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变迁，实如四季更替，自有其产业和经济发展规律可循。纵有国际政治和疫情影响，但无论企业还是国家，当做的，是认清自身的优势和禀赋，然后到全球产业中自由竞争

近年来，中美地缘关系紧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正推动全球产业链迅速走向重塑变革期。与此同时，中国产业链亦面临诸多新挑战。“去工业化”导致经济外循环地位下降，高科技头部企业身陷“精准脱钩”困境，部分产业更是面临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双重风险。面对全球产业链重塑新趋势，我国又将如何因势利导，以自身优势为基谋取破局之策？

全球产业链，是指生产最终产品及服务的过程是由不同阶段的价值创造活动组成，而这些阶段至少分布在2个及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不管全球产业链采取什么形式，都会带来更大的国际分工和更大的专业化收益。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并选择向国外的生产商提供零部件或服务，大多数商品都是世界制造的，自制标签已成为旧时代的古老象征。

最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变革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由多种因素促动的。首先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使工业化国家的企业能够将其生产过程的某些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时还能够使得供应链管理保持顺畅、高效。

其次是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推动。1986年，欧盟吸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新成员，之后又吸收东欧的一些新成员。20世纪90年代相继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区及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组织，成立了WTO。WTO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极大地降低了国际贸易成本，尤其是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

再次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尤其是东欧、东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过去50年，世界贸易与世界GDP的比率增加了1.72倍，其中80%的增长发生在1986～2008年。因此，1986～2008年被称为贸易自由化的黄金时代、“超全球化时期”。

但是，近十几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近发生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全面制裁，都对全球产业链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重要影响。

纵观全球，全球产业链正发生重大变动，呈现新的特点和态势：

全球产业链进入重构变革期

在理想状态下，产业链类似于一个分散的供应商集合，能够在任何时候以正确的质量、正确的价格和正确的数量提供正确的组件。全球产业链与本土产业链的区别在于，在不改变价值链中每个环节对其他环节的依赖的情况下，只是将部分生产环节从本地转移到全球。

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产业链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市场条件的突然变化。但是，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一个现实，即今天的许多产业链缺乏足够灵活性，无法应对以需求为导向的冲击，也暴露了产业链容易受到内部意外中断的影响。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自然灾害、疫情等无法预见的因素外，国际政治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干扰将越发频繁。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崔炳日教授认为，北美和欧盟的全球产业链是以WTO和“志同道合”国家之间贸易协定为基础，而东亚的全球产业链仅在WTO基础上运作，制度异质性比较大，在“意识形态-技术-制度”联系框架中具有不稳定性。

这是因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中，中国扮演“最终组装工厂”，美国扮演“最大消费者”，而且对商业和国防都具有重大影响，意识形态更可能成为“破坏”全球价值链的角色。实际上，随着在全球GDP占比的下降，美国将越来越频繁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对新兴国家采取遏制政策，对全球产业链带来重大冲击。

全球产业链呈现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

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推动“制造业回归”计划。例如，美国2010年8月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2012年2月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2010年7月发布《2020高科技战略》，2013年发布《实施“工业4.0”战略建议书》；法国2010年3月实施工业振兴计划；等等。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实施关键供应链回归政策（见表1）。2021年12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宣布，寻求成立一个超越CPTPP的新型经济架构，聚焦供应链协调、出口管制和人工智能标准等领域，维持“安全的供应链”。

与此同时，2008年以来，受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单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但北美、欧盟、RCEP及美洲、非洲各类自由贸易区在构建区域内联系与对话机制、推动区域或双边多领域合作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促使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方向发展。

表1：COVID-2019疫情期间部分国家产业政策调整

知识垄断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新特点

数字技术开启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并走向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对全球产业链带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由于数字技术应用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性和先发优势效应，形成了与“开放科学”相背离的知识垄断。

与其他技术不同，数字技术的知识垄断不仅基于知识产权问题，还因为其无形资产的特殊经济性，即由高固定成本和低或零可变成本产生的规模经济、网络外部性和互补性。具有先发优势的互联网平台一旦形成，从服务第一个客户扩展到10亿个用户，边际成本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几乎接近自然垄断，如Facebook、谷歌、亚马逊及荷兰ASML等。

也就是说，知识垄断企业将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集中起来，进而发展出更大的规划能力，不断扩大其知识垄断。知识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因知识垄断而增强，而知识垄断是由全球价值链网络外部性产生的动态优势，无形资产不断增加的规模经济性以及对标准、技术和品牌的合法专有控制所推动的。

数字技术无形资产的市场结构具有内生不对称性，一方面，处于顶端的知识垄断企业具有加价定价权和高集中度；另一方面，龙头企业能够在低层供应商之间引发激烈竞争。

知识垄断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不同于以往，不是在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进一步施加向下的压力，而是指向曲线两端的上升压力，在那里集中控制无形资产（见图1）。这样，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一方面促使领先国家在国际贸易协定中越来越强调知识产权监管；另一方面促使新兴国家持续强化原始创新，以突破发达国家知识垄断。

图1：知识垄断下的微笑曲线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数据，在世界前100个数字平台中，虽然美国仍遥遥领先，但亚太地区（主要是中国）也拥有45个平台。随着数字技术商业化应用不断向其他更多行业扩展，以及越来越多新兴国家加入知识垄断的竞争，全球产业链正在塑造新的格局。

新技术革命推动全球产业链跨行业和跨业态深度融合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指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和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工业发展和超连通性。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通过网络物理系统，模糊了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5G、工业物联网、量子计算、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增材制造和自动驾驶等，使得工业发展进入基于平台的新阶段。

技术创新越来越多地跨越部门，出现在硬件和软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交叉点，将以前不同的价值链整合到更大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三星、苹果、华为和谷歌等平台既链接服务企业，也链接制造企业。

智能手机是数字经济的门户产品，它连接着多个部门的价值链和创新系统，如移动通信、半导体、平板显示器、相机和光学技术等。同样，电动汽车在基于机械工程的传统汽车行业和基于电化学技术的电池行业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进入商业化应用，全球产业链将更广泛地呈现出服务领域和制造领域的跨行业深度融合。

