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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来温州被忘却的100个第一————仅以此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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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5年来温州被忘却的100个第一
& && && && && && && && && &&&——仅以此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
& && && && && && && && && && && && && && && &&&Victor&&& &21:35
& & 改革开放已历35个年头，对于温州来说，这35年是一幕史诗，波澜壮阔而跌宕起伏，人们总是敬仰那么些时代的弄潮儿，正是他们不经意地一项举措，构成了这宏大史诗的一个音符，看似平常，但回顾起来，却是那么不凡，我们无需用以“敢为天下先”的赞美来称赞他们，他们做这些事，没有刻意而为之，而为冒尖去为第一而第一，他们做这事，当年可能有功利性。谁都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现在“说者”就是这被忘却的100个第一的当事人，而“听者”就是笔者。笔者筹画这件事已经有几个月，要收集这一百件信息也是有困难的，还好其中的60余件事，笔者是第一手记录者。温州学人马津龙先生早就说过：改革是突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过程。本文的目的也是创新，只有创新才是最好的改革。
& & 35年来被忘却的100个第一，就是被正史湮没的，或者未被人知的往事追记，从而使过去历程更加丰满，笔者尽量面面俱到，不能不说有所遗漏，希望大家能予以原谅。
& & 1．说起温州改革开放的源头谁都不能忘记“黄金里”这个好彩头，饮水思源，打破坚冰，三个“突破口”，黄华、金乡、里隆三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地方，开启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原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要有开拓的空间，即便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自然变成了路。
& & 2．如果说上面三个地方“靠海吃海”，但是“舶来之品”没有市场也是枉然，泯泯之中温州城内有“铁木环”接招，贸工商市场雏形生成。当时的铁井栏、木杓巷、环城东路三个马路市场，典定了温州3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大格局。
& & 3．第一个为温州改革开放成就挥毫题词的是国家领导人是李鹏总理：“改革开放，建设新温州”。
& & 4．第一个在媒体投书“我是温州人”的是徐永光，时值1991年温州发展低潮，被假冒伪劣名声充斥的时候，徐先生登高一呼：“我是温州人！”，徐先生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希望工程”的推手，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在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 & 5．最先确认“温州方式就是市场经济缩影”的经济学家，既非费孝通、亦非董辅礽，而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副会长童大林先生，他有个著名的“五朵金花”理论来阐述温州经济形式。
& & 6．五马街口的夜市小吃很有名，温州讲究吃的特点是食品鲜活，第一摊，名气毫无疑问是新华书店门口的“阿望小吃”所拥有，连来温州考察的乔石同志也兴致勃勃地询问了一番。
& & 7．农民集资建城的始发地，并不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龙港农民城。1979年，北白象镇白塔王村是农民联建房“始作俑者”，突破很多禁区，农民发财有了样本，致富才有了奔头，改变居住条件成了许多人创业起步的源头。
