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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天价药费事件关键人物王雪原说内情
http://finance.sina.com.cn 日&19:21 金羊网-羊城晚报
　　“哪怕5万元，我也会站出来”
　　据新华社电 30岁的医生王雪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背叛”的极端方式在医疗界大出风头。作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日前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记者：你为什么敢于站出来说话？
　　王雪原：现在，网上有好多人质疑我站出来说话的动机。我想说的是，哪怕这名患者花的不是500多万元，而是5万元，如果新闻媒体给我机会，让我站出来说出事实，我也会答应的。设想一下，对于一名年收入只有1000元的农民来说，5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任何人对这5万元的“救命钱”动一下手脚或者滥用的话，就是谋财害命。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问题。我深知医生工作的艰辛。但是再怎么辛苦都不能成为医生随波逐流的借口。我不希望躲在网上发点牢骚，然后回到现实中继续过那种随波逐流或者内心挣扎的生活。
　　记者：你就不怕打击报复和自毁前途吗？
　　王雪原：我确实知道，这样做了，以后可能因此受到打击报复，甚至丧失行医的机会。但是，与其痛苦于内心挣扎，不如痛快地站出来说话。如果能够给医疗界带来一点点震撼，带来一点点改观，也算是我的贡献。
　　记者：能否说说你经历的事件过程？
　　王雪原：作为翁文辉的主治医生，最初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了。后来，通过一系列事，感觉ICU病房管理比较混乱。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从7月31日开始，我明显感觉科里的气氛不太对劲。那天科里开会，主任说她对患者翁文辉的病历不太满意，让大家(包括我)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面积修改。我没理会她。8月5日，主任找到我说，患者的病程记录不合格，她都给我撤掉了，不重写也得重写，并给我留好了空格，内容也规定好了。
　　8月6日患者去世后，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参与了查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收费账单与医嘱都对不上，我非常震惊。
　　记者：你觉得在此事件充当了何种角色？
　　王雪原：现在看来，我和另外两名住院医生都被利用了，充当了傀儡。有时我认为某些药品不应该用或者不需要用那么多，但主任让用，我不敢不执行，怕贻误了病情。因此，我经常感到无能为力。
　　记者：这起事件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雪原：现在不仅仅农民看不起病，我们也看不起病。我每月平均收入两三千元钱，可是在我们医院ICU病房住一天平均花费5000元，我一个月工资顶多能住半天院。
　　记者：你认为该如何解决医德滑坡问题？
　　王雪原：在我国，600多万名医务工作者实际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外国同行没法比。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这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现象：“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在上进行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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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万天价医药费调查 王雪原：天使的道德防线很脆弱
http://www.sina.com.cn 日04:36 东方今报
　　要解决医德滑坡问题，还得在医疗体制上进行改良 资料图片
　　30岁的医生王雪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背叛”的极端方式在医疗界大出风头。作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日前(记者12月1日
采访哈医大二院时，院方称王雪原已经失踪)接受了记者的电话连线采访。
　　我感觉这里面漏洞太大了
　　记者：你为什么敢于站出来说话？
　　王雪原：现在，网上有好多人质疑我站出来说话的动机。我想说的是，哪怕这名患者花的不是500多万元，而是5万元，如果新闻媒体给我机会，让我站出来说出事实，我也会答应的。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问题。
　　我深知医生工作的艰辛。尤其像我们ICU病房的医生，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每天直面生死，压力非常大，也非常辛苦。但是再怎么辛苦，或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或者因为制度等原因，没有享受到国家给的优厚条件，都不能成为医生随波逐流的借口。
　　我不希望躲在网上发点牢骚，然后回到现实中继续过那种随波逐流或者内心挣扎的生活。
　　记者：能否说说你经历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过程？
