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我家地边挖地卖土，能的我家的地也不好种。几经交涉无果，请问我该怎么办？_百度知道
有人在我家地边挖地卖土，能的我家的地也不好种。几经交涉无果，请问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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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好现场侵权取证（最好带DV视频采集具体侵权行为，如果不专业就直接报记者采访，免费的！）。2、到派出所报案，同时报街道办或村委及乡镇级政府或备案。3、到国土所举报，如果对方属于没有手续乱开发，国土会直接禁止及罚款。4、如果以上操作无果，直接到省政府举报和投诉。
采纳率：41%
1、先报村级及乡镇级政府备案，以便让基层干部都知晓。2、到派出所报案，这是侵害他人财产，看派出所如何处理。3、到国土所举报，如果对方属于没有手续乱开发，国土会直接禁止及罚款。
挖地卖土是不合法的行为，去国土局举报他就会解决的。
可以向村政府报案。这个土是不可以随便买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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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邻居故意在我家房子后边挖坑，有意想破坏我家房子地基，算不算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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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你家邻居侵害你的不动产，属于侵权违法行为。你可以与你家邻居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三十二条　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　 　　第三十五条　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第三十六条　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七条　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哇去吧，打工一年能赚多少钱？挖个坑一年能破坏多少地基？大处不看小处看啥？挖通或挖塌了再说。
是不是犯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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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45 &&
&&&&2.2 我是一个病怏怏&&&&伴随着饥饿和贫穷的，是极差的卫生条件。为了充饥，什么东西都吃。在生产队里刨地瓜，休息时，一片啃生地瓜的声音，无论队长怎么骂也避免不了。收割大豆的时候，捡了干豆粒就往嘴里扔。小孩子在地里割草，遇见叫做酸柳子、野蒜一类可以吃的草，也往嘴里放。酸柳子是一种嚼起来酸酸的草，和其他杂草长在一起。野蒜是辣的，往往长在坟地里。村子东边路南有一片坟墓很大的坟地，是李家的，号称老李林，那儿的坟墓周围野蒜比较多，我们常去挖了吃。&&&&吃的饭是地瓜干为主，蛋白质和脂肪几乎为零，很多孩子营养不良。饮水呢？我们村子东半截几十户人家使用一眼古老的水井，一直到改革开放。这口水井就紧靠着牛棚，是人畜共用的。水井壁是石块砌成的，井口也是石块砌成，叫做“井台”，“井台”高出地面一些，滑溜溜的“井台”足以说明这口水井古老的历史。打水人一般用钩担（两头带铁钩子的扁担）担着两个容器，住的离水井近的人也会提着一只桶打水。打水的时候，要十分小心，特别在冬天，结冰的井台上更加滑溜,不小心会掉进很深的井里，有生命危险。有的人自己不会打水，因为从深井里打水要有一定的技能。要先把水桶或水罐放低到接触水面，再放松一点系着水桶或水罐的井绳（技术高者不用井绳而是直接用钩担从井里往上提水），轻轻晃动几下，然后猛地向一边用力，水桶才能歪倒并灌进水，水灌满了容器，再一下一下地提上来，这叫做“翻罐子（桶）”。有的人完成这一步要好久，有的人则不会，要请别人帮忙。“翻罐子”技术不高者很容易让水罐或水桶脱钩掉进井底。假如发生这种事件，打捞要费很大的功夫而且会搅浑井水。打捞水罐和水桶要用一种叫“搭子”的铁钩子，本来是杀猪时用来把猪吊起来刮毛用的。因为两个钩子在一起，容易把桶、罐钩住，所以打捞水桶都用它。不知道为什么，村子东头只有瘸大爷家有这种搭子，谁家需用，都要去他家借。&& （搭子）&&&&在十几岁时，我就开始挑水了。咬紧牙，挺住腰，扁担压得肩膀疼。后来，为了水桶容易灌进水，我就找了块铁筋，拴在在桶梁上，这样，在水桶歪的时候，就容易偏向一边，打水就容易了。早上和傍晚，打水的人要排队。打水用铁桶，更多的是用瓦罐，每个水桶和水罐底下都有会沾上泥土甚至鸡屎等脏东西。水井没有盖子，夏天下大雨时，街上的水位超过“井台”，井里的水就满了，和外边的雨水、牛棚里流出的污水混为一体，说多脏有多脏。所以，刚下过大雨，井水十分浑浊，人们就不到这口井打水了，而是到远处菜园的水井打水。水井也是轻生者常常选择的地方（那时轻生的方式就是跳井、上吊、喝盐卤），也发生过打水者失足落入水中的事情。听说有人跳井或有人掉进井里了，大家就不顾一切地用竹竿等打捞，有时候还要下去人打捞，结果把井水弄成了泥水汤。&&
（老水井PS位置图）&&&&因此，每年春天井水少时，都要淘一次井：抽干水，下去人把淤泥挖出来，也顺便把丢在井里没能捞出来的水桶、水罐捞出来。当然，里面也少不了破鞋头子一类的。这种水喝了怎么能健康呢？因此，肚子痛是非常普遍的。远处的菜园里也有水井，但是，那都是土壁的井，容易坍塌，主要用来浇菜。&&&&夏天，赤脚裸背，水里、泥里走。不论水多脏，东大汪都是孩子们纳凉嬉水的乐园。割草、干活，手被割破了，就找点叫做“鳝鱼头”的草，砸碎，涂上，要是在岭上，就砸一点石头面涂一涂。&&&&大便以后，没有手纸，连废旧报纸也没有，最常用来揩屁股的就是干坷垃。我家的厕所在大街南边的南菜园里，和所有人家的一样，是土垒的，里面挖了一个方池子，用废砖头砌了起来。有的人家则用一个瓦缸，叫做“粪缸”，这就是当时农民的“洗手间”。因为是露天，下大雨就不能用。全家好几口人用一个“公厕”，很容易“撞车”。去方便前，要站在外边咳嗽几声，里面如果有人，也回应两声，晚到的就在外边耐心等待，等急了就在外边吆喝。那时候，我和大哥家共用一个厕所。有时候，我正蹲在厕所，大嫂也去了。听见外边的咳嗽声，我就在里面大声咳嗽。可是，有时候消化不良，方便是很费事的。大嫂在外边等急了，就大声说：“您三叔，你快点啊！”夏天，“粪缸”里面灌满了水，蹲在边上大便时，要小心，否则，脏水会溅到屁股上，小孩子有时也会失足跌进“粪缸”里，甚至发生过掉进粪缸里淹死的事。大便前，在外边捡两块光滑一点的土坷垃，便后就用来擦屁股。有时，捡不到干净的坷垃，就二次利用厕所内用过的坷垃的另一面。在雨季里，没有干坷垃，就扯几片蓖麻叶、茄子叶之类的来用，甚至揪一把青草。厕所墙上凸出的地方和附近的树干也是蹭屁股的好地方，厕所有棱的地方和里面外面的树干上，但凡能够得到的地方，都有好多干屎。很多人家的厕所是靠着大街的，其中有些厕所的墙很矮，人站起来，就露着上半截身子了。&&&&（常见的厕所）&&
（现在高级一点的农村厕所）&&&&很多人家里的墙角处都放个大的泥罐子，那是小便的地方。满了以后，就送到菜园上当肥料或者等生产队来收。一般都把尿液文雅地叫做“碱水”，但是小便的地方却往往是没有什么遮挡的，很不文雅。&&&&夜里方便怎么办呢？不冷的季节好说，在非常寒冷的日子里需要起夜就有点麻烦了，棉衣棉裤的，穿上、脱下太麻烦，要是急了也来不及，只好用夜壶了。农村用的夜壶就是小的泥瓦罐，拴上一根小绳，晚上放在床前或床底下。夜里需要方便，就披着棉袄下床。我的家乡不像东北地区，冬天屋里不烧炕，没有供暖设备，所以，即使在屋里，起夜也很容易着凉感冒的。起夜一次，懂得打哆嗦，重返被窝以后好久暖和不过来。因此，不憋急了是不起夜的。有时候太冷，就挪动到床边，伸手把夜壶拿起来，用另一只手，擦一下夜壶地下的土，放到被窝里，人跪着方便。有时候，夜壶里尿液太多了，不小心会弄到被子里面的。早上，再把夜壶提到外边。使用时间长一点，夜壶内壁上就长满了白花花的尿碱。&&&&外出或者在田野里干活时，需要大便，如果找不到坷垃，就用大豆叶、地瓜叶、高粱叶等。连女人都不知道卫生纸是什么，女孩子来了例假，条件好一点用草纸（麦秸做的，用来做冥纸的那种），条件差的就用破布片等，还有用草木灰的。&&&&整整一个冬天，是不能洗澡的，到了70年代，才可能在春节前到城里的澡堂子洗一次。燃料奇缺，舍不得用热水。太冷的时候，温一点热水倒在泥盆里，用来洗手洗脸，因为太少，就把盆歪着放。往往是一点水全家人用，你洗完了他洗，他洗完了我洗，到了最后，水就成了泥汤了。为了能用干净一点的水，孩子们往往争着先洗。还有很多孩子，整个冬天很少洗脸洗手，满脸都是灰。因为不洗脸或者洗不干净，没有一个孩子们的手和脸是不皴的。到了夏天，男孩和男人们洗澡就方便了，随便找个汪塘、河沟就可以洗澡。当然，不管水是否干净了。村西头的人离沂河近，往往去沂河洗澡，村东头的就在东大汪。下田的时候，就在公路沟里洗。&&&&没有理发的推子，也没有理发师，男的都是剃光头。村里人互相用剃头刀刮。孩子们特别怕剃头，因为用剃刀贴着头皮刮，会疼的，小孩的头皮嫩，更是不耐刮。给小孩剃头，往往要母亲连哄带骗加上暴力，把小孩按住或者抱在怀里，把头按在盆里洗。洗完了，孩子一边哭，大人一边给剃头。有时候，孩子闹得太厉害，头没剃完，就跑了。所以，孩子们的头发往往长得很长，只是到了实在太长了或者快过年了才强迫给剃头。剃一次头就像杀猪似的，又哭又闹。剃头的技术和剃刀是否锋利也和疼的程度有关。技术差的，剃刀的倾斜度掌握不好，或者剃刀不够锋利，就会割破头皮或者剃得高低不平，头皮上有凹坑的地方更是难剃。剃头划伤头皮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小的时候，大都是母亲给剃头，疼的时候就咬紧牙，刮伤头皮也是时常有的事。村里偶尔来个走街串巷的剃头匠子，挑着担子，一头是剃头的工具和能够折叠的小凳子，另一头是底下带炉子的热水桶。歇后语“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就是由此得来的。&&&&男人很少有留发的。因为留发要进城才行，而且要花钱，农村人哪有这个条件呢？个别在城里读过书的，在公家有差事的，会留“洋头”――这是农村人对留发人的称呼。