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手的机器：景县断指工人维权困境调查 打印页面 -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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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手的机器：景县断指工人维权困境调查
作者:蔡晓辉等&&更新时间: 13:41&&来源:燕赵都市报&&责任编辑:heji
吃手的机器：景县断指工人维权困境调查
&日 燕赵都市报 　　
&　　■调查人：本报记者王小波
　　■调查地点：石家庄、衡水、山东德州
　　■调查事件：景县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频频发生断指事故，据不完全统计，这家工厂已经有18名工人惨遭机器断指。路国荣，遭遇断指的惟一一个维权者，在向厂方维权时，先是申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被拒，而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却被仲裁得需要倒贴钱。这家工厂为何不断发生断指事故？工人维权又因何走入困境？
　　1 “没钱的怎么拧得过有钱的？”
　　从法院递交完诉状出来，路国荣就后悔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不停地问自己：“这样做值吗？可别为一时之气得不偿失啊？”奔波近两年，结果比预想的还要糟，她有些疲惫。
　　昔日的工友们也善意地提醒她：“胳膊拧不过大腿，你没钱，现在工作也没有，老板有的是钱，你怎么和他拧啊？”
　　路国荣原来在景县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工作，从1990年起她就进了这家工厂，10多年中，她亲眼目睹了一些工友的手指被工厂机器“吃掉”，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日中午11时左右，旋轧车间的一台机器突然冲下来，路国荣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她的左手食指已经血肉模糊。经过景县人民医院的处理，路国荣的左手食指只剩下半截。
　　同其他受伤工人一样，路国荣想选择息事宁人的方式来处理这次工伤，以便继续留在这家工厂工作。2006年4月，路国荣以受伤为由找到厂里要求调换工作，她想去包装车间，厂长王书生说“开会研究研究”，此后，路国荣多次找到厂里，得到的都是这句回答。
　　路国荣受伤后第二天，她的工资就被停发了，此后厂里再没有给过她一分钱。意想不到的麻烦还在后头。2006年9月，路国荣被鉴定为9级伤残。劳动部门告诉她，可以一次性领取伤残补助金4480元，但需要所在单位加盖公章。路国荣拿着表格去工厂盖章，去了10来趟愣是没办成，厂里一开始以章丢了、别人拿走了等各种理由搪塞她，后来干脆告诉她，“这事儿不该由你来办”。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领不出来，路国荣向工厂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厂方告诉她，这属于违约行为，她和工厂签订的5年期劳动合同还有4年多才到期，中途解约的话，她得赔工厂2万多元。2万多元？路国荣在这家工厂挣得不多，“少的时候每月才挣三四百元，多时也不过800余元。”无奈之下，路国荣托关系找厂长，表示还愿意在这家工厂工作，前提是工厂支付给她一点伤残损失，“大家私了算了”。
　　她的要求遭到了厂长王书生的拒绝，王书生说：“建厂以来没有这个先例，从来没有给谁赔偿过，工人也没有要求，如果开了这个口子，下面都来要，我上哪儿弄钱去！”
　　双方的商谈不欢而散。“我和我公公一同去找他，王书生对我们说：‘劳动局、安监局，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公公听到这话后，气得直打哆嗦，回去输了几天液。”路国荣说。
　　一截断指惹来了这么多麻烦。本想自己给自己讨点说法，说法没讨成，公公被这事儿气病，因为心里窝火，路国荣夫妻俩打起了嘴仗，甚至闹着要离婚。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路国荣想在县城里找份别的活干。起初她去工厂里应聘，别人一看她的手就不言语了。后来，她去餐馆应聘服务员，老板说：“妈呀，你这手，哪个客人见了还有食欲啊？！”
　　难道没地方讨说法了吗？路国荣找过县长，找过主管科局，都无济于事，她想到了放弃。在深圳工作的哥哥告诉她，“这事儿要发生在我们这里，该是多大的事啊，你怎能说放弃就放弃呢？”2006年11月，抱着一线希望，她向景县劳动局仲裁科申请劳动仲裁。
　　2 劳动仲裁让她“得不偿失”
　　就在路国荣向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后不久，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于今年1月27日向景县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答辩书。
　　答辩书中说，路国荣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属单方面违约，应赔偿该公司5000元/年×4年6个月计22500元，该公司还称路国荣是从事技术工种的职工，合同期每少服务一年，应赔偿企业5000元，这样也有22500元。另外，路国荣不去该公司上班，违反了公司“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暂行规定”，“规定发生一天旷工扣当月3天平均工资”，计15048元。这样，路国荣总计要赔偿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60048元。
　　工厂方面态度强硬，不同意调解。今年4月7日上午，景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仲裁。
　　路国荣当时的代理律师许朝华觉得案子仲裁时有些滑稽。在开庭前，许朝华提出查看对方的证据，遭到劳动部门拒绝，“法律规定律师有庭前阅卷权”。更令人瞠目的是，厂方的委托代理人之一车国林，其身份竟然是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工会本来应该是工人权利的代言人，现在却代表厂方与工人走到了对立面。”许朝华对此不能理解。
　　最后的仲裁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景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路国荣在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等5项请求，共计27450元。但厂方的部分请求也得到支持，路国荣得向厂方支付违约金19583.3元，以及她向厂方借款支付医药费的余额745.7元。仲裁处理费双方各承担1000元。
　　也就是说，最后厂方只需要向路国荣支付7112元，如果减去路国荣应得的448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减去她所支付的律师费和仲裁费，路国荣不但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还要倒贴钱！
　　“且不说路国荣到底需不需要向厂方支付违约金，单就这起劳动仲裁来说，路国荣申请工伤待遇与厂方要求的违约赔偿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怎么能放在同一个案子里来仲裁呢？”许朝华至今看不明白这份仲裁结果。
　　拿到这个结果，路国荣的心凉了。
　　但是仲裁结果已下，路国荣扳转逆势的惟一希望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她查阅了有关工伤赔偿的法律网站，并通过网站联系到了石家庄律师张士谦。张士谦告诉她，违约金不应该在这起案件中出现，另外，按照《工伤保险条例配套规定》，职工在工伤后有权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根本不存在违约一说。
　　律师的话又点亮了路国荣的希望。不过，景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这份仲裁结果打击了很多有维权想法的工人。路国荣的笔记本上记着16名断指工人的姓名和电话，他们都是在这家工厂工作时受伤，很多人受伤后没有申请工伤鉴定。
　　当初路国荣申请劳动仲裁时，很多受伤工人都表示愿意出来作证，“去吧，我们支持你！”这些温暖人心的话语伴随着路国荣一路走到现在。看到这个结果后，很多人开始躲着路国荣，一些人干脆告诉她：“还是认了吧。个人怎么弄得过工厂？”还有工人给路国荣传话说：“老板说了，宁肯把钱扔在法院，也不会给你。”
　　3 强势工厂弱势伤者
　　这家工厂的部分职工告诉记者，老板之所以如此强硬，还是因为害怕路国荣事件撕开一个口子后，受伤工人会接二连三地祭起维权大旗。
　　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成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初是一家县办企业，2004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在改制前已担任多年厂长的王书生出任改制后公司董事长。到工厂之前，王书生曾供职于景县医药公司。这家工厂主要为客户提供皮带轮等零配件，在该厂门口悬挂着一块显著的标牌———“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成员单位”。
　　这样一张大旗并不能避免该厂接二连三地发生工伤事故。据不完全统计，这家工厂至少有18名工人被确认轧断手指，而平时轧伤手指事件更是家常便饭。
　　1988年9月，工人张军被轧断了左手食指，成为该厂第一起断指事故。不过，张军说自己比路国荣幸运，“因为那时工厂还是国有企业，医药费厂里报销，住院休养期间基本工资照拿，伤愈后又被安排到了检验科。”
　　打那以后，断指和轧伤手指事故便时有发生，受伤工人的境遇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
　　张军的妻子华(化名)也在这家工厂工作，她的手受过5次伤，最重的一次右手食指被轧断。华的断指和手上的伤痕触目惊心，在她最后一次“受大刑”后，她才得到“赦免”，去了包装车间。一些朋友开玩笑说，张军夫妇断指也搞“夫唱妇随”，还是“左右对称”，没有人知道断指对他们生活造成的影响和这背后的辛酸。
　　实际上，路国荣也不是第一次受伤，到工厂的第二个年头，她的手就被机器“啃”了一口，右手无名指和小手指变形。那次受伤后，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那时候这家工厂是县城里的好企业，县城里的人都带着艳羡的眼神看着工人进出工厂，且那次受伤后路国荣工资照拿，外人从这里看到了“国有企业的优越性”。
