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围绕“三农”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特别是xx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迎来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又一个春天。近年来，**市城郊乡**村在新乡市人大代表、优秀共产党员、村党支部书记李立的带领下，牢牢抓住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短短二十几年时间里，把一个没有任何发展优势的贫穷落后村建设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农村建设“样板村”，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走群众路线，重自身发展的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成功道路。

　　**村位于**市城区北邻，属城市卫星村，西有京广铁路，石武高铁飞架穿村而过，比干大道纵贯南北，卫河环绕东南，黄土高岗横卧村北、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是**古城的天然屏障。村中居民600多户，近3000多口人，土地1800亩。改革开放后，村两委率领全村群众，围绕土地做文章，看准机会求发展，艰苦创业、苦干实干，甩掉落后的帽子，跑步向前。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村“五老”的人力资源优势，从源头抓起，拆迁重建了新村庄;划出150亩土地用于市级烈士陵园开发，为青少年开辟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修缮了千年古庙吕祖阁，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文物旅游景区，景区内依古制修建了“**碑林”包括：中国将军书法名家碑廊、中原书画名家碑廊和台湾百人名家书画碑廊。三处文化碑廊竖碑388通，全长540米。开办农村科学文化技术实际、实用学习班多期。新建**小学标准化教学楼一座。整修规范了村级幼儿园三所。在“三化”建设中，**村率先开创出适宜村民居住、文化氛围浓厚的和谐新农村，先后被评为“**市城郊乡**村小康示范村”，新乡市首批“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兼关工委主任李立也先后被评为新乡市人大代表、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新农村建设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一、采纳“五老”建议 构建新农村文明建设

　　**村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被称之为文化圣地：北邻比干庙、南靠市城区，村中有**八景之一的黄土岗，千年繁盛的吕祖阁。然而，近百年来，清廷腐败、日寇侵入、战火摧残，灾荒连年，繁华兴隆的**村，已是蒿草遍地，一片瓦砾。解放后，虽然经过几任村干部的艰苦奋斗，但仍未改变这种穷面貌。

　　1989年，**村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李立走马上任，当上了村支书，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是感慨万千，从哪里下手，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改变**村这种穷面貌的决心已经下定。他当过兵，经过商，办过农副产品加工厂，也种过地，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尝过，在长期的磨难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上任伊始，一大堆问题摆在了自己面前，但村里面貌怎样改，怎样变需要认真的梳理。这个出身忠孝之家的壮汉子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轻重。首先想到的是：听听村里老人们的意见，问问他们该怎么做。接下来在较短时间里，他把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们全都走访一遍，逐一请教。而后，把老人们的建议摆在村两委会上认真讨论，抽丝剥茧，拟定了工、农、商、学并举，用壮大集体经济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相结合的办法，让大家都动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搞经济建设的新思路方向确定后，村两委团结一心率领群众种果树、办工厂、搞商业、建学校，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硬是把村里的集体经济翻了几番，群众富裕了，脸上都露出了多年来难得的笑容。

　　村里集体经济和群众收入急剧攀升，李立看到了这条道没错，路子是走对了，同时，他也看到了村里这批老年人是一批不可多得的财富，潜力大得很，长辈们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给了这位有着光荣传统的尊老爱幼的新班长志在必得的信心和勇气，为了让他们在村里参政议政，及时听取老人们的指导意见。稍后，首次在村里成立了“老年协会”和“便民服务中心”。那时候村里没有关工委，不知道什么是“五老”，但他把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老模范、老农民这些德高望重的人统统组织在老年协会里。尽管协会条件很差，设有图书馆、阅览室、娱乐室，但是，他们每天除了健身活动外，常常聚在一起出谋献策，共谋村里发展大计，成了村里的智囊团和主力军。

　　一次村委要研究制定一个十年规划发展蓝图。请“五老”参加共谋发展大计，老人们首先提出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青少年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培养下一代是百年大业，千年大计的设想。他们说：现在我们的小学校，冬天房透风，夏天房漏雨。上学的路坑坑洼洼，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严重影响着孩子们的学习和健康成长，有一部分学生的家长怕耽误自己的孩子，狠着心托人转学到城里去上了，这让我们看了痛心。我们村规划首先应该把办教育放在第一位。李立听了陷入了深思，他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老人们提出来了，说明想的好，看的也准，该怎么办他自然心中也有了数，当即召集村两委开会，决定集中村里全部财力、物力，哪怕今天是砸锅卖铁，也要先办教育。

