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提升中国人的民生福祉
吴晓灵：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提升中国人的民生福祉
CFIC导读：演讲中，吴晓灵送给同学们三句话：认清大势，提升自我，砥砺前行。1日前，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2018年毕业庆典发表演讲时直言：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演讲中，吴晓灵送给同学们三句话：认清大势，提升自我，砥砺前行。认清大势什么是大势？大势是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提升中国人的民生福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市场经济之路不可逆转。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纠错能力是中国航船不断前进的动力与希望。什么时候违背市场规律、对市场过度干预，经济就遭遇挫折，人民生活就受影响。贸易摩擦是利益的调整，提升自我才能在利益谈判中谋得先声。提升自我只有那些意志坚强、善于游泳的人才能在骇浪中前行。在困境中加强修炼，不言放弃，与消费者同行，与客户同行，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中实现凤凰涅槃。&砥砺前行2008年肇始的金融危机迄今已有10年，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地缘政治的变化、产业结构的重构都会使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发言中，吴晓灵谈到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经济现状，令社会陷入了无名的困惑与焦虑之中。2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正式开始，特朗普打响了贸易战第一枪，全球金融市场立马出现恐慌性下跌。起初，国际主流媒体都认为特朗普极不靠谱，经常出尔反尔“善变”，事实上是人们自己看不懂。逐渐的大家才发现，特朗普是预谋以久、做足了准备在下一盘大棋。特朗普不断的加息、缩表，美元做为世界货币，影响了全世界的流动性，很多国家的股市、汇市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前不久中国自卫性地反击了美国，征收美国500亿美元商品的25%的关税以后，特朗普又下令加征了中国2000亿美元，然后扬言还要向中国再加征2000亿美元关税。这突如其来的贸易战，无疑给正处于经济复苏的中国市场了当头一棒，然而主动权在特朗普手中，我们只能举全国之力奋力反击。目前，中国不仅要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还要防范资产泡沫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资产泡沫不止是房地产，其它行业也出现泡沫化的现象，尤其是金融行业。如果资产泡沫破裂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那将会引发下一场更为惨烈的金融危机。正如吴晓灵的警示：“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3&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恐怕不只在贸易领域，还在“中国制造2025”，更可能是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迫使我国做出更大让步，而且很可能是迫使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更大开放。贸易战果真打下去，接下来的影响就会涉及到货币金融领域。而股、债、汇、房，这四个交易市场是国家金融的命脉。其中最薄弱和影响最深重的是房地产。中国房地产之所以价格高企，是因为货币发行量过大。430万亿市值的高房价，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众所周知，房地产原本属于实业和基建投资，但是，当房产被赋予了金融属性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时，房价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金融游戏。特朗普之所以发动贸易战，正是瞄准了中国房地产这一薄弱环节，可谓是用心险恶。中国货币发行90%以上是通过贸易顺差强制结汇，并以美元为结算货币，这就使中国间接丧失了货币发行的自主权。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4225亿美元，收窄14.2%，由于强制结汇，这相当于直接发行了2.87万亿人民币货币。如果特朗普打掉了这4225亿美元的顺差，就相当于减少了2.87万亿人民币货币供应。如果进一步让中国变成逆差，并且大量消耗掉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供应就会急剧萎缩，支撑房价的基础就会坍塌。特朗普就是想通过改变中国的顺差来打击中国的货币发行，从而最终刺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一旦房地产崩溃，将直接导致中国泡沫经济的崩溃!自从特朗普挑起贸易战，全球金融市场就遭受了几次的股、债、汇三杀的巨震。&特朗普以贸易战和汇率的深度结合、立体作战，配合美联储的缩表、加息，每一步看似简单平淡的操作，背后其实都暗藏了杀机。在这里，股市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4000点起点论几乎就是加杠杆去库存的备忘录。房价暴跌会引发银行的危机。股市就算跌去一半，那只是帐面财富缩水了。但如果房价暴跌了，房奴真有可能断供把房子交还给银行。跳楼的不仅是房东，也可能是银行。不得不说的是，金融四大命脉中的汇市和债市，才是真正重量级。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货币汇率往往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我们也深刻的理解到，“美元体系”在短期内是无法被替代的，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减少我们在“美元体系”中的风险和成本。而美国为了保持美元体系的世界霸主地位，因此对人民币汇率发起强大的攻势。正当汇市面临美元压力之时，债市违约潮又悄悄的拉响了警报。2018年迎来了公司债的偿还高峰期，2018年的偿债规模是2016年以前的4.3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是特朗普为中国量身定制、以房地产为突破口的金融霸凌。4我们应怎样面对这样的挑战与机遇？&吴晓灵在讲话中也曾表示，只有那些意志坚强、善于游泳的人才能在骇浪中前行。因此，我们应当加强科技创新力度，继续推进经济转型，真正的实现以自主科技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中实现凤凰涅槃。吴晓灵指出，违背市场规律，经济就遭遇挫折。特朗普强硬的以美国利益第一为目的，发动的全球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违背市场规律，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们应当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推进经济全球化，优化我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核心理念，扩大内需，主动提前释放房地产泡沫，努力实现软着陆。加强全方位地建立人民币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结语：&面对这个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迷局，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做好泡沫破裂、潮水退却的准备，在挑战与机遇中实现凤凰涅槃。本文来源：财经新媒体、国学悟禅延伸阅读一彭文生：宏观金融的周期与结构视角本文是彭文生在'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上演讲的记录稿。我今天讲的是“金融周期”，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比较有技术性，对金融的看法涉及到对经济结构、经济总量、经济周期波动等理念的理解，我希望从宏观的视角讲一讲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一、金融周期的历史背景首先，从大家目前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讲起：美国金融危机后这一轮经济复苏已经超过了100个月，是战后第二长的复苏期，但这次复苏还没结束。从目前来看，在2018年底之前美国衰退的可能性比较小，也就是说这非常可能会成为二战后经济复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后，美国迄今最长的一次经济复苏是1991年开始的那次。实际上，1980年代后，每次经济复苏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从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来看，1980年代后是金融自由化的时代，而战后到1970年代是金融受压抑、受管制的时代，这两个时期经济的表现似乎不一样。（一）金融自由化时代：经济周期变长，波动下降&&再看图1-2，我们把战后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年，一个是年。前一个时期是金融受管制、受压抑的时代，后一个时期是金融自由化的时代。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阶段经济扩张期的平均长度：金融自由化时代平均复苏时间是8年，金融受管制的时代平均复苏期不到4年。也就是说，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每一次经济复苏持续的时间更长。那么，既然每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是不是平均的增长速度也比较高呢？图1-2中间这个柱形图显示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某个周期复苏的时间长，这个周期总体平均的增长率就高。严格来讲，金融自由化的时代，平均GDP增速稍低。这是因为金融自由化的时代，经济的衰退往往和金融危机有关，而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深度比一般的经济衰退要大。换言之，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经济持续扩张的时间比较长，不容易衰退，但一旦发生衰退，就是大衰退。所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衰退被称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仅次于1930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repression）。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指标是，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经济增长的波动率下降。金融资产的定价受风险偏好的影响，风险偏好又受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的影响。在金融自由化时代，宏观经济环境变得稳定，对资产价格估值有促进作用。换言之，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资产的估值相对高一点，或者说出现泡沫的可能性相对高一点。（二）经济学主流思想的周期轮回&& 为什么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经济周期变长,但容易出现大衰退呢？我想从金融周期的角度谈谈如何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把这个现象称为思想的周期轮回。我们来回顾一下经济学主流观点与政策框架的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有一个几十年大周期轮回的特征。在1930年代之前，古典经济学占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政府干预是不好的或者是多余的；一个是“货币中性假说”。对于第一个特征，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形象地比喻成小孩的摇篮，父母亲把摇篮推一下（经济受到外部冲击一下），小孩的摇篮就左右摇摆。但是父母的手停下来之后，摇篮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回到原点。古典经济学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货币中性”假设。所谓“货币中性”是指货币的多少只影响物价而不影响实体经济。所以货币数量论讲“货币的量×货币流通速度=商品的量×商品价格”，给定货币流动速度，货币的增长、扩张只体现在物价上，不影响实际的产出。在货币中性的假设之下，金融也是中性的，金融可以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在古典经济学思想引导之下，金融自由化的一个体现是混业经营，信贷的扩张比较快。信贷、金融的过度扩张，最后带来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贫富分化。一个显著的体现就是1929年股市崩盘，随后进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即大萧条。1929年这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反思，凯恩斯理论应运而生。