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专业学什么交流这个活动的策划感觉还不错啊,各位感觉呢?

  “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论坛现场 随着全球经济在“后次贷危机时代”的步步演进,国际间资本流动风险面逐步扩大。逢其时,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尤其是基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多层次投资合作,成为全球经济的企稳重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巨大的发展机遇与投资需求的刺激下,新的国际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一带一路”为资本找到了新航向,但其自身风险亦不容小觑。据国家开发银行数据统计,中国在“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有超过900个项目,投资额超过8900亿美元。由于部分国家政局动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滞后,数以亿计的投资时刻面临失控风险,对相关企业与机构驾驭风险的能力形成巨大挑战。投资者的机会,来自于明确的靶标认知,更来自对投资模式的精耕细作。由此,“一带一路”投资布局,务须智库先行。 9月19日,以“投资、安全”为主题的“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论坛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隆重启幕。此次论坛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一带一路”投资促进会主办,无界传媒为论坛独家战略合作单位,无界智库为论坛协办单位。论坛主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探讨国内投资、国际投资与安全等议题,打造“一带一路”投资的供需对接、信息沟通与应用研究平台。中联部、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政府部门领导,巴基斯坦、波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嘉宾,国内著名企业高管、专家学者参加演讲与对话。 北京第二外国语党委书记冯培进行开幕致辞。冯培指出,在“一带一路”发展背景下,学校会聚政府企业学术力量,以投资安全为主题,探讨国内国际投资安全等议题,打造“一带一路”的投资的对需、信息互通和应用研究平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助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邹统钎教授主持“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专题演讲 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介绍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以及建设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并提出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法律制度安排的进程,选择节点国家现行布点连线,试点推动跨国产业链的建设,做好政策实施的设计等“一带一路”构想实施建议。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技术参赞Zamir Ahmed Awan介绍了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巴基斯坦投资的优惠政策与机遇,展示了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 论坛上,无界智库首席战略官傅蔚冈发表题为“一带一路投资机遇与风险”的主题演讲。傅蔚冈指出,虽然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极为庞大的海外利益,并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张,但是在海外交易过程中也遭遇到诸多现实考验,如由于缺乏风险把控造成巨额亏损、缺乏管理经验无法与被收购方很好整合,或是遭遇投资壁垒。 ▲ 无界智库首席战略官傅蔚冈发表主题演讲 傅蔚冈表示,为支持中国企业应对风险的潜流暗礁,无界“一带一路”投资指数大型研究课题业已启动,并将于2016年上半年发布指数报告。 论坛上发布的“一带一路”投资指数报告大纲显示,该报告将以投资风险指数、投资机遇指数作为两大主要指数,以宏观、中观、微观作为三大维度,引入经济景气指数、国别投资评估作为参考指标。报告将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为国内主要企业提供投资咨询与参考。 论坛还设置了主题对话环节。来自埃及、波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学者、企业家,以及我国政府、企业、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共二十二位嘉宾,就“‘一带一路’的国际投资机遇与风险、‘一带一路’国内投资区位与业务选择、‘一带一路’投资与旅游安全”三大话题展开对话,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问答互动。

  阅前科普,学霸略过: 贸易顺差——在特定时间周期内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通俗地讲,贸易顺差表示一国在对外贸易中赚了; 贸易逆差——在特定时间周期内一国进口贸易总额大于出口贸易总额,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通俗地讲,贸易逆差表示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亏了。 近日,零点对“一带一路”沿线70国2015年上半年与我国进出口贸易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 上半年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下降,而顺差扩大 2015年1-6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70个国家双边贸易总额为6275.9亿美元,同比下降7.9%。其中,对沿线国家出口3715.3亿美元,增长1.5%;进口2560.6亿美元,下降18.8%。 附图: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零点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海关信息网“海关统计月报”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上半年与沿线国家贸易顺差1154.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50.4亿美元,贸易不平衡度(顺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8.4%,高于世界公认水平10%。 沿线70国中,49国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国。顺差主要来源国为越南、印度、阿联酋、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逆差国有11国,对德国、阿曼、沙特阿拉伯、土库曼斯坦及伊拉克的贸易逆差额位居前列。我国与波黑、斯洛伐克、泰国、伊朗、老挝等10国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 附图: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差额分布及顺逆差主要来源 资料来源:零点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海关信息网“海关统计月报”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与沿线国家贸易结构不平衡,集中程度高 在沿线70个国家中,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分别为德国、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印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法国。与上述十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高达61.6%。 附图:上半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贸易总额TOP10 资料来源:零点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海关信息网“海关统计月报”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进口商品种类呈现明显区域性特征 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为工业制成品及其零附件、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 从沿线国家进口的商品种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从伊朗、阿联酋等中东国家进口初级矿产品的金额占到进口总额的50%以上;从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三国的进口商品主要为初级工业制品;从西欧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则主要进口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化学工业等高级工业制品。 附图: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商品种类 资料来源:零点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海关信息网“海关统计月报”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2015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使得各省市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各地找准自身定位,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布局,搭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的项目平台,在旅游、音乐、影视、会展、主题论坛和公园、非遗文化、金融、互联网和政策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探索实践模式。 一、背景介绍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5年3月,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使得各省市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其中,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则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地的定位是: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对沿海诸市的定位是: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广西的定位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各地找准自身定位,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布局,搭建平台,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产业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展开。 原文配图 二、政商的行动 1、旅游 结合当地旅游资源和优势,加强旅游合作,强强联合。 在国家“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背景下,上海和云南省签署《进一步推进滇沪旅游合作协议》,明确将在深化旅游合作机制、互相拓展旅游市场、推进旅游产业合作、加强旅游监管合作、开展旅游科教合作等五个方面,加强滇沪旅游合作。 上海和云南将以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为重点,积极支持和参与两地举办的大型旅游节事活动,支持和鼓励双方旅游企业策划、组织跨两地、跨地区的旅游及以旅游为引领的自驾车、商务、会奖、体育、文化等活动;用好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利用上海市在国际航班、入境旅游方面的优势,拓展和推介云南旅游,利用云南在GMS次区域和东盟、南盟区域的旅游合作优势,拓展和推广上海旅游;同时,引导和鼓励大型旅游企业、著名旅游管理公司和知名旅游品牌实现跨省市经营、连锁经营和品牌输出,独立或联合开发区域内旅游项目。 发挥主导产业优势,打造中国旅游特区。 旅游业已成为海南的主导产业,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海南有了更明晰的定位:以打造中国旅游特区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争当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路先锋。海南提出打造中国的旅游特区,建设世人青睐的休闲天堂、人居天堂、购物天堂等“八大天堂”,开启了国际旅游岛建设升级版的新征程。旅游特区建设是国际旅游岛的升级版;“八大天堂”的建设,能够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带动作用,加快旅游业与文化、卫生、商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加大旅游财政投入,举办主题旅游节,发掘旅游新业态。 