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中，呈现新的形态，但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不会逆转。这是因为引发经济全球化的深层次因素没有变化：

首先，引发这一轮全球产业链浪潮的信息技术革命还在持续发展中，并没有结束。截至2019年，半导体技术进步的步伐没有放缓，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还处于摩尔定律之中。

其次，市场经济本质没有变化，企业决策布局的本性没有变化。全球产业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普遍化和精细化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原则，企业必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

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深刻地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

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的政治干扰，可能减缓全球产业链发展进程，但不可能动摇总体趋势。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干扰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再次，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必要的、周期性的调整阶段，在预想之中。这轮经济全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带来专业化收益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利益没有合理共享，引起底层民众的不满。但是，全球化并没有停止，世界贸易规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显著下降，但此后恢复，2018年基本上达到了2008年顶峰时的水平（见图2）。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目前的情况更符合“缓慢全球化”的概念，而不是“去全球化”的概念。

图2：世界贸易与世界GDP之比变化（1970～2018年）

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中国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不仅全面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而且持续推动产业链向上攀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需求侧为全球经济提供最具潜力的市场，在供给侧为全球企业提供要素优化配置的载体。

面对全球产业链的升级和重构，受国内国外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产业链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去工业化”现象导致经济外循环地位下降

随着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进入一个新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以来绝对数持续下降（见图3），推动劳动成本的上升。

图3：2007～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2007～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重

“人口红利”、劳动成本优势曾经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推动力，但这些传统优势正在消失，产业结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第二产业、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在2006年分别达到峰值47.6%和42.0%以后，持续下降到2020年的37.8%和30.8%（见图4）。

图4：1980～2020年中国二三产业和工业占GDP的比重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经济模式重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典型表现在出口依存度于2006年达到峰值35.4%，进口依存度于2005年达到峰值29.0%，此后分别持续下降到2020年的17.6%和14.1%（见图5）。这意味着中国产业链逐步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

图5：1990～2020年中国进出口依存度变化（%）

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以中低端为主，一些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被“卡脖子”。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分析，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布中，中国、墨西哥和斯洛伐克等在中等技术含量制造业比较突出，印度和新加坡在服务业比较突出，德国、日本和美国在创新商品和服务比较突出。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投入产出表计算，2019年美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为51.32%，中国为45.35%。在高技术行业差距更为显著，如电气和光学设备行业，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为71.45%，中国为29.02%。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低的背后是技术的差距。

2015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1，远远低于美国的4.0、日本的3.4、德国的2.3、韩国的1.9；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占制造业研发经费的比重为26.3%，也远远低于美国的73.3%、韩国的58.7%、日本的41.2%、德国的34.3%。

一些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严重依赖进口，关键技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存在“卡脖子”的问题。据2018年《科技日报》系列报道的数据，有35项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属于被“卡脖子”的。另据工信部数据，在调查的30多家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中，空白的占32%，依赖进口的占52%。

高科技领域领先企业面临被美国“精准脱钩”风险

美国将中国视为“体系性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者”，要与中国展开长期的“大国竞争”。这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全球产业链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环境，对此不能抱有幻想。一方面，美国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本土关键供应链的完整性与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污蔑和强势打压中国新兴的高科技企业。华为事件正是中美关系中已知风险的放大镜，美国技术霸权可能会危及国际秩序，但这是美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遗产。

拜登政府对华技术政策由“全面脱钩”转向“精准脱钩”，采取“小院高墙”策略。一方面，精准选择“技术脱钩”所涉及的技术领域，限定在被认为影响未来经济、军事和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与相关供应链，加大“脱钩”力度，加强安全审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单边措施；另一方面，协调盟友重构关键技术供应链，与加拿大、韩国和欧盟分别建立了联合研发工作计划，四方安全对话项下也将成立新兴技术工作组。

根据2020年10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列举了20项关键技术，包括先进计算、人工智能、自治系统、通信和网络技术、数据科学与存储、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分布式账本技术、人机界面、先进传感、先进工程材料、先进制造业、航空发动机技术、先进常规武器技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太空技术，以及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CBRN）缓解技术。这些关键技术几乎涵盖了所有高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相对领先的中国企业，就有被美国“精准脱钩”的风险。

部分产业面临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双重风险

美国打压中国全球产业链，是中美双边经济问题，但在全球产业链时代却具有很强的传递和扩散效应，中美双边贸易冲击会产生多边效应。全球产业链越长，加工环节越多，分工越细致，扩散效应和多边效应就越强。由于中美贸易冲突会波及大量的第三国，有的受损，有的受益，就可能带来产业转移风险和贸易转移风险。

产业转移是中国国内企业，包括外资和内资企业，可能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例如，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采取“中国+1”战略，将部分产能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分散。

贸易转移是指原来从中国出口的商品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原来从美国进口转到其他来源地。同时，随着生产成本、商务成本上升和环境监管趋严，部分企业把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转移，寻求新的比较优势。譬如，在电子产品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国内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使得部分产业链转移到东亚—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1996～2017年美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进口的电子中间产品总额增长了3411%。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的自身优势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和美国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具有迎接挑战的独特优势。只要看清形势、发挥优势、适应趋势，就能够把外部的风险挑战转化为转型发展的机遇。

一是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2019年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2375.57亿美元，而中国同年为411649亿元，按汇率折算为59672.2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95.67%，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如果加上占全球30%以上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如此庞大的内需市场，对全球企业家和投资者都具有吸引力。

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撑力量，也是迎接全球产业链重构和抵御美国遏制的自信、勇气与底气。按照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国内市场大小及性质在打造国家竞争优势中具有关键作用，不仅影响生产规模和效率，而且是构筑产业集群、打造产业优势的驱动力，通过及时发现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态和特征、构筑国内市场的独特竞争优势，更容易拓展到国际市场，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二是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是全球工业体系和行业门类最完整、产业链条最长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超过30%，已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增加值达到31.31万亿元。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2019年发表的报告，中国是全球33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65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国，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中间产品供应链的枢纽，2000年以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占比大幅提高，部分行业产出占比达到40%以上（见表2）。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具有集群优势，不仅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也使得个别国家难以通过“拉小团伙”建封闭供应链、“去中国化”。