　　王雪原：患者翁文辉病得很重，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最初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了。后来，通过一系列的事情，感觉ICU病房管理比较混乱。
　　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问题，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
　　从7月31日开始，我明显感觉科里的气氛不太对劲。那天科里开会，主任说她对患者翁文辉的病历不太满意，让大家(包括我)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规模修改。我没理会她。8月5日，主任找到我说，患者的病程记录不合格，她都给我撤掉了，不重写也得重写，并给我留好了空格，内容也限制好了。我认为，病程记录是最原始的东西，绝对不应该更改，主任往下撤，肯定有问题。
　　8月6日患者去世后，医院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参与了查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收费账单与医嘱都对不上，我非常震惊。
　　按照我们医院的流程，医生下的医嘱，要由护士录入微机，然后领药。由于没人监管，护士领多少药，医生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说医生与收费账单是脱节的。我们护士长有微机的录入密码，她对相关内容是否进行修改，谁也不知道。我在查账时看到，药品一般都是隔几天多领，隔几天正常领，再隔几天多领，显然是蓄意而为。我感觉这里面的漏洞太大了！
　　我和另外俩医生被利用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在这起事件中充当了何种角色？
　　王雪原：现在看来，我和另外两名住院医生都被利用了。有时我认为某些药品不应该用或者不需要用那么多，但主任让用，我不敢不执行，否则贻误了病情，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我经常感到无能为力。
　　记者：你当医生几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雪原：我是硕士毕业，当医生4年了，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实际上，如果这样一个环境每天带来的是一种痛苦、矛盾、屈辱，让我无法忍受的话，这个职业再有多少人向往，回报再丰厚，也只能算是谋生手段，而非事业。
　　眼下，很多人一提起医疗领域的不良现象，都将原因归结为体制的问题。但实际上，从我们基层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有一些人利用了体制上的漏洞从中牟利。
　　目前，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从个别医院来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画“优秀”，谁敢不画呀！
　　医德滑坡是体制问题
　　记者：这起事件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雪原：可能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是为了最后病这一场。现在不仅仅是农民看不起病，连我们也看不起病。我每月平均收入两三千元钱，可是在我们医院ICU病房住一天24小时，平均花费5000元，我拿一个月工资顶多能住半天院，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所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足为怪。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当前的医德滑坡问题？
　　王雪原：这个问题恐怕得问卫生部部长(笑)。在我国，600多万名医务工作者实际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外国同行没法比。由于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这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现象：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
　　目前，在我国实行高薪养廉还不现实。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在医疗体制上进行改良。
　　患者家属披露天价医药费账单
　　“我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
　　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亲历者――患者翁文辉的大儿子日前在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在我父亲住院期间，一次我设法进入ICU病房看他时，他劈头就骂说是我把他害了！当时，我很不理解。看了医院的天价收费账单后，我全明白了。
　　我父亲是今年5月18日住进哈医大二院的，因为肿瘤科给做化疗导致呼吸衰竭，于6月1日转入ICU病房，直至8月6日凌晨去世，在ICU病房花掉住院费约139万元，另外还有我按照医生吩咐外购药品费用400多万元。
　　为回应我的质疑，哈医大二院曾组成调查组，对我父亲的每日费用清单以及医嘱单等进行核对并出具《初步调查》。
　　在这份《初步调查》中，我发现了以下问题：