凯恩斯的理论认为市场有时候是需要干预的，他把经济形象地比喻成大海里的一条船，一阵台风刮来（外部冲击），把船吹到另外一个地方，即使台风停下来，这条船也不会回到原点。需要借助外力才能把它引导回原点。所以在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的干预。那么市场为什么会失灵？这又涉及到对货币和金融的看法。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假设是货币非中性，也就是说货币扩张不仅仅影响物价，也影响经济结构，影响实体经济。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有那么大的波动，以及为什么1930年代会出现如此大的箫条。他对当时大萧条的假设是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太强了，导致利率升高；过高的利率让经济长期陷入低迷，所以他主张政府干预。货币非中性，金融不能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政府干预型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金融的管制，包括分业经营。如，1933年的银行法使得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了，才诞生了JP摩根和摩根斯坦利。在金融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况下，财政扩张是政府干预型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战后一段时间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思想理念和政策框架带来的是通货膨胀和短缺型经济：政府干预太多，供应不足，需求太强，物价大幅上升。好处是没有金融危机了，所以哈佛大学教授Kenneth Rogof在2011年写了一本书《This time is different(这次不一样)》，总结了人类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全世界只有战后的二三十年的时间没有金融危机，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有金融危机。没有金融危机但是出现另外的问题就是高通胀，供给不足。所以到了1970年代出现供给严重不足，经济增长放慢，通胀上升的状况。人们又开始反思凯恩斯的思想，反思政府干预带来的问题，所以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迎来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二者的理念是一样的，只是前者在学术研究上有更微观的基础。还有一个是新凯恩斯学派，该学派为中央银行逆周期调控提供理论基础，认为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长期是中性的，所以短期的非中性会带来经济短周期波动，这就需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中央银行喜欢这个理论，所以新凯恩斯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央银行。如果严格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来讲，中央银行是多余的。但是从影响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周期波动来讲，新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理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所以“新凯恩斯”这个叫法实际上有误导性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质上和新古典理论没太大差别，它主张自由市场金融放松管制，回到混业经营状态。1999年，在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快结束时，美国国会废止了1933年的法案，重新回到混业经营。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开始反思美国金融出现的问题，不少人认为美国重新回到混业经营是金融行业过度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随着金融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的延伸，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过去，再次面临资产泡沫、金融危机、贫富分化等问题。说到金融危机，大家都会想到2008年，但其实不仅仅是2008年，80年代中期有拉丁美洲债务危机，90年代中期（年）有亚洲金融危机。但美国主流思想认为发生这两次危机不是市场出了问题，而是因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治理机制不完善，宏观政策调控不到位。也就是说这两次危机只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直到2008年美国本身发生严重的危机之后大家才反思：金融危机可能是有普遍性的，而不是某个新兴市场国家本身的制度机制问题。于是接下来又开始新一轮的干预：加强金融监管，同时扩张财政。所以，经济学思维或者经济政策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任何经济理论、经济政策针对的都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仅在西方是这样的，东方也一样，只是后者更极端。战后在西方是政府干预型经济，金融受压抑受管制；在东方则是计划经济，整个金融都没有了。当时我们中国就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财政部的出纳，还是所谓的商业银行。到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市场化改革，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改革。当时里根讲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他说英文里面有九个字最让人害怕：“我来自政府我来帮你（&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他说市场本身配置资源是有效的，政府的干预多余甚至有害。同一时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回头来看，历史似乎出现了巧合：东西方都是在同一时期开始市场化改革。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问题是供给不足、效率低、政府干预太多。全球基本方向似乎是一致的，西方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加强金融监管，财政政策在调节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作用增加；中国似乎晚了一点，但是从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也开始在加强金融监管。以上是金融周期的大背景，我们处在一个金融自由化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以更容易理解金融周期。所谓的金融周期是指金融过度扩张带来的顺周期性。顺周期性是指信用和房地产互相强化，繁荣时向上动力强，转向衰退后向下的动力也大，所以会给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二、如何理解金融周期上文提到金融和经济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怎么看待货币在经济的作用：货币是不是中性的？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现在货币的形态和机制。根据明斯基对现代货币体系的描述，我们可以把现在的货币体系形容为一个金字塔。（一）金字塔形货币体系&&最顶部的叫做本位币，是最有货币性、最具流动性，也是最安全的货币形态。本位币由财政部和央行发行。在这之下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广义货币，也就是人们在银行的存款。广义货币也很安全，流动性很高，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所以除了央行和财政部发的纸币以外，银行的存款也是货币。再往下，私人部门的负债在特定环境下也可以做支付手段，如，京东白条，以及一些企业的票据贴现、转让等。但是由于没有银行的政府信用，更没有财政部、央行的政府信用，私人部门的信用度相对较小，货币性相对较低，只能在小范围使用。现在很多人问比特币是不是货币？比特币有没有一定的支付功能？答案是有，但局限于一个特别小的范围。广义货币金字塔中间的商业银行存款部分是现在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一部分，由此也带来一些问题：在现代的金融体系下，银行存款作为主要的广义货币，为什么会过度扩张？本位币和银行存款这两种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有什么不同？这几年全世界货币都超发，但为什么没有带来高通胀？弗里德曼说通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货币现象，是他这句话错了吗？直到最近美联储还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货币条件长时间宽松，通胀没有起来？中国的CPI最新的数据低于2%，有人提出疑问：我们现在的CPI是不是能真正反映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成本？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探讨，但总体来看货币快速增长没有带来恶性通胀，而带来了房价的快速上升。（二）货币投放的两种渠道&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要提到到货币的两种投放方式：一种是信贷投放，一种是财政投放。今天大家习惯的投放方式是信贷，也就是银行贷款。银行给企业或个人贷款，贷款就成为你在银行的存款，你就可以用这些钱去支付。这是一种货币投放方式，也是过去40年金融自由化时代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投放还有另外一个渠道：财政投放。这个渠道是在战后的二三十年间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政府支出就是货币投放，政府税收就是货币回笼，财政赤字就是货币净投放。与之相对应，银行信贷投放货币中，银行贷款就是货币投放，贷款还给银行就是货币回笼，每年新增贷款就是货币净投放。在不同时期，两种货币投放渠道的重要性不同。金融自由化的时代，主要是信贷投放货币；在此之前，主要是财政投放货币，当时叫“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两种货币投放方式对经济影响有何不同？大部分企业和个人从银行拿到贷款后做投资。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建立新的资产，比如建新的高速公路、厂房、办公楼；另外一种方式是购买二手资产，比如买土地、房子、股票甚至比特币。两种投资方式差异在于：新建资产拉动实体需求，比如投资建厂房、高速公路需要水泥、钢材，需要各种各样的原材料，拉动了需求。但这种投资的过度扩张会过度拉动需求，导致物价上升，通货膨胀。但如果买二手资产，直接拉动的是现有资产的价格，不是实体需求。所以信贷投放货币太多，不一定会带来需求太强、通货膨胀，也可能带来资产泡沫。财政投放货币的影响则有所不同。政府一般不去炒卖资产，政府的支出有两类：一类是基础设施投资，这类支出会拉动实体需求；另一类是社会保障支出，这类支出的钱流入低收入家庭。因为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很高，所以如果政府财政扩张投放货币太多，就可能拉动总体需求，物价上升，通货膨胀，而不大可能带来资产泡沫。为什么现在货币超发带来的问题是资产泡沫，而不是通胀？不是弗里德曼的“通胀是货币现象”的结论错了，而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1960年代，那个年代政府支出投放的货币带来的问题是实体总需求太强，通货膨胀；而现在我们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货币投放主要渠道是信贷，与信贷相关联的是资产的买卖，所以带来的问题是资产泡沫。实际上，信贷带来的不仅仅是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也有关系。如果信贷投放货币太多，意味着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负债增加过多，等到债务不可持续时，债务违约就可能带来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与之相对比，你在政府工作，政府给你发工资；或者你的产品被政府采购了，政府付给你报酬；如果你是低收入群体，政府免费给你社会保障。这几种形式都意味着政府投放的货币到了我们手里，让我们的净资产增加，而不是使我们负债增加。所以政府投放货币太多，不可能带来类似私人部门因债务问题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当然政府的债务可能会过多，但是政府可以印钞、收税，所以本币债不大可能违约。总之，如果政府的债太多，带来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如果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债务太多，带来的问题更多是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三）金融为什么过度扩张&&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为什么我们缺少一个机制来制约金融的扩张？