甘肃省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决定连续三年每年预算安排1亿元资金,作为省级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的引导资金,三年融资30亿元加大旅游投入。2015年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层面向西开放的常设性节会。节会期间,各地共举办了项各类活动,其中涉及文化92项、体育43项、商贸25项、农林17项,促进了旅游与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催生了文化旅游、体育旅游、科技旅游、生态旅游等新业态。节会期间全省签约旅游项目267个,签约金额1356亿元。 内蒙古满洲里举办中俄蒙国际旅游节,以“文旅融合、文明旅游”作为主题,以旅游弘扬文化、以文化提升旅游,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跨境游。 2、音乐 发掘原生性、民族性音乐价值,积极寻求市场化合作。 云南省有丰富的音乐资源,其音乐一般是没有包装的,具有原始、直白、民族性的特点。现今中国最大的唱片发行商—星外星音乐集团入驻云南,推动云南音乐文化产业:一要帮助政府保护和传承好云南民族音乐资源,不让这些珍贵的音乐宝藏失传;二是用其经验和资源来发展云南音乐产业,为音乐人提供好的条件,创作出一流的音乐作品。星外星音乐集团入驻云南,将为云南本土的音乐文化产业注入鲜活有力的血液,引领和推动云南特色的民族音乐向国际化的方向更快发展。 3、会展 举办特色商品展,搭建“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新平台。 青海海北州举办丝绸之路海北特色商品大集活动。商品类别涵盖了地方土特产、旅游商品、风味食品、民族工艺品等15大类400余种。通过举办此次活动,海北将搭建“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新平台,进一步加深当地与省内外地区的商贸交流与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合作、互惠共赢。 举办文化产业博览会,加强与周边丝路国家的文化合作,创建“中国—东盟文化港”。 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举办第三届中国—东盟出版博览会暨2015广西广播影视展。以“丝路书香,魅力传媒”为主题,展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合作方面的新举措新成就。突出东盟主题,展出中国和东盟精品图书、影像作品以及全媒体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等约2000余种,以及一批与东盟国家合作新意向、新平台、新项目,如“中国—东盟文化港”、大型纪录片《海上新丝路》、东盟广西电影展播周等。 4、影视 组建西部影视集团,建立西部类型影视剧本库,挖掘丝路相关的题材影视剧本。 甘肃省将组建西部长城影视集团,设立总规模为1亿的中广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产业基金,按一定比例用于西部影视剧本创作扶持和投资培育、剧本交易平台搭建、剧本版权交易、剧本购置、投资拍摄等。《西部类型影视剧本工程实施方案(讨论稿)》提出,要以抓剧本原创为根本,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面向国内外,运用基金支持、公开征集、委托创作、社会购买、奖励扶持等手段,策划筛选一批西部影视优秀原创故事、剧本,打磨储备一批西部影视作品剧本库,通过3-5年努力,初步形成西部类型影视品牌。 5、主题论坛 探讨加强丝路国家影视合作和文化交流,提升影视节目译制水平,制作丝路主题的纪录片、新闻报道、跨国晚会和电视剧等。 举办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丝绸之路影视桥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坛从“搭建中外文化国际交流桥梁”“拓展影视节目国际传播方式”“加强丝路国家影视合作力度”等不同方面,探讨了如何深化丝路国家影视合作和文化交流。 论坛指出,影视节目译制已成为影视节目国际传播的核心环节,应该在影视节目合拍合作、节目版权引进输出、节目译制配音合作、开办节目时段频道合作、展会聚焦主题日合作等加强国际合作。丝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应当更好地结合多元文化要素,进一步发掘古代丝绸之路深厚文明和文化底蕴,加强影视节目的合作制作,从选题策划、节目长度、制作特点等多方面密切配合。目前,央视正在实施和计划推出的项目包括:联合多国共同拍摄、播出发行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亚洲的亚马孙—阿穆尔河》;推出跨国界的大型新闻报道《共享繁荣新起点》《探秘新丝路》《走进东盟》;推出特别报道《丝路好生意》;联合中亚四国举办跨国晚会《丝路明月》;联合拍摄电视剧《爱在伊斯坦布尔》等。 开展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论坛和世界陇商大会。 甘肃省举办第二十一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重点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向西开放战略实施,立足西部优势产业、甘肃区位优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突出“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互利共赢”主题。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暨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分论坛、世界陇商大会等。专题活动主要举办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务实合作恳谈对接会、开发区产业对接会以及徽商、浙商、台商陇上行等活动。 6、主题公园 将发掘丝路文化纳入当地已有发展格局中,建设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主题公园。 甘肃嘉峪关市将建设丝绸之路文化博览园项目,以丝绸之路文化为核心内容,立足“精品丝路、绚丽甘肃”,以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华夏历史文化、边塞古城文化、民俗文化等为创意基础,结合华强文化科技优势和先进的商业模式,综合运用激光多媒体、立体特效、微缩实景、真人秀等表现手法,打造《飞越丝路》《西域传奇》《长城风云》《华夏五千年》《九州集萃》《七彩神州》等十多个大型主题项目。 7、非遗文化 举办“一带一路”网络文化采风活动,传承丝路沿线非遗文化,寻找寻找传统工艺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点。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一带一路”网络文化采风活动,在新疆自治区和田洛浦县正式启动。采风活动以“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主线,关注新疆、甘肃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了解“非遗”传承人的现实生存发展空间,通过进村入户实地探访,媒体跟踪报道等形式,以寻找传统工艺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点。 8、互联网 细化丝路沿线地区互联网发展,利用电商渠道输出特色农产品。 阿里巴巴集团与新疆达成合作共识,协力打造“数字互联网新疆”,一方面发展政务云,服务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做“西果东输”,利用电商渠道外输新疆的特色农产品。 阿里巴巴(西安)跨境贸易综合服务中心在西安启动,利用西安国际港务区“港口服务”和“国际贸易集散”的功能优势,开拓“网上丝路”的蓝海。目前,来自全国23个城市的70余家企业登录此平台出口货物,京东、国美等电商巨头陆续入驻园区,“网上丝路”日渐升温。 9、金融——融资投资 金融投资机构与地方政府开展融资融智合作,共同组建工作团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设立二级银行,以开发性金融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投资力度,参与城市功能建设与完善。 海南三亚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备忘录》,合作内容主要有,围绕三亚“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双方在规划先行、重大基础设施、海洋经济、社会民生、新型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环保、旅游及服务业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方面开展融资融智合作;从规划顶层设计、项目推动、多边金融合作方面,为三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提供融资融智支持;双方共同编制三亚市新型城镇化规划以及对应的融资规划,国开行协助三亚市政府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结合三亚风貌特色,扎实推进生态修复、城市修补、三亚城市地下管廊和海绵城市的建设工作,并针对不同项目性质设计差别化融资模式与偿债机制,探索融资模式创新,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破解资金难题;运用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模式配合三亚市政府开展棚改业务,构建合格借款人和有效信用结构,吸引社会资金共同推动棚改。 青岛港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分行签署《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以规划合作为切入点,共同实施青岛港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行动方案,探索打造“以港口为龙头、以产业为依托、以物流为载体,以金融为支撑”的“一体化”投融资新模式,加快青岛港国际化发展步伐。将国开行的海外平台优势和“投贷债租证”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与青岛港集团的专业运营和管理优势相结合,共同组建工作团队,开展“一带一路”重点国家、港口的业务合作,组团发展,将青岛港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全向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桥头堡”,推动青岛“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支点城市建设。 国家开发银行在新疆喀什市成立喀什分行,主要服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3地州。国开行将继续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支持南疆棚户区改造、公共基础设施、水利、电力等领域建设。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备忘录》,并签订7项借款合同,总额58.8亿元,涉及水利、棚户区改造、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为推动万达集团更顺利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万达集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签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继续加大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投资力度,积极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设区市的城市功能完善与提升进程,打造新的城市亮点,实现合作共赢。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将大力支持万达集团在广西发展业务,在统筹考虑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协调有关项目所在地市政府将万达集团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入自治区、市重大项目计划,并在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发挥丝路基金投资运作作用,与丝路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建设合作。 丝路基金、三峡集团及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签署《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该项目是丝路基金2014年底注册成立后投资的首个项目。丝路基金将投资入股由三峡集团控股的三峡南亚公司,为巴基斯坦清洁能源开发、包括该公司的首个水电项目——吉拉姆河卡洛特水电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的能源项目之一。卡洛特水电站计划采用“建设—经营—转让”(BOT)模式运作,于今年底开工建设,2020年投入运营,运营期30年,到期后无偿转让给巴基斯坦政府。三峡集团与丝路基金等投资各方计划通过新开发和并购等方式,在吉拉姆河流域实现3350兆瓦的水电项目开发目标。 10、政策 建立涵盖认证认可各领域的信息交流机制;促进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证书国际互认;培育开发检验检测认证市场。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联合发布《共同推动认证认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倡议与会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互信、互鉴、共赢,加强认证认可双边多边合作,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最终实现“一个标准、一张证书、区域通行”。