　　一、多收费。“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医嘱合计2119（次）、化验报告单为1902（次），收费汇总单却成了2030（次）。“＝128（次）”，也就是说，医院多收了128（次）。其中在肾功化验中，医嘱为156（次），化验报告单为144（次），收费汇总单为228（次），“228－144＝84（次）”，即多收了84次，但医院在“备注”一栏里只承认多收了3（次）。
　　二、乱收费。在“血库项目（明细表）”中，RH血型鉴定、血小板交叉配合实验等11个项目，既没有医嘱，也没有化验报告单，却被收费895（次）。
　　三、重复检查。我父亲住院期间被收费化验2925次，平均一天44次。他老人家没有糖尿病，可是血糖化验（收费）达565次，平均一天近9次。另外，收费账单显示，7月5日至8月4日，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给我父亲输入各种液体1吨多。输入液体总量最多的7月13日，一天将近170公斤，相当于一名正常成年男性体重的2倍。
　　最让我不能容忍的事情是：我花费几百万元给父亲外购药品存进ICU病房，多数不翼而飞。发现问题后，我买药都买两份，买一份怕父亲用不上。我父亲的主治医生王雪原证实，他接手我家自备药品10多种，但这些药品的去向十分可疑。一次，其他患者出现真菌感染，医院没有“克赛斯”这种药，ICU病房主任于玲范让王雪原把我父亲的药给那个患者用。还有一次，我发现一种药品没给我父亲用，就质问于玲范，于玲范说借给其他科室了。我跑去一问，那个科室的人说，早把药钱给了于玲范。
　　我父亲患的是皮外T细胞淋巴瘤，长在右大腿上，最初只有绿豆粒大小，是我硬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的。
　　我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患者家属放弃民事诉讼
　　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的患者家属日前表示：近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哈医大二院多收费、滥检查、伪造病程记录单等部分证据。
　　患者家属翁强对记者说：“有很多人认为我告医院是因为钱花多了，人却没救过来，心理不平衡。实际上，这与金钱没有任何关系。我已决定放弃申请民事赔偿的权利，我坚持揭露黑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医院引以为戒，让更多的医生有所收敛，让更多的患者不再像我父亲这样死不瞑目！”
　　翁强说，他希望媒体和百姓能通过这些证据，了解看病为什么贵？到底贵在哪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翁强表示，他特别反感众多媒体一窝蜂地热炒“天价医药费事件”。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钱能买来很多东西，但买不回亲人的生命。“天价医药费事件”绝对不仅仅是几个阿拉伯数字的问题。另外，翁强向记者透露，一段时间以来，哈医大二院等部门的领导多次找他面谈，希望以赔偿方式私了，都遭到他拒绝。“还有很多境外媒体排队等着采访我，我也一概拒绝。我认为，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应该靠我们自己解决。”
　　均据新华社电
　　央视记者谈天价医药费：我们在医院面前都是弱者
　　正当医改方向的讨论席卷全国之际，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550万元医疗费事件”，无疑又给人们沉痛反思医疗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契机。记者日前对话最早揭开此番医疗“盘剥”的央视新闻调查记者郭宇宽，感受其不为人知的艰难。
　　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记者：作为“天价医疗费”的电视第一报道者，您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郭宇宽：哈医大二院在业界非常有名，其心外科更是声誉显赫，当我们接到投入500多万元却把老爷子给“治死”的举报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有没有搞错！”为了避免带着简单的义愤作“缺席审判”，记者在哈尔滨进行了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记者：您首先采访的就是心外科ICU(重症监护室)科室主任于玲范？
　　郭宇宽：心外科ICU科室主任于玲范是患者家属控诉的焦点，黑龙江当地媒体曾高调宣传过此人。一开始记者只是扮做看望朋友在医院里暗访了一圈，见到的情景颇为混乱：不时有医托搭讪，有收药的，甚至有上访的，还有人在大堂见人就拜，求求谁能和医院说说好话，因为带的钱不够。在确认了心外ICU科室位置，并确认主任于玲范就在办公室以后，记者和摄制组敲门进去，自报家门，进行突击采访。
　　于玲范当时正在改一篇和别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桌上还有一摞某消费场所的赠券。一提翁文辉的名字她就紧张起来，对于记者的所有提问，她基本上反复用3种方式循环回答：第一，对于治疗不懂，医嘱都是北京请来的专家下的，我们只是执行；第二，这个情况太具体，我作为主任不管，你得问护士；第三，医院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你可以问调查组。
　　记者：后来院方出面了没有？
　　郭宇宽：医院纪检委书记杨慧之后作为调查组组长接受了采访，但是她的态度更加强硬，她先是质疑记者的资格：“你们对医疗问题了解多少？”“你们受什么人的指使？”“我们这是一家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医院……”在记者的追问下，她郑重说出了院方调查组给这次医患纠纷的定性：第一，对于这位患者，在收费问题上，非但没有多收，而且经过核对少收了很多；第二，如果在收费中有错误，那是因为对这个病人“过于照顾”，所以破坏了管理制度，造成了混乱。而其他医疗方面的问题，她都解释不了。