因为男人留发的很少，所以他们会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有个歌谣说“留洋头，不戴帽，镶金牙，自来笑。”&&&&不知道是哪一年，大概是到了1970年代吧，我村终于有了个理发室。理发室在大队部内的地瓜楼东边，师傅是村子中段的郑淑侨。他身体好像不是太好，吭吭咔咔的。他既可以剃光头，也会理“洋头”。开始时大概不收费，后来大概每次要收5分。这样，村里的孩子们和年轻人留发的就多了起来。我曾经去那儿理过几次。但是，五分钱也拿不起啊，所以，要等头发很长了才去理。后来，三舅家的二表哥买了一把推子，我的头发长长了，就走十几里路去找他给理发。&&&&生存（那不叫生活，只能称之为“生存”或者“活着”）条件近乎原始，又缺医少药，生病是家常便饭。肚子疼几乎是每个人经常遇到的事。每当我肚子疼，一般都是母亲煮点生姜水给我喝。肚子里的蛔虫很多，活的、死的蛔虫经常随着大便排出，粪缸里，粪堆上，蛔虫都打成结，堆成堆，有条件的小孩子每年都要吃几次驱蛔药。蛔虫多了，结成疙瘩，肚子就疼得厉害，有时候疼得在地上打滚。再一个疾病，就是因为便秘导致的脱肛。&&&&夏秋季节，光着脚，甚至光着屁股，在污泥里走，在脏水里玩，苍蝇叮，蚊子咬，蚂蟥吸，长疮（也叫做“长疖子”）就成了农家孩子的家常便饭。胳膊上、脸上、头上都会生疮，最常发生的地方还是腿部和脚踝。我的腿上就生过好多次疮，生了疮也很少去找医生医治，一般都是在地里采些大豆叶捣烂后敷在上边。有一年秋天，我的腿上长了好几个疮(或叫“疖子”)，越长越大。疖子在快要化脓的时候最痛了，连周围的肌肉都疼得霍霍跳动，严重的时候，感觉骨头痛以至于不能出门。化了脓以后，一般就慢慢好了，庄稼人说是“出了毒了”。一些人头上、脸上长的疮得不到及时治疗，最后留下大的瘢痕，就成了疤瘌头或者疤瘌眼，以后就获得类似“X疤瘌头”之类的外号，我村叫“疤头”、“疤眼”的就有好几个。也有些人因为腿脚患病或者受伤不能及时治疗，成了瘸腿或弓腰，获得了“X瘸子”、“X拐子”、“X弓腰”一类的雅号。&&&&嘴角也容易生疮。有时候，嘴角周围都长了疮，不敢吃饭。母亲说那是火气，就让我一大早用门框上锁门的铁链放在嘴唇上冰一冰，这个办法还真管用，几次就能治愈。&&&&“害眼”也常常光顾孩子们――早上起来，感觉眼睛睁不开了，被“眼屎”糊住了。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到外边采几个带露水的蓖麻叶，用叶子上的水洗眼睛，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到了上中学以后，经过检查，才知道那是因为患沙眼，校医室的医生给了眼药水，以后犯了眼病，就用药水了。（蓖麻叶）&&&&几乎没有换洗的衣服，棉衣最多也就是一身（还有人冬天没有棉衣穿，不敢出门），棉被只有一床，没有褥子，把被的两边折起来垫在身体下边以隔断席子的凉气，有的则用破旧的被单装上麦穰当“草褥子。所以，棉衣和被褥整个冬天都不能拆洗。天气暖和了，就把被子拆了，用被单盖着身体。没有肥皂洗衣服，也不知道 “洗衣粉”什么样。洗衣服使用火碱，没有火碱的就用非常“环保”的法子：把草木灰用水泡起来，然后滤出草木灰水，用草木灰水洗衣服，这是因为草木灰里含有可以去脏的碱性物质。这样，衣服洗的频率就很低了，冬天，每个人棉衣领子上都很脏，男人的领子上的孬油（油灰）都是很厚的，头上出油的更是厉害，棉袄上半截都能被油透，发出难闻的气味。冬天，也没有条件经常洗头，男人好一点，都剃光头，女人留长发，洗得不勤，就容易生虱子和跳蚤。&&&&那会儿，虱子、跳蚤非常活跃，特别是冬天，穿的衣服多，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虱子，要经常不断地“拿虱子”。遇到风和日丽的日子，老人们找个避风的太阳地，脱下棉袄，就捉虱子。甚至有不讲究的老人，捉一个虱子，放在嘴里咬一个。我冬天也常常饱受虱子之害，有时候，在棉衣缝隙的地方会发现一窝大大小小的虱子，更少不了一排排白色的虱子卵。有时候觉得身上某个地方发痒或者有东西爬动，伸进手去就会摸着虱子。&&&&一年春天，我觉得身上很多地方起了疙瘩，奇痒难忍，起初以为是生虱子了。我是很不耐虱子叮咬的。就在被上和棉衣上搜寻，结果没有找到虱子，而且发现身上的疙瘩不像是被虱子叮咬的。用了好多土办法，甚至用唾液搓，唾液都用光了，还是没有效果。这时候，村里已经有了卫生室，家人就带我去那儿找宋医生看，他说是“斑疹”，给开了些药，同时还打针，过了几天，不见好转。后来，又去邻村看一个著名的老医生―钱先生。钱先生说这是荨麻疹，并给我扎针。几天过去了，仍然不见效果。病情还有加重的趋势，那些疙瘩已经遍布全身。最后，听说，东乡的洪家湖有一位老中医专门看疹痘，就去那儿看。第一次，是二哥用地排车拉着我去的，洪家湖在被我村的人称作“湖地”（就是粘土地）的地方，周围有“一溜湖子”――张家湖、潘家湖、大王湖，等等。二哥拉着我走了很长时间才进入“湖地”。那儿的路都是疙疙瘩瘩的，路上、地里，有很多黄色的，长满麻点的不规则石块，我们称之为“娘娘石”，一路上颠簸着。途中，遇见一人，二哥就向他问路，不曾想那人是个哑巴，咿咿呀呀了半天。二哥说：“真晦气，大早上遇见哑巴。”最后，终于找到了洪家湖。又一打听，人家说“洪家湖有好几个行医的，你找哪个啊？”又费了一些周折，才找到了住在一间破草房里、专看疹痘的先生。原来这位先生姓连，不是本村人，而是住在亲戚家。老连先生大概不在家，是他的儿子给我看的，诊断结果是“荨麻疹”。他给开了几副中药，价格挺高的。二哥拿了中药，就拉着我回家了。回家服了这几副很苦得难咽的中药，病情好转了。于是，大哥又带我去看了一次，又买回几副中药，才治好了病。&&&&接近60年代中期的时候，疟疾大流行，村里很多人得了此病，村里人叫做“发疟子”。因为这种病有发病周期，不发病的时候很正常，每天到了那个时辰，就开始发病，每一秒钟都在加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疼痛、颤抖，甚至发高烧、胡言乱语。过了高峰期，症状又逐渐消失。那时候，人们把“疟”读成“yue”，所以对发病者开玩笑说“你坐月子了。”疟疾主要在夏秋发病。那几年，我每年都发病。一犯病，一会儿冷得浑身颤抖，上牙和下牙打架，没有办法；一会儿又发烧，烧得稀里糊涂，吃不下饭还呕吐，难受极了。土法子、洋法子都用了（当然去不起医院），也不管用，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只能煎熬着，听天由命了。有道是“无病不信神，有病乱求医”，一次，母亲听人说夜里到牛棚给牛磕头能把疟疾磕走，赶到牛身上。我就试了几次：半夜里起来，跑到牛棚，跪下磕两个头，爬起来转身就走（据说不能回头）。回到家里，心还咚咚跳。半夜里，一个小孩子自己出来，很害怕的，特别是那时常听一些鬼怪的传说。那几年，真是让疟疾折腾得够呛。直到后来连续几年服用防治疟疾的药，才最后根治。记得最后一次患疟疾是1965年。&&&&新生儿的夭亡率非常高。村子东边不远的地方有个汪塘，叫“小鬼汪”（现在都成了小区了），那是个令孩子们恐怖的地方，因为传说曾有在里面洗澡者感觉到下边有鬼往下拉。“小鬼汪”紧靠着一片长着杂乱树木的乱坟地，这些低矮的小坟子里埋的都是早亡的孩子，还有被直接扔到里面的“小死孩”，我们不止一次见到过被扔的“小死孩”，有些赤身裸体，可恐怖了。村里人把此地叫做“舍林子”，文雅一点的就叫做“少亡林”。“舍林子”里时常有啃食扔在外边的死尸的野狗，这些野狗眼睛红红的，很是吓人。“舍林子”南侧就是通往田野和公路的大路，小孩子单独路过此地时，都是行色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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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当“拍子委员”&&&&在公办班里当二等公民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终日提心吊胆，盼着快点放学，学习上也稀里糊涂。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的初级阶段有个公平、对待学生的好老师，使孩子的心灵上不受挫折，引导他们树立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也应该多关注、多关心那些胆小、内向的弱小学生，而不是让那些能出风头、两面玲珑的强势学生去欺压他们。&&&&终于有一天，也许过了不到一年，“全占”老师被调走了,换了一位邻村的陆老师。陆老师脾气温和,不鼓励班干部学生代替老师惩罚同学或者当老师的卧底，社办班转来的同学们松了一口气。但是，有些原班的女同学好像对“全占”老师很留恋，她们都为他走了而哭泣，不知道是真哭还是假装的（这也许就是现在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还有，来自和陆老师一个村的同学似乎有一种优越感。记得最深的是陆老师教过一个《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歌曲。时间不长，陆老师又“犯事”被调走了，那些女生又哭了。&&&&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位女老师，叫杜新民，城里人出身，高高的个子，大眼睛，高颧骨，好像烫了头，显得很洋气。杜老师住在学校，还带着她的一对儿女。她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好像没什么感情，很少深入我们。但是她给我的印象是知识渊博，像个真正的老师。而且她的课讲得好、很认真，也比较严厉，对学生没有偏见，没有厚薄之分。这样，原来公办班的那几个班干部的牛气也就减弱了。而且，他们本身文化学习也不咋的，优越感也渐渐丧失了。&&&&有一次上课时，杜老师的儿子来了，又哭又闹，杜老师气得一下子把她扔到门外院子里去了。我们初小阶段的语文和数学都是一个老师教，杜老师不仅教这两门课，还教音乐课。那首《骑马要骑千里马》好像就是杜老师教的吧？那一段时间，我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后来才知道，杜老师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是我的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杜老师在我们村呆了很多年，后来，在“文革”中，她遭到长时间的批斗。&&&&（在杨庄小学工作时的杜新民老师）&&&&那时候，杨庄小学最出名的老师就是张玉凤了（注：此张玉凤非彼张玉凤！）。那是一位讲着“洋话”（普通话）但是很泼辣的女老师，不知道她是否是少先队辅导员，反正不论哪个班级的学生，她都管，而且经常到学生家里家访。所以，村里老老少少几乎都认识她。吃食堂的时候，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一伙孩子在食堂大门口墙根下玩耍。