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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房子的房本上能加名字吗比如房本上是父亲的名字把儿子的名字加上去 能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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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is ok我的地主爷爷
在我和哥哥们都进入中年，开始有了下一代，有了对下一代的爱，期待和梦想以后，我们开始对爷爷,那个穷山沟的大地主当年背着粮食送儿子上学的苦心有了理解，然后开始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寻找那位于我来说非常陌生,我们全家差不多忽略了他近半个世纪的爷爷。开始为爷爷，爸爸生命中的劫而悲哀，而思索，然后为自己的生命而感激。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深切体会到了社会政治，社会变迁对个人人生的影响，开始懂得了珍惜，感恩，知道了原谅对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
儿时的我对爷爷，甚至爷爷这个概念都很陌生,几近忽略，因为我们家避讳爷爷这个词。有了侄子，侄女和女儿以后，我感受过了上辈的爱是一种怎样的滋味，我开始体会到了爷爷曾经从生命的延续中获得过的那份骄傲,开始为爷爷生命中被儿子们的抛弃而心酸。突然间我明白了当年爷爷在握着哥哥们小手时的笑容为何在那么严峻的岁月都能给妈妈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对爷爷意味着生与死的粮食，对爸爸意味着荣与辱的政治在我生命的中期已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候我和父母都能放下了政治包袱,有机会在爸爸的晚年将他老人家从青年时期起即埋葬至深的关于爷爷的故事挖掘了出来:我追溯到了爷爷生命的沧桑,悲苦,爸爸生命中的惆怅,隐忍..
回顾的过程中父母竭尽全力地帮助我，在我集中采访他们的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在翘盼中等待我的采访电话，如果我在电话中告诉爸爸某天要采访他时，妈妈会在一旁屛着呼吸期盼着她的安排。我们把对从前的回忆命名得非常职业化，叫采访。我的老父母在我们相约的采访时间总是很兴奋地坐好等我，采访时他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我总会很严肃地告诫他们不要抢着发言，一个一个来，然后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来，带着一脸的诚慌诚恐看着我。我对抢话的爸爸说，按规则办事，”妈发言时不允许你插话”。到了妈插爸爸的话时，我会用一个休止的手势，同时小声叮嘱她“住口”，她老人家会嘎然而止。
流连往昔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对于爸妈家这样有沉重的过去，有生命的代价，有良心的欠缺的历史，我们回忆的溪流中时时会涌上悲苍和心酸的漩涡，看着八十多岁的爸爸凝噎难语，看着七十多岁的妈妈泪水长流，我的内心一阵阵悸动，一阵阵抽泣
………我常常胆怯，暗问自己是否还要继续下去，但最终我发现我对家庭历史的追溯对老年的父母来说，是一种对生命的纪念，为他们暮年的生活泛起了一簇闪光的涟漪。
&大洋彼岸的毕业典礼
那一年大哥在美国纽约举行一场小型小提琴个人演奏会，二哥在美国北方一个重镇名城当选为当地华人工商联合会秘书长,我在美国东部的一所学校博士毕业。那一年我们那执拗的,屡屡拒绝赴美访儿女的爸爸主动要求赴美参加我的毕业典礼.那年冬季我的博士学位颁发仪式在美国东部Ithca城举行。其实我对参加这个毕业典礼本没有太大的热情，不就是穿一穿借来的学位礼服和带穗的博士帽，走上台领个学位证书?那本证书在会后第二天也好去办公室拿的。可是没想到我那固执的爸爸对我这个仪式非常看重，他执意要我们给他办理赴美签证。他执意要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并执意要我买下博士袍和博士帽这些在美国通常是租用的东西……
爸爸对我说,他青年期在大学最崇拜的一位老师是美国留学的，他说过这位先生的学识和人格都堪称杰出,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他,自从看到这位先生的一袭黑色博士服时,他说他自己的世界都改变了。那黑色的博士袍和俏皮的博士帽将他带入到了一个离他在深山中小私塾里完全不同的一个学识世界，他从此就将博学与大洋彼岸联系了起来，但那时的他从未敢奢想自己会会和留学有关系，自己的子女会有机会留学，有机会穿上那件让他一辈子都有迷恋情节的一袭黑色博士服。
在圣诞节两天，我们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听爸爸的话,我买了黑色古典的博士袍，买了顶蓝金镶边的博士帽。那天气温降到了零下8度，漫天的飞雪，地冻天寒,怎么也说服不下,爸爸执意要去downtown那个车子开不进去，需要徒步在风雪中走十几分钟的地方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圣诞前到处张灯结彩，温馨的圣诞音乐飘扬,弥漫在冷空气中,北风刺骨地吹着.由于步行一段,我们很担心爸爸在严寒中能否耐住，他却雄纠纠地走在队伍中，不要人搀扶。
晶莹剔透的雪花在五光十色的圣诞彩灯中漫舞着，橱窗中或酒店前真人大小的圣诞老人披着雪，摇着铃铛在向行人们致意着节日的问候。我们往一个酒店里走时，爸爸停下来站在那个雪花已挂满了眉梢的圣诞老人前，眼中闪现出一股扑簌和游离.我轻轻地对爸爸说：“爸，你可以和他握手致意的。”
爸爸说这个红装披雪的圣诞老人让他想起了我爷爷。”只是你爷爷从来也没有披挂过这样浓艳的盛装,他一辈子都穿着家庭纺制的粗布衣衫,灰土灰土的.”
爸爸告诉我1939年他的家乡下了几十年没有的鹅毛大雪，有一天大雪纷飞时,爷爷抗着六十斤玉米来到他就读的县城学校给他送粮食.爷爷翻过了四个岭,徒步走了七十里才走到了爸爸就读的学校.因为用粮交学费的日子到了。那时每个人都一样穷，学校也是很穷的，如果换学费的玉米接不上茬，学校真的要有人饿饭。
爷爷一身银白，放下麻袋时，全身上下都冒着热气，就好像一个到处漏气的烟囱。爸爸说爷爷到学校后和他坐在四处透风的宿舍喝了一茶缸水，吃了两个馒头,然后他们在四面透风的学生宿舍里脚对脚的挤在一块床板上睡了一宿，第二天黎明时爷爷就又起身上路回家了。
“1957年冬天由于我对革命和政治生命的追求，也是在这样的冰天雪地，我和你爷爷断绝了父子关系,将他驱赶出了我们的生活。”爸爸还说爷爷也是在风雪交加的日子里辞世的，入土时用一张破席裹着,没有仪式,甚至坟碑上也没有姓名,只有风雪……所以很多年来看见大雪纷飞，他都会想起爷爷。
我惊诧,爸爸竟然用如此平淡而直截了当的陈述启封了我们多年的禁忌.老人家对我说：“爷爷见过你的两个哥哥，就是没见过你，所以我坐在你的毕业仪式上就是想将爷爷领上，给爷爷指哪个是他的孙女。你爷爷一辈子对读书有一种超乎平常的虔诚和执着。我想在这样的雪天你爷爷应该能够穿越时空看到他的孙女戴上了这么神气的博士帽的样子。”
“爷爷,”我在心中呼唤,”你终于拨开了重重屏障走进了我的生活之中.”
那一年美国纽约州Ithaca城的雪特别多，雪花飘舞时爸爸很喜欢出去走，我搀扶着老人,漫步在飞雪中,彷佛走在记忆里，心和爸爸贴得很近。我们最喜欢沿着Ithaca的Main
Street（主街）向前细步漫游,仰看看康奈儿大学,那个绵延在山上的大学校园跟随我们向前走.那时候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康奈儿大学的北校区，那里有很深的山涧，山涧上有石桥，吊桥，桥下有溪，溪边有树，溪中流水，水上时时有漂浮的树叶，叶子上片片积雪在潺潺流水中好似装饰的花朵。爸爸说这里的一切都容易让他想起老家的山山水水；其实我老家的山和康奈儿校城的山全然不同,我后来细细想来,终于悟出,爸爸是在另一个半球上暂时脱离了他从前的生存地点以后图腾出来了一种意念.也是这样游离出来的意念支持着他打开了他大半生都在避讳的对爷爷的记忆.
那一年,我们在雪中漫游时永远的的话题都是我们从来都回避的爷爷，那个飞雪狂舞的冬天,爷爷的灵魂在我们的心里荡漾了起来。那时候,爸爸时常会突然对我说“要是我也能像你这样也搀扶着爷爷走过记忆就好了.”
“要是爷爷也能到这儿看看就好了.”
”要是你爷爷知道他的孙女都可以在美国读书而且拿到了博士就好了.”……（爸爸说爷爷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他也让我的几个姑姑跟着爸爸学念三字经，如果有条件的话，在他的年代爷爷兴许还会送姑姑们读书的）。爸爸说在爷爷的生命中他还不知道世界上有美国，有博士，爸爸说如果他知道了，他会理解得很快，也会支持我远渡重洋来学习的。在对后代读书的问题上爷爷是很非常开明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山沟里生存的他就坚定不易，并且坚持不懈地用血汗换来的粮食送他的儿子们读书。
那一年冬天爸爸的感慨很多，他说我从小到大，上学从没让爸妈费心过，“我也从来没有像你爷爷那样给你积攒粮食，送粮食供你上学，可是你们还是积攒了打工的钱，自己不舍得花，带父母去华盛顿看白宫，去纽约看自由女神像。爸爸理解你们的好心。”
看着雪花，我觉得爸爸就是对着天在说:”我就是没来及感激你爷爷。”……
那一年冬天在多雪的大洋彼岸的纽约州,我的博士帽和雪花揭开了爸爸尘封的对爷爷的记忆。
那一年我和爸爸对我们家一直冰封的爷爷和我不曾了解的事件像对待历史一样，进行了一次回顾。
爷爷这个词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非常抽象,和”地主”等同.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城市孩子虽然没有见过地主,但在阶级特别鲜明的时代,地主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是臭名昭著的.它就是&半夜鸡叫&中,夜半起来装鸡叫,唤起长工三更就开始劳作,压榨长工的的周剥皮,就是&白毛女&里在雪花飘飘的年关逼死穷人杨白牢的富人黄世仁,就是建水牢,设酷刑,极尽残忍剥削和压迫的遗臭万年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于是我痛恨地主之极.
那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家有爷爷,有的甚至和爷爷感情很融洽时,我会一时忘记阶级仇忍不住想想自己的爷爷.我问妈妈”我的爷爷在哪里?”妈妈说”他死了”.
”可是别人的爷爷怎么都在?”
”那我死去的爷爷长的什么样子?”
”别人的爷爷死了还挂有照片,我爷爷的呢?”
”他是怎么死的?他为什么死了?”,每次当我喋喋不休地提出这一系列问题时,妈妈会像没听见一样,非常从容地忽视我而去做别的事.如果我不识时务一定要坚持到底时,妈妈会用一种令我想到要闭嘴的严肃眼光看看我,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那个眼色所代表的实际内涵，但我会马上打住,本能告诉我这件事最好不要多问。
对于死去了的爷爷我也没有任何感情，只知道人死了就是没有了,见不到了.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会觉察出我们家在触及到爷爷这个概念时的一种噤若寒蝉,在我的少年,青年乃至成年以后,爸爸都从没有跟我提到过爷爷，他的爸爸。我是在偶然的机会点点滴滴地知道了爷爷的一点事,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共产党的监狱关押过.爸爸甚至不称他的父亲为爸,爹,或大大,他偶尔和妈妈提及到爷爷时也称他为”陕北人”(爷爷在陕北的监狱服刑).后来我还知道爸爸和爷爷断绝了父子关系.在以阶级和成份作为评断和划分人类的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我臆想了这样的结论:我爸爸闭口不谈爷爷一定是因为他对地主阶级的憎恨.他称爷爷为陕北人也是为了记住他的罪行……..
幼年时我根本不知道死亡中会蕴涵着的种种悲苦和酸辛,也不懂阶级的爱与憎,生死的阴阳界竞也难以割舍血缘的关连。大人们的恩恩怨怨与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于是一段时期的猜测后我在心里慢慢地将爷爷和爷爷这个概念都抛弃了.