现代金融体系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信贷创造货币。所以要想知道金融为什么过度扩张，首先要从货币需求来理解。由于货币需求缺少弹性，没有人觉得自己的钱太多了。这与其他实体行业不一样，比如人们对汽车的需求是有限的，所以汽车行业不可能持续过度扩张。但金融创造了货币，而货币是所有商品的购买力，没有人觉得自己的钱太多，货币需求是无限的。那么货币需求不受制约，那货币供给不受制约吗？汽车行业产出太多，可能卖不掉，过度扩张就带来供给过剩，价格下降，利润下降，就要减少供给。金融行业有很大的特殊性，金融的产出是资金，资金多了，利率下降，也就是资金的价格下降。按道理价格下降似乎应该减少产出，但金融行业重要的是资产负债表，利率下降，资产价格上升了，净资产改善了，资产负债表反而更健康，于是金融机构就更有能力、更有信心、也更有意愿扩张信贷。金融机构这些人都不理性吗？难道不知道金融的过度扩张最终会带来问题吗？其实个体都是理性的，个体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是理性的，它要评估风险。信贷之所以过度扩张和房地产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房地产是信贷的抵押品。银行由于不知道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所以需要抵押品。而生命周期长的东西是最好的抵押品。一辆很好的豪华车到银行做抵押贷款，银行只给3、4年的期限贷款，因为几年后再好的车折旧后可能都不值钱。但是土地是不可以再生产的，它永远存在且用途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土地是最好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和银行信贷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机制：房地产是抵押品，信贷发多了，房地产价格上升；房地产价格上涨了，抵押品价格上升；抵押品价格上升，银行就更有能力、更有意愿发放更多的贷款；更多贷款又进一步促进房价上涨，所以最终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金融自由化的经验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信贷的过度扩张不是和房地产泡沫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房地产泡沫，就没有信贷过度扩张；没有信贷过度扩张，也就没有房地产泡沫。这是我们现在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大家也会想，难道没有政府政策的干预和调控吗？这里面的问题是政府对金融体系提供的显性和隐性的担保，导致其缺乏市场机制的约束，同时与之对应的监管往往不到位。（四）土地的金融属性&&金融周期与土地的金融属性非常相关。除了作为信贷抵押品，土地的金融属性还有其他方面的体现，如地价对利率敏感。资产价格对利率波动的敏感性和资产回报期限有关系，回报期限越长，把未来的现金流通过利率折现成的一次性价格对利率变动就会越敏感。土地的回报期间长，所以它的价格对利率波动敏感。正是因为回报期限长，很少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资金买得起土地、买得起房子，所以房地产交易几乎都要靠外部融资。土地还有一个金融属性是我国所特有的：土地出让金是房产税的资本化。中国房价高涨和土地的金融属性有关，也和税收制度有关。我们没有房产税、没有持有环节的税，但是有一次性交易的土地出让金。从金融角度来讲，这两个税收带来不同效果。假设一块地政府不征收土地出让金，而是把这个钱在未来70年通过房产税收回来，那么很多年轻人就都能买得起房子了，因为折算到未来70年每个月只要交几千元房产税。如果变成一次性土地出让金，大家就买不起了，必须靠外部融资。所以如果把土地出让金看作一种税，它加大了土地的金融属性，也加大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这也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五）金融的顺周期性驱动经济中周期波动&&综上所述，金融周期就是信贷和房地产价格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所带来的顺周期性，繁荣的时候越来越繁荣，自我强化。一旦拐点发生以后，就开始朝另外一个方向调整，越来越不好。和经济周期相比，金融周期的一个特点是持续时间比较长：一个完整的金融周期普遍持续15—20年，而一个经济周期只有几年时间。所以一个完整的金融周期可能包含几个经济周期。金融的这种顺周期性导致的结果是一旦拐点发生，会对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因为拐点发生以后，信贷和房地产这种相辅相成在另外一个方向产生作用：房价下跌，抵押品价值下降；抵押品价值下降，银行负债表下降；银行负债表下降，银行进一步惜贷，形成了一个向下的恶性循环。&图2-2是我们根据房地产价格和信贷估算的美国金融周期，从1970年代到现在，美国有两次完整的金融周期，最近一次顶部在2008年金融危机。经过几年的调整，美国现在是在新的金融周期的上升阶段，经过去杠杆、房价下跌以后，这几年美国房价又在涨，信贷有所扩张。上一轮金融周期顶部是1989年、1990年，那一次的“储贷危机（Savings and Loan Crisis）”也和房地产有关系。&再来看日本（图2-3），1990年、1991年是日本一次大的金融周期顶部，也和当时的房地产泡沫有关。此后该金融周期的下半场调整经历了十五年时间，日本金融周期下半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美国的下半场调整每次大概是五年时间，因为美国是市场化调整，市场出清的程度比较高。而日本市场出清比较慢，银行坏账并非通过危机爆发化解，所以化解时间比较长。&我们也估算了中国的金融周期，因为中国的商品房改革1998年才开始，银行改革也是本世纪初才开始，所以从1990年代末到现在才是中国的第一个金融周期（图2-4）。中国现在在一个金融周期的顶部，似乎拐点已经发生了，这和去年加强金融监管，广义信贷紧缩有关。虽然房价没有什么调整，但是信贷已经在调整了。三、宏观政策角度看金融周期的调整那么，如何看待未来的调整？首先我想从宏观政策角度来讲一讲。（一）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政策新格局&&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宏观政策有重大调整。这个重大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货币金融调控从单一的货币政策调控转向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结合。近年的金融改革，不光包括监管框架结构的改革，还包括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的改革，加强审慎监管，尤其是宏观的审慎监管。现在大家意识到物价稳定不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现实告诉我们，温和通胀之下，也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所以需要设定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双目标靠一个货币工具就不够了，两个目标至少得有两个工具，所以要加上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就是调控基础货币，调控利率；宏观审慎监管调控信贷条件。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财政政策。在2008年之前，金融自由化的30、40年时间里，财政强调审慎，强调平衡，不要有赤字，所以财政投放货币很少，货币的主要投放渠道是信贷。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大幅扩张，人们对财政赤字的看法也发生变化，认为财政可以起到逆周期的调控作用。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边界也变得不清晰了。在金融危机之前，从整个债券市场看，财政和货币边界非常清晰，政府的债务管理在长期国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短期国债，中央银行做一些回购、逆回购等需要抵押品，这个抵押品就是短期国债，但是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不涉及长期国债，长期国债是财政部做债务管理时涉及到的。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量化宽松就是购买长期国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涉及到政府的债务管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回到战后19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了。（二）促进金融周期拐点之宏观政策&&在这样的框架下，要促进金融周期调整，可能有哪些政策？一个是“紧货币”，也就是央行加息。如，&年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年日本央行加息等。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所以这次中国促进金融周期的调整吸取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紧信用”、加强监管的举措。还有一个可能的政策工具：“宽财政”，也就是财政扩张。我们前面讲货币投放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信贷，一个是财政。要降低信贷和房地产的顺周期性，除了加强对信贷的监管，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降低对信贷的依赖。降低对信贷依赖同时还要把货币投放出去就需要财政扩张。这个到目前还没有用到，但这是未来的一个可能。（三）降低宏观杠杆率&&&在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化解债务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去杠杆。去杠杆的重要体现是降低宏观杠杆率，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债务对GDP的比例应该下降，美国的例子非常明显（图3-1），金融危机后宏观杠杆率明显下降；欧债危机以后，欧洲金融周期发生拐点之后，调整不是那么明显，但宏观杠杆率至少稳定下来了；中国现在在高位，初步显现稳定的迹象，这反映了去年加强监管的效果。&债务问题、杠杆率的问题怎么判断？太高不可持续，除了宏观杠杆率本身，债务偿还负担在高位企稳（图3-2），所谓债务偿还负担是指每年多少产出用于还债，即债务的还本付息。美国金融危机之前还本付息负担达到GDP的18%，危机以后债务违约、信用紧缩，加上利率下降，还本付息负担大幅下行。中国在2008年之前还本付息是比较稳定的，2008年以后信贷大幅扩张，还本付息负担持续上升，现在还本付息占GDP比重超过20%，超过了美国当年最高水平。当然最近开始有企稳的迹象，这是从去年开始加强监管的作用。&刚才是从GDP的比例来看，如果从还本付息占新增贷款比例来看，新增贷款有多少钱用于旧债还本付息？现在是接近90%（图3-3），这意味着基本所有新增贷款都用于旧债还本付息，说明中国的债务问题、杠杆率问题对整个宏观经济形成了拖累。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政治局会议都提到结构性去杠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其实杠杆都是结构性的，不存在总量的杠杆。在一个经济体里有负债就永远有资产，例如我把钱借给你，我借出去的钱是我的资产，形成了你的负债。总体经济放在一起，不存在所谓总体杠杆率高的问题。虽然债务的杠杆是结构性的，但不代表其影响只局限在结构内部，某个行业或某个部门过度的债务带来债务违约，可能会给整个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带来重大打击，给银行的健康带来破坏，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冲击，这就变成了系统性风险。&所以我们不能把系统性风险和其来源混淆起来，债务永远都是结构性的。我们的杠杆率主要是什么问题？从所有制来讲，对比国企和民企的资产负债率可以看到国企的杠杆率高（图3-4），当然最近也开始调整了。另外还可以看出一个不好的迹象，似乎民企最近几年的资产负债率在快速上升。如果按照行业来划分，可以看到房地产的杠杆率持续上升，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图3-5）。原因如前所述：房地产和信贷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可以看到产能过剩行业杠杆率也相对比较高，但是最近几年已开始调整。非产能过剩、非房地产的实体部门杠杆率在过去十年比较稳定。所以按照行业划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但市场可能低估了房地产高杠杆率这个风险，一旦房地产开始降温，房地产的销售下降、紧缩，不少开发企业的现金流可能会出问题，届时可能就是房地产行业金融风险暴露的时候。还有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其实总体债务规模不是特别大，主要问题是信用条件和政府信用不匹配。本质上讲，地方政府既享用了政府信用，又使用了商业性融资条件。不少贷款、融资，以及一些理财产品融资期限短、利率高，就像一个商业机构的借贷，但是背后却是政府的信用。那应该怎么解决？就存量债来讲，要靠把期限延长，把利率降低，是一种有序的债务重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债务置换，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三年地方政府在债务置换方面做的努力。（四）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路径&&这种去杠杆的调整对经济的冲击力有多大？信贷大幅扩张时经济增长都不太好，甚至出现下滑，如果信贷紧缩经济不就彻底完了吗？