正在玩耍的时候，有人看到张老师从东边走来，大概她是家访完了返校的。当张老师从我们旁边经过，走的远一点的时候，有个孩子突然大喊一声“张玉凤！”张老师转过身来，做出要追的姿势，孩子们就都跑开了。那时候，喊叫一声老师的名字甚至玩伴的家长的名字，似乎是对他或她的大不敬，也常常是孩子们一种表现勇敢的方式。&&&&闷热的天气里，在低矮的土房子里上课是很难受的。教室的窗户很小，又不准扇扇子――当然，也没有几个人有扇子。只能不时用手掌扇一扇了，手臂上的汗水很容易把课本和作业本弄湿。小学西边不远就是宽阔的沂河，沂河里清凉的河水诱惑着热得难受的孩子们。一个热天的中午，我们早到校的一伙属于不通班级的男孩，在一个高个学生的带领下，翻过河堤，去西边沂河里游泳。没有洪水的日子里，河水很清。我们脱下衣服，放在岸边的树丛跟前，就跳进一片不深的水里打闹、戏水。正在我们尽情享受清凉的时候，张玉凤老师突然出现了。不知道她怎么知道这事的，大概担心我们的安全，就找来了。“糟了，张玉凤来了！”不知哪个眼尖的同学看到了，喊了一声。看见张老师来了，我们都把自己的裸体藏进水里，有的还潜入水中，不敢动了。张老师站在岸上，喊我们上去。可是，孩子们已经知道害羞了，怎么好意思在一个女老师面前光着屁股上岸呢。她越是喊叫，我们越是往水下缩。可是，在张老师眼里，我们都是孩子，她才不在乎我们是否光着屁股呢！看我们都在水里，不愿意上去，张老师使出了她的杀手锏――把我们的衣服全部收拾起来，声称我们不上岸，就把衣服给拿到学校去。这一招还真管用。要是没有衣服了，我们怎么回学校呢？能光着屁股回去吗？于是，我们一个个向张老师“投降”了――害羞地上了岸，穿上衣服，高个子的大男孩在最后上岸，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穿好衣服，我们跟在张老师后边，低着头，红着脸，互相偷看着伙伴们，一声不响地回学校了。幸运地是，我们没有因私自下河洗澡而受罚。&&&&好在热天到来不久就放暑假了，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在河沟汪塘里洗澡戏水了。&&&&大概在三年级时，我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觉得加入少先队是无上光荣的。经过庄严的宣誓以后，辅导员给我们戴上了红领巾（要交钱买的）。之后，每天上学，我都板板整整地系好红领巾。破旧的看不出颜色的衣服，配上红领巾，格外鲜艳，觉得好像长高了，人也精神多了。自从“全占”调走，我们来自社办班的孩子们获得了解放。食堂解散以后，肚子也饿得轻了，父亲去世留下的阴影也渐渐退去，心情好多了，内向的性格也有些改变。每到“六一”，学校里都要开会，我们要学唱歌曲。但是，农村学校缺音乐老师，学的歌曲也很少。印象深的两首歌曲歌词有：“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和“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这两首歌也算作“红歌”吧，但是曲子还是比较优美欢快的，歌词也没有像后来文革时期的“红歌”那样喊口号甚至充满暴力。这一年，快过“六一儿童节”了，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六一”那天，要开全校大会，学校要求每个班在会上唱歌。可是，我们班里没有文娱委员（大家都称为“拍子委员”）这个职务。老师就问哪一个同学能指挥唱歌，也就是“打拍子”，没有一个同学说话，老师反复要求自告奋勇。而我比较喜欢唱歌，心想“不就是打拍子吗？”，于是就举起了手。老师就同意了。&&&&我从来没干过“打拍子”的事，但是经常见过，有两只手打的，也有一只手打的，觉得挺简单。老师对这事重视程度不够，也没让我事先训练一下。“六一节”到了，这天，阳光灿烂，我们都排好队，站在教室前边的空地上兴高采烈地庆祝自己的节日。轮到我们班唱歌了，同学们站到表演的地方，老师就让我到前边去指挥。我起了个头，喊声“一、二”，大家开始唱了。可是，一紧张，我忘了怎么“打拍子”了，一只胳膊在空中不停地转起圈来，全校同学哄堂大笑，把我弄得满脸通红，极为尴尬地撤了。之后，很长时间，只要一下课，同学们就对着我转胳膊。连别的班的陌生同学也这样笑话我，并因此赐给我一个外号。&&&&“六一”儿童节也是表彰“三好学生”的日子。那年，我被评为三好学生，戴上了带两道杠的肩牌，觉得挺神气。还获得了奖状和奖品――故事书，其中有一本叫做《苦聪人有了太阳》。从这本书当中，我了解了遥远的云南边境的原始森林的一些知识。这本小书，我精心保存了十几年，在无书可读的文革中还不时翻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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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麦芒尖尖&&&&“六一”庆祝活动结束的第二天，老师就布置放麦假的事宜：除了少量假期作业，就是要求我们回去向生产队报到，参加劳动，下午就不用来学校了。麦假时间大概是两周。&&&&麦假开始的第二天，我和其他上学的孩子就向生产队长报到了，有的挎着篮子，有的赤手空拳。队长安排一个成年人带领我们去斜角地捡麦穗。&&&&早上喝了糊涂后，我戴上破旧的席角子，到了生产队的打麦场。在那儿，和几个孩子集合在一起，排着不整齐的队伍，去斜角地捡麦穗。斜角地在公路东边，再向东就离沭埠岭不远了，我们走了好久才到地北头的路上。到了那儿，就有些累了。&&&&这是一块昨天刚刚收割完的麦田，麦田的南头还有很多捆在一起、没有拉走的麦子。到了地头，我们七八个小学生就被安排下麦田捡拾收割时落下的麦穗，以保证“颗粒归队”。我们一边走，一边到处看，看见麦穗，就弯着腰捡起来。有篮子的，放在篮子里，没带篮子的，就用另一只手拿着。捡多了，就用麦秸捆扎成一把。麦田并不平坦，有坷垃，有凹坑，一会儿，我穿的旧鞋子就出了洞，露出了大脚趾。眼睛盯着麦穗，一只脚踩在了锋利的麦子茬上，大脚趾的皱褶处被刺破了。但是，还是要忍着疼痛，继续干。刚出来时，还觉得有些冷，这一会的功夫，太阳升高了，阳光刺眼，身上流汗了。反正是集体的麦子，收割麦子的人不认真，麦茬高低不均，当我弯腰捡麦穗时，高的麦茬时常刺疼我只穿了裤衩的膝盖。还有些长得不好麦子没有被割掉，我们要用手拔掉。这时候，麦芒会弄得我们脸刺挠难忍，麦子上的蚜虫卵，麦锈病也弄到我们的脸上、胳膊上和脖子里。麦秸还会勒得我们的手指关节有红又痛。好不容易，我们捡到了麦田南头，就坐下休息。专门送水的挑着水罐来了，我们轮流着，用公用的勺子，喝一气飘着麦叶的开水。捡几棵青的麦子，搓麦粒吃，早上喝的糊涂，肚子早就饿了。&&&&休息之后，又拐到东边没捡过的地方，从麦田南头向北头捡。&&&&捡了一天的麦穗，腰痛背酸的，满身痒痒刺挠。回家时，路过东大汪。还没有下大雨，大汪里水不多，只在底部有些水。麦收季节，汪塘的水还挺凉的。但是，身上太难受了，必须擦洗一下才行。于是，我们脱下衣服，蹲在水边上，用手捧着水，泼到身上。被晒热的身子上泼上凉水，不由得打起哆嗦，被麦芒刺过得地方更是又痛又痒。但是，我们还是咬着牙，胡乱擦洗了一遍。&&&&麦假是期盼的时间，可以期盼着收获小麦以后能够吃一顿喷喷香的麦煎饼。麦假又是难熬的日子，小小年纪，就体会着生存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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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重获自家做饭的自由&&&&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 “共产风”刹车了，国家实行“调整恢复”的政策，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公社社员放开了一线生机。大概是1962年的一天晚上，在李家巷子口，也就是大食堂外边，召开了社员大会。自从这地方当了公共食堂以后直至食堂解散多年以后，李家巷子口就成了后街东半截的活动中心，人们有事没事都爱往这儿凑，甚至来了说书的、讨饭的也在这儿安营。这天晚上，社员们都在墙角坐着或者蹲着，我和一些玩伴也在那里旁听。会上，队长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宣布解散食堂，交公的没被破坏的生活资料退回。政策放松了，社员们终于又有了自家开火做饭的自由了！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多劳多得（基本上）的工分制：参加生产队劳动可以挣工分，挣工分多的分粮食多，挣工分少的分的少，没有工分的就只能吃按人头分的粮食了。&&&&食堂解散后不久，一队和二队就又分开了。基本上，原来是一队的再回到一队。也有一队的社员不愿意回一队去了二队，或者二队的去了一队，这叫做“跳队”。二队的老队长是李玉堂，是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在社员们中口碑比较好，所以从一队跳到二队的多一些，也有和二队队长不和睦的人借机跳到一队。但是，跳队是不大容易的。稳定以后，就更不准跳队了。&&&&开始施行工分制时，是干完活就发“工票”的，发了以后，自己保存，到年底交工票算账。可是，小小的工票不容易保存，而且掌握工票的人很容易贪污工票，印刷工票的成本也不低的。很快，就取消了工票，改为由记工员给记录工分的做法。从那时起，一直到实行分田到户，工分就成了社员的“命根”了，“挣工分”就成了每个公社社员的头等大事。 &&&&集体劳动记工分，也是很复杂的。有些活，干得多少能看得见，很多活，是大呼隆，参加的人一大群，哪个出力？哪个不出力？是不好区分的。有的活，干一会儿就完成了，记多少工分呢？只能由队长或记工员说了算了。一般情况下，一个男劳动力出勤一天的标准报酬是1工，1工又分成10分，半劳动力可能每天获得5分或者7分。分粮食时，人口和工分各占一定比例，秋后决算时，粮食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折算成钱，工分按生产队全年收入的钱（主要是交公粮获得的钱和“缺粮户”交的钱）计算出每个工分值多少钱。如果全家挣的工分总数折算成的钱不能满足口粮钱，就是“缺粮户”，就要向生产队交“缺粮款”；反之，是“余粮户”，可以分到“余粮款”。收获的粮食首先要交足公粮（后来也叫作“爱国粮”），公粮的价格由国家定，极低（据资料介绍，大米才0.13元，而黑市价格是4毛左右；玉米0.09元）。所以，即使大丰收，超交很多公粮也不会换多少钱。没有任何副业的生产队每个工值也就一两毛钱，有副业的生产队情况就好一些。&&&&&&常言道“积重难返”。经过吃食堂的折腾，各家各户都是家徒四壁，交公的炊具能完璧归赵的不多。都“共产主义”了，谁都不准做生意。