该倡议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倡导建立涵盖认证认可各领域的信息交流机制,提升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实现沿线国家资源共享;二是加快认证认可双边多边互认进程,促进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证书国际互认;三是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各方在认证认可基础设施上的互援互助;四是共同培育开发检验检测认证市场,营造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举办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交流,与沿线国家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创造商机。 甘肃天水举办中阿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天水合作交流暨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天水行活动。天水市与阿拉伯国家企业签署了9个方面的框架协议,其中5个是出口协议,为天水花牛苹果、核桃、玉器、苹果浓缩汁、清真食品等特色产品大量进入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市场开辟了通道。此外,长城果汁与迪拜纳世利中东电商贸易平台建立了线上线下电子商务合作关系,与迪拜丝路联合国际发展公司建立了产品代销合作关系;迪拜纳世利中东电商贸易平台总经理希望与众兴菌业建立合作关系,拓展阿拉伯国家市场;摩洛哥驻华使馆参赞希望与天水建立友好城市。 三、小结 各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积极搭建的项目发展平台,形式各异,充分发挥本地特色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若是能够切实落实,对沿线地区的经济、文化将会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在具体实施上,尚需注意以下问题: 1、避免口号化和形式化,防止“新瓶装旧酒”。要突出紧扣“丝路”主题,发掘丝路内涵。 2、防止“雷声大雨点小”。各地项目平台要坚持探索,落实成果,取得实际效果。 3、走精细化道路,找准定位,避免同质化,突出地域创新。 (文/ 魏晋茹 版权所有:北京京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如有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原文题目《太热,还是太雷同? ——“一带一路”战略政商项目模式梳理 》)

  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具有极高带动性与开放性的旅游业发展优势得天独厚。“走出去”与“请进来”的人员往来也有助于拉近各国民众“心”的距离。近日,零点对“一带一路”沿线70国的旅游资源、对华签证政策以及双向游客规模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发现: 旅游资源:沿线国家覆盖52%世界遗产 “一带一路”横跨欧亚非大陆,旅游资源丰富。沿线国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532处,占全球总数的52%。根据沿线国家拥有世界遗产数量,可将沿线70国划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20个)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印度、俄罗斯6国; 第二梯队(6-19个) 伊朗、希腊、土耳其、波兰、捷克、以色列、越南等21国; 第三梯队(≤5个) 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新加坡、文莱、不丹等43国。 沿线国家世界文化/自然遗产数量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公开信息统计整理,数据更新至2015年8月。 当然,世界遗产数量并不是代表旅游资源的唯一指标。马来西亚、新加坡、尼泊尔等国的世界遗产数量虽均不足5个,但都是闻名遐迩的世界旅游胜地;被誉为“离天堂最近”的马尔代夫并没有一处世界遗产,但2014年抵境游客数量仍然达到了108万人次。 旅游目的地:国人远赴西欧,近邻投奔我们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人数首次突破1亿人次,海外消费达1648亿美元;来华入境旅游人数近1.3亿人次,全年实现国际旅游收入569亿美元。有理由相信,借力“一带一路”政策东风,2015年旅游产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与空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统计信息整理,数据更新至2015年8月 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结果,2014年中国内地游客出境游目的地榜单中,列在前五位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法国、意大利、马尔代夫、泰国与德国。中亚游、西亚游和东欧游等非传统线路的潜力尚待开发。 俄罗斯、越南、马来西亚、蒙古和新加坡则成为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来华旅游TOP5客源国。其中,2014年俄罗斯来华游客达204.58万人,是唯一来华游客数量超过200万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可重点开发的旅游客源地。 签证政策:去26国旅行,你可以说走就走 人员往来便利化是出入境旅游繁荣的基石。截至2015年8月底,“一带一路”沿线有26个国家为中国公民开放免签或落地签政策。其中,印度尼西亚、东帝汶、斯里兰卡、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无条件免签国家;土库曼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为团体游免签国家。此外,泰国、柬埔寨、老挝、文莱、尼泊尔、马尔代夫、哈萨克斯坦、伊朗、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巴林、肯尼亚、坦桑尼亚等13国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政策。 越南、新加坡、缅甸、印度、阿联酋、土耳其、卡塔尔实行电子签证。“申根国家”签证审发效率较高。意大利签证办理时间少于36小时,德国少于48小时,而法国将签证有效期延长至5年。此外,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波黑等8国对符合条件的“申根签”旅客实行免签政策。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信息统计整理,信息更新至2015年8月 (注:原文题目《去这些一带一路国家旅游,说走就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必然受到这些国家国内政情的影响。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差异,沿线国家分别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模式,而政权稳定度也各有不同。近日,零点对“一带一路”沿线70国的政体、政党制度和政权稳定性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发现: 沿线国家存在六大政体,总统制最普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体复杂多样,共有“总统制”、“议会共和制”、 “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主席团制”六种政体。 “一带一路”沿线70国政体类型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与组织”栏目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其中,总统制国家29个,集中分布在中亚和东欧,多数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议会共和制国家25个,主要集中在南亚和中欧(土耳其正在经历由议会共和制向总统制的转变);君主立宪制国家7个,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西亚,分别为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不丹、约旦、巴林和西班牙(巴林在2002年完成宪政改革后实行两院制,但王室依然掌握国家权力);君主制国家6个,除文莱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和卡塔尔均为海湾阿拉伯国家,这6国也全部为伊斯兰国家。中国的两个社会主义邻国,老挝和越南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波黑则实行主席团制,由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族共治。 六个海湾君主制国家禁止政党活动 在“一带一路”沿线70国中,61国实行多党制。老挝、越南和土库曼斯坦三国实行一党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禁止政党活动。 “一带一路”沿线70国政党制度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与组织”栏目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沿线多国政局不稳,泰国10年9换总理 在沿线国家中,近10年至少出现过一次大规模政治冲突或动乱的国家多达22个。其中,陷入长期战乱或冲突的国家8个: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巴勒斯坦、乌克兰、斯里兰卡。而黎巴嫩和波黑宗教种族问题突出。黎巴嫩从2014年至今一直没有选出国家总统。泰国、埃及和缅甸则长期面临军方干政,政权稳定度低。 “一带一路”沿线70国政治领导人更迭情况() 注1:波黑采取主席团制政体,国家元首由3人组成且定期轮流就任,故不纳入统计; 注2:以上数字仅含正式就任政治领导人的数量,不含代理或过渡政府领导人的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与组织”栏目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泰国是沿线国家中更换政治领导人最频繁的国家。从2005年至2014年,先后有9位总理或代总理执政。尼泊尔也先后更换过6位总理。期间,尼泊尔还出现政体变更,由君主制变为议会共和制。最高领导人执政时间最长的是阿曼苏丹赛义德,在位时间为45年。 泰国在过去10年间先后经历9任总理和代总理

  俗话说“功夫在诗外”。讲好中国故事,要关注他人,关注时代,关注世界。当前,“一带一路”设想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载体,我们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认真研究和提升我们讲故事的能力。 一是超越“讲”。要学会问,学会倾听,听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要、期待,然后探讨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期待,表明“一带一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激发对方听我讲的兴趣,才能有针对性地讲,更好地与对方互动。我们常常说国际舆论场“西强我弱”,其实“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要避免陷入中西二元对立、“老大-老二”陷阱。若只盯强者,老是想着迎头反击,往往容易引起周边疑虑,吓怕弱者,正好上了人家的当。 我们应强调“一带一路”作为合作倡议与国际公共产品对世界的贡献——世界上有9亿人没有用上电,光印度就有3亿,而“一带一路”推动电网的互联互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比急于去辩驳“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效果要好得多。 二是超越“中国”。只有对你感兴趣,才对你的国家感兴趣。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要以个人魅力折射中国魅力。中国人自古有天下担当,需超越中国,关注他人,善交、广交朋友。世人对中国,日益好奇,但好奇之外是疑问——中国成功对我意味着什么?唱红中国,老外可能比我们还大胆、还起劲儿,韩国的《超级中国》、美欧的中国纪录片就是很好例子。 “一带一路”故事应少强调中国——“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德国人提出来的。少强调张骞、郑和,要强调古丝绸之路是各国共同打通、维护的,“一带一路”的魅力就在于激发了文明古国的往日辉煌,共商、共建、共享21世纪丝绸之路,达到共同发展、共襄盛举的目标。 三是超越“故事”。中国故事是多方面的,既有成功,也有教训,关键是故事背后的“道”。“道”在,自信在。超越自信,养成自觉,关键在讲好中国故事之道。不只是我自豪我自信,关键还得让别人自信!鼓励他们走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与其抱怨“有理讲不出”,不如倡导“有道来分享”。中国故事是解决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与其他国家的故事具有共通性。讲好解决人类共同或类似问题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之外,更侧重讲“我行,你也行”,“我错,你不要错”。外国人不只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听众,也可成为讲中国故事的主人。 实现这三个“超越”,“一带一路”故事就可以放在国际层面讲,体现对联合国发展议程的贡献,体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的前期贡献,表明“一带一路”激发了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百年梦想,推动梦想成真。