表2：2000～2017年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产出占比变化

同时，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升级，中国也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依托传统优势取胜，新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5G、智能电网、医疗器械等产业链不断延伸拓展，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不断发展。过去，对海外市场依赖比较大的部分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如光学影像、电子计算机、医疗设备、运输设备等，如今海内外技术差距和产能不断缩小。

三是具有全球最庞大的“人才红利”。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89640万人，依然高居全球第一，而且劳动成本依然低于国际水平，有组织、有纪律、吃苦耐劳，具备优秀的现代产业队伍特质，“人口红利”在短期内并不会完全消失。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人才红利”。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报告，2018年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达到6800万人。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1万人。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岁及以上人口0.82‰抽样调查样本测算，2018年全国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8600万人，远远超过美国，再加上大学专科学历人数9570万人、中职学历人数5860万人，有知识、有技术、训练有素，是中国产业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

四是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在部分领域居领先地位。

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已经大幅度攀升，与美国、德国一起成为全球中间品贸易三大中心，也是亚太中间品贸易中心。例如，在全球电子产品产业链中，东亚—太平洋地区一直是电子产业链最密集的地区，中国则是这一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和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2003～2018年，中国约占东亚—太平洋地区所有资本投资的44%，以及高附加值投资（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化学品与通信）投资的32%。与此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最终产品出口增长远高于中间产品出口（见图6）。

图6：1996～2017年中国电子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百万美元）

中国在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如5G高速无线互联网设备和服务，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新技术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新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轨道交通等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产能都处于领先地位。

提升中国全球产业链地位的措施建议

国内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球产业链进入重构变革时期，要求中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和共同治理经济全球化，持续提升全球产业链地位。

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抓手，以技术创新驱动全球产业链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来，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技术创新获得跨越式发展。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还不能止步，科技管理体制还没理顺，资源配置机制还不健全，产学研合作还不顺畅，技术创新还存在引进、跟踪和模仿的路径依赖。

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不同功能定位，进一步深化科研机构分类改革，解决公益类科研院所体制僵化、开发类科研院所定位不清、高等院校科研机制不活等深层次问题。以集聚高层次人才和激活创新活力为中心，推进科研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科研人才引进和流动机制，构建面向长期评价和结果评价、过程评价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机制与薪酬激励体系。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科研力量布局的顶层设计，打造重大科技创新领域的战略支撑力量，切实强化基础研究的资源投入，大力提升原始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实现更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构建技术链和产业链融合机制，突出市场导向性、企业主体性，培育一批全球技术领先的创新型领军和骨干企业。

因势利导，分类构建国家、区域和全球多圈层的产业链格局

对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比较弱的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建立以国内循环为主的产业链，然后通过打造重大科技项目支撑、突破关键技术制约瓶颈，逐步实现替代进口，推动产业链升级，掌握关键资源，控制品牌和营销等核心环节，把握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逐步拓展全球市场，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无缝对接，掌握全球产业链的主动权。

对于产业基础好、技术能力强的产业，以国内市场和产业集群为基础，打造核心产业链，以RCEP成员国为重点，发挥地理邻近优势，合理布局国内和国际生产基地与生产能力，构建区域主导型的全球产业链。

对比较优势明显、基础好的产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嵌入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中，并审时度势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生产等上游产业链延伸，或向销售、售后服务等下游产业链延伸，在产业链更多环节占据主动，提升全球产业链地位。

抢占战略高地，推动数字技术与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革命正快速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数字生产、数字交易、数字消费快速发展，商业化应用场景日新月异，将推动未来数十年颠覆性变革，带来超乎想象的创新。

对中国而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挑战之一是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升，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是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提升全球产业链地位的重要选择。

数字平台的发展提升了买家和卖家的匹配效率，降低了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障碍和成本，是提高中小企业对全球产业链的参与率、提高全球产业链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数字技术不断催生新生产方式、新产业形态、新消费模式，尤其是元宇宙应用场景不断延展，商业化加速，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更宽领域、更大规模跨界融合提供了无限可能。

数值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工具、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商业化应用使全球产业链更灵活、更有弹性。因此，要把数字技术作为抢占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战略高地，加快完善数字技术创新布局、数字人才培养、数字经济扶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大数据监管机制，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挺进深水区，全面推进现代服务业改革开放

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4.5%，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外资总额的比重达到78.5%，已经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但是，中国服务业市场化和全球化严重不足，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还比较弱。2020年中国服务出口2806.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比重为9.8%，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

在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中，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旅行、建筑、运输等三大领域占服务贸易总额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低。实际上，货物出口本身也包含服务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根据经合组织1995～2011年的数据，外购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加上制造企业内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如企业内部职能部门的研发、工程、运输、分销、售后服务、IT和后台支持等生产性服务，服务业占制造业出口价值的比重达到53%。

在全球产业链各个环节，生产性服务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中间投入，而且衍生出新的价值创造活动，如制造企业在出口产品的同时出口服务，以提高附加值，并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在全球产业链中，多数环节都需要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因此，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产业链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

但是，中国服务业改革滞后，某些行业垄断尚未打破，市场化不足，准入限制多。例如，对科教文体领域强调准公共服务属性，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和公用事业等领域强调社会福利功能，对金融、通讯等领域强调公共安全性，对媒体和出版等领域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服务业限制过多、门槛过高，现有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零售和租赁商务等少数领域。

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服务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不仅是提高全球产业链地位的迫切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全面推进服务领域体制机制改革，首要任务是深化各类事业单位和国有服务企业的体制机制改革，对公益类服务机构明晰职能范围，对非公益类服务领域破除垄断、开放市场，实现政事分开、政企分开、营利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着力，大力培育服务市场，尤其是生产性服务市场。探索服务市场开放的新思路、新路径，引导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文章来源：《学术前沿》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