特别是那段时间一切归公，取消自由市场，什么东西都不能卖，社员们没有办法来一分钱，所以连购买锅碗瓢勺、油盐酱醋的钱也没有。可是，商店里的东西不花钱人家不给，让社员们怎么生活和生产呢？有些人家连制作粗糙的泥黑碗都没有，就用种的葫芦瓢当饭碗，就和乞丐用的要饭瓢一样。唯一可以换几毛钱的办法就是在自留地里种点菜，自己不吃挑到城里去卖和养几只母鸡下鸡蛋卖。可是，种菜要等季节，养鸡要喂粮食，人都吃不饱，哪里有粮食喂鸡呢？夏天，可以拔草和捉虫子喂鸡，冬天就没办法了。所以，鸡也不敢多养，用刷锅水拌上糠和烂菜叶子喂。当然，鸡也是不愿吃糠的，而且吃的太差，母鸡下蛋也少。那时候，是又想母鸡多下蛋，又想母鸡少吃食，真是愁死人啊！看到母鸡长得差不多了，就经常抓住摸摸鸡屁股，看看开了几指“档”了。当摸到鸡的“档”有四个手指头深的时候，鸡就快下蛋了，就有盼头了。那真是恨不得把鸡蛋从鸡屁股里抠出来啊！下的鸡蛋，一个一个攒着，等攒到四五个，就托进城的邻居给捎到集市上去卖。一个鸡蛋一般卖2―3分钱。社员们的歌谣“鸡腚门子当银行，大罐当粮仓”是非常真实的写照。没有谁家有余粮，所以不需要大的储存粮食的工具，有几个大的瓦罐就可以了。&&&&另外，由于几年来的严重饥饿，营养缺乏，社员到生产队干活，都是少气无力，常常是出工不出力。生产队的牲口，驴死光了，吃了驴肉了，牛剩下的也不多了，而且也没有力气，耕地时，拉一会儿犁就趴下站不起来。再加上粮食品种要按上级的计划种，既缺肥料又缺农具等原因，刚刚实行工分制的生产队，生产力极为低下。从生产队分到家的粮食还是远远不能填饱肚子，而且那时人的肚皮都饿得很薄了，容量特别大，都很能吃，如果有机会，稀饭一碗一碗往肚子里灌，直到肚皮撑得大大的。好多小孩喝饱了稀饭后，肚子都鼓得发亮，而由于没有肉，肚皮很薄，敲起来就像小鼓。但是，几泡尿过后，肚皮就瘪下去了。很多孩子都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只有城里人才有胖一点的，那是被看作有福的人。光着背的男人，一根根肋骨都暴露无遗。&&&&（网络图片）&&&&我家的情况更是令头发花白的母亲长吁短叹――三姐已经出嫁，二哥大一点，但也还是未成年人，力气不足，四姐还小，我还在上小学，全家就靠小脚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四姐挣工分（二哥初中毕业后，年幼的他又成了挣工分的主力），怎么能挣上吃的啊？怎么不令人发愁啊？但是，还是要活下去，日子还要过下去，总比吃大食堂要好啊。那几年，母亲都是吃糠咽菜、从牙缝里省着过日子，野菜、南瓜、地瓜秧甚至树叶掺着粮食吃。&&&&多少个夜晚，当人们应该已经进入梦乡时，母亲愁得不能入睡，和年幼的哥哥、姐姐反复盘算着生计，在灯头豆粒般大小的油灯旁为我们缝补衣服……多少个黎明，当公鸡刚鸣第一遍时，她就已经起床，推磨、烙煎饼、浇菜园……为了挣几个工分和几角油盐钱，她起早贪黑地为生产队砸石子。多少个热得让人喘不开气的盛夏，她劳作在田野里、鏊子旁；多少个北风刺骨的冬日，她的身影在田野里、河沟边、公路旁晃动，去拣那少得可怜的杂草和树叶，以应付那即将断炊的锅灶……主食是地瓜干，熬“糊涂”用掰碎的地瓜干，做干粮用地瓜干面。纯地瓜干面子的窝窝头甜哈哈的，挺难吃，做成煎饼好吃一点，但是费柴草。而且地瓜干时常有坏的，也要掺在一起吃，吃到坏的地方就是苦味。为了调节口味，母亲想方设法粗粮细做。她曾经把地瓜干面搓成小粒，用蒸笼蒸发糕，还把黑的地瓜干面外面用玉米面包起来蒸窝头。现在被视为有毒的糖精成了物美价廉的好东西，做窝头时里面放点糖精调味（食糖是供应品，极少卖给农民），还把地瓜干面做成大饺子放在锅里贴，底部烤得发黄的吃起来香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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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为了填肚皮，人们尝试着吃各种野菜，下地干活，看见可以食用的野菜就挖着。因此，我从小就认识了很多可以吃的野菜，如：豆瓣菜、野银子菜（苋菜）、蚂子菜（马齿苋）、七七芽（小蓟，又叫“刺儿菜”）、猪芽草、车前草等，更不用说最常见的荠菜了。有些野菜是可以生食的，如野蒜、酸柳子，孩子们看见，采了就直接往嘴里送。菜园上的小萝卜、大葱叶子、韭菜也常常被孩子们偷摘了吃。因此，因为萝卜、大葱被偷吃骂大街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春天的野菜不耐挖，野菜挖没了，就采嫩树叶吃。&&&&（七七芽）&&&&&&&&&&&&
（苦菜）&&&&二哥在城里上学，春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就到沂河西岸的杨树林里偷采嫩的杨树叶和柳树芽，带回家，用来和地瓜干掺在一起烙煎饼。有的树叶能吃，有的吃了则脸肿。但是，人饿极了，什么都吃一吃试试。他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更是每天下课后，到市民家门口讨饭。为了节省，中午吃干的，晚上喝稀的；晴天下地干活吃干的，阴雨天不能干活，就喝稀粥，阴雨天和冬天，午饭和晚饭合成一顿吃，叫做“连晌拉着黑”。虽然不能吃饱饭，但是不至于饿死人了。后来，生产队又给各家又分了一点自留地和菜园地(承蒙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这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真是社员的救命地啊!)，大家都起早贪黑地种些瓜菜，接济一下，分得很少的好粮食（小麦、玉米、大豆等，每年只能分到几斤大豆），匀到全年吃，人们的脸上渐渐有了一点血色。&&&&说到自留地和自留园，我家的菜园在我的生命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在大街对过向南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块菜园，叫做南园。南园北侧就是用篱笆当南院墙的李二嫂的家，西侧是生产队的牛棚。南园南侧就是一条小道，小道以南就是前街人家的菜园了。南园分属于好几家，我家和大哥家占的面积比较大，在东北角就是我家用泥土、乱石块垒砌的粪茅子（厕所）。还有一小块地用来挖地瓜井（冬天用来储存鲜地瓜）。&&&&在菜园里，我们种上了西红柿、土豆、茄子、辣椒、南瓜和各种青菜，二哥还从学校“引进”了每年种两次的苏联向日葵和蓖麻，种在不能种菜的角落里。夏天，西红柿红了，土豆、南瓜、向日葵开花了，五颜六色。花蕊上方，蜜蜂、舞蝶和一种大的蛾子嗡嗡地飞来飞去，孩子们常常跟在后边追。篱笆下边，只有一脚宽的菜畦埂边会有蚯蚓和蝼蛄，捉回家是鸡的美餐。菜园小道的一侧还曾经种过山药。秋天，山药架子上长了一些山药豆，摘下来煮熟了，吃起来面面的。菜园里只有一眼很浅的土水井。干旱的日子里，要到很远的地方甚至东大汪担水浇园。另外，在东大汪东岸，我家还有和自留地靠在一起的一点菜园，就几个菜畦吧。那儿大部分都是马姓人家的菜园和自留地。有一口土井用来提水浇园，水井边还有一棵本地的茶叶树。我常常在那儿帮助家人浇园，捉虫和施肥。夏天，清澈的井水从井里一桶桶打上来，倒入水沟，沿着水沟流进菜畦。歇息的时候，赤脚放在水沟里，舒服极了。水井里有几只骨瘦如柴的青蛙，蹦蹦跳跳，我曾试图用水桶把它们提上来，却屡屡失败。在间小萝卜的时候，还会把间下来的细如小指的小萝卜洗一下放在嘴里品尝它的辣味。用来留种的老萝卜的花茎也是可以食用的。&&&&从小学时代开始，放学后，我就常常去菜园帮二哥或母亲干活。二哥是很能干的，各种农活都能干而且干起活来风风火火，又快又好。而我却是很笨的，经常遭到他的训斥。有一次，我和二哥一起在南园清理地瓜井里的土。二哥在井底挖土，我在上面帮忙提土。在往下递䦆头头子的时候，我竟然没拿好，䦆头掉了下去，砸在二哥头上，被他狠狠训了一顿。&&&&政策放松一点点、实行工分制以后，社员们的生存条件好了一些，但是远远达不到食物充足，社员们仍然把吃饭问题当做头等大事。农村死了人，近的、远的亲戚朋友们都要去吊丧（称为“吊纸”），不仅直系的亲戚，连同姓没出五服的亲戚家死了人，也要去。现在遇到这种事，很多人去登记上礼钱，行礼之后就走了，而那时参加的人都要吃饭。起初是拿一刀烧纸，后来情况好一点了，就有了份子钱，份子钱一般都是三、两毛钱。成年人若没有时间去，都要派个小孩去，孬好赚顿饭吃，而且还能赚块白布（孝帽子，最穷的时候也有发不起孝帽子的）。这样的事，我参加过好多次。有一次，大爷爷家的四伯母的娘家有人去世，我就去了。一起去的，除了四伯母家的人，还有我的亲大伯家、三叔家的代表，远一些的大伯家、三伯家、更远一点的大哥家的代表，除了领头的，其他大都是小孩子。登记以后，我们等着去磕头，磕完头，就去“坐席”。“席”摆在外边空地的一张低矮、破旧的小桌子上，坐的是小板凳。菜是炖白菜、黑菜、粉条、咸菜，饭是黑的地瓜干煎饼。虽然吃不饱，但是能吃到菜，孩子们都挺满意。除了这样的“外事活动”，另一个就是“帮忙”。那时候，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社员们都“助人为乐”――邻居家修建房子，很多人都去帮忙干活，主人家只管饭就行了。后来，条件好一些了，吃饭有烟酒。酒一度是紧俏物资，买酒需要酒票，酒票没有农民的份，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可以用地瓜干换一点临沂酒厂生产的散装白干酒，所以喝酒就成了很奢侈的事了。给邻居家帮忙修建房子，偶尔有酒，也是一桌子人用一个小酒盅。那小酒盅真是小啊，连半两酒都盛不下。倒上一盅酒，上座的长辈先饮一口，再向下传。会喝酒的大口，不会喝的小口。我给邻居、亲戚家帮忙，曾参加过这种场活，但我从来不喝酒的。&&&&如果亲戚家有人结婚，谁都想去做客或者陪客；主人家都要盘算好，婚宴让谁陪客，来了接新媳妇和送新媳妇的让谁陪客，不可有失误。万一发生失误，会发生让当事人一辈子记住的矛盾。没有资格陪客的，要能帮忙“端盘子”（端菜）或洗刷餐具，也是好差事，干这种活可以吃客人剩下的菜。因为我排行最小，有人出嫁或者娶媳妇，都是哥哥们做客或陪客，基本没有我的份，连“端盘子”的活也轮不到我，我觉得很是委屈。&&&&人们饿得肚子大了，都特别能吃，吃饭用的都是吃食堂用的那种大黑碗。如果有机会，要把肚子吃得饱饱的，直至填到嗓子眼。为了充饥，每家都在菜园地里种些北瓜（南瓜的一种），这种瓜水分少，吃起来面而且耐饿。到了秋天，队里允许社员们到指定的地块用镰刀头割地瓜秧的嫩头，这叫做“地瓜头子”。采集了带回家，做“渣豆腐”吃，多余的切碎晒干，储存起来以便冬天做“渣豆腐”，或者和地瓜干掺在一起，磨碎了烙煎饼。这种“头子”掺上地瓜干或粮食以后比较好吃，难吃的是老的地瓜秧。地瓜收获以后，老的地瓜秧分到各家各户。除了喂猪，还要挑一部分切碎，晒干，用于填肚子。老的地瓜秧难以咀嚼和下咽，往往要先在锅里煮好久，使其变软，然后在水里反复淘洗，淘掉黑水，才能做“渣豆腐”。冬春季节，农活不多，每到下午，很多农妇端着大泥盆，到井台边淘洗黑的地瓜秧。