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南研究】代启福| 我们村不会沉下去吧——西南两个煤矿采空村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研究
——西南两个煤矿采空村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日常生活中的风险, 以及因风险产生的焦虑表达不应该被认作成现代化的阻力, 相反,
“负面”情感宣泄恰恰是现代性的真实存在和灾民的真实诉求,
甚至能从根源上规避集体性的社会运动等不稳定因素。而人类学对风险或灾难的研究, 不仅应关注事件本身与过程,
同时也应该讨论在现代化背景下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情感价值的表达的讨论。
关键词：日常生活资源开发风险社会人类学
中国是世界产煤大国, 也是煤炭消费大国。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 (2012) 和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5) 显示, 中国的煤炭产量名列世界前列, 但由于资源分布不均和人口众多等客观因素, 煤炭资源的使用基本上只能自给自足。而这种自给自足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的过度和违规开采之上,
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的急剧消耗为代价的。[1]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人们对煤炭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 煤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持续增高。煤炭资源开发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管理危机、社会文化变迁和城镇化发展矛盾等一系列问题 (1) 。上述问题引起了政界和知识界的高度关注, 也激发出了诸多解决方案和学术思想,
但对煤炭资源的采空区或塌陷区(同时也是空心村) 出现的饮水枯竭、房屋倒塌、地质下陷等日常环境风险, 以及当地人对风险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和不安全感(insecurity) 的担忧和焦虑的表述, 并没有引起政界和学界重视, 而官方和主流社会也未能留出足够的“场域”和空间供当地人表达诉求, 致使矿区与资源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日益凸显。本文要关注的问题是,
日常生活中的风险(risk) 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村庄的社会秩序的?它是如何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被遮蔽的, 又是如何在现代中国被想象, 甚至被利用和转移的?人们关于风险的表述背后呈现了怎样的一种乡土社会和什么样的现代性后果?
基于笔者于2015年1月及2016年7月在云南山水与贵州兴发这两个采空村的田野考察, 本文试图呈现、说明, 日常风险的“在场”与不确定性, 不仅会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带来一定的创伤, 同时也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公共实践与社会秩序产生严重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采空村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分析, 本文也期待为中国西部地区在工业化发展中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些案例启示。
马克思 (KarlMarx) 和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都认为日常生活总是百般无赖的,因为它常受机器和官僚制般的禁欲主义所控制。[3] (P.19) 本·海默尔 (BenHighmore) 也认为“日常生活的百无聊赖可能是, 而且曾经是, 一个发生各种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领域。”[3] (P.21) 人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各种力量形塑或支配。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上帝的行动”
(Act ofGod) 、“自然的行动” (Act of Nature) 或“人的行动” (Act ofMan) , 甚至来自社会制度本身。这些力量既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也对日常生活构成威胁, 使人们长期处于这种危险之下, 但研究者们很少把风险当做问题而提出来。
(一) 风险社会与文化
17世纪以来, 关于风险的研究一直处于沉睡状态, 直到20世纪60年代,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环境和食物污染等问题遭到激进道德主义人士的攻击, 风险分析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4] (P.11)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MaryDouglas) 是较早从人类学角度开展风险分析的学者。她在《洁净与危险》 (Purity andDanger) 一书中认为危险具有多面性且无处不在,
