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月薪多少才能养活自己？看完简直怀疑人生了！
关于工资，也是个敏感的问题！
在福州月薪多少才能养活自己？
别人都以为我在福州生活的很好
enenen......
在福州生活
我们平时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
物价高、楼价高
连逛个街都逛不起…
那么究竟月薪要挣多少钱才能养活自己？
2018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
大家算一算这笔生活账
（以下数据仅供参考，如有争议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月薪多少才能在福州生活呢？
如果需要租房的话，不说好的地段
租一间最普通单间最低也要1000元
环境什么的
独立厨房、卫生间、冰箱......
都是不存在的。
交通方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位置好一点的地段
那么月租水平
大概就在3000左右
我们就算个中间价1500元
福州最常见的早餐类型就是拌面扁肉了
面包店买个三明治也是差不多这个价
午餐：15元
最近大家都习惯了用APP点外卖
每天都有特价餐
或者外卖红包，也能省不少
但最少花费怎么说也要十几块
晚餐：15元
为了省钱，晚上回家也可以自己做
但是工作够累了
回家也懒得做
有朋友约饭，去撸个串什么的
那就花的更多了
为了保证膳食纤维的合理摄入
每天怎么着也得买个水果啃啃吧……
就算5元/天吧
合计：（8+15+15+5）×30=1290元/月
交通费用都是免不了的
虽然现在同事总是说
天暖和了可以用共享单车，经常有免费
但是，我不住附近啊！
我没钱住公司附近啊！
所以我选择坐车
按双程公交4块钱、地铁双程每天6元
一天下来10元！
22个工作日算
再加上可能有几天迟到要打车
还可能出去一趟什么的
300元左右备用
一个月合计520元左右
划个重点交通总计：520元
再穷也离不开WIFI和空调、水
现在冬天还能省点儿空调费
水费：平均50元/月
网费：平均50元/月
离开网络不能活啊 有木有
手机话费：平均100元/月
电费+煤气：平均100元/月
合计：300元/月
个人护理，沐浴露，洗发水，牙膏等
一共按照100元每月计算
女孩子加多50元
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你懂的
合计：100元/月 （女生150元/月）
就算我们不穿名牌
但现在随便买一件衣服都要200元以上了吧
鞋子200元以上，裤子200元以上
这里算600元每月
划个重点杂费总计：
女生：300+100+50+600=1050元
男生：300+100+600=1000元
而且这些还是在
不生病、不随礼、不社交的前提之下
emmmm.......
那么总算下来的话……
平均每月开支统计
其实在福州5000的工资
每天宅在家
还是可以生活得下去，而且还有点钱剩下了
但是这样的算法还是算保守的了......
以上的都是按单身汪的来算的
在福州生活一个家庭一个月的开销一般都在五位数的以上
你又有没有经过这些心酸时刻？
生活中总有很多的无奈
要为还在努力拼搏的自己鼓鼓掌
但偶尔也会觉得穷得心酸
买衣服第一反应是看吊牌价格
逛街看衣服第一时间会看吊牌价格
不算是很喜欢的
买了又觉得好像有点浪费
超级喜欢的，看到吊牌价格
默默物归原主……
去柜台存两块只为能取100元出来
卡上有几十块钱没法取出来
只好去柜台存几块钱进去
根本不敢看柜台姐姐的眼睛
但现在都是微信支付宝支付了
现金也不怎么用得上
购物车的宝贝一直存到失效
每次上淘宝都会看上很多东西
拼命加入购物车
然后每天打开看一下
决定过几天下决心就买下来
结果失效了你还没钱买
中午叫外卖一定要拼单、满减
中午在公司叫外卖吃的时候
都必须要叫上好几个人一拼单
而且还尽量选择满减优惠较多的店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下好几块钱
说走就走，却没有走的资格
谁都有一个去远方的梦想，
工作累的时候，生活迷茫的时候...
说走就走的冲动不止一次涌上心头，
可是摸一摸空空如也的口袋，
再查一查银行卡余额...
瞬间死心！
一出门就开始寻找WiFi
出门没WiFi，流量像烧钱。
所以每去一家店或商场什么地方
第一时间就是打开WiFi，
问一下WiFi密码是多少
我怕朋友每次说我找WiFi信号
好像毒友在找毒品一样
买房子这件事感觉离我好遥远
满大街的售楼广告与报价
我一般直接忽略
我感觉连租房都租不起了
何以谈论买房这一事？
每个月底都会伤心到变形
工资就像大姨妈，一个月一次
刚出粮就没有了.....
但是翻日历才发现离下次发工资
还有十多来天
在福州这座城市里
薪水再不如人意
但这里依然是我们逐梦的地方
有我们努力打拼的身影
我们正青春、正热血
我们的付出会得到回报
来源：福州潮生活
出事了！福州大排档里的这种螺千万别吃，严重可致命！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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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你不懂我的心假装冷静，你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你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什么歌
答案长度必须超过10个字，请勿发布无效或违法言论。
（共有8个回答）
你好，我是妙妙很高兴收到你的求助和回答你的问题，希望你快乐，幸福，每天都开心，这首歌题目就是&&&&他不懂，&&张杰唱的。他不懂作曲：唐湘智作词：周振霆，代岳东演唱：张杰&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他把谎言说的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喔喔他不懂你的心&他把回忆留给你连同忧伤强加给你对你说来不公平他的谎言句句说的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喔喔他不懂你的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喔喔他不懂你的心满意请采纳&
《他不懂》&张杰&
太简单了，《他不懂》。
歌曲名字是{他不懂}，，，张杰唱的
这么好回答《他不懂》
张杰的，他不懂
好像是《他不懂》
歌名叫{他不懂}
张杰-他不懂
他留给你是背影
关于爱情只字不提
害你哭红了眼睛
他把谎言说的竟然那么动听
他不止一次骗了你
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
爱情部落QQ群欢迎您，80后90后 聊天 交友 踩空间 游戏 时尚 搞笑 K歌，聚集一区，有你加入更加精彩,,,,,
还是多看些哲理的书吧！不要看那些无关紧间，
歌手:王力宏 专辑:不可能错过你 流泪手心云飘在天空浪在海流动这世界太多无法掌握的梦你站在风中你是自由的生命有太多不得不分的痛当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我听见爱被悄悄
羡慕嫉妒恨演唱：龙飞你今天说 他是你唯一明天又和别人相偎相依你对爱情只是逢场作戏你的世界里只有 虚荣和刺激你羡慕身边的妹妹 坐进宝马里你嫉妒她们的 LV和GUC
潇洒地走演唱：青春美少女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里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夏日风
闫玮作词作曲，郑雅文演唱《寂寞旅途》，电视剧《结婚为什么》插曲。好想告诉你 我好想你好想告诉你 我好爱你这一路 走得多辛苦不想什么都不说动人的晚餐 动人的旋律偶
母亲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经历了很多磨难，每次的失败，母亲陪着我们难过，每一次的成功母亲陪着我们开心，有一首歌唱的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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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六十岁以前》--马叙伦
　　中华民国前二十七年（前清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这是用新历推算的日子），我生在杭州府下羊市街金刚寺巷口一所朝西的、还是太平天国战争后仅留下来的古老宅子（太平天国时是一所当铺，铺名“元吉”）中。我的家庭历史是这样的，我家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胜武乡车家弄。高祖是一位农夫，名叫应凤。曾祖双名秀明，从绍兴到杭州，学做鞋子，是个工人，后来自己开起店来了，又是商人，才算入了杭州府仁和县籍。祖父呢，名文华，宇焕卿，“三考出身”，正路功名，在前情做京官二十多年就过世了。我的父亲字献臣，名叫琛书；当然承继书香，但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
　　我五岁（实际不足四岁）那年的春天，有一天，我的父亲在内客堂中间摆了一张四方桌子，靠外一边缚上一幅红呢桌帷，桌子上摆了一到香炉烛台，为着给我“破蒙”，要拜孔夫子。给我破蒙的老师是头年（前清光绪十四年）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俗叫解元的山阴王会澧先生，这就可以晓得父亲对我的期望了。
　　王先生到了，簇新的礼服，映出他那样风神丽的仪貌。更从他的谈笑里，显着他的得意。因为他正要上北京去会试，似乎指顾间“连中三元”可以操券而得。
　　我的父亲自然也穿着礼服，先请王先生拜孔夫子，随后自己也拜，随后便叫我拜。我拜得真神气，王先生称赞了一番，父亲便向王先生行托付礼，彼此互拜了一回，随后父亲叫我拜老师。
　　破蒙开始了，撤了香炉烛台，摆上朱笔砚台。一本罗泽南的《小学韵语》，是浙江官书局刻的大板，官堆纸印得雪白，铺在桌子左边。一个绿色花绸子做的书包，是四方的绸子，把三面向里搭起，再缝住了，便成了袋子，一面不把的角上，用黑色绸子挖了一个“如意”，镶在上面，又安上一条红布带子。书包里面放着一块木板，大小和书包差不多，板的一面，四边刻着古式花样，无非“双鱼吉庆”、“笔锭如意”一类，中间直刻四个大字，如“福缘善庆”一类，这块木板的用意怎样？或者是古代的“页”，为儿童学书用的（一般用的是板上用白缮粉涂着，可以写字）；或者不过为书包质软，借此村得硬些，以便儿童装书。