　　阿飞(化名)现在是山东德州一家工厂车间的班组长，只有他伸出左手来才发现没有无名指，他的指头正是在河北德纳V型轮厂工作时被机器“吃掉”了。阿飞出事之前，他的车间主任老杨也被机器“吃掉”一个手指头。谈及受伤的手，阿飞不无悔意，他受伤后连一次性工伤补偿都没有拿到。
　　“哪个工厂不出工伤事故？但像河北德纳V型轮厂出这么多事故不正常，出一起事故应该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教育，这个厂讲得很不够，所以前头出事故，后头又出了。出了事故后工人权益没有保障，工人白受罪，劳动条件没有改观，对谁也没有触动。个人对工厂太难了。”阿飞说。
　　阿飞介绍说，当时在这家厂子里，常有离合器失灵的现象，离合器一失灵机器就突然冲下来，人再快也躲不过机器。时间一长，工人们都知道哪台机器性能好，哪台机器可能要“发威”，都找好用的机器。“照理说，工厂应该维护好机器，给工人提供安全标准的生产环境。”
　　7月11日下午，记者在这家工厂的旋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把一个铁片状的东西放在操作台上，大型的液压机器往下一冲铁片便被轧成凸凹状。如果工人的手拿开不及时，或机器失控，工人的手指就危险了。一位工人说，20天前，一位名叫王瑞强(音)的工人刚被轧了手指。
　　对这些潜在的危险，工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他们只是对报酬不高颇有怨言。工人们说，这家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像这样一道工序，一件成品可挣两分钱，做1000件才挣20元，这还算收入不错的一道工序，有的一道工序做一件成品才挣几厘钱。
　　路国荣不服景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向景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在提交给法院的答辩状中称：路国荣在操作过程中，为图干活快，多挣钱，私自调小机器的滑块行程，属个人违规操作造成。而该厂一位工人反驳说，个人调小机器的滑块行程不大可能不说，如果一定的劳动强度能让工人吃饱饭，工人何必自己加大劳动强度来挣要命钱呢，如果工人的待遇得不到提高，能不出事么？
　　律师则认为，即便是工人私自调整行程滑块，出了工伤事故责任也在厂方，因为工厂与工人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工伤事故的处理适用无责任补偿的原则，即责任无论是否属于劳动者本人，受害人均应无条件得到一定经济补偿。况且事故责任的认定不能由厂家说了算。
　　路国荣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在提交给景县人民法院的答辩状中，措辞更为强硬，还要求路国荣赔偿公司26万余元。公司方说：“路国荣本人在公司工作期间，组织观念淡薄，我行我素、不思进取、好逸勿(应为“恶”，记者注)劳。”路国荣的维权也被视为“肆意捏造事实、诋毁公司名誉，与公司离心离德”。公司还称“对路的无理取闹与无理要求我公司全体员工表示强烈不满与抗议”。
　　尽管多年来多次发生断指事故，这家工厂还是照常高枕无忧地生产。遭遇工伤后，工人们大都忍气吞声，绝大多数工人没有申请工伤鉴定，没有得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很多人惟一的希望是继续留在这家工厂工作，因为在县城里找一份工作太难了。
　　“维权？想都不敢想。谁能饿着肚子和一家财大气粗的工厂对着干？”一位断指工人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维权还是丢工作？工人们宁可相信老板在这座县城里的“能量”。
　　4 通向维权的路有多漫长
　　在很多人看来，像路国荣这样拿起法律武器和工厂对簿公堂，是一件概率极小的事件。这种小概率事件中的主人公大抵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个性鲜明，二为工伤者是本地人，三是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迄今为止，路国荣在打官司的路上已花费了近8000元。
　　“这对一家工厂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并不富裕的工人家庭来说是项大负担。所以大家都认为我赢不了。”路国荣说。这种不对等让工人在维权上天然地处于劣势。
　　工厂工会主席在劳动仲裁时站到了工厂一边，把劳动仲裁当作一根稻草的受伤工人并不满意仲裁结果。对于这份劳动仲裁结果，负责此案的景县劳动局仲裁员王兴明说，这是在“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基础上得出的结果，至于路国荣提出的她的工伤待遇与厂方要求的违约赔偿并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王兴明说，“这个案子是请示了衡水市劳动局仲裁科科长赵夏征(音)后得出的结论。”景县劳动局不愿意就此事多谈。
　　那么，这家工厂发生这么多断指事故，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在事前有无尽到劳动监察职责呢？
　　对这一问题，景县劳动局办公室张主任告诉记者，劳动监察人员都下去检查了，对这家工厂的劳动监察情况，会给记者一个回复，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没有收到对方任何回复。这位办公室主任说：“我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问题不在劳动部门，负有主要监管职责的应该是安监局吧。”
　　接二连三发生工伤事故，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条件是否达到标准？安监部门是否了解这一情况？景县安监局办公室主任句风亭说：“这事你应该去问企业。”
　　当地监管部门的推诿，代理或多起劳动维权案件的张士谦并不感到意外。重劳动仲裁轻劳动监察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惯例，这也成为工伤事故频发、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昂的重要原因。这种被称为“诉前强制仲裁制度”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诟病。监管部门事前不作为，事后弱势的当事人往往不服仲裁结果，工伤者要么放弃维权，要么进入繁琐的诉讼程序，抬高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
　　张士谦认为，现行的维权机制对劳动者来说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最突出的表现在于程序太复杂。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走法律程序至少有11个，等到最后判决一般是3年之后，外地人根本耗不起。即使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经过法院一审、二审最后也得一年半左右。
　　在张士谦过去代理的一些案件中，他还看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用工合同，一旦发生工伤或欠薪，不能确定劳动关系便不能走劳动仲裁程序。有的单位对事实劳动关系没有异议，一些基层劳动部门却要“依法确定走法律程序”，让工人陷入被动，如果确立不了劳动关系，工人连工伤都没法认定。
　　相比这些维权无门者，路国荣还算“幸运”的，至少她和工厂有一纸劳动合同。对这起工人维权案，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究竟有何考虑？记者联系到王书生，王称正在德州看病，第二天上午可以和记者见面。但等到第二天上午，王书生又推说在石家庄看病，王说：“这事已经走法律程序了，法院会给个说法。发生多起工伤事故并不是一次发生的，总不能都是我们的责任吧。”
　　“根据以往的案例来看，路国荣维权一案，路的胜诉基本没有悬念，只是耗一个时间增加维权人成本的问题。”张士谦说。
再一次看到工人生存的真相
日00:23 长城在线 （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蔡晓辉
　　随着资本冷漠性的疯长，以及对利润最大化的本性追求，如何保障每一个工人的合法权益，委实成了当下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一个一个关乎劳动保障、关乎职工工资增长比例的法规相继出台，但似乎总是很难照到底层工人的身上。
　　衡水景县工人路国荣的断指和维权遭遇(本报7月17日)，再一次让公众看到，底层工人的处境到底是怎样的———工人不过成为机器的延伸、工人的权益长期被忽视、资本的强势、工会的缺位、政府与资本的利益捆绑、维权途径制度设计方面的不合理，等等。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家谈起来都言之凿凿的，什么第几大经济体等等。但是在高增长的背后，与中国正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一样，中原腹部的县域经济发展，也不过是低附加值流水线上的一环而已。工人呢？俨然成了机器的另一种零件，是机器的延伸。这个延伸，你只需要到轰鸣的工厂车间里转一下，就会有直接的感受。在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某一道工序，工人要做到1000件，才能挣到20元，更遑论，这1000次中，断指的危险如拐弯处潜伏着的野兽一样时刻都可能出现。
　　中国产业化工人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甚至，还出现了某种倒退。在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记者调查到的数据是，至少发生过18例断指安全生产事件。记者没有告诉我们这18例是发生在多长时间内，但无疑，冲破工人接受底线的，是这个原本的国有企业自2004年改制以来，发生的多起断指事件本身。工人对国企时期的公司十分怀念，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伤之后，国企不会被停工资，还可以报销医疗费———在资本的强势之下，工人权益的被侵害，在几年间已经如此赤裸裸。