它既象征着危险, 也象征着力量。不洁或危险往往与一定的社会秩序、空间位置和“原始”分类有关。无序和位于社会秩序之外的物或没有固定身份的人, 通常是被看作是脆弱的和危险的。[4] (P.45, 120) 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接受程度是一种集体的建构, [5] (P.364) 其建构过程充满高度的道德和政治情感色彩。而政治关联性成为风险是否可以被选择的关键指标, 哪些风险可怕,
哪些风险可被忽略, 取决于风险潜责者想要阻止的是哪些行为。[6]道格拉斯透过对原始部落文化或初级社会的观察, 阐明了人们“风险的感知有赖于共同的文化, 而不是靠个人的心理。”[4](P.12)
与道格拉斯对前现代社会的风险分析不同的是,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侧重于关注现代社会制度结构下的风险研究。在贝克看来, 风险是“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7]他提出了“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 的概念和理论,
强调风险的内生性。这些内生的风险是“由现代化过程所引发, 而现代化过程却极力去控制它们。”[8]吉登斯也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在现代性的条件下, 风险与危险总是以各种独特的方式并存, 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人, [9](P.110) 形成了后果严峻之风险(highconsequence-risks) 的参数和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 的问题。
英国的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 (Scott Lash) 跨越了制度化风险的讨论, 站在道格拉斯“风险分析”的立场, 以“风险文化” (Risk Culture) 概念去解释贝克和吉登斯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所试图探讨的问题。在拉什看来, 风险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组织难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且文化不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或结构化的东西。[10]
道格拉斯和拉什对风险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难人类学研究。 (2) 美国灾难人类学家苏珊娜·霍夫曼 (Susanna M.Hoffman) 也认为人们对风险的认识会受到文化影响。文化可以塑造人们对风险的认识, 可以美化风险, 也可以放大对风险的恐惧。[11] (P.23-26) 美国灾难人类学家安东尼·奥立佛-斯密斯 (Anthony Oliver-Smith)
则认为灾难被不同个体或群体经历, 人们会对同一灾难事件/过程形成不同的解读, 在灾难研究中, 应该对各式各样的声音和信息提供者加以研究。[12]
目前中国人类学界对风险的研究,更多从灾难人类学的角度, 其内容偏向于一些大规模的、突发性的事件, 其范围涉及灾难的认知、[13]文化象征与本土实践、[14]历史记忆, [15]以及环境的脆弱性[16]等方面, 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与行为”和“应用与实践”四种研究范式。[17]在每种范式的指导下,
研究者也发现灾难所带来的破坏性又因性别、族群、年龄和地域之间的差异, 形成了不同的灾难感知和自我认同。[18]因此, 一些研究者指出“应将灾难视为一种被文化体系所结构化了的、融入人类社会经验与历史进程中的生活要素, 将灾难置于生活整体之中来考察,”[19]如此才能感知灾难图景, 提出灾难应对策略。可以看到, 灾难人类学家除了关注大规模的、突发性的灾难事件之外,
也开始转向关发生在日常生活的风险, 开始关注受灾个体和家庭成员的情感表述与感受。[20]
(二) 日常风险及应对模式
日常生活处处充满风险, 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却又有一定的差异性。风险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难以接受和容忍的, 而对另外一些人则不是。风险研究专家和普通民众, 以及受灾群体对风险的感知完全不一样。[21]安米·沃尔夫 (Amy Wolfe) 认为自然和物理科学家常常根据发病率和死亡率来界定风险等级和伤灾大小。[22]阿萨·博霍尔姆 (Asa Boholm)
则认为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交流和管理是通过文化知情、社会经验的嵌入来形塑的。[23]卡菲洛 (VincentT.Covello) 和约翰 (BrandenB.Johnson) 因受道格拉斯和亚伦·威尔达福斯基 (AaronWildavsky) 的风险文化研究的影响, 提出了风险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的观点,
