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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的第三张脸 石家庄前世古国

(除注明出处外,照片来源均为河北博物院官网)

屈原老师死了,有人记录

中山古国灭了,没人关注

百家争鸣、群雄逐鹿、问鼎中原。这些今天流行的词语,均来自那个诸侯纷争而文化璀璨的——春秋战国。

这个时代,奠定了后来许多著名区域文化,如三秦与陕西,齐鲁与山东、三晋与山西、燕赵与河北、吴越与江浙、巴蜀与川渝、湘楚与两湖。

公元前296年,出了一件大事!

被小人陷害、被国君驱逐的屈原(也称芈原),在流浪途中写下了《涉江》,然后投江自尽。

《大秦帝国》屈原剧照 杨志刚 饰

在同一年,其实还有另外一件大事!

那个实行“胡服骑射”的赵国武灵王,灭掉了一个叫“中山”的国。此前呢,这个位于太行山与华北平原交界地带的神秘诸侯国,曾经两度被他国所灭,但都重新复国,这一回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两千多年后,屈原先生和他的楚国有口皆碑。但中山国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用屈原《涉江》诗句中的话来说,中山国的历史就是“迷不知吾所如”,用白话说:好迷糊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中山国历史,就是这个状态。

《大秦帝国》屈原剧照 杨志刚 饰

河北地区,拥有燕、赵、中山三个战国诸侯国的故地,但是人们关注河北历史文化时,往往只知道燕赵,而忽略夹缝中这个神秘之国——中山。

这个中山,比孙中山,比广东那个中山,早了2000多年就出现了。

当时大部分诸侯国,都是一个字,像晋啊,齐啊,秦啊,楚啊,这个疆域已经进入中原腹地(今保定、石家庄之间区域)的游牧后裔建立的诸侯,偏偏就叫两个字。

光从名字看,就让人隐隐约约感到:

这个国不大,但是有个性,不太按套路出牌!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先后“僭越”称王的诸侯有11家,位列正史之首的《史记》为其中十国立传,没有称王的诸侯鲁、卫、晋、郑也有一席之地。那时候衡量国力,用的是“战车数量”,七个大国齐楚燕韩赵魏秦,战车万乘以上,为“万乘之国”。中山国实力低一档次,但仅次于七雄,战车九千,屈居“千乘之国”。

这个第二档的中山,不管那套规矩,跟诸大国一块从“公”升级称王。

中山虽不是七雄,但很重要,司马迁却没给它写传记。关于“中山”的记载,偶尔跳跃出现在《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文献中,多数情况下,是别国讨论军国大事,捎带着提到它。

比如,在公元前506年春季的一天,多国诸侯汇聚今河南省漯河市——双汇火腿肠的故乡,大家来这里商量着去如何讨伐屈原老师的祖国——楚国。

晋国权臣荀寅在大会发言:

“水潦方降,疾症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

此事记载于《左传》,白话就是:天降大雨,瘟疫肆虐,中山这个国家肯定不服,如果我们出兵等于放弃盟,招致怨恨,不但无损于楚国,还要失去中山的支持。所以呀,我国别听蔡侯瞎哔哔了。

这一幕,在纷争的春秋时期,司空见惯,但对于缺少史料的中山国来说,这段话很重要,这是“中山国”第一次出现在文字记载中露面。它以突兀的方式进入历史视野,却没有任何文字交代它是如何诞生的。

学者通过考证推论,形成了关于中山国族源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由春秋时活跃于滹沱河北的“鲜虞”更名而来的。

第二种:由陕西北部榆林一带的狄族部落东迁而来。

第三种:周王朝的封国。

最后一种说法最早被排除,集中在前两者。不管怎么样,基本可肯定:中山国是一个有着游牧部落背景的诸侯国。

通过他国第三者讲述,虽无法完全还原中山国全貌,但可以看出其发展脉络:

早期的中山国:公元前506年始,活动在今正定的周围鲜虞国,以“中山”为号,将都迁到中人城(今河北唐县)。公元前457年至前425年,中山国遭到赵国重大打击但并未灭亡。


春秋时期形势图:早期中山国

晚期中山国:到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抛弃残破的旧都都,迁都于顾(今河北定州)立国。公元前406年,魏国袭击中山都城顾邑,国灭,但宗族力量尚存,桓公率众人转入山中卧薪尝胆,于公元前381年复国,迁都于灵寿城(今河北平山三汲乡与灵寿县交界处)。直至公元前296年为赵所灭,灵寿作都城时间长达90年。

战国时期形势图:晚期中山国

在群雄纷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神秘的中山国曾留下过耀眼的光芒。鼎盛时期的中山,有战车九千乘,仅次于号称“万乘之国”的战国七雄。作为一个小国,它最大时候的疆域也只有方五百里”(《战国策·秦策》),但这个诸侯国极其顽强和坚韧,堪称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战国中山国核心疆域地图

国运颠沛流离,至少三次迁都;队伍数次被打散,又数次重建;以小国搏击强敌,多次取胜晋、魏、赵、燕;魏赵等大国君还是“侯爵”的时候,中山国君称“公”,燕赵君称王的时候,中山也跟着一起称王。

中山国人骁勇善战,尤其善于打山地游击战,专家认为:这跟其游牧民族背景有关。明代开始流传的“中山狼”,说的就是中山国境内发生的故事。清《红楼梦》有“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句,将“中山”与狼联系在一起,更说明了其游牧身份。由于受中原教化比较晚,他们比一般诸侯还不遵守礼乐限制,称公、称王,有点我行我素、先马行空。

不过,最终还是因为国土狭小难以抵挡强敌冲击,在距离战国大幕落下还有75年的时候,中山国灭亡于赵。而且,赵武灵王采用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起身”的策略,用中山人擅长的骑兵,出奇制胜地攻破了中山。

在中山国最稳定最辉煌的“灵寿都城”时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啥印象呢?我们可以用这么概括:爱玩!会玩!死了都要玩!

也许是出于对中山国游牧族源的偏见,也许是颠沛流离的中山国本身缺乏史料,司马迁的《史记》对中山着墨很少,但有这么一段生动的描写:

“(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

翻译成白话:老爷们儿喜欢聚众游戏玩乐,常常高歌一曲,出门在外常常搞杀人抢劫(椎剽)的勾当,闲的时候有人干盗墓的,有人干手工活,有的人擅长冶炼金属,美男子多喜欢混娱乐圈当艺人;女孩子们,擅长演奏乐器,跳一种类似芭蕾的舞蹈,并以此吸引王公贵族,她们常去后宫工作,中山籍美女甚至遍布各大诸侯国。

战国中山国鼎盛期的都城——灵寿城考古发掘之前,这些印象停留在文字中。位于河北平山县三汲乡的中山国灵寿故城以及城内王陵的发掘,是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大发现之一。考古人员进入之前,王墓早就被人盗掘过。即便如此,仍有两万多件文物惊艳出世。

气势恢宏的都城、精美绝伦的器物,以实物形式让不完整“中山国”变得鲜活,更是印证了中山国人的极度“会玩”的天赋和超群的艺术想象。

中山国都城灵寿格局独特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窗口。那么我们就先从中山国鼎盛期的首都灵寿故城说起。

战国七雄各大诸侯国,都城一般都建在平原上,而且主城多是方形,齐国临淄、赵国邯郸、秦国咸阳、燕国蓟,莫不如此。这些城池,在别的诸侯那里,遵照《周礼》规制,方正而且规矩。可是人家中山国偏偏不这样。

人家的都城——灵寿城,平面轮廓是个“心形”(相关考古报告称为“桃形”)。

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都城灵寿故城遗址遥感图

中山国曾被郭沫若称为“艺术王国”,中山国吸引了包括他在内的诸多学者苦苦寻觅。上世纪70 年代中后期,扑朔迷离的中山王陵和都城灵寿古城,绚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前。灵寿故城城址,位于东灵山、西灵山以南,滹沱河北岸,有两条天然河沟为护城河。中山桓公,中山国第三任君主,完成了最后以一次复国大业,并定都灵寿。

在手绘的三维图上,“心形城”的轮廓会更一目了然。

中山国灵寿城遗址鸟瞰手绘图

灵寿故城,坐落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的农田阡陌间。面对农田和荒草间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遗存,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样的遗存是伟大的奇迹:这是一片位于太行山东麓平原、滹沱河中上游,千百年来被人们反复开发而显得支离破碎的“熟地”。幸好,都城夹在滹沱河的两大水库—— 黄壁庄水库和岗南水库之间,所以没被水库淹没。也正因为处于水库涵养区,古城与城外的多处陵墓的地标建筑,没有被喧嚣侵扰。

跟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方城相比,这种“心形城”少了死板,多了灵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和特别的美学视觉。这种形状的美,无须理论来证明:因为,你看看现在女孩子梦寐以求要追求的“心形脸”,也就是俗称的锥子脸,或许就知道了古代中山国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美学天赋。

心形脸或锥子脸,成了网红脸,不少人对非天然锥子脸反感。但是无法否认:如果这种造型,不被看好,大家干嘛又要动刀子呢?答案不言自明,这种形状之所以成为网红,从流行程度上来说,时髦!好看!从艺术美感上说,比国字脸更显奔放。

没错,在两千多年前,中山国都城的设计师,就把自家的国都,设计成了一张“网红脸”,你说神奇不神奇。

“心形”网红脸演示示意图

两千多年前中山国那位牛逼设计师在偷笑

设计了一款“山”主题LOGO

“心”形的王城之中,还要有山——城东北有座叫“黄山”的小山头,这不是巧合,而是体现了这个诸侯国的“崇山”风俗。水经注对中山国第一个都城“中人城”(中山城)一带有过描述。

《水经注·滱水》:“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西晋张曜《中山记》说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从前期都城中人城到后期都城灵寿城,“城中有山”的传统一直在传承。

中山的字面意思,就是“山中之国”。其他诸侯国,包括强大的秦国、楚国、齐国,到如今都没有发现象征国号的标志出土,而中山国却出土了象征王权与国家的LOGO——青铜山形器。

这组尺寸巨大的礼器,露出真容之后,让考古专家赞叹:这组器物堪称国徽啊!因为,它的上部如“山”、下部如“中”——两侧各有一回纹凤鸟,造型奇巧,真应了《史记·货殖列传》“作巧奸冶”的说法:中山国工匠,手巧活好,特别是金属冶炼。

这是一种仪仗礼器,中山成公、王cuo(第一个称王的中山国君四声,此字打不出,见上图)墓出土了一套6 件,每件高达143 厘米;中山王墓中出土了一套5 件,每件通高119 厘米。

战国中山国山字形青铜礼器

器物下部中间有安插木柱的圆筒状銎,出土时銎内还残留朽木。

“山字”礼器出土时的情形

山字形器插在木柱上竖立排列,气势雄伟。这种礼器为中山国所特有,造型庄重,立于木柱之上排列在帐前,象征着中山国王高高在上的权威。

中山王帐山形器复原想象图

除了“国徽”,体现“山”崇拜的风俗还有很多。如这套“人俑拜山陶器”,有六件方形陶锥体和一件人形俑。出土时,方形锥体每三个排列在一起,组成一个“山”字形。陶人俑发现于冶铜炉作业坑边的上坎,双手作圈手拱拜状。

陪葬时,人俑和山字形器均用净土掩埋,形象地反映了中山国崇拜山神的风俗。

灵寿故城的城垣内部是有起伏的,就自然地势夯筑而成,北高南底,地上部分多荡然无存,夯土城基尚在。

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走向成熟的第一次高峰,居住区、商业区、政治区功能分区已经十分成体系。中山国灵寿城,位于太行山区与华北平原枢纽位置,又位于该国疆域中心,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

这座城分东、西城,东城北部为中山王陵墓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和居住区,西城北部为中山王陵墓区,南部为商业区,居住区。如今,一条运煤铁路将中山王城与王墓隔开。我们看灵寿城的遥感地图,一定会发现一处特别的景观——中山王衅墓西北有山头两座,分别为西灵山、东灵山——它们从平原上拔地而起,犹如两扇护陵的大门,神奇的是它们不是人工建筑,而是天然景观。