其实问题没有这么悲观。美国在金融周期的拐点前后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金融危机之前（拐点之前），无增长信贷：信贷扩张快，但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比较低。金融危机以后（拐点以后），出现了无信贷增长：信贷在紧缩，但是增长首先反弹了。中国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债务违约，一个是宏观政策。债务还本付息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是用盈利、收入还本付息。勒紧裤腰带，紧缩开支，但这对增长是不利的。第二种是靠新增贷款还旧贷。这个短期对增长是有利的，但是增加债务。第三种方式是变现资产，把资产卖了还债。对个体来说这样是可以的，但如果大家都变卖资产就有麻烦了：卖不出去，价格会大跌。还有一种方式是违约，也就是干脆不还钱了。同样道理，违约对个体来讲可能是好的，不用还钱了，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那整个经济就有大麻烦了。所以现实中，这几种方式都需要，不能仅依靠某一种方式。比如没有违约，也不变卖资产，就单靠紧缩消费、紧缩投资来还债，那经济也会遭遇麻烦。所以债务违约实际上是整个债务调整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太多了肯定有问题，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但如果所有的债务调整都让债务人承担，债权人不受损失，那可能也有问题。以上是从微观层面来讲。从宏观层面来讲，就是凯恩斯的观点：先有投资，然后有收入，然后还债。所以政府的财政扩张、货币政策放松、促进投资是解决债务问题的宏观政策抓手。总结来讲。金融周期下半场的调整在微观层面体现为债务重组，如债转股，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及市场无序的违约。在宏观层面的理想政策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也就是，紧缩信用条件，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考虑如何对冲其对经济的冲击，如何防止金融风险的化解导致系统性风险。所以需要放松货币，把利率降下来，同时宽财政。信贷紧缩之后，信贷投放货币的渠道就受到损害，这时候就要靠财政来投放货币。很多人问：“紧信用”和“松货币”是不是矛盾的？我想主要还是大家的思维、理念还在受过去40年金融自由化时代的影响，把货币和信贷等同起来，以为货币投放方式就是信贷。如果照这样理解，那当然是矛盾的，这两个本来是一件事，怎么会一个紧一个松呢？所以要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就要回顾历史，弄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差别。我们讲的实际上是“紧信用”和“松货币”，和货币投放渠道是有关系的。从价格来讲，“紧信用”，就是信用条件紧了，信用利差上升，风险溢价上升。比如现在大家看到债务违约多了，信用利差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明显上升，这就是“紧信用”。“松货币”有两个体现。从价格来讲，无风险利率下降。从数量来讲，就是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紧缩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和财政联系在一起，比如美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就是量化宽松，是通过购买国债实现的，是一种财政行为。中国不是靠购买国债，似乎不是财政行为，但实际也是财政行为，比如中国的一些棚户改造的贷款，PSL、MLF等。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紧信用、松货币”体现得非常明显。价格方面，无风险利率下行，风险溢价上升。数量方面也有明显体现，年，商业银行总资产对GDP的比例下降——“紧信用”；中央银行总资产对GDP的比例上升——“松货币”；然后财政扩张，用“宽财政”对冲私人部门的“紧信用”。&中国当前从“紧信用、紧货币”转向“紧信用、松货币”，尤其考虑到最近债务违约增加，信用条件在显著地紧缩。这种情况下需要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或者降低基础货币的价格（比如降准），央行的利率调控需要有所放松。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相对于GDP的比例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首次出现紧缩，这是现在“紧信用”在数量上的一个明显体现。中央银行总资产一直在紧缩，因为我们过去用外汇占款投放货币，后来外汇占款少了。但是最近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紧缩呈现企稳的迹象，也是“松货币”的体现。（五）三个热点问题&&理解当前金融周期我认为要关注三个热点问题：1.财政是紧缩还是扩张？今年预算内财政是紧缩的，预算外财政是不是能达到扩张？这是我们看下半年经济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如果广义的财政紧缩，意味着两个涵义：下半年下行力度较大，货币放松的压力会更大。财政如果不能支持，那惟一的剩下的就是“松货币”。2.降准会不会是央行货币政策放松的常态？前不久央行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这会不会成为常态？我相信不应该成为常态，松货币主要应该支持财政扩张。降准影响实体经济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这里有一个困境，原因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虽然更多是市场行为，但在整个机制扭曲的情况下，信贷扩张很容易就会被引导到房地产上去了。结果带来的不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是对房地产的刺激。所以未来在降准之外，还是要靠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直接或间接支持财政扩张，进而刺激经济。3.债务调整，房价不调整，能否持续？我认为债务调整，房价不调整的情况是难以持续的。原因有二：一是如果房价不调整，所有调整压力就会跑到实体经济上。二是如果房价不调整，去杠杆难以持续，我们把整个经济放在一起看，负债端就是信贷，资产端就是房地产，只是负债端调整，资产端不调整是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没有下来，债务负担降低了，那更有条件去借新债了；信用条件一旦放松，新的信贷很容易又起来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前两年虽然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起了一些帮助，但是土地价格还在上升，所以很多地方政府或者融资平台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借款。所以房价不调整，去杠杆很难持续。四、金融周期的结构效应前面讲的是宏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的调整，最后我讲一讲结构问题。其实金融周期不仅影响金融、影响总量，还影响结构。（一）房地产行业最得益于信贷扩张&&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信贷。一般来说，银行的作用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穷人想拿到银行贷款不容易，钱越多贷款反而越容易。所以，有的人拿到贷款，有的人拿不到；有的人先拿到，有的人后拿到。这就造成了不同效果：拿到贷款的人，或者先拿到贷款的人占有先机，以便宜的价格买资产、原材料、雇佣工人。所以信贷投放有很强的结构和收入分配的涵义。那谁可以拿到贷款呢？两类人：一类是有政府信用担保的人；还有一类是有抵押品的。而房地产是最好的抵押品，所以房地产和金融挤压实体经济是金融周期一个重要的体现。二者相互作用下带来了贫富差距、区域分化、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信贷和房地产天然联系在一起，这一结论不仅是理论推导，还有实际数据支持。我们的研究员梳理了将近3000家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统计了这些上市公司的信贷占比（图4-1）：排在第一位的是房地产，第二位是建筑，这两个行业占信贷比例最高。（二）信用扩张加大贫富分化&&&信贷扩张还加大了贫富分化。虽然我们没有很好的数据来观察各个行业的收入，但可以看到各个行业收入增长相对于广义货币（也就是信贷扩张）的弹性系数。即，M2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各个行业收入增长多少。图4-2可以看出排在第一位的是金融，第二位是房地产。所以金融周期的扩张，最受益的就是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美国的情况更明显，图4-3是美国的金融行业工资和全行业工资的平均比例，可以看出，中间一段金融行业差距和其他行业差距比较小，而这一段恰好是金融受到管制的年代，也就是战后几十年。在这一段之前或之后，也就是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金融行业的工资和其他行业差距都比较大。（三）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有多方面体现：需求和供给不平衡，所以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金融和实体不平衡，所以我们在加强金融监管，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上一代和下一代的不平衡，也就是人口红利的问题，社会财富主要掌握在中老年人手里（当然任何社会财富都在中老年人手里，因为通过工作才能积累财富，但我们现在人口结构中中老年人比例偏高，所以中老年人占有财富比例高的问题更加突出）；还有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等。我认为这些问题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所以十九大报告里提到一系列的公共政策措施：公共服务均等化、普及高中教育以及医疗改革、扶贫等。三大攻坚战，化解金融风险后面就是扶贫和环境治理问题。高质量的发展在宏观层面的体现，一个是可持续，另一个是公平。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让社会发展成果、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所以从历史大周期方向来看，一定要高度重视现在的防控金融风险，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另外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是促进社会公平。这是未来几十年的一个大周期的方向，是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全球的现象，因为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距太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学术性非常强，里面有详实的、科学的数据分析，估计没有多少人有耐心看完。但这样一本学术的书却成了全球的畅销书，因为它抓住了现在全球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们看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最近意大利“五星运动”带来的政治问题。这些背后都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政策层面、政治层面的调整迹象。（四）财政支出结构有待改善&&那么应该如何调整？我认为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税收支出方面，要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也就是就直接落到低收入家庭口袋里面的转移支付。过去很多扶贫都是通过支持当地项目来实现，比如，投资工厂等，这就是所谓的专项转移支付。现在要降低这些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五）税收结构有待改善&&另外，还需要税收制度改革。我们的流转税、增值税占的比例很高（将近2/3的税都是流转税），比美国、日本、瑞士等国家都要高很多。我认为这种税制非常不公平，因为流转税、增值税本质上是消费税，这就意味着谁消费占收入比例高，谁的实际税率就高，而消费占收入比例高的是穷人。同时，我们的增值税是价内税，一般消费者不知道自己交了多少增值税，实际上低收入家庭的实际税率很高。我们现在税制问题是对劳动征税而对资本不征税，对消费征税而对投资不征税。这种税制在改革开放早期没有问题，因为那时大家都是凭劳动力吃饭，财富差距不大，但是现在就非常不合理。所以要增加财产税，降低消费税和增值税，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因此我认为促进社会公平的重大转折点，必然会在财政税收制度中体现。可能不会在一两年内推出来（如房产税），但是我相信会推出来的，因为这是社会主要矛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世界上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有房产税，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例外？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房产税？我相信中国不会是一个例外，贫富差距大就难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我认为未来几十年会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涵义。