　　当然，我们不会愚蠢到倒推历史的车轮。但是，随着资本冷漠性的疯长，以及对利润最大化的本性追求，如何保障每一个工人的合法权益，委实成了一个重大问题。———这些一个一个的，原子化状态的工人啊！现在，我们从理论上知道，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社会中，工人应该有独立的、自治的工会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来与资本谈判。路国荣的遭遇中，我们看到了工会的身影———很遗憾，我们看到的工会主席，竟然是作为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的厂方代理人出现的。在当代中国的大量实践中，独立工会的缺乏，是导致工人话语权和个人权益长期被遮蔽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还遗憾地看到，在路国荣的奔波中，政府的相关部门一律呈现出相互推诿敷衍的倾向。劳动监察部门推到安监部门，安监部门又推回到了企业。甚至，在具体的劳动仲裁上，路国荣申请工伤待遇和厂家要求违约赔偿，本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竟然被相关部门放到同一案子里仲裁。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劳动部门不熟悉相关法规，要么是劳动部门对资本的赤裸支持。无论哪种可能，都是不可饶恕的……却又是现阶段相当普遍的。
　　路国荣的代理律师说，路国荣胜诉是基本没有悬念的，只是时间消耗太长、维权成本太大。维权成本太大，已经是对工人维权的一个打击，是对资本侵犯工人权益的一种变相支持。记者没有详细交代河北德纳V型轮有限公司在景县是否属于利税大户，但记者调查发现，该县有不少机械加工企业分布，也就是说，该县的财政有相当比例是要靠这些企业的支持了。看得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工人，是单独的、无所依靠的。尽管一个一个关乎劳动保障、关乎职工工资增长比例的法规相继出台，但似乎总是很难照到底层工人的身上。
“血汗工厂”与工人维权的困境
【 16:21】 燕赵都市报
　　全球最大的运动用品生产商耐克公司13日发表一份报告，承认其旗下工厂存在强迫工人加班，并且不让工人在工作时间喝水等问题，从而印证了外界指责其工厂是“血汗工厂”的说法。(4月15日《北京娱乐信报》)
　　由此想到中国，“血汗工厂”也不在少数。 无论在沿海还是内陆，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工人拿着极低的工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没有劳动保护，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健康根本得不到有效保障。《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就报道过一家为沃尔玛供货的广东企业，普通员工一日三餐只能吃青菜，或萝卜，反正“都是吃市场上的烂菜，一年四季难见油腥味”。而工人要拿上每月600元的收入，每周工作时间至少得超过60小时。
　　“血汗工厂”的存在，当然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无视劳工权益所致。一些企业，特别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利润本来就很薄，要降低成本，办法只有减少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所做的各种投入。对此，跨国公司也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跨国公司在采购中的“低价”策略是导致供货商尽量压低工人待遇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沃尔玛为例，如果它发现有哪家厂家供货比现有的供货商便宜，哪怕只有几分钱的价差，也会立即转移订单。这样，供货商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方法压低工资成本。
　　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迫于消费者反对跨国公司购买血汗工厂产品的压力，很多跨国公司要求供货的制造商遵守一定的劳动标准，如劳动时间、劳动环境方面，并为其供应链内所有商业伙伴制定指导方针，即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但由于社会责任标准并非国际社会强制性的，因此，当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责任有可能被跨国公司扔到一旁。而对于供货商来说，一方面要应对跨国公司对其提高劳动标准，特别是增加工人工资和减少加班加点等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应对跨国公司对其缩短交货时间并压低购货价格的要求。供货商们被逼得只好弄虚作假，甚至将投入的劳动成本转移到工人身上。某种意义说，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除此之外，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造招商引资“政绩”，对侵犯工人权益的事情听之任之，甚至与资方合流。另一个因素是，由于近乎无限供应的劳动力以及工业与农业的比较效益的不同，工人们宁愿被“血汗工厂”剥削和欺诈也要比让他们失业强。这些都造成了当前工人权益保护的困境。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工人权益保护问题，消灭“血汗工厂”，一是有赖政府改变考核方式，也就是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不应该仅仅从经济方面考虑，还要评定其对社会问题、劳工问题以及环保等诸多问题的处理能力；二是要强调工会的责任。我国的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会有责任替劳动者伸张正义；三是特别应该发挥消费者的作用。消费者不仅要关注价格、质量和服务，还应该逐步关注社会正义，对“血汗工厂”的产品用脚投票；四就是利用上述三方面的合力，迫使跨国公司改变其购货行为，并与供货商一起分担为提高劳动标准而增加的成本。
“五一”愿景：工会理应帮助工人维权
日00:10 红网
　　“五一”劳动节前夕，新华社记者就劳动者和历届劳动模范当前生存状况问题两次联系采访湖南省总工会。没想到，本属于总工会正常工作范畴的采访内容，却被个别工作人员回绝。（4月30日新华网）
　　工会作为工会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却对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无可奉告”，岂非咄咄怪事？如果连工人的起码合法的权益都不能维护，那这样的工会不要也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一个省级工会难道不需要了解劳动者和劳动模范的生存状况吗？
　　也不是所有的工会都像这样形同虚设，中华全国总工会对有关部门披露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洋快餐”企业涉嫌违法用工问题，就明确表态“对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毫不妥协地进行斗争”。这场以工会组织的在“洋快餐”企业中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的斗争至现在还没有结果，但不管结果如何，工会所起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这里要回顾一下“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日，芝加哥的二十一万六千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第二国际”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之所以要把大罢工取得胜利的这一天定为节日，就是要让一代又一代工人明白这个道理：工人自己的权利要依靠自己和自己的组织工会去争取，因为，不管是资方还是企业主都不会将其主动送到工人手里！即使历史推进到了今日，西方发达国家工人的物质待遇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他们的自觉维权意识却丝毫没有减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当地时间日晚，纽约公交工人工会与纽约大都会捷运局经过数日的紧张谈判，没能达成新的合同，公交工会宣布整个公交系统，包括地铁、公共汽车、市内火车等，于12月20日凌晨3时开始全面罢工。这次罢工约有3.3万名公交工人参加，至23日凌晨结束。
　　这次罢工直接起因于纽约公交工人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而纽约大都会捷运局不能接受，在养老金、工资和医疗保险等方面双方谈判破裂，未能达成共识。而当年纽约公交工人的年薪大约是3.5～5.5万美元，高于普通工人的年薪2～3万美元。
　　为什么是收入较高的公交工人而不是收入较低的其他工人发动了罢工呢？就因公交工会是纽约最具实力的工会组织，敢于组织全行业的工人维护自身的利益。
　　对比一下国内的那些只知吃公饭而不为工人办事的工会，工人要依靠这样的“娘家”来维护权利实在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五一将近，各地依照惯例要发一些红头文件以示对劳动者的重视。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就提醒劳动者：五一加班要加得明明白白，加班工资要算得清清楚楚，广大职工要注意维护自己法定的休息权。(4月28日《现代金报》)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提醒在我看来，是纸上谈兵。因为如果没有各级工会替工人主动维权的话，广大职工的加班就只能是一纸空文。没有哪个工人会主动去找老板要加班工资的，如果你不怕炒鱿鱼的话。因此，希望老板主动支付《劳动法》所规定的法定休假日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那无异于西方日出。举个我身边的例子，我女儿在房地产业工作，节假日是她们工作的旺季，她们从来就没有休过真正的节假日。但也没有拿过真正意义上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我想帮她维权，她说，你不想让我上班啊！
　　因此，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利，除了依靠法律制度的完善健全，还应依靠能坚决执法的组织和机构，而工会就是其中与工人联系最紧密的组织，如果工会都对工人的利益不闻不顾，那真是广大工人的悲哀！
　　早在全总十四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王兆国同志就提出了工会要“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要求。为广大工人和职工切实维权，这是我在“五一”到来之际对工会的一个愿景。但愿这个愿景不是空景、远景，更不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而是实景、近景，是一个看得见的现实之景！
稿源：红网 作者：徐晓
劳动者生存状况“无可奉告”?!