　　1995年，村里投资几十万元把全村的大街小巷都修建了高标准水泥路，彻底解决了村民行路难的问题。1996年又东筹西借投资了120万元，建起了20年都不落后的能容15个教学班的四层教学楼和配套设施，完善了村办幼儿园建设，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了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周边十里八村的学生托亲靠友也来上学了，在校学生从以前的不足300多名，猛然增加到今天的600多名，稚童欢笑，书声朗朗，学校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学校变美了，教学质量也提高了，村民们也跟着笑了。为了鼓励学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村委又决定：用村里考上高中的学生每年奖励500元，考上大学的学生每年奖励1000元的激励机制，鼓励学生奋发向上，早成栋梁。十多年来，全村少年儿童入学率始终保持100%，没有出现1个留守儿童和困难户的学生失学的现象，原来转学的学生也都回到了学校安心学习。如今学校美化了校园，又建设了少年宫，孩子们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在学校里唱歌、跳舞、做手工、琴、棋、书、画样样有，天真健康地成长着。

　　村两委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了“五老”们站的高，看的远。在飞速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今天，群众致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移风移俗，转变旧思想，提倡新道德、新风尚，也是事在必行的事情。对于怎样转变思想观念，搞好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新社会。村委再次想到了老人们，请“五老”出山参谋提建议。老年协会的精英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了“制度成方圆”的新思路，重新修订“村规民约”，让制度来自觉约束行为。群众思想觉悟慢慢就会提高了。村委根据五老提出的条条建议，经过村民大会大小会议反复讨论通过，最后出台了新的“村规民约”，大意是：爱党，爱国，爱集体，遵守国家各项法律制度;不打架、不骂人、不闹事、不酗酒、不赌博、不搞封建迷信;尊重别人，和睦乡邻，讲文明、讲道德，讲卫生，争当好农民;婚丧嫁娶，不准大操大办，不准用纸扎、用响器，反对铺张浪费，原则上村干部不准上事儿;尊老爱幼。对孝敬老人的，每年召开一次敬老会，予以表彰和鼓励;对于虐待老人的不孝子孙，轻则批评教育，不提拔村干部，不得当模范等。十条“村规民约”下达后。爱公物、爱集体，和睦乡邻，争做好人好事的人多了，为老人洗头、洗澡、晾被子、干家务、给钱花的好媳妇、好青年层出不穷。“村规民约”遏制了歪风邪气，树立了正气。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奉献在**村形成了群众性的良好风气。接着村委每年还拿出40万元的专款，给群众生活做补贴，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全村群众按人头每月补贴4元水电费，对年过60岁的老年人，过年过节村委都亲自去送大米、白面、食油、鸡蛋等慰问品，除此之外，每人每月还给老人发10元零花钱，定点剃头理发不收费等。

　　己不正不能正人，李立为了保持经常和老年人、村里群众沟通思想保持联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首先给自己订了约法三章：

　　他说：干部，首先观念要改变。咱当村干部，其实就是一个服务员，在村里不能高人一等，村里群众有啥事儿来找咱，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咱在家养条狗，当门汪汪叫，人看着就心烦，哪个还敢前来找咱说心里话。

　　李立说：俺村并不是买不起车，就凭俺家有工厂，买辆车不算啥问题。但是村里老少爷们都是骑车的步行的，咱坐在车上比别人高一头，心里不踏实，还是和群众保持一样高度好。

　　李立说：整天工作恁忙，应酬不断，酒喝多了，影响健康。耽误工作，也不体面，影响也不好，还是不喝。如今他烟也不抽了，他说抽烟不但有害自己，还损害了别人健康，两不划算，还是戒了好。他手机常开着，自家大门从来不落锁。他说：谁家有事，啥时想说啥时说，不担心，不害怕。只有群众心里对咱不隔墙，敢说真心话，问题才能吃得透，工作才会不走弯路。

　　全村群众在李立的感召影响下，团结友善，邻里和谐，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新建高速铁路从该村通过，国家财物钢轨、铁板、铁丝、道钉、水泥等建筑材料大街小巷存放的到处都是，从来没有丢失过。有时候下雨了，贵重物品，群众还会主动用自家的东西盖起来。施工的工人赞扬说：“**村的民风好，村民的思想觉悟高，不爱财”。高铁建成后，村里有一大批青壮年被老板们相中，带到了新的工地挣钱去了。