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要多强调“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尤其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此引领21世纪国际社会价值。一句话,从“我的”转化为“我们的”,才是“一带一路”传播之道。 (  本文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31日环球时报。 原文题目《王义桅:讲好中国故事要实现“三个超越”》)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下称:亚布力论坛)2015年夏季高峰会昨日在重庆闭幕,论坛历时两天,千余名企业家、学者和政界代表相聚一堂,纵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机遇,与会企业家认为,重庆将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城市。在闭幕式上,我市多个部门与亚布力论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是该论坛首次与直辖市展开合作;这意味着,亚布力论坛有望与我市“常来常往”,并成为我市招商引资、寻找优质合作伙伴的大平台。 战略合作 我市又添招商引资平台 一个大平台遇上一个大都市,将碰出怎样的火花?昨日,亚布力论坛宣布与我市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发挥论坛及会员企业自身资源和优势,宣传推荐重庆,积极投资重庆,发挥重庆政府智库的作用。 记者从合作协议中了解到,论坛将利用年会和夏季高峰会帮助重庆搭建宣传推荐招商引资的平台。论坛方表示,将利用论坛影响力积极引导理事和会员企业,加大对重庆的投资力度;推动重庆金融创新;加强政府与论坛理事及会员企业的互动,发挥政府外脑作用。 我市相关部门则表示,市政府将积极创造条件全力支持会员企业在重庆投资发展。协调相关部门和机构为亚布力论坛在重庆开展活动提供便利与支持;按照相关优惠政策对论坛理事及会员企业在重庆投资的项目给予大力支持,为其在重庆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同时,将协调相关部门对论坛理事及会员企业在我市投资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值得注意的是,亚布力论坛将成为市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体制创新试点。相关部门将聘请论坛及有关会员企业负责人成为经济发展顾问,为重庆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会上,经信委、发改委、旅游局等多个部门与论坛的会员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下个风口 八成企业家看好智能家居 昨日,亚布力论坛联合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在重庆发布《2015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上半年)》报告。报告称,企业家们对经济环境的发展信心指数不如去年下半年,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企业家对于中国微观经济环境和法律执行效果的信心较低,分别为48.82和48.68。 亚布力论坛主编傅小永表示,经济增速下降、人力成本上升、下行预期形成,是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暂时下降的主要原因。 报告显示,近八成企业家认为,销售收入和利润呈现负增长的企业比例增加。企业家信心不足,一方面表现在对商业环境诚信度以及法律执行效率都较为担忧。只有14.4%的企业家认同当前商业环境的诚信程度,其比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降低。另一方面企业经营与去年同期相比,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销售收入增长的企业占比在下降,其中,2015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增长10%以上的企业占比仅为35.7%。 调查显示,智能制造业、互联网医疗、养老地产和互联网教育等四大产业被企业家们视为“下一个风口”: 83.8%的企业家看好智能家居,79%看好智能穿戴,76.7%看好互联网医疗,76.2%看好互联网教育。 傅小永介绍,“当前经济政策影响”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得分最高,这得益于本届中央政府推出的商事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带一路”和“自贸区”等战略,提升了企业家们的发展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受调查的316名企业家对未来发展信心的总指数得分为55.13分,高于全国的54.51分。从一级指标来看,重庆企业家对法律环境信心和社会文化环境信心较高。 相关 未来万科 三成员工是机器人 对于万科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王石在接受采访时说,房地产是万科的“底牌”,未来十年也只能在这张底牌上发展,而物管则可以成为万科地产业务最好的延伸。 “现在,万科物管的员工是10万人;未来10年这个数据至少到达100万。万科也将变成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不过,王石所谓的100万人还包括机器人。“以后,公司的员工有30%将由机器人取代,即有30万为机器人。”王石透露,机器人生产也是万科未来转型的重点。 “万科将与世界知名机器人研究中心合作研发机器人,以适应中国深度老龄化的国情。”王石说,目前万科旗下的20个“第五食堂”中有8个是机器人在炒菜。2017年万科由机器人管理的酒店将在深圳开张。 “一带一路”带来巨大商机 民企当一马当先敢于“出海” “一带一路”是大战略,世界是个大市场。没迈出国门的企业,奋发图强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到世界大市场淘金,走出去的企业则也有他们的苦恼。昨日,亚布力论坛闭幕仪式上,包括陈东升、尹明善等知名企业家,讲述了他们对企业发展的独到见解。 机遇 重庆将成“一带一路”支点 “这次我来到重庆,我特别关注‘渝新欧’铁路。”陈东升说,与会期间,除了和企业家讨论‘一带一路’的发展外,还重点关注了连接重庆、新疆和欧洲(德国杜伊斯)的大通道。 在陈东升看来,“渝新欧”大通道彻底改变了重庆的面貌,“一个深处西南内陆的城市,依靠这条铁路线,变成了一个直接通向欧洲的口岸。” 陈东升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给了不少企业新的发展机遇,对于重庆这样一个城市而言,有了“渝新欧”作支持,重庆将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支点。“在这个支点上,我相信不少企业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机会。” 他说,这次来到重庆,不仅是700多个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在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亚布力论坛和重庆签订的战略协议,也给了企业家们未来在重庆更多的发展空间。 胆大 巨大商机,民企当一马当先 “‘一带一路’战略,对民营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应该一马当先,到海外去寻找自己空间。”尹明善说,“一带一路”战略下,不仅有4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也有充足的资金和市场给予中国企业机会。同时,对于海外企业而言,由于各个品牌都是不“东道主”,民企在这样的市场中,竞争更为充分;当地的消费者对自主品牌也没有多的考虑,让民营企业更有机会。 “民企心大胆大,更适合开疆扩土。国企家大业大,更适合保家卫国。”尹明善巧妙地比喻引来阵阵掌声,他说,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企和民企可以有所分工,国企在国内有着很多资源和市场竞争优势,更合适保家卫国,将自己的产品很好的销售到国内。而民营企业在投资上更为大胆更为果断,到海外去寻找机会,是民营更好的选择。 在尹明善看来,“一带一路”是民营企业的机会,但要吸取以前海外竞争的经验教训,不要“兄弟相残”。其次,在国外做生意要诚信,这样才能赢得市场,保住市场。 创新 企业走出去要克服山寨思维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我想从三个榜单谈起。”杨元庆说,第一个是最新的《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有106家中国企业,仅次于美国。第二个是世界品牌500强榜单,中国企业有29家,数量在缓慢增长。第三个是跨国指数榜单。2014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不到14%,仅仅是世界100大跨国公司跨国指数的1/5。 “这三个榜单说明,中国企业已经够大,但论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杨元庆说,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动力不足,“中国市场足够大,躺着就能赚钱,很多人就不愿意走出去”。二是没有能力,不能适应全球化。“企业走出去,不光要有规模还要有核心竞争力。这是中国企业缺的。”杨元庆认为,产品受欢迎、服务过硬、业务模式有效、企业有信誉,走出去的企业必须具备上述所有强项,而且不能有死角。 “要走出去建立国际化企业,创新很关键。”杨元庆说,阻碍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最大因素——山寨文化。“什么是山寨思维?通俗点说:企业看到好产品、好模式,直接拿来照抄,乐于做山寨。 心细 与跨国企业竞争要摸清对方招数 “原本以为滴滴和快滴结婚了,中国在互联网专车领域的竞争结束了,却在半路杀出一个征服了欧洲和美洲的对手”。程维说,记得该跨国公司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曾经到过滴滴的办公室谈合作。“对方开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收购我们40%的股权,另外一个就是等着被‘歼灭’。这样的提议,被我回绝了。” 程维坦言,面对一个坐拥几十亿美元的对手,最初的战斗让他感觉迷茫。程维于是派了一个团队专门到美国硅谷去学习跨国大型企业的经验,他们发现跨国公司争夺市场的打法和美军相同,主要是打营销战和资本战,然而对方并不是东道主。其市场的基础并不如国内企业牢靠,所以滴滴就抓住了这一点,进行了反击,在第二季度中,滴滴打车仍保持了20%的市场份额。 融合 企业国际化须做到人才融合 “不同的文化背景意味着不同的人才特点。我在斯坦福大学做了25年教授,培养了70个博士、博士后,分别来自于美洲、亚洲、欧洲。他们都跟了我三到八年不等的时间。”沈志勋说,这些学生都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跟人种是不一样的。从我自己的学生来看,都是亚洲人,中国学生和日本、韩国学生的缺点和优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同样,即使都是白种人,北美洲与欧洲人都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 “要做到国际化,就必须了解人才的特点,以及文化的蕴含和背景。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成功,才有办法走出去。”沈志勋认为,“一带一路”必须要做人才的融合,必须赢得下一代。“只有赢得了下一代,你的企业才能做大,”沈志勋说。 支持 四大投资原则 重点投向四领域 “大量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投资,其投资的往往都是基础项目,这些项目多数都是中长期开发建设投资,周期长风险高收益一般,商业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投资。”丁国荣说,这样的投资,可以让丝路基金来帮忙。 丝路基金选择项目和企业,一是通过“股权+债权”的方式给予支持,并且投资入股的比例都不大,不追求控股地位,以企业“走出去”为主体;二是合作的企业都是行业龙头企业,有较好的海外运营基础;三是项目本身有合理的投资回报。 丁国荣说,目前丝路基金正积极准备推出新的投资项目。下一步将坚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规划原则、效益原则、合作原则和开放原则,以境外投资为主,以股权直接投资为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元素、努力扩大中国元素,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优势产能“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等四大领域。 (商报首席记者 李阳 记者 程心 薛哲 孙琼英 衷敬睿 实习生 郑钰嘉 原文题目《智能制造互联网医疗教育被视“下一个风口”》)