日 10:02:34 　来源：新华网湖南频道
新华网湖南频道长沙４月２９日电（记者 黄兴华 苏海萍）“五一”劳动节前夕，新华社记者就劳动者和历届劳动模范当前生存状况问题两次联系采访湖南省总工会。没想到，本属于总工会正常工作范畴的采访内容，却被个别工作人员回绝。
; ２８日，记者来到湖南省总工会宣教部部长黄新民办公室。“近年湖南省劳动者和劳动模范生存状况如何？”记者提问。“近几年我们没作这方面的调查。”这位宣教部长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说，“这不属于我们调查范围，我们也没有调查任务。要了解你们自己到下面采访” 。
到湖南省总工会采访前几天，记者就曾与省总工会宣教部电话联系。当询问有关劳动者和劳动模范采访事宜时，便遭到这位黄部长的拒绝。询问原因，黄部长以“要调查你们自己去采访了解”为由将电话挂断。
记者感到诧异，再次拨通电话，对方已经是“无人接听”；当记者第三次打去电话时，刚一拨通，便被对方立即挂断；之后，就一直处于“嘟嘟”的忙音状态。
作为工会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各级工会担负维护、建设等四大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一个省级工会难道不需要了解劳动者和劳动模范的生存状况吗？记者对此提出疑义。
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的一位老同志说，以往，湖南省总工会对基层职工维权，主要是哪部分职工反映问题严重，总工会就向上反映一下；或者是全国总工会发现某个方面的问题，省总工会再有针对性地就此进行调查。至于面上的情况，近几年湖南省总工会都没有掌握。 这位已经退休的湖南省工会副主席坦言，作为职工权益的维护者，省总工会应该并有责任及时了解各行各业劳动者、劳动模范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不进行全面调查不行，不调查怎么替职工维权？”他说。
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试图联系湖南省总工会分管此项工作的副主席和部门负责人，但都被对方以不同借口拒绝。记者最终联系到湖南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但对于全省职工权益保护的大致情况，这个部门也同样也没有掌握。
劳动者和劳动模范的生存状况，工会本应主动提供权威信息，媒体的关注实际也是对工会工作的支持。据了解，自４月１６日起，湖南省总工会等部门就启动了“工人阶级宣传月”活动，要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悬挂拟定的标语横幅，营造学习劳模、尊重劳模、爱护劳模的舆论氛围。记者采访的当天，正值湖南省总工会召开表彰劳动模范等内容的会议。
北京首位被“开”工会主席的维权之路
唐晓东，一个并不特别的名字，却因为和其公司的一场斗争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也成为了北京市首位被“开”的工会主席。
日，唐晓东领到了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判决认定其所在的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据以与唐晓东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不充分，撤销了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判决三环相模公司赔偿唐晓东自合同非法解除以来的工作损失66000多元。
从与“洋快餐”博弈看践行工会维权观
以广东省劳动监察部门披露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洋快餐”企业涉嫌违法用工为开端，中华全国总工会明确表态“对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毫不妥协地进行斗争”为亮点，到各地工会迅速作出反应，纷纷采取行动，积极组织调查，协助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检查本地区有关企业是否存在违法用工问题，一场工会组织与“洋快餐”企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的博弈已经演绎了10多天。尽管目前还没有最终结果，但从舆论反应、各界呼声以及事态发展看，前景令人乐观。广州麦当劳高层承诺今年上半年完成工会组建工作，应该视为工会与之博弈的成果之一。
自贡一些盐业工人生活陷入困境
新华社记者在四川自贡采访了解到，当地盐业工人生活相当贫困。一些下岗、失业盐工无力缴纳保费，只得中断社保；由于个人素质和经济环境影响，再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自贡盛产井盐。20世纪90年代以后，盐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1999年以后，自贡市执行国家破产核呆，减人增效政策，盐业经营状况好转，但在岗、下岗职工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一、壮年盐工下岗失业，靠老人供养
近年来，大批中青年盐业工人下岗失业，谋取生无门，“老养小”甚至“隔代养”的现象在自贡比较普遍。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王桂贤夫妇有四儿一女。长子“上山下乡”时在四川洪雅县失踪。二子石成全与老人住在一起，一直没工作，其妻患癌症去世，儿子14岁，读中学。三子石成辉原为贡井盐厂下属玻璃厂工人，1989年下岗；其妻杨淑清是贡井盐厂下属马赛克厂工人，也下岗了，夫妻俩有两个女儿。四子石成君，贡井盐厂工人，2001年以13590元买断工龄，现无业，儿子读中学。女儿石成玉在郑州打工。
石成辉一家四口，2003年5月申请到低保，开始每月总共100元，现在涨到200元，仍不够饭钱。石海云见儿子困难，就买了柴米油盐，到儿子家搭伙吃饭。他们几乎顿顿都吃酸菜、泡菜、米饭，一年吃掉几百斤酸菜。
全家十二口人，每月所有收入加在一起最高的时候也超不过2000元，其中唯一稳定的是两位老人900元的养老金，这成为三代人最主要的衣食来源。
二、交不起学费，子女只能面临辍学
子女教育是盐工家庭一项重要的刚性支出。他们最担心的是家庭贫困影响子女教育，造成贫困代代相传。记者在大安、张家坝、贡井等盐厂的盐工居住区采访时，就曾遇到几个孩子，考上了学也无钱就读。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大孙女石梦成绩不错，2002年初中毕业，知道家里没钱，没报高中，自己偷报了自贡市卫校。但家里拿不出4000元学费，石梦一学期就休了学。后来通过关系上了一所农业学样，第一学期交了2000元钱。爷爷为之拿出了1000元钱，另外1000元钱是其父石成辉向朋友借的。
张家坝制盐化工厂工人史洪的女儿上小学五年级，每学期花费600元。他说：“为了娃儿读书，我经常向车间借钱，然后从每月工资里扣。学校组织活动，孩子想参加，回家要不到钱，以后再有活动也不说了。家里惟一的存款就就是妻子买断劳动关系的13950元，留给女儿读书用。”如果女儿考上中学、大学，1万元根本不够。史洪想到了房子；他的房子只有40平方米，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1990年装修过，但地板已开裂，而且没有厕所。如果将其出售，最多值1万元，去银行抵押，也只能贷款几千元。
三、无力缴费，一些下岗失业职工社保中断
1999年，自贡盐业工人为3.8万人，而2001年3月在册职工仅为0.8万人左右。其余工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退休者约1.2万人，通过买断劳动关系走向社会的约1.8万人。根据政策，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自贡盐井系统执行的一次性补偿费用的标准是：全民职工不高于13950元，集体职工一律2880元。同时，企业将养老、医疗保险费交到买断之日，此后，职工社保转为散户，自己续交到，法定退休年龄。据测算，一个普通工人失业后，每年需交养老保险1200元左右，医疗保险800元左右。
41岁的陈伟光是大安盐厂的操作工，2001年下岗，月生活费169元。2003年8月，企业要求他买断劳动关系，他拒不签字，此后，生活费就被停发了，社保也没有着落。陈伟光说：“我摆摊卖百货每月也只能赚200多元，只够吃饭，不够续交社保。”
据自贡市社保局提供的数据，全市困难企业改制而形成的养老保险散户约5.3万人，真正续了保的占85%。这意味着至少有近万人没有续保，而停续医疗保险的则更少。该局局长汤建设说，到2003年年底，自贡市离退休人员94919人，而参加保险统筹的人数则为180474人，平均不到两个在职职工就要负担一个退休者，而比较合理的负担率则应为4：1。2003年，自贡征集养老金3.5亿元，支付养老金4.8亿元，收支缺口达1.3亿元。到该年12月，全市企业累计欠缴交养老保险金17087万元，其中2/3是难以收回的呆死账。
四、没资金、缺技能，再就业困难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三儿子石成辉和其妻子杨淑清都有贡井盐厂下属的集体企业工作，下岗已十多年了。下岗后，生活十分困难。石成辉说：“我们卖过菜，摆过地摊，但都赚不到钱，搞不下去。报上招聘，条件很宽，可是我们去了，人家都说你们太老了！”十多年来，两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做小买卖想贷款，贷款手续复杂，门槛高，最终没有贷成款。