　　王先生当然衣冠端正，伊然人师地坐在上首，我就坐在左边。王先生指着《小学韵语》开首四句；“小学之道，诲尔童蒙（这句或者有些错误，记不真了）。蒙以养正，是曰圣功”叫我随他的声音念。教不到三遍，我就自己会念了。我的父亲自然笑开了脸，王先生也向父亲叫“恭喜”。
　　以后就是父亲教我了，当然继续读完这本《小学韵语》。读书以外，只有写描朱宇。我一写就很合式，父亲更是欢喜。
　　可是我家的生活，要靠父亲每月薪水收入维持的，所以父亲也不能准时地继续教我。后来几年，父亲因为我的两位堂兄要读书，请了一位萧山某先生来家，我也跟着读“大学之道”了。后来又换了一位塘栖劳先生。后来请不起先生了，把我送到邻居一位张先生家。张先生有学生十几个人，聚在一间小屋子里，真是一阵一阵老鸦叫个不休，好在我也不过随口乱叫，张先生也不过只要学生背诵得出，就算了事。
　　在张先生家读书的那年，我已十岁了，可是我还不过读到下《孟》（《孟子》三卷，下《盂》就是下卷），而且也不晓得里面说些什么，但是我的写字算写得相当好了。
　　这年十二月十二日（自然是旧历）下午，我的大祸临头了。这时我刚刚在那里叫“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我家一个老做妈妈来对我说；“履官（是我的小名），少奶奶（我的母亲）叫偌回去。”我早晓得父亲这几日病势沉重，听了，就把书包拿起，向先生作了一揖回家了。走入父亲房里，在父亲床前对面坐下，只看着父亲。父亲叫我的母亲拿长生果给我吃，我接着就不觉眼中要滚下泪来，正举起手来要向眼上揩，父亲便朝里睡了，大约也不忍看我。这夜子时（十一点多钟），父亲就撇下了我们母子兄妹四个过世了。
　　父亲在日，我已没有幸运好好地读书，何况父亲过去了。但是我的母亲呢，偏偏要从他老十个指头底下养活我们的生命，还要叫我承继祖父的“书香”，并且对我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你爸爸争争气。”所以请了一位父亲的学生孙先生来教我们兄弟读书，但是也不过和张先生一样。
　　我十一岁的冬天，母亲给父亲办葬事，父亲的好友汤颐琐先生从苏州来会葬，便带了我回苏州。明年，杨先生就馆到温州去了，却请了一位刘先生来教我。这位刘先生单名叫题，是苏州阊门外一位医生（自然是中医），所以订明是早来晚归的。他老真会教书，每日早晨九点来钟，我和一个邻舍胡姓的同学到了馆里，他老个别的替我们上新书，温旧书，新旧书都要能够背诵得热了，再替我们讲解。我虽则懂不得文法，却能了解书上说些什么。他老又叫我们写大字小字。末了是“对课”。这件事情，象是现在的造句子一类的意思，为做文的起码练习。那时做文，都是预备将来考试中秀才举人的，因为那时考试要做“五言八韵”的诗，诗是要讲对子的，所以从小就要来讲柳眼、挑腮、飞絮、游丝、青云、赤日、乱头风、长脚雨、红板路、白门潮，由一个字起到五个字，五个字能对，就成了一韵诗。譬如先生出个“一团蝴蝶梦”，我们对个“几处鹧鸪声”，便是写落花的一韵好诗了。
　　我当时只能对到三个字，但是他老出口，我就对上了。我那位同学天资比不上我，什么都落后，但是他后来也赶上我了。我们在三个钟头里把功课都做完了，他老真喜得要死，每日不到午时（十二点钟），他老便回去行医了。我们也觉得这个先生真奇怪，尤其是我，向来一窍不通，一忽儿觉得读书很有意思了。
　　可是不幸的事又临到我的头上，不到三个月，汤先生从温州来信接家眷了，刘先生自然不去，我却跟了姨子（就是扬先生的夫人，是我母亲的盟妹）到温州。汤先生是有名的学者，俞曲园先生的学生，诗文都做得好。他老原想自己教我的，但是他老文酒应酬太忙了，每晚归来，已是“鱼更再鸣”，就没工夫教我了，却叫我读《诗经》、《书经》。我觉得咯哩咯嗒，读都读不上口，哪里还记得上心，了解更谈不上了。但是三五日里，汤先生要我背诵一回，我真叫苦了，因为真是背诵不上几句。这样一年。母亲惦记我了。叫我的叔父来接我回杭州。
　　我十三岁的正月间（旧历）回到杭州，母亲已替我请好了一位张先生，教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读书。功课是和在苏州一样的，但是我依然得不到读书的味道。不到一年，我的家境也决不能够请先生了，就进了一个“宗文义塾”，在“智斋”里从胡诵清先生读书。那时一斋里的学生，程度高的文章满篇，低的还只是背诵对课，我当然在低的方面，但是我却私下向同学里的会做诗的学做五言“试帖诗”（试帖诗是应考试用的），自然做不成功，我也觉不得读书的味道。
　　一年以后，母亲因我的身体不好，叫我回家（原来住在塾里的），在同巷的李伯伯家，从一位萧山人鲁六僧先生读书。还不是老方子的一贴药，仍旧叫我感不到兴趣，只是写字算越写得好了，因为我的父亲是书法有名的，所以大家也夸奖我。这年是中华民国前十三年（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就是“戊戌政变”的后一年，李家请的鲁先生换了一位范成佐先生。范先生的教书，法子还是一样，可是活泼些，有一回事，却叫我大感兴趣。我有一个姓洪的同学，天资也和我仿佛，我们对背诵，往往要争先到先生面前，我坐得近先生些，当然容易先到，这一回，他乘我不备，早离了他的位子，但是我的眼快，便同时抢到先生面前了，因此他和我都背诵起来。范先生左右为难了，但是他老心里明白，我是后离座位的，他老就出题目了，叫我们都停止背诵，由他老挑出书里一句来，叫我们接着往下背诵。他老先对那位同学说：“你先背。”分明是照顾他的意思。他老就从《论语》里挑出一句：“不占而巳矣”，那位同学却背不出。他老又向我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我立刻接上去背诵了。那位同学自然只得捧了书走，气得几乎下泪，我却一面背诵，一面很得意的向那位同学笑。
　　这时，我对于《论语》《孟子》算能了解他们文法的部分了，就请范先生教我做八股文。吚晤吚晤地读了几篇“程文”（就是模范文），却爱上了俞曲园先生《课孙草》里“子路宿于石门”一章的一篇，因为有这样四句：“草草杯盘，席上之残肴未撤，荧荧灯火，室中之旧榻犹存。”觉得描写得有趣（这是用王安石的妹子作的诗改作的），就也学做八股文了。可是只做到起股，就不懂往下怎样做了。
　　头一年秋季，一夜，明月在天，我从外面回家，遇到有人慌张得很，担了泥菩萨搬家。我很奇怪，听人家说，原来康有为学了外国人，要开学堂，清朝皇帝听了康有为的话，要废佛教，拿天下庙宇来办学堂，所以那些尼姑先着了急，趁夜里这样赶来带菩萨逃难。我在那时，耳里早经听着“康梁变法”的话，晓得变法是为什么。那时杭州已有了一个“求是书院”，是新式教育机关（后来的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都是从它改的，现在的浙江大学也设立在它的遗址），我却还没有晓得。
　　这年夏天，才听说杭州办了一个“养正书塾”，是外国学堂的样子。还晓得我父亲的一位盟友宋浪之先生（也是俞曲园先生的学生）在这里面教书，我就向母亲说明了，要进这个书塾，母亲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其实，这种书院、书塾却是不中不外不今不古，不过不得不叫他们做新式教育机关。养正书塾的程度。可以说是现在的初小二三年到高中的混合体。我进去的时候，里面有二班三班四班三个班头，二班学生不过六七个人，都会做满篇的文章，年纪也都在二十左右了。我呢，人学考试仍就是背诵一回书，因我还不懂做策论文，把我和同时过去和我一样程度的同学凑了一班，叫做新四班。
　　我在新四班里和萧山三个姓韩的同学算是一班的“翘楚”，其实不过能做一百来字长的策论。我在半年将完时候，星期做文，一连考上了七次第一，第二第三就是二个姓韩的同学。不到年终考试，我和两个姓韩的同学便升入老四班了。我在老四班里不过一两个月，国文第一又往往轮到我的头上了，所以这年年终考试的结果，我就升到三班。
　　我升到三班时候，只有一个算学教员赵望杏先生，是在四班里就教我们算学的，可是我对算学总是格格不人，一部《笔算数学》，做到命分就弄不清楚。好在那时还没有物理化学等科目，有的不过是历史地理英文。历史地理都无教科书，也是那时还没有编得出来，所以我们读的历史，是整部的《御批通鉴辑览》，地理是《水道提纲》，我对地理简直无从入门。英文呢，我对发音来得不准，而且很蔑视外国文，所以英文教员魏沖叔先生用尽方法引诱我。年考的时候，我的试卷稍稍象样，他老竟给我奖金。但是我总觉得这是鬼话，我一生的吃亏却在这里。
　　这时三班的历史教员是刚刚请来的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陈介石先生（名叫黻宸），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我们当初并不晓得，只当是一位布衣布鞋的乡下老先生。他老一口温州话，我们初初也真懂不得，可是我占便宜了，因为我到过温州，虽则我在温州住了将近一年，实在没有和温州人正式接触，不过听听邻舍人家讲话，有了些印象，所以陈先生说出来，我倒觉得和“他乡遇故知”一样。我听了他老对历史上的议论，很感兴趣。他老因为言语不通，总是用笔来考问我们。他老不但“循循善诱”，还真懂得“不愤不启，不排不发”的教法。我们经他老几次的启发，没有不五体投地的归依他老了。我在三班里半年终了，又升到二班，便和原在二班的各位同学并驾齐驱了。
　　这年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北方出了义和团的事件，欧美日本八国联军攻人北京，皇太后皇帝都向西安逃跑了。那时杭州有三份上海报纸，是《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但是我们书塾里只教员室有报看，我们哪里敢进去。这位陈老先生却常常把时事告诉我们。一日，他把我叫得去，告诉我联军进了北京，皇帝走了。我好象天向我头上压下来了，就号啕大哭。他老却不响，直待我哭得太伤心了，他才对我说：“你不要哭，慢慢对你说。”我听他的说话，好象基督徒相信《圣经》一样，晓得他老必定有个道理的，也就止了泪。他老说：“你去息息罢。”我内心还是凄凉得很，也没有话说，就退出了。
　　后来他老并不怎样特别地告诉我什么，但是、我们从他老讲历史里说到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事，我们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他老又叫我们在课外看《天演论》、《法意》，和《黄书》、《伯牙琴》。《明夷待访录》一类的书，我们又不知不觉懂得须要革命了。因此我们考试文里也大变了色彩。