一、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1、耕作方式：刀耕火种 铁犁牛耕（春秋战国）

生产模式：广种薄收 精耕细作

组织方式：大规模简单协作 个体农耕

时 代：氏族公社、夏商周 春秋、战国开始

⑴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

⑵商 周：井田制-----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

开始实行于商——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废除于战国

①土地私有制：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井田制，确立土地私有制

3种形式：君主私有土地、地主私有土地（最主要）和自耕农私有土地。（土地兼并成为地主扩大地产的主要途径）

②土地公有制：均田制（北魏至唐中期）

3、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①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

②生产模式——精耕细作

③生产规模——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

经营方式——“男耕女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

②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

③落后性：小农经济的狭小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性别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

④脆弱性：自然灾害和统治者过度的剥削压迫容易导致自耕农破产。

二、列举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⑴冶铜：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艺已相当成熟

⑵冶铁业：春秋时期发明冶炼生铁和钢的技术，南北朝时期发明灌钢法

2、纺织 ⑴中国最早发明丝织技术。

⑵汉代：丝绸远销欧洲，中国获“丝国”称号（丝绸之路）

⑶元明：江苏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

⑴制陶业：新石器时代彩陶、黑陶、白陶

⑵制瓷业：东汉青瓷----南北朝白瓷-----宋代景德镇是瓷都------元彩瓷：青花、釉里红------明五彩、斗彩瓷------清粉彩、珐琅彩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①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②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等多种经营模式长期并存

官营手工业规模庞大、管理制度完善，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私营手工业主要生产民间消费品，某些部门在明清时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家庭手工业农户的一种副业，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交赋税，剩余部分才拿到市场出售。

三、概述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①商朝：职业商人和最早货币产生 ②周朝: 商业由官府控制（工商食官）

③春秋战国：私商逐渐取代官商成为商人主体；商业繁荣，形成了许多著名都会

④隋唐：长安、洛阳、扬州等成为闻名中外的商业大都会；对外贸易发达；城市里坊市分开

⑤宋朝：对外贸易发达；出现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打破市坊界限，店铺随处可设，农村中出现草市；打破日中为市限制，出现晓市、夜市

⑥明清： 涌现出许多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如徽商、晋商

2、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① 商业起源很早，并且在不断地发展。

② 商业市场形式多样，如城市的市，乡村中的草市，夜市和晓市等

③ 以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为主要渠道的对外贸易发达，构成了古代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促使沿海港口城市走向兴盛，明后期逐渐衰落。

④ 商业长期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商业始终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未能占据中国古代经济的主导地位。

四、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1、“重农抑商” 政策

⑴史实：战国时期---商鞅首倡“重农抑商”政策；明清时期---依然坚持抑商政策并实行闭关。

①在封建社会和王朝的初期，“重农抑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

② 从根本上说，“重农”是正确的；

③明清时期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导致中国被远远甩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后面。

⑴原因：根本原因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防范“外夷”侵犯和沿海人民聚集力量抗清

⑵影响：使中国日益脱离世界发展大势，失去了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

3、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

⑴产生:时间、地点、部门----明中后期、江南地区、纺织业

标志----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雇佣关系

⑵明清时期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自给自足经济在全国范围内仍居主导地位。

⑶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原因：封建关卡众多，政府实行抑制工商业的政策；

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不能拥有国外市场。

第二部分 工业文明的崛起和对中国的冲击

（一）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一、概述迪亚士、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史实，认识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意义

1、新航路开辟的背景：

⑴原因：①经济根源 (根本原因) ：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②社会根源：欧洲人对黄金和香料的追求；

③商业危机：（直接原因）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传统商路，使东西方商路受阻；

④宗教根源：基督教会要传播基督教；

⑵可能性（条件）：西欧生产力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造船技术的发展；

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的支持

⑴对世界市场形成意义：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商人和殖民者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商业联系，初步形成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开始

⑵对欧洲：欧洲的主要商路和贸易中心由原来的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⑶对亚非美洲：美洲的传统社会遭到灭顶之灾；非洲成为猎获黑人奴隶的场所；白银大量地流入亚洲，刺激了亚洲经济的发展；

⑷对世界：全球逐渐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人类也由此从各民族分散孤立地发展开始走向整体世界。

二、列举荷兰、英国野蛮抢夺殖民地和建立海外商品市场的史实，认识殖民扩张与掠夺是资本主义列强建立世界市场的主要途径。

⑴对外贸易发达。17世纪上半叶，荷兰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强国，有“海上马车夫”之称。

⑵组建垄断性的贸易公司，参与殖民竞争。在亚洲-----摩鹿加群岛、爪哇、台湾，美洲------建“新荷兰”（即新尼德兰）

⑴手段：①海盗式劫掠；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③组织垄断性的贸易公司，拓展殖民地。（英属东印度公司）

④进行残酷的黑奴贸易。

⑵结果：18世纪下半叶成为最大殖民帝国

（1）对世界：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扩大的途径：殖民扩张，掠夺）

（2）对殖民国：为西欧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3）对殖民地：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黑奴贸易：欧洲→非洲→美洲→欧洲）

三、了解两次工业革命的基本史实，探讨其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的影响。

1、两次工业革命的基本史实

⑴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前提条件：

① 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是前提 ② 圈地运动造就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

③ 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以及圈地运动积累了大量资本

④ 工场手工业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

⑤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工场手工业满足不了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直接原因

⑶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大特点：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和技术紧密结合

2、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世界市场初步形成（19世纪中后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世界市场最终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

⑴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生产的空前发展，更多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使得世界贸易的范围和规模迅速扩大，世界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

⑵国际分工日益明显，国际间的人口、资金的流动和贸易更加扩大

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更多的原料、市场，资本主义列强凭借日益强大的实力，对外侵略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基本上已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建立起来。

⑷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新型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为世界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物质条件

⑴、形成过程：① 15、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②18、19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⑵、途径：国际贸易的发展、人口和资本的流通、威力威逼（殖民扩张与掠夺——主要途径）

⑶、影响：①促进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②造成了亚、非、拉美的贫穷落后③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

（二）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一、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1、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1）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

（2）中国逐渐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沦为列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背景：①19世纪50—60年代，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统治出现危机。

②清政府内部洋务派的形成

（2）根本目的：维护清王朝统治

①前期兴办军事工业：以“自强”为旗号

第一家----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

规模最大--------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

②后期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为旗号

开平煤矿------第一个使用机械开采的煤矿；轮船招商局------标志着中国新式水运业的诞生

（5）评价：①没有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②对我国早期现代化起推动作用

③在客观上既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对外国经济势力扩张起了一定抵制作用.