　　二、干部带头、以身作则，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村制定的十年新农村建设规划，如今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是让人做梦也也不敢想的事儿变成了现实神话。现在的**村：排排小楼三纵横，太阳能路灯照明，跟城市生活不差样，街道清洁卫生，村民安居乐业。

　　在9方圆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南北一公里长的中心大道宽阔洁净，红房绿树互相点缀。三纵三横的6条支干道把全村切割成9块方格，每户200多平方米的院落，前庭后院宽绰明亮。家庭水电配套齐全，真正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城市梦。目前已经有400多户村民乔迁新居。

　　说到新农村建设，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拆迁、冲路、划宅基、建新房，工程浩大，涉及到千家万户。究竟问题有多少，困难有多大，都是一个未知数字。工作千头万绪，问题错综复杂。可是**村就硬是顶着天大的压力提前顺利完成任务。李立说：我们没有法宝绝招，对群众以诚相待，靠村两委的精诚团结，人人以身作则，办事公正、公平、公开、公道，便宜的事让给群众去做，吃亏的事留给干部。这是村两委开展工作时定下的规矩，怕苦怕难的靠边站，利益面前干部靠后站，坚决不与群众争饭吃。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如：领取拆房补贴，确定宅基位置、建房建筑样式等等，不分亲疏远近，不论功劳大小，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谁带头拆、谁先建，谁不拆、不准建。党员干部想群众所想，大事小事都会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前面，没有一个例外，新村建设很顺利。他说，工程这么大，涉及到千家万户，出现一些支微末节，磕磕碰碰的事情也是有的。遇到“钉子户”“老别筋”“守老窝”的思想守旧的个别群众，干部就不厌其烦的、三番五次往他们家里跑，听难听话、吃闭门羹，甚至是当场挨骂的都有，但是他们没有怨言，用自己的诚信与耐心给他们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有时干部忙不过来，工作上有了难度，“五老”们就主动出山。“五老”大都是长辈们，有威望，说话有影响力，他们的话有人听，办事有人信，使问题一个个迎刃而解了。

　　**村的干部们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的办事宗旨，干事创业，为民造福，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在几年的建设新村工作中，李立为了培养中青年干部，除了把好入门关外，给他们定规矩，分任务，压担子，让他们到风口浪尖去锻炼，磨练他们的意志，根据每个人的特长，知人善任，各司其责，分工合作。七名村委干部个个拿得起放得下，工作不怕苦，敢担当，做事雷厉风行。对旧宅评估、发放拆迁补贴，新宅居测量、放线定位、统一建房标准，物料购进、图纸样式、质量承包，道路绿化等大量工作，都是他们几个干部，风里来雨里去，东奔西跑的结果，从来没有人说过苦和累，没有人要过分文报酬钱。他们说“我们是干部，是干部就不同于一般的老百姓，就应该境界高一点，吃喝拉杂睡事儿虽小，但是关乎着群众的生活质量问题，这都是俺们应该办的事情，再苦再累心里甜”。村长史宝林为了尽快把新村大路修好，不影响群众建新房，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拉土垫路基，起早贪黑，一干就是40多天，脸晒黑了，人累瘦了，家里的啥事儿也顾不上管了，可是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吃亏累，劳累了，微笑常常挂在他的脸上。民调主任李安是一位年轻干部，在村里是一个头脑灵活的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做事果断，办事细心，处处为群众着想，当发现苦难户建房经济出现问题时，曾多次主动把自家的钱借给群众以解燃眉之急。民兵连长任志敏，也是一位新选拔上来的青年干部，党支部书记李立希望他回村帮助工作时，他二话没说，毅然决然的放弃在**市龙头企业化肥厂的车间主任的职务和每月2500元工资的正式工作，不讲任何报酬，自愿为群众服务。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村里的一把手李立，吃饭有人找，走路有人拦，睡会儿觉电话则响个不停，群众的难事，疑点，疙瘩事都找他。能解决的当场给解决。不能解决的耐心解释，让找上门来的群众愁着进门，笑着出门，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工作中，他皮肤晒黑了，还瘦了几斤肉，老婆心痛的数落他，他却蛮认真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大家选出来的村官，只有大家安居乐业了，我心里才踏实，自己累点苦点算个啥，这样做我觉得很值得”。在建房中，群众把条件好的地方全都占完了，最后他才在较偏僻的东北角建起了自己的房子。现如今，群众都住进新房了，他还寄住在别人家的房子里。功与过，群众心里最清楚，大家知道：“**村变化这么大，都是村里干部用汗水和劳动换来的!”