大安盐厂的职工陈伟光姐弟5人全在贡井盐厂工作，除大姐退休外，其余全部下岗买断工龄，年纪都仅40余岁，但找不到任何工作。张家坝制盐厂退休职工常新华说：“我的儿子买断劳动关系之前，我就出钱让他读了会计函授专得，还学了计算机，可依然找不到工作。他搞过食品店、打字复印店，做过推销员，都没有钱赚。自贡找工作的人太多了，社会上的钱太少了。”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产业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新华社曾组织记者深入基层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现录其记者据调查而写成的文章一份：
一些产业工人成为新的贫困阶层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在黑龙江采访时发现，由于产业工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形成新的特困阶层，备受下岗失业、生病就医、子女入学等等问题的困扰。目前，产业工人因贫困导致的心理失衡等问题，正在许多家庭传播，影响国企的稳定与发展。
一、贫困成了产业工人的影子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装备工业基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园，这里聚集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北满特钢集团、黑龙江化工集团等多家大型骨干企业，是典型的因厂而兴的工业区。在偌大的工业区里，记者再也寻觅不到昔日的喧嚣和繁华，街头寥寥的行人与街道两旁集堆的卖菜、卖水果小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摊主们一边招徕着稀落的顾客，一边向记者诉说着：下岗就面临着贫困，工厂效益不好，管不了我们了。没有保障，只能靠做小买卖，一个月挣三百元，混口饭吃。
在北满特钢集团的家属区里，记者看到大片低矮的平房。由于这几年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仍有500多户职工住这样的房子。记者随意敲开一家房门，发现那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49岁的聂建荣是轧钢分厂的工人，由于受人患有肺病、儿子又得心肌炎，全家就靠他每月500多元的工资度日。聂建荣说，这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他所在的工厂从2002年起，连续十五个月停工，欠工人工资达十个月。没有了生活来源，只有靠四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现在，工厂虽然恢复了生产，但其这些年外欠了1万多元，靠工资还债，太难了！
灰暗、拥挤的居住空间里留给记者最深印象。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是聂建荣夫妻俩的卧床，一台没钱修理、因而也无法使用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15瓦灯泡。聂建荣说，通常为了省电，他家只开小灯。
二、“工人生不起病呀！”
目前，就医看病已经成了产业工人生活支出的难点，直接影响了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在职工人如此，下岗工人更是如此！”黑龙江华安集团工会主席仲箕才这样描绘当前疾病对普通工人家庭的影响。
30多岁的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有限公司女工只丹告诉记者，其父2001年从工厂退休时得了直肠癌，先后两次手术花了5万多元。她把自己结婚时的房子都卖了。“我和丈夫都是工人，每月挣的钱加起来也只有600多元，还要养活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除了卖房子卖地，这钱，让我们到哪去弄？”生活的压力让只丹泣不成声。
富拉尔基工铁多数企业由于效益不好，目前已无力为在职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至于相当部分的下岗人员就更无人过问了。每当记者向一些下岗工人提及医疗保险时，他们只有报以苦笑：日子维持都成问题，哪有钱交医疗保险？将来得了病，能治就治，治不了就等死呗。
一位下岗工人说：“现在工人看不起病，一般只有孩子得病才去卖药或者去医院就医，至于大人则往往能挺就挺。一个家庭如果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多了不说，就算花个四五千元也足以将一个家庭击垮！
三、“工人家庭的孩子太苦了！”
许多工人家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高额的教育费用支出使他们难以为继。
北满特钢集团退休工人翁荣宽说，富拉尔基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但教育收费却一点也不低。我孙子上初中每年的学费就2400元，这还不算每月300多元各种名目的学杂费。我们一家都是工人，如今儿子和儿媳都下岗了，找不到工作，天天吃住在我家。孙子刚上初中，学校三天两头要钱，老师说不交就让回家。我每个月退休金才500多元，连生活都紧紧巴巴，但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想办法让孩子上学呀！
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责任有限公司女子陈丽影说，现在我们既盼孩子上学，又怕孩子上学。盼孩子上学是希望孩子有出息，怕孩子上学是因为咱实在花不起钱。为了攒点钱，我们平时都精打细算；吃菜就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但到孩子开学时，还免不了要向亲戚借钱交学费。她告诉记者：新学期开始了，刚上初中的儿子因为一时交不上学费，老师当众批评，不想再上学了。“孩子是无辜的，难道就因为父母是穷工人，没有钱，应该跟着受罪？……”陈丽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第1224期，日，记者：吴晓东、梁冬。）
这些年来，广大职工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生存艰难，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着。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公司滴道煤矿附近有一个叫“河北”的居区，住着逾千户煤矿工人，这是该矿最大的工人家属区，住房大多是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有些墙体已经开裂，破烂不堪。工人们反映，近年来，滴道煤矿一线采掘工人收入最高，月平均1000余元，而辅助工种职工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职工退休金五六百元，企业内部退养人员生活费182元，工人遗属月补助金117元，而近2000名集体所有制职工自1992年以来“放假”，大多没有工资收入。矿工王星说：除了一线采掘工，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养不起一家人。而一线工人，只占全矿一万多名职工的大约1/5。左手食指因工伤残的矿式于井胜，长期在井下开绞车。2003年，他每月工资收入最高的374.26元，最低的290余元，平均约330元。于师傅说：“滴道矿出产的煤质好，建国初期曾传供鞍山钢铁公司炼优质钢。去年以来，煤炭价格上涨了近一倍，可工人的工资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粮油价格在普遍上涨（当地的大米价格已从每公斤不到2元上涨到现在的近3元，普通豆油从每公斤6元涨到了9元），这让原本收入就极低微的矿工家庭生活捉襟见肘，家庭最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且，由于采掘是高危险行业，一旦遇到工伤事故或患上职业病，干不了一线采掘就意味着全家都要受贫困之罪。在矿区家属区有“三多”：寡妇多、离婚多和光棍汉儿多。离婚妇女王春荣说：“一个大男人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谁还跟他过日子？不离婚才怪呢！矿工生活这么苦，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煤黑子’呀？”一些中年矿工普遍反映：近些年，生存压力太大。家里上有需要尽孝的老人，下有要抚养、上学的孩子，可工作了20多年，一个男人却养不起家，感到抬不起头业。一位矿工说：“老人知道我日子苦，有病了都不告诉我。这让我做儿子的脸往哪搁？”今年40岁的矿工宋保伟于1992年受工伤，右腿骨折。因生活困难，1997年妻子与其离婚。为供养孩子上学，宋保伟一直坚持在井下工作，他拿到的最高月工资是400元。可眼下儿子要上初中了，学习费用是每年1500元。他哽咽着说：“我家每月生活费不能超过200元，否则，连孩子上学坐车的钱都拿不起了。”由于工人生活普遍贫困，未来就业安置渺茫，工人们只能把破产安置作为国家提供的最后补偿机会。但除去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外，这安置费实在所剩无几了，有的甚至不够缴费到法定退休年龄，更不敢奢望再就业后民营企业主会给工人缴纳保险费。因此，他们普遍认为破产安置费目前已是其全家人解决现实生存困难和维持未来生活水平的全部来源。