（1）在政治上，民主和法制逐渐取代封建专制独裁；

（2）在经济上，从生产方式来看，机器大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从性质上来看，商品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3）在思想文化上，近代的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封建的思想文化。

其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上的工业化。

在中国近代，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转型，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

3、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

4、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

（1）不利因素：①诞生和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是阻碍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②战争和革命不断，政局长期动荡。

（2）有利因素：①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②清末至民国政府鼓励兴办实业；

③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④实业家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

二、探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①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

②民族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既有矛盾，又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以独立发展。

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壮大，是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经济基础；同时也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三）、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①服饰：长袍马褂 与西服革履并行；中山装和旗袍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②饮食：西餐馆；烟酒茶等日常食品在近代发生嬗变：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首开使用新工艺技术

③住房：中西合璧的里弄住宅

④习俗：“断发易服”、不缠足运动；

社交礼仪----废除跪拜、作揖等礼节，代之以握手、鞠躬 ；

“老爷”“大人”称谓被“先生”“同志”被取代；

婚丧仪式由铺张繁琐愚昧走向简洁文明。

阅读报刊、看电影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2、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化原因：

①、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影响；

④、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二、了解中国近代以来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认识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

①铁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山开平至胥各庄铁路

②水运：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标志着新式水运业诞生。

③航空：冯如制造了中国第一架飞机。

①邮政：1896年，“大清邮政局”宣告成立，后设立邮传部；

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撤全部驿站。1920年，中国首次参加万国邮联大会

②电报：1877年，福建巡抚在台湾架设第一条电报线，成为中国自办电报的开端。

3、近代以来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

①推动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

②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三、以我国近现代报刊、影视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例，说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1、报刊：《申报》；维新派报----《中外纪闻》、《时务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2、影视：中国人第一次尝试自摄影片是《定军山》，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

第三部分 各国经济体制的创新和调整

（一）罗斯福新政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

一、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认识罗斯福新政的历史背景。

1、原因：① 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

② 具体原因：生产和销售矛盾尖锐

2、特点：① 影响范围广（从美国开始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影响所有经济部门）

⑴对国际局势：各国纷转嫁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进一步陷入混乱，国际关系日趋恶化。

⑵对国内局势：使得人们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泛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摇摇欲坠

二、列举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认识罗斯福新政的特点，探讨其在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形成中的作用。

1、罗斯福新政的背景：

⑴危机爆发后，当时美国政府基本延续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

⑵1933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新一任美国总统

（1）整顿银行与金融业 (2) 复兴工业——核心内容(3)调整农业政策(4)社会救济与公共工程

3、特点：在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全面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4、罗斯福新政的影响：

积极----直接影响：是美国逐渐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间接影响：缓和了社会矛盾，遏制美国法西斯势力

深远影响：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时代

消极----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家为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2）“人民资本主义”-----普通职工也拥有股票

（3）经营者革命------企业所有者退出经营第一线，由专门的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从事经营）

（4）西方福利国家在战后得到发展-----普遍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2、总体评价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调整

（1）积极：50、60年代，发达国家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2）消极：由于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1973年以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滞胀”

（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一、了解俄国国内战争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形势，认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必要性。

⑴背景：十月革命胜利后，英、法、美、日等国武装干涉；

国内战争爆发，苏俄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

⑵内容：农业---余粮征集制

商品流通---取消一切商品贸易，由国家集中分配

社会劳动---强制劳动

⑶评价：①积极---在战时特殊情况下，最大限度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了军事上的胜利。

②消极---许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战后进一步加强，因苏维埃共产党幻想以此直接过渡到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引起人民不满。

⑴背景：①国内战争胜利后，苏维埃亟需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

②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与日俱增，频繁发生暴动。

国家也没有能力直接领导和组织所有企业的生产。

⑵内容：农业---粮食税

工业---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经营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经营，恢复私人小企业。

商品流通---允许自由贸易

⑶意义：①表明苏维埃共产党放弃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而探索出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②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二、列举“斯大林模式”的主要表现，认识其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1、斯大林体制确立：20世纪30年代中期

2、表现：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

（1）积极影响：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194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2）消极影响：①片面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②由于忽视消费品生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③国家为了积累资金，从农民身上拿走的东西太多，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

④长期僵化的执行计划指令，压抑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越来越阻碍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经验教训：①制定政策时一定要坚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则；

②要从国情出发，农、轻、重按适当比例平衡发展。

三、概述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历程，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⑴内容：农业领域自留地，开荒，种玉米；工业领域权力下放，承认企业和个人利益

⑵评价：积极--------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消极---结果失败---根本原因：局部调整，没有改变计划经济体制

⑴内容：工业领域运用价值规律；农业领域扩大农场自主权

⑵评价：结果失败---根本原因：没有改变计划经济体制

3、戈尔巴乔夫改革根本性变革

⑴内容：经济领域——进行根本性变革，承认企业是独立生产者，允许个体经济

⑵结果：1991年，苏联解体

第四部分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

建国后，两大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

按阶段划分：过渡时期（1949—195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年）；

文革十年（1966—1976）；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

一 、概述20世纪50—70年代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

1、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本确立（）。

⑴、1949---1952年，经济调整，经济形势好转

⑵、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一化三改”，即实现工业化，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为公有制。

⑶、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

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

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⑴初期有益的探索----56年中共八大制定正确决策：

①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

②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③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⑵失误-----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58年“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为中心）、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大二公”）

①原因：中央领导人片面追求经济建设中的高速度。

②特征：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③危害：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挫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