但他们强调这种建构是有选择的,并且每个社会都会根据自己独特的对风险认知的意义图式去识别什么是风险, 以及哪些风险可以被忽略。[24]风险现存于我们周围, 它就在我们身边, 一直威胁着我们, 我们却无法知晓它何时发生。从时间维度来讲, 风险是现在和未来的将要发生的,它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为了规避和消除这种不安全感,
人们会主动地关注资源可靠性和经营一定潜在的社会关系。[25]无论风险是被感知的、建构的、想象的, 还是通过比较而得知的, 人们表现出来的情感特点都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观念所决定的, 并且个体或群体会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动态的创造。
在日常生活中的风险不仅来自于社会内部, 而且还来自于社会之外的巫术、鬼神等超自然世界。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 在阿赞德人的社会研究中指出,巫术无处不在, 甚至渗透到阿赞德人的各种活动中, 人们会把各种失败、不幸与痛苦归咎为巫术, 把巫术当作不幸的根源。[26] (P.82-83) 纳什 (June Nash)
在玻利维玻利维亚的研究也指出,矿山上出现的日常风险或灾难并非完全来自于自然, 它们往往与鬼神的入侵有关。[27]面对来自超自然世界的风险, 人们往往借助中间人或宗教人士, 通过祭祀手段消除风险, 以重建人与鬼神世界之间的秩序。而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则因其爆发的时间与空间的不确定性, 极难“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换为‘确定性’”, [28](P.109)
人们也“无法通过以往的经验来解释和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将不可避免地使社会公众陷入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之中。”[29]这些看不见的威胁和风险, 在罗伯·尼克松 (Rob Nixon) 看来是一种“慢暴力” (slow violence) 。[30]
目前针对中国资源枯竭型社区和采空村中出现的灾难和风险等问题, 一些西方研究者从“资源诅咒”、“资源民族主义”、“发展的代价”和“内殖民主义”等角度展开了讨论。如加布里埃尔·拉斐特 (GabrielLafitte) 从“资源民族主义”角度批判了资源“国有化”的产权观。[31]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则借用拉美地区资源开发的“内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西部大开发,
认为这样的开发模式可能会拉大东西部之间发展的差距, 同时造成民族关系恶化。[32]
西方学者的资源开发“冲突论”的观点的提出是根植于他们的殖民历史, 以及他们与本国原住民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冲突经历。事实上, 中国开发资源的宗旨在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缩小东西与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针对资源管理和资源开发中出现的负面问题, 研究者主要从生态补偿机制、收益共享机制、文化干预、移民搬迁等方面提出了诸多修复环境和资源和谐开发的可行性建议,
(3) 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单纯的经济补偿并不能解决少数民族发展与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 而应基于一定的法律和政策手段,尤其是基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条款规定, 才能保障少数民族在资源优先使用和公平补偿方面的合法权益。 (4) 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目前资源开发中出现的问题, 并为自然资源开发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他们关注的焦点更多体现在政治制度、文化传承和经济分配等层面,
而极少关注个体和家庭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遭遇, 也很少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表述与乡土社会的变迁和现代性结合起来讨论。
二、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感与不确定性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跨地区人口流动现象。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农和创业, 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人地密不可分的事实。但在西南地区却出现了“人口双向流动”的景观, 尤其是云南、贵州和四川地区最为明显。这些地区因盛产丰富的自然资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持续吸引了不少前来投资和务工的“流动人口”。“人口双向”流动导致的乡村“空心化”和资源地开发带来的“资源诅咒”等问题, 大多都由当地人来承担。
(一) 我们村不会沉下去吧