劳动节前夕，中国制造业工人生存状况典型性调查
　　当下，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劳动、看待劳动者？
　　“劳动”曾经是非常光荣的字眼，“劳动者”曾经是令人敬重的称呼，而现在，这两大词汇的社会使用率在明显降低，其中的意味似乎也发生了改变。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就要到了。上班一族们已经在办公室里讨论这个长假怎么过，谈的最多的是旅游、购物和休闲。的确，在许多人眼中，还有政府和媒体眼中，“五一”劳动节已经几乎等同于了旅游周、购物节。
　　极个别人除外，全国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称之为劳动者，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不管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还是以脑力劳动为主。在“五一”这个节日里，大家的旅游、购物和休闲绝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仍然有十足的理由让这个节日与“劳动”再多一些关联。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作为“八荣八耻”的重要内容，被胡锦涛总书记着重提到全社会每一个成员面前，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于是，今年“五一”劳动节之前的这期《招商周刊》，分量最重的主题策划栏目要聚焦中国最普通的劳动者们。
　　近几年中国经济在世界之林的加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制造业。对于“世界工厂”的称呼虽然存在争议，但制造业和制造业工人对我们国家的确居功至伟。而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在制造业工人的生存状况又如何呢？他们的福利待遇、作业环境、劳动强度、民主权利是不是已经有所改观？
　　我们决意要寻找一家制造业企业进行一次工人生存状况调查。经过编辑部热烈的讨论，最后我们的眼光落到了青岛亨达集团有限公司身上。作为著名民营企业家，亨达集团董事长王吉万非常开明，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看上去似乎有点“不怀好意”的调查采访，“欢迎记者以批评的眼光发现问题”，并且特意授权我们在制鞋厂区内“可以出入任何地方，可以约见任何人”，要求被采访对象一定要做到有问必答。
　　三天的驻厂实地采访，记者从感性到理性收获颇多。现在就请读者随我们走进亨达厂区，揭开亨达制鞋工人生存状况、劳动关系、内部生产及管理的帷幕。
　　提出的重点文字
　　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和谐与幸福，这是青岛亨达集团的劳动关系、民主化管理孜孜以求的目标。越来越多这类能担责、看得远的企业的出现，不仅是工人之福，也是中国社会及经济发展之福。
　　亨达集团总部在青岛市繁华的CBD商务中心，而记者要去采访的是位于即墨市的亨达生产基地。临行前，一同前往的女记者孙婧还发生了一件小故事：听说她要去制鞋厂蹲点调查，家人执意要让她带上个大口罩，以减少浓烈的胶水味对身体的影响。
　　去亨达采访真的是件苦差使吗？坐在流水线旁的制鞋工人，每天都要在机械劳作的同时忍受着不良气味和噪音吗？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真的是苦涩的吗？
　　工人平均月工资1400元
　　清晨7：30，亨达厂区响起了音乐声。记者站在厂区大门口，看到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开始从四面八方走来。门卫告诉记者，亨达的这个生产基地有工人近3000人，附近还有几家分厂。
　　7：45，是各个车间班组的晨会时间。车间内，工人们站成几排，听从车间主管或者班组长点评昨天的工作、交待今天的安排。
　　8：00，员工们各就各位，流水线启动了，机器启动了，厂区的上空开始响起“叮叮咚咚”制鞋的声音。
　　工人在中午有1个小时的分批吃饭时间，一般下午5：30下班，如果产品交货期紧张，吃完晚饭稍事休息后他们可能加班，但公司有规定，最晚不能超过晚8点。
　　这就是亨达工人们的一天。
　　亨达厂区根据工艺划分为三大部分：裁断、针车和成型。除裁断工艺外，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坐在流水线旁的凳子上做工。一排流水线上就有上百名工人，场面可以用“壮观”来形容。但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各车间内不时会响起背景音乐，并且每隔两三米就有一盆绿色植物，这让有些枯燥的工作多了点温馨和生机。
　　参观完所有的车间，女记者孙婧的大口罩一直也没有派上用场。空气中的气味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刺鼻难闻。一方面是因为车间通风良好，另一方面是因为亨达作为中国著名鞋企，所用的想必都是完全符合国家健康标准的制鞋粘合剂。对于员工的健康，亨达是非常重视的。新员工进厂时要进行体检，以后每半年体检一次，并且特殊岗位实行轮岗制，这都有力地避免了职业病的发生。亨达建厂已经24年，1989年进厂的53岁的肖爱莲工作在成型车间A线，她告诉记者，虽然整天和胶粘剂打交道，但她从没听说过亨达发生过一起职业病。
　　中午时间，记者没有回宾馆就餐，而是非常想尝一尝工人们的伙食，愿望终于实现。当天中午和工人吃的是三菜一汤，3元钱的标准。工人告诉说，这3元自己拿一半，公司还能补贴一半。
　　步行前往附近的一处职工宿舍，也就是五六分钟的路程。在那里，记者终于发现了亨达的一个不足之处：职工宿舍紧张了些，一排排的瓦房里，每个房间差不多都住了10个人，工人的活动空间有限。但是，被采访的两位女工很能理解公司的难处，说现在住宿条件一般，关键是亨达的地皮太紧张了，但冬天有暖气已经不错了。她们还高兴地告诉记者：附近的一处新宿舍楼已经动工，今年8月份她们就会搬进去了。新宿舍楼不仅宽敞明亮，有独立卫生间，还配有电视机等娱乐设施，并对亨达双职工提供夫妻房。
　　对于最关心的工资问题，据记者调查，亨达的工人一般每月能拿到1400元的工资，熟练些的能拿到元，而技术水平较高的关键岗位，有的技师能拿到元。工人们对工资水平普遍比较满意。记者的调查结果在集团总经理单存礼那儿也得到了证实。他说，亨达的工资标准遵循“两个20%”原则：一是比本地区工业企业高20%，二是比国内同行业高20%。
　　老员工肖爱莲说，亨达的工资水平在当地一直很不错，并且工资发放及时。很多外来的打工者在厂区附近都安了家，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特别是双职工，基本上都买了商品房。她所在的“城市花园”小区里就住了五六十户亨达员工。
珠三角成衣业工人生存状况的改善
日南风窗 □记者 赵灵敏
花季年华的黄超，每天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7：30~2：00，13：00~8：00，19：00~22：0 0是固定的工作时间，其中晚上的3小时算加班，有0.5元/小时的加班费，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每三天能休息一个晚上；黄超的工作，是用缝盘机将毛衣半成品缝成毛衣，工资是计件的，大概是10多元一打(12件)，“老员工一天能做3打，新员工慢一些，也有2打”。工资是3个月发一次，往往还要拖上十几天；厂里包吃住，每月扣80块钱。6个人一间宿舍，卫生间一层楼才有一个。对于这样的生存条件，在东莞一家毛衣厂打工的黄超还算满意，“工资算高的了，缝盘机也很好操作，阿姨教了一天我就会了。”
聂欣雨，黄超的老乡，已经在广州番禺的一家针织厂打工5个月了。因为不到16岁，进厂的时候用了假身份证。在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里，聂欣雨的主要任务，是给衣服绣花或绣字母，绣一个5分钱。从晚上7点到11点的4个小时里，工厂支付她3元/小时的加班费。这样，她每个月有600元左右的收入，住的是8个人一间的宿舍，每月扣40元。厂里没有食堂，在外面吃饭每天要花10块钱左右。“七扣八扣，每个月剩不下多少钱。”
“外来工，18~23岁，70%是女工，工资在400元~1000元之间。工作时间长，普遍在12小时以上，甚至要通宵加班，一个月一般只能休息一两天。没有社会保障，缺乏外部支持。”刘开明，中国资深劳工问题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这是他眼中珠三角成衣业工人的生存状况。在过去的4年里，刘一直在为中国劳工生存状况的改善而奔走。但对近期方方面面发出的通过提高工资和推行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来改善劳工生存状况的呼吁，刘并不以为然，“改善工人生存条件不能简单从劳资关系入手，而要着力于提高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供应链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着眼于社会体制的改革。”
　　成衣工人的三个难题
作为中国劳工研究支持网络的领导人，在过去的4年里，刘开明几乎天天都在和工厂和工人打交道。在他看来，珠三角成衣业工人的生存状况存在以下问题：