　　记者：从他们的反应判断，这家医院似乎在“天价医疗”事件上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否则，他们为何刻意回避。
　　郭宇宽：在采访中我们挖掘出了一些院方自相矛盾的解释，比如于玲范解释之所以有时候一天在账单上用血量有1万多毫升，是因为血库用血紧张，所以经常一次取出几天的量。而输血科主任丁巾则一口咬定，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再比如对于一天之中输血94次，也就是输了94袋血制品，护士长郭晓霞最初说完全有可能，但是记者后来询问她输一袋血，最快要多长时间，她脱口而出：“以前最快半个小时输过一袋，再快病人心脏就受不了了。”但她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语失，记者追问：“假如24小时都用这种最快的速度，能输多少血？”她想了想说“没有算过”。
　　记者：我们从患者的病例上似乎也看不到治疗方案。
　　郭宇宽：这就是为什么说跟医院相比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原因。治疗方案或者病程记录，我们都要不出来，找医院，医院说都给家属了。家属也要不出来。即使后来又带着摄像机去拍去要，院方也是不给，说记录都给于主任要走了。
　　记者：院方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反正找不到确实的证据。
　　郭宇宽：是的。院方自信地知道，你的所有怀疑只是一种怀疑。这就涉及ICU的特殊性，记者在调查中深感，ICU对于外部监督来说，是一个天然“黑箱”。ICU的功能是集中地使用维持生命的医疗技术，拥有各种措施支持广泛的器官功能不全。
　　这就造成了监督的缺失。究竟用了多少药输了多少血，都只有里边的人才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属说的：“就是他们虐待病人，我们也没有一点办法。”
　　记者曾见到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带我回家”等字条，是患者在护士短暂离开的间隙给家属留的。可当记者询问患者家属，既然对ICU病房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信任，为什么不投诉呢？富秀梅哭着说：“我们不敢呀，老伴的喉咙已经被割开了，离开呼吸机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里，要是得罪了他们，老头要受更大的罪呀！我们只有变着法儿讨好他们，后来他们全科室吃饭我们家都包了，每天都给他们送饭。”
　　仍有正直的声音
　　记者：我看到你们的电视报道，后来患者的主治医生终于出来说话了。
　　郭宇宽：在这样的调查中你是能明确感觉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见的手较量，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整个系统会抱成一团用可怕的沉默和不合作来面对你。
　　就在这时管床医生王雪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给家属也留下了比较正直的印象。
　　当记者联系到他时，他曾接到于玲范的电话：“你现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说什么不说什么，要想清楚。”虽然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可以感觉到他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最初他和院方一样含糊其辞，非常紧张，多次停下来喝水。
　　在谈到做医生的原因时，那一刻他眼中闪烁着一种真诚的东西。我能够感到从那一刻起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作出了选择。接下来的采访中，他可以说豁出去了，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无论是输液输血剂量，还是外购药去向，都以亲身经历证实了我们的怀疑。
　　记者：新闻调查还采访了一个专家吧？
　　郭宇宽：结束哈医大的采访后，我们虽然有了自己的判断，但还是得采用专家的意见。我们多方联系，却没有一个ICU方面的专家愿意站出来说话。甚至北京一位参加过翁文辉病情会诊并收了30多万元出诊费(翁家儿子翁强事后透露)的某三甲医院的ICU主任，也不愿意评价。
　　直到联系上水利部总医院前副院长和前ICU主任马育光，他开玩笑说：“反正我退休了。”他不但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了哈医大二院的收费和管理为什么不合理，还在账单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ICU仪器的检测，就是监护仪的检测，根据规定，北京这个仪器收费是240元一天，可哈医大二院在收费中把它拆成4项，每项收一遍费用，这样每天就出来1248元。
　　在这起医疗事件中，我们发现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得连专家都觉得滑稽。用马育光的说法，一些错误太低级了，也太离谱了，可见他们胆大妄为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在医院面前都是弱者
　　记者：我回北京见到了患者的儿子。他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我就是想知道一个真相！”其实，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但即使再有钱，在医院面前似乎也很无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其实在医院面前似乎都是弱者。