& & 8．以往名人到温州，大都是走马观花，温籍名人也不例外，莫言、北岛他们就更不用说了，惊诧之中都来不及回味。自从刘心武来过之后，写过《温州管窥》心得体会通讯之后，人们都把温州当成一个谜，没有自信就不要猜谜，因为他们知道唯有历史，才能揭示出最准确的谜底。
& & 9．第一个评价温州精神的是《东方早报》评论员鲁宁，她说：“温州精神孕育社会变革力量”同时她又指出：温州精神是温州商人不断否定自我、升华自我的产物。其过程历经反复、曲折甚至不失悲壮。
& & 10．人们曾经误以为上海《解放日报》1985年首开报道“温州模式”，其实不然，第一家系统报道“温州模式”的媒体是《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六月。
& &&&11．人们以为《温州日报》是第一家报道乐清柳市电器一条街的盛况的媒体，但是实际情况是其前身《浙南日报》1979年还没有复刊。温州市人民广播电台才是第一家报道媒体，采用记者蹲点办法，传出“电器一条街”（新市中街）的声音。
& & 12．在全国率先实行“议价利率”,1980年 苍南金乡农村信用社“触犯红线”，开创了中国浮动利率改革的先河，拉开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 & 13．温州乃至浙江首家“科技银行”，1988年11月开业，虽然是家城市信用社，但是规格高，由省星火办、省技开总公司、省乡镇企业局一起筹办，富隆城市信用社经验被迅速推广应用。
& & 14．民间第一个自办读书会是1988年成立的“读来读去读书会”，在全国受到瞩目，20000册的藏书，5600多名会员，在还没有电子信息时代，是个了不起的民间活动，《现代人报》还做了经验推广。
& & 15．第一个民间文艺社团组织是“柳市青年联谊会”，旗下柳川书画学会，柳川诗社，基本上以专业户为骨干，农民富，文化兴，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
& & 16．温州第一家信托公司是工行信托，接受企业定期存款，不受放贷期限受制的全新理财方式，大受欢迎。
& & 17．温州第一次走出去“推销本地产品”盛会是1991年4月“温州改革开放成就介绍会”暨“温州产品北京展览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市领导亲自带队。
& & 18．第一家引进技术组装录像机的是温州通讯广播总厂，1984年，“奥力安”牌录像机是温州第一批VHS制式录像带的首选机，风行了大约两年，终于被松下G10-VCD取代。
& & 19．第一家实现出口的商品是飞鹿牌蜂鸣片，1986年，由电子仪表局下属企业压电元件厂生产，出口量居全国首位。比特陶集团蜂鸣片还要早两年。
& & 20．温州第一家成名的鞋企是瓯海登山鞋厂，1984年，由26个农民自愿入股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塑胶底的鞋因为改变解放鞋的单一绿色变得五彩斑斓而大受欢迎。其是第一个应用广告“轰炸效应”的企业。
& & 21．温州第一家引入电子集成模块，是1983年的人民银行（工行前身），一种利息专用计算器。因为调整利息频繁，记忆背诵公式有困难。该计算器只要输入存期与金额，即刻显示利息。
& & 22．温州造船业起步，是以购旧船起家的，最著名的是一艘载重6300吨日本废钢船从营口被成功开到温州黄华，1987年夏，陈通考“第一个吃螃蟹”，促成温州黄华造船业起航。
& & 23．温州第一家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人物考察的是电焊设备总厂，这家街办企业从西门五仑头起家，前进电焊设备厂（市中街道办）厂长黄国华（已故）带领企业三年内成为鹿城区工业公司的佼佼者。
& & 24．温州第一个记者“下海”是温州市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1987年，到一家区办企业当办公室主任。从下海到红楼管家，既游出海，海归又上岸，只有水性好的人才能找到心中的“亚特兰蒂斯”。
& & 25．温州第一个个体户成功转型为报人的是温州报业集团的鲍××，从打锣桥誊印店起步，成为报业集团领导，其奋斗经历也是一个传奇。
& & 26．温州第一辆“陆地巡洋舰”摩托车（YAMAHA-750）是一雪山饭店车队一潘姓司机所拥有。由于交警部门限制145CC以上排量摩托车行驶，那车三个月后不得不忍痛割爱，售到外地。
& & 27．温州第一家真正现代意义“包厢式餐馆”——南洋大酒店，由明武、韩强在1987年10月创办，地点在府前街美术照像馆（一馆）原址，文化味在于包厢命名独具一格。
& & 28．第一个“出租汽车班组”是公交公司旅游服务部，老曾、老洪、定国、昌金是它的首批驾驶员。