“我们村不会沉下去吧?”, 这是云南昭通山水村村民普遍担心的问题, 也是大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村民对风险的感知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今年73岁的吴城, 19岁时从贵州嫁到云南昭通山水村。她以为自己能在此安享晚年, 但让她始料未及的是, 前来山水村投资的煤炭公司, 扰乱了她的生活, 也破坏了她家乡的生态环境。
吴城所在的山水村属于云南昭通镇雄县。这里是“鸡鸣三省” (云贵川) 之地, 境内交通极为不便。在“外人”的眼里, 镇雄人“仗势欺人, 懒惰成性”, 但这些“缺陷”并没有阻碍前来投资的企业和打工者。
我们结婚那会, 村里已经有一些人挖煤了。那时, 规模不大, 村民挖点烧点。没人想过挖 (煤) 去卖钱。大家都有, 谁也不稀罕。到了集体时期, 老百姓挖煤挣工分, 换粮食吃饭。土地下户后, 老百姓自家挖来自家烧。但在十几年前, 煤山的使用 (权) 发生了变化。因为公司买下了我们的煤山。他们挖出好多煤, 也赚了很多钱。当初他们 (公司) 的人说, 他们会给我们好处,
但实际上我们每年只分得一点烤火煤和政府提供的一点粮食补贴而已。公司要了一些人去煤山工作, 但干的都是苦力活, 又脏, 又危险, 谁愿意长期去干?我们如何变富?你看现在, 煤没了, 山也空了, 水也没了。房屋开裂的的问题都没人管。人也走光了, 我们哪儿找他们?我们现在只能找政府, 但政府的人却说这是煤矿公司的问题。
吴城提到的煤矿公司收购矿山的事是从2000以后开始的。当时山水村所在的张基屯煤矿, 经政府规划, 连同平天煤矿、林口娃飞煤矿以3.3亿的价格将开采权转让给四川王氏集团和温州商会。企业的投资与开发, 带动了地方煤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交流,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吴城提到的“环境问题”。针对开发中出现的问题, 公司和政府常采用的手段是以经济补偿和提供就业岗位来解决,
但对于公司撤退或变更遗留下来的或后期出现的问题, 往往却无人关注, 也未能解决。但正是这些问题成了日后地方社会与基层政府需要面对的共同难题。
山水村中出现的日常风险是煤矿公司过度开采煤炭资源导致地质下陷而产生的。经过十多年的开发, 山水村的山体已被掏空, 成为一座空山。这些看不见的自然环境风险激起了村民极度的恐慌和猜想, 加之后期陆续出现的地质松动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 更是增加了人们的焦虑与害怕。
我们见到五十四岁的刘晓红时,她正在自家屋顶上的菜地浇菜。我们与她打招呼, 她有些不好意思。她说:“水太小了, 等了很久才浇好一棵菜。这种情况要是放在过去, 会被人取笑为‘懒媳妇。’”水资源的短缺改变了晓红的生活节奏, 也间接影响了她的自我认同, 同时造成针对外界对她社会评价的焦虑。
水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水, 什么都种不了, 什么都养不了。牲口要喝水, 种菜需要用水。牲口要吃水, 可以把它卖掉, 问题就解决了, 但我们总得吃菜, 总得生活吧。每天想起这些, 心里就不舒服, 也不知道该咋办?我们村有些家庭, 为了水, 吵过架。大家的关系搞得都不好。想到前几年, 雨水好的时候, 我家地里种的粮食和蔬菜, 完全够我们一家4口人吃。就算天旱了,
也不会存在吃水问题。我们这儿,冬天情况会更糟糕, 根本没水;夏天, 情况会好些, 我们可以搞点雨水喝。
刘晓红强调, 眼下山水村最大的难题是吃水的问题以及因缺水给老百姓带来的各种“不便”。刘晓红口中的“不便”, 既体现在水资源枯寂导致生计类型的变迁和邻里社会关系的改变, 也体现在村民必须独自面对因日常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村民甚至传言, 要是长期饮用煤水, 会引发慢性病。虽然村里近几年陆续出现的几起慢性病还未被医生确诊是否与饮用煤水有关, 但村民患病事实, 却引起了人们对疾病及疾苦的想象与恐惧。再加上, 房屋开裂和倒塌等问题的陆续出现, 这无疑增加了矿区老百姓的心理压力。
你知道我们房子的屋顶是可以收集雨水的。雨季来的时候, 老百姓把雨水收起来, 方便天干的时候用。我们村的很多家庭, 都是这么做的。房子开裂了, 就不能收雨水了。虽然我家的房子只是有一条裂缝, 和其他家的房子相比, 不算严重。但我害怕呀, 房子开裂就说明了我们住在这里是很危险的。村子下面都是空的。要是房屋沉下去, 该怎么办。
刘晓红边诉说她的担忧, 边用脚跺着地下给我们看。“这下面, 过去全是煤, 现在都被采空了。假如哪天沉了,整个村都完蛋。”刘晓红强调, 这几年, 她总是提心吊胆的, 晚上睡觉都很害怕, 常常半夜醒来, 总担心房屋会塌。村民的担心和焦虑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近两年政府陆续对一些危房做了加固和修补, 同时也在积极争取资金解决村民饮水问题。但刘晓红却认为这些整改和帮扶只是暂时性地推迟了矛盾,
而真实的情况是山水村已是一个采空区。刘晓红以及村民们的“负面”情绪的表达暗示了矿山与周边社会的矛盾, 以及人们对地方政府在治理与公信力方面的认识。实际上, 人们担忧和焦虑的是不能暂时性地通过物质补偿来解决的。
在山水村, 像刘晓红和吴城这样的家庭, 占了80%以上。可以看到, 资源开发带来的风险危害与地震带来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资源开发带来的风险和创伤往往不可见, 它潜在地影响着社区里的每一个人。这种影响并非简单地体现在饮水和生产生活方面, 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与农业祭祀的传统, 而且还切断了“人与自然”、“水与土”之间的互动。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风险和疾病恐惧与焦虑的表达, 并未得到相应的处理和社会支持,相反, 这种“坏情绪”的表达, 在地方社会管理者看来, 是一种扰乱社会和谐的因素, 通常以粗暴的行政手段加以干预。