以后无论生活中有腥风血雨或者春风洋溢,无论社会怎样地动荡,变化,轮回:废除学校教育,上山下乡,学工学军,恢复高考,出国留学,甚至地主的概念如何演变,如何被人们重新认识,我那个陌生的爷爷都始终飘忽在我的生命之外.
可是在这个异国的小城中，在这个爷爷生前绝对不会想象到的外国大学的结业典礼上,我像学习历史一样地开始了解爸爸的出处和爷爷用肩挑粮食助他上学,念书的事实.爷爷从一个很抽象的词汇变成了一个血肉之躯,然后电影慢镜头似的缓缓进入了我的生活.于是我知道了我爸爸那坚如磐石的古文和历史功底原来是我那个朴素的，勤俭的，生于大山，葬于大山的爷爷给他打下的，爷爷穿着麻鞋,挑着扁担,翻山越岭步行近百里给爸爸送粮食供他念书,日日月月,岁岁年年,坚持了十七年.而为了儿子付出了汗水心血的爷爷却在他的有生之年被培养出的大学生儿子因为他是地主,因为儿子要革命而抛弃了。
爸爸挣扎了多年终于选择出对爷爷这样的一种忏悔和纪念的方式.
大山的儿子
爷爷的爸爸应该是个喜欢知识的人，因为他仅有的两个儿子就一个叫学生，一个叫书生。学生就是我爷爷.爸爸第一次给我介绍爷爷的这个名字时，三十五岁了的我的眼前闪现出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洒洒扬扬年轻人的形象,那是一个志气飞扬的爷爷,虎虎有生机的。
这个学生1898年出生在商县林子坪龙家湾。商县在陕西省南部秦岭山中，林子坪在商县以东70多华里的山里，龙家湾就在林子坪北三华里的一个山湾中。解放前那里属洛南县窄口保管辖。解放后重新划分区域，归商县林子坪区管理，商县在满清时代叫商州，一州管着四个县，民国时改为商县，后来陕西省划分为十个行政区，每区设有行政监察专员。当时为陕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就设在商县。现在为商洛地区。
龙家湾在县城的东北，距城七十华里。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解放前不通邮，有人外出，写了家信，就存放在临近的店家，店家看见有临村的人出外时让带回.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很少有山里人外出，所以那时一封信走半年，走一年是很平常的事。有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其地消息闭塞到何种程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鬼子全面侵略我国,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国发动全民抗日战争,这可谓妇孺皆知的事件，然而在我家乡,这事1938年爸爸到县城上学了才始而得知，不出门的山里人什么时候知晓就说不清了。
二叔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父亲是从距龙家湾百十里路的州川王山逃荒到这个现在叫做林子坪龙家湾的地方的。他最初到这里时这儿没有人烟，爷爷的爷爷的父亲不知看上了此地的什么，留下来在此扎了根.这个地方地势是一个湾道，湾中四季绕山流水,故后来的人以此地所住大户龙家的姓命名了此地为龙家湾。
纵然是在今天,水泥路已铺到了大山的腹地-我爷爷家三百米开外的地方,看着那弯曲娓转的大山和山路,我还是不明白我六辈以前的曾祖来到这里是怎样生存的，是驻树而巢,砍柴取暖，以树叶填肚，像我们周口店的祖先一样刀耕火种吗？在这个大山里，即便今天在茂密而起伏的林中已修了红砖灰瓦的两层简易小楼,错落间也还可以看到有些院前屋后架起的卫星天线，可村舍依然稀少,在几里以外没有人烟的地方,你很容易有回归了洪荒的感觉,那么我的先祖在百年以前是怎么驻足及繁衍的？这永远将是一个迷了。所幸的是他们演化下来了，那依然伫立在春夏秋冬中的七间瓦房和屋后山坡上高低突兀的龙家坟堆,就是六代生命在此地流传的见证.
当地还幸存的世纪老人说，爸爸的曾曾祖父当年买来了这个地区方圆几十里的第一头牛，开始让牛帮着人在山里的贫瘠土地上耕作.当爸爸的曾曾祖父买来的那头牛拖着手工制作的犁耕田犁地时，山民们为这一创举惊叹,唏嘘了很多日子。透过岁月的风烟我依稀看到了我祖上人的刀耕火种,粗衣避体和他们群情激动时那最原始的欢呼雀跃,彷佛半坡遗址中仰韶文化聚落中的一群……
在回乡的路上,看着连绵不断的山脉和闪现于其中,林木半遮半掩的的房屋，盘旋在永远也绕不尽的山道上,大嫂和爸爸开过这样的玩笑，“老爷子，咱们家的祖宗不会是土匪吧？为了逃命让人追着不停的跑,不然,谁有这么大的劲儿死往这山旮旯里钻？”
不论是逃荒，还是匪祸，显然我的曾曾祖落户在这里以后就开始了背天面地的创业,衍生起至今已7辈人的历史。
我爷爷出生在这个以他祖上的姓命名的山洼中,他二十二岁时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爸爸.然后每隔两年再生一个,一生育有三子四女。爸爸出生后三天时他的祖父就病逝了，我问爸爸有没有人说他是个丧星,出世就带走了老人.爸爸说,当时村里的人都觉得我曾祖父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他竟活到了看见自己孙子的时光.这个说法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深山中百姓的生命何其苦短.
曾祖父去世以后,22岁的爷爷惊痛未定就继承了祖上留下的三间土房和房前屋后的30亩土地,然后携着母亲，弟弟，还有自己的妻儿开始了他自己的人生。
爷爷和他的弟弟继承的30亩土地中,11亩是平地,19亩是坡地.有3亩平地因为是在涧后边,大雨来时总淹,基本上不能种东西.在山里只有平地上可以种麦子和包谷.爷爷很珍惜那几亩平地,他选择了一年两种,春种麦子,秋种包谷的方法来充分利用平地.但他也非常怜惜这块土地,所以每年在种麦子以前,他一定要先用牛拉犁犁地往返多次,这样可以使土地松动,也容易挑出地里的石头和杂质,然后下种,下种以后再用柳条编成的”抹儿”去抹地,将地抹平.柳条抹儿是山民发明,手工制做的,原料是六尺长的柳条,将很多长短相当的柳条平摊,然后用细条集捆,编织起来,两头用绳子栓起来,有牛的家庭用两头牛将柳条两端的绳子拉起,然后平行走动,为了更有效,有重量一些,通常柳条抹儿上需站一个人;没有牛的人家,两个人一人拉一边抹地,人手短缺时,抹儿上压一块石头.来年收割了麦子以后,爷爷的首要的龙务就是挑选出果实饱满的麦穗子留起来做来年的麦种子.
他热爱他的每一寸土地,晴天时,星星未退他就去爬起来摸到他家那贫瘠的土地里,捡石头,锄地,播种,施肥,挑着极却的水浇地,
即使对难以耕作的,别人放弃掉坡地他也给予了最大的关照，常年不间断地挎着筐在坡地里扳石头,捡石头，松土，期翌将那多石少土的土地变成多土少石适宜耕种的地.如果平地上一年两种,在收了麦子以后,他每天都要在田里不停地松土,刨土,晒土,用他的话说,”好好犒劳一下地”,”让地好好歇歇”,下包谷种时,他有时还会边耕地,边自言自语地说,”对不住你了,不歇,就叫你连着”拉磨”(干活的意思).
坡地高低凹凸不平,多石少水,又没有多少农具,所以包谷都长不出,只能种黄豆,豌豆,黑豆等豆类.爸爸说黑豆当作零食吃还有些滋味,可当把它煮熟当粮食吃时,就非常难以下咽.在他家里,黑豆,大部分都是拉到集上去卖的,但遇上不好的年景,也留下来当粮食吃.不好的年景差不多每年有半年的光景都要吃黑豆.黑豆还用来炸油,姑姑说黑豆轧出的油一烧热即黑烟滚滚,那一缕飞飘在空中的黑烟也是山里的一道风景.
当时家里除过土地外,还有三棵桃树，三棵杏树，十几颗柿子树和五颗核桃树。杏树收成总不好，收获的不多，爸爸将收获的杏拿到客店前卖过，铜板五十文一个。核桃和柿子树比较多产，每年到收获季节，有人来家里收购,可以换些零用钱.这些钱大部分都积攒下来为以后买地用。遇到年景不好，秋粮产量少时，家里要很长时间吃煮桃子，将桃核取出以后将桃肉和玉米糊糊一起煮;还吃柿子面做的馍,方法为将柿子晒干,在石磨上磨成粉,掺和着玉米面蒸馒头.爸爸说桃糊糊和柿子馍吃第一次时由于新鲜还觉得好吃,到后来想起来头都发麻.
当时爷爷家拥有的农具有:铁锨,锄,耙,柳条沫子(柳条编成的可以将土地抹平的工具),扁担,铁通,他最最珍贵的帮手就是两头牛,哆(大)黄和碎(小)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爸爸说爷爷对任何器具都格外珍惜,他甚至不舍得在坡地上用这些器具,怕石头将农具震坏了,所以大多时间他用短促的铁具蹲在地里做农活.
不论是旱或涝,对于没有任何抵挡能力的旧时农民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1931年遇上大涝，天降大雨数十天不停。开始几天爷爷每天都坚持戴着斗笠不顾风雨地去地里劳作，希望以自己的身体和虔诚来保住地里的草苗，可是他怎能抵抗天。老天爷疯了似的硬是把已经贫瘠的土地冲洗得一毛不拔。那一年玉米是颗粒无收，全家人接下来喝了一年的麸子汤。
爸爸对那个灾年有很深的印象,因为那时他已经是个九岁的少年了,虽然他还不大懂得大人们操持家的艰辛,但从旁人对他的态度上他能分辨出个生活的赤橙黄绿.这个地主家的大儿子过年时去外村的姑姑家给表弟送生日礼物，在那儿知道了龙家湾遭水淹的人都在背后指着爸爸唧唧楚楚地议论说“这娃完了，以后要靠门扇了（当地语，要饭吃）。”九岁的爸爸听了人们的议论惊惶失措，回到家扑到炕上就嚎啕大哭，小小的他对天灾丧粮也有如此恐惧的反应。三叔给我讲这个故事时说才五岁的他看到哥哥撕心裂肺的样子，吓得牵住妈妈的裤腿，藏在她的腿后，他说他哥哥那夸张和恐惧的哭声让他以为这位兄长即将死去。
可爷爷不会那么容易退缩和罢休,那场灾难雨刚停下来,他马上提着背笼到地里去捡石头.
面对自然的惩罚时,他没有回天之力,他也会歇斯底里,会狂暴地骂雨,暴跳着咒旱,他也会看着连绵不断的大雨而捶胸顿足,但雨停以后,和别的断肠人不一样的是他会本能地像射出去的剑一样地跑到地里去驱水,去扶苗,去做一切可做的补救.
我爷爷是一个穿着家纺粗布短褂,麻鞋的地主.粗布是奶奶在家自己织的,麻鞋是爷爷在雨天或农闲时做的.四季的日子,除却身上的棉衣以后就是单衣,没有过度的线衣,毛衣.棉裤和单裤都是大裹腰的,向来都是一裹然后用麻绳系住.爸爸记得爷爷一生有过一件长袍和一双布鞋,那是爷爷非常敬重的绅士的穿戴.
可这一袍,一鞋就好像家里的摆设一样,一年之中他仅在过年时穿一次:农历年初一到初三.即便是初一,初二,初三,只要家里亲戚一离开,他也马上就脱掉长衫.出门走亲戚时大部分时间也是将布鞋跨在肩上,到了人家门口才换上.就是为了省.
对于爷爷,爸爸的记忆中没有太多,太深的东西,因为爷爷在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种田耕地上,很少在家坐着.他一辈子都在种地,浇粪,收割,卖粮,买地,种地,保养地这个流程中活动.”早出晚归,不沾家”是爸爸对爷爷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他说我爷爷是个没有脱离过劳动的地主,这个事实,即是在他与1953年犯法被关进监狱的爷爷划清了界限,在文革中批判爷爷代表的地主阶级时爸爸都是坚持的.也因为这句话,爸爸这个在土改和社教运动中都表现的很积极的人被视为阶级界限不清,地主立场不变,后来连带着别的事被开除党籍清除出了革命队伍.这是后话.