⑶纠“左”调整：提出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左”倾错误恶性膨胀，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民经济建设。国民经济损失惨重。

教训：①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据此制定方针政策。

② 必须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③ 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

④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⑤ 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⑥要健全民主和法制，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防止个人崇拜。

二、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认识其对我国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意义。

1、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背景：

①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

②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仍然坚持“两个凡是”，引起全国不满

③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

2、决策：① 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②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3、意义：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三、简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内容，认识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①概念：指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把土地长期承包给各农户使用，农业集体生产变为分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②步骤：安徽、四川率先实行

③作用：农民获得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①中心环节：增强企业活力

②目标——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③结果：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形成了一批有实力和活力的大企业集团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加，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3、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改革促进社会发展，随社会发展不断深化改革

四、了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认识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①1992年中共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②1997年中共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经济稳定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五、概述我国创办经济特区、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史实，分析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特点。

1史实：① 1980年起我国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

② 1984年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③后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④ 1990年中央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定，成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标志

2、特点：我国已经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五部分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为例，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1、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⑴背景：1929年经济大危机和二战的惨痛教训，人们主张建立有效机制以稳定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欧洲衰弱，美国经济实力膨胀，企图称霸世界

⑵建立：1944年夏，美、英、中等国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

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发展银行（世界银行）成立。

⑶主要内容：机构+制度

①2个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②国际货币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固定汇率制

⑷作用：①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

②确立了美国在二战后左右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

③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世界经济秩序，促进了世界贸易。

2、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

《关贸总协定》：⑴1947年签字，1948年实施。

⑵目的：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

⑶性质：一项国际多边协定，实际上起着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

⑷作用：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

3、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⑴形成：在金融方面：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在国际贸易方面：通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建立起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

⑵三大支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

⑶影响：①确立了美国在二战后左右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

②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世界经济秩序，促进了世界贸易。

③顺应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反映了世界经济向体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二、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例，认识当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

1、欧洲联盟（即欧盟）

①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为欧共体（经济合作组织）。

②1992年，欧共体成员国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

③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

⑵性质：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性质的组织，合作范围从经济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

⑶欧元的诞生：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用

对欧盟经济发展有利，也对欧洲政治联合起推动作用

⑷影响：①促进西欧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

②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③欧洲一体化也改变了世界格局，极大提高了欧洲在国际上的地位。

⑴建立：1992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署协定，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

⑵特点：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的贸易集团。

⑶影响：推动了三国的经济发展，但对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加快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⑴成立：1989年成立，1991年中国加入。

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第9次领导人会议在上海召开

⑵组织原则：① 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则 ② 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

③ 协商一致和自愿的原则 ④ 以渐进的方式实施目标的原则。

⑶合作方式：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称为APEC方式。

⑷影响：①使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大提高，

②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中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

⑴ 新航路的开辟启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⑵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使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⑶ “二战”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

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根本推动力

⑵、新型交通和通讯方式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

⑶、两极格局的结束为全球化发展消除了政治障碍

⑷、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全球化疏通了流通渠道

3、表现：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国际分工日趋成熟、大型跨国公司数量增加

4、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

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在世界市场上，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占优势，往往是获利者；而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

⑵经济危机的传染性和破坏性空前增强；

⑶破坏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并进一步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

5、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1）之所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是因为它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同时存在，但总的来说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有效地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

为各个国家提供了更多发展的机会，有利于世界和各国经济的发展；

极大地丰富和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消极作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经济危机的传染性和破坏性空前增强；

破坏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并进一步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生存。

①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

② 发展中国家要抓住全球化这一机遇，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③ 发展中国家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趋利避害，要努力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争取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调整。

四、了解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了解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史实，认识其影响和作用。

⑴建立：是由关贸总协定发展而来的，1995年1月1日正式运作。

它标志着规范化和法制化的世界贸易体系建立起来。

⑵作用：使贸易更加自由地运行，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⑴过程：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之一；1986年正式提出复关申请；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①积极意义//机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②消极意义//挑战：对我国弱势产业带来压力和挑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判断和鲜明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过程。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持扩大内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关键词] “十四五”；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黄守宏，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强调自主创新，集合优势资源推进创新攻关，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1]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过程，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过程。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一、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第一年，各方面都很关注制定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主要目标，特别是GDP增长预期目标。经济增速作为基础性、综合性指标，是制定其他发展目标、确定宏观政策的参照基点。长期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们都提出当年GDP增长预期目标。去年由于情况极为特殊，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人代会推迟召开，当时疫情走势和经济形势难以预料，没有提出GDP增长具体目标。对于今年设不设定GDP增长预期目标，社会各方面的看法不尽一致。鉴于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党中央、国务院经过科学分析、反复权衡，决定设定GDP增长目标并确定为6%以上。由于去年增速基数低，只要今年能保持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恢复势头，全年经济增速达到6%以上是可期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疫情冲击及其延后影响，今年的情况与平常年份相比会有很大的不同，必须清醒认识、科学把握。一是经济增速数据与实际情况会有一定差异。今年宏观数据总体会比较好看，但微观主体还需要恢复元气，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较多。同时居民消费仍受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我们在考虑经济增速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情况。二是今年按同比计算的季度经济增速变动会较大。在平常情况下，按同比计算的增速指标曲线因消除了季节因素扰动影响会较为平滑，可以较好反映当期经济运行态势。但疫情冲击加剧了增速数据的短期波动，破坏了季度间数据连续平稳的变动趋势，今年经济增速将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态势。以去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下降6.8%为基数进行同比计算，今年一季度增速预计将达到两位数，二季度还会比较高，三、四季度增速可能会回落到常态水平附近。疫情带来的经济增速基数效应不仅会影响今年，还会影响明年及后年。三是以经济增速为基础的多项指标会有异常。因为很多经济指标是以季度或年度经济增速为基础计算的，比如宏观杠杆率、能耗强度等。四是增速数据与其他经济数据间的正常时序关系、相关关系、因果关系会发生变化。我们在分析研判今年经济运行态势时，要剔除疫情冲击等异常波动因素影响，综合运用多种分析工具。应注重运用环比指标数据，因为在突发事件引致经济波动时，环比数据比同比数据更能反映经济变化趋势、更能说明问题。很多国家或国际机构都是用环比数据或环比折年率来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