(二) 每天都处在危险之下
与云南山水村采空村的案例不同的是, 贵州毕节织金县的兴发村正在经历资源开发的过程, 主导这场开发的煤矿公司来自江西。该公司从2007年开始, 每年以大概30万吨的速度开发煤炭。它是目前织金县现存的几家正在运营的公司之一。截至2016年, 织金县共有278家统计在册的煤矿公司因安全、手续、年产量等问题被关闭。
织金县因产煤, 素有“西部煤都”之称, 其名声远播于西南。县内的藏珠、桥板、甲三等乡镇的煤炭资源最为丰富, 但资源的富集并未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 相反, 伴随大范围的煤炭资源开发, 却给当地带来了诸多问题。
家住织金县兴发村的陈兴荣就是这场资源开发浪潮下的典型代表。他现今正代表村民四处“上访”, 状告兴发煤矿公司。状告的理由是该公司在他的家乡兴发村采煤, 导致地质塌陷、房屋开裂和饮水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困扰着村里其他92户人家及周边村落的村民。
“现在吃水都有问题, 更别说种庄稼了。”陈兴荣一边向我提及当前的困难,也一边不忘向我夸耀过去兴发村水资源的富集与壮美的自然景观。他妻子春燕半开玩笑地说, 她当初嫁到兴发, 就是冲着兴发水源来的。虽然这只是春燕的一句玩笑话, 却道出了乡土社会中,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地方“环境”的好坏都在左右人们对婚姻的选择。陈兴荣的女儿陈菊就强调自己并不担心吃水的问题, 未来只要自己嫁一户条件好的人家,
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说的条件里, 就包括水源这一项。
实际上, 在以农为主的社会里, 水资源的管理和使用背后不仅是一套劳动互助、社会规则和文化传承的展演, 更体现了在“水利社会”中展现出来的一套道德观念。
陈菊现在从事乡村客运, 同时兼做一些妇女保健品的生意。凭她现在的“条件”和工作能力, 完全能嫁一户好人家, 甚至嫁到县城都不是问题。但提起缺水的家乡和年迈的父母, 陈菊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公司大范围采煤后, 我们村里的自来水就受到影响了。现在田坝里的水已经干枯了, 井水也没了。这才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要到很远的地方背水。很早起来, 走很远的路。到了有水的地方,还得排队。有时排了队, 也可能打不到水。如今, 有条件的人家, 修了砖房, 可以依靠砖房蓄些雨水。没钱的人家, 只能吃煤水。一想到父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
自己就很难过。我父亲和村里的人多次向政府反映。政府偶尔会委托矿山老板帮忙拉一些水。矿水车也不可能随叫随到, 联系了好几天, 今天才拉来。
说着, 她便带我去看刚装满水的水缸。“这缸水是政府托矿山的车拉过来的。我们一家三口吃四五天。水放久了, 会有味道, 但不喝这个水, 就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背。矿车拉来的水, 要是放到过去, 连牲口都不会喝, 更别说喝存了四五天的水了。”陈菊的话道出了矿产资源富集区水资源普遍匮乏的现状, 更道出了织金县缺水的现实。在织金县的花荷、寨大等村, 村民因长期喝煤水,
出现了多起身患地氟病的患者。虽然兴发村并没有出现地氟病患者, 但村民却深知地氟病与饮水有直接关系。可以看出, 煤矿公司采煤导致水资源的枯竭的问题不仅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且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婚姻选择与社区的发展。
吃水的问题还未解决, 噪音污染和房屋开裂等问题便接踵而来。据陈兴荣的老婆春燕回忆, 兴发村从2013年开始, 陆续受到矿山放炮震动声的干扰。放炮声震动地表, 经常把她从半夜里惊醒, 时常让她失眠和害怕。然后更让她们担心的是, 村里开始爆出房屋开裂和地质下陷的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整天都活得提心吊胆的。”陈兴荣利用自己常年的积蓄刚刚新修了一栋砖房。但没住多久, 房屋就开始出现开裂、掉顶等现象。他的担忧和抱怨也是有依据的, 毕竟兴发村已出现了墙体下陷和房屋倒塌等问题。这些可见和可被预知的地质灾害一直都笼罩在兴发村的上空。村民也向政府和公司方面做了多次反映, 但事与愿违,
他们的危机诉求和焦虑表达遭遇的却是推诿搪塞。面对安全隐患的威胁与诉求无果, 2013年受灾村民只能自发集体到矿山理论。双方在调解中, 因言语不合, 发生了肢体冲突, 最终十二名村民被特警抓捕, 而其他村民则以扰乱煤矿正常生产为由被警告。
陈兴荣夫妻俩试图向我回放那天发生的事。陈兴荣还向我展示了近三年以来他们上访的文件, 其中一份上访书是写给省政府、省群众工作中心、县人民政府、县国土资源局的相关领导。内容是关于“兴发煤矿开采引发地质灾害,93户灾民的生命谁来负责?”的问题。陈光荣在上访中一直称自己为“灾民”。虽然时至今日“上访”的事仍未见任何成效, 但兴发村的上访者都坚信, 国家会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 一些研究指出, 当人们的内心无法容忍风险时,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就会转入行动,反抗的技艺会就会从“隐藏文本”向“公开文本”转换。[33]虽然应星强调集体上访的内部存在诸多角力, 而且地方精英会通过地方性的闹、缠等手段将民间各自分化的诉求, 改造话语, 甚至将鬼魂纳入上访话语, 制造出了遭遇共同苦难、集体上访的假象, 但本质层面对于被指控的对象和诉求的对象往往重复的。[34]