我认为我爷爷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他做他土地的主,在他的土地上他也做自己的主.这个地主穷其一生都在用自己的手,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着.他也有过经商的经验,他曾攀缘在山崖上采集药草,然后背上它们徒步走三天去参加过民间药材大会;他还卖过自己种植的豆子,自家炸炼出的黑籽油,但是他始终明白土地是他的依托,所以他从掌管家业以后,就没有停止过耕地,修地,买地,租地.由于灾年不断,爷爷的整个生命中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地去尽情享受过地里的收成.集聚到他的中年时代,他自己已将家业扩大到了土地123亩,其中平地43亩,坡地80亩.1951年土改时被定为地主,至此土地被分,自家分到3亩3分,一亩平地,并被监管起来,定期接受贫下中农的评点,批评和教育.
爷爷的弟弟书生小他五岁,皮肤黑粗,身体结实精壮.书生爷一天书都没有念过,但让人吃惊的是他有满肚子的故事.他是个老好人，种田时很下功夫，但对家里的事从不做长远计议。不关心家庭”土地事业”的发展，爷爷总骂他是没心没肺，不计较将来。
书生爷和我爷爷一直都没有分家,所以小时候的爸爸常和书生爷住在一起，对他的记忆比较多。爸爸说书生爷好像个先生一样,一肚子都是精彩离奇的故事,童年的爸爸觉得他简直就是经纶满腹，每天晚上对着星星他都会给爸爸说天讲地。
有个关于“石鼓洞”的故事爸爸现在仍记忆犹新。那个故事也是以”从前有个”开始的，书生爷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个叫“石鼓洞”地方,那里生活很好，好吃的东西很多，有核桃，柿子，苞谷糖等等,而且都是敞开吃,可以往饱吃的.石鼓洞里还有荡游游，娃娃家坐在吊在树间的草绳编织的带带里可以荡得很高，荡到最高时，人会飞起来在天上游一会儿.在天上飞时，可以摸到云，云多时，娃娃还可以坐在云上歇一会儿。书生夜讲起这个故事时,总是有声有色的很有诱惑力,而且他每次还要说道,”那儿的女人也很多，都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梳着油头，戴着簪子。”天真的爸爸总是睁大好奇的眼睛问，“那,那里边的东西咱能吃？”
“当然能，那儿的啥都能吃，只要你进去。”
“那个地方有多远？”爸爸真是动了心。书生爷很有把握的说，“很远，要走三天。”
后来有一天晌午爸爸像每天一样满山遍野地喊“大大，回来吃饭了。”大大却一直不搭声，爸爸找了很远才找到了藏匿着的大大，“大大，你咋不应呢？我喊你喉咙都喊痒了。”大大一把拉住爸爸神秘地说“不要喊叫了，咱现在就出发去找石鼓洞。”然后他拉着还在迟疑着的爸爸就上路了，看着大大肩上抗的撅头，爸说“咋不把撅头放回去？”“笨熊，放回去人不是就知道咱走了。”后来书生爷就一路上都抗着撅头，“也好，这样还能防跑贼。”（逃荒，来土匪了就要逃跑）
他们翻了一座山，过了一个岭，然后又翻过一座山，再过一个岭。他们翻了很多座山，过了很多个岭。经过了西河，羊河，马河，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走了两天才摸到了洛南。那时的爸爸早已失去了对石鼓洞的好奇，劳顿的他晚上想家想得心慌，白天饿得发慌。
“咱回吧，不要找石鼓洞了。”七岁的爸爸开始打退堂鼓了.
“走了这么多路，就快到了，你现在松气？不想白吃柿子了，不想坐云了？”
“那你问一下别人石鼓洞到底在哪儿。”年幼的爸爸开始泄气了，怀疑了.
书生爷后来逢人就打问，可是好像谁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有热心人问“石鼓洞周围还有啥东西？”书生爷说“我也不知道。”看着大大一脸的迷惘，爸爸终于忍不住了，“那到是谁给你说的石鼓洞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几天的委屈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在赶路的途中,第一天他们巧遇到了在异地做工的乡党，在那里吃了，睡了。第二天在路过寨子里好心的人家过了，可是第三天，这个大大还有什么好招儿呢？他将眼睛盯到了爸爸的身上，书生爷知道在爸爸的衣服里，老早奶奶就给他缝了一块银元，那是防止逃荒用的（那时兵乱很多，说不来什么时候就会被卷进逃荒的队伍）。大大鼓励爸爸拿出了那一块银元，他们买了几个烧饼然后无奈地开始返程。
六天以后他们风尘仆仆地回到家时已是掌灯时节，老远看到家里昏黄的油灯时，爸爸就激动地跑起来，他大大一把扯住他
“悄着，跑啥呢,你以为立了功回来了?跑这么快，回去挨打呀。”
然后他们都蹑手蹑脚地探入门里，看到爸爸时，奶奶扑上来搂住他就泣不成声了。这时爷爷走进了院子,他沮丧地说“能跑到哪儿去呢？今天还寻不见。”奶奶赶快将爸爸拉住让他跪在爷爷脚下，爸爸不住的说“我错了，我错了。”
连气带吓的爷爷看着他的弟弟，从门后抽出一截木棍，抱着就朝书生爷奔去，他气恨交加，跑到书生爷跟前时，他举了举木棍,又将扔掉，一把揪起书生爷的衣领，“我今天就把你牺牲到这儿。”待到爷爷又听说书生爷还将一块银元也囊（赔）出去了以后，爷爷脱下麻鞋拿在手里，揪起书生爷开始猛打。然后他扔掉鞋，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他托着头不停地说,“真真是把人急死了，气死了。你这没出息的货，净想西洋镜，啥地方能不劳动就想伸手吃白食？啥地方能不劳动光享福？你真真把人气死了.”
惹事生非的书生爷从此后再也也没提及石鼓洞，过了两年村里的媒人给他说了临村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远近闻名的张家长女絮绒。然后爷爷就代父帮弟弟娶了亲.
张家的絮绒是远近闻名的美女，她身材高挑，皮肤很白净。爸爸说即便是现在絮绒也还不失为一个美女。她的头发永远都很好看地挽在后面，光光的，滑滑的。他们的婚事完全是两个家庭的结合，爷爷是方圆上有名的勤快人，家里也薄有粮田,房屋。张家也是富户,按理说这门亲事应该是成人之美,成两家之美,可是由于外形上书生爷和絮绒差别太大，嫁进龙家门后絮绒就一直很不开心，刚结婚时差不多每晚爸爸都能听到他们的打闹声，没出十天书生爷搬回铺盖又和爸爸同住。村里的人比喻起他们的婚姻时是这样说的“一苗白菜叫猪拱了。”爸爸到如今还清楚地记得乡里人给这个婚姻的形象化评价.
书生爷和一苗白菜在家里谁也不理谁，一个更比一个郁闷。婚后半年的光景，有一天书生爷出门未归，三天以后还不见回来,一个月以后还是不见任何音信.爷爷四处地找他的弟弟,在所有的亲戚家都找遍了,在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也打听遍了,就是没有书生爷的音信.书生爷就这样偶然地离开了家就再没有回来。他也许找到了自己的“石鼓洞”。
他出走半年以后他们的儿子龙青山出生了。这个胖小子的出生没有能给他的妈妈带来欢乐，爸爸的这个漂亮婶子在孩子半岁时还是悒郁而死。
爸爸记得这个婶子还是一个挺有情趣的，爱小孩的人。那一年为春节准备馒头，爸爸也凑在案前帮大人揉馒头，他怎么揉都揉不圆，后来漂亮婶子趁他妈妈转身，将自己揉的圆馒头放在爸爸手前，待奶奶转过身来时说，“看娃揉得馍多圆，多好看。”奶奶看了“爸爸柔的馒头”很高兴，摸摸爸爸的头说“我娃还真能行。”爸和他婶子都会意地笑了。
爸对他婶子的另一个记忆就是她家的人丁很兴旺。她死后接连多日，爷爷家的炕上每天都要坐七八个当地称做勒客（专门和爷爷谈葬礼事宜）的精壮男子，他们吵吵嚷嚷说爸的漂亮婶子一苗白菜是让龙家害死的。婶子的尸骨在家里摆放了十几天，尸首放在偏房正中的木板上，上面蒙了一条大布单,尸体旁吊挂了两道帐子。爷爷请了乡上很多有名望的人来调解，最后才达成协议将婶子厚葬,还要给娘家赔偿一亩平地。
为书生爷结婚爷爷卖了两亩地准备给女方家的礼钱和置办酒席，这次为了婶子的官司和厚葬，爷爷又卖了两亩地。家里摆了三天的酒席，房梁上挂满了白布方丈，爸爸这个成亲以后十天就再没有和丈夫同房的婶子在可怜鬼丈夫离家出走一年后,在自己儿子半岁时,被我爷爷全权代表给她穿戴了绸缎的寿衣，装在当地看来最讲究的柏木棺材里埋在了爸爸家的坟园里了。入殓时盖尸体的大布一揭，伏在尸体上的蚊子轰地一声漫天四散，爸爸记得婶婶的尸体恶臭无比，下葬时，抬棺材的人全给鼻子下抹了的酒，手上都拿着点燃的香，这样才不至被腐臭熏倒。
由于下葬时婶子的儿子仅有半岁，爸爸在这个葬礼上充当了孝子，他披麻戴孝跪在坟前看着一架子车的纸（纸钱）烧完，然后将烧纸的瓦罐摔了。爸爸说由于跪得太久，纸烧完以后，一站起来就天旋地转，腿脚不听使唤，摔倒在地。后来是由大人扶着，他将烧纸的瓦盆摔碎。
直至今日，山里家中的堂兄每年腊月三十在给祖上送灯时也还给“一苗白菜”的坟上点灯。这是我们家乡一种古老的风俗，从腊月三十晚上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每天晚上山民们会在坟上给先人点灯，让做古的先人也和活着的人一同过年。从前贫穷时人们点蜡烛，现在坟堆上都拉着电灯.
书生爷失踪后,我爷爷成了龙家的独香火,他承继了家里的所有田地后和土屋，还承继了他弟弟的儿子龙青山,那时他仅仅一岁。爷爷和龙青山一起一直过到他21岁结婚以后，才分了家。后来爸爸还陆续有了四个妹妹，两个弟弟。爷爷劳作的一生进入了高潮。
爸爸幼年的记忆中,爷爷好像一只兔子,总是跳着走路.经年不衰的过着救火员的日子.
凭着岁岁年年的奔波,辛劳,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后来爷爷在1942年时在离家10里路一个叫“东沟“的地方买下了15稻田，10亩坡地，后来又在爸爸舅舅家的东楞购下20亩平地,30亩坡地.一直发展到到1950年的123亩.爷爷的地大部分地是从临村人手上买的.一般都是某些人家遇到急事,家里有灾,或年景不好,收成不好时出让土地.
我爷爷为爸爸上学,奶奶害病,二叔上学,也典当过地,但典了以后他总是耿耿于怀,然后一定要在以后的日子里努力劳作再将它们赎回.
当时由于家里地多，劳力少，所以大部分地他都是请没地的人租种的。在我家乡租地种的人叫“佃户子”。打短工的叫月活,月活和佃户子在当时是由一些没地或少地的山民充当的.解放前爷爷有过三个佃户子，一个是海盈，一个叫王福进，另一家租种地时间短，现在已没有人记得他的姓名了。海盈和王富进都租种爷爷的地,年底缴一定量的租费(大多以粮食计量的).