接下来,就看看这两座把门的小山,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

这两座山体量规模并不大,但是在三维地形图上,能够非常清晰地突兀在那里:

东灵山、西灵山与灵寿故城位置关系

从侧面俯瞰,这两座山,似乎也只是两座平平无奇的山。两山把守的位置向右下,是灵寿故城的北城墙,北城墙西部有中山国成公的墓葬。

东灵山、西灵山与灵寿故城局部鸟瞰

借助遥感图,我们垂直来看下,这两座山与故城的轮廓:从空中看起来,西灵山、东灵山的轮廓,分明是两头憨态可掬的动物嘛,它们正好守着城西北角。

东灵山、西灵山与灵寿故城遥感图

我们继续放大,东灵山的神兽,其遥感图上的真容是这样滴:

这身形像一头虎。有鼻子有眼,有腿又有腰,昂着头,伸着前腿儿。

西灵山的神兽真容是这样滴:

看这发型,比较像一头狮子。鬃毛抖动,前腿朝上,跳舞的嘚瑟状,似乎还在傻笑着哈。

古代麒麟形象(主体据说来自狮子)

中山国那时候当然没有飞机,自然也无法垂直俯瞰地形,这两只神兽不太可能是人工雕琢,我们只能说——这实在是巧合,天赐活灵活现的神兽,来守护中山国的都城!而在中山国王墓里,还真就出土了两队作为陈设用的瑞兽。

这对家伙正式名称叫:错银铜双翼神兽。中山王墓出土,为中山国王家的镇席之器。它们神兽怒目圆睁,长舌直伸,獠牙外露,圆颈挺立,昂首向左,仿佛在大声咆哮。口、眼、耳、鼻、羽毛等处均错有银线纹,身上的错银卷云纹千变万化,背部蜷曲于云中的错银鸟纹。

打开中山国王公贵族们的地宫,还有更多的大菜来袭。来来来,让我们通过出土文物,来看看这里的国王与国民,有多么“城会玩”。

这是一个经过两千四百多年仍然金光晃眼的器物。它尺寸不大,却很重要——是战国汉代挂腰带的专用的,叫“带钩”。虽然是实用器,但有权势的人,往往会用名贵的材质如金银、玉石来打造。

这是一件从中山王墓中出土的琵琶形银质镶金带钩,造型是蟠龙,“龙头”上还有眼睛,镶嵌雕刻纹路是凤和猛兽。端庄文静的凤凰,与凶猛的兽纠结在一起,工艺水平,绝非一般工匠能够达到的。


中山王墓出土的镶金凤银带钩

说起这带钩,有一则著名的故事。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记载:

“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小白带钩小白详(佯)死……”

意思是:一个叫小白的公子逃往鲁国,管仲率兵一箭射中小白的带钩,而小白安然无恙,但就势装死,后来返回齐国即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一枚小带钩,救了大霸主。

春秋战国时候,腰间就已经使用皮带了。

战国时期出土铜器中的人俑,腰间带钩

战国时期出土铜器中的人俑,腰间带钩

中山国王的遗体墓室,已经被盗,这个金银带钩,幸运躲过了盗墓者。从这一个小小的饰物,我们能够想象中山国权贵阶层的穿戴之奢华。

2400多年的酒还能飘香

从古到今,吃,是永恒不变的刚需话题。

中山国王如何吃?“钟鸣鼎食”形容贵族家的场面,这 主要用具当然就是鼎了。鼎,不仅是“王的餐具”,更是身份的象征。西周时期,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包括中山国在内的这些诸侯,应该用七鼎。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纷纷“僭越”礼制的约束,自己铸造九鼎,中山国的国家元首——成公墓以及他的儿子——中山王墓,都出土了成套的九件铜升鼎。 平时的宴会,遗迹祭祀时,这些升鼎内要盛放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

作为至高地位象征的“九鼎”规矩,被玩坏了!

除了食器,一些重要的鼎,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功能——记录重大事件,比如著名的毛公鼎,刻录了铭文近五百字。考古发掘之前,中山国缺少系统的文献记载,尤其是,连王族谱系都不全。幸运的是,王的墓里出现了两件重器,一件是“九鼎”中的头鼎,与一般鼎不同的是,它是铁足铜身。

这尊重达60公斤的大鼎,外壁刻有铭文77行,有469字,目前发现的铭文最长的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记述并表彰了将军司马赒(zhou)率军队攻伐燕国、开疆扩土的史实。记述他国历史的文献曾侧面讲述,中山国先后跟两大邻居——燕赵作战,均取得过大捷,这个鼎的文字,跟历史记载吻合。

鼎上的铭文,印证了《战国策·齐策》所述:

“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北胜,此用兵之上节也。”

千辆战车级别的中山,硬抗燕赵等万辆战车级别的大国,不落下风,足以说明其战斗力的强悍。

跟这件大鼎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同样铭文众多的器物。这是一件高63cm的盛酒的工具——它同时也是一件礼器,450个铭文,也大大炫耀了中山国的胜利成绩。这件铜酒壶棱角分明,壶盖上有四个镂空云形钮,腹部各有一个兽面衔环铺首,壶身四角各铸有一条神采飞扬的矫龙。

最最最重要的是,它赘述了中山国的创业史,并提到了自己的祖辈庙号“皇祖文武,桓祖成考”——中山国的家谱世系,至此完成了补缺!

既然说到了酒壶,那就不难看出:中山国是个爱酒的国度。

《周礼·天官·酒正》中提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日昔酒,三曰清酒”。东汉郑玄注:“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看到了吧,也即是说,周天子需要的最高级别的清酒,就是中山国人酿造的。那个写“慈母手中线”的孟郊,曾竟感慨:欲慰一时心,莫如千日酒。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在当时名“中山府”的定州担任知府,当时酿出的“中山松醪酒” 

中山酒的鼻祖,就是战国中山国的酿酒师,而这国王的墓葬里,竟然还发现了2400多年前的美酒!

当这尊扁铜酒壶被打开时,居然还可以闻到酒香。通过现代仪器分析,这种酒是古老的粮食酿造酒,当时创造了一个纪录:经过酿酒权威机构测验认定,这是发现最早的古代酒的实物。因为岁月太过久远,酒精度已经微乎其微,因为溶解了铜元素,酒液已经碧绿如翡翠般。

中山国青铜扁酒壶与青铜三犼足筒

这中山国的王爷,得有多爱酒,连死后都不忘把这佳酿带入长眠的墓室。

,是古书上说的一种似狗而吃人的北方野兽,俗称为望天犼,传说是龙王的儿子,有守望习惯常立于华表和房顶,它们专门注视皇帝的外巡,如果皇帝久游不归,它们就呼唤皇帝速回,料理政事。这里中山国的犼,出现在投签筒之下,也许是在守望着酷爱纵酒娱乐的国王来驾临吧。

关于中山酒,《战国策·魏二》也有提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远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这里借大禹的口吻,提出了语言:肯定有因为纵酒而亡国的,商末代的纣王就曾“以酒为池”,而中山国的灭亡,也跟其君王纵酒狂欢作乐有很大关系。

用着禽兽撑起的豪华屏风

设计了一个豪华的地下宫殿

公元前4世纪的一天,经过长时间的规划、营建,中山王陵地面建筑群——飨堂正式落成,中山国的全体贵族们在中山王率领下,一起出席了当天举行的祭祀大典。根据《兆域图》描绘,结合相关历史记载,插画师完成了这张历史场景复原图,它描绘了中山王陵飨堂前举行的宏大祭祀场面。

中山王陵飨堂祭祀场面复原想象

这幅插图,复原了中山王陵飨堂前举行的宏大祭祀场面,我们是根据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出土的《兆域图》的描述完成的。《兆域图》是一幅王陵的平面规划图:按照该图比例尺换算,整座王陵规模极其宏大,地面建筑是用于祭祀先王陵寝的飨堂,两侧并排着两个王后堂,整个墓区还分内宫、外宫。

古代,好的陵墓建筑是在国王生前就开始规划、设计、建设完成的。《兆域图》刻在一张铜板上,长94 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用金银镶错绘出了一幅陵园的平面图,对陵园建筑的各个部分和相互距离标注了尺寸——

中山国王陵出土《兆域图》铜板

《兆域图》铜板上的文字标注

就是它,被建筑学家称为“最早的建筑规划平面图”,被地理学家视为“目前发现最早的地图”。这块铜板的出土,让今天的人第一次看到古代建筑图纸的实物。这个图还告诉我们:过去认为是汉代出现的斗拱技术,其做法在中山国已经出现了;唐宋以来木结构上惯用的主要连接榫卯之一的“螳螂头”此时也在使用了

斗拱是中国古建筑的代表性技术,目前能这种应用案例的最早实物,还是出现在中山国。

这件器物叫“四龙四风错金银案座”,是连接两扇屏风的插座。案,在古代指的是小桌,此案的案面已朽,只存案座。方案的底盘为圆形,由两雄两雌的四只梅花鹿承托。底盘之上昂首挺立四条双翼双尾的神龙,龙的双尾向两侧环绕,反勾住头上的双角;龙的双翼在中央聚合成半球形,龙尾连接四只展翅的凤鸟。案座整体造型动静结合、疏密得当、新颖奇特。方案上的错金银纹饰精巧而繁复,线条流畅斑斓。

注意!四条龙的龙头处——分别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的形式按照当时木构建筑的挑檐结构制成,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战国斗拱应用实例。

这件“四龙四风错金银案座”,其错金银技术在战国时期属于超一流的,这是中山国最牛的代表性手工艺绝活之一。错,就是嵌,将金银片或块,嵌入青铜器中,形成各种美妙的图案。我们看下这细节。

方案的底盘为圆形,由两雄两雌的四只梅花鹿承托。底盘之上昂首挺立四条双翼双尾的神龙,龙的双尾向两侧环绕,反勾住头上的双角;龙的双翼在中央聚合成半球形,龙尾连接四只展翅的凤鸟。这样天马行空的造型,得需要多么出色的想象力!如此绝伦奇巧的手法,得需要多么出色的创作天赋!