　　XX年，**市为了借助开发利用比干庙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大好机会，带动全市经济的发展，决定修一条通过城市中心直达比干庙十公里长的比干大道，原计划拆迁180户，纵穿**村，后来考虑到拆迁180户，工作量太大，怕影响整个施工进程。市政府为确保比干纪念会按时召开，市里临时决定，改变原计划，比干大道绕过**村修建。李立闻讯后，很是着急，立即召集村干部开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大道从村里经过是繁荣发展的好机会，这一难得的好机会决不能错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城郊乡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李立连夜找到市里有关领导请命：“不用改，就从俺村通过，拆迁工作交给我们好了，保证按时完成任务。如果失言，自动罢官辞职，甘愿受罚”。当时大伙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如果完不成任务，后果不堪设想。但李立确胸有大志，吃铁化钢之决心，深知全村百姓的能量有多大，他酝酿召开了首次动员大会，大会主席台上端坐的他请来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是来为他助威压阵的，全村动员大会上，推心置腹的讲利益，设身处地的谈未来，他把“功在当今，利在千秋”，“要致富，先修路”“道路通，百业兴”的道理讲得透彻明白，最后给父老乡亲立下军令状。沿街道两旁再拓宽80米，道路打通后，让利每户留给一间门面房做生意。并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在规划图上，将门面房编号，不分尊卑长幼，不论资排辈，没有任何关系后门，按拆迁协议签订的先后为序为准，先签先选，后签后选，不签不选。由于工作做得细致，措施办法到位得力，180户村民，在三天的时间内，顺利签订完毕，没有出现一个钉子户，一个上访户，仅仅用了三个半月时间，比干大道途径**村的/fanwen/diaochabaogao/2992243.htm

我每次回到位于湖北G县的老家，总会有几次搭乘乡村客车的经历。

回家的路线基本上是这样的：在深圳北站乘高铁到武汉站或孝感北站下车，再搭省内长途客车到县城；或者在罗湖火车站乘火车到武昌或汉口下车，再转省内长途客车回县城；如果选择从深圳宝安机场飞武汉天河机场，同样要搭乘长途班车回县城。不管我选择何种交通方式，都需要先到县城中转——我所在的L镇，是飞机、高铁、火车和长途班车都无法直达的地方。

乡村客运班车接过了从县城到乡下老家这最后一段旅程的接力棒。

G县地处湖北东北部，国土面积267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95万。2016年，G县GDP为260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6亿元，经济发展在湖北的80个县（市、区）中位于第二梯队，居中等偏下水平。

G县县城常住人口12万左右，城区公共交通长期以来仅靠1路、2路两条线路的公交车及数量难以统计的出租车支撑（因黑车众多及客源不稳定，出租车数量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城区尚且如此，城区之外的公共交通政府更是无力顾及，由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个体客运联营体便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在连接G县县城和乡镇农村的一条条公路上奔跑的17座小型客车，便都来自这些客运联营体——受路况限制，载客量更大一些的客车无法在乡镇道路上顺畅通行。

民间自发组织的客运联营体

去年9月中旬，我因家中事务回了一趟G县。G县的中心客运站是全县所有乡村客车到县城的终点站，每条线路的乡村班车都在这里有固定的停车位置。如我所料，开往L镇的“万山”中巴车依然停在老地方。我在客运站刚刚走下从高铁站开来的长途大巴，就径直坐上了这辆“万山”。

在G县，几乎所有的乡村客运采用的都是这个本省品牌的17座中型客车。这一天是周日，我上车的时候大约10点半，车上只有六七个人，司机，售票员，两位老年妇女，另外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我是车上除司机以外的唯一成年男性。司机和售票员都很面熟。

