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该不该退出经济？
中国经济的传统增长模式有着深厚的制度和历史基础，现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变，增长模式就不会有质的突破。许小年说：近些年，我国的改革停顿，没有效果甚至是出现倒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里面涉及了政府部门的利益，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但是改革要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就必然会损伤政府的利益，要改革，政府要不要退出经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你说，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讲，政府要不要退出经济？答案显然是不！上世纪的西方世界经济为什么会全面崩溃？就是因为太市场化了，没有政府的作用，太乱。这就像一个菜市场，没有城管和物价局的管理，那会是什么样？哄抬菜价，坑蒙拐骗，甚至强人霸市是在所难免的。那谁还敢出来消费？谁还敢出来做生意？大家的日子还怎么过？将这个菜市场放大一万倍，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市场和计划。要想让经济健康稳步的发展，就必须要有政府的监督和统一管理，所有的“商贩”和“消费者”都必须严格遵守“城管”和“物价局”制定的规则，不能强卖也不能强买。否则中国的经济就乱成一锅粥了。
再拿时下热门的楼市来说话吧，自09年以来，房价的翻番上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们80后这“尿不湿”的一代有几个能买得起房子？今年4月份国家政策调控下，楼市尚且还出现“量降价不降”甚至顶风上涨的趋势，假如这楼市没有这“国十条”来调控，那房价现在会涨成什么样？估计年薪二十万在青岛也买不起了。所以，政府是万万不能退出经济的。
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的，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两码事。同样处在经济危机里，西方金融体系已接近崩溃，而中国的呢？金融体系还是健康的，没有致命的危险。中国现在面临的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不平衡，这需要政府的调控方法和力度有所改变，而绝不是退出经济，任由市场自行调节。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符合我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国情的，所有的改革必须得在这个大框架和前提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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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救市退出政策有差距
　　发生金融危机,政府采取措施救市是非常必要的。从美国来看,政府的救助资金将在被救助机构渡过危机后逐渐收回;而中国的4万亿资金已经被长期占用,退出很难 中国论文网 /3/view-754357.htm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已近两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美国各大金融机构也在政府的救助下渡过了最困难时期。此时,大规模的救市措施要不要退出?用什么方式退出?何时退出?成了当下紧迫的问题。看看美国,刺激政策退出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已经有很多被救助的机构和企业在逐渐归还政府的救助资金,把救助资金还给政府,刺激政策也就退出了。但在中国,这件事就不那么容易了,刺激政策“退出”比当初“推出”更难。就这个问题,《新财经》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 　　 　　救助资金投向不同 　　 　　《新财经》: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救助金融机构,中国也出台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中美两国的救市措施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盛 洪:中美两国救市措施的相同之处,就是都采取了“半个凯恩斯主义”,即在经济衰退时实行了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在经济高涨时并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不同之处,是在法律程序上的区别,中国的救市政策是行政部门也就是国务院决定的。严格来讲,这么巨大的政府支出,国务院是没有权力决定的。但是,中国的法律又没有规定国务院不能作这样的决策。救市政策既然没有通过人大审议,很多东西就非常模糊,资金投到哪,投给谁,都是不透明的。 　　美国的救市政策是通过议会决定的,在程序上相对透明,8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是受到国会议员监督的。这样,从经济刺激政策的效率来看,美国的效率会比中国更高,因为美国把钱用到了更有效率的地方。 　　袁钢明:区别很大,美国政府主要救助的是金融机构,中国主要是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的危机是自己造成的。中国只有很少的金融机构买了很少的雷曼债券,所以,金融危机不应该发生在中国。但中国的救市措施也是成功的,因为我们没有像美国那样把钱投到了银行,而是把钱投到实质的经营中了。 　　金融危机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搞衍生品造成的,对美国来说是真正的金融危机。要解决这场危机,美国首先要解决金融机构的问题,美国政府通过国债投资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美国政府当初不用国家投资的方式,而是靠市场自己融资的办法来解决,这场危机是渡不过去的。所以,两个国家发生危机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能说谁好谁坏,两个国家做得都是成功的。 　　《新财经》:美国的不良资产援助计划(TARP)使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渡过了危机,如今,美国政府已经收回了被救助机构(比如花旗银行)的部分资金,并得到了一些股息。美国政府类似这样的救助措施,与中国的救助措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袁钢明:美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美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进行了“压力测试”,用最严格的条件来测试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问题。