　　我在二班里，也是半年就和全班的同学一起升了头班。可是我苦了，因为他们的算学都是学微积了，而我连三角也学不好。英文也连造句还咯哩咯嗒，改学日文，又讨厌他总是鬼话。不过我在历史、国文、掌故（这门功课有些特别，大概等于现在的政治学、经济学里的概论，而又只限于中国历史以内，并且没有教本，只在《九通》里面自己摸索）方面的成绩，除了汤尔和、杜士珍两位同学外，我总超过其他同学们，所以保持了在头班的地位。
　　我在头班半年不到，和汤杜两位同学的成绩又超过了其他同学，忽然把我们三个加了一个特班生的头衔，却仍在头班里读书，这是在前清光绪二十七年上半年。下半年书塾里又出新花样了，加设师范生六名。备班学生一班，备班取来的都是象现在初小一二年级的学生。师范生呢，并非另开一班，也不增加教育科目，就是给我和汤杜两位同学，和还有周继善、叶诚然、龚寿康三位同学（都是头班生）加了一个职务，叫我们去教备班学失，不过不算正式教员，所以特立这个名目。
　　我们在备班里，一面是教师地位，一面还是同学地位。我们对于这班里的小兄弟，真是看得和自己的兄弟一样。而我们的教法，不但用了陈老先生教我们的方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们和他们真“德漠克拉西”。我们有时设了一个问题，反而自己退下讲台来坐在学生位子上，请他们里面自动要说话的上去互相质问辩难。所以他们也和我们亲热得要死。他们里面有一个杨崇英，是书塾总理的孙子，不过十二三岁，先和我在新四班里同学，他后来告退了，这时重复进来，他每次能够佩侃而谈。还有一个傅孟，也是了不得的。
　　这时，我们书塾里还没有体操，我们到求是书院里去看了一番，“不胜欣慕之至”，就由高级同学发起向总理（就是校长）上书，请求增加体操科目。起初总理以为这是不需要的，后来终究被我们的“绝妙好词”感动了，增加了体操。我对这事，倒大感兴趣，翻杠子、荡秋千，居然第二手。
　　我们又发起组织同学了，一个现在学生会似的组织，由我们几个高级同学来领导，虽则形式上很不完全，精神上倒很团结。我们几个人常常晚上到年级较低的同学宿舍里集合他们，作演讲、辩论，很似现在的座谈会。
　　照例，每年端午、中秋、年底三个时间，要由杭州府、钱塘县、仁和县轮流来考试。他们拿了卷子回去，评定了次第，五名以前都有奖金。有一回轮到钱塘县，知县黄大华先生，倒是一个有学问的，可是他偏闯了一个乱子。他随意把我们升降了，头班的降到三班，四班的升到二班，平日成绩好的偏偏都落入次等。我们大哄起来，好在校方并不依照他的评定办理，我们却大家都不愿意接受他的奖金。说也可笑，一共也不过五六十块钱（银元），我们却要办一个藏书楼了。汤尔和会刻图章，他就牺牲了石头一方，刻了”皆大欢喜楼藏书”七个字，捺在买来的一些当时新出的课本书籍上。那时杭州出了一份线装书式的白话报，其实都是求是、养正两校的教员的作品。我们就定了几份，供给同学看看。
　　这时，我的十七岁光阴过完了，养正书塾也改为杭州府中学堂，我们六个师范生都要在明年（光绪二十八年）暑假毕业。校方预定派我和汤杜到日本去留学，我们约定去学陆军，学了回来就好革命。（后来汤尔和曾去日本，一度进成城学校。）可是将要毕业的前两个月，却给我们一个留学计划的根本打击。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合理的思想发展了，我们组织起来了，对于校方古典式的一切会表示不满。在历史上，学生一进了校门，除了工友们以外，都是师长，尤其是在四十多年前，师字是和天地君亲成了联系的，杭州人家家里往往供着一块天地君宗师的牌位，便可以晓得师字的尊严，所以书塾里的职员，人人自以为师，个个自以为长。我们塾里一位“学正”先生（类似现在的总务主任），真很神气，大家就把他做了攻击的对象，但是平常对他还是礼貌不衰。
　　二十八年清明时节，西子湖边，山盘翠髻，水皱青丝，柳似舞腰，桃如含笑，怎不逗起我们的春情。向来清明、立夏这些节日是放假的，这年却改了规则。我们向学正先生要求，请向监督（改学堂后，总理也改叫监督）商量，仍旧放假。他说：“不行”，自然大家不高兴。我们几个师范生却有点不师范了，就和几个头二班里的同学请了假，溜到西湖上，赊了几匹马，大家轻衫软策，游山玩水，好不赏心悦目。哪里晓得半路上碰着了学正先生，三名轿夫，一乘快轿，冲到我们马前，来个照面。彼此来不及招呼就过去了。这日晚上，我们就听见这位学正先生在那里和教员们说我们不遵规则，还有形容我们的两句话，是“扇子扬扬，马鞭挥挥”。我们想他也何尝守规则，大家就有了一肚子气。
　　一会儿到立夏节了，当然没有放假的希望，大家倒也不想出去。
　　一日，我们六个师范生正陪着陈老先生吃晚饭。（我们有特别权利在宿舍里开饭，请他老同吃。）忽听到楼下饭厅里那位学正先生的声音很高，还有拍桌子的声音。赶紧叫工友去看，他回来说：“邵师爷同傅少爷、徐少爷相骂，邵师爷坐得轿到监督屋里去哉。”我们赶紧下去一问，方晓得和这位学正先生同桌子吃饭的同学傅振绅（后来改名锐，宇毋退）、王孚，徐景清三位，吃饭时候谈天，被学正先生斥责了，所以争起来。我们晓得学正先生向监督那里一去，这三位同学定被严厉的处分了。向来我和汤杜两同学是被监督特别看待的，这时汤尔和因病睡在隔壁医院里，大家就推我和杜士珍也赶到监督家里去，好替那三位同学说说话。可怜，我们是一盏灯笼两条腿，怎样赶得过学正先生的轿子。半路上就看见“翰林院编修”的灯笼，晓得监督向校里来了，又急忙回身就赶。赶到了校里，只见全校的同学已布满在监督办公室外面院子里，好些教员都在监督办公室外面君子堂里，监督准备开除三位同学的学籍了。
　　我们几个高年级的同学都急了，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请总教习（陈老先生）来救救他们，就把陈老先生请来。他老一听要开除学生，便“怒发冲冠”，一口气跑进监督办公室，正碰着监督手拿朱笔要写开除条子（那时开除学生要监督亲笔用银朱写条子的）。他老迫不及待地向监督说；“不能！不能！”监督只是不理会，他老更急得喊：“先生，先生不能，不能！”监督才慢慢地说；“本监督自有权衡，该教习无得干预。’他老的“无明火”自然烧起来了。便说；“那末我辞职罢！”这句话方说出他老的口，这时我们也混在“君子堂”里，所以听得明白，便吓得往院子宣布，总教习辞职了。就有潮涌似的声音，“陈先生辞职，我们也走！”大家聚起来商量办法，一面凑出钱来租一所房子，预备暂时安顿身子，一面做了一篇呈文，直到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当时称为三大宪）那边去控告这位学正先生。第二天早是大家向孔子牌位行礼而别。这样一来，校方就用分化我们的手段，用感情来抽回一小部分，我们六个师范生除了汤尔和在病外，也都被开除了。可是监督写条子，不用朱笔而用墨笔，“以示优异”。后来我们还听得监督写开除我们的条子，还流了泪说：“我手里只造就了这几个人，偏还在我手里开除他们。”
　　说到我的革命思想，是发生在十六岁。那时，我读了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明季稗史》里面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一类的书，有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这年又碰上了义和团的事变，八国联军冲破了北京，就峻深了我的民族观念，又读了些盂德斯鸠的《法意》、卢梭《民的论》的译本，和李提摩泰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三年，我代理教育部部务，后藏班禅喇嘛来北京，我去访问他的时候，遇见了李提摩奉先生，他已七十岁左右了。一口很好的中国官话。但陆丹林先生告诉我李提摩泰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死在伦敦，享年七十四岁。怕我遇到的是另一个李提摩泰。）一类的书，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满洲政权，建立民主国家不可，并且就想找同志了。
　　在同学里，和汤尔和、杜士珍也基于这点上拜了把子，还想向求是书院里找同志。当时求是书院里有蒋尊簋、蒋百里、史久光、李斐然、周承菼、许寿裳，钱家治等一辈，我们就想联络一起。后来二蒋和史、李、周五位都往日本学陆军，我们三杰（这是当时外面称我和汤杜的，因为我们在养正书塾里是特班生，同学就把我们和周继善、叶诚然、龚寿康联起来，又称六君子，这是他们给我们开玩笑的。那时距离“戊戌政变”不过两年，所以他们这样叫我们。）也决意待毕业后往日本学陆军，不想巴望得可以达目的时候，竟为了抱不平，帮同学，被学校除名了。
　　我的家贫，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依赖母亲十个指头维持生活的，这样一来，不但不能再进学校，也不能不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了，才跑到上海来帮助蒋观云先生（他的原名记不起来了，那时他又自号智由；他是蒋尊簋的父亲）编辑《选报》。
　　那时（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维新派是和平改革派，戊戌党人里“硕果仅存”的张元济先生就在这里，隐然是个龙头。革命党呢，露面的只有章炳麟先生。
　　蒋观云先生是维新派，《选报》不过选取各报里国内外的重要消息，加一篇论说批评批评政治，形式还是线装书。
　　我帮助蒋先生编辑。选报，不久，资方的赵祖德先生（他的别字和我相同，都叫彝初。见面，我称他彝初先生，他叫我彝初兄。后来我改为夷初。）想再办一个刊物，和我商量，就出了一份《新世界学报》，编辑写文的是我的老师（陈黻宸先生）和同学（汤、杜），不免要带点革命思想给读者了，但是真也‘微乎其微”，因为刊物虽办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但却要公开行销到内地去，自然不能“畅所欲言”了。
　　这时，正是清朝的政治日见腐败，英、德、俄、法、日本等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时候。因为庚子以后，清朝的帝、后和“权贵”都怕他们，正是“唯命是听”了。
　　但是，知识分子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日见加强，革命思想，灌输到知识青年，也象油在水面扩充不止，因为革命党在日本出版的鼓吹革命的刊物，在上海固然容易看到，内地也秘密输入的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行动，常常给人们不断地刺激。庚子年，唐才常弟兄在汉口起事被杀（唐先生弟兄死后，他的家属住在上海虹口什么路的隆庆里，他的大儿子唐蟒〔圭良）年纪比我小几岁，我们很要好，一天。他约我和杜士珍同到他家，拜见了他的七十岁的祖父，这位老先生要哭不哭，一种说不出的悲惨样子，摸着圭良的头（那时圭良活象一个寺院里的小沙弥）托我们替他照管照管，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原来，圭良还有九十岁的曾祖母在上头，唐先生弟兄的死信还瞒着她呢）。）也给大家很大的冲动。在上海的维新派或革命派，除了文字工作以外，遇有外交上的事件发生，又是一个工作的机会，因为在上海租界上，我们还可以昌言无忌。那时，清朝虽则也有象胡适考据过的“校事”，却还不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差了蔡钧做上海道，叫他来侦探革命党，结果，《苏报》的案子，还碰了一鼻子灰。