当时地主和佃户子也是要写约(签合约)的,约书很简单,写明租种多少地,分清坡地,平地以及年底缴租金的数目.双方按指纹生效.海盈和王富进租爷爷的地长达十余年,在租种的过程中,他们也渐渐自己买地,他们与爷爷都保持了一直的友好关系，即使在爷爷被划为地主，遭到了社会和集体的歧视以后都没有改变。
王福进做了九年爷爷家的佃户子。福进老人和爷爷关系很好，据说福进老人手巧心细，所以爷爷将他自己在东沟买下的七亩稻田租给王福进种，每年年底向爷爷缴一定量的租子。1949冬季爷爷将三亩半地卖给了他家，土改时所有土地都由工作组重新分配,爷爷卖给他的地恰恰还分给了他。其实福进老人完全可以告诉工作组，这三亩半地是他刚刚从龙居恩手里买过来的，这样说，不但龙居恩要加罪，还要给他退回卖地的钱。但福进老人没有说，一直都没有对任何人讲。
土改时，家里有地就意味着嘴短了，说话没有分量了，爷爷这个当年在方圆上还有点影响力的人已开始变得灰溜溜的。可是福进老人却一直和爷爷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兄弟般的关系。福进老人的儿子王东海解放后在县粮食局工作，有一次三叔到那里办事，那时三叔已经是地主成份,但王东海还是拉住三叔问家里的三常五短,那一次王东海一再叮嘱三叔说，龙，王两家买卖土地的事永远都不能给任何人说，“龙叔当年卖给我们地也是为我家好，他给的价钱低得很。没有从我们身上赚钱。”他反复说：“龙叔（爷爷）是个好人，被处理的太冤。”
家里其余的地由爷爷和他的弟弟(书生爷死后就剩爷爷一人)，还有一个长年住在爷爷家的长工唐改成一同种。提起唐改成时爸爸亲切地唤他为改成伯,他说小时候他觉得改成伯就是他们家的一员，因为长年住在爷爷家，改成伯夫妇和爷爷家人住在一个房檐下,大家同吃一锅饭。爸爸说他小时候在家乡吃盐都是很稀奇的,因为盐很少,很贵,农民们觉得吃盐是一种奢侈.他记得家里常年就是窝酸菜,酸菜中只放很少的盐,嘴搀的爸爸总会趁大人不注意,用筷子尖头去盐罐里蘸一点盐,那滋味真是不一样.有时候他还会给改成伯也蘸一筷子头,因为改成伯常常在放工的时候给他带个鸟蛋什么的回来.
到年底时爷爷要和改成伯算帐，分给改成伯粮食,有时也给一些钱,然后他们再续来年的和约。爸爸说爷爷和改成伯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从不拖欠工钱，改成伯也从没有因为家里少盐的酸菜抱怨，没有口角，每年续约很顺利。除了一个长工,农忙时家里也雇短工帮忙收麦子，下种等。
我爸爸平生第一次吃肉由于不习惯呕吐了出来,多年来这个故事都是我们兄妹调侃爸爸的笑料.采访时爸爸告诉我那人生的首次吃肉经验就是在爷爷的佃户子海盈家经过的.海盈因为有三个儿子,劳力比较多,也都勤奋,所以他租种爷爷的十亩地收成都挺不错.有一年过年,他请爷爷去续约时,准备了”丰盛”的晚饭,所谓丰盛就是有肉.我爷爷比较节省,而且敬神,所以全家不吃肉.
那时爸爸六岁多,他说对那天的记忆就是坐在海盈伯家饭桌前的长条凳上,他不停地咽着口水,因为锅里溢出的味道实在太诱人,是他从没有闻到过的,一种很浓烈的香,是猪肉熬萝卜.菜上桌以后,他用馒头蘸着菜汤吃就很香,海盈伯摸摸爸的头说,”娃,咋光蘸汤,来吃肉.”他夹给爸爸他一块带皮的肉,爸爸很珍惜的样子,小心地把它放在嘴里,轻咬一下,再咬一下,怎么还有弹力?他再使劲咬时,咬出了油,然后他觉得一阵恶心,将一块肉吐了出来.
小时候我觉得地主和长工,短工是决然对立的两个阶级,他们的利益是相矛盾的,是你死我活的.可是爸爸家这些平铺直叙的老事和旧人却让我不断地感觉到我那个地主爷爷和佃户子好像兄弟一样,他们的利益中好像没有冲突,我觉得他们都希望着对方好,因为对方好了自己也就好了,利益是连带的.
我奶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她祖籍山西,祖上是晋商.我外曾祖父那代由山西迁移到秦岭山中.爸爸说他的老卫家(外婆家)非常富有,是山里百姓的一个特例.
他的几个舅舅都是穿长衫,布鞋,线袜的乡绅,不像爷爷那样,总穿家庭纺制的粗布短褂.爸爸的大舅是当时方圆百里有名的药房老板,他同时还开有茶庄和寿衣店.二舅,四舅分别是地方民团的营长和团长.1985年我陪爸爸在故宫看钟表时,爸爸给我说过,他舅舅家当年也有过类似的钟,他记事以后第一次去舅舅家串亲戚时,曾被那个墙上挂着的报时钟表的叮咚声吓得哭出声来,然后这个墙上挂着的玻璃家伙就成了他儿时去舅舅家的一个念相,他会坐在钟表下面,一小时一小时的等,就是为了听那一声整点报时.那是他童年时的音乐.爸爸说他终生都不会忘却那会会走的钟表发出的美妙声音,那是他童年记忆中山里生活的一个传奇.
奶奶虽然出生于旺门,但嫁给爷爷后她就是龙家湾的女人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由于交通不便,家庭劳什子多,所以她一年只回一次娘家.终年都和爷爷在龙家湾里纺织,做饭,养育子女.
爸爸对老卫家的记忆就是逢年节时去走亲戚,饱食一顿,有一个阶段他还在大舅家住过一段,因为当时他家在的乡没有私塾,所以爷爷送他去大舅家上私塾.
爷爷虽然不能给富家出身的奶奶提供绸衣,布鞋,脂粉,水烟,但在我们乡中,他也给奶奶提供了当时富家女人应有的待遇:即从不进田种地.奶奶在家里就是带孩子,织粗布,缝衣服.
爷爷和奶奶的脾气都很倔犟.姑姑们说爷爷和奶奶在家中时常吵架,吵起来谁也不让谁,事态严重时偶尔爷还大打出手.有一次打的很了,奶奶竟豁出了命,尝试上吊.看到吊在悬梁上的奶奶时,爸爸惊慌失措地跑去坡地,对着月光下仍在耕作的爷爷他发出了毛骨悚叫声”我妈上吊了.”
然后他看到爷爷立即仍下了手里的锄,好像剑弹出弓了一样奔回家里.
爸爸说,现在他理解了爷爷奶奶的打架,山里的日子那么苦,孩子又多,他们多半是苦日子过得心太累.
奶奶是爷爷四十岁时去世的,据说她体质很弱,多年都吃汤药.奶奶是在度过了无数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夜晚以后,在爷爷不断帮她扑簌胸口时咽气的.
那个夜里，站立在奶奶的棺材前，爷爷双泪常流。二叔说.对着死去的奶奶刚强的爷爷泣涕涟涟是爸爸,他和姑姑们记得的唯一一次爷爷掉泪.所以爷爷的这个形象在他们的脑海里镌刻了一般，磨灭不了.
不知旧时代,山里的男人怎样表达爱情,我想爷爷应该是一个爱妻子的男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崇山峻岭的秦岭山里,不论富贵贫贱,老百姓都很少穿布鞋,布袜,大多数人终生都只穿麻鞋,草鞋.即便是冬天也穿麻鞋,不同的是冬天在脚上加一些裹布,讲究人穿用布做的袜筒,没有脚形的.爸爸说他十八岁之前很少穿过布鞋,布鞋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奢侈,装饰.麻鞋才是他的鞋.
山里的麻鞋很特殊,因为制作它的原料很特殊.
那是一种用竹子一样的植物编成的鞋。在山里走路，鞋要很结实.麻鞋是山里的特产,要花很大力气做，所以和一般意义的衲鞋完全不同,在山区做这种鞋是男人的活计.我爷爷白天在田里劳苦的做,夜里的油灯下或是雨季农闲时,还要给全家人做麻鞋.爸爸说他和全家大小在18岁以前几乎一直穿的都是爷爷编的鞋。
麻鞋的原料是一种周身秃光，树顶有叶的青竹。青竹砍下后，要放在河里用石头压住浸泡差
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青色变黑了时才可以捞出，这个过程叫沤麻。捞出后剥下皮，再梳理皮，然后将皮拧成绳，绳有粗有细，粗绳用来做鞋底，细绳用来做鞋褥子，鞋面，更细的用来做线将鞋底和鞋帮缝起来，细线还可以织麻布。由于衲得很紧密,所以用绳子做成的鞋底，鞋帮和鞋面都非常坚硬，所以必须用锥子锥才能将线引入。
锥鞋是个很吃苦的体力活，有时侯,一锥子扎下去线引不出来，爷爷拉绳子的时候常常要用上全身的劲儿，他要将脚蹬在一面墙上或一棵大树上顶实了，引绳时身子要向另一个方向伸拉，那是整个身体的运动，拉一根纳鞋底的线绳时，常常身子要由直拉弯，再由弯拉直。为了鞋能多穿一段时间，爷爷扎鞋扎得很紧，二叔说小的时候他们的鞋常常把脚磨得血肉模糊，到现在还留有伤痕。
我爷爷还自制扁担.山里用的扁担有两种.一种是水担,专用来挑水,担粪.另一种是扁担,用于挑柴.他们的主要原料都是竹板,一截两米长的竹子从中间劈开,然后将一个扇面用烂布活麻绳缠住,这就成了扁担的主干,肩挑的部分.在竹板两头用烧火的铁棍儿钻两个孔,然后在孔中穿两条铁丝,铁丝下握成弯勾形,这个勾子就可以勾起水桶,粪笼等,这是水担.
挑柴时用的是扁担,扁担的竹片两头是削尖的,挑柴时,将柴捆成捆,然后用竹片的两个尖头插进,挑起.,
由于坡地陡滑(石头地为多),在山里给坡地施肥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大部分的山民不上坡浇水施肥,可我爷爷从挑扁担中发现了惯性原理,挑肥上山时他借着扁担上下摇摆的惯性在挑子上摆时顺着上扬的劲儿往坡上迈步.
那年冬天在美国东部我们常常看到当地居民屋外堆起的切削的整整齐齐的一捆捆尺寸相同的木料,我对思忖着的爸爸说,这是富人们为感恩节,圣诞节准备的壁炉燃料.其实美国的家庭中都有暖气设备,烧木材是一种怀旧的表现,是一种心情.我告诉爸爸这是富人的一种奢侈的表现,因为那切削得很整齐的木头是相当贵的.爸爸笑了,然后他神色久远地说,”当年在我们家乡,冬天院子里堆起的木材堆也是一种富裕的象征.”
郁郁葱葱的大山中,没电少水,北风呼呼叫时,疏散在沟涧中的土坯房外,堆积的柴跺该是多么殷实和温暖的一种表现!
爸爸说在山里柴之所以是财富是因为它长在只有地的人家里,那些没有地的人家需要到很远的山间去砍树取柴.有些懒汉在寒冬腊月宁蜷缩在北风中也不愿上山砍柴.我爷爷总是背着石笼,肩着自制的扁担在坡上涧下,差不多每天从地里回家时都会在地旁沟上捡几根或一抱柴草带回.他自己有地,可平时他不舍得在附近的地里捡柴,他总是将附近的柴留于紧急的时候用.农闲时他会还徒步走到更远的山上,在那里捡柴,砍柴,然后把柴枝子捆好,少了用扁担的一头轧起,多了则两头轧上背回.然后在院子里他把柴垒的高高的,他还将烧炕的柴,燃火的柴根据功能和强度一一分类堆好.每次抗着柴捆回家,把柴堆放好时他都有收获了的感觉,一脸的满载而归和殷殷实实.