即使在风干的日子里，从井台那儿流出的淘菜黑水也顺着低洼的大街一直流淌到一里路以外的东大汪。吃这些东西，人体基本上不吸收，只是起到“撑肚”的作用，越撑肚皮越薄，腹腔的容量也越大。排便倒顺畅，就是没营养，干活没力气，甚至排出的大便当肥料，庄稼都不长。&&&&吃饭甚至成为吓唬孩子的借口，如果大孩子打小孩子，被欺负的孩子的家长会说，“你打吧，打破头就去您家喝‘糊涂’（或吃煎饼）。”如果一个孩子曾经在另一个孩子家吃过一次饭，这就会成为他的一个筹码。假如在一起玩耍时，某个孩子和他发生纠纷，他就会说：“那天你还在俺家吃饭来。”有个蹦着玩的游戏的“解说词”就是“蹦，蹦，蹦老鸹，吃麦煎饼卷大虾！”麦煎饼，那是当时人们最向往的食品了。&&&&到了分东西的时候，队长就在村里走来走去地吆喝“到场里分地瓜了!”“分玉米了！”“分稻草了”……那叫做“预分”，预分也就是分一点让社员们接济一下。一般都是挑着或一只胳膊挎着篮子去领。细粮――小麦、大豆之类的，要在交足公粮之后，经过上级批准，才可以分给社员；地瓜则可以随收获随分，因为地瓜容易腐烂，国家无法直接收，而是分到各户加工成地瓜干后再上交。预分的粮食都要记账，等到秋后，会计就要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秋后算账”，进行决算，根据决算结果，再进行决分。决算涉及的内容很多，计算复杂，完全靠会计一个人手工完成。所以会计造假，多给自家算些工分，搞些小动作，是不容易查出来的。会计家从来都不是最穷的，社员们常常怀疑会计，暗地里称他为“黑笔先生”，但是社员们都不懂，也没有办法查他。分粮食主要按人口、按定量（工分占一部分），所以又叫“口粮”。即使大丰收，也不能多分很多，多收要多交。成人的定量在丰收的情况下，是300市斤毛粮，小孩还要少，记得从实行工分制到实行大包干的近20年里，我们队的成人口粮从来没超过400市斤毛粮。在“公家”干事的人的家属则不论有没有工分，都按平均数分粮，也就是“干不干吃中线”，不过要按国家收购价交“缺粮款”。劳动强度大，又没有副食、肉食，再加上养猪消耗，这些粮食不可能够吃的。&&&&母亲年龄大了，又为全家吃饭和生存发愁，夜里常常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母亲会常常念叨起能吃饱饭的“good old days”隔着篱笆，母亲的“故事”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母亲常说起单干时期，收获了一院子的花生、玉米、地瓜，煮上一大锅，放开肚子吃。母亲还会回忆起刚刚入社（初级社）的时候，那短暂的时期也能吃饱，母亲盼着那时的日子再现。她和无数的老农民一样，唯一的期盼就是能不愁吃穿。可是，实现这个理想却又是那么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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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为了填肚皮，人们尝试着吃各种野菜，下地干活，看见可以食用的野菜就挖着。因此，我从小就认识了很多可以吃的野菜，如：豆瓣菜、野银子菜（苋菜）、蚂子菜（马齿苋）、七七芽（小蓟，又叫“刺儿菜”）、猪芽草、车前草等，更不用说最常见的荠菜了。有些野菜是可以生食的，如野蒜、酸柳子，孩子们看见，采了就直接往嘴里送。菜园上的小萝卜、大葱叶子、韭菜也常常被孩子们偷摘了吃。因此，因为萝卜、大葱被偷吃骂大街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春天的野菜不耐挖，野菜挖没了，就采嫩树叶吃。&&&&（七七芽）&&&&&&&&&&&&
（苦菜）&&&&二哥在城里上学，春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就到沂河西岸的杨树林里偷采嫩的杨树叶和柳树芽，带回家，用来和地瓜干掺在一起烙煎饼。有的树叶能吃，有的吃了则脸肿。但是，人饿极了，什么都吃一吃试试。他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更是每天下课后，到市民家门口讨饭。为了节省，中午吃干的，晚上喝稀的；晴天下地干活吃干的，阴雨天不能干活，就喝稀粥，阴雨天和冬天，午饭和晚饭合成一顿吃，叫做“连晌拉着黑”。虽然不能吃饱饭，但是不至于饿死人了。后来，生产队又给各家又分了一点自留地和菜园地(承蒙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这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真是社员的救命地啊!)，大家都起早贪黑地种些瓜菜，接济一下，分得很少的好粮食（小麦、玉米、大豆等，每年只能分到几斤大豆），匀到全年吃，人们的脸上渐渐有了一点血色。&&&&说到自留地和自留园，我家的菜园在我的生命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在大街对过向南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块菜园，叫做南园。南园北侧就是用篱笆当南院墙的李二嫂的家，西侧是生产队的牛棚。南园南侧就是一条小道，小道以南就是前街人家的菜园了。南园分属于好几家，我家和大哥家占的面积比较大，在东北角就是我家用泥土、乱石块垒砌的粪茅子（厕所）。还有一小块地用来挖地瓜井（冬天用来储存鲜地瓜）。&&&&在菜园里，我们种上了西红柿、土豆、茄子、辣椒、南瓜和各种青菜，二哥还从学校“引进”了每年种两次的苏联向日葵和蓖麻，种在不能种菜的角落里。夏天，西红柿红了，土豆、南瓜、向日葵开花了，五颜六色。花蕊上方，蜜蜂、舞蝶和一种大的蛾子嗡嗡地飞来飞去，孩子们常常跟在后边追。篱笆下边，只有一脚宽的菜畦埂边会有蚯蚓和蝼蛄，捉回家是鸡的美餐。菜园小道的一侧还曾经种过山药。秋天，山药架子上长了一些山药豆，摘下来煮熟了，吃起来面面的。菜园里只有一眼很浅的土水井。干旱的日子里，要到很远的地方甚至东大汪担水浇园。另外，在东大汪东岸，我家还有和自留地靠在一起的一点菜园，就几个菜畦吧。那儿大部分都是马姓人家的菜园和自留地。有一口土井用来提水浇园，水井边还有一棵本地的茶叶树。我常常在那儿帮助家人浇园，捉虫和施肥。夏天，清澈的井水从井里一桶桶打上来，倒入水沟，沿着水沟流进菜畦。歇息的时候，赤脚放在水沟里，舒服极了。水井里有几只骨瘦如柴的青蛙，蹦蹦跳跳，我曾试图用水桶把它们提上来，却屡屡失败。在间小萝卜的时候，还会把间下来的细如小指的小萝卜洗一下放在嘴里品尝它的辣味。用来留种的老萝卜的花茎也是可以食用的。&&&&从小学时代开始，放学后，我就常常去菜园帮二哥或母亲干活。二哥是很能干的，各种农活都能干而且干起活来风风火火，又快又好。而我却是很笨的，经常遭到他的训斥。有一次，我和二哥一起在南园清理地瓜井里的土。二哥在井底挖土，我在上面帮忙提土。在往下递䦆头头子的时候，我竟然没拿好，䦆头掉了下去，砸在二哥头上，被他狠狠训了一顿。&&&&政策放松一点点、实行工分制以后，社员们的生存条件好了一些，但是远远达不到食物充足，社员们仍然把吃饭问题当做头等大事。农村死了人，近的、远的亲戚朋友们都要去吊丧（称为“吊纸”），不仅直系的亲戚，连同姓没出五服的亲戚家死了人，也要去。现在遇到这种事，很多人去登记上礼钱，行礼之后就走了，而那时参加的人都要吃饭。起初是拿一刀烧纸，后来情况好一点了，就有了份子钱，份子钱一般都是三、两毛钱。成年人若没有时间去，都要派个小孩去，孬好赚顿饭吃，而且还能赚块白布（孝帽子，最穷的时候也有发不起孝帽子的）。这样的事，我参加过好多次。有一次，大爷爷家的四伯母的娘家有人去世，我就去了。一起去的，除了四伯母家的人，还有我的亲大伯家、三叔家的代表，远一些的大伯家、三伯家、更远一点的大哥家的代表，除了领头的，其他大都是小孩子。登记以后，我们等着去磕头，磕完头，就去“坐席”。“席”摆在外边空地的一张低矮、破旧的小桌子上，坐的是小板凳。菜是炖白菜、黑菜、粉条、咸菜，饭是黑的地瓜干煎饼。虽然吃不饱，但是能吃到菜，孩子们都挺满意。除了这样的“外事活动”，另一个就是“帮忙”。那时候，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社员们都“助人为乐”――邻居家修建房子，很多人都去帮忙干活，主人家只管饭就行了。后来，条件好一些了，吃饭有烟酒。酒一度是紧俏物资，买酒需要酒票，酒票没有农民的份，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可以用地瓜干换一点临沂酒厂生产的散装白干酒，所以喝酒就成了很奢侈的事了。给邻居家帮忙修建房子，偶尔有酒，也是一桌子人用一个小酒盅。那小酒盅真是小啊，连半两酒都盛不下。倒上一盅酒，上座的长辈先饮一口，再向下传。会喝酒的大口，不会喝的小口。我给邻居、亲戚家帮忙，曾参加过这种场活，但我从来不喝酒的。&&&&如果亲戚家有人结婚，谁都想去做客或者陪客；主人家都要盘算好，婚宴让谁陪客，来了接新媳妇和送新媳妇的让谁陪客，不可有失误。万一发生失误，会发生让当事人一辈子记住的矛盾。没有资格陪客的，要能帮忙“端盘子”（端菜）或洗刷餐具，也是好差事，干这种活可以吃客人剩下的菜。因为我排行最小，有人出嫁或者娶媳妇，都是哥哥们做客或陪客，基本没有我的份，连“端盘子”的活也轮不到我，我觉得很是委屈。&&&&人们饿得肚子大了，都特别能吃，吃饭用的都是吃食堂用的那种大黑碗。如果有机会，要把肚子吃得饱饱的，直至填到嗓子眼。为了充饥，每家都在菜园地里种些北瓜（南瓜的一种），这种瓜水分少，吃起来面而且耐饿。到了秋天，队里允许社员们到指定的地块用镰刀头割地瓜秧的嫩头，这叫做“地瓜头子”。采集了带回家，做“渣豆腐”吃，多余的切碎晒干，储存起来以便冬天做“渣豆腐”，或者和地瓜干掺在一起，磨碎了烙煎饼。这种“头子”掺上地瓜干或粮食以后比较好吃，难吃的是老的地瓜秧。地瓜收获以后，老的地瓜秧分到各家各户。除了喂猪，还要挑一部分切碎，晒干，用于填肚子。老的地瓜秧难以咀嚼和下咽，往往要先在锅里煮好久，使其变软，然后在水里反复淘洗，淘掉黑水，才能做“渣豆腐”。冬春季节，农活不多，每到下午，很多农妇端着大泥盆，到井台边淘洗黑的地瓜秧。即使在风干的日子里，从井台那儿流出的淘菜黑水也顺着低洼的大街一直流淌到一里路以外的东大汪。吃这些东西，人体基本上不吸收，只是起到“撑肚”的作用，越撑肚皮越薄，腹腔的容量也越大。排便倒顺畅，就是没营养，干活没力气，甚至排出的大便当肥料，庄稼都不长。&&&&吃饭甚至成为吓唬孩子的借口，如果大孩子打小孩子，被欺负的孩子的家长会说，“你打吧，打破头就去您家喝‘糊涂’（或吃煎饼）。”如果一个孩子曾经在另一个孩子家吃过一次饭，这就会成为他的一个筹码。假如在一起玩耍时，某个孩子和他发生纠纷，他就会说：“那天你还在俺家吃饭来。”有个蹦着玩的游戏的“解说词”就是“蹦，蹦，蹦老鸹，吃麦煎饼卷大虾！”麦煎饼，那是当时人们最向往的食品了。&&&&到了分东西的时候，队长就在村里走来走去地吆喝“到场里分地瓜了!”