　　我这时年纪不到二十岁，遇到法国对龙州、俄国对奉天这些事发生，张家花园（现在的泰兴路南段就是张家花园遗址）开会总去参加的。张国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时候，就有许多人象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象现在对民主一样。
　　后来，赵先生又别有企图，我们师生也各有各事，就散了。《新世界学报》也就中止。
　　汤尔和往日本学陆军去了，奉天事情紧急的时候，留学日本的学生“鼓噪”了，组织义勇队，要回国来，情愿和俄国开战，先派了汤尔和、钮永建回来，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申说意见，到了保定，见了袁世凯，袁只给他一个电报看，他们的任务就终止了。因为清朝已得了报告，说他们是革命党，有密令则袁世凯逮捕。当时，我在杭’州，得到消息，尔和已“被杀”了，急忙打电报给杜士珍，叫他来商量，我们怎样去处理他的后事。又给袁世凯“幕府”里一位魏少棠老先生去信问问情形（这位魏老先生。是和林琴南翻译小说著名的魏易的叔父，也是尔和的长辈），得他的复信，说没有这回事。原来，他们想通过魏老先生和袁世凯说话，魏老先生劝他们快离保定罢。
　　我因家庭生活的负担关系，往来杭州上海，教书写文。那时，一位广东人邓实先生（别字秋枚），独自办了一份期刊。叫做《政艺通报》，约我写文。后来他更有兴趣了，又约我和他的同学黄节先生（别字晦闻，他们都是康有为的同学简朝亮的弟子，晦闻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办了一份期刊，名目是《国粹学报》。这个刊物有文艺复兴的意义，而鼓吹民族主义的革命很卖力气，居然风行一时，柳亚子、陈佩忍、章炳麟、刘师培都是革命分子（刘师培后来拜了端方的门，并且袁世凯想做皇帝，他竟加入了筹安会），也先后加入写文。柳亚子、陈佩忍发起组织南社，做同盟会的外围，我也加入了。这时，我正学做诗，读了一本《孙逸仙》，就胡诌一首七律，现在只记得末了两句是；“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因为在杭州游西湖船里做的，所以就把满湖两个字双关用了。
　　我是二十岁（前清光绪二十年）结婚的，那时，胆子却不算小，自己做了一副新房联对，现在也记不起了，末了大概是“卿桴独立鼓，我揭自由旗’。明年，汤尔和结婚，我送他一副新房联对，记得上联的末了是：“快播革命种”，都在杭州裱画店裱出来，却没有遭到危险。因为当时没有特务。
　　以后，我在杭州、江山、诸暨、广州做了几年教员，在江山县立中学堂，遇到一件有关革命的案子，原来，江山是浙江边上的一个县份，在宋明的时候，文化水准还不错，到了清朝，乾隆以前，就科举考试的还不多，据说是因为“故家遗族”反对清朝的缘故，在《江山县志》上记载乾隆时候有—位姓郑的还为“清风不识字，翻我案头书”两句诗几乎灭族。这种历史的教育，到了这时。还有人接受他。
　　一位毛云鹏先生，是江山数一数二的读书人，他热心要办一个县立中学堂，和知县李锺岳商妥，把旧有的“涵香书院’来改造一下，这样，就得罪了地方上旧派里靠书院膏火（就是现在的奖金）补助生活的人。毛先生是有革命思想的，他在省城里买了些清朝皇太后那拉氏（就是西太后）皇帝载湉和什么什么妃子的相片回去，他偶尔在那拉氏的相片上写了《西厢记》里一句：“我见了也消魂”，给他们设法拿走了，就告到县里，说毛先生是革命党，在皇太后相片上写这样的东西，便是“大逆不道”。
　　知县李锺岳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做官也还不差。（前清经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各国的“传教士”在地方上真正“横行”极了。江山县前任知县龚廷玉吃过教士和教民许多苦头，他却对付得“奉命惟谨”。李锺岳到任，当然先向他“请教”一番，他说：“这里人民很好，只是教士、教民不可放纵。”李镜岳当他说的是好话，头一件办的案子，便是教民控告平民，李锺岳毫不“徇情”，办了教民一个罪，教士去说情，也不理会，因此他们倒不敢胡来了。其实龚廷玉倒是“不怀好意”的。）他晓得这里面的缘故，但是，案子太大了，他不容易明白地帮助毛先生，况且他的顶头上司衢州府知府是个满洲人，更使他棘手了。他赶忙设法把对方缓住，而对方还威胁他说：“知县办不了，我们上府里去告。”
　　毛先生自然也没有办法，因为凭据落在他们手里。那时，我替他写了辩文，只说皇太后皇帝的“御容”，并没有明令颁发出来，民间无从得着。这固然不够替他解释，但也有点道理。我又和本地人两位同事，在夜里跑去访李知县，给他说利害，如果这事不能消弭，你的“处分”也不小。第二夜他来回访我们，他说：“请你们告诉毛先生家里，我决要把这件事情消弭掉，叫毛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我就要上府里去，祝道台的寿，道台是我的同乡，我和他的少爷又要好，必定想个办法。”后来，果然叫毛先生出了一百担谷，就了事了。
　　有了这件事情，毛先生自然不能再办学校了，我也回了杭州，下半年去广州，这是前清光绪三十二年的事，这时我二十二岁。
　　我到了广州，先在两广师范馆，后到两广方言学堂，都是教书。方言学堂的学生，有许多加入同盟会的，如朱执信、林云陔自较知名，却有一个怪人，他并没在方言学堂毕业，中途就去了，这人姓廖、名容，惠州人。他离开了学堂，去加入“洪门”，辛亥革命时候，他在王和顺部下，后来王和顺做了惠州镇守使，他当了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他却是有怀抱的。且等后边再讲。
　　我在方言学堂三个年头，实在没有什么贡献，学堂的前身是个游学豫备科，请过日本教员，还留下许多日本军刀，据说是体操教员用的。我向来弄弄过什么开四门一类的玩意儿，也就借此温习温习。后来又和几个同事在休息日子去到长堤游玩，总是骑马往来，我又练习骑马，居然可以不用控级踏镫，大跑而特跑，这都是我有用心的。可是，有一次把我吓坏了；这次大约是春秋佳日，我们同事高兴去玩息鞭亭，一伙八个人，个个跨上牲口，他们都是不会骑马的，各找了驽马代步。我却出风头了，马保把他们选剩的，其实也只有这一匹白马，神气的确不凡，我没有晓得他的性子，因为向来没有碰到这样出色的，一搭他的背，就坐上了，那晓得他不等指点，出了马棚，一口气自由地向息鞭亭大跑而特跑，我排命地勒住缰绳，连偏缰也勒紧了，他的头至少有七八十斤重，可怜我把全身的力气用尽了，还要照顾踹死别人，但是，竟没有办法控制他。可是十里长途，不过两分钟就到了“息鞭亭”外，我正怕跑迸游人聚集的地方，收勒不住，怎样得了？幸亏有一个马保早看见了，他就做了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姿势，说也真怪，我这坐骑到了他的面前，动也不动了。我在马上虽是心惊胆落，可也觉得满身舒服，向来骑马不曾遇着过。回来时，我没有勇气和这匹神骏斗法了，我便请一位同事调换一下。可是，我骑着一匹可怜得很的腿又粗、G2又长的劣马，仍就怕他有什么怪脾气，而那位同事坐在这匹神骏上闲暇得很，这匹神骏也绝不离开队伍，不过有一个马保押住了他。
　　从此，我几乎不敢骑马了。这年，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元年，方言学堂的监督是我的老师陈黻宸先生，他当选了浙江咨议局的正议长，要我回杭州替他帮忙，而且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也找我当教员，我就回了杭州。那时，杭州有一个秘密组织，我的朋友参加的不少，常在庙宇或词堂（如西湖的白云庵、三潭印月的彭公祠）里秘密会议，我也有时参加，但没有什么作为。我有一位“宗文义塾”的同学杨廷栋，后来改姓名做顾乃斌，从武备学堂毕业，做了营长，我和他常在火车站小茶店碰头，他坐茶店是有点顾二娘卖人肉的派头，我们也在这里谈心，好在那时没有特务。
　　话要说到“辛亥”年了。这年夏天，汤尔和为筹办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到日本去，我跟他到东京一玩，但是，我不能说日本话，他又不常在东京，因此，我就窘了。我的目的要找章太炎先生，我和章先生，论亲他是长辈，论年我是后辈，不过如上文说过的，在上海为国事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时常碰头的，所以我们是谊在师友之间。那时，他住在东京一个乡间，和他的大女儿章、女婿龚宝铨同居，里外不过十多张席子的地，章先生和我算有凳子坐的，龚宝铨就日本式的坐地了。他和我谈得火热，定要留我吃午饭，饭是白洁得不能再白了，但是，配饭只有一碗大蒜煎豆腐，是我们杭州的家常小菜，我觉得使他享受这样的生活，是为什么？我和他谈起国事，他自然仍是革命、革命的一套。我请他介绍入同盟会，他答应了，但是他却想回国。我许他回国后和陈老师商量办法，因为陈老师和他是好朋友，他的第一次逃亡台湾，是由陈老师从黄绍箕、孙诒让、宋恕得了清朝要逮捕他的消息通知他的。这时，陈老师做了咨议局议长，或者可以想点法子。我回来以后，自然也给陈老师商量了，恰巧这年浙江大水，浙东很闹乱子，章先生的故乡余杭县也有水灾，而且也闹事，怕他在这个时候回来，于他不便，我当时就回信给他说明，请他等一等。
　　这年，正是清朝的运气不好，盛宣怀做邮传部尚书，要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沪杭甬铁路原是从外国资本家手里争取回来，由江浙人自己筹款办的，办的也相当不错。铁路局总理是一位浙江有名的汤寿潜先生，他是翰林出身，老虎班（翰林散馆放知县，照例马上得缺的，俗称老虎班。）的安徽ＸＸ县知县，他老在八股里议论时事，文章也做得出色，而且另外做了一部《危言》，也是大谈国计民生，尤其是讨论盐务，所以“名满天下”，那时，他和做中国历史的夏曾佑先生是浙江双壁。（夏先生也是老虎班安徽知县。）他们都是辞官不做，所以名气更高，所以汤老就被推举做了沪杭甬铁路局总理。