集体行动的故事虽然告一段落,但兴发村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煤矿公司仍然维持原来的速度开发, 而兴发村又引发了新的地质问题,在村落的背后山, 出现了大面积的山体错位、变形和开裂的现象。有些严重的地方, 整个山块被切割两瓣, 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裂缝, 其中最宽的地方可达1米多。种植玉米的山地也相继出现开裂的情况。而村里的道路也开始大面积开裂和下陷。这条兴发村通往外界唯一公路,
也成为了矿业开发的牺牲品。
现在哪儿都是裂缝, 都是大口子。牲畜也不敢养了, 更不敢去放了。以后种地耕地都得小心, 要是受伤了, 谁来承担?从山上到山下, 再到我们的房子, 整个村都处在危险当中。现在煤矿公司还在不停地采煤, 他们根本不担心我们的生命安危。但我每天都在担心, 晚上担心, 白天也担心, 村子会不会沉下去了。像汶川地震那种, 看起来挺吓人的。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只能把这些担心藏在心里,
不想让老人和孩子知道。我怕他们知道后, 会担心, 会害怕。
杨方诉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抹黑公司在本地开发资源, 而极少雇佣本地人的事实, 相反他并不讨厌外地工人在本地矿山工作。杨方的妹妹大秀也强调即便公司愿意招收本地人, 她也绝不会让丈夫下井冒险。杨方真正担心的是矿业公司持续性地组织外地工人在村子地下挖煤, 因为这无疑增加了风险和新一轮灾难的可能性。
地质松动、房屋倒塌、资源枯竭等问题虽都是可见的, 但这些问题对当地老百姓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却往往不可见。这些伤害甚至还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并坚信应实行边发展、边治理的开发逻辑。这是发展主义解决问题的一贯手段, 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灾难,他们也坚信, 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解决。[35]所以在兴发村, 早在两年前, 坊间就开始传言, 公司和政府正在筹集资金,
将他们移民搬迁。虽然这仅是一项传言, 但兴发村村民依据对周边先前搬迁村落的理解, 认为移民搬迁对于本村来说, 将会是一轮灾难。
可以看出, 云南和贵州两个采空村中出现的地质风险和日常危机等问题, 显然与煤矿企业和地方政府过渡开发资源, 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做法有关。这也决定了开发主体在对风险治理时, 常把风险解释为自然和地质灾害,于是相应规避和化解风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经济补偿和异地搬迁的方式。从一定程度讲, 开发主体对日常风险的认识, 决定了其应对和处理风险的方式。上述西南两个资源社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我们能可以看到, 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观念被生产和被想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风险常被概化为现代化的阻力,甚至社会发展不稳定的因素。上述概化的假设都是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层面, 而忽视了地方社会也是构成整个中国乡土的一部分。
本文通过云南和贵州两个煤矿采空村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研究可以看出, 日常生活中的风险既是主体建构的结果, 也构成风险本身的一部分。主体建构的风险观念是人们从特定的历史和记忆中分离出来的、由概念和情感组成的完整意象, 是在与当前现实的遭遇互动中形成的。而且, 风险在人们的表述中总是与历史和记忆脱钩, 因为历史代表着美好的过去, 至少是“理想型”家园的代表, 它被等同于人性,
构成了人们感知风险和诉说的重要精神资源。不过, 这种类型的风险往往被人们忽视或不被视为风险, 一些地方社会的关注者甚至拒绝将历史等同于人性, 于是, 对历史问题的抛弃构成了他们认识风险问题和解决风险问题的方式。
在云南山水村的例子中, 因为资源的枯竭和公司撤资, 房屋开裂和水源枯竭等问题只能由本地村民承担。虽然地方政府对此进行了一些经济帮扶和地质风险排查, 但并不能真正解决日常风险对人们造成的影响。日常性的风险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出行、生产和社会交往, 甚至还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带来了创伤。村民关于这些日常风险的表达, 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 相反,
这些“负面”情绪的表达恰恰成为了地方政府向上获取维稳资源的一种工具。而在贵州兴发村的例子,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并没有因为公司的在场而得到很好的解决, 同样, 日常生活中的风险也被地方社会管理者和资源开发主体视为一场地质/自然灾害, 据此解决风险的方式也是通过经济补偿和移民搬迁的方式展开。