爷爷发展他的家业时,家里的牛是他唯一的先进生产力.爸爸说爷爷对家里的两头牛宠爱有加.晚上顶着月亮牵着牛从地里回家时,为了让累了一天的牛不那么辛苦,爷爷总是走得很慢,好像领着他们散步一样,还常在路边停下来(有些坡地距家要10里以上))让牛歇歇脚.爸爸记得那时辰的爷爷很温和,他时常还会缕一缕老牛身上的毛,对着它说些只有他们彼此可以理解的语言.
爷爷给家里的两头黄牛都起了很怜爱的名字“哆黄(大黄)，碎黄（小黄）”。
爸爸说放牛在他的记忆中是一段带有诗意的时光。哆黄和碎黄都据说都非常懂事，见到自家人来拉时，打开门它们就会往出走，但遇到生人，它们会站立不动，牟叫。爸爸九，十岁时，常常领着牛到山坡上去吃草。放牛时他常常不是拿著书看，就是爬到别人家的核桃树上偷核桃。有一次核桃正吃得热闹，突然回头看到牛已闯进了邻居家的苞谷田，瞬间的功夫，那块田地好像鬼剃头了一样已经有双人床那么大块的苞谷杆被牛吃完。爸疯了似的跑到牛跟前，用放牛棍使劲赶牛，他说他吓坏了,一边大声哭一边骂牛,打牛,牵牛……那天拉着牛回到家时，邻居已闹到了家里，爷爷在不迭地赔了不是后沉重地拿碗出来给邻居量玉米赔人家，然后就是劈头盖脸地骂爸爸。挨了骂的爸爸又跑去牛圈对着牛一顿发泄，他一边将赶牛棍在地上敲得噔噔响,一边叱责牛.他骂牛的时候牛一直低着头，眼睛抬都不抬，知错认错的样子,很温顺,很懂事。这时爷爷来了，他站在爸爸后面说，“牛有啥错呢？它又不知道包谷值多钱，看见能吃的，好吃的，它能不吃？”然后爷爷上前去摸摸哆黄的头，抚慰似的说“以后再包(别)贪嘴了,你贪几口吃的,咱要犁多少趟子地才能打下那么哆(大)七老碗玉米?”
爸爸谈起旧事时眼睛总是看着远处,一种沉湎于其中的神态.他还说哆黄,碎黄是会认路的，爷爷曾十分骄傲地给爸爸说牛每次回家走岔道时都会准确地走进回家的那条道。一个月亮闪闪的夜晚，爸和爷爷牵着牛回家，他们让牛走在自己前面，到了岔路口时，牛走上回家的路，爸爸上前去拉住哆黄将他往另一个方面引导，可是聪明的哆黄和碎黄却坚持着不误入歧途，犄角硬是往回家路上的方向猛抵着。这情景让他们爷俩会意地看看,嘻笑起来，那种山坡上月光下的美好记忆到如今还令爸爸神往。
“月亮光光，把牛拉到梁上，梁上没草，把牛拉到沟脑（沟里面），沟脑响雷，把牛吆上快回。”爷爷在起伏跌宕的山坡上教给爸爸的放牛山歌至今仍回响在爸爸的记忆中,也时时起伏在我的脑海中.我那个陌生地主爷爷的影子好像电影的远背景似的渐入渐近,我甚至可以看到他那沟壑纵横脸上灿烂的笑容.我想如果不是为田地所绕,我爷爷一定会是一个浪漫的诗人.
爸爸说”你爷爷对牛的爱,不只停留在如此浪漫的情节上,他怜爱牛还非常现实.”二叔说牛在家里除了犁地，还常常拉着石磨子碾玉米榛子。因为一般磨玉米的活路都在晚上放工以后进行，所以爷爷每次都会叫二叔,三叔或者他本人去给牛搭个帮手，“去，给哆黄搭个手，她也累了一天了。”叔叔说在他们的小院里，当年常常可以看到爷爷和牛并肩拉磨时那由月亮光反射到土地上的剪影。在省城上学后，有一次爸爸和同学们吃了省城的名吃“牛肉泡馍”，被爷爷知道后，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出息了，还吃上牛肉了!牛成天给人拽地，你就不心疼它?吃牛肉到嘴里你还觉得香？你真是造孽了。”这时爸爸才明白为什么村里每次杀了病牛分肉时爷爷总说他吃素的原因。
解放前的山区没有评理的机构.村上邻里有了纠纷大多是依靠乡里有身份地位的乡绅来协调的.乡绅阶层是依靠着财富,善行和成就,凭着百姓人群的信服而形成的一个中国农村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它起着一级政府的作用,为农民说话,维护农民利益,悯老恤幼,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
我爷爷枉叫了学生这个名字.因为他父亲多病，家里又少劳力，所以爷爷只读了很短的私塾,可是聪颖,勤奋的他竟然将那所学的一点东西还都用在了实践中，在日常生活中,它会写书(写契约),还能读简单的诉状.人又很公道,于是在村里，他成了乡党们眼中的一个”说事”(评理的人)。村上的人常来找他来论事，爷爷平时的劳动日程安排得都很满,好像从来都没有闲余时间,但对于每每登门来求公道的人,他也从来都不袖手旁观,而且还要坚持管到底.
爷爷对门住着一个小名叫“驴”的邻居，他家因欠了一家大地主的帐，到期没法还，大地主的管家在腊月三十闯到驴家要帐.开始时还比较文明，可说了一会后双方大打出手，要帐的三个人然后拖走了驴，将他拖到河边用石头打，驴边跑边喊“居恩哥，居恩哥，帮忙！”，爷爷后来跑出去，跟着揪拉驴的人一起走了二十多里地，走到那个地主的家里，给驴说情，然后自己做担保，这样驴才在三十晚上被放回来。后来驴实在还不起借的债，爷爷还替他还了一些。从那以后爷爷的口碑很好，爸爸说他们的记忆中家里经常来人求爷爷给说理,连有些乡党夫妻打架也经常打到爷爷的门前，等着他给说事。
几乎不认识阿拉伯数字他竟然还会算帐，当然那是很简单的手算.当时爷爷家里有个破烂的算盘,虽然算盘珠子都不全,但算帐时爷爷总会煞有介事的将算盘摆在旁边.其实他是用算盘当手指,就那么一个一个的加.但他那不超过现在小学生二年级的算术水平在当时的山中却是一个奇迹,于是这点本事让他在方圆地面上比较有威信,成了半个先生,屡屡被选为征粮时的负责人.
解放前他当过乡里的甲长，是乡长委龙的。（乡长，保长，甲长），国民党时代每年征粮时，爷作为他们乡的甲长要对村里的贫富人进行排列,定出派粮的计划。他是一个比较公正的人，所以连续多年都被乡亲们选龙此职。收粮时他也是兢兢业业的，有时短斤少两他还自己贴赔。解放初期，被县里有名望的人士封为“绅士”.
对老天爷我爷爷更存有一份虔诚。他一辈子只有过的一件粗布长袍和一双布鞋,爷爷仅在每年腊月二十三和正月初一送,迎灶神爷的时候穿，爸爸说他穿上布鞋走路都变的小心翼翼的,祭祀活动完毕以后他马上就脱掉又珍藏起来。
传说中诸神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要回天宫向玉皇大帝报告此年人间发生的诸事。因此这一日，民间间的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供品敬拜诸神，并烧纸钱以便提供诸神返回天宫的旅费。爸爸记得很清楚,
家里灶神旁有付对联叫“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是爷爷请乡里的读书人写的。每年腊月二十三,家里都要准备很多贡饭,在我的穷家乡,百姓四季常喝玉米糊汤,但在这个时日,爷爷,奶奶每年都要给众神献枣山（给祖先蒸的像山一样的枣馍,麦面做的.
五个硕大的枣馍叠放，三个放在底，一个反放在第二层，两个放最上面，正放）.爷爷总是恭恭敬敬地给灶神爷献饭,烧表,上香,叩头.他对每年正月初一迎灶爷更为重视，在大年前很久,就买好香和表,大年初一黎明即起,装扮周正以后,他会在灶神前长时间的跪拜。最有意思的是爷爷还要求爸爸和二叔凌晨即起,对着灶神朗朗念书，他说,神也爱会读书的娃娃,神来年回天宫时一定会给玉皇大帝提起这一家会念书的娃娃.由于起床太早，睡眼惺忪的爸爸和叔叔迷迷糊糊，出声不高，爷爷会骂他们,“死熊娃，咋念书？声音跑哪儿去了？
生在大山中的爷爷从不偷懒，勤耕细作，但他也向往好的日子，期望拥有更多的土地，希望能做一个有脸面的乡绅，所以在努力的同时，和千年来的世代古人一样期盼顺应天地，上天会给他带来好运。爷爷还是青年的时候,家乡流行说,祖坟的方位,风水可以为后人改换门庭.所以他曾数次请风水先生来看家里的祖坟.风水先生穿着长衣,戴着栓在耳朵上的两个园眼镜片,手拿罗盘,非常专业的样子.他左右上下地摆弄罗盘,看了很久后会有一番理论.爷爷尊崇风水先生之言,曾迁过他祖父的坟两次,一次是从沟地里迁到平地上,第二此又从平地上迁到山坡上.后来又一方风水先生说,祖坟的风水是三代传,那就意味着迁祖父坟,他得益.可是他觉得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改变门庭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就再请风水先生来指导,迁了他父亲的坟,照这样的算法,有望改换门庭就落在了我爸爸一代人身上.给我讲这个故事时,爸爸说我爷爷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他既信风水,天命,又不全信天命,他觉得天命只有与自身努力与学习结合了才能为天命.所以迁他父亲的坟时,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让后代好好念书.
爸爸,二叔,三叔周岁时都进行过抓阄预测未来的仪式,
爸爸是老大，他抓了书；二叔抓了算盘；三叔抓了鞭子。宿命的爷爷于是毫不犹豫地送爸爸念书，幻想和培养二叔当家里的掌门人，三叔从小在家娇惯，送去上学，他懒于读书，穷于读书，于是迷信的爷爷更加认定这是天不降大龙于幼子,也没有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后来三叔就变得只会砍柴，割草，种地，然后守着那个日渐穷下来的家穷了一辈子。二叔当年受爸爸的影响，挣脱了爷爷对他人生的安排，后来出山赴学.他说爷爷是因为知道即便是二儿子呆在家也守不住他的家业时，对二叔放了手，然后二叔出来投奔了爸爸。
朴素的爷爷一辈子信过,做过很多事,但对于后代读书的热情可谓无以复加.在上世纪初的秦岭山中,即便是很有钱的地主，财东也没有几个送孩子念书.在那个山中的湾里,爷爷可谓独领风骚.
爷爷平生最敬重的人是爸爸的大舅，大舅是一个儒雅的商人，有知识,
很温和,特别爱念书,即使当上了方圆百里有名药房的大老板,也还是每天坚持看药书.爷将爸爸大舅的为人与业绩全归功于他的念书,于是这个勤劳的,知识微薄的老人从亲身事实中总结出要改换门面就要读书,“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对儿子读书开始了一种热忱的追求.
他惜地如命，可是他鄙视“猪娃子一窝，只知拱墙根”日子,所以为了儿子的读书他多次典当土地.爸爸懂事时知道家里共有平地20亩，坡地47,3余亩。瓦房七间，耕牛两头。为他上学，爷爷持续多年典当土地,他先后典出去过;平地9亩，稻田10亩。坡地3亩。爷爷“学生”很执拗，他自己半辈子操劳，没有条件读书，所以将光宗耀祖的理想加在了他的长子－我爸爸的头上。从此聪慧好学的爸爸开始知有古今，晓有世界。
爸爸从八岁开始读私塾,一读就是九年,然后两年高小,两年初中,两年高中,四年大学.爷爷在他五十九年的短暂生命中凭着在土地上的耕耘维持了他的长子长达十九年的求学.他生前只知道有县中学，省立学校，对北京只是一个概念，仅知道那儿是乾隆皇帝住过的地方.