　　江浙人为了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闹得“不亦乐乎”。清朝耍一耍手段，把汤老放了安徽盐运使（汤老先被赏给四品京堂），这是调虎离山的计策，江浙人却留他不放，汤老也不肯去，清朝就把他革职了。这样一来，正是火上加油，这时，争路的代表由京回杭（沈玄庐就是代表的一个），铁路局开股东大会，我和汤尔和、楼守光（诸暨人，咨议局议员）想把扩大事态来送清朝的终，我和汤尔和都是穷光蛋，守光也不是丰裕的人，想在大会里去发生作用，引起革命。可是没有股权进不去的，守光想了办法，借得几个股权，便参加了大会，这次会场就被我们控制住了，一致主张挽留杨老，反对收归国有。早预备好了替盛宣怀捧场的人，都不敢吐一吐舌头。那时有人这样说：“这次股东会是为三个小老头儿开的。”因为我和尔和都养了长须，守光也有胡髭，但是，论年纪我还不到三十岁。
　　一会儿，武汉起义了，我们三个就借这个因头，和陈老师商量，在省城办民团。表面是自己防卫，实际预备响应；陈老师自然赞成，就联合了商会绅土发起。在咨议局开成立会，公推汤老做总理，陈老师做副的，请巡抚下照会。我们拟了办法，三个人分任城里上中下三段的重要职务，并预备各要一匹马，做巡夜的代步。尔和是长在江北，江湖上武艺很来得几手的，自然要让他做领导了。我们虽然计划内定了，可是民团必须有枪械才有作用，一面正式向巡抚去要，一面和督练公所总参议袁思永去商量，请他把尽新式的拨给。原来袁思永是汤老的门生，而陈老师是咨议局议长，他一口承担。但是，不晓得怎样走漏了风声，巡抚增温（蒙古人，傅仪做“满洲国”康德皇帝，他是侍从长。）把照会搁起来，杭州的驻防守军也把新式枪械都提了去，这个民团局就成立不起。
　　我们又想别的路子，等到上海光复了，我们到上海来向民立报馆找于右任，右任告诉我们，浙江的革命机关在振华旅馆。我们要找褚辅成，遇不着，只得仍回杭州。我把外祖母、母亲和我的妻小都送到乡下，一个人守了一所住宅。这时一个出裸弟兄（杭州叫邻舍从小一起的做出裸弟兄）程途，他是武备学堂毕业，在标统朱瑞部下当个排长，他在夜里赶来告诉我，一两日内杭州也要动了，这是标部里的消息，他说：“我还要赶回营去。”
　　那时，陈老师也有一个姓叶的处州军人，和他老去谈光复浙江的事，无非大家取得联络，不想程途来报告我的这晚就起事了，在先，陈其美曾来杭州（上海光复以前），找朱瑞的另一个标统周承菼商量。到了这时，朱瑞刚才请假不在杭州，周承菼部的顾乃斌在巡抚衙门东边买了一块空地，预备包围巡抚衙门的时候，计算增韫必定从这里打通墙壁逃亡的。果然不出所料，就把增韫擒获，送在我的旧住宅相近关王阁东首全闽会馆看守起来。全城（除了驻防）文武自然不消说得没有反抗的了。据我晓得，劝业道董元亮也是开了永不开的后门，由管驿后逃走的。
　　第二日（阴历是九月十四日，推算公历一时记不起了。）大早，我急忙赶到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已在陈老师卧室里谈夜里起事的情形。沈先生因为当时布告上的都督童伯吹，实际上我们找不到这位都督（注1），就说，我们须得把汤蛰老（即汤寿潜。他的别字叫蛰先，那时在上海。）找回来。就由我起了一个简单的电稿，陈老师、沈先生和我的名字都署上，沈先生还加上一个褚辅成，也就由我送铁路局去请他代打。
　　当时就有一部分军队方面的人，到咨议局来办公，可是一颗印信都没有，我便去刻了一颗“浙军都督府都督之印”，立刻应用起来。最要紧的是封查仓库，但是人手简直太少了，我便携带了封条，向大清银行、布政司、盐运司等衙门把仓库次第封了。在藩司前（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名）遇到一排人驻扎着，排长徐允中和我说：“子弹不够了，请你告诉一声。”
　　这日下午，我因为到车站去接汤蛰老，就在车站先和顾乃斌谈了一下。这时，顾乃斌负了驻守车站的任务，我从他晓得都督已换了周承菼了。一会儿，上海火车打了白旗进入车站，汤老随带了张竹生和另外两个人一同下车，直到咨议局。伙颐，一间普通接应室里，人头攒动，劈头听见说话的是驻防协领贵林的口音，我引汤老一行，排开众人向里走，迎面的就是周承菼，八字式坐着，佩刀地上立着，两手捧住了刀柄，凛然是个大将气概。陈老师和贵林对面坐的，汤尔和坐在周承菼右边，任临时的书记，纸上已经写了不少条款。原来贵林是代表驻防出营来议降，他也全身“命服”，最惹人注目的是两根雪白的忠孝带。他倒侃侃不屈的在争某些条件，似乎难得解决。他看见汤老到来，立刻就说：“蛰老来了，蛰老怎样说，我无不依从。”这时，周承菼却不做声，起身迎让蛰老就座，蛰老象煞自己是都督了，毫不谦让，草草看了一遍条款，就说：“便这样，我签字吧。”提起笔来写上他的大名。这样一来，大家都无话说，一场议降会议，就此告终。但是，汤老就算是第三任都督了。
　　我不晓得为什么事离开了咨议局，直到晚饭以后，再到咨议局，汤老一个人踽踽凉凉很无聊的样子，这时，褚辅成在机关部，沈钧儒是在临时担任警察局长，都没有和汤老见面。一会儿张竹生来了，请汤老着手组织都督府。汤老开了一张名单：民政司长陈黻宸．财政司长张鸿（这是张竹生的大名），教育司长沈钧儒，褚辅成是什么长，我记不清了。我和搂守光都是秘书，但是，怎样发表？外边枪声常常掠耳而过，原来，旗管还被围着，驻防也不肯降．据说下午的会议的条件，不能算数。杨老叫我和楼守光出去打听打听。我从回回新桥走出大街，落北向官巷口走，一路十个五个的兵把旗营包围着。正到官巷口，在一盏路灯底下，被一位排长看见了，叫一声：“先生，前去不得了，迎紫门上有守军，不时放枪呢。”我听声音，正是我在养正书塾做师范生时候教过的学生傅盂（他在书塾时候的原名叫傅振绳，这是他进武备学堂改的名字，他和黄郛是同学还拜把的），我问他怎样了？他说：“还不肯降。”我也就折回了。汤老叫我起两个草稿．一个是给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电报，一个是豁免全省钱粮的文告，后来是不是用的我的草稿不晓得．豁免钱粮这件事，几乎使财政上没有办法。因上有三百万的省债。
　　第二日早晨，我因为要去安慰一下母亲，到乡下去了。在乡下多耽搁了一夜，再回城里，局面全不同了。汤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没有实权，而褚辅成做了政事部长，是和都督平行，和湖北、江苏等都督府的官制不同的。贵林和他的儿子都被枪毙了。原来，驻防不肯投降，革命军驻扎在粮道山上的，大炮对着旗营南头什么门上，炮台要取攻势了，他们还想发炮抵抗，幸而他们炮上的闩子早被革命军方面叫帮里的朋友张子廉（是洪门的大哥）想法卸去，那门炮就没用了，因此，终于投降，只把许多枪杆向河里丢。
　　话说贵林，他的母亲是个节妇，相当给他一些旧式教育，叫他结交“知名之士”，所以他对宋恕，几乎是师事的（宋恕别字燕生，又号平子，是一位博学而且诗文都注意近代化的。他和章炳麟都是俞的学生，和梁启超一辈维新、革命党派的知名人土，多有交情。这位先生很象后汉的郭泰。前清的重臣李鸿章，是他妻父的门生，想叫他做官，不敢出口。他做了一本书，名叫《卑议》，李鸿章说：“这叫‘卑议’？我看来太高了”），由宋恕又结交了陈老师，他在旗营里有圣人的绰号。他是一个满洲人里的开明分子，自然，一般的种族观念他也有的。那时，杭州驻防里，还有两个知识分子：一个是三多，蒙古人，他是词学大家谭献的学生；一个是金梁，他的阿哥是杭州驻防的协领（贵林是补他的缺的），他和杭州的革命史上却有关系。
　　浙江大学校址的前身，就是求是书院（后来改称浙江大学堂，最后改做浙江高等学堂），当我在养正书塾读书的时候，陈老师给我们同学启发了革命思想，陈老师又介绍了宋先生到求是书院当总教习。宋先生对言语是万分谨慎的，但是，他和陈老师一样，会在古书里发出新义，叫人们自然会走上这一路去。那时求是书院有一群有革命思想的学生，这里面最杰出的叫史久光，他是江苏傈阳县人，他的祖上有一位名叫贻直的，曾做过清朝宰相。但史久光却是个“乱臣贼子”，有一年暑假里，他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他的同学李斐然（辛亥革命前任周承菼标部的参谋）也“大放厥词”，斥责清朝。史久光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改作“贼清’，不想被院里的旗籍学生晓得了，报告了金粱，金梁通过他的阿哥，报告到将军那里，将军就请巡抚查办。这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巡抚怎敢怠慢，但是，他晓得一经查办出来，除了几个活该的外，从他起直到芝麻是豆大的官，都要担着处分，不是玩意儿的。所以他很谨慎，先把这件事秘密起来。
　　这位巡抚是江苏宜兴县人，姓任，名叫道镕。是个正途出身，究竟读过些书的。一日，他并不铺排他的文武执事，开锣喝道（前清在任官员出门，先有两扇“肃静”“回避”的头牌，再把他的在任官衔如浙江巡抚部院，除了巡抚浙江部院，还有兼管两浙盐政、节制水陆各镇等等官衔牌子叫做执事，再有红黑高帽子的皂隶，敲起大锣，哦、哦地叫，叫做喝道。），只带了一个当差，青衣小帽，坐了一乘普通轿子（巡抚照例是坐绿呢大轿，四抬四插），一直到了求是书院。他也不待通报，先看了各处书院的布告和斋舍壁上粘贴的学生文课作品，然后再请“监院”把学生平日作文检来带走，说是要考察考察他们的成绩，那时，大家并不以为有什么大事。
　　过了几日，巡抚率领两司（布政司、按察司）二道（杭嘉湖道、督粮道）一府（杭州府）两县（钱塘、仁和）全副执事到来书院，才叫大家惊奇了。（向例书院没有大典礼，他们不会一齐来的。）巡抚召集了书院的当局以下，在严肃的状态底下，宣布他本日来院的任务，是有本院旗籍学生告发本院学生有悖逆文字，所以上次亲身来院查访一下，带去书院的布告和学生的课卷，都经自已一样一样仔细地过目了，确实并无一点悖逆文字，可见是诬告的。在这时候，还有挑拨满汉意见，希望“大兴文字之狱”，实在不是国家的福气，该当严办诬告，姑念这些都是年轻没有知识的，马上就命仁、钱两县，把院中旗籍学生勒归营里，又命杭州府去告将军，请他惩办，才后向靴筒里取出纸卷，叫司道以下看完，还给监院而去。（学生课卷中还把史久光一篇。《庄子〈天下篇〉书后》赏识得了不得，“置为第一”。史久光在辛亥江浙的革命都有份儿。中华民国参谋本部成立，他任第四局局长，直到近年，方才退役，但穷得过不了日子。后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教员。他和我同年，比我早生一个月。）
　　这场大事，竟化做无事，不能不说这位巡抚心地厚道，办事能于。如果落在现在官吏手里，只有扩大事态，多杀青年来邀功了。不过旗籍学生的来书院读书，是受贵林们鼓励的，这件事可是实在有的，不过真凭实据没有落在他们手里，只好认错息事，心上当然很不痛快的，后来孙江东被人告了风化案子，贵林就在后面支持原告，闹得孙江东在杭州不能立足。这时，驻防既然投降，贵林连同他的儿子也被枪毙，他的罪状是抵抗革命，贵林因此反得了清朝忠臣的名誉。其实据我所确实晓得的，贵林在武汉起义后，他曾请教于陈老师。陈老师告诉他：不可拘执“君臣之义”，应该看在老百姓份上。并且老实告诉他，清朝的政治太腐败，没有希望了。他回去把陈老师的话告诉了他的母亲。陈老师是见过他的母亲的，贵林又邀了陈老师去见他的母亲，陈老师又恳切地说了一番。并且说将来有事，只要你们不抵抗，总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的。他的母亲就对贵林说，陈先生是至诚的君子，你得听他的话。贵林在旗营里有孝子的称呼，这时也没话说。在围营的第二日，陈老师和楼守光商议，由守光设法进营去和贵林接洽出来议降的。（这节事不是我亲自听陈老师和搂守光说的。）那末，他实在不是要替他的主子尽忠的，他的死算成了他“清史”上的名。