　　从今年的宏观政策和工作的着眼点来说，要兼顾短期与长期、总量与结构，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明年乃至“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必要支持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进一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确保实现就业目标。

　　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现代产业体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支撑。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年），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快建立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一流科研院所和创新型领军企业共同参与的高效协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高共享水平和使用效率。[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先导。从世界科技发展史看，凡具有颠覆性、突破性的重大科技创新，都是基于基础科学的长期积累。我国基础研究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面临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问题没有搞清楚。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明确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发展方向和目标，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刚超过6%，而发达国家通常在15%—25%。要加快健全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拓宽基础研究经费渠道，推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一方面，各级财政要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大幅度提高投入增速。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发达国家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占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的30%—50%，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投入不到4%。要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形成支持基础研究的合力。

　　科技工作要抓好人才和机制两个关键点。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要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为海外科学家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境条件。要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只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创造更多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赋予高校、科研机构更大的自主权，给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和经费支配权。落实科技攻关“揭榜挂帅”等制度，谁能干就让谁干。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

　　积极促进科技开放合作。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开放合作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应有之义，自立自强是能够相互平等、相互尊重、进行开放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封闭式创新，今后也不会关起门来自己搞创新，必须广泛汇聚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规模和配套优势明显，但总体上看，制造业大而不优、大而不强，产业基础能力不强、产业链水平不高。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比重下降有其客观规律性，但存在的问题是，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过快。2006年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32.45%，2019年降至27.17%。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在制造业的就业份额和制造业增加值份额触顶回落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制造业的过早过快下降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导致产业空心化、拖累整体生产率增速等。因此，必须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要实施新一轮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五年行动计划，创建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要开展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推动制造业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强化质量基础支撑，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标准有效衔接，推动标准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接，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让更多国内外用户选择中国制造、中国服务。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强设备更新和新产品规模化应用。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打造资源高效配置、业务协同创新、多方合作共赢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解决数据采用、网络承载、安全保障等问题。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支撑。要以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深化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支持新型专业化服务机构发展。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正呈快速成长态势。要因势利导，支持服务型制造新模式加快发展，推动企业从单一生产环节向价值链两端拓展，形成制造与服务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融合发展、协同发展格局。

　　完善和强化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强化要素保障和高效服务，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果，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推动工业用地提容增效，推广新型产业用地模式。[3]近几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降，2020年较上年下降2.2%。要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这种态势，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规模，推动股权投资、债券融资等向制造业倾斜。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既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也有利于有效拉动投资。

　　（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也是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把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好。要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一是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投入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十三五”时期我国企业研发投入虽然不断增长，但增速低于“十二五”时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也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健全鼓励国有企业研发的考核制度，确保中央国有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年增长率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完善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支持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发。三是完善企业创新服务体系。推动国家科研平台、科技报告、科研数据进一步向企业开放。推进创新创业机构改革。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畅通科技型企业国内上市融资渠道，鼓励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更好发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作用。[4]四是健全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当前我国科技和产业的“两张皮”现象仍相当突出，科技成果转化率及产业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要加快完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制度，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畅通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渠道。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同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建设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队伍。我们要通过促进科技成果扩散、流动、共享、应用并实现经济和社会价值，为企业创新发展和经济优化升级提供强劲动力。

　　三、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其中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消费正在优化升级，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同时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有效投资需求潜力很大，这二者结合就是巨大的内需潜力。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源、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科技实力和持续提升的宏观经济治理能力。这些是我们大国经济的独特优势所在。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随着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传统消费和新型消费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要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稳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一要提升传统消费。虽然近年来相关消费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但仍有很大潜力。目前我国每千人汽车保有量为186辆，不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仍有提升空间。要促进汽车消费，大力解决停车难问题，取消对二手车交易不合理限制。要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加快建设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稳定增长。推动家电更新消费。二要培育新型消费。近些年，各类新型消费方兴未艾，在消费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要因势利导，积极促进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鼓励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三要发展服务消费。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健康观念增强，人民群众对健康产品、健康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要加快发展大健康产业，增加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的健康需求，把健康产业打造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推动农村消费梯次升级。近几年，农村消费增长速度持续快于城镇，仍有很大增长空间。目前，农村常住人口仍占到全国的近40%，而消费品零售额仅占全国的13.5%。要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改造提升农村流通基础设施，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要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强消费市场监管，严肃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行为，健全缺陷产品召回、产品伤害监测、产品质量担保等制度，完善多元化消费维权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让群众放心消费、便利消费。

　　拓展投资空间，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都需要投资，扩大有效投资空间广阔，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我国总储蓄率高，社会资金充裕，扩大有效投资也有条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近几年我国投资呈放缓趋势。要优化投资结构，多渠道增加投资，提高投资效率，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民间投资占投资的大头，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是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要落实鼓励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营造稳定、透明、公平的投资环境。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增强对扩大内需的综合支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既可带动居民增加消费，又可拉动有效投资，是扩大内需的综合大平台。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超过60%，但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特别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一些常住人口尚未完全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大量城市需要更新改造，新型城镇化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促进不同规模的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培育产业、增加就业、改善服务，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今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提升县城公共服务水平。

　　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一）着力培育更有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有活力，经济发展有动力。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抗击疫情中，国有企业为保障物资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彰显了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聚焦发展实体经济，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加快建立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支持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鼓励国有资本投资入股民营企业。坚持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好相统一，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民营经济是就业创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和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各项举措，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参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及时帮助民营企业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振企业家发展信心。

　　（二）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其优劣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兴衰、生产要素的聚散、发展动力的强弱。这些年，通过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在全球排名上升较快。但要看到，与市场主体期待相比，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营商环境仍有很大的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越是严峻，越要千方百计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放宽市场准入，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以服务业为重点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加快解决企业“准入不准营”问题，今年年底前要在全国实现“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实行中小微企业简易注销制度。要坚持放管结合、并重推进，把有效监管作为简政放权的必要保障，加强对取消或下放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分级分类监管政策，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提升监管能力。[5]