经过测试后,先对有毒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后对有毒资产进行“消毒”,给予被援助的金融机构一定的优惠利率补贴,发动民间金融机构参与。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金融机构不会去隐瞒坏账,尽量不去向国家要钱,机构也愿意自己解决问题。美国的这种做法,还没有哪个国家比它做得好,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了。 　　之前,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糟糕,日本从泡沫破灭以后始终在进行金融机构改革,结果越改革越糟糕,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采取了非常猛烈的措施,使金融机构发生震荡、倒闭,人们失去了信心。最后,日本政府才明白,对金融机构不能像对企业那样,说倒闭就倒闭。所以,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也有争论,有些人不同意把公共资金投入金融机构中。但是,金融机构毕竟有扩大连锁的影响,尽管美国国会对救助金融机构有反对意见,但最后还是突破很多阻力,筹措了大量国债资金,救助金融机构。尽管使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由此也表示了美国政府对处理金融危机的坚决态度,能分清形势的轻重缓急。 　　盛 洪:美国把大量资金注入到民营企业中,而且注入的这些资金,政府回收是有时间限制的,不是永久性的。美国政府只是在非常时期伸出援手帮一把,等危机过后这些企业和机构就会把钱还给政府。这种偿还其实也不是强制性的,由于美国人比较坚信产权制度,坚信私有制,他们的理念和传统促使他们有积极性来偿还政府的资金。美国人非常清楚,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不能成为永久性的行为。 　　但在中国,大量的钱涌进国企,尤其是央企。这种国有化是永久性的,与美国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中国的央企会变得越来越凶猛,因为它们除了不交租、不交利、少交税外,还获得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央企获得大量资金后,又没有去恰当地运用,甚至扰乱了楼市和股市。 　　 　　经济复苏的实质不同 　　 　　《新财经》: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会率先复苏?深层次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得当?还是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强大?还是其他原因? 　　盛 洪: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既不是中国救市措施得当,也不是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强大。是因为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没有完成。美国、欧洲、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80%~90%,中国只有50%;美国、欧洲、日本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完成了,而中国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会持续存在。中国每年的城市化率提高1.2%左右,这就意味着城市每年要增加2000万人口,这么多人进城,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相应的住宅和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这就需要数万亿的资金投入。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巨大投资需求,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一旦出现危机,也就是需求不足,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投资需求,这样,经济就掉不下去。所谓政府的执行力,政府的救市措施,都是辅助性的。 　　《新财经》:目前来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复苏程度如何? 　　盛 洪:中国经济基本复苏了,但中国的问题不是衰退,而是扩张过度,未来很有可能带来较大的通胀压力。中国经济复苏迅速,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似乎只是一个扰动。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就经历了一个高通胀时期,金融危机使中国的贸易下滑,贸易顺差减少,这就化解了通胀压力。虽然现在经济复苏了,但又会很快面临着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货膨胀。通胀会带来新的经济衰退,因为会使物价迅速上涨,大量的投资会被错误的信号误导,导致大量的亏损,亏损的结果实际上就是通缩。所以,现在看起来是经济复苏,但最可怕的是复苏之后带来的新问题。 　　美国相对来说比中国要缓和,但美国在经过了这次危机后,没有真正解决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问题,比如华尔街过度冒险的金融交易,不断推出高风险的金融产品,这些过于冒险的经营行为,其实并没有受到惩罚。美国政府没有让那些大金融机构倒下,但恰恰是这些大金融机构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导致了大量的亏损。现在,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有的还拿着联邦政府的救助资金去发奖金,这是美国的问题。不过,类似的问题如果再次出现,应该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中国的问题马上就会显现。 　　袁钢明:中国经济复苏给体制造成了损害。中国经济本来就没问题,到2008年的时候经济发展得很好,但很多人认为是经济过热,采取了防通胀、防过热的政策。中国的金融危机是紧缩货币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结果,很多企业已经破产倒闭了,想恢复也恢复不了,最后只好采取了更大程度的放松政策。 　　现在看来,太宽松的政策造成了很大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房地产泡沫增大。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恶劣,2009年初经济下滑,出现房地产下滑是很正常的,结果政府比救股市还要积极地救房地产,鼓励房地产投资,鼓励二套房销售,降低税率。用投资去刺激房地产市场,用虚假的房地产泡沫来支撑经济,这是一个完全重大的失误。现在,政府已经没办法管房价了,因为房价下来经济就崩溃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使整个银行对政府的融资全面崩溃,现在是骑虎难下。