　　这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宣告独立，自称都督了，程德全的宣告独立，是我的一位世交长辈应德闳先生和江苏督练公所里的几位湖南人张通典、章驾时、罗俈子和我的同学杜士珍千成的。应先生的父亲，曾做过江苏布政使，后来应先生也去江苏，候补知府。辛亥那年，他新过了道班，他是在程德全幕里很被赏识的。布政使陆＊＊升了陕西巡抚，程德全就派应先生署理布政使，着实叫当时的按察使和一班老的候补道难看。程德全竟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不合以未引见道员迳署布政使（清例，道员未曾引见，不能正式任官的，引见就是由吏部或军机处带领去见皇帝），这样“一箭双雕”，把个应先生前途丢了，程德全也碰了一鼻子灰，加上上海都督陈其美要移师北伐了，所以给章驾时等一凑，就宣布独立，应先生做了都督府的秘书长，杜士珍也在都督府任职，邀我去苏州一走。我到苏州，他们要我在上海办一份日报，我就担负了这个任务，在福州路找了一所房子，预备起来。
　　这时，章炳麟先生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同来的有他的学生，几位四川人，其中一位就是现在重庆民主运动里的斗士黄墨涵先生（他名叫云鹏）；都住在爱俪园，——哈同花园。我每日都和章先生去商谈。袁世凯叫冯国璋攻破了汉阳，上海各报不敢发表，因为那时人民宁信《民立报》为宣传捏造的消息，而对于真实的如革命军失败的消息，就会打毁报馆的，《申报》《新闻报》就被打过，这是民意的测验。章先生却得了黎元洪的电报。章先生气得给我的信上竟称黄兴做逃帅。我那时就由应德闳先生给章先生和程德全拉拢了，为的是要北伐。因此，这份报纸取名《大共和日报。，请章先生做社长，杜士珍任经理，我担任了总主笔，章驾时、汪东（章先生的学生）都是主笔。（章驾时因军事关系，始终未到。）
　　扬尔和、黄群、陈时夏和陈毅都在这时由浙江都督派赴湖北和黎元洪议事。那时，湖北因为是起义的地方，成了革命的中心，黎元洪也成了领袖。可是，孙中山先生也在这年冬天由英国回来了，各省便商议拥护孙先生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由十七省代表在南京票选孙先生做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做副总统，汤尔和是以议长资格授孙先生大总统证书的。这样。就促成了南北的统一，因为清朝是已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晓得打是打不了的，心里也羡慕着总统的虚荣，所以虽则也做了许多姿态，而实际他早已准备把清朝的江山结果了。
　　汤蛰老在浙江，因为环境做不下去了，楼守光的哥哥楼守恩和蒋尊簋的父亲是同乡，又是好友，蒋尊簋的父亲和汤老也是朋友，他们两弟兄就替汤老去找蒋尊簋来做替身，汤老和孙先生说了，自然没有不要的。一日，楼守光来向我说，本晚蒋尊簋专车回杭，叫我约了应德闳先生同去，要应先生去做秘书长。我任秘书。当夜就是蒋尊簋和应先生、楼家弟兄和我，还有一个是蒋尊簋的学生夏超，一同回杭。蒋尊簋就走马到任，接了都督的印，蒋尊簋是做过浙江标统的，和周承菼是同学，自然一无问题。可是，应先生为程德全的不放他走，并没有就秘书长的任，我却在秘书处混了几个月。到了楼守光由都督府印铸局长出去任杨县知事，我补了他的遗缺。印铸局的公报总纂杭辛斋先生和编辑邵飘萍和我闹一点过节儿，印铸局改了公报处，我改任经理，我却就此“还我初服”，仍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了。这时是中华民国元年，我二十八岁。
　　明年，汤尔和在北京创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邀我去当国文教员。我觉得革命成功了，我本来不晓得政治，不过推翻满清好象是我不能辞谢的责任，我虽则不曾参加革命的重要工作，也尽过些儿力量，现在满清被推翻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应分让“学有专长”的人们去做，我还是做教书匠，在我的岗位上工作吧。况且我总算生长在“仕宦之家”，幼年晓得文天祥是个状元宰相，尽忠报国的人，很羡慕他，所以也想中状元、做宰相，后来被革命思潮打消了这个观念，从读了皇甫谧的《高土传》，《后汉书》的《独行传》和《逸民传》，配合了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就想做一个高人逸士，也想做个侠客，从陈黻宸老师读书的时候，他老给我谈些社会主义的大概，后来又读了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的传记，都给我的思想有很大的陶铸的影响。所以在这时，我便不问一切，只做教书匠了。
　　在上年，章炳麟先生和赵竹君（伪政府的什么部长赵尊岳的父亲），应德闳在上海组织一个什么联合会（名称忘记了），托我在杭州替他们组织分会，我替他办了一下，但我自己却“超然物外”。陈老师是加入统一党的，也叫我帮过他私人的忙，而我也依旧“超然物外”。后来，有人说我是进步党人（大概是《语丝》里），大概是这些原因。其实我的师友在进步党的确不少，我终究没有踏人他们的门褴。也就因为如我上面所说的，我自己别有一个志趣。
　　我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书，真是什么事也不问。那时，由汤尔和认识了一位老乡，这人姓邵，名叫长光，别字裴子（十七年，他代蒋梦麟做浙江大学校长，就用裴子做名了），他是求是书院学生，转到南洋公学，又到美国学经济；但是，他却最欢喜弄中国的金石书画，他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又有特别的眼光，所以精于辨别，却又不是一般旧式赏鉴家或古董鬼。他特别对于写字有研究，相信姚配中的翻绞两法。他自己写字，虽则不尽能应用他的学理，我的写字却受了他的指导。我又发明了写字不但要运腕，还要运肘，不但要运肘，还要运指，不但要运指，还要五指齐运。我写了二十首论书诗，把我写字的方法写出来，都得他的“首肯”。
　　每晚，他总来到医校，和尔和、我，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橘子、长生果是帮助我们健谈锋的。但是，好景不常，袁世凯想做皇帝了，他把现金都挪用到军事上去，钞票不能兑现，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价值跌到五折以内，公教人员，叫苦连天，那末，这种“风雅之谈”，就此搁起。
　　这时，有一件案子，是袁世凯想收拾应德闳先生的。原来应先生在元年做了江苏民政长，刚刚碰到应桂馨暗杀宋教仁，这件事是袁世凯叫人干的，应先生把宋教仁被杀的情形通电全国，大家都晓得政府当局是个“嫌疑犯”。袁世凯因此恨死了应先生，就借一件公债案子，查办他。应先生被平政院传到北京，住在白庙胡同的大同公寓，公寓门口站了一个警察，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他的通信也受检查，有时是我替他带给东交民巷的邮政局发出，因为使馆界里的信是不检查的，这也是一件故事。应先生虽则幸而无事，但是不敢再做官了。
　　一忽儿到了中华民国第四个年头了，袁世凯把他的爪牙布满了全国，他以为皇帝可以做得了，叫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替他主张中国是适宜于君主立宪的；再找到中国头一批的留学生译《天演论》和《原富》一类的书，还当过京师大学校校长的严复，著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辛亥起义时候湖北都督府的外交司长胡瑛，前清四品京堂杨度，辛亥革命时候吴淞湖都督李燮和，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安徽都督孙毓筠，这么六人发起了筹安会，当时称他们做六君子，这个筹安会，原是替袁世凯筹备皇帝“即位大典”的。
　　筹安会发表的头一日，我听说刘师培来了，我不晓得他是来发起筹安会的，很欢喜地就去访他，因为他和我是《国粹学报》的同事。可是，见面以后，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做文章要记年的时候，总写什么甲子、乙丑，但是甲子、乙丑六十年一转，那末，便弄不清楚了。元年二年地下去也不方便。”我便马上答复他，这有什么问题，用什么什么记年，是汉武帝才起的，汉武帝以前写文章的没有发生问题，欧美各国用耶稣降世记年，到现在一千九百多年，也没有不方便。他听我这么一说，使没有话了。第二日在日报上看到筹安会发起人，这位国学大师名在第六，因此恍然大悟，怕他要给袁皇帝拟“年号”了。果然不久，“明年著改为洪宪元年”的令就下来了。
　　袁世凯要做皇帝，却不敢公然“我自为之”，他又学王莽故事，叫各省“绅士”“歌功颂德”，“上书劝进”。他看中了两个有名的文人学士：一个是湖南王闿运，一个是江苏缨荃孙，这两位白发公公，我和他们都有“一面之缘”。说起王闿运，他在晚清历史上很有关系；原来清朝的皇帝奕（咸丰）死后，两个亲贵掌握政权，一个叫端华，一个叫肃顺，肃顺比较端华有才具，王闿运是他府里的教书先生。太平天国革命势力一日强盛一日了，清朝有点“愁眉莫展”，王闿运向肃顺建议，叫他重用汉人，便推荐了曾国藩。（曾国藩虽则是他保举的，但曾国藩还看他不起：曾国藩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去访问他，两个人坐在炕上〔前清官场仪节，平等待遇，才同坐炕，下属便不得升炕了〕，他“高谈阔论，目空一切”；曾国藩却拿指头酿了茶，只在炕几上写；“妄人妄人”。）曾国藩便训练湘军，叫他的学生李鸿章训练淮军，居然打平了太平天国，给清朝保全了一统江山，王闿运就做了一部《湘军志》，大家都称赞他这部书。他本来会做“骈体”文，会做“选体”诗，因此“文坛”上有他的地位，这样更加重了他的名誉。