爷爷坚持不懈地送爸爸念了十九年书；送二叔上了四年私塾，两年初中，两年高中，四年大学；三叔三年私塾。遇到不好的年景，我那惜地如命的爷爷典当土地换粮也不停止让爸爸他们读私塾，他是我们那儿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个不间断送儿子们念书的一个。然后凭着他的勤劳和努力在好的年景又将土地赎回。
在山里常年四季以一瓮酸菜，包谷糊汤度日的贫穷日子里，爷爷每年省出粮食供爸爸念书，而且不让爸爸做家务，节省时间让他好好温习。每年开学时，爷爷要将书桌用绳捆在背上,然后身子前弓着将桌子抗到私塾要开课的地方。
开学的那一天，他还要端上在当时看来非常奢侈的一盘炒菜和一小壶酒到学堂和别的学生家长们陪先生一起喝。在爸爸到县城上学以后爷爷每个月都要肩抗着60斤玉米徒步走70里路给爸送到学校，坚持四年之久。
在爸爸到省城上学以后，背粮食是再也行不通时。于是爷爷开始了几年粜（卖）玉米的生涯，他是用扁担挑着两个石笼将玉米送到集市上，有时是送到另一个山坳里需要玉米的人家,这一家人家如果有钱,爷爷可以换到钱,如果没有,他需要将玉米换成油,然后再等到一月一次的上集日时将油提到集市卖掉换钱.遇到突然需要钱的时候，爷爷还需将玉米挑到70里路以外的县城，每次粜玉米回来以后，爷爷的保留动作是,解开扎腰的绳子，从最贴身的衣服带子里拿出换来的钱，他总会将钱拿在手里掂量很长时间,算来算去，然后再将它们梳理平正压回到炕席底下的布包中。
兴许是因为要不断地为儿子们准备学费，这个现实的压力促使着我爷爷对致富的思考。他好像比其他农民多了些主意，知道了刀耕火种只能求生，难以致富。所以中年的他也有过“从商”的经历。
由于山高路险，没有交通，我家乡一直处于一种洪荒时代依山吃山，依水吃水的生存状态。
在那里人们终年食用的油都是用那个地方土地里可长出来的东西炸的：用蓖麻做蓖麻油，用核桃炼核桃油，用黄豆炸黄豆油，穷人家还用野药树上的药籽挤压药籽油。
在大山里没有多少机械器具的帮助，炸油就变成了一种艰难的活路。油的原料采集以后需要洗，泡，蒸，然后用稻草将蒸好的东西包起来，最难的是这要把稻草包中的固体挤压成液体这一关，核桃，蓖麻相对来说容易轧压，可是坚硬的黄豆和药籽对赤手空拳的山里老乡来说就难上加难，它需要巨大的力，是人的臂力，掌力，腰力和腿力单独完成不了的。
爷爷在自家炸油的艰难劳作中发现了一线“商机”，加上他儿子的陆续上学，学费的压力。所以1943年，他将自家的一间放粮食的厦子房腾出，办起了一个油坊。爷爷的油坊有60多平方米大，顶很高，油轧子是用很结实的木头做成的，那根木椽很粗，好像一根大象腿,爸爸说人伸展手臂也抱不住它。这根很重粗，很重的木椽被很粗的几根绳子捆绑着吊在房顶上，在房顶上还栓着一个滑轮，吊油轧的绳子从这里穿过，另一端固定在地上的一个大铁墩子上；油盘子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做的，雕凿的像一个大盘一样，直径与吊在空中的油轧子差不多一样，在油盘左下方刻有一个槽，槽有半米长，像一个灌水渠一样向下引去，槽的下端可以放一个容器接轧出来的油。
爷爷的油坊里雇有三人，两个人是控制油轧的，他们要像控制杠杆一样来掌控这个空中的庞然大物。他们的工作很松散,有生意时就在油坊做,没有人时就回到自家里做活儿,有时突然又生意来时,三叔会满村子跑着喊着,招呼油坊工回来榨油.
这个工作舫的收帐方式很灵活，有钱的给钱，没钱的可以留下一定量的油。据三叔讲，当年在油坊中对收费的谈判好像很简单也很和善，可以想象来，当年我爷爷油坊的商业过程一定是像山民的性格一样朴实而亲切的。
临村的乡党们就在那里将蒸好，包好以后的药籽拿来放在爷爷的油轧上来轧油。轧药籽油一般需要三个人，两个人从两个方向一起拉住绳子将那根吊在房顶的木椽慢慢放下，哼呦嗨呦地让那很沉重的木椽砸到下面的木槽里，另一个人拿一根木棍在槽子里不断地搅拌。这样来回几十次，药籽会被轧出黑油来。
我爷爷总是将挣来的钱，那怕是几分硬币都要收拾的好好地包进怀里的粗布包里，然后晚上再数一遍后又压进他炕席下面或板柜里。对没有钱付炸油费而留下的核桃或蓖麻油，爷爷会集一定量以后挑去集上卖了。姑姑说当年为了给爸爸换钱送到省城上学用，爷爷将平时家里食用的蓖麻油和核桃油都积攒下来到集市卖钱，多年中家人一直吃药籽油，家中的伙房那滚滚的黑烟就再也没有停止过。（药籽油烧热以后会冒出漆黑的烟）
我爷爷就这样经营着他的家,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之初,家有田地123亩,房子七间,7个儿女,两个儿子一个大学毕业了,在省城有了体面的工作,吃了官饭,一个大学在读,两个女儿也嫁到了临村,小儿子也准备娶亲.
我爷爷的形象渐渐地丰满起来,我知道除了在家里勤恳劳作以外，爷爷也一直恪守着一个百姓应尽的社会责任，他年年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组织征粮，纳粮，日日月月在履行着一个普通臣民对社会的责任，希望做乱世中的一介良民。他信奉自己的付出，面对着土地，从不偷懒。他也朴实地依照不做亏心事的原则做事,做人，他性格中还有一种彷佛养育着他的大山一样的执拗，顽强地抵抗着来自外界对他的不公。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兵灾匪祸不断;抗日战争时期，到处拉兵，鸡犬不宁;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势力割据，家乡为游击区，今天八路在，明晚国民党军队来，加上保安团，自卫队的趁火打劫，可谓民不聊生。所以在他有限生命中，特别是从45年到49年国共势力割据时，爷爷也为他的子孙们留下了他执拗一面的记忆。
1946年初春,土八路在林子坪地区炸死了几个国民党.这个事件像捅了马蜂窝一样震惊了国民党,他的一支小主力气急败坏地杀回林子坪,将那里大部分精壮男子都抓了起来。爷爷闻讯逃到了另一个山头，但进过辗转他也未能幸免被抓。国民党兵是从树杈里把他抓住的，他当时躲避的原因很简单，他就是不愿被误抓走几天，让田里的农活荒废。但是他躲避的行为不啻为火上加油，他们将他绑起来，用简陋的刺刀威逼着他。当时围观的百姓很多。国民党士兵对爷爷有过这样的审问，“哪个村的？”“龙家湾的。”“炸了我们人没？”“没有。”“没有炸为什么逃跑？”“怕你们抓?”“你就没炸人为什么怕抓？”“每一次闹事，我都被抓。所以事情一来，我就跑。”士兵们点着围观的人指着爷爷，“谁认得这个人？他是不是龙家湾的?”围观的人有认识爷爷的，可谁也不敢出声。爷爷看着人群，走到一个乡党跟前，
“根友，说话呀，你不认得我？”
根友最终还是没开口，于是国民党士兵又拿来绳子要将爷爷捆起来吊在树上，可是试了几次都吊不起来，后来天暗下来了。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
1946年冬,国民党反攻倒算，爷爷被作为可疑分子抓去，捆绑住拉往县城。在去监狱的路上，路过一处药铺，药铺掌柜的名叫“礼貌”，是爷爷的朋友，爷爷站在前后端抢解押他的国民党士兵队伍中高喊“礼貌，礼貌，去给我屋里人传个话，说我叫拉走了。”求救中也气宇喧昂的。
在县城上学的二叔得到家里的消息，去牢里给爷爷送蒸馍，他说当时铁栏门后伸出的手多得数不过来，他只能大声叫喊“龙居恩，龙居恩”，爷爷有幸挤过来接上了二叔送的玉米面馒头。后来二叔在县里找人，家里交上一石二麦子后爷爷被释放。爷爷释放不久，八路军又夺回了阵地，进驻了县城。他们释放了所有被国民党关押的犯人。得知这一消息，爷爷一脸痛惜,不无后悔的说“要是咱耐心地等半个月，这一石二麦就不用交了。”他一辈子最关切，最爱惜的就是粮食，为了粮食他宁愿自己受苦，坐大牢都在所不惜，但命运仿佛专门跟他开玩笑，他死前有一段饥肠辘辘,梦寐以求想喝一碗麦面面汤，竞没有能喝上。1947年洛南县镇南乡征收爷爷挑款小麦5斗（每斗30斤，挑款为正常苛捐杂税之外，挑选富户承担的搜刮名目）。当地的最大富户王作舟因在保公处有势力所以不在挑款之列；另一大富梁作理因儿子在乡公所干事，也没有在挑款之列。整个一个保里（当时一个管辖范围的称谓）只有爷爷家要出“挑款”，为反抗不公，爷爷抗交“挑款”。他以往在国民党筹粮时总是积极的，可是这次他觉得太不公平。他拒绝交“挑款”，而且还直接跑到乡工所提出了质问“为啥麦都挑在我的头上?这样不公平？”
乡工所在王作舟，梁作理的唆使下派了乡丁十多人，荷枪实弹准备捉拿爷爷问罪。爷爷在乡丁的追击下选择了逃跑，翻了两架山跑了几十里路以外，方得脱险。爷爷侥幸地认为锁了家门,跑了当家的,他这次就可以幸免,后谁知道,国民党乡丁没有抓到人，便气急败坏的抢走了爷爷家的东西，抄家封门。家门被封了十天,在十天中爷爷每晚都回家跳进窗户进家看看,其实家里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后来感到已没有人再重视封门事件了,他才将家人领回,扯了封条回到了家.
1949年5月洛南解放了。8月间，洛南县景村区不知根据什么要爷爷交公粮5石（每石10斗，每斗30斤）。在正常年景下，每年收小麦不及3石。这5石公粮即使九口人家闭口不食，也实在凑不出来。
1949年10月间，景村区区长带领武装人员及挑夫20余人，前来龙家湾抄家。侯全富是那次抢劫的总指挥.
他带着手下的人破门而入，抢走了小麦两石，衣物，家具，甚至连做饭用的锅碗都拿走了。抄家人员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也趁这个机会为自己捞外快，除衣物外，连书籍也不放过,都装进了私人腰包。外面围观的乡党，也跟着将丢落在地上的遗物哄捡一空。”
对着哄抢的人们,爷爷像一头气急的公牛,他说”我给公家说说过了,我一年也打不出他们要捐的粮食.你们这样抢粮,还叫人活不?”
说着他操起扁担,除去两头的绳子,举起来一付要拼了命的架势,可他势单力薄,力量悬殊太大,他的抗争和勇武在这个时候之于大队人马只起到了一种挑衅的作用,让这些公家的人怒火中烧,更加虎视眈眈.他们竟然对家里的瓶瓶罐罐开始乱砸.
二叔说,在奶奶和几个邻居的奋力拦挡下,爷爷一头困兽一样头发直立,眼睛喷火,心脏里发出一种山洪爆发似的闷响.