可以说:乱世中的中山工匠制造出了充满想象力的青铜器,较其他各诸侯国手工艺品,有过之而无不及,错金银工艺更是一绝。

中原地区:商周至战国,是中国青铜器最辉煌的时期,从那时起,以中原为代表的青铜器造型、图案,形成了庄严、规矩的风格,装饰图案走的是写意的路子。

商周至战国中原地区典型青铜器

南方楚国:在中原基础上,纹饰更加繁复,开辟了另一种青铜器艺术风格,尤其器物上的装饰云纹等,反复缠绕,跟楚国文字中的“鸟虫篆”,有异曲同工之美,把“大繁”之魅发挥得淋漓尽致。


淅川战国楚墓所出的楚王子午鼎

来源 @ 嘉德国际拍卖中国嘉德 2009秋季拍卖会

这件器物跟中山国那件案座,有异曲同工之美:不过,这件楚地青铜器,其龙凤采用了圆雕方式,周围八面分别有羽状纹、旋转几何纹、变形兽体纹等。在八棱体铜座斜面部分的四边,铸有圆雕的四条飞龙,回首张嘴吐舌,双角,身上有翼。纹饰繁复而略带诡异。它比规矩的中原器物,多了几分浪漫气息,但总体上仍是“写意”,而中山国的动物造型,则是质的突破:它们在造型奇异的基础上,更追求写实。

简单地说三种青铜器的特征:中原,简约端庄、风格写意;楚国,繁复瑰丽、风格写意;中山国,天马行空、风格写实。这并非绝对说,某地的所有器物都如此,而是从三者的代表性器型中做出的总结。从动静来说,中原喜表现静、楚国半静半动、中山喜表现动。

就让我们尽情欣赏下中山国工匠为留下的这些至少2300年前的“萌宠”。

无论中原,还是楚地,表现写意、对称、态静之美的器物居多,而这件中山国的屏风座,居然做成了“老虎吞鹿”的写实造型:老虎将小鹿送入巨口之中的瞬间,老虎敏捷的动作、凶猛的眼神与小鹿的柔弱无助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雕塑,定格的是吞噬动作的瞬间。

老虎吞鹿+一对错金银牛,组合了屏风座“天团”,这些单独自成一体的造型作品,其实都是屏风构件的一部分。

中山王墓出土的动物造型屏风座

动物局部特写:错金银图案,表现了动物身上的毛与纹路:

木构的屏风早已腐朽,但那些构件完整保存了起来,它们跟这些动物造型的屏风座,一起撑起了“王的大厅”。

根据出土遗物,我们可以这样复原中山王生前所居的大厅:

中山朝堂或宴会厅复原图

生前奢华,死后也要继续享乐。这是中山王死后居住的飨堂:

中山《兆域图》飨堂复原图

这是王的城——中山国灵寿故城:

灵寿故城,那时的滹沱河宽阔多水,可以通过水路,在华北平原与太行山区之间,运输物资和商品。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话题:行,中山国交通方式和交通工具。

中山国是一个半山地、半平原的诸侯国,除了滹沱河水路的船只,当时主要靠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了。

中山国历代国君墓都有陪葬的车马坑,车马坑里的马车大多已破碎不堪,但有不少金属配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使我们对当时车辆的形制结构有了细致入微的了解。车马坑刚出土时,还残存着红色、黑色等各色漆痕,有的车上有丝织物朽迹,可能是车上华丽的帷幔。

中山王墓的车马坑、杂殉坑共葬10 辆车,其中王车的形体最大、装饰最华美。中山国马车的形状与中原所出基本相同,但形体较小,车轮直径仅有80 厘米左右,可能同中山国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形有关,而小车便于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根据考古发掘实物和相关信息,我的朋友——出色的插图师付大伟先生,绘制了这张中山国战国马车复原图。

这就是中山国王出行的“宝马香车”。它们的配件,无不雕金、错银、镶宝。

轭角、衡帽,具体在马车结构中的什么位置呢?

西汉文学家刘向在《说苑·辨物》中纵览了天下各地的地理与风物,他对中山国故地是这样评价的:“中山,大风飘谷,桑麻遍野,牛马杂牧,农畜并茂。”中山国在众多诸侯中,疆域狭小,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让它变成了一个农、商、牧皆发达的区域。清代学者郭嵩焘在《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序言中说:“战国所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

这个枢辖,说的恰如其分——辖,正是来自马车上的一个部件名称。

那时候的中山国,水路和陆路都很发达,交通工具让中山的商品,通向了四面八方。而中山国王的座驾——简直就是战国马车界玛莎拉蒂、法拉利。

河北博物院展厅中的中山王马车复原

玩乐器、玩宝石 、玩宠物

中山国王堪称“文玩界鼻祖”

除了衣、食、住、行,剩下的部分我们归结为一个字——玩。

具有政治投资眼光的大商人吕不韦先生,当然不会放过对中山国的考察,他在《吕氏春秋》中说:“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怨,其主弗知,此亡国之风也。”

巅峰时期的中山国富足,从上到下形养成了爱玩的作风,而且常常通宵玩,男男女女常常聚众歌舞,竟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吕不韦断言:“这是亡国之风。”

东方的齐国以富足而闻名,“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不过,人家是大国,而且市井社会繁荣,也没有如中山国这般不分昼夜的狂欢。

享乐主义盛行的中山国,留下了太多亮瞎眼的玩物,这些奇技淫巧的玩意儿,在其他诸侯国哪里,几乎难以见到。

音乐歌舞让官员沉湎其中,也使寻常百姓误以为天下太平,歌舞庆贺。也正以为这种土壤,中山国为各地培养了很多演员(男为倡优,女为歌舞伎)。

中山国王室乐舞演奏复原

吃喝排场豪华,称为“鼎食”;演奏阵势强大,称为“钟鸣”。周礼规制的载体之一,编钟是当时周天子及诸侯家的标配乐器。一开始,它是严格执行周礼“乐悬”的演奏工具。随着“礼崩乐坏”,它们漫慢地变成了王公贵族享受歌舞娱乐的器具。

跟齐国类似,中山国也玩“走狗”,而且这里流行一项时髦活动——带着自己的宠物爱犬野游,享受独特山野风光带来的特有惬意。中山国产一种北犬,远近闻名的,六国贵族争索北犬。这种狗,通体黝黑,鬃毛茂密,常作为礼品犬赠与他国高层。出土物证,真真切切证明了中山国玩狗的风气。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的齐国跟中山,是一对盟友,这俩诸侯亡国国前夕——战斗力几乎是一盘散沙,跟享乐风气不无关系。

中山王墓出土狗骨架及金银项圈

中山王墓出土了两具狗骨架,颈项上都戴着金银制成的项圈。这两副项圈用长方形金片卷成扁管状,管的外面正中有一条凹沟将扁管平分为两部分,管的内面中间有合缝,管的四角有细孔用来联缀,最后把金银两种扁管相间穿在革带上制成项圈。在项圈的外侧中间部位,缀有一个铜环,用来结带。

人家玩的这狗带上,背后还有字儿呢,看着像是“犀”,“犀”被用来形容凤毛麟角的稀罕物。这狗主人给狗穿金戴银还嫌不够爱,是不是就给它取了个昵称叫“犀”呢?阿犀阿犀,我爱你——狗带之上,名字写一遍还不够,所以就,每一节上都写了一个。

此段完全属于个人臆想,但听起来还挺合理。


也许是,看到主人如此宠溺猎狗,这对室内摆件的孔雀感到羡慕嫉妒恨,两鸟面面相觑,竟然互看不顺眼起来。

中山国孔雀型青铜器摆件

(也有推测为车上配件)

它们看到了什么?原来是主人的一群宠物。

中山王墓出土玉器多达3000 多件,在中国玉器考古史上十分罕见。玉器的器形有玉环、玉璧、玉璜、玉佩、玉带钩、玉饰、玉片等。游牧民族崇尚黄金,农耕民族热爱白玉,这组玉石,是中山国由游牧向中原农耕文明靠拢的象征。

首先走过来的是上图的墨玉小蛙方阵。

这蛙跟平常所见的蛙,不太一样,它们有尾巴,上翘紧贴臀部。它们昂着头、蹲伏着列队,憨态可掬。战汉时期,多有“宜子孙”玉器出土,寓意农耕民族繁衍人口的愿望。蛙,谐音娃,也常常成为人口生育的象征。只是不知,这里的小蛙,是否也是这样的寓意?这是一组把玩之物。中国文玩圈,流行“把玩”,要说这中山国王,也堪称把玩的鼻祖之一了。

接下来走过来的是小金虎六人组。

这是一组嵌松石虎形金饰片,为镶嵌在衣物上的饰件,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小虎低头垂尾,四肢弯曲作行走状,形象稚拙可爱。金黄的虎身上嵌有翠绿的松石,色彩明丽,富有极强的装饰效果。

中山王墓出土嵌松石虎形金饰片

这组宝贝的亮点,不是金子,而是里边嵌的绿松石。绿松石,为我国传统四大名玉之一。这六只小虎低头垂尾,四肢弯曲作行走状,形象稚拙可爱。

现在隆重登场的是水晶玛瑙玉+石手串天团:

它周长20.3厘米,在灵寿县岗北村战国中期墓出土,由1件长条形墨绿色玉石、14粒珠形红玛瑙串珠、8颗扁圆形水晶串珠和4颗扁圆形冰石珠串相间串成,搭配协调,色彩丰富。这样的DIY的串珠搭配,放在现在的文玩柜台,也应该丝毫木有违和感。

灵寿县岗北村战国中期墓出土

接下来走过来的是“六个小矮人”组合

这是一组中山王族3 号墓出土的小玉人为随葬人俑,有的是妇女,有的是儿童。女俑头梳牛角形或圆形发髻,身着圆领窄袖束腰长袍,袍上饰有花格纹,是战国时期中山国建立者——鲜虞人特有的发型和服饰。

战国中山王族3 号墓出土

最后压轴出场的是王家贵族龙凤战队!

它们是证明“王族基因”的代表性玉器,工匠采取了透雕、浮雕、阴刻的激发,刀法随花纹不同而变化。其毫不雷同的艺术造型和图案纹样,鲜明地反映出中山国玉工鬼斧神工的琢玉技巧。龙形玉佩占中山国所有出土玉器的1/4。出场的透雕夔龙黄玉佩、夔龙饰青玉环是中山国玉器中佼佼者。

荣耀属于王者,它们就是“王者荣耀”的象征。

中山国王族墓出土龙纹玉器系列

最后这件东东,不算是玩意儿,是宫廷灯具,但从它的装饰看,绝对是一件艺术品。不知道,赵本山老师看到这件东西,是不是会感到“他乡遇知音”?

这灯的整体造型仿佛一棵大树,枝头有十五只灯盘,高低有序、错落有致。灯体可拆分为八节,每节的榫头形状各异,便于安装。树干上蟠绕着三条蜷曲的螭龙,树枝间小鸟引颈鸣叫、群猴嬉戏玩耍。灯的圆形底座由三只独首双身的猛虎托起,底座上站着两个男俑,正在高兴地抛食戏猴。


这就是会玩的中山国人,会制造玩物的中山国工匠!

进食的猛虎、静卧的小鹿、负重的犀牛、憨实的小蛙、活泼的小猴,神游的龙、飞舞的凤、身插双翼的神兽、单足卷尾的夔龙等,这形形色色的动物——勾勒出了一个惊艳、奇诡的中山国。1981年,战国中山国文物在日本展出,著名的美术家、作家东山魁夷曾赞叹:“中山国的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今天日本的水平!”

河北定州的“古中山国”门楼

资料来源 @ 甘博的中国摄影集

中山国虽然湮灭,但作为行政区域的中山,从汉一直延续到到明初,但地名与地域文化并没有消亡。甘博 (Sidney D.Gamble)是一位社会经济学家、摄影家,终生致力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从1908年到1932年,他先后四次访华,积累了一整套价值无比的影像档案,含5000幅黑白照片,几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等,展现并保存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丰富的民族志信息。其中一组年摄于河北定县(今定州)的老照片中,有一张带“古中山国”信息。


繁荣一时过后,中山国被敌国占领,繁华的灵寿城也被夷为平地,后来的中山故地的中心和治所转移到今河北定州,灵寿城内外的多个王族墓地,多被盗劫一空——《史记》曾描述有中山国人喜欢干盗墓的勾当,没想到的是,自家的墓地也遭受了后世盗墓贼的洗劫。

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物,是浩劫中的幸存者,它们或许只是露出了中山国的局部侧影。不过,这足以让我们重新认知并发现这朵在战国的天空里开出的奇葩,一种不同于河北其他区域的面孔。

中山国,主要分布在今天以下区域:

保定以南、衡水以西、邢台以北,太行山以东——基本上是今石家庄所辖区域。这块区域的核心文化,既不是河北北部的燕,也不是河北南部的赵——所以,它堪称河北的第三张面孔。而中山国这种天马行空、享乐会玩的做派,也似乎跟今天的河北性格,大相径庭。但是,它实实在在就是河北的一部分,谁也不能抹去。

官方、学界、民间已经习惯于将“燕赵”视为河北的代称,将燕赵文化视为河北的代表。不过,燕、赵两国,并不能完全覆盖河北,即使公元前296年赵国将中山国灭亡,但这个覆盖中山的赵国,也只维持了不足60年。到了汉代,中山故地,又成为诸侯王的封土,战国中山、汉代中山,以及后来的中山府,证明:中山的传统和基因,一直在这块大地上延续着。燕国除了河北,还覆盖北京天津辽宁;赵国除了河北,还覆盖河南山西。而中山国,百分之九十的疆域,在河北——可以说,恰恰是中山,在河北的中枢位置。

就连今天常说的“慷慨悲歌”,都有可能是不是燕赵,而是中山的专利:河北学者程雪考证称,其实“悲歌慷慨”出自中山国。《吕氏春秋》曾记载中山的音乐“康乐歌谣好悲”;《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中山风俗:丈夫“好气任侠,相聚游戏,悲歌慷慨”。

中山国,是燕、赵之外,河北的第三种面孔,可以被暂时隐藏,却无法永久埋没。

中山国先祖迁徙路线及战国中山国区域图

中山国的族源为题,多数学者倾向“白狄鲜虞”说,而出土的众多游牧色彩的器物,似乎也印证了一点,这张地图就是在认同这一观点的前提下绘制的


中山国灭之后,其末代王流亡齐国,王被迁徙到今陕西榆林一带,其他遗民到了秦国,迁入太原,后逐渐由太原南迁,分散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南方的中山人多改姓为“易”——“易”姓的一支,据说是为中山国王族的直系后代。

易中天老师的生花妙笔,是否也是受到了古中山人“天马行空”艺术天赋的影响呢?