& & 29．第一家现代（粤港式）化妆品店，开张于1983年，由一虞姓工程师在小南门方池巷对面经营，比鸿源化妆品还要早两年。
& & 30．温州第一家以“商行”自名的工业品商店是在解放南路永泰五金店对面的——环球贸易商行。
& & 31．温州“广告”与“企划”分设，标志性事件是温州企划公司的设立，杭大毕业的国际广告雇员郑×，1994年创设WZCIS，媒介与design分离，“广告公司”不再是美术公司，经营载体与经营思路实现了分野。
& & 32．第一家私人电视广告公司，是果菜广告公司，与国有的“华瓯广告公司”（市广播电台），绝对称得上当时的“双雄”，当时是模拟电视时代，没有卫视，产品电视广告差价还是很诱人的，最兴盛的时候，温州有十家。（比较著名的中有：鸿源广告公司）
& & 33．第一家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是1984年成立的府前街信用服务部，由人行、工行退休佬（银行劳动服务公司）发起，以家属子弟为骨干力量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内部职工一股100元，认股量化到人，是原始的城市信用社“鼻祖”。
& & 34. 温州被媒体最早公布的富翁是赵章光，其以101生发精发明起家，当年没有福布斯、胡润排行榜，完全靠实业量化，国内媒体喜欢把他与“中德”牟其中、“巨人”史玉柱相提并论。
& & 35.第一家报道“温式普通话”是《经济生活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里的“通话应用”，是温州籍台长点子，派3名话务员到主攻连，温州话显示了高度保密性。该军首长称赞：温州兵首创的方言通讯联络网，名扬全军。
& & 36．最早最大的个体游艺场，是1986年平阳鳌江镇郑体强兄妹四人，经营大户们几乎目不识丁，却最早投资文化产业，“碰碰车”、哈哈镜，胆量比文化还要紧。
& & 37．在上海，人人都知道葛文耀，上海家化的掌门人。可是20年前转换经销方式时，并不是谁能就会适应的，联营就是老葛的经营法门，在温州还是能替上海家化撑起一爿天的，他就是鹤鸣化妆品头人黄鹤鸣。
& & 38．温州当年没有火车、飞机，大宗商品引入得靠船载，能够包船从广东购销商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谁先引入健力宝，继而引进强力啤酒？老曹现在不卖酒，开“利玛号航空母舰”了。
& & 39．能在充斥粤语歌坛的地方，成为签约歌手，在温州籍歌手中并不多见，并且量身定做出了歌集，白天鹅音响艺术有限公司和香港全音有限公司旗下曾经有一位温州妹——徐琦。
& & 40．温州历史上最大的“鞋”产自哪儿？康奈？霸力？奥康？这双“鞋”能装得下20来号人，不说大家真的还不知道呵，1992年，“温州橡胶工业集团公司”“1字牌”长5米的巨鞋，在雨中游（行）遍全城。广告语：“1字牌，顶呱呱。”叫响了五年时间。
& & 41．东风信息社是温州首家从事信息服务的企业，全国有名，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亲临该社视察过。
& & 42．现在媒体都这么样报道：“全省第一家、国内第二家典当行———金城典当商行1988年在温州亮相。”其实不然，比天妃宫巷口这家更早的是泰盛（汇丰前身）典当行，百里坊口，该當铺最著名的形象是，超高柜台上坐着一个脑袋似“南极仙翁”老头，居高临下，仿佛时光倒退了百年。
& & 43．人们误以为“中瑞财团”是温州首个企业投资联合体，其实不然。早在1987年，电焊设备总厂、五星羊毛衫针织厂（法派）等六家区企就发起组建“东瓯城市信用社”，就开始“钱生钱”了！
& & 44．温州第一家引入加盟联锁店品牌卖场——佐丹奴，由深圳温籍歌手吴涤青推广外地品牌入市，其特许经营理念，规则影响了温州一大批的新品牌崛起。从那个时候起人们才知道，品牌店五折拿货，吊牌价的八折以上，加盟商都是赚钱的。
& & 45．温州公认的第一辆私家车，是在1986年，马自达轿车车主是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吴百亨的嫡孙吴昱，温州冷作容器制造业翘楚。米黄色的车身，太彪悍了！
& & 46．温州第一个企业家联谊会诞生于1985年12月，由鹿城区企业家发起，推举陈××为首任会长。
& & 47．温州第一批被高校定点招生的地方是乐清，1990年，西南政法大学到温州招收自费生，120个名额几乎被乐清包揽。致富后，充电补学是专业户、个体户的一致共识。
& & 48．温州第一次引入进口6.8万门程控电话是在1987年6月温州邮电局。此前还没有直拨电话，企业使用脉冲电话通信，私人电话极少，全市也只不过是几十家。号码4位数，装部电话距话务局一公里的费用是700元。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价格，当时普通工人要干一年的薪酬才能支付。