通过移民搬迁来解决日常风险的方式, 并不局限在贵州和四川, 在已有的研究案例中, 内蒙、山东和安徽等地都出现以异地搬迁的方式来化解或转移危机的情况。一些研究已经指出, 异地搬迁的方式虽然能为开发主体腾出了足够的资源开发空间, 暂时解决了资源地频繁出现的地质灾害问题, 但移入新区的移民又出现诸如生计转型和社会关系离散等问题。地方政府和开发主体以市场化手段对危机进行空间转移的方式,
看似解决了社会风险, 但实际上只是推延与转换了风险, 这些风险在新的空间将继续存在,甚至还会诱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Frazer) 在《金枝》一书中提到, “邪物是不可见的, ”但“邪气以可见的形体表现出来, 至少认为是附在媒介物上。”[39](P.878) 弗雷泽把这种“媒介”或“介体”称为“替罪羊”。人们通过对“替罪羊”的污名或让“替罪羊”去死可以把邪气从人群和社会中带走, 人们将“自己的罪孽和痛苦转嫁给别人, 让别人替自己承担这一切, ”[39](P.844)
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清白无罪,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社会的整体性与人和自然的双重丰产。不过弗雷泽把灾祸或风险转嫁给“他者”和无生命的物体的实践视为原始人混淆了“生理的和心理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现象”而致, [39](P.844) 但在勒内·吉拉尔 (Rene Girard) 看来, 转嫁灾难和寻找“替罪”的实践不仅见于原始人, 同样也是现代人的一种常态。人们也会通过替罪羊的方式,
来化解危机, 维护共同的秩序和利益。[40] (P.1-3)
风险的推延和持续存在, 构建起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称的一个“共同世界” (commonworld) 。在贝克看来, 在风险社会里, 阶级之分无从存在, 无论人们如何批判和责备他者, 我们都注定与他者生活在共同的风险世界中, 受制于各种权利支配, 遭受各种危险、腐败、苦难和剥削的污染。[41]
人们对日常性风险的感知也会受到经济结构、性别、社会支持、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甚至在同一风险面前, 每个个体对风险的感知也具有一定认知差异和阶级差别。这一类的日常风险作为一种不可逆的灾难现象, 它的产生和存在始终都伴随资源开发整个过程, 甚至延续到资源开发结束以后。然而, 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的风险, 却往往会被我们所否定,
即便日常风险已经威胁到甚至破坏了现存秩序的稳定。日常风险不仅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婚姻选择和社会流动, 同时也影响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健康。一些研究者指出“情感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和个人感觉, 还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涵。”[42](P.2) 心情的好坏并非源自个体, 而是源自社会互动本身。[43] (P.17) 在资源开发中产生的焦虑“是一种对危险的预感,
尽管在其周边环境中没有任何东西可被明确地视作是对其具有危险性。”[44] (P.3) 而焦虑如何得以呈现“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 而不能仅仅被看成与特定风险或危险相联结的独特现象。”[9] (P.48) “矿山社会”之所以存在焦虑的参数, 并不是由于个体的自我压抑, 而是因为单一的资源开发模式扰乱了地方空间的神圣性和社会的整体性, 有损自然对人们的滋养,
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持续性的恐惧, 带来了情感的紧张和痛苦。在经济发展和“维稳”政策面前, 这种外在的风险常被打造为底边人群内部的问题, 而底边人群对风险的情绪的表达,也被当作对公共秩序的一种威胁。
不过, 关于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表述和社会“阴暗面”的研究也遭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批判。陈春声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和谐, 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风险与对立是社会建构和人为选择的结果。[36]美国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 (SherryB.Ortner) 也批评过去的人类学家过多关注社会生活的黑暗面和冲突面,
关注人们主观经验的抑郁和绝望,而忽视了对积极的、和谐的社会层面的研究。[37]
陈春声和谢里·奥特纳的批判是在提醒我们对日常生活的风险研究应该秉持整体论的视野, 以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范畴的风险, 进而把日常生活中的风险“浪漫化”或本质化。意大利人类学家玛拉·贝纳杜禧 (Mara Benadusi) 也认为对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的研究并不只是推进积极解决冲突和创伤, 它本身“也是冲突表达的空间, 是被形塑的场所, 并以不同方式被接纳和再现。”[38]