烟愁雨啸黍华生,宫阙簪裳旧帝京。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司马光《过洛阳故城》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段鹏琦在他的著作《汉魏洛阳故城》一书中,毫不掩饰的赞美着洛阳城的昔日辉煌:“故城背负四百里巍巍邙山,南临流不断千年洛河,蒿榛丛莽的古城垣,断断续续地逶迤于伊洛平原之上,清晰地勾勒出故城遗址的宏伟轮廓。宽广的太学废墟、高大的灵台旧址、壮观的永宁寺木塔基址,依然透露出昔日大国京都的雄姿!”

洛阳名声在外,先后有十多个国家在此建都,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瑰宝。而东汉与曹魏两代王朝,则是这一段辉煌的开拓者,虽然强盛一时的汉魏洛阳城已经消失于历史的烟波浩渺之中,但它仍然使无数后人禁不住展开遐想,追忆那段伟大而又辛酸的往事。

东汉辞赋家傅毅的《洛都赋》今天已经散佚,只留下寥寥数语,描绘了他“当下”的洛阳:

“……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缀于后,三涂太室结于前。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分画经纬,开正涂轨,序立庙祧,面朝后市。叹息起氛雾,奋袂生风雨。”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鄗地称帝,同年十月迁都洛阳。从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东汉建立初期,朝廷上对于迁都长安还是继续定都洛阳有过十分激烈的争论。最终,洛阳无可媲美的天然地理优势和时局成为决定性因素,使它作为大汉王朝的第二个首都开启了一段传奇。

首先,洛阳“当天下之中”,从三代时期开始就成为了全国交通体系中扼控四方的枢纽,之后西汉又对洛阳周边的交通道路进行了改进、重建,并且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开发了水路交通,可以说在东汉建立之前,洛阳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当天下之中,在功能上也被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天下之重”。【……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理均矣。——西汉·刘敬】

洛阳位于邙山与洛水之间的开阔地带。邙山是秦岭余脉,山势险峻,连绵不绝。洛水自西向东流过洛阳城南,然后继续向东在洛阳东南方向与伊水汇合,又继续向东注入黄河。考古勘察结果显示,洛水北距洛阳城南垣2公里。这种南临河、北倚山的格局,即所谓的“山河拱戴,形胜甲于天下。”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孕育出了洛阳肥沃的土地。《尚书·禹贡》把洛阳划为豫州,称豫州之地“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赋杂上中。”豫州西部山地较多,但洛阳却位于盆地,伊水和洛水宽阔的冲积平原和黄土台地,适合很多农作物生长。除此之外,洛阳周围还有大片森林能够提供优质木材用于城市发展建设,比如崤山、首阳山、熊耳山、邙山、伊阙山、嵩山、王屋山等等。

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洛阳不出意外的也成为了经济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在西汉时期已是仅次于长安的商业都会。

如此重要的大都市,安全保障当然也是第一位的。洛阳左据成皋,右阻渑池。前乡嵩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汉景帝七国之乱时期,正是因为周亚夫率领的军队控制了荥阳,汉军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东汉洛阳城的规划尚不完善,而且依据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生活习惯,城市的规划布局也不尽合理,如:洛阳城主要分为皇宫、内城、外城、乡四大部分。内城,古文中多用“城”代指,包括皇宫和上流人士居住的区域;外城,即古文中的“郭”,指的是护城河与城墙之间的区域,大多数平民居住在此,规划比较混乱,通常认为由最原始的聚落形式自然形成。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城墙主要用于区分贵族与平民,而非军事防御,这在之后会提到。此外,由于两汉、魏晋时期,中国实行坊市分离,即居住区和商业区明确区分,所以生产、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外城,甚至更外面的乡。

这个局面直至魏文帝曹丕在位期间才稍有改观,他在重建洛阳城时第一次提出了现代的城市中轴线的概念,为后世的北魏进一步扩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按照不同设施的功能,洛阳城大概可以分为基础设施、政治区、居民区、商业区、祭祀区五大部分。但由于洛阳的主要区域划分是以身份等级为主,因此各功能区的划分并不是非常明显,尤其是郭与乡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本文将着重按照地理布局进行逐一介绍。

汉魏洛阳故城假想平面图(可放大观看)

汉魏洛阳城的城墙东、西、北三面都有墙垣残留,南面墙垣由于洛水河道的北移已被冲毁。《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因此洛阳人称“六九城”。根据考古得出的数据,东城残垣长3895米,西城残垣长4290米,北城残垣长3700米。推测城墙周长总长度合汉代约31里,与记载吻合。

城墙上开12门,每门三阙,考古已经探明的城门有10座,确定为汉魏洛阳故城城门的有8座。《洛阳伽蓝记》的记载:

东面有三门: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汉曰上东门……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东阳门,汉曰中东门,魏晋曰东阳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阳门,汉曰望京门,魏晋曰清明门,高祖改为青阳门。北面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宣武帝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东头曰广莫门,汉曰谷门,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自广莫门以下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西面有四门,南头第一门曰西明门,汉曰广阳门,魏晋因而不改,高祖改为西明门。次北曰西阳门,汉曰雍门,魏晋曰西明门,高祖改为西阳门。次北曰阊阖门,汉曰上西门……次北曰承明门。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

这是目前考古已经确认的9座洛阳城门,陆机《洛阳记》载:洛阳十二门,门有阁,闭中,开左右出入。城内大道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行左右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夹道种槐、柳树。其中承明门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新建的城门,东汉与曹魏时期无此门。而雍门因为是“斜出”,所以后来北魏时期被孝文帝废掉了。史料中提及了一个金墉城,这是位于洛阳内城西北角的一个小城,魏明帝曹叡在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修建,又在里面造了包括西宫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宫殿楼台。曹魏后期开始,被废的皇帝、皇后都被囚禁在这里,晋代魏时期,曹氏宗族和宫人也被拘押在此处,在金墉城蹲过的名人包括曹芳、曹奂、晋惠帝司马衷、废太子司马遹、贾南风。自从贾南风以后,几乎形成了惯例,历代朝廷每有皇帝皇后和权臣被捕,大都囚禁于金墉城内监管。

由于南面残留城垣被洛水冲毁,所以考古只能大概定位,尚无实物发现。不过《洛阳伽蓝记》很清晰的记述了南面的情况:

“南面有三门:东头第一曰开阳门。初汉光武迁都洛阳作此门,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来在楼上,后琅玡郡开阳县言南门一柱飞去,使来视之则是也,遂以开阳为名。自魏及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门,汉曰平门,魏晋曰平昌门,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阳门,汉曰津门,魏晋曰津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南面城门是争议最多的,主要问题在于平城门的定义模糊。按照《后汉书·五行一》记载的蔡邕发言:【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即平城门是洛阳城的正门。但因为有《后汉书·百官志》的如下记载,产生了意见分歧:

史料①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阳城门十二所。司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开阳门、旄门、中东门、上东门、穀门、夏门、凡十二门。

史料②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七门。

史料③卫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丞一人,比千石。

按史料①,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个【北宫门】,在洛阳十二门之外,而平城门显然在十二门之列,属城门校尉管辖。如果平城门是洛阳南边的城门,为什么要附在平城门之后记述北宫的宫门?按史料②,守卫南宫宫门的南屯司马一职是平城门的负责人,那么平城门就是南宫的宫门,而非洛阳的城门。但是这也无法解释南边的门与北宫有何联系。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生院教授钱国祥在自己的学术报告中认为,南宫宫墙十分接近洛阳南城墙,南宫的南门与城墙的平城门相连,且距离很近。北宫门指的就是南宫的南门,之所以称为北宫门,是相对于平城门而言位于北侧。(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因此可以推测,平城门实际由两道距离很近的大门组成,北侧门即南宫南门,南侧门即洛阳城正门。虽然两个门距离很近,既是洛阳城门也是南宫宫门,但毕竟是两个门,因而南侧的平城门属城门校尉管辖,北侧的宫门归卫尉所属的南屯司马管辖,明确区分皇宫职责与洛阳城的职责。

洛阳两座皇宫:北宫、南宫,是皇帝生活、理政场所。

《史记·高祖本纪·正义》注引《括地志》提到“秦时已有南北宫”,此说仍有待考证。但两座皇宫在西汉时期可以确定存在,并且南宫已经颇具发展规模。《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五年置酒雒阳南宫,王莽地皇三年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雒阳镇南宫,可见西汉时代的南宫一直在使用中。刘秀定都洛阳后,也是先住在南宫里的却非殿,因此却非殿大概就是西汉时期的建筑,之后又在南宫修建了重要的前殿,章德殿。虽然南宫尚未被发掘,具体位置也存在一些争论,但东汉初光武帝统治时期,南宫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包括朝会等在内的大型活动都在前殿举行。南宫中轴线两侧5排30余座宫殿台观,根据《元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记载,南宫里的宫殿有:崇德殿(正殿)、却非殿、章德殿(前殿)、玉堂殿、嘉德殿(汉灵帝母亲董太后居住,也称作永乐宫)、宣德殿、乐成殿、承福殿、宣室殿、明光殿(尚书郎奏事场所)、显亲殿、建始殿、含章殿、敬法殿、铜马殿、清凉殿、凤凰殿、黄龙殿、寿安殿、竹殿、中德殿、平朔殿、千秋万岁殿、温德殿、灵台殿(灵帝中平二年,南宫火灾,烧灵台殿、乐成殿,后向西蔓延至嘉德殿、和驩殿)、杨安殿(献帝东归,将军张扬以修复洛阳宫室以为己功,遂以杨命名)、兰台、云台、阿阁、长秋宫、东宫、西宫、东观、承凤观、承明堂、万金堂、嘉德署、南署、侍中寺。《元河南志》引《后汉东都城图》上面还有金马殿、建德殿。

北宫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历时五年。其中最重要的是德阳殿,这座宫殿规模宏伟、气势磅礴、金碧辉煌。【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於此。——蔡质《汉仪》】兰台令史李尤写了一篇《德阳殿赋》,从中可以看出德阳殿的奢华,有水池、竹林,果园里还种了葡萄、橘子、柚子、桃子,连鸿雁都被吸引来这里栖息。此外,德阳殿前面还建有五个高耸入云的阙楼,名为朱雀五阙,四十里外都能看到。【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西晋崔豹所著《古今注·都邑》曰:“……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值得一说的是,西汉长安城的建章宫与洛阳北宫级别相当,门前有个凤阙,是双重阙,阙楼上画了一只凤。而洛阳北宫德阳殿门前的朱雀五阙是三重阙,阙楼上画两只朱雀,从里到外盖过建章宫一筹,德阳殿的排场简直牛的一批。还是根据《元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的记载,北宫里面的宫殿包括:德阳殿、崇德殿、和欢殿、安福殿、宣明殿、温明殿(此殿存在争议,因“温明”是冥器,盖在尸体上的丧葬用品,用以殿名似乎不妥,虽然史料有明文记载,赵王刘如意也有温明殿,但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北宫的温明殿是笔误)、章德殿(光武帝、章帝、和帝三代在此去世,推测环境很好,适宜养老养病)、寿安殿、含德殿、章台殿、天禄殿、温饬殿、迎春殿、永宁殿、崇正殿、永乐宫(桓帝母亲居住)、增喜观、白虎观(章帝与群儒讲五经之所,一次经学史上的重要会议,史称“白虎观议”)、九子坊、东掖庭、西掖庭、崇德署、掖庭署、朔平署、鉤楯署。《后汉东都城图》上还有延休殿、安昌殿、景福殿、永安宫、平洪殿。