最后，回到刚才讲的税收制度改革，房产税实际上对降低金融周期的顺周期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有房产税，没有土地出让金，其实我们对金融的依赖就小，对财政依赖就大了，这样就有利于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六）金融结构改革思考&&此外，金融结构本身也需要改革。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混业经营，关于混业经营，《金融时报》著名评论人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有一个评论，现代的金融体系的问题在于它是公用事业银行和赌场银行的结合。也就是说，金融里有一些基础性金融服务，比如支付体系、存贷款业务，就像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一样，成为现代人基本生活一部分，不能出问题。所以政府需要加强监管，保障基础性的金融服务。但是金融行业还有另外一方面--风险投资。风险越高回报越高，但要风险自担。上述两种金融服务不能混在一起，否则就带来很多问题。也就是说基础性金融服务所享受的政府信用担保，不能延伸到风险投资部分，比如中国这些年出现的突出现象--刚性兑付问题。所谓刚性兑付，就是把享受政府担保的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延伸到风险投资。刚性兑付带来两方面问题：一个是金融风险问题，一个是收入分配问题。钱多的人买理财产品更多，回报率高，但最后成本却是整个社会承担的。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出问题了，我的理财产品刚性兑付完成了，钱拿回来了，利率也拿回来了，这个成本丢给政府和社会，实际上最后可能是丢给了穷人，所以刚性兑付实际上加大了贫富差距。1.金融重回分业经营所以要打破刚性兑付，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到金融风险问题，还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那么如何打破刚性兑付？一是金融重回分业经营：存款归存款，投资归投资。存款安全收益应该低一些，风险投资收益高也要自担风险。那么，怎么回到分业经营？其实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不是1和0的概念，也不是有和无的概念，它们是两个极端。我们现在是在混业经营这个极端走得太远了，需要往回走一点，也就是要施行严格的牌照管理。实际上，分业经营就是牌照问题，拿什么牌照做什么事，不能相互渗透，这是我们现在要改革的方向。2.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另外一个金融结构改革的思路着眼更远：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如前所述，货币有两个投放方式，一个是财政，一个是信贷。那央行如果发行数字货币属于哪一个渠道？肯定不是银行信贷，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已经绕过了银行信贷，所以这根本上是财政行为。央行的货币投放方向是一种政策行为，比如，是每年每人免费送2000块钱，还是支持一个投资项目；是通过社会保障支持低收入群体，还是减税，这些都是不同的财政行为。这些财政行为必然意味着对金融、信贷依赖的降低，所以是有利于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所以如果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有非常重要的公众政策和经济金融涵义。本文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ID：ccefccef）本文作者：彭文生，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延伸阅读二中国人为什么一再误判特朗普（四个角度的分析）提起特朗普，在中国始终存在着对特朗普的一再误判，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起初也有大部分观点赞同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比仇视中国的老牌政客希拉里出任更为有利，然而中美贸易战打破了大家的这种期待。接下来就从四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人为何一再误判特朗普。沈建光：从贸易战看对特朗普的误判对特朗普的误判似乎已不稀奇。早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当时大部分分析认为，特朗普贸易保护的提法只是为了获得选民支持而采取的策略性提法，是政治家为赢得选举惯用的伎俩，上任之后大概率不会兑现。而对于中国的影响，起初大部分观点也赞同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比对华抱有仇视态度的老牌政客希拉里出任更为有利。甚至在特朗普上任后的半年内，退出割裂中国市场的TPP和TTIP谈判，越加让人相信，特朗普既缺少执政经验，又没有对华集中火力，中国的处境并不值得担忧。反而在美国独断专行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然而，其后事态的发展否定了这样的期待，美国将贸易大棒挥舞至全世界，令人始料未及。贸易战在你来我往中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签署命令，分别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25%和10%的关税。受此影响最大的美国传统盟友，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已开启反制。而继钢铝征税之后，5月23日，特朗普政府表态在讨论以安全保障为由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追加关税。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在经历了三轮谈判之后，最终未能避免。6月15日，美国宣布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1102种产品。6月18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额外关税，并提出如果中国坚持推进新关税，加征的关税将生效，而一旦中国反制再度加码，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的底线究竟在哪里？目前来看，有如下几种猜想：一是特朗普对外强势，落实竞选承诺，致力于缩小贸易逆差，增加政治选票，寻求连任。二是特朗普作为商人将交易艺术运用至极致，特朗普目的在于全球范围内制造混乱，以吸引投资回流美国，助力美国再度伟大。三是彻底改变国际秩序，让美国在国际合作交往中获得更多实惠。四是对日渐崛起的中国采取遏制，贸易谈判只是个幌子，贸易战场不是中美冲突的主战场，科技领域才是，最严重的情形时重回冷战。四种猜想，哪些特朗普能否如愿？不妨分别来看。猜想一：特朗普支持率上升，仅就政治意图来看，前期措施似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难发现，“美国第一”的政策根基在美国异常稳固，特朗普一系列外交新举措背后，支持率也逐渐攀升。根据《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近日联合开展的一项新闻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升至44%，相比其4月份40%的支持率有所上升，特朗普赢得议会中期选举，甚至继续连任的可能性大大上升。猜想二：趁乱促进全球企业投资回流，美国的如意算盘未必奏效。伴随着美国经济超预期向好，失业率创十八年来新低，税改带动薪资水平和零售超预期上涨，美国似乎正在享受增长进一步向好的好处。相比之下，欧洲今年政治风险加大，经济数据呈现高位回落，这导致4月以来美元大幅反弹，美元指数一度突破95，资金回流美国加快。那么，能否如猜想二所预期，特朗普新政扰乱市场，全球避险情绪的增加与美国税改优惠，吸引企业投资源源不断涌入美国？其实未必。可以看到，特朗普上任以来由于其政策多变已产生信任危机。加之近年来美国制裁大棒越加肆无忌惮，对跨国企业频繁处以高额罚金，恶化了美国的投资环境，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与基建薄弱的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企业在美国投资风险反而空前加大，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未必奏效。&猜想三：特朗普重塑国际秩序，很难做到对美国完全有利。特朗普全面贸易保护，甚至拿盟友开刀，是否能帮助其重塑国际秩序，在利益重新分配中获得好处呢？其实，笔者认为，这只是建立在利用各国希望避免贸易战心理，让渡一定利益与美国达成协议的理想情形。当然，针对特朗普对盟友发难，还有一种不同的理解，即特朗普在6月10日G7会议时曾谈到美国寻求G7国家之间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想法，特朗普的挥舞贸易大棒的真实目的是促进西方经济一体化。猜想四：是否是对华的全面遏制，要边打边看。&针对特朗普对华态度与贸易战前景，其实更难加以预料。中美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三轮贸易谈判后，美国仍然单方面放弃协议，让人越加清晰地看到，特朗普可能原本就没有诚意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达成和解，或者在贸易强势中屡试不爽，国内支持率又上升的背景下，特朗普预期通过与中国交锋以换取更多的好处。更加悲观的情形是，特朗普对华战场早已不在贸易领域，而是对华的全面遏制，包括打压中国制造2025、用台湾牵制中国，以及让朝鲜问题的解决脱离中国影响等。针对不可预测的特朗普对华意图，笔者认为，最悲观的情形便是对华的全面遏制。当然，笔者猜想，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未必坚定不移，大概率会根据形势变化、贸易战中的力量对比做出调整。笔者认为，既然没有办法猜透特朗普所想，就不要妄想摸清其心理状态，以免时刻被其意念牵制，策略上常常处于被动。邓聿文：对特朗普的误判和美中关系的硬着陆美中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有一个过程，并非突然而至。美国的认知转向&在美国国内特别是外交政策和战略界，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大辩论，完成了对中国认知的重新转向。例如，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等鹰牌学者，已经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未来唯一的对手，认为遏制中国将是美国使命。即使像沈大伟这样的“知华派”学者，对中国的评价也由以前的中性向完全负面转化，后者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一文，虽然他称题目为编辑所加，不反映其看法，但此类判断也无意间透露出华盛顿的倾向。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关于中国的辩论已经完成，结论是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塑造的那种国家，过去对中国奉行的接触政策不能再继续。奥巴马时期曾在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今年4月在《外交事务》杂志合刊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惩罚》文章就典型地代表了美国学界的看法。该文说，“美国曾设想，更多地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可以使中国经济逐步地但是坚定地走向自由化……这一信念驱使美国在90年代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WTO，2006年与中国进行经济对话，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与中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华盛顿现在面对的是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巨大竞争者。正确对待这个挑战，就要放弃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充满希望的政策。”其中，十九大又是一个催化剂。特朗普的前白宫首席策划师班农对中国尤其“不满”。现在白宫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没有班农的班农路线。此次特朗普对中国威胁发起贸易战，一篇媒体文章对有关美国媒体与专家、企业和商业联盟、民调与国会对贸易战的看法进行梳理得出结论：尽管美国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有不同声音，但在不同声音背后，却反映了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模式采取行动的“共识”。中国的误判与扩张对美国的这一转向，中国国内虽然意识到了，却没有引起应有重视，尤其对特朗普产生了严重误判，将其在竞选期间攻击中国的言论，以竞选语言看待，认为特朗普当选后在中美关系上会回归正常。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没有理解其国内背景，过于看重特朗普作为商人的“交易”特点，而轻视其履约及守护美国文明的决心和意志。此外，也忽视了美国国内整体民意的大转变。正由于有这些失误，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虽然就高层而言，尚属克制，但在具体操作部门以及民间，实行的是以强硬对强硬的'对抗'思维，在外交实践上，表现为“亲俄疏美”。