  8月2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南亚篇”,本次研讨会聚焦南亚,旨在对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南亚区域投资风险和机会进行探讨。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推进的重要区域,或有可能创造中国周边战略的新范式,因此南亚地区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 参加研讨会的有CCG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教授,外交学院副教授、外交部前驻印度外交官林民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王天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副研究员王世达,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孙力舟,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群,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等学者,以及来自发改委、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天津市政府的相关领导与企业代表、媒体记者。研讨会由CCG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 西南政法大学世界语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孙力舟 西南政法大学世界语中国议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孙力舟在发言中分享了他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些亲身感受,他表示,虽然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并不好,恐怖主义盛行,从911以来,死于反恐战争,包括美国的无人机打击、北部地区的教派冲突、巴军方对塔利班的武装活动和其它一系列爆炸的人整体上接近5万,这确实是很高的比例,但是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受到远超本国国民的保护,巴方已经组建了8700人的中巴经济走廊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只用于保护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和人员。 孙力舟介绍说,中国现在进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有很多是民营企业,而电力是目前回报最丰富的产业,还有跟中巴经济走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医药医疗器械、矿产资源等方面中国企业都大有可为。 巴基斯坦为什么跟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这跟它自身的地缘政治地位是有关系的。孙力舟表示,巴基斯坦的东南方向是印度,很多巴基斯坦精英担心印度会把巴基斯坦有独立倾向的普什图人地区和俾路支斯坦地区支解出去;北部的阿富汗也是更加亲印度;西面的伊朗,以什叶派和巴基斯坦的逊尼派有矛盾冲突等。这样看来巴基斯坦交往比较多的国家里面,只有中国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 巴基斯坦又是一个有相当大潜力的国家,它的人口是两亿,排在世界第六名,陆军的总数也是排在世界的第六名;它是伊斯兰世界中唯一的一个核武国家,在伊斯兰世界中还是享有一定声望的;巴基斯坦的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多美元,相当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但是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几年还是比较快的,在穆斯林世界里面排第一,世界排前十名。如果按照中国当时发展态势,从90年代到现在还能持续到5%、6%以上的速度增长20多年的话,会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是中国商品和投资的潜在市场和容纳地。 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可以教我们如何跟穆斯林世界打交道,包括如何处理跟各个教派的关系,怎么尊重对方的禁忌等等。孙力舟表示,中巴经贸合作方面,首先是教育人文的交流,扩大巴基斯坦留学生到中国的规模;然后是职业技能的培训;再就是媒体方面,借助巴基斯坦讲述中国故事等等。在很多方面,巴基斯坦都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机会,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一带一路”多一半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瞿振元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经济贸易为主要载体、以互联互通为核心概念、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的的跨国战略合作设想,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它东接亚太经济圈,西进欧洲经济圈,沿途连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64个国家,是开放、包容、普惠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共同发展、合作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打破了原来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目前总人口约44亿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包含经济贸易、区域秩序、人文交流三方面的内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为主要内容。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交流合作的和平友谊之路,是战略性、长期性、高层次、全方位的宏大战略。它承载着全面开放、统筹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和崇高使命。要实现这一目标的空间范围广、时间跨度大、实施周期长,不是一年两年或十年八年能立见成效的,要把眼光放到2020年、2030年、2050年几个时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思考和把握,确定近中远期目标和重点,先易后难,分阶段分步骤实施推进。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始终保持清醒认识。无动于衷不行,急躁冒进也不行。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工业国家的一倍,改变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而“一带一路”建设必将进一步改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 为教育对外开放提出新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在今天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之际,“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和亚投行的组建,都体现了这种情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半遭受过旧殖民统治体系的剥削和压制,由于历史与自身情况的制约,很多国家至今无法摆脱贫困、饥饿、动乱的困扰,而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又不得不面对二战以来依据丛林原则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其发展策略和发展道路又不可能走以往发达国家的老路,因而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世界潮流中,迫切需要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中发展自己。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和设立亚投行,就是着力于欧亚大陆互利共赢一体化发展和利益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是兼济天下的使命担当。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教育承担着独特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顺势而为,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建成了世界最大留学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加入WTO以来,我国教育开放承诺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已相对较高,有的方面高于一些发达国家,更是高于一批尚未承诺开放本国教育重要参照国。新形势下教育如何顺应新形势、抓住机遇,承担好“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新使命与新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首先和主要的任务是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一带一路”建设的浩大内容,可以分为3个方面:一是交通、信息、能源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资源,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工程建设和经济贸易;二是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海上合作领域,政策的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区域政治和秩序;三是区域性的语言文化、科技人文、卫生和旅游等人文领域的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人文交流与合作。这些战略所涵盖的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资本、货币、贸易、文化、政策、民族、宗教,无一不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撑。 第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宏大的不同领域的工程技术、项目设计与管理等专业人才。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年,亚洲各国累计需要投入7.9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涉及989个交通运输和88个能源跨境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完成,需要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铁路、管道、电力、公路、港口与通信等产业的工程建设、设计施工、质量控制与保障、经济管理人才,要加强工程、政治、经济、管理等各领域的专家协作。 第二,随着众多的企业落地,急需大量通晓当地语言、熟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人文地理的人才,特别是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乃至西亚国家政治、经济及风土民情的人才。“一带一路”沿线有64个国家,还不断有国家和地区参与进来,而通晓亚洲小语种的人才却是奇缺的,遭遇“小语种危机”,小语种教学和小语种人才培养任务很重。而且,我国大众观念中的外语几乎就相当于英语,国外就几乎相当于发达国家,这些观念与我国日益深入和多元开放的国际化进程很不适应,亟待改变。 第三,区域性经贸往来和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国际贸易人才。“一带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新的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目前“一带一路”国家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2000年各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达到34.5%,远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年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亚投行成立后的首个项目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这就急需大量懂得资本运作、货币流通、贸易规则制定、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民心互通说到底是文化的交融。文化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产品。要使得“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互利互惠是根本,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沿线国家普遍国情复杂,宗教信仰、地缘政治、民心社情等比较复杂,政局动荡很难预期,地区、阶层、宗教派系差异性大,只有全面了解民间需求与广泛民意,消除误解误判,才能促进合作,只有沿线国家的学者、企业家、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民众充分理解历史文化背景与民心社情,才可能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而这正是目前非常缺乏的,需要加强增进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认同的教育。需要为“一带一路”政策制定者、传播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官员、企业家、民间人士等提供全面、深入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培训,才能有效实现“政策沟通”;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好的国际交往能力,具有较好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声誉,能经常往来于各国间的民间人士、文化使者,他们通过NGO志愿者、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方式进入到整个社会的肌体中,才能达到民心相通。