所以,今后两年我们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政策带来的深层次问题还有很多。 　　第二,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的融资。以土地为抵押融资是非常危险的,隐患还在后面。中国的民营经济本来有很多投资机会,现在把4万亿投资投到政府项目中,许多是劳民伤财的工程。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快速回升了。 　　第三,贷款的发放有问题。大量贷款是在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企业都活不下去的情况下,把钱贷给了政府项目,贷给了地方融资平台。实际上,地方融资平台就是政府的融资平台,是中央政府行为,因为有政府担保,地方政府不用负责任。但这些钱贷出去迟早都是坏账,这是贷款机制的倒退。所以说,中国经济迅速回升,多少有自欺欺人之嫌。 　　美国经济的复苏,首先是把金融稳定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整体经济复苏起来还很难,因为美国的失业率太高了,这与美国经济结构变化有关。美国过去是依赖房地产,现在又要调整制造业,美国过去的服务业占比过多;失业率很高,这就造成了美国整个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所以,经济回升很难,甚至还有可能下滑,这是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 　　 　　刺激政策退出方式不同 　　 　　《新财经》:既然说经济已经复苏了,就不得不提经济刺激政策退出问题。您认为,中美两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会有什么不同? 　　盛 洪:美国的退出方式很简单,就是这些被救助的机构和企业恢复正常运转后,向联邦政府归还救助资金,钱还给政府就等于救市政策退出了。在中国,实际上是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来退出,比如银行的贷款额度要有限定,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控制银行发放贷款规模。由于一些政府部门、一些央企都比较喜欢膨胀的政策,所以,中国的政策退出不会太快。现在看,问题还不会太严重,中国还有没完成的城市化进程,使政策退出的脚步放慢变得相对合理。 　　袁钢明:刺激政策肯定是应该退出的,但中国现在并不谈退出,退出是美国先提出来的。因为,一开始很多学者就反对,不能用破坏经济机制的办法来解决金融危机。所以,美国在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时候,就表示了刺激政策只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只要危机一过,刺激政策马上退出,绝不拖延。 　　但中国从来就不说政策退出问题,把这个事情当做机遇继续发展下去。这就是应对危机的弊病,或者说是对金融危机不合理的认识。实际上,刺激政策是应该退出的,比如货币政策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也是一种退出。但现在财政政策就不好退出,房价现在被推得这么高,地方融资平台也没办法退出,也不能退出,很多钱都投向了公共事业,投入到长期工程中,这些工程一建就是十年,甚至更长,建起来就退不下去了,否则都成了“半拉子”工程。中国是一开始就把这些刺激政策当成了长期政策,利用这个机会搞长期的基本建设,其实压根儿就没想退出。 　　《新财经》:我们知道,美国的很多政策是在限制政府的控制能力,即使这次对个别行业有一些救助行为(比如汽车),但也没有更多地介入。而中国的很多政策,是在聚集政府权力,比如“国进民退”潮流重现。这样下去,一段时间后,中美在经济上会出现怎样的不同效果? 　　盛 洪:“国进民退”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国进民退”就是使国有经济所占的社会资源比例增大,意味着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群体替代生产率较高的群体,从整个社会来讲,社会的生产率会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另外,“国进民退”会导致极大的不公,国有企业利用垄断权,利用所谓的特殊权力,获得了大量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的收入高出社会平均水平的5~10倍。这么高的收入显然不是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是利用的特权和垄断权得到的。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这种不公带来的问题有可能被缓和下来,大批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农民工,由于城市化的发展,还能得到一定的补偿。但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矛盾就会凸显,甚至会带来动荡。应该说,如果“国进民退”继续下去的话,会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增长的势头,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对于美国来说,由于对产权制度的坚守,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他们在进行政府干预的时候,从来都是小心谨慎的。政府干预不能成为永久性干预,也不能破坏私有产权制度,不能破坏市场制度。当然,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这次金融危机就是美国造成的,美国也有其他问题。美国人热衷于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交易,美国政府也和中国政府类似,倾向于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美国是民主社会,总统是民众选出来的,老百姓也喜欢经济高涨,不喜欢经济衰退。所以,经济高涨的时候政府没有动力去紧缩,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一定有动力扩张,这也是美国的问题。但相对而言,美国比中国要好些。 　　 　　决策失误的后果不同 　　 　　《新财经》:金融危机发生后,两国的救市措施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的,没有太多的时间深思熟虑。现在回头看,这些救市措施有哪些失误的地方? 　　盛 洪:中国的巨大投资,没有非常透明的监督,投入的资金可能没有效率。另外,很多资金都投到了国有企业中,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可以通过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应付金融危机,这种改革其实应该包括扩大民营企业的进入领域。中国的很多领域都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如果开放的话,民营企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应该说,中国的救市措施是比较单调的,资源配置的产业也不太丰富,这应该不是太大的错误。