　　郭宇宽：患者大儿子翁强是一个开大奔、住别墅的“大款”。他曾经表态：“只要能治好我爸的病，花多少钱，我都乐意。”确实他调动了各方面的医疗资源，光北京的专家就请了好几十个去给他爸会诊。这让人感慨，在这个穷人看不起病的年代，一切医疗资源，包括那些被我们尊敬的著名大夫的服务都可以用钱买到。但更让人感慨的是，患者家属花了这么多钱，也买不到一些医护人员为病人着想的基本职业道德。翁强痛苦地反省：“要不是我有钱，我爸也不会受这个罪了。”
　　均据第一财经日报
　　哈医大二院管理漏洞调查：医生索要红包成风
　　在“天价医药费”事件的当事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二院”)，记者调查得知一个类似“银行转账”的收红包新模式。在此过程中，患者可互为收红包者的“转账银行”。
　　在哈医大二院外科大楼大厅，记者看到该院院长给广大患者的公开信上写着，医生不允许收取患者的红包；如果收取红包，要在24小时内递交到医院行业纠风办。但该院一内部职工告诉记者，在该院，私下里很多医生都向患者要钱，就连自己的职工就诊也要送红包。
　　“本来答应给我们第一个做手术，但到时根本就不理。当递上了红包，才将我们的患者推进去。”上周六(3日)，哈医大二院的一位职工说，“我就是医院的职工，这个事情就明明白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当时该职工的母亲需要做手术，但临近手术时，“连主治大夫都找不到了”。“我们问前面那个进手术室的，对方说是因为给了800元的红包，于是我们马上也给了主治大夫500元，(大夫)很快就让人将我母亲推到手术室了。”该职工说。
　　而这种现象在哈医大二院“不是个别”。上述职工称：“就拿骨科来说，平均一个手术收红包500元，一天三四个手术，万一再碰上个大款，给个2000元什么的，那就发了。”
　　另有该院内部职工告诉记者：“这里什么都可以讲价，手术费用可以讲，药品价格也可以讲。差价有时在10倍左右。”
　　该职工举例，有一个患者在该院做心脏搭桥手术，三次搭桥之后，给熟人大夫私下里塞了将近1万元的红包，结果原本按标价需10万元的手术费，缩减到1万元。
　　这让该职工认为“这家医院效益非常好”，所以想进该院任职的人很多。但普通医生、护士要想进去，“有的要上下打点近10万元”，进医院连锁药房工作，“有的要5万元左右”。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该院，红包的收法已有了“创新”。一位该院的职工解释，如果某医生要收患者甲的额外费用，就会让患者甲将其打到患者乙的私人账户上。然后，该医生再私下告诉患者乙，说是自己有一笔钱错打到对方的账户上了，要求对方返还。如此一来，红包便顺利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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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苦的是农民
干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光知道没黑没夜干.最后落了个啥、一无所有.子女不想管现在国家发六十元每月够穿衣服用、每天生活费没着落.谁来管.真是农民苦农民难.农民苦处诉不完.不知我们为国家没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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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报告
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报告
作者： 提交日期： 11:44:00
我之所以做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报告，不仅是因为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我来自农村，对现在的农村的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更熟悉，更了解，因此也就更具有发言权了。原本这是要作个调查报告的，但是由于条件不允，所以只能以我在农村的所见所知来做，也不失真实性！
有人说，农民的文化水平低，是最难管理的。其实不然，而且恰恰相反，农民是最容易管理的，中国的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安分守己的特点，只要你不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是决不会揭竿而起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有九亿多，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农民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的一个大问题，国家说农业是基础，80年代每年都有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但是由中央到地方，这些文件的精神就全变了味了，各级政府不仅阳奉阴违，拒不执行，而且还巧立名目，变相的向农民压榨。有一本书叫《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书中就真实的讲述了九十年代的农民问题，我读了此书，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为什么堂堂国家干部，不仅不服从上级的指示，首先想到的不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时自己的乌纱帽，这是十分可耻的。