& & 49．温州第一家涉足生产冰箱的企业是海坛家用电器厂（温州电冰箱总厂），1987年，曾宪光带领技术人员，参照阿里斯顿留下的图纸，创建了国内独具一格，价廉物美的双门双温、封闭式“华威牌”电冰箱，从电热杯转产电冰箱只用了短短两个月。
& & 50．温州第一家彩扩中心是“五马科艺信息公司”，这家是全国首家舞台动画影片生产厂家，引入日本富士彩色照片扩印系统后，独家扩印三年，直到1988年“垄断”才被打破。
& &&&51．把温州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做一定性定质的是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形式第一次被概括，五种形式：独户、挂户、双层、承包、联户，特点有六大表现。
& & 52．著名皮鞋企业中超过三十载的光辉岁月的也只有康奈一家，洪殿的“鸿盛”到今天世界的“康奈”，风雨兼程，卓越如初。
& & 53．温州的最早民间劳动力市场，是市五马大同劳动服务社，1982年开张的大同巷保姆（开始叫：送人妈）介绍所，专门为人排忧解难，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称颂。
& & 54．温州低压电器国际首家参展企业是温州市低压开关厂（菱光集团），其产品DZL□-200型漏电断路器被机械电子工业部指名参加1988年10月于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低压电器展览会。
& & 55．温州第一家造空调器厂家是鼓楼电风扇厂，从九山河岸的大队养牛场里造电风扇开始起步，“玉兔牌”窗式空调曾经占领本地六成的市场份额，谢铁澜也有李经纬那么样传奇，其实他们殊途同归也不是他们自个能左右的，虽然是流星，但还是曾经火了一把的。
& & 56．一场自然灾难居然能改变一个地方行业整体自律的启机，日，农历七月十五，“17号台风”，服装商会、广告业协会都是在“风雨飘摇”中诞生的。
& &&&57．温州全国首家股份制管道煤气厂是水心街道1988年创办的，仅一期工程就使水心2000户居民用上煤气。
& & 58．温州最早知道给街办工厂设立园区的是松台街道办事处，1987年，在南郊乡的吴桥路设立“工业小区”，入住的有市标准件公司、松台仪表厂、五金机械厂（挺宇）等20多家企业。
& & 59．温州第一家引入台式汉字处理机（即电脑，当时叫：电子计算机）的机构，是中国工商银行温州市支行，1985年，该机特征是显示器黑屏绿字，采用BISIC语言，输入法为汉字偏傍代码，针式（色带）打印机，该产品出自“天津电子计算机厂”，名曰“中环牌”。回车键敲击，显示“Login286＼disrc&&”
& & 60．第一个被国家领导人询问（非事先特地安排）的个体户，是在八字桥大榕树下摆“炒粉干”摊子的阿木（姓木）。阿木“有眼不识泰山”，吹牛说一个晚上能赚30元，这也成了温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之一。想想当年（），高级干部行政五级才300元月薪，当时温州最大的官行政级别12级，月工资也不到200元。（我，一个工人月工资也只不过37.50元）
& & 61．乐清登山鞋厂1984年成为乐清改革开放早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麻底登山鞋”这项特产是乐清登山鞋厂的专利产品，产品主要通过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出口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国家。
& & 62．人们以为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是错误的，应该还有一家“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存在，隶属于财政部系统。人民银行农金科、侨汇科基础上产生了温州农业银行、温州中国银行。只有人民银行的业务部门才整体被工商银行继承。
& & 63．温州第一家民办游泳池——东瓯游泳池，是黎一村村民1988年投资150万在灰桥三十六村建成的。
& & 64．第一家工业品公司是申瓯工业品公司，这是刘松福弃医从商的起步一站。地点在信河街邮电局对面，扬名坊口，专营上海产电视机等工业品，产销挂钩，特别是销售“小凤凰女式自行车”而独领风骚，是其三次领导地方时尚潮流的其中的第一次。（另两次是“金三角”、服装商会）