北宫建成以后,就取代南宫成为了东汉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皇帝即位和日常朝会等活动多数都在北宫的德阳殿和崇德殿举行。北宫的南门是正门,门洞宽达46米,是洛阳城中规模最宏伟的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先生说,汉代车轨宽1.5米,而北宫南门的宽度可以并行30道车轨,是西汉长安城直城门三个门道总和的192.5%。另外,汉灵帝是个疯狂的雕塑爱好者,他在南北两宫的很多宫殿门前放了无数铜人、铜马、铜兽,铜钟,还派张让在平城门外铸了喷水的天禄(类似鹿和麒麟的灵兽)、虾蟆(蛤蟆)和翻车、渴乌,并引水分别入皇宫和郊外,打造了世界上第一套城市自来水系统。【《汉记》记载:灵帝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昌门外桥东,注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洒南北郊。】曹操的孙子曹叡继承了汉灵帝这个“光荣传统”,不仅在宫里铸了高达三四丈的铜龙、铜凤,更把长安皇宫的大批古董雕塑搬到了洛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对铜驼,据陆机的《洛阳记》记载,铜驼高九尺,脊背比太尉府还要高。它们被安置在北宫南部新建的阊阖门外道路两侧,而这条道路即曹魏一手打造的城市中轴线,直通城南正门,人称铜驼大街,洛阳八大景之一“铜驼暮雨”由此诞生,时至今日仍为旅游打卡圣地。【东晋华延儁《洛阳记》云:“汉有两铜驼,在宫之南街四会道头,夹路东西相对,高九尺,汉时所谓铜驼街。”】骆驼象征着连接跨越欧亚大陆的商队,事实上自东汉开始直至隋唐,洛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取代长安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东边起始点。

南、北二宫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建筑,便是“复道”。复道是架在半空中,上下皆可通行的空中走廊,上面还覆盖有屋顶,从北宫朱雀门至南宫玄武门相连。南北宫的复道有三条,中间皇帝专用,左右两侧分别是官员与侍者,每十步设置一对侍卫。可以想象,皇帝过复道的时候一定气场十足,他看着脚下巍巍大地,大概一种唯我独尊感觉。

但是,这样的待遇大概汉灵帝之后的皇帝们就无福消受了,因为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一把大火将洛阳城烧了个干干净净。

【大驾即西,(董)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华峤《汉书》】

【(董)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董卓列传》】

(笔者内心独白:啊!!这个禽兽!!毁了几十代人建造的大洛阳!!!)

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在代汉称帝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重建洛阳城【(黄初元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三国志·文帝纪》)】

笔者PS:子桓好样哒,子桓棒棒哒(*  ̄3)(ε ̄ *)

《世说新语》记载,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后,曹操回到洛阳,并重建了建始殿,用的是濯龙园的木材,大概时间紧迫,没有精力去城外的山上砍伐大木。不过东汉的建始殿在南宫,而濯龙园位于北宫西侧,因此曹操重修的并非原南宫建始殿,而是在原北宫区域内新修的宫殿,只不过与东汉南宫的建始殿同名而已。具体原因裴松之的注释里说的很明确,曹丕即位后一直住在北宫的建始殿:【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陈思王植诗曰“谒帝承明庐”是也。至明帝时,始於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

同时,裴松之也提到,曹叡重建洛阳时在原南宫遗址上新修了很多宫殿,不过此“南宫”的准确度令人怀疑,因为考古勘探表明,曹丕、曹叡父子重修的洛阳宫殿和建筑包括:太极殿、昭阳殿、式乾殿、九龙殿、嘉福殿、陵云台、灵芝池、芳林园、景阳山、天渊池、九华台,以及宫城大门阊阖门、云龙门,全都位于洛阳城北部以及汉北宫故地,并且与北魏洛阳城相应建筑的遗址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曹丕、曹叡只是在汉北宫的原址上重建了皇宫。那么曹魏洛阳宫是否也有南宫、北宫之分呢?钱国祥教授认为是的。根据陆机《洛阳记》的记载:【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加上裴松之注释的【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则可推测曹魏的北宫实际为后宫代称。加上曹植所作《毁鄄城故殿令》中的内容“夷朱雀而树阊阖,平德阳而立泰极”(德阳殿为汉北宫正殿,朱雀门为北宫南门,亦因德阳殿前至北宫南门之间有朱雀五阙,故名,前文已述),就更加可以断定曹叡重建的洛阳宫就是位于原东汉北宫故地,而非南宫。

曹丕、曹叡父子先后大规模重建洛阳城,使其逐渐恢复了昔日风采,而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之前城市建设没有中轴线的格局,以太极殿、阊阖门(朱雀门)、铜驼街、宣阳门(小苑门)一线为中轴,也就是所谓的“建中立极”(建中轴、立太极),为北魏扩建洛阳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更为后世的城市发展规划指出了一个明确方向,其影响深远至现代。从这个方面来说,魏文帝和魏明帝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

目前考古已明确位置的朝廷机构有三公府,即位于洛阳内城东南角的司空府、司徒府、太尉府,以及内城东北角的太仓与武库。两汉的三公府有四个门,用以随时听取报告。府中除了办公室外还有官舍和吏舍,供官吏和家人居住。

《太平御览》引《风俗通》记载:【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馆也。亭亦平也,民有讼事,吏留辨处,勿失其正也。】可见亭原本的意思就是“停留、休息之处”,到秦汉时期成为独立的行政机构,除了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的馆驿职能外,还负责治安执法。(笔者PS:刘邦做过泗水亭长,也就是类似片儿警兼旅馆老板的职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里一亭”并非是指方圆十里范围设置一个亭,这个“里”并不是面积或者长度单位,而是古代居住区的特定称谓,下一个章节会提到。

汉晋时期的亭外观类似现在的小亭子,但是要大许多,平时有亭吏驻守。洛阳有十二门,以此为基准交互纵横延伸出二十四条街路,状似棋盘,因而形成了二十四亭。不过亭与街路并不完全一一对应,具体每个亭负责的范围还有待考证。根据《元河南志》的记载,洛阳城的亭分别是:芳林亭、奉常亭、广世亭、昌益亭、广英亭、定阳亭、遮要亭、暴视亭、广阳亭、西明亭、万岁亭、千秋亭、夕阳亭、东明亭、祝中亭、东因亭、建春亭、止奸亭、德宫亭、东阳亭、安众亭、孝敬亭、清明亭,共计二十三亭,另一亭的名字亡佚。

很多学者认为所有这些亭由于处在都城洛阳的缘故,因而统称为“都亭”,即都城之亭的意思。亭的主要功能是邮传(快递)、司奸盗(派出所)、馆驿(旅馆),每个亭都有鼓,正式名称叫做建鼓,用以召集号令,后世的击鼓鸣冤大概由此而来。还设置有亭舍,就是小旅馆,但不是面向所有普通大众开放,而是只接待往来官吏及其家属。有观点认为亭舍大都位于城墙外及护城河附近,为了给晚上关城门宵禁之前没来得及进城的人提供方便和住宿(另有接待使节和外宾的正式驿馆都在内城,因此城门关闭期间,外城确实需要类似亭舍这样的地方提供临时休息)。此外,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也可推断,亭的建筑比较牢固,可以驻军,最多能够达到数千人。

另有一种说法是缺失一亭的名字就叫做“都亭”,即都亭并非所有二十四亭的统称,而是单独某一个亭的名字,因为《后汉书》有多处记载洛阳都亭,并且其中不乏张纲将车轮埋在都亭,以及何进在都亭屯兵的记载,而且有明文记述汉质帝即位前就住在都亭。此观点认为都亭是洛阳二十四亭中面积最大的亭,可能位于城市中心的交通枢纽,人流量大,因此备有车马,亭舍也较其他亭更大,治安任务更重,建筑也更高大,前面有街和广场,推测可能更靠近皇宫。

这两种说法目前还没办法进行统一,也无法辨别哪个更准确,只能期待专家学者们进一步考据和发掘了。单就笔者自己的观点来说,都亭是统称的说法似乎更具说服力。因为《后汉书·灵帝纪》其实提到了一个【夏门亭】,可能就是失落的最后一亭的名字。【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己亥,帝到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目前不能确定的是这个夏门亭在汉灵帝之后有没有改名,变成了《元河南志》中二十三亭之一。但需明确一点,亭的职责范围只是信件传递、治安、馆驿,并无其他行政职能,与现代城市的区不可等同。

宋代以前,中国实行坊市制,即居住区与商业区隔离。而坊是在隋唐以后才明确定义为城市居住区(如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引以为傲的一百零八坊)。在此之前居住区多称为“里”,汉魏尤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里和坊同时并存的情况,而实际并没有太大分别。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志》记载,两汉时期百家一里,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啬夫,有游徼……也就是说每一百个家庭成为一里,大概相当于现代的社区;里的长官正式名称叫做“里魁”,但里正似乎更被历史爱好者们熟知,先秦时代的里正和两汉的里魁职能差不多,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社区主任,除了负责处理百姓家柴米油盐的琐碎事,里魁最重要的职责是劝导农桑和督催赋税。因此这个里不是指长度单位,不能与汉里、公里等单位混淆。而且虽然每十个社区设置一亭,但前文已述,亭长并不插手民事诉讼,像经济案件之类的事情是不予立案的,亭只维护治安,因此亭和里并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并行的两套系统。

根据东汉的人口数量以及洛阳城市规划布局,有学者推测洛阳城大约存在140至220个里坊,多数位于郭区和乡,内城由于是皇宫和行政机构所在,因此居住区面积不大,主要是上流贵族和皇亲国戚才住在里面,接受城墙的保护。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步广里与永和里,董卓就住在永和里:【……北有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犹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峦、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掘此地者,辄得金玉宝玩之物。时邢峦家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洛阳伽蓝记·城内》)】可以得知,由于居住在永和里的业主都是上流人士,因此被称为“贵里”,即“高档社区”。与此相应,外城南部由于居住很多外族,所以被嫌弃为“贱里”,即“棚户区”。尽管这只是后世北魏的称呼,但魏晋皆承袭汉洛阳,应该也是有所关联的。此外,还有一个永康里很有意思,《洛阳伽蓝记》记载荀彧在此处有房产:【西阳门内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内复有领军将军元乂宅。掘古井得石铭云是汉太尉荀彧宅。】这条记载的准确性还有待考证,因为曹魏迁都洛阳前荀彧即去世,洛阳为何会有他的宅邸?唯一可能是魏国迁都后追赠给荀彧的房产,如果是这样,那么应是荀彧后代继承房产,荀恽住在这里的可能性最大,但是荀恽与曹植亲善,又与曹丕的死党夏侯尚不睦,遭到曹丕记恨,因此曹丕和曹叡都没有道理以给他父亲的名义赠与一套内城的高端房产。又或者是赠与荀恽的儿子们的,但差了两代人,为何要称作是给荀彧的呢?无论如何,永康里的房子都不会是荀彧住过的。

根据规定,各家的房门不许面向街路,只有少数贵族和特别地位的人可以临街开门,这个规制从汉代至唐代一直没变。另外,由于坊市隔离,且不能临街开门,所以某些影视作品中前门开店后院起居的形式在汉代也不可能出现。

