肖的恣意以及单无双的高傲的拉拉，是如何让书一版再版的呢？她为职场女性划出了从菜鸟到精英的职场成长轨迹，让职场女性加大了获取成功，成为“女王”的机会。毕竟都会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不输于男性，要想在升迁上和男性一较高下，就要把重点放在对男权商业环境的把握上。#p#分页标题#e#
书中的情节之一是，“杜拉拉辛勤工作却不遭老板待见，苦思后她采取了不断报告工作进程的方法，使老板注意到了她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从而意识到了她的重要，既不顶撞气头上的老板，又为自己争取了公平。”智联招聘网高级人力资源专家郝健评价道，此等实用心法并不限于书中。
用文笔教人生活的亦舒，也在《我的前半生》等书中给予过读者职场教诲：人际关系这一门科学永远没有学成毕业的一日，每天都似投身于砂石中，缓缓磨动，皮破血流之余所积得的宝贵经验便是一般人口中的圆滑。
我把自己看成是女性权益的 捍卫者
——专访全球妇女峰会主席、国际企业女性主管 协会联席主席艾琳·娜提维达
作为美国公认的女性领袖，艾琳·娜提维达（Irene Natividad）身兼数职：她运营着位于华盛顿的Globe Women公共事务机构，同时也是世界女性NGO组织——全球妇女峰会以及国际企业女性主管协会的主席。
“这是我的生活，我把自己看成是女性权益的捍卫者。这是我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娜提维达情绪高涨的告诉《商务周刊》。今年5月，北京将召开新一届全球妇女峰会。娜提维达希望通过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妇女峰会，为当地的女性带来进入全球市场的指导和平台。
《商务周刊》：举办全球妇女峰会的缘由是什么？具体从哪些方面为女性提供提升的指导？
娜提维达：我之所以开展全球女性峰会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这样的峰会，一些类似的峰会也不是所有妇女都能参加的；其次，我希望我的峰会能够将重点放在经济上，如果女人能够给家庭带来收入，就有了经济实力；第三，我希望女性能够更加深入全球市场，做一个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峰会的议题之一就是职业指导。不管你是男人或女人，职位提升的前提都必须是要有指导者，所以，我们会向与会者介绍与其行业相关的公司或机构，为她找到一个“师傅”。此外，在往届会员建议下我们开设了自我认知度的管理议题。因为一些职场女性认为别人看到了我的努力，我就可以得到提升，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我们的这项议题将教会女性如何在公司内外展现自己的才能，除了努力工作更学会展示、推销自己，提升自己的认知度。
《商务周刊》：得益于妇女解放运动和脑力劳动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社会认可，并在职场担任了重要职务。从您的角度怎样看待这样一种现象？
娜提维达：确实有很多女性进入了职场并获得了一定成就，但这不能说明她们就是掌权者。在美国，60%的大学毕业生是女性，大部分公司的中层管理者也是女性。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只有15个CEO是女性。现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脑力劳动逐渐成为主流，我们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公司高层，但这是在众多商业女性人数基础上产生的，整体比例还是很小。#p#分页标题#e#
我相信，未来当服务业和科技产业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女性就业还将从中获益。这对职业女性而言确实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代表她们会成为公司领导者。因为对于女性的歧视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除。而诸如优秀商业女性的评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年轻的女孩能够看到现实的偶像，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商务周刊》：我们发现，在今天的职场上，大多数女性高管或以“二把手”的身份出现，或是在市场营销、公共关系或者人力资源领域大展拳脚。这是否蕴含着一种新的社会分工？
娜提维达：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女性在企业中更多的是担任“职工岗位”，即对能够为公司带来赢利的部门起辅助作用，协助其他部门为公司创造赢利。为了能够使自己有继续升迁的可能，女性必须要掌管和公司主营业务有关的部门，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就目前来看，我认为女性如果希望得到晋升，则应该多多关注和公司赢利有直接关系的部门，例如销售。
但现在的社会还是以男权为主，一个男性CEO更愿意将自己赚钱的部门交给一个男性管理者，能够给女性的机会非常少。当然，一个女性CEO同样可能会把这个关键部门交给一个女性。此外，女性由于来自家庭的压力比较大，有时即使机会摆在面前，也还需要勇气来接受挑战，一些更偏重家庭的女性也就丧失了成为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机会。
《商务周刊》：对于女性而言，工作和家庭之间是否存在平衡法则？
娜提维达：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平衡。一些调查显示，女性关注的侧重点经常是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变化的。比如女性在刚刚进入职场时，更偏重工作，而后结婚、生子就更注重家庭，再之后复出工作，就又将关注力更多的投入到工作中。但这并不表示女性在投入工作后就不照顾家庭了，只是适当的减少而已。同样的，当她们选择结婚生子时也不是就完全离开了工作，只是稍微停一下。所以如果将女性的关注点画成一副图表的话，应该是一副波浪状的曲线图，图形随周期的变化而改变。
此外，有人发现，美国的女性CEO们的丈夫会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因为夫妻两人必须有一人顾家。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挣很多钱，丈夫顾家，但这种模式在美国也不是很常见，毕竟不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至于何时能够传递到亚洲也不太好说。但中国有一个自己的特点，就是夫妻结婚后还会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夫妻同时外出工作，这样照顾家庭的任务就由老人承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