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负面形象。为什么美中关系在奥巴马后期特别是特朗普执政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会发生质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崛起的速度超出西方预期，而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又是一种异质文明的发展模式，它构成了对以自由市场 民主政治 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明和发展模式的严峻挑战。中国奉行的发展模式，从市场基础来说，它不是过去的计划体制，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有国家干预或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从文化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混杂而成的文化。这套制度文明和发展模式在西方看来，正好和自己对立。不可调和的美中矛盾&美国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战略和思想界。它的核心思想是，世界将会陷入不同文明的冲突和对抗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最终将会形成对抗，挑战美国霸权，班农就秉持了亨廷顿的这一思想，将中国与伊斯兰相提并论，认为是基督教面对的两大威胁。那么，如何来解释之前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接触政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在冷战后期，美国扶持中国，最初是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苏联垮台后，美国相信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终将会被西方引导民主轨道上来。然而，正如谙熟西方的中国外交官傅莹所言，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并没有导向美国愿望，反而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另外，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也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前述坎贝尔的文章就反映了这点。于是，美国很失望。但在奥巴马后期之前，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还不突出，或者说，美国对中国的挑战还不放在心上。这之后，美国看到，中国借着经济成就向世界推销中国道路和模式已经很明显了，这就和美国的根本利益产生了尖锐冲突，若再不对此进行遏制，等中国进一步强大，就无法阻止了。在中国看来，美国奉行'例外论'，中国也是一个“例外”国家，中国有世界最长的不曾中断的历史，长期是东亚秩序的主导者。随着国力大增，蛰伏于历史的这种自豪和优越感被激发出来，中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可以而且应当走出一条独特的路来，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故而对美国的遏制自然不满。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益，最终战胜美国，就必须敢同美国硬碰硬。故可见，文明之争或者美中发展模式和制度之争，才是美中最深刻最本质的结构矛盾，它决定了两者的不可调和，迟早要爆发出来。贸易战和台湾问题只是这一根本矛盾的外在表现。从今年情况来看，美中对抗已然成形，从事物本身的逻辑出发，既然大势已成，短期要改变这个“势”很难，除非一方服软，做出大让步，但在双方民粹情绪的制约以及现实利益的考量下，估计谁都不会作出大让步。所以我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比较悲观。任泽平：为何中国对中美贸易战连续性误判我们对中美贸易战的几个基本认识和判断：一、为什么国内外媒体和市场人士一再集体性误判：从特朗普逆袭总统到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误判的根本原因是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的底牌等认识不清楚。比如，5月19日《中美经贸磋商的联合声明》&发布当天，国内市场一片欢呼，认为贸易战就此结束，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仅隔10天美方单方面撕毁联合声明。5月29日白宫声明表示，美国将对500亿美元含有“重要工业技术”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技术，最终清单将在6月15日之前公布，关税将在此后不久施行。再比如，6月2-3日市场充满期待的中美经贸谈判，结果无果而终，罗斯在北京的讨论不仅聚焦于削减贸易赤字。还包括中国有争议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不仅关乎（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关乎结构性变化。”“中方要求特朗普政府公开宣布不会征收关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国内外媒体对2016年11月特朗普逆袭美国总统都出现了集体误判。面对具有丰富政治经验、有华尔街和主流媒体力挺的希拉里·克林顿，毫无从政经验、一路被媒体黑、不被华尔街看好的嘴炮——唐纳德·特朗普一路逆袭问鼎总统宝座。二、特朗普竞选总统逆袭、美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以及民粹主义盛行，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1）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QE和零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业大幅衰落，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2）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其中，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3）过去五年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从11%上升到15%，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报告、“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宏伟蓝图，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三、史蒂夫·班农在日本东京的演讲《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已经清晰地传递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对中国的态度史蒂夫·班农，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特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和核心智囊。日班农在日本东京发表《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的演讲，以下为其演讲摘要：（1）这次民粹主义大规模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精英们长期一直错误的期望中国会成为自由市场经济。而今我们看到的却是儒家重商主义模式。（2）因为中国出口过剩使得英国中部和美国上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倒退。（3）中国的十九大报告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实际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是制造业2025，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第三是5G网络，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第四是金融技术，未来没人能够将中国和中国的体系从全球资金市场中赶出去。第五是开始用人民币，中国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4）特朗普将如何能够做到呢？第一，他将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第二，他将把产业工作重新带回美国。第三，他是将要重新审视美国已经陷入十六七年的国外战场，如果我们把5.6万亿美元军事费用花在发展我们的城镇和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已经在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中远远处于优势。（5）特朗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更重要的是，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中国的要求是，如果我们的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要交出他们的技术和创新。川普总统开始实施301行动，就是研究中国政府是如何强制要求以技术换市场，美国应当如何去纠正过来。你们会看到川普政府公布对301报告的更多增加信息以及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还有一个报告是232，是关于钢铁和其他可能领域，美国如何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四、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诉求和底牌：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1）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层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等。这在当前美欧、美日贸易战均有清楚的先例。（2）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和班农传递的民粹主义理念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价清单展示了其真实意图。中方削减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停止对“中国制造业2025”的补贴和支持；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扩大农产品进口；改进美方在中国的投资限制。其中，“中国制造2025”被三次提及。只有客观、理性、清醒地认识美方真实意图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观理性的战略判断。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并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优先思维。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3）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刘波2016年的一篇旧文：“误判”特朗普，中国如何理性反思?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还没有上任，就向中国发起了强硬挑战。继打破数十年的美国外交惯例与中美外交默契、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后，特朗普近期又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可以将此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举动震动了全世界，而也许在所有人中受震动最大的，是那些原本以为特朗普上台会对中国有利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开始呼吁，不应再“误判”特朗普，应该认识到特朗普构成的重大威胁，否则将会给中国带来沉重代价。但问题是，“误判”特朗普，究竟是谁之过，谁最应该反省？在今年的整个美国选举过程中，对于大量中国人（既包括精英也包括普通网民）热烈支持特朗普，国际舆论一直感到大惑不解。因为特朗普一直在竞选中对中国发出各种威胁，既有经贸方面，也有地缘政治方面，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些威胁只是说说而已，不会付诸实施。如果说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轻率行动令人惊奇的话，许多中国人这么晚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原来特朗普上台对中国不利”，才更令人惊奇。事实上，在中国，对特朗普的支持曾经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跨越了“左”、“右”两派。很多从“右”的方向支持特朗普的人，是受到了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反感美国的自由派（中国网络上俗称“白左”），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进步主义”和“政治正确”过头了，应该由保守主义来纠正。