抄抢完毕，两条有“洛南县景南村区人民政府“大印的白纸封条十字交叉的贴到龙家的大门上,为此爷爷带着全家逃到爸爸外婆家躲了几天。躲避的几天他每天晚上都要潜回家来看看.过了几天看到没人再来骚扰，他将封条拆了，将家人全接回来。同时爷爷多次去县里告状。
1950年2月，区政府捎话让爷爷去领东西，他高兴地翻越了几座山岭，走了五十里路，最后只背回来了一口生了锈的煮饭大锅。
爷爷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家瞬间就被洗劫一空，连吃饭的碗都被抢了,没抢走的也碎了.在那个与世隔绝,基本上没有贸易的山沟里,他们后来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我一直追问着二叔和三叔（那时爸爸在省城里念书）爷爷当时的样子。二叔说每天傍晚收工以后爷爷对着空荡荡的家会像剪影一样坐在门槛上,一直坐到夜里，他一语不发了几天。二叔从前一直想步爸爸后尘去省城念书，爷爷一直不同意，他半迷信地将二叔周岁时的抓阄抓上算盘预测为二叔长大后会成为一个能操持家的帐房先生。可是在家里被洗劫一空后的一个晚上爷爷问二叔，“你看你在家还能将这个家守住不？”二叔说“守啥呀？家里还有啥能守？”二叔沉默了很长时间，接着又说,“你在家都守不住，谁在家又能守住呢？”
“书都被抢走了，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不被抄了。”
爷爷不语很久,然后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干脆地说“那你上学去吧。”
这就是我爷爷,一个挑着担子,掮着粮食不断地在高高低低的山坳里奔波的普通农民.
2000年冬天携爸爸我第一次回到了在大山里的老家。峰峦跌宕,雾霭晨霞,山道弯弯,
公路沿山而修，绵延,淳朴,秀丽。在绵延不断,人烟稀少,郁郁葱葱的山道上走啊走,然后还要走很久以后才能到达我爸爸出生的村子－商洛山中的林子坪龙家湾。
其实从前我经过过这条公路，路过过那个从主干道进山里的“溪峪沟”.记得以前有一次路过这里时,
爸爸指着那条通到山拗的土路告诉我从这里进去再走40里就到老家龙家湾了,我漠然没有接茬.
以前我从没经意过这里的这条路，那时我的心里只有我的外婆家，我们兄妹三人都是在外婆的抚养下长大的。爸爸家在我幼时的印象中就是山里不断的来人(以三叔为首的),来人说话时总是唧唧喳喳，懂起来很费劲,他们来我家不断地要钱,要东西,要帮助.冷冰冰的记忆中，每次爸爸家来人都要抗走我家的一床被子,一件大衣或一个包袱，在贫困的六十年代这无疑就是一场灾难。
那时我甚至仇视爸爸的这个家，不知我对家乡那种很冷漠的表情给爸爸带去过怎样的影响，现在我才开始思索,甚至后悔。进龙家湾的湾口时我挽上了爸爸的胳膊。
爸爸好像揣摩到了我的心理，他说，“三叔其实是这个家庭里最大的牺牲者，他是三个男孩中最小的，由于两个哥哥都读书，到他时家里一点钱都挤不出了，而且当时奶奶又病故，所以他被迫放弃了上学，回家种田,供我和你二叔继续上学。后来爷爷出事后他又是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的唯一的儿子，那时他的媳妇都恨不得跟他决裂，由于爷爷的罪行，三叔的儿子也都不能上学,受尽了歧视,欺侮。山里的生活很苦，所以多数情况下三叔也是没有办法。”我捏捏爸爸的手指，这是我和爸爸多年来默许的一种理解的表达。
记得差不多我上小学时，家里常常来一些老家村里来城里看病的亲戚，同乡，他们无一例外地义愤填膺地讲给爸爸听三叔虐待爷爷的事，爸爸总是默默听着，我那时根本不知道爷爷的意义，所以对这些对话也是一种漠视。可有一天晚上我听见妈妈对爸爸说，“老三有点太不像话，他也不能这样对亲爸爸呀。”爸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的说“我还不如他呢。”他们的谈话没有再继续，妈妈也再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后来三叔多次来家里要东西，要钱，有时还要吵架，爸爸有时气得眼睛都发红了，可就是总和三叔断绝不了关系。多年来我都很不理解爸爸对这个三叔为何如此纵容。
车在山路上辗转前行，爸爸不停地讲述他每次回乡的感受.爸爸告诉我上世纪40年代初他进省城上学时,从家出发要徒步走四天才能达到省城；50年代他从省城回家一次要换两辆车，下车后还要再徒步走70里路，需花差不多两天时间；1983年开放以后他二十多年后再次回乡，汽车在在山路上颠簸了八个多小时(是单位借的车)，哥哥说补充说,那时因为路面不好,凹凸不平,他们坐在车上，人好像炒锅里的蚕豆一样颠来蹦去。
1983年那次车子刚开进村子，全村人都围了上来，小孩子们的嘴里呼叫着“钢铁皮”在满村子奔走相告。那时侯，山沟里的变化还是不大，依然没电没自来水，村里虽已推行了联产承包责龙制，但由于缺乏劳动工具，缺水无电，自己种粮，也只能吃个半饥。爸爸在围观的人群中吃惊地看到了小时候一起玩，一起上过私塾的朋友“老芋头”。他一身黑粗布衣，手里拿着镰刀，看着爸爸从车上下来，怯生生地上前来摸爸爸的中山装，然后不无感慨地说“我那时要是把书接着念下去，现在也就是你这个样子了。”
2000年以后山沟的变化就大了，有了自来水，有了电，然后有了电视，电话。村里的中年人开始陆续都出大山，散布在各地的劳务市场上，三叔的儿子也随着社会的大潮在外挖油井，孙子也已经在外上学了。
我们这次回乡,车子已经可以开到了离爸爸出生的那个房子只有500米的地方,而且村里还有了每天一班到县城的小面包车。汽车绵延在山道时，我遐想不断，时时恍惚进入了古原始森林,在山坳中,大部分树都叶落枝秃,展示着冬的肃穆与冷清,唯有山坡上大片的”怊树”(当地人称呼,学名榛子树)上还都叶枝丰满.那已干枯了但还挺立在树枝上的圆圆的叶片好似蓄存了千年的黄金,已朦朦有雾色,却依然辉映着昔日的堂皇,晓风徐来,那满山遍野的黄金片在风中起舞,
”哗哗 哗哗”我耳旁响起了遥远又清晰的细语,”哗哗
哗哗”…….在山道上盘旋,最让我惊讶的是看到掩藏在林木中架起的时时可见的小卫星“朝天锅”,它引领我回归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中。
村子里四散而稀疏的人群对汽车已不如当年哥哥回乡时的稀奇，那时村里人看见汽车仿佛看到了外星人一般。如今村民们只对陌生人留意，因为山外来人依然是山里人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品。我们刚下车就被人群自然地尾随了，他们好像经过培训的队伍很适宜地跟随着我们，我们行走他们行走，我们停下看景，他们也适时地停下四下张望。
我爷爷的家在山坳里一个土坡上,离一条石子公路差不多有1000米,连接石子路和爷爷的土房子的是一条田间小土路,田里种有冬小麦.这个家没有院墙，九间房散显为三群,三叔的三间老房子紧靠后面的山岚,为正房,左面是二儿子的三间洒子房，右面是大儿子的三间。房屋群中的最左面是猪圈，里面有一头硕大无比,慈祥可爱的猪，这头叫“老虎”的妈妈猪已经在这个家里劳作了十七年了，见到爸爸好像认识一样，迎着刺眼的阳光执拗地看着我们，哼呀哈的,一脸的微笑。房群的最右边是土厕所,有一个茅坑,是砖垒的,后边接着粪池。
三叔房子的后边是一个小山包，很陡，爷爷就被埋在那里，爷爷的身后是连绵不断的群山。
这就是我爷爷的家。爸爸指着三叔现在住的房子告诉我说，他就出生在那里。他说现在院里的结构还是爷爷生前的样子,没有太多的变化.我想到了百年以前,还想到了爸爸的少年,甚至爷爷的童年…….对于农村生活我一点也不陌生，可是初站在爷爷的家园时我有一种在古迹上遨游的感觉。在这个绿树掩映的贫瘠的院落，我的思绪中总浮起生命的厚重与轻薄之念。
这就是我爷爷的家园.爸爸说三叔所承继的这个家和二十年多年前比有了天壤之别，可走进房内,沿着四壁看到的除了土墙，还是土墙，与房顶衔接的地方偶尔还能看到一线天。炕依然是这个土屋的主体，虽然孩子都大了，都分家过了，可当年爷爷,奶奶养爸爸他们六个小孩和三叔养他的五个孩子的土炕还历史见证人一般地伫立在那里。闲置的炕上放满了箩筐，箩筐里有荷叶，有玉米，有萝卜……
三叔睡的炕上堆着已看不出颜色的被褥，就那么一团簇拥着，枕头是用大豆填充在手工粗纺布中缝制的，同样是看不出颜色。所幸的是他的那个比爷爷还老的板柜上放着一台彩色电视机和电话机，在给我提醒着时代。爸爸感慨地说，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给这个穷山沟带来的现代科技气息。
土屋中，最为奢侈，耀眼的东西就是墙上挂满的镜框，镜框里的照片上很少有他们自己的，全是我们这些在山外工作的亲戚的。那些我们都已记不清的照片却昭然地挂在这个离现代很远的山中土屋中。这些照片什么时候被他们拿回，我们全然不知。这些与他们可以说毫无相关的东西却成了他们存活的唯一精神食粮,
也是一个他们的穷日子与现代，与都市，与国际接轨的地方，唯有那个地方散发着现代的活的气息。“这是我伯家在外面的人”是他们常常向来访者夸耀的重复话语。
伙房是三叔房子对面的一个小茅草棚,6,7平方米,里面有一个的锅台,锅台两空眼,上面放两口大黑锅,黑锅上盖着两个木头锅盖,是木头块拼成的,用铁丝栓在一起,已看不出木头的本色,油腻,漆黑,想必也有世纪之长.当地大部分人家依然是拉风箱烧火,主要还是用柴.伙房的另一面是一个硕大的木案板架在水泥台上,爸爸说他小时候案板是架在石头上的,水泥台无疑是一个进步.案板,同样失去了本色,但木头依然结实.山民家里的案板有着多重的功用:擀面,切菜,放置碗筷和一切厨房的东西.那上面有切了一半的葱头,有没有吃掉的蒜瓣,还有胡萝卜头……案头放着一个黑白花的搪瓷盆,走近看时,才发现盆子的本色为白,只是磕碰不断,所以变成了黑白相间,它一定也上了年纪.搪瓷盆里放着目下城市已经见不着了的破烂的搪瓷碗,很粗笨,很长的木筷子,也间杂着几只还比较接近现代生活的印花瓷盘.擀面棍横在墙上,由钉在墙上的两个钉子架着,这个杰作让我想起了北方城市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家;罩虑(漏勺),大的汤勺和锅铲都分别挂在墙上的两个大钉子上.还有一个大网眼筛子扣在案板上,翻开看了看,下面是一碗剩饭.
在老家每天我都坚持吃我家乡的粗茶淡饭,腌自家窝的酸菜,炒自家典的豆腐,蒸自家种的粗麦面蒸馍,煮自家磨出的红豆玉米糊汤(玉米榛熬的稠粥).
在屋门都大敞着,冷风肆意吹进的堂屋里,我和堂兄们围坐在小方桌前,我竭力模仿着山里人吃糊汤的样子:端着粗瓷老碗,好像吃米饭一样,用筷子很熟埝地夹起上面铺着的酸菜,咸萝卜的粘稠糊汤.望着不远处的山峦和院子里挺立在寒冬中的老树枯枝,我嗅到了我爷爷身上的土味和柴烟味……
“这就是爷爷的家?当年这山沟里的大地主?”
三叔说,”你爷在世时,家里很少吃到这么稠的糊汤.平时也没有豆腐,只吃酸菜,而且连盐甚至都很少用.”
山里的日子一直就很苦,即使是大地主家,终年也是酸菜,玉米糊糊,麦面包谷面两搅馍;爸爸记得小时候他们家永远都是四季一瓮酸菜，包谷糊汤,.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只有过年的那天家里可以割一斤肉,吃到麦面和玉米面两搅馍,烩萝卜,豆腐汤菜.
“可是爷爷不是还有钱买土地吗?”我十分不解.
”爷爷的土地就是这么省吃简用,从勤俭和努力种地中省出来的,也是从嘴里省出来的.”