　　但是，他虽然中了“举人”，却不能“三考连捷”（三考是乡试、会试、殿试）。他脾气又大，以为总有人会用他，不肯出钱买官，后来还为一件什么事，就更不能得志（似乎就因为是肃顺的人）。所以直到清朝快亡，才赏给他一个翰林院检讨，他的岁数已近八十了。到了中华民国，他自然是“国之大老”了。袁世凯因为他是他父亲的朋友，把他请到北京，叫他做国史馆馆长，礼待很为隆重。（这时，国务总理是熊希龄，是他的老乡，可是他的后辈，国务院设在中海的集灵囿，熊希龄请他吃饭，陪他逛中海，他问这是什么地方？熊希龄说是集灵囿。他说：“呵，四灵除你凤麟龙。”）我便在这个时候见他的。（他住在西城一个什么胡同，我自然是个后辈，拿我作的“古文”去请教他。他送客一直送到大门口，着了一双红色云头缎鞋，“步履如飞”，这时他的儿子王无功年纪也五十多了，跟在后面，着实赶他不上。）他住了一晌，便回原籍，就有电报“劝进”，可惜电文我忘记了。（他的动进，据说是杨度替袁世凯干成的。）
　　缪荃孙是清朝翰林，他也是少年有名，诗文都还不错，尤其金石版本，校勘的学问，是他专长。他在江苏算是前辈了，他的“劝进”据说是“袁头”（袁世凯时候的银币）三千的功效。
　　此外各省的绅士“闻风而起”，袁世凯自然“不亦乐乎”。那时，各省武官最大的是督办军务，文官最大的是巡按使，头号汉奸王揖唐，名叫一个赓字，袁世凯因为他办统一党，替他拉拢了很多“攀龙附凤”的人，就叫他做奉天巡按使，他就第一个在公文上称“臣王赓谨奏”了。还有一个巡按使（屈映光），不但他自已称臣，还管别人称臣，值得这辈被他代称臣的“敢怒而不敢言’，尴尬得很。此外我为存些厚道，恕不尽说。
　　袁世凯看得“人心归往”，便先把副总统黎元洪封做“武义亲王”（他先和黎元洪攀亲），督办广东军务龙济光封了什么“郡王”，海军总长刘冠雄封了什么“公”，此外“侯”“伯”“子”“男”，不消尽说。只有徐世昌、张骞、李经羲、赵尔巽四个，他很难对付。他却想出一个办法，请他们合拍了一张照相，题上“嵩山四友”四个字，还下了一道褒扬令。可是张骞还替他改过文章呢，所以有人仿“月令”题了一句“是月也师化为友”。
　　那时督办安徽军务倪嗣冲要夺头功，特地绣了一件黄袍，亲送到京（这件黄袍，仍就由倪嗣冲带回，他因为袁世凯不识相，使一迳送了谭叫天的徒弟唱老生的刘鸿声），请袁世凯就登龙位；袁世凯还要看看风色，想在五年“元旦”才称皇帝，不想经界局总裁蔡锷一溜烟逃出北京，迳往云南，袁世凯终究有点虚心，不敢放胆胡来。
　　蔡锷原是梁启超的学生，又是革命党，这时，梁启超和袁世凯分手了，而且还反对他做皇帝。袁世凯对蔡锷分外注意，在经界局和他的住宅左右，都分布了警察和特务。蔡锷却照常办公，到晚却溜入八大胡同（北京妓女聚集的地方，什么石头胡同等等），“沈湎酒色”，结识了一个漂亮妓女，“乐不思蜀”。早有特务报告了袁世凯，袁世凯对他才放些心。但是蔡锷趁他防备略松，离了北京，到了天津，就和梁启超商议倒袁。他就在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起义讨道了。
　　那时，天津会议的人里面，有一位陈先生，名叫敬弟，刘宇叔通，他是清末翰林，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副总统督办江苏军务冯国璋请他做副总统的顾问。他有一个朋友叫胡嗣瑗，也是前清翰林（后来傅仪复辟，他做起内阁里什么不大不小的官了），正做冯国籍的秘书长。他拿顾问的资格要了几张“印电”纸（机关里发电报的纸，预先盖好机关长官的官印），到了上海，便发电给西南各省的军政长官：广西陆荣廷，贵州刘显世，四川陈宦，都以为冯国璋在暗里主持着的，就一齐响应了。袁世凯听到蔡锷起兵讨他，已经慌了，加上他的“心腹之臣”陈宦，也参加了义军，这一急非同小可。
　　说到袁世凯想做皇帝，还有一段外交上的关系。上面提到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还不算什么，实际怂恿袁世凯做皇帝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那时，英国和日本虽则结了英日同盟，但是对中国的权利竞争，日本是不放松的。日本为对付英国起见，却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二十一条固然是“乘势要挟”，另外还正式向袁世凯提出了反对他做皇帝的警告，蔡锷的能够安然回南，也得日本一些帮助。
　　在这年穿夹衣的时候（大概上半年），我和我的妻子去逛天坛，忽然遇到两人：一个“风姿丽”，秀眼“虬须”，衣服整齐华美；一个瘦黑短小，乡气十足。那个“风姿丽”的急急地走来，向我口称老师，我记不起他的名姓，面孔也并不很熟。他便自己说是从前两广方言学堂学生廖容，我觉得对的，是有这个学生。他又把那个乡气十足的介绍给我，叫他向我行礼，说是他的弟弟廖毅。我很注意了一下，怎样弟兄两个相差得这么多？廖容问明我的住处就分手了。
　　过了不久，他们来访我了，礼貌非常恭敬。廖容说他在总统府任顾问，住在西门外什么胡同惠州郡馆，请教我该读些什么书。据他说，愿意研究历史，晓得国家兴亡的道理。他的弟弟和他一样，也要多读书。我很奇怪他们竟这样好学。后来我去回看他们，一进住屋，便见四面皆是“史部”的书籍。廖容便问我读书的方法，我问他有什么志向，他说：国家没有大定，想求点“应世之学”。我很称赞他一番。他后来又来看我，方说出他离开方言学堂，是为了要推翻清朝，便入了洪门，洪门就是俗叫三点会的。他们以后常常来看我，问些国家事怎样办？到了这时（四年冬），我问廖容：“袁世凯要做皇帝了，你怎样？”廖容说：“回广东去。”我说：“光是回广东？”廖容便说：“老师想怎么办？”我问他。“你从前的旧部还在？不能再起兵讨逆？”廖容说：“可以的。”我说：“你回去就能召集？”他说：“只须三日就召集了。”我很诧异，这样容易？我问他，他说：“我往各人家里送一名片，我回家的信息就传遍了，他们自会得来的。我穿草鞋，三日便可走遍。”我就叮嘱一番。后来我回南了，果然得到廖容从广东来信，要我写一篇讨袁的文宇。我用“骈体”写了一篇“檄文”寄去，他曾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后来晓得他曾纠集七营的兵，随同西南各军讨逆。
　　这年的下半年（四年），北京大学请我在文学院担任教课。那时，章炳麟先生被袁世凯软禁在北平东四牌楼的钱粮胡同，住宅是前清小贵族的遗产，着实堂皇。可是除他本身以外，一概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包办。大门口呼么喝二的便衣警察五六个，算是他宅子里的门房。可是“上房”里只有一个听差，还带司厨。客人呢，起初只许两个人进去，一个是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是章先生的弟子；别一个我忘记了。后来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和我都陆续可以进去了。我有时在北大上课后去看看他，有时我星期日去看他，一谈就是一天。有时他还要我吃了晚饭走。说起吃饭，可笑了，四盘一汤，菜不算坏。他呢，照例只吃在他面前的两盘菜，这倒不可笑，只是饭碗，筷子，汤匙都是银的，这是他吩咐的，因为他怕袁世凯下毒药，叫他死得不明不自。他根据了《洗冤录》的话，银子可以验毒的，所以这样。可是热气腾腾的饭拿不上手，汤喝不进口，我拿陪他吃饭，当作一件苦差了。
　　他在这样的生活里，自然痛苦极了。当他第一次被软禁在南下洼龙泉寺的时候，已经绝过一次食，我和黄节先生都写信给袁世凯的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请他向袁世凯说话，恢复他的自由，才由龙泉寺迁移过来，这时他又来这一套了。他绝食的第二日，我才得了信息，一清早由西南城赶到东北城，进了他的卧房，三条棉被裹了他的身体睡着。这是冬天不消说了，北方大家小户，都生火了，他住的房子又高又大，可是连一个白炉子也没有，因为他防袁世凯又用煤气熏死他。因此，我连一件敝裘大衣，也不敢脱，只是身上感觉沉重，两只脚几乎没感觉了，只好在他房里不停的兜圈子，一面走，一面向他种种譬解。他是九流三教无所不通的，寻常言语，休想打动他，幸而我还有几套，忽然谈孔孟，忽然谈老庄，忽然谈佛学，忽然谈理学；谈到理学，他倒感觉兴趣，原来他对这门，以往还缺少深刻的研究，这时他正在用功，所以谈上劲了。但是说到本题——劝他复食，他就另来一套。他说：“全生为上，迫生为下，迫生不如死。”这是《吕氏春秋》里话，他用来说明他绝食的理由，我又用别种话支吾了他，一直说到下午八时，他的精神倒越兴奋了，我的肚子里却咕噜咕噜地叫了。我看准了他不至于坚持了，便告诉他我受不住了，要他陪我吃点东西，他居然答应了。我便做起主人来，叫那位听差兼司厨的进来。好在他本来有侦探的职务的，一晌在房门外伺候着，这天他们这些特务个个心惊肉跳，为了要担责任哩，所以我刚开口，门帘就打起来了。我吩咐他做两碗鸡子儿来，因为饭是赶不及办了，也防章先生饿的时候多了怕不方便。一忽儿两碗鸡子儿搞到他床边，我先递一碗给他，他一口一个，不消一分时便落肚了。我再递那一碗预备我吃的给他，他也不推辞，照样落肚了。我算完了今日的任务，便叫那位听差兼司厨的给他洗面，又吩咐他们好好伺候，就离开了他。走近大门，那几位特务都排着向我恭恭敬敬地说一声谢谢。有一位徐一士先生根据钱玄同先生的说话，记这件事，实在有点不对。我也不用多辩，只把我身经的情形写在这里。
　　此后我更不断地去安慰他，并且去访一位吴炳湘的老乡、参政院参政、桐城派古文名家马其昶先生，想他能够和吴炳湘说几句话，却好马先生正要把他的著作《毛诗考》，托我请章先生批评，我就给他介绍和章先生见面，以后他的“门禁”果然松了许多。
　　这年寒假将近，我和汤尔和、邵裴子都不愿在袁皇帝“辇毂之下”混事，赶在他“登极”以前，我辞了北大和医专的教员，汤尔和辞了医专校长，邵裴子辞了财政部的主事，都离了北京。那时北京和上海的某报把我们辞职离京，当做特别的事情登了出来，我们本来都是光蛋，无乡可归，这样一来，只好借光上海的租界了。我住在卡德路祥福里，恰巧对门往的是我的破蒙老师王解元的姊夫杨霞丞先生（杨先生在辛亥年做云南提法使；云南光复的前一日，总督李经羲叫他进衙门去，对他说：“吾辈在位，事急惟有一死。”一忽儿李夫人着人把李经羲叫了进去，好久不出来，后来听差的出来说：“请杨大人回去吧，我家大人出城去了。”杨先生回到自己的衙门，家口已不知去向，这是杨先生亲口告诉的），因此，晓得王老师也在上海，还住在相近的善昌里，二十多年不见的师生竟得见面了。
　　王老师的大哥哥叫王会日，后改名一个焕字，别字辅丞，是一个前清的工部郎中。他和他的大哥哥都和大刀王五有交情。王五是著名的镖师，北道儿上绿林中人奉他做领袖的，由此可见他们弟兄的气概了。我十一岁的时候，正是他们死了母亲，我渡钱塘江去悼丧。那时正是前清光绪二十一年（甲午后一年），他们在家里吃饭，桌上都铺了白布，也可见他们“维新”得早了：那位辅丞先生和一个满洲人寿山有交情，寿山很贫，王先生常常照应他。寿山做了黑龙江将军，就把王先生“奏调”同去（奏调是向皇帝说明被批准的），一切都托付王先生替他办。不想庚子义和团的事变，寿山也要尽除黑龙江的中外教士和外国商人，王先生和他大争一番，竟被他杀死。