工资太低。一般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但厂方往往不事先告知单件的加工费，到发工资时才一并结算，到时候自然是工厂说了算。珠三角每个城市都有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标准理论上是不包括加班费的，但实际上，很多成衣工人拿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另外，有些老板还会想出一些其他花样来变相压低工资。如有的厂规定，工人的工作服收费是100元，想想一件普通的衣服，在市场上10元钱就可以买到，但印上个工厂的厂名，马上就身价倍增。有的厂规定工人的厂牌收费是2 0元，薄薄的一张纸就是20元，谁敢不给？
有了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还是个未知数。现在的工厂都很喜欢压工资，这个月底发上个月的工资已经成为一种行规，三四个月发一次工资也是常有的事。这就意味着工人永远不可能足额拿到工资，至少有一个月是在白干。有的工厂为了防止工人辞工，规定辞工时不立即结清工资，除非等到工厂统一发工资的日子才给你工资，比如厂方是每月20日发上个月的工资，如果你25日辞工，你也只有等到下月的20日才能领到工资。很多打工者没有时间这样等下去，要么就不要工资了，要么就不敢辞工。所以在很多工厂，往往发一次工资就走一批人。
工作时间超长。《劳动法》规定，工人加班每天不能超过3小时，一个月总计不能超过36小时，在加班费的计算上面，正常的加班是平时工资的1.5倍，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是平时工资的3倍。但这些制度事实上都形同虚设。在大部分的制衣工厂，五天工作制根本没被采用过。有些好一点的工厂，实行五天半工作制对于打工者来说已经是千恩万谢了。六天工作制是普通的，有的厂几乎是全年工作制，也就是说平时没有一个休息日，除非遇到停电、停水或没有订单等情况，那里的工厂是一直上班的。加班更是不受限制，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只要有订单，加通宵都行。
缺乏社会保障。按照国家规定，所有雇主均要为雇员买养老保险，这已经作为中国的一项法律公布于众，但在很多工厂，买养老保险还是一项稀罕的奢侈品。打听过很多工厂，许多工人都还不知养老保险为何物，想要求老板给买这种保险的人更是稀少，对于他们来说，能按时领到每月的工资已经很不错了，养老保险这东西是若干年后的事。外来工普遍都比较年轻，考虑养老的事还为时过早。而相比养老保险，买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更是少之又少了。
目前，珠三角各地都有社保机构，一般也会要求企业为工人集体购买社会保险。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般工厂会按工人总数的10%左右购买保险，好一些的有40%。而社保费用是随人走的，企业不可能提取，当工人辞工之后，这笔钱事实上成了当地社保部门的收入。
情感上的孤单。成衣工人大都是外地来的年轻女孩，由于性别比例失调，她们很难在工作之余获得情感上的慰藉。这个年龄的女孩，正是活泼好动的花样年纪，但她们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却是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中度过的。而且，她们往往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未婚的要支持家里的弟妹读书，已婚的要照顾老人子女，所以绝大部分的女工都非常节省，把自己的消费压缩到最低。一年辛苦下来，她们或许能攒上二三千块钱，但还要面对春运期间上涨的票价。
　低利润导致低工资？
“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准确地说应该是‘世界加工厂’。制衣厂基本都在为国外品牌做代工，挣的是加工费，利润空间非常有限。很多企业只有靠压低工资，才能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是想提高劳动条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广州番禺打工者文化服务部总干事曾飞洋对记者分析道。
刘开明也认为，由于中国纺织行业研发落后，做的只是简单的加工，在国际纺织品价值链分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产品供货价只是海外零售市场的1/10左右，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改善，要提高劳动条件，的确存在困难。
广东省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近些年来，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企业，基本上是以加工和组装为主。2002年广东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到3成，而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占了71.8%。在这样的企业里，如果大量使用熟练的技术工人，并支付较高的工资，是难以想象的。
刘同时认为，低工资和低利润正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工人工资很低，无力消费，造成国内市场狭小，数量众多的企业只好都去争夺欧美市场，激烈的竞争必然造成利润的下降。在另一方面，由于低工资、漠视劳工权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客观上降低了成衣业的进入门槛，“几万元，几台缝纫机，再招几个工人，就可以办一个制衣厂”，这必然造成制衣厂数量很多，彼此难免会恶性竞争，拉低了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
“一件在中国加工的HugoBoss衬衫，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SaksFifthAvenue百货公司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在这120美元中，渠道商SaksFifthAvenue赚了72美元(占60%)，名牌商HugoBoss赚了36美元(占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10%)，这就是中国外贸的真实写照。而大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很可能只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往往跌落到1%至2%，而生产这件衬衫的中国工人就可能只拿到0.2美元的报酬，不到这件衬衫售价的1/500。”
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也造成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已成为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附带出来的问题。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墨西哥、菲律宾、阿根廷、巴西等很多国家，与出口部门扩张同时发生的还有逆工业化过程，这些经济体一方面经历着出口的迅速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投资、技术进步的停滞不前。
有人担心，提升劳动力价格，提升销售商品的价格，外商会不会转移投资。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中对此作出了回答：“竞争力与廉价劳动力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作为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现。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代。”
刘开明也认为：中国制造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不会被周边的国家替代，跨国公司离不开中国。因为，越南、蒙古、斯里兰卡等周边国家比我们的劳动力价格更低，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制造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中国制造这些年已经形成其他周边国家不具有的优势，如：完善的产业链，稳定的投资环境，中国自身的发展潜力及巨大的市场等，这些都是没有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取代的，所以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最终销售渠道，这是中国成衣利润低的根本原因。只有增加高档成衣的出口，适当控制低端产品的生产，留出一定的利润空间，工人的生存条件才可能根本改善。”刘开明认为。
由于劳动条件不尽如人意，从2004年开始，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这种状况在成衣业尤为严重，很多企业招不到足够多的工人，只好推掉了很多送上门来的订单。”曾飞洋告诉记者。而从日起，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从510元／月提高到684元／月，这是广东省出现“民工荒”以来政府部门进行的第一次调整。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广州市2003年非农社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l8283元，广州市本次调整后的标准在社会平均工资的40%～45%之间。曾飞洋认为，这是政府意识到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的严峻性后采取的补救措施，“但前面的路还很长，这只是一个开始”。