“分玉米了！”“分稻草了”……那叫做“预分”，预分也就是分一点让社员们接济一下。一般都是挑着或一只胳膊挎着篮子去领。细粮――小麦、大豆之类的，要在交足公粮之后，经过上级批准，才可以分给社员；地瓜则可以随收获随分，因为地瓜容易腐烂，国家无法直接收，而是分到各户加工成地瓜干后再上交。预分的粮食都要记账，等到秋后，会计就要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秋后算账”，进行决算，根据决算结果，再进行决分。决算涉及的内容很多，计算复杂，完全靠会计一个人手工完成。所以会计造假，多给自家算些工分，搞些小动作，是不容易查出来的。会计家从来都不是最穷的，社员们常常怀疑会计，暗地里称他为“黑笔先生”，但是社员们都不懂，也没有办法查他。分粮食主要按人口、按定量（工分占一部分），所以又叫“口粮”。即使大丰收，也不能多分很多，多收要多交。成人的定量在丰收的情况下，是300市斤毛粮，小孩还要少，记得从实行工分制到实行大包干的近20年里，我们队的成人口粮从来没超过400市斤毛粮。在“公家”干事的人的家属则不论有没有工分，都按平均数分粮，也就是“干不干吃中线”，不过要按国家收购价交“缺粮款”。劳动强度大，又没有副食、肉食，再加上养猪消耗，这些粮食不可能够吃的。&&&&母亲年龄大了，又为全家吃饭和生存发愁，夜里常常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母亲会常常念叨起能吃饱饭的“good old days”隔着篱笆，母亲的“故事”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母亲常说起单干时期，收获了一院子的花生、玉米、地瓜，煮上一大锅，放开肚子吃。母亲还会回忆起刚刚入社（初级社）的时候，那短暂的时期也能吃饱，母亲盼着那时的日子再现。她和无数的老农民一样，唯一的期盼就是能不愁吃穿。可是，实现这个理想却又是那么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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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是一个放羊娃&&&&那时的中小学生假期特别多，除了寒暑假，还有农忙假，即麦假和秋假，以便让学生帮助干活。麦收季节，学校放麦假了，学校组织小学生，排着队，打着红旗，到地里去拣漏掉的麦穗，捡了无偿交给生产队。不懂事的孩子，就要忍着饥渴，顶着烈日，蹒跚在坑洼不平的田野里。时而，麦茬刺伤裸露的脚踝，麦芒刺破小小的手指。有些御用文人却无视老百姓的疾苦，一个音乐家还编了一首《我是公社小社员》的歌曲，其中有一句是“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本该吃饱喝足长身体、学文化的年纪，却不得不参加力不能及的农业劳动，怎么会“越干越喜欢”呢？&&&&可能是小孩子太难组织了吧，后来，学校不组织了。但是，生产队有时就组织儿童拣麦穗，交给集体，并为我们记一点儿工分。生产队拣过以后，还可能有很少剩下的麦穗，人们就可以拣了归自己。食堂刚解散那几年，城里人也吃不饱，在小麦收获的日子里，连城里人都成群结队到乡下拣麦穗，麦田里拾麦穗的人往往比收割小麦的人还要多。人们把拣到的麦穗，一棵棵捋得整整齐齐，捆成小把，带回家里，用棍子敲一敲，得到一些麦粒，就可以接济一下。&&&&后来，管制放松了一些。放学后和节假日，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下地搞“小夏收”和“小秋收”――就是捡拾生产队收获时落下的麦穗、稻穗、豆粒、地瓜等等。&&&&生产队种地瓜多，地瓜是主粮，所以秋收时节，捡拾地瓜是孩子们最常干的活。秋假里，我们去挖生产队刨地瓜时漏掉的，俗称“倒地瓜”，因为要把猜测地下可能有地瓜的地方的土挖到一边。不论是捡拾麦穗、豆粒、稻穗，还是“倒地瓜”，都要等生产队把收获的拉走，宣布“放茬子”以后才能进入，否则被看守的人抓住就要扣留捡到的东西。听说那儿“放茬子”了，小伙伴们，甚至成年人，就扛着铁锨、镢头或者粪叉子，背着“筐头子”（用树条编的带梁的筐子），成群结队地涌向那儿。有时候，听说一块地快收获完了，好多人就在那里等着。等到一宣布“放茬子”，人们就蜂拥而上，抢先占领好地方。有时候，一小块地里涌进很多人，黑压压的一片，大家都弯着腰不停地用镢头刨或者用铁锨挖，铁锨、镢头相碰撞或者别人把泥土甩到自己头上，也顾不得了。&&
（“筐头子”是每个农户必不可少的家具，用柳条、紫穗槐条之类编制，在我的家乡，上边是三条梁，以便于用铁锨或粪叉子――一种小铁叉，因为多用来捡粪而得名，背在背上。）&&&&“倒地瓜”是非常累的活，有时，弯着腰挖好多土，累得腰酸背痛，都没有收获。最早“倒地瓜”的记忆是在和九曲村接壤的一块地里。那天下午，我带了一把“粪叉子”，和很多人一起在一块“放茬子”的地里“倒地瓜”。那块地的地瓜本来就长得稀稀拉拉的，落下的地瓜就更少了。我吃力地挖了很久，只挖到一点“毛缨子”（细的地瓜根，如果粗一些，也可以剁碎磨了烙煎饼）。由于只顾低头挖，不知不觉竟进入了紧邻的九曲村还没放茬子的地里。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就有一个老头夺去了我的粪叉子。我哭了，但是那人还是拿着我的粪叉子，头也不回的走了。粪叉子、铁锨一类的东西是庄稼人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买一个很不容易。回家后，母亲见我没拣到地瓜，倒把粪叉子丢了，就赶快出去打听哪里的人给没收的，但是无功而返，全家人埋怨了我好久。&&&&我村所在的地区村子密集，人多地少，收获以后，“倒地瓜”的人很多，而地里漏掉的地瓜却很少。因此，我们就到远的地方去，甚至还有人到几十里外的茅河边去，搭个棚子，住在那里“倒地瓜”、“倒花生”。“倒地瓜”不光要花力气，还要善于观察，地下有地瓜的地方往往凸起来，而且还有裂缝。&&&&有句话说得好：“一分钱难住了英雄好汉”。虽然食堂解散了，各家可以开火做饭了，可是还是公社化，一贫如洗的社员们怎么活下去呢？恢复自由市场后，在生活的逼迫下，口袋空瘪的社员们急着变换几毛钱买生活必需品。那真是“鸡腚门当银行，大罐当粮仓”。各家养一两只母鸡（多了养不起），整天盼着它下蛋，不时抓起来摸摸屁股判断它是否快下蛋了。好容易盼着它下蛋了，自己却不舍得吃，一个个攒起来，拿到城里换几毛钱。自己种的蔬菜也不能先吃，要拿到集市上卖。&&&&在求生的欲望推动下，社员们慢慢大胆起来，“资本主义”开始抬头了。农闲时间，村里很多人到远处的集市上贩羊，然后到城里卖了赚钱，也有些人家自己养羊。已经下学的二哥就和一些人一起去重沟（现已改名为朝阳街道）等地买羊。&&到重沟有三十多里地，步行往返一趟要一天。那年冬天，每当重沟逢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村东的大路上，就有很多人赶着一群群大大小小的山羊、绵羊，咩咩叫着归来。放学后或者星期天，我和伙伴们就成了放羊娃。我们蹦着、跳着，一起赶着羊去放羊。那一年，村子东边修了一道水渠。我们常常去水渠两边的坡地上放羊。那是一个暖冬，麦苗长得非常旺盛，在没有人看守时，我们常常让羊群去吃麦苗，羊儿可喜欢吃麦苗了。据说在拔节以前，旺长的麦苗被羊群吃一吃没有害处。当然，不管是否影响麦苗的生长，我们不在乎，那反正是生产队的，先让自家的羊吃饱再说。太阳落山时，羊儿的肚子吃得圆溜溜的，一大群孩子就赶着羊儿回家。有时候，我们还会爬到大的羊背上，让羊驮着，过过骑羊的瘾。雪白的羊儿吃饱了，在路上撒欢，咩咩地叫着、跑着，我们追逐着。我家留了一只母羊，自己养着。第二年，母羊生了小羊，非常可爱。羊乳很充足。有一次，母亲就挤了一些羊奶，用来熬粥，羊奶和米熬的粥，尽管有些膻气，味道可香了。 感谢“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的政策，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露出了一缕希望之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自由市场又受到批判。我们村的这些“羊贩子”就又消停了。&&&&可是，“倒地瓜”、捡麦穗这样的“小秋收”、“小夏收”还是阻挡不住的。人们要吃饭，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的，而且又要等到交完公粮以后，孩子们甚至下工后的成人还是要起早贪黑地去捡拾甚至“偷”一点粮食补充一下。当然，有时候忙活半天，也不一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队里收获得干净，而且“倒地瓜”也有技巧问题。我就很少挖到大的地瓜，时常捡一些“毛樱子”回家。胆子大的孩子，看看没人，就到没有收获的地里偷挖几块地瓜，拔几棵豆子，割几捋麦穗，掰个棒子，慌慌张张地塞进筐内。几乎人人都想偷生产队的粮食，大人们下地干活，也是常常瞅机会，偷一点，拿一点，掖进衣服里，或者用斗笠、蓑衣遮掩着，更有聪明人把鞋里的空隙里填上粮食粒子。偷来的东西和千辛万苦捡拾的看起来不一样，为了防止在村口被人看出（有时队长会在村口检查），就把好的放在筐子底层。有时候，我们下地为生产队割草，也趁机弄点豆子或地瓜，藏在草底下。不过，我一向胆小，干了这种事就心跳得厉害，一般不大敢干。发小钟柳常和我一块儿出去割草、“倒地瓜”。他的胆子大，有一次，我和钟柳、墩子一起到岭南头倒地瓜。去了不久，就下起大雨来，我们就往家赶。路过一块地瓜田时，他们看见露出土层的地瓜，看看周围没有人看管，就跑过去挖。我也随着跑过去挖。不过，我挖了几块就害怕了，心通通地跳，怕被人抓住，催他们走。他们不走，说“下这么大的雨，谁能看见啊！”他们每人挖了一筐，我挖了半筐。地瓜带着泥水，直往下坠。我们在上边盖上一些草，背着跑回家，弄得满身泥水，整个一个落汤鸡。&&&&后来，上级又让农民养猪，养了猪交给肉联厂。交了猪以后，根据猪的重量卖给农民一点饲料粮，猪圈里的肥料由生产队挖，生产队给记工分。因此，家家户户都开始养猪，劳动力少的户靠养猪挣工分弥补一下。当然，也不敢多养，别说精饲料了，就是干地瓜秧这样的没有任何营养的粗饲料也不够吃的啊。所以，那时的猪长得很慢，养肥一头猪，要一两年。养肥的猪必须交给国家，价格很低。结果，最后算细账，往往要赔钱，好处就是能赚点工分。&&&&为了节省养猪的成本，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就让他们放猪。秋收季节，学校放农忙假，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下地去放猪，放羊娃又变成了放猪娃。我们把猪赶到放了茬子的地瓜地、大豆地里，让猪自己觅食。猪用它的长嘴到处嗅着，捡拾豆粒、可以吃的野菜或地瓜。如果地下有地瓜，猪会嗅到，就用它那坚硬的嘴唇去拱，有时候拱得很深。