考古发现的《肩水关汉简》中记载了洛阳的42个里坊名字,但《肩水关汉简》确定的时间跨度是西汉中期至东汉初,因此这42个里坊究竟哪些只属于西汉,哪些只属于东汉,哪些在两汉同时存在,已经无法考证。除此之外,其他发掘的汉简中还有5个里坊,分别是《居延汉简》的北昌里、西槐里、上商里,《张家山汉墓竹简》的杨里,以及《敦煌汉简》的安里,除了可以确定两汉都存在上商里外,其他4个也都无法确定时间。

根据《元河南志》、《后汉书》、《东观汉记》等史料记载,可以确定为东汉时期的洛阳里坊名称只有6个,分别是步广里、永和里、延熹里、上商里、南许里、左池里。另有两个疑似东汉时期的里坊,即前文所述的永康里,以及一个戚里。顾名思义,戚里就是外戚居住的社区,可以确定西汉长安城有戚里(徙其家长安中戚里。(《史记·卷一百三》),曹魏第一个都城邺城也有戚里(亦有戚里,寘宫之东。(左思《三都赋·魏都赋》),而东汉洛阳城关于戚里的存在尚缺少确凿证据,唯有《后汉书·卷三十六》称赞张霸时提到“霸贵知止,辞交戚里。”然而由于戚里常常在文学作品中拿来代指外戚,所以这条记载还不足以证明东汉洛阳城有戚里。《太平御览》在引用《老君传》时提到一个神仙名叫阴长生,说他“后汉戚里专务道术。”算是一个关于东汉戚里比较明确的说法,不过涉及神仙鬼怪的史料本不足信,这条记载的真实性有多高还无法确定。

由于洛阳的里坊名称实在太多,包括文献中记载的北魏洛阳城一些里坊名字也可能从汉魏洛阳沿用下来,因此本文不一一列出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另行研究,或者找我来共同探讨。

关于居住区还有需要特殊说明的情况。其一便是内城与外城的郭区不同,内城居民由于家世显赫,还有一个特殊编制,称为“闾”。有些文献说“里门称闾”,于是便有人认为闾不是居住区,而仅仅是里的大门。《管子·八观》说:“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横通。”因此每个里实际都是封闭式的,周围建有里墙,两头各有一个门连通外面的街路,在《说文解字》中也有明确的解释:“闾,里门也”。但是按照古礼,25家为一闾(《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羣侣也。”),所以闾早在周代就是一个常设的城市规划区,至于里门一说,大约直到魏晋时期才出现,大概率是重建洛阳城的两个人——曹丕和拓跋宏设立的。

汉魏洛阳内城有闾这个区域应该比较确定,因为还有一个特殊现象,便是两汉时代著名的“闾巷少年”【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耳。(《史记·货殖列传》)】这是司马迁对西汉时期闾巷少年的描述,其实就是一群浪迹与市井之间的少年犯,具有一定黑社会性质,在两汉时期被视为侠气。到了东汉,情况有了一些变化,虽然这种任侠之风犹存,可是性质变了,少年不再是原来“单纯”的少年。

【仁亦阴结少年,得千馀人,周旋淮、泗之间。——《三国志·曹仁传》】

【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馀人,皆剑客也。——《三国志·许褚传》】

【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三国志·先主传》】

【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三国志·张邈传》】

还有窦融“以豪侠为名”,董卓“以健侠知名”,袁绍“以豪侠得众”,东汉任侠的少年们纷纷投靠有背景的“老大”,甚至很多权贵子弟本身就成了任侠的少年。前文已述,洛阳内城居住的都是权贵,普通的底层少年是不可能住在里面的,因此内城的闾巷少年更多便是代指那些受两汉任侠之风熏陶、向往自由生活的膏粱子弟们,类似现代“大院里的孩子”,他们仗着家里长辈有权势,每天飞鹰走狗、饮宴享乐、打架斗殴、欺男霸女,这其中最出名的大概当属袁绍和曹操了。史书记载曹操年轻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和袁绍一起抢新娘子的故事应该已经人尽皆知。【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世说新语》)】

这群闾巷少年以袁绍这样高门大户的子弟为首,过着浪荡奢靡的生活,惹是生非,圈子里不仅有许攸这种世家子弟,还有何颙这种名士,更有张邈这样纯粹的少年游侠。

说完内城的闾巷,再来说一说城外的郊区。城墙之内是内城,城墙之外是郭区,护城河再往外就应该算是郊区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有啬夫、有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普遍理解是汉代县以下的行政区划为积里为亭,积亭为乡,积乡为县,但是这样会有问题:前文所述两汉百家一里,那么积累起来一个乡则多达万户,而万户已经是大县的标准了。这个问题若要详细说起来会比较繁琐,需要专门撰文论述,这里简而言之,县、乡、里是行政区划,而亭并非单纯的区域划分,只是负责交通、治安、馆驿,因此亭不是一个正常的行政区划,不能与县、乡、里混为一谈,作为里和乡的中间机构,《汉书》记载的这个亭应与监察系统相对应,而不是与县、乡、里的行政系统对应。行政系统是积里为乡、积乡为县、积县为郡、积郡为州,监察系统的区域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监察州的是刺史部,这个与行政区划是相对应的,也没有歧义。但是到了郡、县一级就有了变化,监察郡的是督邮部,不仅负责监察太守,县一级的令和长也是他的职权范围,这就与行政系统不同了。小郡只需督邮一人,大郡则需再分部监察,《汉书·尹翁归传》记载:【田延年为河东太守,分所部二十八县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虽然郡督邮的分部没有明确称谓,但是分工很详细。再往下,乡一级的监察官员是五官,也叫廷掾,且东汉时期的分部情况更多,《续汉书·百官志》记载【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其监属县分五部督邮曹掾一人。】当然不是每个县都要分成五部,四部、三部、二部也很多,甚至不分部,具体要看县的规模大小。这里与县分部对应的行政区域便是乡,也由此可知,每个县最多有五个乡。关于两汉行政区划和监察系统的内容还有很多,篇幅有限便不再赘述。

洛阳是首县,理应分为五部,即有五个乡,猜测可能分别是东乡、南乡、西乡、北乡和一个不知名字的乡,另外还有都乡,情况与都亭类似,不知是单独一个乡的名字还是所有乡的统称,另有说法是所有县都设置都乡,具体不明,有待考证。汉铢里有“南乡三老”印,汉《苍颉庙碑》文里记载着万年县有“北乡”,汉封泥里“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印都有(《续封泥考略》),以此可以推断乡在全国各县很多都是按照所在方位命名。曹操做过洛阳北部尉,按理说这个职务属于监察系统,监管北乡官员是否有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不负责治安,但他却管起了宵禁,还把平民百姓蹇图打死,这应该是北乡游徼的职责,甚至是洛阳令的管辖范畴,曹操实属越权。有人说曹操担任的其实应该是郡都尉,但郡都尉一职在光武帝建武六年就已经省罢,职责并入太守,所以曹操不可能担任郡都尉。【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后汉书·百官志》)】

商业区规模不算大,但最为丰富多彩。洛阳一共有三个集市,分别是内城西部上西门与雍门之间的金市、城墙外中东门与旄门之间的马市、城南具体位置不明的南市。陆机《洛阳记》:【大市名金市,在城中;南市在城之南;马市在大城之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马正林先生认为,马市可能在中东门外的干道上,与金市东西对称。南市则在城南洛河岸上,可能位于津门外干道上。金市大约在光武帝时期修建,因为与它同时期修建的社稷和宗庙一起构成了“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显然是有事先规划的。

东汉的市场都是封闭式的,四周建有围墙,每天清晨开放,傍晚关闭,停止交易。并且市场设置有官员进行管理。“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秩二百石,明法不補。员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啬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又有楫棹丞,三百石,别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马市东,有员吏六人。”市场里面还建有“旗亭”和“市楼”,是管理人员的治所,还有“市舍”供管理人员休息。虽然汉代重农抑商,但别看市长级别不高,却直属河南尹,洛阳令都无权对市场指手画脚,可见朝廷对商业还是比较重视。另外,由于市场人流量大,也经常成为处决犯人的场所,这个习惯一直沿用至清代。

【定远侯班始尚阴城公主坚得,斗争杀坚得,坐腰斩马市,同产皆弃市。】
【皇甫嵩与黄巾贼战于广宗,获张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尸。李贤注:发棺断头,传送马市。】

此洛阳三市以外,还疑似有个粟市【永平三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晋书·食货志》】这个粟市的位置与马市略同,是否同一市场的不同称谓有待考证。

  • 金市,顾名思义就是金属制品的交易市场。中国是贵金属贫乏国,金和银的储量都不高,即便是铜的储量也排不上号,所以各类金属制作的器具、饰品绝对属于高端奢侈品,只有内城上档次的贵族才有能力消费,而金市作为唯一处在内城的集市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金市大概除了交易一般商品外,货币兑换可能也是重要的一部分。五铢钱作为两汉法定货币,发行量一定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因此把金市比作大汉的心脏瓣膜恐怕再合适不过。既然说到商业和金市,不妨多讲两句货币,有观点认为五铢钱在汉末严重贬值,汉灵帝时期已经近乎废弃,这也许还可以商榷,因为汉灵帝时期无论建造宫室还是卖官鬻爵,价值都是与五铢钱挂钩的。如果一种货币已经贬值到废弃的地步,它就失去了流通性,不可能继续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汉灵帝也就无法拿到钱。而以当时物价来说,一个三公的价格大概一千万,地方官五百万,总体来说五铢钱还不至于到了废弃地步,至少比民国时期的法币价值高多了。另一个方面,喜好收藏的朋友都知道,东汉“剪边五铢钱”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铜钱,当时为了能够获得更多五铢钱,很多人把五铢钱周围的一圈剪下来,然后回炉重铸,如果五铢钱已经到了废弃地步,就不会有人费事这样做了,因为与廉价的货币相比,回炉加工的过程成本更高,说白了就是不值当子。但是正因为五铢钱还有很大价值,所以东汉人们费劲心思制假,除了剪边,还有磨薄、抠字等等一系列手段,而这才是导致五铢钱在东汉持续贬值的真正原因之一。从经济学角度讲,汉灵帝卖官鬻爵可能也是为了回笼泛滥的货币,进而控制物价吧。只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董卓执政以后直接把五铢钱杀死,简单粗暴的可怕。
  • 第二大集市,也是面向高收入人群,即CBD黄金地段旁边的高端“4S店”——马市。马的珍贵应该不用过多阐述的,中原地区几乎不产马,且质量不高,仅益州一带为数不多的川马因耐力好,可供运输使用。汉武帝将马收归国营创造了不少财富,也刺激了中原养马的热情,但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马比起来还是薄弱很多,因此马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有马骑的人无异于今天开着玛莎拉蒂的土豪,而普通百姓则更多使用牛车——更像今天既可耕地又能出行的拖拉机,只是不知道马市卖牛还是南市卖牛。汉灵帝光和末年,即黄巾起义前不久,一匹马炒到了二百万钱,按当时汇率折合二百斤黄金,简直令人咋舌。不过这时期朝廷监管已经比较松弛,苏双和张世平这两人或许是今天最众所周知的马匹走私犯,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处罚。除了马以外,驴在东汉引入了中国,风靡一时,很多名流都对这种奇怪的动物很感兴趣,王粲喜欢驴,他的葬礼上曹丕带头学驴叫,缅怀这位“驴友”,孙权用驴开诸葛瑾的玩笑,连汉灵帝也飚起了驴车,所以马市中最受欢迎的商品,大概除了名马还有名驴。
  • 南市大约是综合购物广场,可能比前两个更贴地气,除了上述两个集市所特定的商品外,其他生活所用之物一应俱全,根据古代社会生活史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些南市售卖的东西,比如高端的笔、磨、砚,竹简是最普通的书写用品,档次高一点的用绢帛,最奢华的是纸。东汉已经有纸,但制作成本很高,价格昂贵,即便贵族也不是经常消费的起。此外,玉器也是上层名流的标配,蜡烛这个时期传入中国不久,也是奢侈品,档次不比纸低。至于普通的大众消费品,大概最常用的要属燃料,照明燃料麻秸、取暖燃料干柴,麻秸是一种植物,浸油后放在灯上面点燃用于照明,隋唐以前最常用的东西;干柴不用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已经有煤,甚至产生了专门挖煤的工人,可见已经达到了一定消费水平,不过与木柴相比,煤的消费量应该还是相当低的,直至宋代才真正成为燃料主力。另外,还有洗漱用的皂角、保暖用的粗绵、扎头发用的头巾、发冠、身上穿的鞋子、衣服、厨房用的陶碗陶罐,一定也都会在南市出售,甚至也会卖人。曹芳在正始年间曾经派人去洛阳集市暗访,发现有卖七十岁老太太的,他表示非常惊讶,不禁发出了灵魂一问:“这么大岁数,浑身是病,谁会买?”按律法,卖人是违禁的,但官家奴婢除外,而曹芳即位之初就拟定制度:官奴到了六十岁就要恢复自由,给予良人身份。可是市场中那些七十岁老太太着实让人摸不清头脑,连裴松之也满头问号。我猜六十岁才恢复自由的老太太恐怕也难以独立生活,不如还留在官家等着养老,官家自然也不乐意额外养那么多个“妈”,能卖一点是一点吧。