受特朗普最新言行冲击最大的是中国的“左派”特朗普支持者，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他们曾经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有利于中国，并为此而欢呼。当然，这些“左派”也会与“右派”共用一些话语，如也对“白左”、“圣母”百般嘲讽等，但他们支持特朗普的最主要动机不是反感美国自由派，而是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或者特朗普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或者说喜爱特朗普的原因，至少可以概括为七点。而这七点，每一点都值得推敲。第一，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其潜意思是，商人不受条条框框限制，可以接受各种讨价还价，而中国一向善于和这样的“务实主义者”打交道，所以，特朗普对中国有利。但问题是，用“商人”来概括特朗普的个性和习惯很不准确，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特朗普在整个选战中极其顽固，一意孤行，并未表现出“商人”的灵活性和乐于妥协的倾向。而且，他很可能因最终出人意料的竞选成功，而变得更加顽固。同时，特朗普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可谓是一个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好斗、甚至好战的人。即使从“商人”的角度看，特朗普似乎也更喜欢冒险性的交易，愿意冒着两败俱伤的风险“恫吓”对方，迫使其支付沉重代价。鉴于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拥有的转圜空间远较中国为大，特朗普的这种策略将令中国很难受。第二，特朗普不重视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无意推广西方制度与价值观，所以，有利于中国。的确，特朗普并不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对在世界各地推广民主缺乏兴趣，但是这并不会妨碍他在与中国博弈时利用价值观话语，将其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武器。同时，也很难说以往的美国政府，利用价值观对中国施加了多么巨大的压力。例如，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构成的压力，主要表现为战略方面的“亚太再平衡”，和经贸方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不在价值观方面。第三，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可能退出东亚，从而给中国留下更大的战略空间。然而，人们根本无从判断，特朗普在上台后一定会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其实，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更像是利益维度上的“美国至上主义”，并不在空间维度上放弃战略空间。特朗普只是想更加强调美国作为单个国家的利益，减少国际公共品提供，减少对国际义务的承担，而要求盟友自己负担起更大责任，缴纳更多“保护费”。这并不代表美国力量的收缩，相反，美国仍以维持全球主宰地位为目标，并可能在局部地区，如东亚，演变为更加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第四，一些中国“左派”不喜欢美国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特朗普的崛起意味着美国民主制的堕落和衰败，因此是喜闻乐见的。的确，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美国民主制度面临一定的危机。但第一，特朗普上台也“打醒”了美国自由派，迫使他们思考如何与特朗普更好地博弈，同时回应更深的社会诉求，美国民主仍有在“试错”中修复、巩固的机会。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出错，尤其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失灵，对中国未必是好事。美国总统受到的约束主要体现在国内方面，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也有更大的滥用权力（“乱来”）的空间。现在，即使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会承认，美国国内民主机制及相关政治、社会力量，是制衡特朗普，迫使他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乱来”的重要因素。第五，一些人认为（并希望）特朗普会把美国“搞乱”，加剧美国的衰落，从而对中国有利。但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在绝对意义上衰落，只是别国与美国的差距相对缩小了，美国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仍然远超其他国家。特朗普上台有可能加剧美国社会矛盾和族群裂痕，但并不一定会导致美国经济下滑，或者军事力量削弱。退一步讲，即使美国衰落，历史经验表明，处于衰落过程中的大国更喜欢对外用武，以吓阻它所认为的潜在竞争对手发起挑战。第六，一些人认为特朗普会把美国战略重点放在中东地区，甚至在中东恢复“反恐战争”，从而延续9·11后中国获得的所谓“战略机遇期”。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穆斯林的言辞或许造成了这种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会这么做。事实上，特朗普竞选中的涉穆斯林言论主要集中于两点——恐怖袭击威胁与移民，而这恰好是在呼应美国国内民众关心的“身边”议题。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受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影响，美国民众不愿再贸然介入“遥远”的中东地区的冲突，特朗普也向选民一再强调，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伊拉克战争。执政后，特朗普可能加大美国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力度，或者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但不一定会把战略重点放在中东。更何况，特朗普表现出强烈的亲俄倾向，而俄罗斯在叙利亚、伊朗等中东国家都有战略利益，这为美俄合作重塑中东秩序，而非美国单边激烈干预中东，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第七，特朗普在选战中表达的族群歧视、族群威胁话语，引起了一些中国大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的共鸣。他们或者是在情感上认同特朗普，或者真的想效法特朗普，鼓动族群歧视，加剧族群对立（尽管特朗普在美国正式执政后未必真会这么做）。但是，美国的族群政策，和中国的族群政策，完全是两回事。特朗普即使在美国国内挑动族群对立，这也不意味着他就会更容忍、鼓励其他国家实施这种行为。相反，如果他选择和中国对峙的话，更可能利用族群议题向中国施压，而面对来自特朗普的挑战，中国也应当会更强调国内的族群团结。基于以上站不住脚的理由，中国国内出现了大量的特朗普支持者（俗称“川粉”）。本文来源：张宏杰（ID：zhj1644）、正和岛本文作者：沈建光 任泽平 刘波延伸阅读三30多年前的中美贸易战，给我们什么启示？今天，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考虑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高于此前宣称的10%。据称，此举主要是向中国施压，令其回到谈判桌。这也不难理解。早先，就有专家曾对侠客岛表示，目前并不是谈判的好时候。一方面，美国与欧盟关税的问题还有待发酵，与中东和俄罗斯等国的石油、安全问题都可能有新动向；另一方面，据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透露，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很可能将于几个月之后来中国。粗粗算来，从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到中国应战，中美贸易战的阴影盘旋在国人心头已有半年多。对中国来说，接下来无疑也将有一场比较艰苦的斗争。但必须明确的是，这轮中美经贸摩擦并非首次。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从未缺席。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场贸易战、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贸易战，还是小平同志主政时期打的。今天推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的一篇文章，循着整条时间线出发，我们或许得以窥见美国挑起贸易纠纷的逻辑。历史脉络&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浪潮，通常都与当时其经济、外交战略变动紧密相关。这其中创伤最为深者，莫过于美国政府1934年制订实施的《购银法案》。彼时，中国还是世界上仅存的银本位大国，然而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持续高价收购白银，最终引发了中国白银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货紧缩，结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所谓“黄金十年”。&不仅如此，它还终结了自明代以来沿用近四百年的银本位制度，摧毁了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为19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扫清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前三十年主要实行计划经济，进口都是按照计划执行的，而由于普遍受到西方社会制裁，出口贸易并不发达，因此当时中国很少遭遇贸易战。严格来说，贸易战主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揭开这一大幕的正是美国。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第二年，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美方在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降低中国大陆的配额年增长率，中方不愿单方面让步，美谈判破裂后，美国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尽管双方最终于1983年9月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但中美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开。&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小平同志曾在开幕词中铿锵有力地说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联系当时的经贸环境，邓小平所说的“损害我国利益”，无疑也包括美国主动寻衅挑起贸易战。毋庸否认，当时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1980美国的名义GDP相当于中国的9.4倍。但得益于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采取的果断措施，双方最终赢得了比较合理的新纺织品贸易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外贸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当初坚决维护中国权益与推进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做法，也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启示。&“怀璧其罪”以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战为开端，中国也在不太长时间里跃居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蝉联”全世界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最大目标国，迄今近30年之久。可以预见，即使在成功应对解决了这场贸易战之后，未来中国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形形色色贸易战也不会断绝。&为什么？首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要中国经济贸易成长业绩优良，贸易摩擦压力就注定如影随形。毕竟，在经济成长的“中国奇迹”中，“外贸奇迹”堪称最辉煌篇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仅有0.89%，而同年美国这项指标高达21.59%，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2.21%。但1978年以来，中国外贸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才持续幅度提升。1981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突破1%而达到1.09%。2015年，中国这项指标达到13.76%，为近代以来最高峰。