放眼我那在如今依然很简陋和贫穷的老家,我想象,半个多世纪前我的的地主爷爷的全部家应该不会比这再多，但这，在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就算是龙家湾唯一的首富,也因为这些家当爷爷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地主,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
我爷爷死后就埋在老屋后的山坡上。回乡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开始祭祀爷爷。老人家的坟是碎砖头垒起的,非常简陋,周围是用砖砌起的低墙,有半人高,中间一块石碑,碑上甚至没有写爷爷的名字,三叔说爷爷死时也算是畏罪,因为第二天要开斗地主大会的,他是地主中的黑典型.可是在先一天夜里爷爷好像准备结婚一样将他的后事平静地交待给了当年家里的佃户子海盈,然后他蜷曲在冷风肆起的茅草棚中睡下去就再没有醒来.
那天夜里,爷爷将老佃户海盈叫到家里,在四处透风的小茅屋里,对着那盏摇曳的蜡烛,我爷爷唠家常一样地对他说,”我死了,坟就划在房后的坡上.棺材土改时分给人家了,前些日子我拾(捡)了一张烂席，拽(藏)在堂屋的炕洞里，谁都不知道.我死了那张席能裹住我，阴间也冷的很，旧棉袄给我穿上,腰里的草绳一定要拿掉.(他的旧棉袄太破了,扣子掉光了,只能用草绳缠着.”他说身上带了绳子在阴间活动不自如，爷爷还叮咛说，一定要叫四个人来抬着他入坟地，”我罪大恶极,公家一定不叫白天埋,入殓放到天黑都可以，但就是叫四个人来抬,把我抬平些。来人世时是蜷着来的，走的时候要平正些。”他还对海盈说，“西边有厦房，如果四个人抬我，一定上不去坡，从东边上,坡看着陡,但还好上.”
那天晚上海盈并没有看出我爷爷精神和身体有什么异常,可是几小时以后，那个隆冬的黎明，海盈打开家里被急敲的门，看到飞雪中站着的三叔，他头上和嘴上都冒着热气，“我伯伯死了(山里将爸爸叫伯伯)”。海盈往爷爷家跑的路上，周身冷颤，这个居恩哥连死都能计划。
埋爷爷时海盈坚持让抬尸体的人从东边上去，果然抬上坡时很顺利，他亲眼盯着抬爷爷尸体的人，保证了这位老人身体入土时的平正。海盈老人说，爷爷死以前一定多次在这个坡上丈量过。想来爷爷对他的死亡一定是有所准备的，好像并没有惧怕.
海盈是爷爷解放前的一个佃户子，他租种爷爷家的地，和爷爷合作了十几年。在土改中每次被动员揭露地主的罪恶时，他总是说“没有我居恩哥家的地，解放前我也活不下去。”别人批判爷爷是剥削阶级,压榨穷人时，他还总能辩护说，”居恩哥人不坏,收成不好的年景，他还会减收我应该交的租子。”这个一辈子在田地中劳动的农人，在爷爷受管教时也还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对“罪恶不赦”的爷爷还通风报信。比如哪一天要批斗爷爷了，他会关照一下让爷爷做个思想准备。批斗回来后，他还会让他老婆在夜深时端一碗玉米来看看爷爷作为安慰。
海盈老人如今已经99岁了，村里人说他上辈子是积德了所以这辈子如此长寿。见到这位老人时，他靠墙坐在太阳下,脸上沟壑纵横，但看上去精神烁乐。他的后代们说，他已经常常会认不出自己的孙子，重孙，但对从前的事情似乎还有记忆。看到爸爸他没有多少表情，解释了半天他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提到龙居恩时，他脸上会出现时聚时散的关注。
爷爷在死前的夜里还跟他唠叨起小时候的事情，问他记得不记得小时候一起在树上摘柿子的事情，他笑着说,”那时侯咱把衣裳扎在裤子里，这样就可以拿衣裳当布袋，把摘下的硬柿子都放在里面，前胸后背都挤着柿子。”他顿了顿又说,”碎娃家咋就不知道难受，柿子咯在皮肉上不觉得疼,还觉得冰冰凉凉美得很。”说这话时爷爷甚至还笑出了眼泪.
“居恩哥还问我记不记得有一年缴租子时我做的手脚,我在石笼底下缝了一层粗布，粗布和笼底间放了些树枝和麦草（那时没有称，所以用石笼的尺寸计量重量。海盈老人用这样的办法想少放粮食，但爷爷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眼就看出了），我说‘记得.啥事都逃不出你的眼睛。我的诡计你一眼就识破了，’他又笑了。他说‘你就不会造怪（说谎话），所以你挑着那个缝了底的笼来时表情就不对，你倒麸子的时候不停地把笼往你怀里拉。”我俩都笑了。
海盈老人涣散的记忆中前后混乱地跳跃着我爷爷和他少年,青年时的”诡计”和趣事,他甚至时时还会呵呵的笑,孩子一般,可是提到爷爷的死，他总是重复着一句话”居恩哥对死都有计划”,海盈老人对我爷爷死前死后的记忆比较完整,谈话时可以看到他眼角裸露在阳光下的晶莹。
爷爷一辈子为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弟媳妇都准备过上好的柏树木棺材，他把他们都掩埋得体体面面，到他自己时,他被裹在自己捡的破席中走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只希望他老人家在捡破席，藏破席，在用脚步丈量他的入殓地时是相信阴间，是相信来世，相信今世之苦可换取来世之欢的。
对于爷爷的死,家里的所有人都没有太经意过,这个被政府关押过,仍在管制中的大地主活着的时候,好像一个包袱一样,他的死对于后代来说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解放.他死后没有仪式,没有碑志,甚至没有哭声,也没有纪念.爸爸和二叔甚至在他都入土了半个月以后才被告知,也就不了了之.爷爷是对世间的一切变得懵懂起来以后,在家人的抛弃下,走向死亡的.
风飘飘的,寒冷中有一种别样的凝重.这儿就是我那陌生爷爷的家.
给爷爷上坟的那天,黎明时就开始飘起雪花，九点钟时，地上，树上已是一片银装，北风呼呼地刮着。
爸爸，大哥，大嫂，我，三叔，还有几个堂兄一起来到了坟前。那所谓的坟就是一个小土包，土包后有两扇半人高的砖墙分别守候在那个秃碑的两旁.坟头长满了野草。因为知道我们要回来，家里的三叔准备了一长鞭炮和纸钱，土包上的两个搪瓷盘中分别放了水果和糖，再古老不过的祭饭。
望着爷爷，奶奶，曾祖的坟包，雪花中我依稀看到了我的先人们，在郁郁葱葱的山岚上，百年来静静地阅览着岁岁芳草的荣枯。
我们给爸爸准备了小木凳，可他执意要坐在坟前的一块石头上。他用手佛了佛上面的雪直愣愣地就坐了上去，而且是谁也拉不起来。随着堂兄们的跪礼，我也跪在了爷爷的坟前，在我准备叩头时，爸爸好像对天说话一样：“你孙女来给看你了，你从没见过她。我今天把她带来了。“鞭炮起时,我看到了爸爸眼角悄然滚下的泪水，像一个上世纪的老农人似的他揪着衣袖去摸他眼中的泪。这不是爸爸的动作，他一定是想起了爷爷,模仿着爷爷的做派,以此来让自己的心随着这个古老的动作回到他的童年，回到那些他和爷爷在这个家一起度过的年月。
我的泪水滴答滴答地随着爸的念叨而落，在雪地上泪水很快就融化出了一小片湿地.
我终于看到了爸爸和爷爷的那种独特的交流方式:那是坐在土坎上半自言自语状态的一种交流。我听到了许多年来爸爸对爷爷的一种呼唤。
像木头一样的三叔告诉我爷爷死的那一天天上就飘着这样的雪，望着纷纷扬扬的雪片我记起妈妈曾告诉过我爷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孙儿，我的两个哥哥的那天也是雪花飘舞。我突然明白了我那寡言少语的爸爸选择这个季节来给爷爷祭奠大概就是为了一种追悔和超度。
这一天，爸爸在爷爷坟前的那块冰石头上伴着风雪坐了半个多小时。他也已经是一个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了。
爷爷命运出现转折的时刻是1955年一个深秋的艳阳之日,村民们靠墙蹲着晒太阳,为了一块门前放的石版,爷爷和侄子青山发生了口角.但是事件的起因有着一个长久的积奠.
爷爷一生都很勤劳，他比邻里乡党聪明一些,更勤奋一些,所以在田地劳作以外,他尝试过参加在别的县组织的朝山和药材庙会，他将自己在山里采集的药材背上，翻山越岭地走400里地去寻找挣钱的机会;除了古老的自给自耕以外,他还尝试着种西瓜,卖西瓜;最后摸索着造起了自己的油坊.他一直勤勤恳恳,
他生活的愿望就是种地，买地，盖房……
新中国建立时他已拥有了百十亩土地,一院七间房子(三间正房,四间洒子房)和油坊。为此这个半辈子献身于土地的农民在土地改造革命中被划定为地主成分。从此这个让四邻乡亲敬仰已久的人开始厄运连身。
1951年冬季土改改革运动开始，这场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它是一场有领导的运动，分期分批地完成的，每期一般都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
在我爷爷的村里，土改运动中首先被团结和发动起来的人是昔日村里的光混汉和游手好闲导致衣不蔽体的二流子。这些基本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他们就轰轰烈烈地在四里八乡开始传播起似是而非的土改道理，放手煽动群众斗起来。爷爷家的常住帮户继成伯第一次被动员起来后，说“说啥呢？在居恩哥家做，虽然叫长工。但干的，吃的，年底分的跟他屋里人也差不多。也没啥剥削的。”可是后来继成伯家分到了土地以后，他就不再站出来为爷爷说话了。在一些大的批地主会上，他也总是躲躲藏藏。
我爷爷不像那些大地方有文化底蕴的地主和乡绅们，对时局对新政府有山雨欲来的洞察和准备，懵懵懂懂间他就被岁月推到了1951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更加茫然不知所措地被选为方圆几十里的地主分子，以万恶的剥削阶级的身份被推来搡去地批判，然后他还未及理解土改是什么，家里的土地123亩地就全被均分了，油坊被没收，充公。1952年春季土改运动结束时，爷爷的土地只剩下3亩3分，坡地和平地兼有。他的七间房也被分成了七份儿，除过已嫁出的大姑，家里其他人每人一间。两头牛大的一个也被分了出去，他家留了一只小的，甚至连他给自己准备的柏木棺材都被工作组率领的贫下中农抬到了别人家。
不仅如此，同时那个热爱劳动，将自己的田地看成孩子一样的老人还被工作组监督了起来，每月十五还要在工作组领导组织下接受一次群众对他劳动的评审。从此后人们的生活中开始有了阶级的概念，自然人群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开始了分化。
1951年以后，人们开始以阶级来划分和评价人。爷爷曾经帮过的人大多由于阶级的关系而背叛了他，甚至批判起他。他领着孙子给他指门前的一块地以前是咱家的，被邻居的一位小辈听到了，这个小辈从前有家庭风波时，总来找爷爷帮忙，可是那天他听到爷爷和小孙子的话时，他悄悄地去村里告了爷爷，当第二天工作队的人来和爷爷对证时，他站在了爷爷的面前，公开和爷爷代表的这个阶级划清了界限，然后就再没有和这个他以前尊重的前辈和好过。
51年底三叔婚礼上的变化可以说明阶级的分化.家乡当地的结婚风俗是迎亲时用两个轿，新郎和新娘各坐一个，据说这个风俗流传了百年。新郎去迎亲时坐一个，另外一个空的跟着,回来时空的载着新娘子。迎亲轿子是极其简朴的，都是村民们手工做的。轿子一般都是家用的方桌改造成的，当地将做轿子叫“扎轿”。过程是这样的，将方桌翻个个儿，然后在四个腿上用很粗的树股缠出四个大环，环上再串四根粗木棍，横的两根棍短，竖的两根长，前后共四个人抬轿。新郎和新娘的轿凳实际就是两个小板凳，轧好轿子后,在四个桌腿上蒙上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