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尚未提及,便是盐,应该是南市的主角。盐在两汉经过多次折腾,一会收归官营,一会放开私营,最终汉和帝废除盐铁禁令,搞改革开放,市场自由化,一直持续到官渡之战时期在卫觊的建议下又被曹操搞成了官卖。不过在这段市场开放期间,官盐并没有废止,而是与私盐同时存在,比如刘虞任幽州牧,“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这显然是官盐,而巴蜀地区广都、汉安、南安、汉阳、巫县、涪陵等十六个县有盐井,设置盐官的只有临邛、南安等五县,其余都是民间经营的私盐。可以想见,南市中的盐摊一定有明确规划,官盐区和私盐区泾渭分明。猜测汉末时期,腐败问题严重的官盐应该会比私盐贵上几成。

除了这三市之外,还有三个重要的行业,也就是酒肆、赌场、妓院,他们可能不完全受集市控制。酒在汉代也属于中高端奢侈品,因为需要用粮食酿造,所以比较珍贵,尤其是精加工的清酒以及带有小资情调的葡萄酒。汉末粮食告急,酒价自然贵的出奇,孟达的父亲孟佗(他)用一桶20升的葡萄酒就从张让那里买来了凉州刺史。(【(孟)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三辅决录》注释】)曹丕对葡萄和葡萄酒也极其热衷,专门写文章赞美了一番,称葡萄“酿以为酒,甘于曲糵,善醉而易醒。”而杂质相对更多的称作浊酒,很多时候是中产阶级能够消费的商品,所谓“一壶浊酒喜相逢”,与亲友聚会,酒的口味好坏也不那么重要了。不过丰年倒无所谓,若碰上灾年,通常都会有禁酒令,以保障更充足的粮食供应。由于儒家在东汉地位不断下降,孔子“沽酒、市脯,不食”的观念已不再束缚人心,所以集市上卖的酒已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当然也有很多人人习惯自家酿酒,不过这是需要有家底的。酒肆因为需要临街开铺,所以很可能要在集市规定区域内营业,前面有柜台,后面有酒舍提供座位和饮食。但酒肆更接近今天的酒吧,而不是饭馆,客人以喝酒为主,吃饭在其次,客人也大多是外地官吏或旅客。

赌场是古人娱乐消遣的重要场所,汉晋时期最流行的称作“樗蒲(音‘出普’)”,是从外族流传进来的。“樗”是一种树,用它的木材制成五个骰子进行投掷,因此俗称五木之戏。骰子有黑有白,对博时双方轮流投掷,能够得到正反六种组合,有卢、枭、雉、犊、塞之分。掷出五子皆黑,名叫“卢”,是最高的采,称为贵采。所以,游戏者在掷“五木”时往往喊叫希望得到“卢”,即所谓的“呼卢”,后来人们用“呼卢”代指赌博。四黑一白的称为“雉”,次于卢,其余四种称为“枭”或“犊”,为杂采。掷到贵采的,可以连掷,或打马,或过关,杂彩则不能。至今朝鲜还有樗蒲,而两晋时樗蒲的普及程度已经影响到正常工作,东晋名将陶侃曾激烈反对过朝臣沉迷樗蒲:

【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樗蒲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晋书·陶侃传》)】

稍微有点文化的喜欢博弈,也就是最传统的六博戏,先秦时期便出现,被认为是象棋的前身,但更类似飞行棋。双方各有数枚棋子和骰子(当时叫做“著”)。六博玩法包括大博和小博两种,西汉及其以前的博法为大博,以杀“枭”为胜,对博的双方各在己方棋盘的曲道上排列好六枚棋子,其中一枚代表“枭”,五枚称作“散”,以“枭”为大。用“箸”六个。对博时,双方先轮流掷著,再根据掷得的“箸”的数量多少行棋。数越大,走的棋步越多。六博行棋时,双方要互相逼迫,“枭”可吃掉对方的“散”。同时,“枭”在己方“散”的配合下,调兵遣将,争取时机杀掉对方的“枭”。对博的胜负以杀“枭”来决定,即《韩非子》中所言“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这一点和象棋中以杀将夺帅为胜相类似。

东汉时六博的形制有了变化,出现了二茕(音“穷”,与箸的作用一样)的小博。这种博法是一方执白棋6枚,一方执黑棋6枚,此外双方还各有一枚圆形棋子,称作“鱼”,将它们分别布于棋盘12曲格道上,两头当中名为“水”,“鱼”便置于“水”中。行棋的多少是根据掷骰子的数字而决定,哪一枚棋子先进到规定的位置,即可竖起,称为“骄棋”。随后这枚“骄棋”便可入于“水”中,吃掉对方的“鱼”,称为“牵鱼”。每牵一次鱼,可赢得两个筹码,称为“博筹”,就是比筷子稍长一些的木条。如能首先牵到三次鱼,得六根博筹,即算获胜。不知道刘备得到诸葛亮以后形容自己“如鱼得水”是不是在赌场玩出来的行话俚语。河南灵宝东汉墓出土了一套绿釉博棋桶。在一张坐塌上置长方盘,盘的半边摆有6根长条形算筹,另半边置方形博局。博局上每边有6枚方形棋子,中间有二枚圆形的“鱼”。坐塌两旁跪坐二俑对局,左边一人双手向上前举,似乎在拍手叫好,右边一人两手摊开,形象逼真。

汉景帝即位前,与入朝的吴国太子刘贤玩这个当时最火的“桌游”,结果场面确实火爆,因为棋路相争,汉景帝一时气愤用棋盘把对方砸死,这大概也是促成后来刘濞造反的一个重要因素,也由此可见六博戏在两汉时期极为盛行。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博弈并不是单指六博戏,其中“奕”字代表的是围棋,“博”才是赌博,虽然二者都是行棋,但围棋没有赌博性质。不过东汉时期赌博明显盖过了正儿八经的下棋,出现“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班固《弈旨》)的情况,而且还出现了专业赌徒,《后汉书·许升娄传》记载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正因为六博戏演化为纯粹的赌博,逐渐被“正人君子”们嫌弃,三国时东吴太子孙和曾经痛斥官员们沉迷赌博,因此这个风行一时的游戏到晋代以后便消失了。

而赌场外面,还有露天的斗鸡和走狗,都是可以下赌注的,上至权贵下至匹夫都很热衷。但是因为赌场最易滋生打架斗殴,所以大概也是市场管理部门最头疼的老大难问题。总的来说,两汉时人们的业余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果再加上下面要说的这个行业,那么汉晋时期上流社会的男人简直不要太悠哉。

最后谈一谈风花雪月之地,俗称倡馆伎馆,由于唐代以前中国没有私营妓院,所以这个行业的经营场所都集中在内城的宫门附近,专供上流人士消费。比如西汉长安城有个著名的“章台大街”,街路两边是众多烟花柳巷,西汉有个叫张敞的京兆尹,大约是这个“红灯区”的常客,因而成了众人讥讽的对象:【然(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汉书·卷七十六》)】后世文人更以“走马章台”来形容流连于妓院之人,苏东坡有诗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由此可见追欢买笑可不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勾当,而逛妓院在唐代则视为风光有面子,可谓放飞自我。目前尚不了解洛阳城的妓馆位置,猜测可能会照搬西安,按照惯例也设在宫门附近,因为两汉的妓女处在宫妓、官妓向市妓、私妓过渡时期。

不过这个行业也分好几个档次和类别:以卖艺为主的优伶和以卖身为主的倡伎(娼妓)。“优”指男性演员,“伶”指女性演员,后来“优”字也经常混用,日本文字传承了这个叫法,时至今日依然略同,比如爱情动作片的女主角称为“女优”,男演员称为“男优”,配音演员称为“声优”。优伶也有分类,“倡优”是音乐类的歌舞演员,“俳优”是语言类的相声小品演员,还有“侏儒”主要从事杂技和魔术表演。倡馆外面有露天的高大舞台(称为“台榭”),以便演员们在某些重大节日里登台献艺,不过这些娱乐圈工作者通常都是接了活以后去别人家里,且正常情况下卖艺不卖身。当然,就像今天混乱的贵圈一样,两汉倡馆的从业人员也有很多界线模糊不清,一些从业者在弹唱歌舞、说话逗趣之外,如果客人要求,也可以进一步做羞羞的事情,把“倡”字的单人旁变成女字旁。曹操的王后卞夫人就是倡优出身,不知有没有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不过这不重要,因为两汉时期的女子尚没有明清时代从一而终的明确概念,贞操是个神马普遍都没有意识,男人们也不太重视这个,人妻控曹操妇孺皆知,儿媳妇甄氏是从袁熙家抢来的,刘备的第一个皇后之前嫁过一次,孙权的女儿孙鲁育先嫁朱据后嫁刘篡,更远一点的,汉武帝的亲娘也是二婚嫁给了汉景帝,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晋书·列女传》中受到特殊追捧的主角们几乎全都有再嫁改嫁经历,由此可见一斑。

纯粹卖身的妓女没啥可说的,就是朝廷直接经营,“货源”基本就是罪犯亲属以及俘虏。按律法,犯了重罪的人会被族诛,有时诛三族,有时诛九族。关于哪三族和哪九族目前有很大歧义,本文暂不涉及,但罪犯的亲属女眷经常不会被杀,而是送到妓院开“门”接客,搞资源再利用,由于是官方操作的行为,因此称为“官卖”。两汉时期的妓院客人都是官员,估计即便身份再高贵,如果没有职务也不能享受这种“国家特殊津贴”,因此这时期的妓女称为“官妓”,不过史书上的说法比较隐晦,看上去只是个会暖床的奴婢,【尚书郎伯使一人,女侍使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止车门还,女侍使絜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蔡质《汉仪》)】可见在尚书台值班是个美差,至于“护衣”是不是包括啪啪啪,反正人家没明说,咱就只能脑补了,至少唐朝诗人十分羡慕这样的工作,韩退之有诗“应知侍使归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清人俞正燮则明确指出,汉代官奴婢“事同妓妾而无常夫”(《癸巳类稿.除乐户考》),这几乎就是把官奴婢和官妓划等号了。

此后,妓女这个特殊人群逐渐向民间普及,魏晋时期出现私妓,到唐代便有了最常见的市妓,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开“叫卖”,人尽可夫。

皇帝们没有电视电脑手机,又不能堂而皇之的赌博逛妓院,所以最大的乐趣就是建公园。东汉将阳渠水引入城内,皇帝和贵族们利用这个资源建造了很多公园,目前已知的园林包括濯龙园、上林苑、芳林苑、平乐苑、灵囿、鸿德苑、显扬苑、长利苑、灵琨苑、兔苑。