如果拱出大的地瓜，可怜的猪们就不一定能享用，我们看见了，就会跟在后边把地瓜打掉，放进筐子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和猪赛跑――猪叼着地瓜在前边跑，我们拿着铁锨跟在后边追。猪的劳动果实被夺走了以后，气得咴咴地叫。在猪觅食期间，我们这些放猪娃就割草或者捡拾地瓜，有时候还背个粪筐，看见猪拉了屎就捡着背回家。看见新鲜的鼠洞，我们会花大力气挖鼠洞，为的是掠夺鼠洞“仓库”里的粮食。有的老鼠的“家”很大，要挖一小车土才能找到它们的粮仓。挖到老鼠的大粮仓，我们会获得半筐的“战果”。当然，有时候费上半天力气，累得筋疲力尽，最后也找不到老鼠的粮仓，毕竟老鼠是很狡猾的。偶尔也会遇见野兔。在地里看见野兔，干活的都停下了，拿着工具，带着狗，满地里追，一边追，一边喊叫“咬兔”、“咬兔”，但是野兔跑得太快了，很少有人抓住过野兔。晴朗温暖的日子里，当猪在悠闲地觅食时，我们也会躺在破蓑衣上或干草上边美美地晒着太阳、打个盹。猪吃饱了，也会找个土质松软的地方，用肚皮或背部蹭个凹坑，躺下睡一觉。这个时候，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要防止猪溜掉。一天，我放的猪吃饱了，睡觉去了，我就只顾倒地瓜，疏忽大意了。后来，发觉猪不见了，跑遍很多地方也找不到，心里很害怕。一是害怕丢了猪，这可是我家的家底子啊！二是怕猪跑到什么地方侵犯了生产队的庄稼――猪喜欢拱，没有人管时，看见没收获的地瓜就会去拱食，会把地瓜地弄得很乱。要是这样，让看守地瓜的人逮着，就闯祸了！我跑了好几块地，就是找不到，急得满身大汗。最后，急急火火地跑回家，往猪圈里一看，发觉它跑回家了，爬进猪圈，正在它的窝里睡大觉呢。我又好气又好笑，抽了它好几树条子。即使在回家的路上，有时候猪“撒欢”了，飞快地跑，我们追不上，也很着急，生怕它们跑丢了或者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闯祸。&&&&最常和我一起放猪的玩伴有来运、猪文、钟柳等。来运，就是他爷爷在吃食堂时饿死那个男孩，他说起话来慢慢悠悠的，像个女孩。猪文（刚过60就病故了）的老爹是老党员，老贫农，跟着党闹了那么多年，还是穷，还是最初的那两间草屋。他是很老实的孩子，比我大一点，读书和我同时，但是读不进去，读了两年就辍学了。钟柳大概是个“下中农”的儿子，初小就留级两次，偷集体的粮食挺勇敢的。 &&&&一段时间，我还常和住得离我家不远的女孩爱玲一起放猪。爱玲家人口多，她爷爷既养羊又养猪，而且养带着猪仔的母猪。放猪多半是男孩子干的活，那时，爱玲家没有男孩，她爷爷就让她或者她姐姐美玲下湖放猪。爱玲叫我“三叔”，年龄比我小一些，勤快、温柔、有礼貌、爱笑。虽然她一只眼睛好像有毛病，和她一起放猪，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虽然谈不上感情，还是很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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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青青沟边草&&&&老社员们饿怕了，都千方百计多弄一点粮食，没有人不偷生产队的，只是多少问题，大家都说：“撑死大胆的，饿死小胆的。”成熟的庄稼总是被盗，所以每到庄稼快成熟的时候，队里总是要派人去看庄稼，不分昼夜。用几根木棍、一些高粱或玉米秸秆，一些麦草或稻草，在田头上搭个小棚子，把里面平整一下，垫上一些草，带上铺盖，就不分白天黑夜在里面看守庄稼。有一年，西河滩的沙土地里种了花生，长得很好。我们这地方很少种花生，也极少吃到花生，由于生吃味道也很好，花生就成了非常诱人的好东西。花生一结果，生产队就派人去看护了。二哥和李家巷子的一个大爷爷一起在西河滩看守花生。有一次，在收花生的日子里，二哥有事，让我去替他。大爷爷从摘完花生的花生秧子上捡了几个漏掉的和瘪的花生，用花生秧子烧熟了，然后我们分享，别提那个香了！留着花白长须的大爷爷连连说“奶奶的，宁吃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
(看护庄稼的瓜棚)&&&&要说儿时干的最多的活，还是割草。生产队里没有农机，耕地要靠牛，每个生产队都养不少耕牛。牛的主食是青草，于是，要有人割草交给生产队喂牛，生产队的记工员给称重，按重量计工分。大部分小孩子都割草，有些妇女和老人也割草，从青草萌芽的春天割到草木枯萎的晚秋。春天的星期天或者放学后，小伙伴们互相邀约着，拿着镰刀头或铁铲，挎着筐头子，三五成群地，到田边地头，沟沟坎坎，去挖刚刚露出地面的草芽，也顺便挖可以食用的野菜。肥胖的马齿苋、细弱矮小的荠菜、开着小黄花的蒿子、长着白色绒球的蒲公英、车前草、地瓜秧子草、野芦子、麻雀头等等，都要；但是，有的草不能要，如蛤蟆头、猫儿眼一类，据说这些草有毒，牲口不吃。&&&&来回的路上，我们会把镰刀头向前边扔，看谁的镰刀头尖部能插到土路上而镰刀把却不接触土地，这叫做“撂铡”，一边“撂”，一边说“撂铡，撂铡，青草发芽”。也会在休息的时候在地上画上方格，用草棒或瓦片下棋。有时，也会比赛摔跤或打架。&&&&春天，青草又少又小，割草的人又多，近的地方的草都被割光了。有时候，我们走好几里路去割草，一直到飞机场那儿，半天都割不到几斤草，有时候急得掉眼泪。&&&&有一年春天，我和堂妹等几个女孩子一起去飞机场那儿割草。飞机场周围有一些荒地，但是春旱少雨，贫瘠的荒地里草也不多。松散的黑土地上偶尔有几棵我们叫做“浮浮苗”的草。这种草叶子是圆形的，长起来成团，开好看的白色喇叭花，耐旱，牲畜喜欢吃，但是分量很轻，挖一筐也没有几斤重，而生产队收草，是要按重量的。七七芽也是牲畜很爱吃的，人也把它当野菜吃，但是它的齿状的叶子会割手的。开着好看的黄花、白花的苦菜是很好的草料。还有一种矮小的芦苇，因为是野生的，我们把它叫做“野芦子”，含水分很低，牛也爱吃。当然，长着白色花絮的野茅根的叶子也要割着，而且我们还时常挖出它的根来吮吸其中甜味的汁液。中午到了，我没有带饭，又渴又饿，堂妹带了煎饼，匀了一张小的给我充饥。&&&&春天干旱，鲜草稀罕，交到牛棚就“贵”，一、两斤就挣1分（10分=1工）。夏天，特别是到了雨季，野草疯长，连大豆地里、地瓜沟里的草都长得非常旺盛，主要是斑地黄、地瓜秧子草一类的。草多了，牛棚里放满了，就降“价”了，一大筐还挣不到10个分呢。雨季割的草，往往带泥土，需要在大汪里洗，然后控水，再交到队里，收草的人还要根据情况扣除水分。到了无法晒干草的雨季，队里就停止收草。&&&&在草多的日子里，我们找到嫩草茂密的地方，放下草筐，弯下腰或者蹲着，就唰唰唰地割起来。弯腰时间长了，腰背疼痛；蹲着时间长了，腿酸脚麻，站起来时，要用手扶着腰部。如果一下子直立起来，就会头晕目眩。所以，割一会儿就要直直腰。割了一些以后，就装到筐里。&&&&我割草技术不高，一上午也就割一大筐，有的孩子，特别是一些女孩，是割草能手，一上午都能割两大筐，背不动就用车拉。装筐也要有技巧，会装的，一筐能装接近50斤，把一个柳条筐装成圆形，人在中间，都看不见，叫做“大圆筐”。大筐的草，用镰刀柄背着站立不起来，需要两个人互相帮助才能起来，稚嫩的小腰强撑着，一路上背回家，压得筐梁吱吱呀呀得响。想歇一下，必须找到可以放草筐的高地，否则放下再起来不容易。&&&&割草的镰刀要锋利，否者，割不掉草。可是，锋利的镰刀也要小心。割草不小心，割了手指、脚踝的事是常有的。一次，我和几个伙伴在割草，一个外号叫石大奈的男孩一下子割了脚脖子，鲜血流了出来，正巧我带了一块比较新的手绢，就掏出来，帮他扎上，他至今还记着这事呢！有时，镰刀割草不锋利，割人可很锋利。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孩子都割了一筐草，背着回家，走到村口路北的小矮墙处，这是我们常常歇一下的地方，因为草筐可以轻易地放到矮墙上，大家就把草筐放到矮墙上歇歇肩膀。谁知道，我没注意，把镰刀刃的一侧对着自己了，本来抓着镰刀柄的右手松开就向下耷拉，一下子落到了刀刃上，这把割草不锋利的镰刀把我的手背割了一道口子，抬起手一看，白骨头都露着了，鲜血直往外涌，我吓得哭了。同伴们赶快帮我放好草筐。我用左手按着，跑向大队卫生所，在那里包扎了。结果，伤口清洁不到位，消炎不好，过了两天，就发现伤口感染。伤口发炎了，疼得钻心，只好在家休息，并用消炎药，换了好几次药，歇了十几天，才痊愈了。&&&&（50多年前割草留下的疤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仍时而做割草的梦，梦见遇到一块草很茂盛的地方，非常高兴；有时也会梦见到处走也找不到草，急得要命。&&&&捡粪是另一种假期里时而要干的活。下地放猪，或者干别的活，背着个破粪筐。在路上或者地里，看见各种粪便，铲起来，放进筐里。地里的粪便是庄稼的肥料，为什么要捡起来呢？因为只有捡起来交到生产队，才能挣工分啊。冬天不太冷的时候，也会背着粪筐，到田野里转转。村里一些勤劳的人，总是天不亮就起床，背着粪筐满村子转悠。母亲常念叨：“XX真勤劳啊，整天背着粪筐，天不亮就起来捡粪。”于是，我也学习这些榜样。在有月亮的冬天，天不亮就起床，用破铁锨或者粪叉子背着粪筐呼呼地转一圈，看见粪便捡起来，也顺便暖和暖和身子。明亮的月光照得大街上如同白昼，寒光下的大街静悄悄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或者早起床捡粪的人的咳嗽声。冬天捡粪有优势，粪便冻结实了，容易铲而且不臭、不粘筐。但是在极冷的日子里，粪便冻在土地上，要用力铲才能铲掉，铲掉之后，弄到铁锨上就滑掉了，常常要用脚帮忙。捡粪的人多，粪便却不多，成年人都不舍得把粪便拉在外边（除非拉肚子），也就是一点狗粪和晚上在外玩的孩子们的粪便。所以，有时候能捡到一点，有时候转悠好久，全身都冻透了，也是空空而回。捡来的粪倒在自家的厕所里，以后交给生产队挣工分或者给自家的小菜园施肥。不仅大便不舍得拉在外边，连小便也尽量在家里，因为尿可以用来兑上水浇菜园，也可以交到生产队挣工分。每家都有大、小尿罐，小的是夜里放在床前供起夜用的，早上起床倒进大罐里，大尿罐里积攒多了，就挑起来，送到菜园里、自留地里或者等生产队到家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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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拾柴搂禾的少年&&&&现在的孩子有多少认识这个工具，又有多少使用过这种工具？可是，这样的竹耙却是我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经常随身带着的东西。用它干什么？“搂柴禾”。一只胳膊挎着篮子（筐头子），另一只胳膊拉着竹耙。&&&&男女老少，出门在外，树上掉下一根小枯树枝，路边有一棵玉米秸秆，甚至是一把干草，都要捡起来、拾起来，这叫“拾柴禾”。