最重要的是,没有借这次机会来发展民营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美国政府如果这次不让雷曼破产,就没有人能破产了,如果没有任何人为金融危机承担一点责任的话,就是大错。只是,美国政府去救助了那些“大得不能倒”的大企业,比如像AIG(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公司,它是为很多衍生工具做保险的,所以,AIG不能倒。当然,美国也有失误,它的失误是处理危机过于匆忙,在为这些大公司注入资金的时候,没有仔细去考虑怎么接管公司治理,使大量的联邦资金注入公司后被迅速变成了奖金,这些资金现在也追不回来了,这就是美国的问题。实际上,联邦政府既然是在援救他们,就有权力介入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去,也应该事先来把握这些资金的使用。虽然后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拟对这些奖金征收重税,但后来对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袁钢明:两国的救助措施都有失误。中国最大的失误,就是对经济形势判断的失误。美国次贷危机从月就开始了,中国当时没有意识到对自己的影响,还在紧缩,而且改变货币政策的时间太晚。 　　美国也有严重的错误。美国雷曼兄弟垮台到目前为止还有争论,到底该不该救雷曼?如果救了雷曼会怎么样?雷曼公司出卖股份促成重组如果早一点的话,也许不会发生金融危机。所以,美联储或美国金融机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责任。不过,政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有很多正确的地方,比如对“两房“问题的解决就非常成功,还有就是救了AIG,没有造成连锁性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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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7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促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促进新动力成长，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的经济结构。
何为新经济、新动能，新经济该如何发展，对这些新生的经济形态，政府该如何看待、又该如何管理?
日前，中国政府网与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举办第27次文津圆桌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交流。
对冲经济下滑
对于“新经济”，李克强在两会答记者问中提到，它的覆盖面和内涵是很广泛的，涉及一、二、三产业。他说，传统动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减弱是规律，这个时候就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来适应产业革命的趋势。而且新旧动能结合，还可以形成混合动能。
目前，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通用的、统一的关于“新经济”的基本概念。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巡视员范必认为，“新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已具雏形。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新经济基于各种新兴业态，形成了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新发展模式，具有创新能力强、附加值高、效率提升明显、市场规模较大等特征。
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新经济”也确确实实在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称，在1991年至2001年，美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比较高，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比较低，尽管经济的阶段性扩张还有其他原因，但不可否认最显著的推动力则是新经济。
当前，正处于经济新常态阶段的中国也同样受益于新经济。许宪春说，新经济的快速成长对我国传统经济的下滑发挥了重要的对冲作用。比如，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新兴服务行业、网上零售额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这些新经济的快速成长减少了整体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否则，传统经济增速下滑可能会导致整体经济增速回落更加严重。
范必认为，新经济、新动能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方向。随着颠覆性创新增多，后来者在很多领域不需要模仿前人就可以做得很好。中国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在新经济时代可以利用颠覆性创新的机会实现超越。
此外，新经济、新动能对就业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传统经济理论一般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单位GDP吸纳就业人数会减少。但这几年，单位GDP吸纳就业人数在增加。范必举例说，2011年经济增长9.5%，全年新增1200多万就业，这几年经济增长7%左右，每年却解决了1300多万就业。这可以解释为新业态带来就业的增长，比如电商、快递、网约车等吸纳了很多就业。
不过，新经济、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也不容忽视。他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有十多年，在此期间爆发了金融危机，各种颠覆性创新并没有带动发达经济体全面复苏。不仅如此，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也会加剧经济发展失衡，掌握先进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技术型人才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将会加大。
政府的角色变化
面对新经济、新动能的出现，也同样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