濯龙园是汉明帝修建的,位于洛阳内城的西北角,为东汉最著名的皇家园林,里面种植了大量树木,还有很多奇珍异兽,并且景观规划非常先进,在建设过程中引谷水入园池,开溪流、造瀑布、建桥梁,并在地下埋建繁密的上下水管网。濯龙园的景观建设奠定了台、池、桥、林、山的中国古典园林水利建设模式,对后世园林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芳林园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皇家园林,曹芳即位后改名为华林园,除了有树林、水池和景观,这里还养了一些珍禽异兽。张衡《二京赋》说“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鶋秋栖,鹘鸼春鸣。鴡鸠丽黄,关关嘤嘤。”

另外,广成苑里面也有很多动物,据薛莹《后汉记》记载,“灵帝光和五年校猎广成苑。”不过这个皇家动物园在汉安帝时期废弃过一段时间,名儒马融以此怒怼安帝软弱,后来汉和帝还把广成苑让给百姓去耕地。但是毕竟马融名头太响,被他怼可不是舒服事情,于是后来的皇帝们重修了广成苑,桓帝和灵帝多次在这里涉猎,以彰武德。

当然,动物最多的要数上林苑,这是两汉皇家惯用的猎场,位于郭区西北,平时有卫兵把守,普通百姓不许进入。据《汉书·旧仪》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这个大型动物园可就有趣了,百兽真的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给人一种回到侏罗纪的感觉,班固《两都赋》提到的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还有张衡《二京赋》里写的鼻赤象,圈巨狿,揸狒猬,窳狻,揩枳落,突棘藩。……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猎昆駼;杪木末,攫獑猢;超殊榛,摕飞鼯。”有动物学家考证,其中九真麟、窳狻、昆駼大概都是现实中存在的。

“麟”大概是鹿、羚羊一类的动物,所以“麒麟”二字都是“鹿字旁。古代的麒麟神兽张牙舞爪,看上去很凶猛,多半和鹿联系不到一起,但在鹿在这个目下其实有许多奇特的亚种,长相有点“犯法”。比如分布于阿富汗一代的“吸血鬼鹿”,因为长着一对吸血鬼一样的长獠牙而得名,学名克什米尔麝香鹿。在古人看来,这种拥有长长獠牙的动物多半是性格凶残的猛兽,畏惧之心油然而生。

有獠牙的鹿品种并不少,还有一种鹿名叫“赤麂”,长角獠牙,和传说中的麒麟相当接近。还有毛冠鹿,也长着角和獠牙。这两种鹿都分布在越南、缅甸、泰国一代,而两汉的九真郡就位于今天的越南,所以它们没准就是班固笔下的“九真之麟”。

“窳狻”按字面意思就是“瘦小的狮子”,《尔雅·释兽》说:“狻猊如彪猫,食虎豹。”郭璞注:“即狮子也,出西域。”大概是一种中型猫科动物,比如猞猁。

“昆駼”现在应该是相对常见一点的,就是喜欢生活在悬崖峭壁上,善于跳跃的大型有蹄动物。《尔雅·释畜》:“騉駼,枝蹄趼,善升甗。”在甘肃、青海、浙江、安徽、湖北、江西、四川、云南、西藏、福建、广东、广西以及陕南等地都有类似动物的踪迹,比如鬣羚。

在所有园林中最另类的还是兔苑,“跋扈将军”梁冀的私人园囿,不是皇帝的。《后汉书》记载:【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一个粗暴擅杀的老爷们儿居然喜欢小兔子,这种反差萌也是让人大跌眼镜,不明情况的胡商误杀了梁冀的心爱之物,结果牵连十多人被杀,实在有够变态,爱心放错了地方。

所有园林中,最神秘的大概要属西园,直到汉灵帝末期它才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不知从何而来,考古也毫无踪迹可寻。然而西园在三国爱好者的心目中一直是最重要的存在,因为汉灵帝那些与荒淫昏庸有关的日子几乎都离不开西园。

【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
【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
【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
【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

这个汉灵帝的私人金库不仅汇集了巨量财富,还在里面给狗穿官服,放荡无度,顺带养肥了一班中饱私囊的太监。不过洛阳城内始终不见西园的其他记载,仅有一个类似的西苑,不知道二者是否同一地点,又或者是城西上林苑、广成苑、平乐苑的统称,这就不得而知了。

说了半天享乐,该聊点正事了,介绍一下重要的“太学”。

太学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修建,光武帝“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急。”史书记载,洛阳的太学“在洛阳城外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包括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和教学楼。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13年)进行了翻修和扩建,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建筑工人达到十一万多,可见工程量的耗大。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人奉旨在太学校订五经,并立了石碑,是为著名的“熹平石经”。【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熹平石经在书法和经学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后汉书·儒林列传》

汉质帝时,太学人数达到空前的三万,太学生也经常参与到士大夫、宦官、外戚的斗争中,臧否人物,讥讽时事,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

两晋时期开始,太学逐渐衰落,唐宋之际虽然也有跟太学类似的国子监等机构,但由于科举兴起,因此官学废置无常,像东汉这样繁荣的盛况一直没有再现。大文豪苏东坡坦言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虚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下之。”虽然汉安帝时期短暂衰落过,但顺帝时即恢复了风采,达到鼎盛。

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穨敝,鞠为园蔬,牧兒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后汉书·儒林列传》

太学的教授称为“五经博士”,皇帝遇到难题时也会偶尔担任顾问角色。东汉时的选拔标准极其严苛,不但要求教授们必须知识全面,通五经,且层次要深,需专通一经(博五经,精一经),而且还有试用期。如果只是知识面广而无专精,则不予录用,即不能采众家之说,必须以一家之说讲经。光武帝时期,缺少《颜氏》课的教授,一个叫做张玄的人面试成绩第一,被任命为博士,但是几个月以后学生们反应张教授除了讲《颜氏》之外,还兼讲《严氏》和《冥氏》两种学说,结果张玄就被辞退。【会《颜氏》博士缺,(张)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冥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学生挑老师,也是够了,反观当今,学生成了弱势群体,教师们反而经常有损师德,却能得到学校袒护很少受到惩罚,这一颠一倒之间,东汉重视教育的程度或可略见一二。

东汉对“大学教授”的选拔标准之高近乎无理,胜任者不仅要学富五车,能够“穷微阐奥”,还需自成一派,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为当世鸿儒、学术权威,经学大师马融、班彪、郑玄、桓谭都是太学的著名教授。正是在这样的严选之下,才死死守住了学术大门,没有让一些歪瓜裂枣、滥竽充数之辈蚁聚民族之根的教育圣地。

当然,高标准自然意味着高待遇,太学博士们的“工资”高达六百石,跟州刺史和尚书台的“公务员”们一个级别,且有单独的公装,到过年还发专门福利(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

相比于对师资的严要求,东汉“大学生”们就宽松的多,不但可以自主在校内择师,还能在校外跟随其他学究进行学习,比如郑玄在太学受业,又“师事京兆第五元。”王充在太学期间,同时也去班彪的“校外补习班”上课。另外,东汉的学生之间还会互相促进提高,学长教学弟的情况屡见不鲜。不仅如此,学生们还被允许携带家属入住学生宿舍,比如一个叫做鲁恭的学霸“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对学生的管理如此松散,当然就会产生负面影响,汉顺帝时学生数量太多,宿舍紧张,很多学生只能在校外租房子,鲁恭这种行为就属于占用公共资源,俗话叫做“薅社会主义羊毛,”占公家的便宜。加之汉末朝廷经费紧张,影响了教学质量,而豪门子弟恶习滋长,学校霸凌事件不断,学生散漫之风日盛,到后来,太学生们“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这倒和今天的情况很类似。

要上学,就有考试,这是亘古不变的,即便上了班也会考核KPI。但是相对于今天来说,太学的考试对学生来说诱惑力更大。

根据记载,太学的学习内容比较简单,总不会超过五经的范畴,教材也不过《易》《春秋》《礼》《诗》《尚书》《公羊》等儒家著作,比孔子时要学六艺轻松了不少。而太学没有毕业一说,考试成绩意味着考生是否会被录取为公务员,太学的学生不都是职业学生,有些已经担任了公职,类似在职研读,所以考试成绩不仅可以作为当官的参考标准,也可以作为晋升的参考项之一。但在东汉前期,太学考试制度并不完善,试卷批改时经常因为对错问题产生纠纷,因此汉和帝时期对此进行了改革,事先按照各门学科拟好50个问题和相应答案,学生抽签作答,博士进行批阅,“五经各取上第六人”,然后上榜公布,朝廷以此为依据进行录用或升迁。汉桓帝时期对考试录用再次进行改革,扩大了录取范围,把成绩最优秀的人分为四等,由学校推荐授予官职,即高第者十五人和上第者十六人皆作郎中,中第十七人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为王家郎,共计录取65人,比之前提高了十倍还多。

按照规定,只要在太学学习满两年,就可以参加考试,“国考”两年一次,如果一次不行那就两次三次一百次一千次,只要学生愿意,可以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国家绝对不会予以抛弃。汉献帝为了对那些老学生表示关心,曾下令六十岁以上仍然考试不合格的太学生可以由国家养老。【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后汉书·献帝纪》】当然,优待超龄太学生不是汉献帝首创,他爷爷辈的汉顺帝曾经两次破格录取六十岁以上的老学生。【(阳嘉元年)秋七月……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阳嘉二年)三月……辛酉,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由此可见东汉朝廷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让很多其他朝代汗颜,担得起苏东坡的溢美之词。

东汉政府对教师的苛责和对学生的优待形成了鲜明对比,也造就了一个学术巅峰。对了,还有汉末的一次“学生运动”,即党锢之祸。先有学生刘陶上书向桓帝陈述宦官的罪状,后有学生领袖郭泰与陈蕃、李鹰联合,“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他们甚至策划暗杀宦官,但最终泄密,被宦官以“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为由镇压,前后六七百人被杀,被牵连入狱的太学生达一千多人。由此可见,青年学生自古就有反抗黑暗统治的优良传统。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还是因为大混蛋董卓的一把火,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太学也被焚毁,但大量珍贵的书籍、文献、资料都在混乱中损毁或遗失,王允挽救了很少的一批重要书籍,但在后来的李傕、郭汜之乱时全部损失掉了,还有凝聚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精华以及民族智慧的熹平石经,也在这场动乱中遭到破坏,聚集了一个民族千百年智慧的殿堂毁之一旦。

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后汉书·儒林列传》

曹丕称帝后的第五年,下令重建太学,命人修补熹平石经,但又怎么可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呢?熹平石经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历时九年才得以完成。20多位著名经学家先将各种经书文本详加校勘,然后确立了经籍定本。蔡邕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书法家,皇宫的匾额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以八分隶书书写,八分书有较强的装饰性,笔画讲究起止,多用于正规场合,以示庄重。20余万字书写,是一件呕心沥血的事业,蔡邕以相当之毅力完成,石经书法每字每笔精严端庄,被认为是汉代书法的最高成就,后人无论如何都模仿不来的。此后,熹平石经遭遇了更为悲惨的命运,永嘉之乱后石碑“崩坏者已逾太半”,北魏迁都洛阳前,洛州刺史冯熙、常伯夫毁取石经“以建浮图精舍”,石经遭受一场浩劫,其“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段鹏琦等人发掘的石经残块,就是在一处北魏的房基中,被当做垫地的碎石使用,让人唏嘘不已。

如同熹平石经的命运一样,太学也从此失去了色彩,虽然魏文帝曹丕以及他的几个子孙先后意图重现太学往日的勃勃生机,但时过境迁,震荡之余,太学的博士们学识不足,难以胜任,学生们借游学之名在这里苟且偷生,但求果腹、躲避服役,到最后连会拿笔的人都寥寥可数。有些失去的东西没了就是没了,就像没有赶上的最后一班公交车。

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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