我不知道是否是这个词，因为我们都说成“拾柴huo”,可是“火”字又不通，所以我想应该是“禾”字的误读吧？反正，这是那时候农村妇孺皆知、老幼都干的活。村里人又说成“拾柴搂禾”。一年到头缺烧柴，一年到头要拾柴搂禾，这是童话故事吗？不是，这不是童话故事，而是在不远的过去，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这也不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而是发生在红旗飘扬、红歌震天的那个时代。&&&&搞不懂为什么，那个时代，我家乡的农民不仅肚子填不饱，连灶膛也总是“饥饿”的。农民极少供应煤炭，做饭的燃料就靠柴草。一年到头，不仅为粮食发愁，还要为做饭的烧柴犯难，那种艰辛，那种煎熬，是大部分城里人难以体会的。我从童年开始，就和柴草结下不解之缘，在路上看见枯枝干叶，就会喜形于色。&&&&最早缺柴的记忆是“大跃进”年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不仅整天饥肠辘辘，而且连烧柴都非常紧张，更不用说取暖了。破旧的泥土房子里冻得坐不住，小孩子晚上都跑到外面撒野来暖和身子。一段时间，我们一些男孩就借机到大队造纸厂顺手牵羊拿纸饼子――那时大队建了个土造纸厂，用麦秸生产粗糙的草纸，厂子里有很多用粉碎的麦秸压成的方块，大概是造纸的下脚料吧。这些“纸饼子”都晒干了。小孩子们晚上到处捉迷藏，有时候藏着、藏着，就跑进纸厂里了，看见“纸饼子”，就顺手牵羊，抱几块回家，用来烤火取暖。干的纸饼子很容易点燃，点然后冒出猛烈的红色火焰，烟却很少，倍感亲切，忍不住把小手伸上去烤一烤。&&&&京剧《红灯记》中的主角李玉和说李铁梅“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可是，我们那时候不准“小卖”，无煤渣可拾，也无柴可劈。 “拾柴搂禾”就成了老人、妇女和孩子最常干的活之一。农村每家至少有一个竹耙子。麦收之后，人们用耙子到麦田里搂麦叶或者刨麦根。割了高粱和玉米之后，生产队把茬子地分到各个户里，各家的老人和小孩就去“刨圪瘩子”（玉米和高粱的茎根被叫做“圪瘩子”）。“刨圪瘩子”是个挺累人的活，土太干了刨不动，土太湿了粘镢头。干的“圪瘩”刨掉以后可以接着用镢头背把土敲掉，潮湿的“圪瘩”要等晾得比较干了以后再敲土。秋天，收割完豆子以后，豆地里有一层落下的豆叶，豆茬地也往往分成一块块的，一家分一块，各家的老人和小孩都去“搂豆叶”。之后，还要拔豆茬（豆根）。把这些“圪瘩”和豆叶以及其他的柴草弄到家以后，都在院子里码成“柴禾垛”，作为平时和过冬做饭的燃料（农村的柴禾垛也是干燥的冬天最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而那些不易燃烧的糠皮之类的东西则在冬天放在泥土做的火盆里“沤火”来取暖，“沤”的火没有火苗，沤出的烟常常熏得人流泪。麦秸和大豆秸一般是不分给社员的，都要留在生产队里喂耕牛，麦秸的一大部分还要送到造纸厂去，支援工业（作为任务，几乎不给钱）。生产队分的这些柴草常常不够用，所以老人特别是小孩就经常下地捡柴。放学后，星期天，或者农忙假里，小伙伴们常常拉着个竹耙，到路边上、田野里或者公路旁搂树叶、草叶、庄稼叶等。冬闲时，很多人都出去捡柴。因为生产队收草喂牛，所以干草也很少，树叶、树枝就更少了。因此，冬天拉着耙子到处转半天，也搂不到柴草，如果在公路沟里遇到被风吹到一起的干草或树叶，就感到很高兴。&&&&人人见了柴禾都捡起来，所以，不到收获季节，野外的柴禾是很稀罕的，最容易找到干柴禾的地方就是东公路沟了。村东边有一条长长的土砂筑成的公路（即现在的东兴路，过去也叫 “国道”）。公路高出两边的农田很多，两旁是半人乃至一人深的公路沟，夏天，路沟里会灌满了水。公路两边长着大杨树，大杨树一边，贴近公路沟的地方和沟的斜坡上则种着一团团的紫穗槐（我们都叫做棉槐）。紫穗槐是豆科落叶灌木，条子可高一、两米，枝叶繁密，其花和种子是紫色的。茂密的紫穗槐下部见不到阳光的叶子和叶茎不断地脱落，因此公路两旁是捡柴的好地方。我们常常背着筐子，到公路边的紫穗槐周围去捡干叶子和小枝条。密密麻麻的紫穗槐丛中，有枯枝落叶，有蝴蝶、蚂蚱和飞蛾，有蚯蚓、蝼蛄等爬虫，也有吓人的蜈蚣和蜥蜴。夏天，在灌木丛中扒来扒去，一会儿就流汗了。&&&&公路两旁的树木和灌木都是国家的，属于公路段管理。紫穗槐的枝是不可以折的，否则被公路段的人抓住就要挨打,常听说有人因为弄紫穗槐的枝子被公路段的人抓去打了。那时候似乎任何“公家人”都可以抓农民，没有人反抗得了。胆小的我，很少一个人去公路边捡柴，因为我害怕公路段的人来了。他们可是“公家的人”，可以随意给人个罪名的。&&&&所以，我几乎从不一个人去东公路拾柴，总是邀约三、两个发小、玩伴一起去。我们村东头的人，有很善良的，也有刁钻耍横、蛮不讲理的，还有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家长不讲理的，护犊子的，孩子就不讲理，撒谎、骂人、打架，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对老实孩子，他们欺负，对拳头硬的，他们耍赖皮。孩子们之间发生了纠纷，护犊子的家长会不问缘由，一齐出动，撒泼耍赖骂大街。也许因为从小吃不饱饭，心情压抑，同龄的玩伴中，我个子瘦小，力气小，胆子也小，打架最不行，被欺负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母亲常常让我和亲属或邻居家老实的女孩一起拾柴、割草。在假期里，常和我一起拾柴的女孩，有本生产队的莲、爱、桂枝等。这些女孩都不上学，有的只上过几天学。最常和我一起去公路边捡柴的，是一个乳名叫“拙” 的女孩。她家属于二队，但住的离我家不远，是李家二婶的女儿。李二婶和李二叔都是非常老实善良的人，他们的女儿也是很老实。拙其实一点也不拙笨，她白皮肤，中等身材，五官端庄，不知为什么起了一个不雅的名字。拙应该是我村后街东半截最温柔、善良的女孩了，她说话声音不高，大概从不会咋咋呼呼，和人吵架争斗。和拙一起干活、玩耍，决不会发生纠纷。拙的母亲看我老实，也愿意叫她女儿和我一起干活。拙大概没读过一天书，她比我小一点，叫我“三哥”。我和她一起下湖干活久了，是有些好感的。不过，我属于晚熟的孩子，也许因为从小营养不良的缘故吧，不懂感情，只是有一点朦胧的感觉。后来，我进城读书，和拙接触的就很少了。初中毕业回乡后，时常见到她，觉得她不错，可是没有勇气和机会同她联系。拙长大以后，嫁给了她亲戚家的儿子，大概是因为近亲结婚的缘故，她的孩子是残疾。后来，她大概得了精神病，很年轻就离世了。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个温柔、淳朴的女孩命运挺悲惨的。&&&&秋收、秋种结束后，农活少了，捡柴的人更多了。很多人背着筐，挎着篮，拉着大竹耙、小竹耙,到路边、沟沿和荒地里搂一点可怜的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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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夏日的乐园――东大汪&&&&儿时的夏日，总是那么火热，太阳像个大火球，土地烫得脚丫子痛，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为了节省鞋子，大多数孩子夏天都光着脚板。当然了，被石块或瓦片扎伤也在所难免。&&&&虽然热得难受，我和那些和我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发小们还是喜欢夏天（这是比较级吧）。因为夏天不挨冻，因为夏天有东西吃，因为夏天可以少穿或不穿衣服（学龄前男孩普遍全裸，一两岁的女孩也裸着），因为夏天我们可以去东大汪里撒欢。&&&&我村有好几个汪塘，而东大汪是其中最大的。它是南北走向，从后街到前街，中央很深，不知道神马年月、神马原因形成的。我只是知道它前几年怎么消失的。&&&&雨季到了，大汪里灌满了水，有天上下来的，有村里的大街小巷流进来的。大汪的北头是一座“大桥”，那是两块高大的墓碑并排着垒在石头上构成的，历史已经把“大桥”磨砺得十分光滑了。我也不知道这“大桥”历史，反正从我懂事，它就被废弃不作桥用了，而是成为村子东部孩子们玩耍和夏日的傍晚人们乘凉的地方。&&&&夏天到了，特别是在三伏天里，家里热得要命，晚上喝了糊涂，更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于是，除了年老多病不能走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老年人和女人们一般就在大门口的大街边上，找一块平滑一些的地方，坐在马扎或者板凳上乘凉，有的则铺上一块草苫子或草席，坐在或躺在上边，一边摇动着蒲扇，一边和邻居们聊天。村子东段的中青年和孩子们大都涌向东大汪那儿，有的在石桥上占一地儿，更多人到大汪东岸和北侧的打谷场（我们称之为“东场”）上安营扎寨。我们村子东西很长的，所以西段的居民到大汪那儿就远了，他们也有自己的“营地”，那就是村西的河堤和沂河。&&&&到了东场或东“大桥”以后，人们都要脱掉裤衩子，跳到大汪里泡一泡，凉快一会儿。孩子们则直接从打谷场上光着屁股跳到水里，如果水太凉，就按照大人的做法，用手抄一些水在胸膛上拍一拍，然后慢慢蹲到水里。大汪里的水来自四面八方，而且也是女人洗衣服里的地方，灌溉菜园的地方，所以，是富营养化的。不过，平常的日子里，看起来还不是特别浑浊。大雨过后，就非常脏了。老百姓是不考虑水的脏或净的，孩子们更是把这儿当成他们的避暑胜地了。大人在水里泡洗一会儿，搓搓身上的泥灰，就上岸，坐在或躺在凉席上谈天说地了。孩子们则尽情在水里游泳、潜水、追逐、打闹，直到家长反复喊叫才恋恋不舍地上岸。我很小就跟着二哥在水里玩，学着踩水、潜水（我们叫气猛）、跳水、狗刨或仰泳（漂南仰）。最爽的是较大的男孩的游戏――几个男孩站在岸上，双手举过头顶，合在一起，闭上嘴，吸住气，喊一声“一、二”，翻个跟头，头向下，跃进水里，看谁潜的远。技能高的，借助惯性，能潜的很远，到达脚跟不能够到底的地方；技能差的，就只能在离岸不远的地方，甚至会呛水。当然，挨调皮男孩的欺负，喝脏兮兮的汪水，被汪水呛得咳嗽，被汪底的石块划破脚，是常常发生的事。但是，有二哥保护我，我还是不怕的。这样，不知不觉，我就学会了游泳。经常在不洁净的水里戏耍，脏水常常灌进耳朵里，耳膜发炎就常常发生（我们叫做生耳底子）。治疗的方法是烙煎饼时把碗扣在鏊子上，过一会儿，拿起被热气熏蒸过的碗，盖在耳门上，捂一会儿。常被大汪的脏水灌进嘴里，也会引起肚子胀，肚子痛。溺水也会偶然发生的。&&&&我们一般不在大汪的西岸玩，因为那边路窄，路西侧还有一条长满芦苇的深沟。有一年，大汪的南部种了一些莲藕，我们晚上时而会悄悄游到那儿，忍着被藕茎刺划的疼痛，潜到水底，用脚“崴藕”。有时候，“崴”到一块白嫩的藕瓜，在汪水里洗一下就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