由此, 可以看出, 从风险角度研究“痛史”和“坏情感”, 应避免把危机概化成了私人的或者个体化的。任何具体的个体都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中的, 同时也构成了结构的一部分。个体对危机和焦虑表述既是乡土社会整体状况和现代化发展的限度的概括抽象, 也是超越个体经验的超个体实在。因此, “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绝非研究者刻意制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 而是个体与集体互动中,
形成的一种危机表达途径与样式。这与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 并受其形塑和建构。“风险关涉的是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而对未来的拓殖却又打开了新的风险情境, 其中有些又是制度地组织起来的。”[9] (P.135) “公众对风险的认知迫使那些原本并不想与其他人发生任何关系的人进行沟通”。[41]人们对危机的表述和担忧背后, 暗含着人们对蒙受灾难者的社会评价和表征。
总之, 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因其“难以捉摸的一致性” (anelusive unity) [20]和“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incalculableuncertainty) [41]的特点, 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下, 并对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带来一定的创伤, 同时也会对日常生活、公共实践与社会秩序产生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的危险虽然表面得以化解,
但人们却很难通过市场或者行政手段将灾难实现时空转移和社会再分配。本文认为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表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被概念化为一种敌对关系, 相反, “负情感”的宣泄恰恰是现代性的真实存在和灾民的真实诉求, 它能减缓或治愈苦痛, 甚至能避免集体行动。同时, 也应该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已不是一种地方性的事务, 而是一种在现代性的脱域(disembeding)
机制和政治经济的世界体系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动员和资源配置过程。”[45]而人类学对风险或灾难的研究,不仅应关注事件本身与过程, 同时也应该讨论在现代化背景下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情感价值的表达的讨论。
（1）关于流动人口与城市化关系的讨论，请参见：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J]．特区实践与理论，2003(7)；李强．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1)．
（2）美国知名灾难人类学家安东尼·奥立佛一斯密斯和苏珊娜·
霍夫曼认为灾难是嵌入于自然和社会系统中的，灾难不仅能揭示了某一社会的结构形态，同时也是一面透视意识形态与物质世界关系的镜子。通过对灾难事件／过程以及人们处理灾难事件的观察，可以看到人与世俗以及人与超自然关系的关系。[美]安东尼·奥利弗一斯密斯，苏珊娜·霍夫曼．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J]．彭文斌编译．民族学刊，2011，02(4)．
（3）研究者更多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展开自然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讨论。请参见：黄锡生．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探究[J]．现代法学，2006，28(6)；曹明德．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之探究[J]．法商研究，2007(2)；程琳琳，胡振琪，宋蕾．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J]．中国矿业，2007，16(4)．；庄万禄：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四川民族地区水电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5)．
（4）张海洋、贾仲益．和在多赢：西部少数民族发展项目的人文关怀[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王文长．西部资源开发与民族利益关系和谐建设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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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代启福,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 讲师,博士。
原文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