在“万山”中巴车之前，承担农村客运任务的先后分别是拖拉机、农用三轮、农用四轮，这些车辆都归G县农村的运输个体户所有，这个群体基本上是一群散兵游勇。在驾驶技术方面，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学成才”，很少有人取得正式的驾驶证；农用车没有客运资质，自然没有办法办理营运证。

车主们各自为政，除了要和跑同一条线路的竞争对手争夺客源，还是交通运政、城管、交警等部门的重点盯防对象。车辆在县城没有固定的停靠点，不得不一边行驶一边下客，车主必须时刻提防“大盖帽”的出现，稍有不慎就会被罚款、吊销证照或扣车，有些类似于“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被罚款和扣车的次数太多，再加上车辆平衡性差、路况糟糕和超速导致交通事故频发，一些运输个体户入不敷出，不得不把车卖掉，转而谋求别的生计；另外一些懵懵懂懂的人则选择进入，同样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铩羽而归。从司机、车辆、道路到管理，彼时的乡村客运市场都极不规范。

一直到2000年左右，个体运输户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再这样干下去毫无出路，便提出“抱团取暖”的想法，这就有了后来的客运联营体：车主带车加入联营体，车辆必须是正规的客运车型，档次、型号大致相当；车辆统一调度、排队发车，前一班车发车后，后一班车再上客；加强监督，每班车上安排一位司机、一位售票员，司机与售票员不能有亲属关系，两者要相互核对和确认每班车上、下客人的数量和票款，票款收入每天上交联营体；收入由车主共同管理，所有扣除成本后的收益由全体车主平均分配。

事实证明，尽管没有注册法人，但这种公司化经营的联合体非常管用，它的出现，结束了农村客运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无序竞争、自生自灭的恶性循环状态，个体运输户成为稳定的农村客运从业者。从此，车主们一兴俱兴、一败俱败，他们强大起来，在票价制定方面更有话语权，在与大盖帽们打交道时也更有底气。

最终，政府意识到了客运联营体的作用和力量，开始对他们加以引导和规范，包括鼓励他们考取驾照、办理行车证，并为他们组织安全培训、核发线路牌、设置乡村班车固定停靠点等。车主们由“黑”变“白”，他们彻底告别过去的身份，一个个扬眉吐气，有一种成为“正规军”的自豪感。事实上，这些客运联合体的股东们也由此过上了好日子，比更多人提前迈入小康。

从L镇到县城的班车一共五辆，L镇一带的人，几乎都和他们有过交集。所以，胸前挎着印有“湖北省客运总公司”字样土黄色帆布小挎包（乡村客运班车其实和湖北省客运总公司毫无关系，但售票员也许认为拥有这样一个挎包会比较体面）、在客运站候车大厅前拉客的售票员，基本上都能精准地从一堆堆人脸里辨识出目标客户。她会走到你的跟前，帮你拎起你背包，或者拉上你的旅行箱，说：“到L镇的吧？跟我走！”

乡村班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一般都是坐满即走。但是最近十多年，农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经商、到城镇居住，再加上小轿车和摩托车的普及，即便是在客运旺季，17座的中巴车也很难保证每班车都能坐满再发。在我的记忆中，近几年来，除了春节，“万山”中巴已经很少有满座的时候。

这次是我2017年第四次回G县，前几次回乡时，班车的上座率都没有超过50%。司机和售票员显然对这样的局面习以为常。事实上，乡村的凋敝让他们早已对这门生意不抱太高的期望：售票员不再勤快地跑到客运站前的广场吆喝、拉客，端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也不再一遍遍用目光机警地在汽车站来往的人群中甄别潜在乘客，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上。其实，不同线路的乡村班车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比如开往L镇的班车，就需要和开往C镇的班车争抢去D镇及沿途的乘客。从县城通往L镇和C镇的班车都要经过D镇，之后分道扬镳，一个往南一个向北。

我上车后不久，司机发动了引擎。带着孩子的女人话多、语速快，穿着一件花上衣，看样子和售票员相熟，从我上车起，她们之间的聊天就几乎没有停止过。从谈话内容看，花上衣在县城买了房子，老公在外打工，她在家照看两个孩子上学，有时周末带孩子们回乡下看望公婆，再顺便捎带一些油、菜、鸡蛋、花生之类的农产品，为县城的小家补充给养。