比如，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范必举例说，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都要依靠高素质人才，但是现有体制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流动。在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全部报酬中，“五险一金”要占一半左右，加大了创新企业的用人成本。除此之外，土地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配置，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渠道窄。
与此同时，一些部门仍在用旧思维管理新经济、新动能。他说，很多扶持政策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而企业是否符合条件要由有关部门进行认定。也有一些部门和地方，在新业态还没有充分发展情况下，就急于加强管理，甚至出台逆向调节的措施，对网约车的不同态度，就反映了这一点。
作为分享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的代表性企业，滴滴无疑更有发言权。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李建华认为，管理部门对新经济还是缺少包容心态，对于新生事物存在诸多顾虑。还有就是没有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分享经济，说的多，做的少。他建议，要更多的让市场来解决新业态的问题，新业态发展很快，公司也在不断迎接挑战。因为如果不解决问题，企业就会被市场所淘汰掉。
不过，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巡视员罗俊杰认为，不可以简单地认为政府一些政策阻碍了新事物发展。他提到，在政策制定、政府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大多数情况下，新生事物出现后，政策总是跟不上趟。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因为社会各界要认识是需要过程的，在认识不同的情况下，往往存在一些探讨的东西。最后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刚开始有抵触，逐步变成规范去推动。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经常会有的，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多政策就是创新改革，甚至推动引领。比如高端装备的制造，政府是在推进的。
另外，罗俊杰说，不能够因为有新经济，就认为传统产业是旧经济。老树也可以开新枝，制造业和传统产业涉及国计民生，涉及国家安全，是重要的产业基础。当然，政府在管理上也要创新、改革，比如中国制造2025，政府需要做的不是给钱、降税，更多的是要营造一种公平的环境，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新经济、新动能带来的挑战，还直接影响到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
范必说，各种新技术的出现，使信息公开性、管理精细化程度得以大幅提高。但也要看到，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社会结构表现为金字塔型、信息单向传播。现代社会结构则表现为扁平化、社会思潮多元化。与以往相比，社会治理对象的期望值更高，公众意见表达渠道增多，瞬时回应难度加大。这就要求政府的组织决策、组织形态、组织方式、组织行为、决策机制等都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
由于新经济、新动能的出现，意味着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范必认为，是主动变革、积极引领，还是静观其变、固步自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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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啸萱中国政府不应该养着僵尸企业~【百家讲坛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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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不应该养着僵尸企业~收藏
企业的天职就是赚钱，不能赚钱的企业不应该由政府养活~
有特殊原因的可以例外。
所有企业都应该自负盈亏，所有企业都应该实行股份制和私有制，国营企业应该彻底取替，
国企离开国家贷款就是死
当企业从盈利转为亏损 自身又不具备特殊价值的时候是该完蛋
僵尸企业能够生存的原因，无非是盈利的企业来养活那些僵尸企业。
当年朱总枪毙那些渣渣不是因为这些渣渣把地方财政拖垮了
政府怎么会养企业？是企业在养政府。当然不排除少数企业是处于并不好的状态，但大部分还是赚钱的。至于取缔国企，我觉得不可能，国企是纳税的大户，以私企的偷税漏税之严重，一旦国家把国企折价卖给资本家（这是官员和资本家都愿意看到的场景），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俄罗斯，税收不上来，生活必需的物资和供应价格暴涨。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而且国企还担负着很多社会责任，比如，某个地方人口不多，那么按私企思路，水电网邮什么的就不过去了，因为产出还不够架设的费用，而国企则不会这么思考问题，它们是从社会需要去决策。说白了，把国企贱卖给资本家，高兴的是试图从中渔利的官员和未来的寡头巨富，受苦的是国家和人民。普通民众切不可盲目跟风乱说，把自己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美国佬自已也说了不该养那么多航母
但却大规划增加航母预算要恢复至二战时数量
这是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政府的预算是软的，必须要救助那些没有效率发不出工资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下，预算是硬的也就是优胜劣汰。产能过剩的背后就是软预算，国有企业以规模赢得政绩，拼命扩大规模，这就是激励问题。 由于是国企，可以用借债的方式去扩张。即使资不抵债，也不怕破产，因为国家会出手帮助。这就是“软预算约束”。既不用担心破产问题，又可以借到钱不断地扩大生产。此外，国企多数核心技术是照顾外来的，“仿制”成本很低廉，因此能够在短时间里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最终制造出来巨大的过剩产能。产能过剩市场衰退那么会造成无抵抗力的僵尸企业。像
这些人，明明是计划经济的遗留在作怪，却要怪罪市场经济，没文化又要装懂。
没有僵尸企业，只有亏损企业！至于亏去哪里了你这草民就管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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