　　王老师由举人拣选知县（俗叫大挑知县），分发河南，他虽则做了两任官，但是不会弄钱，却会用钱，结果，亏空了官款，被袁世凯下令查抄家产。可是，他那时已无产可抄，躲避在上海，身边算有一件青铜器，倒是被金石家“著录”过的，但也不过值得八百上千吧，其余有点书画，如他的老乡赵之谦的手笔一类，后来由我介绍一位朋友辛亥革命时候攻打南京的炮兵统领徐朔（徐绍帧部下）给他代为销售度日。不久他死了，我也窘得不能帮助，还是请徐朔帮助他的后事。
　　在我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去和章先生商议倒袁的事，章先生嘱我找张春先生商量。当我最后和他分别的时候，我很为难过，一则我好象是他的护卫，我离开了他，不晓得以后他又怎样；二则他向来送客不出客厅的，这时，他不知不觉下了台阶，看他是不愿意我走开，但是我怕特务们的注意，不得不低了头快快地离开了他。所以我为他做了一首《高阳台》词：
　　烛影摇红，帘波卷翠，小庭斜掩黄昏。独竹雕阑，记曾私语销魂。杨花爱扑桃花面，尽霏霏不管人嗅。更蛾眉暗上窗纱，只是窥人。
　　从前不解生愁处，任灞桥初别，略损啼痕，争道如今，离思乱似春云。银笺欲寄如何寄？纵回文写尽伤春，亲人遥又过天涯，断了鸿鳞。
　　这是我回南后一年（五年）春天写的，那时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可是隔了一个多月，他的信来了，他发信的日子，有邮政局的钢印，是洪宪元年五月三日，我收信的时候，邮政局钢印上没有洪宪元年，仍就是中华民国五年了。这个信封我认为很可宝贵，已送给浙江图书馆或博物馆了，抗战后却不晓得还在？
　　我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生活没法维持了，应德闳先生送我三百元早用完了，我把明初板《洪武正韵》一部，谭献过校的《意林》一部和别一部记不起名的托朋友向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卖了十六块“大洋”，也不够付一个月房钱。幸而天气向暖，把在北方必需的几件皮衣，一股儿连箱子交进当铺，得了八十多块钱。终究不是“持久之道”，总算命一不该绝，浙江独立了，莫永贞先生做了财政厅长，龚宝铨把我介绍给他，莫先生马上把我“经师人师”的恭维一番，请我屈就他的秘书，其实我正不得了呢！
　　我因此便搬家回到杭州，住在饮马井巷一所古旧的房子里，这所房子经太平天国的军人住过，楼上房门上还有他们写的什么囗大人囗大人奉命囗囗在此住囗夜字样和秧歌式的小调（并无正确的革命观念），可惜我不曾把它摄个影下来，但是值得记念的吧！天国军队走了，头一个住这所房子的是刻榆园丛书的许益斋先生，他的名是一个增字，别字迈孙。他是一个有名的幕僚，欢喜藏书，校书，还喜刻书，词也填得不错。这位先生在杭州声名不大好，他抽大烟，也喜打牌，他有六七个姨太太，但是他的姨太太可以来去自由，他的人生观，真做到一个达宇，所以一般人都毁他，只有一位“言行不苟”而且为清末有名“循吏”的陈豪先生（陈效第先生的父亲）却和他做朋友，还要好。清末一位达官兼文学家的樊增祥，来到杭州，特地去拜访他，说他是“晋宋间人”。这也算这间房子的历史。
　　这年九月，莫先生要到北京参加财政会议，他问我高兴去北京逛逛？我做他的秘书，自然不能说不高兴，而且我也很恋爱北京，就比他先到了北京，和他同住在白庙胡门的大同公寓。可是整一个月没有见面，我还是逛琉璃厂、跑医专，找汤尔和谈天，那时他和邵裴子都复员了。一天，我的那位陈老师，说起国公里许多浙江同乡（陈老师这时做众议院议员），想叫蔡鹤卿（蔡元培的别字后来改做子民）回来做浙江省长（这时蔡先生在德国），打了电报去，他回电说，回来是可以的，但不愿做官。我就和汤尔和说，北京大学的校长胡仁源有点做不下去，何妨把蔡先生请回来替代他。汤尔和说，这是很好的，但是蔡先生不是办事之才，你可以帮助他？我说，人家恭恭敬敬把我猜得去，完全不拿“僚属”看待我，我现在怎样可以就说辞职？但是我有办法，我们只须把北大内部布置好了，就不使蔡先生为难，以后更无问题了。我想找陈仲甫（就是陈独秀）来做文学院长，是很适当的，理学院长让夏元担任，声望够的（他是夏曾佑先生的儿子，德国留学生，本是北大的教授，研究相对论），法学院长仍旧不动吧，另外请沈尹默在实际上帮忙。汤尔和连声说好。第二日，他就去和教育总长范源廉说了，范先生正找不到北大校长，开心得了不得，一面打电报请蔡先生回来，一面便向总统黎元洪说明，自然绝无问题的发表了。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觉得老是闲逛，兴趣索然，便留了一封信给莫先生，径回杭州。刚过阴历的年，忽然来了两位远客，就是廖容兄弟，他们倒地便拜，我们聚了寒暄，谈了一番讨袁的经过，他们便告辞，仍旧往北京读书去了。我也得了蔡先生电报，叫我回北大担任教授，我才向莫先生请假，先到北京看上一看，后来终于辞去浙江财政厅秘书任北大教授了。
　　廖容兄弟晓得我又到北京，仍不断地来和我谈，谈的也更深了。廖容以为看中国情形，仍须有从草莽起来的，才可平定，因此想出居庸关走沙漠，结纳马贼，树成势力。但是关外没有满洲、蒙古有力的人介绍，不很方便。他们就靠着他们的叔父和前清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是要好朋友，这时梁鼎芬是宗社党的领袖，他们便由梁鼎芬交结了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张勋复辟运动，他们事前晓得。了，来告诉我，请我早早避开。我正要趁暑假回南，果然我离开北京，东华门的事情就发作了。他们得升允的介绍，到满洲蒙古各处王公那里，一度和白俄谢米诺夫也有往来，所以他们到处毫无阻拦，有时仍入关来，必来拜我，商榷方略，廖容文秀不改，廖毅却完全象蒙古人了。我留他们吃饭，廖毅一下子八碗落肚，还说可以再吃。他们谈起和马贼决斗，有声有色，连我也把在广州长堤跑马的兴子引起来了。从十一年以后，他们竟不复来，后几年忽然在北京报纸上见到奉天破获宗社党，有廖毅的名字，巳被张作霖杀了。廖容究竟怎样，到今还未晓得，但他们决不是想替满洲爱新觉罗氏复兴社稷。那是我很晓得的。
　　我在北大仍取教书不问别事的态度，因为一则我晓得自己没有办事的才能，在医专的时候，还兼办文书；但是，极平常的一件公事，我还不能办得“恰到好处”，时时要汤尔和修改，觉得经过他改以后，就情理都合，因此，我便看得事真不易办，也就不愿再问别事了。二则我从元年起，就决心做学术上的工作，便研究中国的文字，要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分纂》，——后来改了“体例”，叫做《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时兴趣正是浓厚，又加我在北大担任着老庄哲学的科目，感觉到庄周的学说和佛学太相象了，便要参考一下佛学，所以也没有时间去问别事。
　　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我埋头写书的时候爆发了。这是八年五月四日；我完全没有得到一些消息，突然听到各大学的学生会集在天安门，要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日本对胶济铁路的要求。还一条长蛇阵式子直向赵家楼找卖国贼，赵家楼是外交总长曹汝霖住宅所在的地方，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听到消息都逃避了。他们扑了个空，有人冒火了，便演成一出火烧赵家楼。因此。被认为现行犯的许多学生如许德珩、蔡海观等都被捕了，这样事态使扩大了，各大学都成了怠课状态。
　　在学生和政府相持的状态底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张小小便条，说什么“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径离开北京上天津了，失掉一个学生和政府中间的“第三方面”，事情更难办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先生一天把“传单”塞满了他的西眼上两口袋，跑上城南大世界最高的楼上，把传单雪片地往下散，因此，陈先生也被捉将官里去。
　　这时，北京各公私立的大学（那时，国立的除北大称大学以外，如法政、医学、工业、农业，都是专门学校，还有男女两个高师，一个明年便改做专门学校的美术，当时称做八校，此外如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都是私立的）的校长无形的成了一个集团，各校教职员也各自组织起来了，学生自更不必说。
　　到了五月快要过完，没有解决的希望，学生就想罢课。教职员方面怕一罢课学生就散了，而且正近放暑假的时候了，因此劝告学生，学生方面也有“持重”的，所以头一次开会没有通过。但是，他们想了分组游行演讲的办法，终究在五月底宣告罢课，教育园地里成了“遏密八音”的气象。
　　演讲队在街头巷尾，三五成群，高举白布旗子，写上“山东问题”等等口号，背了板凳，站在上面，向老百姓演讲。起初大家理会不了，经他们“锲而不舍”，终究唤起了群众的觉悟。军阀政府的领袖徐世昌不能不理睬了，据说，他听了三个卖国贼里面一个叫做陆宗舆的话，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送到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法学院），把他们当囚犯似地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
　　那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后来康先生因心脏病死了，我就改任主席，沈士远（也是北大教授）任书记，我因此和北京教育界发生了紧密的关系。长长地十几年里，教育、革命、抗战虽则说不上是我领导着，我也不客气地承认我是关系人里面重要的一个。那时，由教职员会联合会向政府说话，所有披露的文字，都出于我的手里，我倒得了机会，习会和人打笔墨官司的一套，直到我最后离开北平（我在二十五年夏天最后离开北大，那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了），如果编一册“代言集”，材料倒也不少吧。
　　关在北大第三院的学生们，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起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得送进去了。
　　教联会推举了八位代表，要进去看看这些被幽禁的大小朋友，起初照例不许，不想恼了一位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