　　（三）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竞争环境公平，才能使市场活而不乱、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而垄断阻碍公平竞争、扭曲资源配置、损害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利益、扼杀技术进步。放眼全球，反垄断是国际惯例。近年来，在党和政府大力支持下，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一批平台企业迅速壮大，对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存在风险，出现了市场垄断问题。要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要加快健全平台经济法律法规，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漏洞，强化平台企业数据安全责任。要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强平台各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维护好用户数据权益及隐私权，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要通过加强监管和规范，引导和促进平台企业健康发展，推动平台经济更好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

　　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发现、及时帮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6]

　　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随着城镇化推进，农业生产者越来越少、农产品市场需求规模越来越大，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主要依靠发展现代农业来提高供给保障水平。“十四五”时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和品质，多措并举扩大油料生产，发展畜禽水产养殖，继续抓好生猪生产恢复，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保障农产品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害是种子和耕地。

　　农以种为先。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努力实现核心种源自主可控。一是从“源”上抓保护，深入开展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区和种质资源库，做到种质资源应收尽收、应保尽保。二是从“种”上抓创新，加快突破性品种创新，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品种。三是从“供”上抓保障，高标准建设国家级区域性良繁基地和省级良繁基地，加强种业品牌培育，做大做强种子企业。四是从“推”上抓服务，抓好良种推广工作，打通品种推广“最后一公里”。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保障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必须切实保护好耕地，提升耕地质量。一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二是切实提升耕地质量。三是保护好黑土地。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黑土地难度大、投入成本高，要出台切实有效的保护支持措施。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包括九个方面：一是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引导各类投资者将适合农村发展的产业项目更多布在县域、就业机会更多留在农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二是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三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四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五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六是打造高素质的乡村人才队伍。完善培养、引进、管理、使用、流动、激励等制度机制，坚持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并重。七是加强农业农村发展要素保障。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资金保障，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资金积极参与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格局。八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九是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7]

　　六、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十四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持续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体系，推进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继续实施一批协同发展重大项目。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推进污染治理“4+1”工程，持续巩固长江禁捕退捕成效，开展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打造若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基地，加快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运输体系。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完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廊两点”空间布局，促进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深入推进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发展。大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出台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支持浦东探索开展综合性改革试点，鼓励长三角地区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总结推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经验，统筹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规划建设和发展。稳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积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研究出台《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着力打造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巩固生态绿色发展格局。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创新要素集聚优势，加快在创新引领上实现突破。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加快推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支持国家级新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创新发展。完善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8]今年中央财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转移支付增长10.1%。

　　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收官，但主要污染物排放形势依然严峻，区域性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求，巩固和拓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强化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加快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综合整治，到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下降10%，有效遏制O3浓度增长趋势，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10%以上。加强重点流域、重点湖泊、城市水体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严格农用地安全利用和建设用地风险管控。推进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加快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发展，持续提升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能力，补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短板弱项。要构筑更加牢固的生态安全屏障，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要生态屏障建设，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要坚持全国统筹，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制度优势，压实各方责任，根据各地实际分类施策。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强化科技和制度创新，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要加强风险识别和管控，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

　　“十四五”时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要分别降低13.5%、18%。重点做好七项工作：一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二要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三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四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五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六要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七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八、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我们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完善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不断改善民生，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

　　（一）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一是拓展居民收入增长渠道。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主体，要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公平，激发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改革完善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国中等收入的标准是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比较宽裕，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较强，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要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要完善相关机制，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人员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里，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三是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和精准性。[9]

　　（二）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在总量方面，“十四五”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保持在8.4亿人左右，每年需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14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900万人以上，每年还有几百万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就业压力很大。在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不匹配，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技能劳动者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更加注重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注重发展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健全终身技能培训制度，持续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三）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教育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十四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8年提高到11.3年。义务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当前城乡、区域、校际差距还比较大。要促进教育公平，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加快城镇学校扩容增位，改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条件，巩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成果，保障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巩固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到2025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92%以上。针对学前教育等资源短缺问题，要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为导向，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加快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60%。建立高水平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完善教师管理和发展政策体系，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

　　（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十三五”时期，我国养老、医疗、失业、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但仍有不少短板。要坚持应保尽保原则，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十四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由91%提高到95%。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社会保险统筹层次越高，互济性和抗风险能力就越强。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进社保转移接续，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五）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群众对健康有了更高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比如基层服务能力不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存在短板等。要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十四五”时期要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突出关口前移、重心下移。一方面，要坚持预防为主，加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力度，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这也是维护健康最经济的手段。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预防上多投入1元钱，可以减少治疗支出8.5元，节约100元抢救费。要健全医疗救治、科技支撑、物资保障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另一方面，要改革医疗体系，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推动更多医疗资源下沉，实现分级诊疗。这不仅方便群众，也可以显著降低医疗费用。健全全民医保制度，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完善医保缴费参保政策。要加快发展健康产业，促进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与群众多样化需求更好对接。提升健康教育、慢病管理和残疾康复服务质量，重视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六）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这两个比例分别超过20%、14%，称为中度老龄化；这两个比例分别超过30%、21%，称为重度老龄化。我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5亿，占总人口的18%，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而且老龄化仍以较快速度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年均增长1150万，远高于“十三五”时期的740万，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 2035年左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程度深、未富先老等特点。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要统筹谋划、系统施策。一是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二是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许多退休老人身体还很健康、经验丰富，应当采取适当方式让他们发挥余热，继续创造价值。三是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当前养老、托幼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成为一个突出矛盾。一方面，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发挥家庭养老基础作用，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加强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十四五”时期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从1.8个增加到4.5个。要严格落实城镇小区配套园政策，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普惠托育服务，鼓励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文章系本刊特约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黄守宏同志结合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撰写的专稿，刊发时编辑部作了删节）

　　[1][5][6]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二O二一年三月五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

　　[2][3][4][7][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

　　[9]关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N］.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