山西煤矿工人生存状况调查：挣钱比人命更重要
中新网太原一月四日电 作者张墨 庆恩 地下数百米深处挥汗如雨的矿工兄弟，他们在黑暗充满危机的乌金世界中，是怎样来生存的？新年伊始，记者来到了山西运城与临汾交界之处的大山之中，探望并了解这群特殊环境下劳动人的生活。　　　　矿工的生活条件　　
　　沿龙虎公路北行至河津市于乡宁县交界处的吕梁山脚下，写有某煤矿名称的醒目招牌进入了记者的视线。一下汽车，肆虐的寒风便裹挟着煤渣和石子猛烈地袭打着记者的面部和身体。　　
　　这是一个三面环山、中间空旷的狭长山谷，山谷深处的空地上堆满了出窑不久的煤炭，在南侧半山腰上则建着几排低矮的泥坯房，这些房屋正是该矿百余工人的居住之地。　　
　　这个共分三排的泥坯房群，每排十间，每间房屋的门口均盘着一个夏季时在屋外用来做饭的炉子，屋前散落着湿漉漉的炉渣，地面上流着做完饭后被任意倾倒的脏水，水上还漂着大片的白菜叶。　　
　　在土坯房的右侧，一个菜贩正与两名民工讨价还价，脚下一箩筐大白菜是他们讨价的主题。　　
　　“每斤九毛！”菜贩面无表情地高声说着，一旁不住地搓手、踱步的一个穿着脏黑衣服的中年人应声说道“比肉还贵呢！”　　
　　这位中年人就是这里的矿工，菜价高是他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情，但他很对此没办法。　　
　　“不仅是菜贵，这里啥都贵，一斤鸡蛋四块五，一斤五花猪肉卖九块钱。上个月过生日，我花五块多钱割了一小块肉。”这名矿工说。为了省钱，他们只能吃最便宜的白菜，每天都是“白菜煮面疙瘩”。　　
　　在这里，住宿条件也十分简陋。破烂的木门，是他们全部家当的门户，用砖架上木板，铺上薄薄的又黑又脏的被子是他们的床，腾着浓浓的煤烟泥糊下的炉子是他们唯一的取暖做饭设施，三合板做成的菜板、在墙中央掏开的窗户、到处是土的地面，就是这群人的生活场所。　　　　　　矿工的生存现状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位负责人曾对媒体说过这样一番话：“煤矿工人干的是最险、最累的活，他们就像是在‘地狱’里干活一样。” 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煤矿工人的生存现状。　　
　　矿工们的收入却与沉重的劳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尤其在一些较小的煤矿务工的矿工，矿工做为高收入阶层的历史早已一去不返。　　
　　“人们都以为我们工资高，实际上我们挣的工资和建筑工地上的小工差不多，可我们的活要比他们苦得多，累得多。”一名矿工说。　　
　　“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煤矿工人的收入标准已大大降低。过去，一个煤矿工人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家中的烟、酒、粮都是特供的。而现在许多井下一线煤矿工人年收入不足一万元，家中的生活相当困难。”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位领导曾这样讲过。　　
　　现实中，煤矿工人在工资待遇问题上明显属于“弱势群体”，除了工资与劳动强度不相适应外，矿工的工资还经常被无故克扣。个别黑心老板把工人当成了非法牟利的工具，肆意盘剥他们的劳动。　　
　　在采访中，记者所接触到的矿工大多来自陕西、安徽、湖北、河南几个省份，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矿工都有着相似的家庭状况，贫困的阴影几乎存在于每个矿工的心里，因此拼命挣钱便成了他们唯一的目的。　　　　矿工的身体状况　　
　　“煤矿的活儿就是三个字：‘脏、苦、累’，一班八个小时，一刻也不能歇，第一次下矿的人会累得吐血。”矿工们说。　　
　　挖煤——吃饭——睡觉，这已成为大多数煤矿工人一日生活的三部曲。记者在对近二十座煤矿工人的生存现状进行采访的过程中，在他们的窝棚内没有发现一台包括电视在内的影音设备。实际上，即便有这样的设备也是多余的，在每天高强度的劳动过后，矿工最需要的是卧床休息。挖煤、吃饭、睡觉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在总是感到睡不够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失去了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权利。而相对于单调的生活而言，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矿工的身体状况。　　
　　煤矿工人的身体状况十分令人堪忧，可在中小型私营煤矿上，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则与他们无缘，矿工得了疾病以后的治疗费用(除工伤外)亦无人买单。如此之下，矿工实际上是在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在换取少得可怜的金钱。　　
　　人们都知道，煤矿有个“百万吨死亡率”的说法，这个说法给人的启示是：煤矿可以死人，煤矿必然死人。然而尽管如此，到煤矿打工的民工仍络绎不绝，个别煤矿还一度出现了民工坐等活干的场面，这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缺钱难以活命，挣钱比命更重要！”
《100平方米出租屋住51个打工仔》。
上海《新民晚报》
[系到马克思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资本论》里对工人恶劣的居住条件的描述，觉得社会更应站在城市餐饮业底层的“打工族”角度去争取社会和谐。]
现转发如下：
本报“夏令热线”昨天下午接到市民来电 ，反映在大华路988弄滨江雅苑39号，有一间不到100平方米的出租屋（见右图），里面竟然住了51个大男人。本报记者接电后当即赶到现场，刚推开底楼102室的房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汗臭味。抬眼望去，原本宽敞的三室两厅，被隔成了七个小间，挤进了25张高低铺，很多床之间根本没有空隙，房间里只留下仅供一人通行的小道；客厅、厨房、小阳台全部搭上了密密麻麻的床铺，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蜷缩在狭窄的床板上；油腻的地上到处都是烟头、西瓜皮、啤酒瓶；屋里仅有的一间厕所满地是水，抽水马桶只剩下一个结满污垢的底座……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在这间不足10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共有25张高低铺、1张单人床。
居民王阿姨告诉记者，这间出租房内的住客全是附近酒店的打杂人员。“都是外地来的打工仔，老板为省钱，就将房屋改造成了宿舍，把几十个人一古脑塞进去……”王阿姨同情地说。
【居民】我们的生存环境一样恶劣
在现场采访中，一提到这间“群租屋”，周围居民怨声载道，纷纷抱怨这些租客打破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小区里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群租客，一次性饭盒到处乱扔，花坛里、楼道内随意大小便，晚上12点过后还在喝酒嚷嚷，连隔了几幢楼的邻居都被吵得不能入睡。”邻居谢阿婆叹息道。一些居民还反映，楼道里、电梯里的酸臭味让他们整天不敢开窗，根本感觉不到住在高档小区里的舒适。
住在39号楼的一位老先生忿忿地说，自己花了100多万买房，就是想图个舒适，可这些群租客把一切都糟蹋了。“打着赤膊、叼着香烟的租户，为方便进出，把楼下的大门整天敞开着，我每天都能在楼道里看见陌生的面孔，有时十几个赤膊的年轻人在楼道里一站，我下楼倒垃圾心里都慌慌的。”“其实，我们和他们51个群租客一样，生存环境恶劣。”他老伴在一边补充说。
【群租客】我们实在也是没有办法
“邻居个个都在骂我们，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只穿一条裤衩的租客小孙，抹着身上的汗水无奈地说。小伙子告诉记者，他老家在四川，靠种地赚几个钱，他在上海每个月挣1000多元，起码有一半要寄回家去。“出来打工，像我这样的一抓一大把，我知道很多工友都是群租客。上海房租贵得吓人，不住群租房我们住哪里？”小伙子越说越委屈，“其实，哪个人愿意睡这样的屋子？脏乱差不说，我老家来了女朋友，想找个亲热的地方都没有……”
【有关部门】群租违规，我们正在应对
记者在现场采访中了解到，在滨江雅苑小区内，有群租现象的住房就达60多处。据大华物业公司滨江雅苑管理处的负责人介绍，“上海市曾出台相关条文，规定人均住房不得低于5平方米、房屋不得切割，但小区内很多群租房根本不符合这个要求。群租是违规的，我们正在积极应对。”他同时表示，欢迎“夏令热线”的监督，他们将采取严格登记出租房、办理小区出入证等方式，尽可能杜绝群租现象。
记者随后联系了房地局物业处的有关人士，他解释说，“群租”问题涉及各个方面，小区物业如果无法有效解决“群租”问题，就应该及时向当地警署或法律部门反映。目前，市房地局交易处正制定规范房屋租赁的相关法规，曾有违规群租记录的住房将被列入“黑名单”，在交易时会受到一些限制。
本报记者 张欣平 志愿者 屠仕超 沈晓岚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