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贡献宝贵智慧。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各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经济、政治地位并非不可改变,世界存在于动态变化之中。亚太国家要想在新一轮的世界格局变化中占据新的席位,必须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一带一路”建设正是既承认沿线国家各自发展独特性,又结成互为中心和源头的共同发展体系。这种共同的发展体系决定了必须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的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一,要为建设和谐区域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一带一路”沿线大都为新兴国家,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地区冲突与暴力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治理的难题,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共同发展体系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和问题。 第二,要为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短缺、水资源危机、森林资源保护、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严重污染,重大传染病防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新兴国家高速城市化、人口膨胀、资源缺乏等问题给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需要共同面对,协调解决。由于现存的国际体系规则或明或暗都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因而完全指望他们来公正地代表全球的公共利益,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显然是不现实的。研究如何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应携起手来,共同研究调整战略对策,为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所作为,其中中国高等教育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为解决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现实问题贡献智慧。“一带一路”建设中会出现大量需要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化到社会,从政策到工程,从人力资源到技术瓶颈。需要开展区域与沿线各国社会发展研究,国别国情科学研判,经贸与文化交流、国际商务合作研究,人才需求调查与培养研究。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未来5年、15年、50年的发展做出科学研判、战略思考和超前谋划。加强国家之间、国家部委、相关区域政府、高等学校、产业、行业之间的合作研究,围绕决策需求,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 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如何良性推动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求我们要积极对接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对内把脉,找准适合“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契合点和着力点。同时,也要向世界高等教育体系问诊,从世界秩序重建的高度,谋划我国高等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布局和行动策略,为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合作与交流,让沿线国家的人民共享“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从而实现合作共赢。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应有的行动。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扩大来华留学教育,培养适需的境外人才。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教育市场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来华留学教育的规模与质量稳步提升。据《2014年度来华留学调查报告》统计,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7.7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775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就来华留学生规模而言,已占全球留学生份额的8%,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但在国际教育市场上,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这些最大受益国相比,我国仍处于“逆差”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心是少数发达国家,一些高校认为只有招收欧美学生才能体现教育国际化的水平与实力。但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布局和教育的长远目标看,我们的教育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造福整个人类社会作出贡献,就必须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扩大来华留学规模,优化来华留学结构,继续积极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重点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我国政府奖学金名额要进一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增量部分主要用于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把雪中送炭的工作做实做好。 如何在满足留学生个体需求的同时,更加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也是需要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就不同地区留学生的个体留学服务需求而言,发达国家学生更偏重语言学习;欠发达国家学生更倾向于攻读学位课程,如医学、工程等。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中所涉及的学科专业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有不少尚属空白。为此,国家要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我国高校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学科专业,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与“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密切相关的特色学科专业,吸纳他们在这些学科专业学习,使他们来华学得好,回国用得上,发挥好作用。 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是高校能够提供质量优、数量足的教育课程。为此,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线上线下结合,开发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多种语言教授的课程体系和学位课程,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的教育服务,满足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打造来华留学生教育品牌课程、品牌专业。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通过教育与产业同步、学校与企业结合,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只有在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支持下,才能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就人才培养而言,要坚持“分层分类”,既要培养通晓国际规则、承载国家使命的高端人才、青年才俊、未来领袖,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适应“一带一路”基础项目建设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要区分“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工作的轻重缓急,“先重后轻”,对那些大通道、大动脉、主航线、重要节点、关键环节所急需的技能人才要优先部署,重点培养。要以产教融合实现教育与产业同步发展,支持各类高校与我国高铁、电信运营等“走出去”的行业企业实行合作办学。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有1万多家,但企业和高校合作办学的还不多。同时,还要加大培训的灵活性,方便选择。要做到培训围着项目走,项目建在哪儿,培训做到哪儿,紧跟并适度超前“一带一路”重大基础性建设项目,在项目建设所在国办学,把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与项目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从人力资源构成上看,目前,沿线国家大多未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5~64岁人数占比平均为67.5%,其中有21个国家的劳动力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劳动力资源极为充裕。而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在全球则位于中下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亟待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我国高端制造业的雄厚实力和近十年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供需十分旺盛的教育服务市场。近年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贝宁建立了贝宁国际培训中心,培养培训中资企业发展所需的当地员工,带动企业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为印尼和文莱等东盟国家培训旅游人才。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进一步借鉴和推广。 总之,“招进来”与“走出去”协同推进,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人才支撑的基本路径。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有选择地在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实施十余年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成绩显著,培养了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了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了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高等工程教育,自2006年开始构建具有国际实质等效、与工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并于2013年6月申请加入《华盛顿协议》,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获得了国际较好认可。目前,本科层次的工科专业布点数已达15733个,基本覆盖了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所有重大工程项目。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的良好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我国高校赴境外办学已初具规模。经教育部批准的境外办学有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老挝苏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同时,还有90多个项目,涉及14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和多边教育交流合作关系,与4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约旦等10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邀请。