感觉到的不止是气愤，更多的应该是反思，虽然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了，但是，这样的类似的事件还是经常的发生，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现在，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三农问题，就是不断改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保护环境意识，现在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很多村都没通水泥路，没通电话，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阻断了与市场的接轨，也阻止了农民走向富裕的道路，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极是投入资金进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就是减少，减免税收，切实的减轻农民的负担。。长期以来农业发展过程中问题很尖锐，直到2000年李昌平上书提到三最（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出了三农问题。而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
农民中存在一个的问题，主要有农村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问题，农民看病难啊，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干到头才得那么一点菲薄的收入，但是，只要一到了医院，就只能听医生的了，任凭医生的摆布，该用的药用上了，不该用的也用上，再加上现在的医生收回扣问题严重，比如前段时间弄得满城风雨的天价医药费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看一次病的钱，也许是他们几年来的收入。这样一来，农民就有病也不敢去看，然后逐渐积少成多，小病变大病，最后。。。。。。我就亲眼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虽然现在正在全国推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目的是切实的减轻农民的医疗负担，但是，在我看来，收效不回很大，我在这也不是凭空的乱说，是有依据的，寒假的时候，我回家看到了一份我们家的医疗合作协议，他的保障金额是所花医药费的百分之五，也就是说看病花五百，只能“报销”二十五块，这样少的补偿实在是杯水车薪。但是也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哪就是我们国家的农民人口过于庞大，国家肯定是拿不出那么多的资金来补贴的，所以医疗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是这样做总比不做好。
说到看病难问题，不得不提农民家孩子上学难问题，特别是上大学，农民家养个孩子不容易，但是培养个大学生更不容易。现在网上不是公布了农民培养一个大学本科生就要花费他十几二十年的收入么？再加上现在乱收费问题严重，就更难啦，虽说是国家推出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但是在我们那边，连申请助学贷款都要走后门才行，不过这只是在我们那边的情形，别的地方不可而知。
还有现在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组织建设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拿我们老家的情况来说吧，村干部办事能力差，知识文化水平低是普遍的，而且队伍庞大，一个村有十多个干部。说是民主选举，其实有很多都是贿选的，他们在选举的前一天晚上，挨家挨户的送钱或物品，都是几十到一百不等，这样搞一次就得花好几千块钱，但是，因为我们村是“肥”村 ，他只要当上了，在一年之内就能捞回，甚至翻倍，而且一年到头没事做，直挂个村委或村支部头衔就能一年拿四五千块的工资，对他们，我们固然是痛恨，但是更伤心的是由于农民的无知，谁送的值钱就真的就选了谁，完全没有一点思考能力，村里那些是集体的钱，不应该为了这么点小钱就让集体的钱任意流入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腰包。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的教育问题，思想素质问题。由于农村现在的状况，上一辈的人老是嘱咐下一辈的人不要再当农民了，当农民苦啊，我爸就是经常这样对我说，要我好好学习。因此，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基本都去干别了，只剩那些没文化的继续操旧业，不能很好的推进农业的优质，高效的推进（
）。农民素质不能提高，法律意识淡薄，就不能很好的提高自己的维权权利，特别是一旦发生官司的事件，不仅手足无措，而且不舍得花如此多得钱去只讨一个说法。 再者是农村得土地问题，自从国家免除农业税，并拨款实行鼓励的政策出台之后，现在农民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改变了原来的搁荒现象严重的问题，出现了一翻的争土地热潮，原来搁置土地而进城务工的农民都赶回去种地了，要地，争地的现象严重，但由于我国地少人多的基础，因此矛盾突出，又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各级政府的用心，相互协调才能办好。也需要我们当代大学生了解，熟悉，才能在以后的将来继续做好这些工作。
#日志日期： 星期六(Satur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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