%）、%）两年，中国这项指标虽然略有下降，但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中国名义GDP总量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货物贸易出口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之冠。正因为如此，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外贸奇迹”，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最辉煌的篇章。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遭受一些贸易战压力，自然也正常。政策取向当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方面。更进一步说，是其贸易逆差等宏观经济失衡，这不仅导致其与各贸易伙伴的经济争端越发凸显，更加剧了美国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防范、遏制之心。二战之后初期，顺差是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1968年之前，仅1959年一年出现过6.01亿美元逆差，其余历年均为顺差。年，美国货物贸易分别逆差12.87亿美元、9.80亿美元，1970年顺差7.97亿美元，1971年逆差47.93亿美元，1972年货物贸易逆差翻番至96.63亿美元，逆差从此成为美国货物贸易收支的常态。&无需否认，尽管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前科”，但二战后初期美国确实充当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头羊”，在此前60年里主导制定了75%以上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然而，随着货物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初开始成为常态，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实质性转折。1978，卡特总统在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自由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日，里根总统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组成贸易反击小组；后冷战时代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更前所未有地把“经济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公开宣称：“把进行公平贸易作为扩大贸易的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此举彻底完成了美国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此后，小布什、奥巴马两位总统，向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贸易开战，特朗普则首次在国安战略报告中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将美国的公平贸易政策推向了新高峰。&所谓“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逻辑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其主旨是一方面调整国内经济产业，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消除贸易伙伴“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大门。其一些论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美国一贯的单边主义作风之下，别国的措施“公平”与否，完全由美国单方面认定，这就使得“公平贸易”政策不得不更慢慢沦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大棒。&“遏制”策略不仅如此，由于山姆大叔是个守成霸权，占据国际经济政治霸主地位已经70余年，因此必然格外警惕防范新兴大国挑战其霸主地位。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指责，归根结底是一个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范遏制。一般来说，守成大国遏制新兴大国策略，首选制造内乱，其次离岸制衡，最终选择是硬实力对抗。其中，制造内乱包括三方面内容：诱导新兴大国内战、扶植“民运”势力开展“和平演变”、以民族宗教问题为突破口制造内乱。离岸制衡包括政治军事冷战和冷战后的经济制衡。如当时美国在亚洲组织所谓“共产主义防波堤”，大力扶植日本、韩国；硬实力对抗策略则包括军事热战、经济竞争，而经济竞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贸易战。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对新中国首先采取了硬实力对抗之热战策略，其结果是朝鲜、越南两场战争失败，中国则藉此一举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任人欺辱形象。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随之转向离岸制衡之政治军事冷战，但结果是中国在贸易禁运中自主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打破了外交封锁。当贸易和外交封锁策略失败、美国为了对付苏联不得不转向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时，美国遏制中国策略的重心随之转向制造内乱策略。不过，这但最终也遭遇失败，并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中美两国的“自伤性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遏制中国策略重心不能不转向硬实力对抗之经济竞争策略。中美贸易争端频率加密，烈度上升，其来有自。也正因为如此，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个阶段。就当前而言，在近二十年来的美国总统中，特朗普最重视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其政治基础最倚重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企图通过贸易保护重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产业链，在对外谈判中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滚刀肉”风格，喜欢玩弄恫吓术，所以第一个回合就搞出对500亿美元进口额加征关税的大招，进而又威胁要对5000多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在以前的美国总统中是不可想象的。特别要注意的是，美国选举年、经济萧条年也是中美贸易战高风险年。今年正值中期选举年，美方对中国发动了这场贸易战。2020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而且按照美国经济周期运行规律，2020年美国经济很可能陷入萧条，甚至再次爆发次贷级金融危机，届时中国是否会再次面临超大规模中美贸易战？中国反危机政策调控空间何在？对此，我们需要前瞻性。&贸易战本身不是好事，但又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另类证明。为避免贸易战，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多年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贸易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刻。既然事实已经证明某些事情不以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挺身迎战。我们既要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又要把贸易战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一场难得的“压力测试”，发挥我们体制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改革和扩大开放，不断提高我们的效率，自强不息。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的这段开幕词依然值得重温：“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本文来源：侠客岛本文作者：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延伸阅读四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十大专家中美贸易，战前鼓声点点。日，德里克·罗伯逊Derek Robertson在《政客杂志》发表《影响对华政策的十个人》（The 10 Names That Matter on China Policy），介绍了特朗普政府处理亚洲事务及中国政策的十位关键人物。特朗普的“亚洲怀疑主义”是其竞选团队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这十个人就是实现这一主义的具体操盘手。敬请阅读。“唇齿相依”——这是中国描述与朝鲜关系时的传统谚语。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新加坡与金正恩（Kim Jong Un）就朝鲜迅速发展的核武器计划进行谈判，这可能是特朗普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笔交易。中国密切关注这场谈判，朝鲜方面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中国在亚洲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金正恩乘坐中国飞机抵达新加坡肯定不是巧合。当特朗普与金正恩坐在谈判桌前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及中国都在密切关注哪些谈判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本文所列的10位专家要么有学识，要么有远见，他们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关系，或许还能撬动权力杠杆真正塑造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特朗普针对中国发表的一系列鲁莽声明，对那些负责实施的人提出了巨大挑战，而接下来70年中美关系的走势将取决于他们的表现如何。排名不分先后：迈克尔·皮尔斯伯里迈克尔·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lsbury）与美中关系的渊源可谓日久月深。早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名分析师，他就是呼吁冷战时期中美建立更密切关系的主要声音之一，并最终在里根政府里担任国防部长助理，负责制定国防政策。当时他鼓励里根总统用“毒刺”地对空导弹武装阿富汗的圣战者，希冀通过协助中国的“同盟”进行抵抗，促使中国对抗苏联。阿富汗战争结束后，这些臭名昭著的导弹进入那些流氓国家中。皮尔斯伯里的决定与西方的预期非常相似，他们都认为中国崛起后将自然而然地亲近美国。如今，皮尔斯伯里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为特朗普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摇旗呐喊，并在布莱巴特电台上批评“全球化”现状。在电台上，他甚至把中国政权比作纳粹德国，这与他早年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大相径庭，但正是这种强硬的言辞让他在国内受到了新政权的青睐。目前皮尔斯伯里在哈德逊研究所身居要职，而且与政府关系密切。结合自身的机构专业知识与在国际政治中对中国强硬的意愿，对于试图改变数十年来对华政策轨迹的白宫来说，皮尔斯伯里可谓是一笔无价的财富。裴敏欣裴敏欣（Minxin Pei）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与研究员。正如上文提到的，他在今年3月与《大西洋周刊》的对话中，虽然说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但是很可能会被原谅。裴的学术生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上海一直延续到现在克莱蒙特大学。长期以来，裴一直在批判冷战时期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西方对中国的开放必然会换来中国的将心比心，投入自由西方世界的怀抱。裴对中国政府内部运作的深刻理解使他产生了上述信念。裴进一步预测，高压政策不仅压制了中国公民的生活，也将遏制中国不断扩张的经济。2016年他对《纽约时报》表示，“由于一党制的掠夺本质，在其之下的经济成功不可能持久。翻翻历史书吧。”苏珊·桑顿“我们要鹰派。我们要把苏珊·桑顿（Susan Thornton）赶出美国”，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8月份接受《美国前景》采访时这样表示，很激动能够有机会踢开建制派。9个月后，桑顿仍然在国务院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而前白宫首席战略家的班农却已经被踢出局。桑顿，曾经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亚美尼亚从事过外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