可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适度增加教育投入,有步骤地开发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项目,将创建境外大学或其他形式的教育机构作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既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人才,也可为我国在世界格局的发展中积累广泛的人脉,发现培养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知华”“亲华”“友华”力量,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扩大国际影响。同时,这也是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战略举措,是中国睦邻、安邻、富邻,为沿线国家共谋福祉的责任担当。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提升自身的国际性,做强中国高等教育。为了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加强薄弱学科专业的建设。比如,要加快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要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制定专门的语言发展规划,增加战略性外语人才的储备,加快培育一批既熟悉“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又了解其国情和文化的高端人才。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有40余种,而我国高校能够教授的仅有20种。发达国家能够教授的语言大都达到上百种,但我国进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的外语语种还不到70种。目前,非通用语种覆盖范围不足,语种专业布局不够合理,关键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人才匮乏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迫切需要我们把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抓实落细。要把我国已有的具有良好基础的若干所语言类大学和进行非通用语言教学的大学重点建设好,使其成为语言教学的中心、文化研究和国别研究的重要基地,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类人才。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倒逼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全面审视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我们唯有在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及师资等可比的核心要素方面,达到国际认同的标准且具备一流水平,培养的学生在学业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同层次的学生达到实质性等效,我们的高等教育才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国际上脱颖而出,才会有吸引力和竞争力。有的学校到境外办学,更是直接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教育质量的比拼。为此,我们要把全面提高质量作为重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做强各类高等学校。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倒逼机制,触动各类高校转变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专业结构、扎实推进教学改革,用国际视野审视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 我们还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加大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解决高等教育过度“东高西低”的问题,这既有利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又有利于和“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高校间的合作,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问题,如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问题的研究,提升我国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的能力。 (演讲人:瞿振元 时间:2015年8月)

  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绵延数千公里的丝绸之路中国境内干线。8月4日至14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沿线调研团历时11天,重走了这段路程,带回了8万余字的考察报告。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为中央和地方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沿线调研团,来自两院的研究人员与本科、硕士、博士各年级学生共计16名成员,从北京出发,赴西安、兰州、敦煌、乌鲁木齐等地开展调研活动。 本次调研全程4500余公里,途经3个省(自治区)4个城市。调研团分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四个小组,走访西安市发改委等6个政府部门,新疆广汇集团等12个企业,以及各类调研地点28处,累计采访各类群体百余人次。 “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以《中国的西北角》真实还原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希望实地体验思考,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西北地区如何实现新的发展?”参加调研的新闻学院学生表示。 调研团了解到,按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战略布局,沿线省市分别研究制订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城市,西安市将“一高地六中心”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旋律,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开放高地与金融商贸物流、机械制造业、能源储存交易、文化旅游、科技研发、高端人才培养等六个中心。此外,西安市还与兰州、泉州、酒泉等城市分别签署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且与青岛、济南等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十个海关共同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合作协议》,以此构筑合作平台,加强政策沟通。 与此同时,沿线各省市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多层面的期待和建议。在调研兰州新区承接兰州市工业转移和招商引资现状时,新区招商局负责人着重指出了新区面临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现有政策的落实、配套政策的完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融资模式的创新等问题受到沿线政府的广泛关注。”调研团政策组成员说。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发挥优势学科力量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包括组建“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主办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论坛等。作为学校近年建设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重阳金融研究院参与了多项“一带一路”研究项目,举办多次大型“一带一路”国际论坛。 据介绍,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沿线调研团国内西北段首发之后,还会分区域、分阶段赴各国家和地区开展“一带一路”主题的调研、传播活动,并以调研报告、内参报告等多种方式为中央及沿线地方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与智力支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 “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与耦合 中国不仅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扭转全球经济下滑、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对国际大宗商品供需、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政策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的规模、实力和对世界影响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全球化时代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中国政府多次表明,鼓励各国自愿参与,遵循市场规律和商业规律,各方平等互利,与其他既有的地区机制和倡议并行不悖。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更是亚欧非大陆实现经济和社会广泛融合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共建“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一家的发展战略,而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全球性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其根本是各国共同的事业。因此,中国不会以一家独大为目标,而是使自身更好地发挥全球经济引擎的作用,为全球经济好转提供重要推动力。“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改变区域发展格局,提高区域市场效率,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实现共同能源安全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亚洲拥有全球人口的六成,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地区经济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亚洲是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也是能源进口量快速增长的地区,这导致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在近年出现了需求重心加速东移的现象。亚洲能源安全关乎全球能源和经济安全。目前,亚洲各国资源禀赋不均衡,经济发展不均衡:部分国家能源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欠发达,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无法依靠资源实现经济腾飞;而大多数国家能源无法自给,需要从亚洲以外地区进口,高成本制约了国民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且能源需求冲突易引发区域内国家间的冲突,影响亚洲整体实力的提高。因此,亚洲各国具有能源合作共赢的巨大潜力,能源合作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亚洲地区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地缘政治的形势,目前阶段尚未实现有效的跨国经贸合作,区域能源市场也未能建立起来。如何实现亚洲共同能源安全需要有新的思路,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在此形势下,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在能源领域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市场及价格稳定;二是积极参与亚洲能源市场的建设,与亚洲各国协调发展,实现共同能源安全。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中国将继续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油气领域的合作,在构建新的油气市场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工业产能、金融资本的利用效率,从而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持续稳定的油气供应,同时也为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发挥并增强中国在区域治理及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展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应有形象。 