花上衣说起了她昨天打麻将的遭遇：“手气不好，打了十来圈，输了四五百。能赢六张的和不了，别人单钓能赢牌，老是杠上开，买马还都有，你说气人不气人？真是手痒。以后不抹牌了，再抹把手剁了。”

花上衣说得咬牙切齿，还配合做出了一个剁手的动作，售票员脸色严肃且频频点头。但我知道，花上衣的话不能当真。哪怕发下比这更毒的誓言，几天之后依然会被忘在脑后，她们的身影照旧会在遍布县城和乡镇的茶馆出现。

在G县，所谓的茶馆，其实就是麻将馆，聚集了家庭妇女、无业青年、留守老人和其他闲散人员。作为一个人口净流出大县，近年来，除烟草、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外，G县大多数产业并不景气，但“茶馆业”却始终一枝独秀，可谓“街街开茶馆，户户麻将声”，几乎快要成为G县的支柱产业。

花上衣和售票员聊得正欢，她的一对儿女此刻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大约八九岁的男孩正在手机上专心致志地玩“穿越火线”。她的姐姐，一个十岁出头、穿着红裙子的女孩儿，正把头搁在弟弟的肩膀上，两颗小脑袋凑在一起，四只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手机屏幕。姐姐时而拍手，时而跺脚，时而为弟弟的低级操作发出几句抱怨。弟弟顾不上回击，随着游戏的进展，嘴里不断发出“嗬嗬呦呦”之类含混不清的感叹词。

前方迎面开来一辆小车，班车突然减速避让，男孩身体前倾，头部撞上前面座位的靠背。他捂住脑袋，“哇”地哭出声来，但眼睛仍然黏在手机上。花上衣呵斥男孩：“哭什么哭？早跟你说过别只顾着玩游戏！把手机给我！”男孩不肯给，母亲作势要打，他这才万般不舍地把手机交了出来。

车子开出一段路，售票员暂时中断了和花上衣的聊天，开始履行卖票的职责。从县城到L镇大约13公里，车费五块，乘客若在沿途下车，车资按距离远近分别为两块、三块、四块不等。乡村班车只收费、不给票，这是G县乡村客运的传统，大家对此都不以为意。

此外，G县乡村客运的另外一个传统是：车费只收现金。我提出用微信支付车费，但售票员对我摇摇头：微信不行，支付宝也不行。事实上，我是想了解一下互联网对G县的影响到底几何。看来，乡村客运仍然是被移动支付遗忘的一个角落。

在我的印象中，L镇到G县的车票价格已经维持了五六年之久——只有春节期间（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会上涨一块钱的车费。司机老魏告诉我，客运联营体没有因为乘客减少而提高票价，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这样做不但徒劳无功，还可能会让客源流失得更快；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农村客运施行补贴有关：乡村客运班车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燃油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客源不足带来的损失。

一般来说，乡村客运班车在收取车费方面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但有时候，你会在同一班乡村客车上看到截然相反的场景：有人抢着为同乘的亲戚或相好买票，彼此之间争得面红耳赤；也有乘客为了能少给五毛钱，一路上都在和售票员讨价还价（这样的乘客多半是在中途上下车）。

我所乘坐的这班车上就出现了其中的一幕：车上一胖一瘦两位大妈是多年未见的远房亲戚，她们都要求为对方付车费，像是比赛似的，都在努力往前伸着胳膊，争着把手中的纸币举到售票员面前，以至于钞票都快戳到售票员的鼻孔。大妈们手中的纸币，面额分别是十元和二十元，而她们从县城回L镇的车费刚好十元。见多识广的售票员犹豫了几秒钟之后，接过了选定的那张十元，并对失利的胖大妈给予了安慰：“不着急，反正以后还要坐车的。我记住你们两个了，下次我一定只收你的钱！”但胖大妈仍然不甘心就这样认输，她从座位下面的塑料袋里摸出几个橘子往付钱的瘦大妈手里塞。

车到L镇的终点站，我下车后，听到身后又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回头一看，原来是胖大妈又在拼命往瘦大妈手上拎着的袋子里塞橘子，瘦大妈不从，转身疾走；胖大妈把塑料袋放在马路上，手里拿着几个橘子，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着。

（作者现为深圳富士康的工人。在《中国作家》《百花洲》《长江文艺》《文学界》等刊物发表散文、小说，曾获第二届、第三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