以互联互通推动区域能源市场融合发展,畅通能源输送通道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础,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通过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商业金融与投资可以促进互联互通,加速亚洲区域能源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形成能源经济的优势互补,有助于消除亚洲各国之间的发展鸿沟。针对能源富集地区自有资金不足、融资能力不强,中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向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并与世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人员交流、项目融资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改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环境,促进亚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重点之一是畅通能源输送通道。“一带一路”辐射的区域东临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并与非洲相连,在地理上与中国能源进口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吻合。“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础上,中国将与沿线各国共同推进主要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非欧大陆的基础设施网络。公路、铁路、管道、航空、航运等交通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将为相临产业、货物贸易和资源能源等领域提供直接的合作;另一方面,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为区域能源市场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分区域推动亚洲能源市场建设,增强彼此互信和谅解 亚洲能源市场的建设不会一蹴而就,有步骤、分区域的推进更符合实际,也会更有效。中国可以分别与东北亚、南亚、中亚、东南亚各国开展地区能源市场的建设。 由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构成的东北亚区域是世界上能源需求量较大的地区之一。在共同能源安全观和“一带一路”倡议下,能源领域可以成为三国合作的切入点。特别是近期,国际油气价格暴跌、油气市场供大于求,缓解了能源竞争压力,这种形势有助于三国之间合作竞争关系的构建,即用合理的代价获取所需的能源资源,加快各国国内经济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三国应尽快启动天然气等能源项目的合作,提高东北亚地区与天然气进口国的议价能力,实现合理定价,共同推进东北亚能源市场的形成,努力推动能源合作多边机制的建设。 南亚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一带一路”的能源建设中,南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带一路”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中巴经济走廊,以增强中国、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之间的经贸往来,并提出了打通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东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提高陆上交通效率,减轻进口能源海运过程中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印度是南亚地区的最大国家,但与中国同样面临人口总量庞大、国内油气资源相对匮乏的问题。中印可以在共同能源安全的理念下,选择能源安全保障、能源技术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合作,并将这些合作充实到“一带一路”框架中,这有利于扩大中印共同利益,也有益于提升印度能源自给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发展。 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市场潜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发展区域。与东北亚和南亚的竞争型合作不同,中国在中亚面临的是能源经济的互补型合作。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俄罗斯西线天然气入境管线、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油气管线、阿塞拜疆向西通往地中海的油气管线,推动实现里海两岸能源基础网络的互联和中亚地区电力网络的互联,促成中国西部、中亚五国和西亚地区、里海沿岸地区经济的融合发展。 东南亚地区人口众多,也是油气资源富集区,但是单个国家的能源体系都比较薄弱。与“一带一路”在中亚的情况相似,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能源经济互补性极强。目前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重要进口来源地,在天然气终端建设、陆上能源通道、电力网络建设方面还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在与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中,应坚持“能源输入”和“能源输出”并存的思路,强调中国不但为能源输出国提供稳定的需求,而且中国还是广义上的“能源输出大国”:扩大对沿线各国油气企业并购和投资力度;扩大油气贸易规模和贸易频度;通过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在沿线国家建立相应的炼油厂、发电厂,延伸油气产业的下游产业链;加强在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方面的合作;将部分油气资源直接在当地转换为能源消费产品,以满足沿线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并带动沿线国家能源行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让各国人民享受到“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和实现共同能源安全的成果。这样不仅可以缓解相关国家的能源紧张局面,也降低了能源输向中国的政治风险,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沿线国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政府还应利用在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的科技突破和产能优势,积极地与“一带一路”区域内各国共同努力推动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发展当地循环经济,实现能源绿色发展。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亚洲各国建立统一、高效的共同能源市场,各国应以开放、合作的政治理念和战略导向,进行能源政策、项目上的跨国协调,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随着实质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亚洲各国将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独乐乐不若与众乐乐”的中国传统思想,促进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各类能源合作。“一带一路”各参与国之间展开能源合作,必将促进实现亚洲共同能源安全,加速亚洲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并降低全球安全领域的忧虑和紧张程度。

  7月14日,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与欧亚倡议”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孔铉佑、韩国青瓦台首席安保秘书朱铁基共同出席开幕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及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金俊经分别致辞。来自中韩政府机构、学术智库的官员学者主要围绕中国“一带一路”构想与韩国“欧亚倡议”对接、中韩在物流、贸易、投资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习近平主导的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一带一路”的政策及其目的,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更是十分关注。显然,准确理解这一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实施,对“一带一路”的成功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要解决的问题及目的 首先,“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这不仅与今天中国积极推动市场经济、深化经济改革的政策背道而驰,也不符合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其次,“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当年美国推行 “马歇尔计划”,目的是通过援助西欧各国恢复经济来巩固其二战后取得的西方霸主地位。而今天“一带一路”覆盖的地区远远大于当年的西欧,中国没有、也不追求在“一带一路”的范围内确立霸权。最后,“一带一路”不是、也不应该是中国扩充自己政治势力范围的战略计划。如果这样做,“一带一路”非但会受到俄印等大国的抵制,也很难获得亚欧其他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毕竟,在世界格局向多极、多元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大国,如果靠“实力”向外扩张,谋求霸权, 必将失道寡助,四面碰壁。 建设“一带一路”,首先是为了解决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两个“瓶颈”:其一,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日益低下,是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所必须克服的根本挑战;其二,美国 “再平衡”战略引发的南中国海和东海的紧张局面以及西方和俄罗斯的对抗,使得中国的整体外部安全环境趋于恶化。 在习近平战略新思维指导下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一方面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通过构建“一带一路”来拉动亚欧大陆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籍此消化产能过剩、提升产能品质、扩大投资范围、提高投资效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动力和支撑点;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使中国同亚欧及亚太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同船共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安全利益,从而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 “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 发起“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将中国巨大的经济优势,转变为促进区域以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向外输出的,并不仅仅是资金和产能,更重要的是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学界和舆论界往往把中国经济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为靠投资拉动发展的模式,其实不然。只要对中国近年来基础建设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做一简单分析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是通过大力推动基础建设来拉动实体经济——制造、运输、电讯、商贸、服务——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的快速发展。1995年至2014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1.40%,2009年至2014年,高速铁路里程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5.95%,2000年至2014年,发电量平均年增长率为10.05%;同期航空客 运、货运和起降数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14.23%、11.33%和11.50%,外汇储备平均年增长率为21.87%。2006年至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平均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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