& & 65．第一家引进复印机的是温州市图书馆，是日产理光牌复印机，功能单一，没有纸张缩放、A3纸张设置，我们去图书馆复印，仅仅是为了拷贝目的，那时候的人对纸张认识，只有“16开”概念，决没有“A4”的认知。
& & 66．第一次被国内媒体关注的个体户，是一个在北京皇城根东华门摆“鱼丸摊”的摊主夫妇，女主人徐小英被誉为“中国阿信”（阿信是日本电视剧《阿信》主人公，做鱼丸起家，艰苦创业取得成功的传奇人物） ，在温州家住白塔巷，俩夫妻原是邮电局职工。《文学报》有长篇纪实报告文学体裁刊载。后来在王府井大街开起了“阿信酒楼”。
& & 67．被人称之为“人家屋里的企业”——“中百伞厂”，靠得是外包，把企业迅速做大，成为海螺工业集团公司，又在多元化战略上取得成功，晴雨伞、雨具、调味品、有机食品等13家紧密型企业。
& & 68．三层楼高度的风雪衣是美•邦的首次广告杰作。“虚拟经营”只不过是企业发展战略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是在整个价值链中抓住最关键的品牌运作上的至关重要的一环，研发、生产、销售乃至市场拓展统统交由他人操作的经营模式，通过联盟与合作来达到目的，优化资源、弥补劣势的战略。美特斯•邦威周成建就是这一战略的成功实践者。
& & 69．温州第一个钢琴“消费”的大市，是拥有“斯特劳斯”钢琴的最多的城市，装饰多于演奏，爱好优于培养。
& & 70．到温采访的记者们对此地都有个第一印象：“花钱买时间”，王大兆的《梦绕瓯江旦暮求》更是经典描述过。
& & 71．温州第一个出MTV个人专辑的歌手是张英，音像专辑《小姐，你好吗？》原歌出自电视剧《呵，菲亚特》，能让广东流行歌坛着迷的是《呵，菲亚特》那首片尾曲。作为“外来妹”，音域如此之广，世上难得一见，怪不得粤港佬仔都会被她有韵律美的举手投足而着迷。
& & 72．第一个通过系列报道介绍温州人的是《信息时报》（广州出版）“神州走笔”栏目，《精神富有的追求》、《上城读书去》、《农民富，文化兴》等侧记有好评。
& & 73．1986年国内形象的“温州年”，这种现象自从学大庆大寨后没有出现过，一时间温州成了中国改革者朝拜的“麦加”，尤其著名的是程维高在河北全省会议上强调学习温州。
& & 74．温州第一家专业音响店，是1986年在信河街里瑞巷口的“美拉”音响器材店，高保真的音响从沙头角中英街引入，温州人第一次知道玩Hi-Fi是如此美妙，发烧友持续时间不少于六年。
& & 75．早年温州人想象的购物圣地是“上海一百”，但是“上海十百”新理念也悄然大行其道，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抛弃“柜台”， “上海十百”的（mall）品牌替身“华联商厦”也在80年代末登陆温州，尽管当地人还不太适应。
& & 76．《温州一家人》包油井主人公似乎是个男人，可现实中承包油井的却是女性，王荣森一个中年妇女，以她坚强的毅力承包30口油井，这是一个传奇，也是实实在在的故事，给了温州商人奋斗的一个最好的注解和商业精神样本。
& & 77．温州第一家因老百姓不满意而改名的娱乐场所是“新一族”，原先叫“新贵族”，这家豪华夜总会一开张受到了市民的抵制，官方的拒绝，报纸的针砭，弄得尴尬万分，最后不得不改名了事。民主也是力量，要看运用是否得当。
& & 78．温州取得的第一个“中国真皮衣王”是虎豪牌皮衣，因为是绝唱，所以比较珍贵，在90年代中期，浙江虎豪实业有限公司是平阳水头一颗耀眼的明星，可息资产重组，主业沦落，人们为之惋惜。
& & 79．温州第一个拥有“铃木王”的车主是蓬莱酒楼老板林伟，他的购车款与当年的菲亚特（126P）价格是一样的,都是10200元,拉风的派头,使温州有句话:“开开铃木王,脚着三A王,摸出防风王,吸万宝路王”才有形象写照。
& & 80.第一家成名的个体餐馆是阿外楼餐馆，原先此地有个国营的餐馆——山外楼餐馆，因为在旁边，又矮又小，人们习惯性叫它矮外楼，后来为了避嫌，阿（é）外楼就叫开了，价廉物美的菜肴，人们慕名而来，名声大振。
& & 81.温州品牌的企业能在上海滩高手如林的服装界取得“中国弛名商标”，每一次转型，都能挺立潮头，从做呢绒大衣开始的陈云烽，近30年的耕耘，使“高邦”成为温州服装界的常青树。《华西都市报》曾以《温州商人——‘领衔主演’成都商战》进行大尺度报道。
& & 82.温州第一家个体“和菜”酒家是——快乐饭店，小吴星咸菜品，使邻家酒馆无法生存，保质保量是饭店常胜之道。观松、知味、云天等小酒店因此而离去。
& & 83.1979年温州市人民银行先于全国准许个体经营户在银行开户头，并为此设置了存款类科目55。
& & 84.首个取得“中国真皮鞋王”的是浙江霸力集团公司，也是鞋类企业的第一个集团公司。1995年，王跃进达到了他个人生涯的顶峰，旗下鞋底、鞋楦等鞋料公司达30家左右。
& & 85.温州第一个电吉它培训班是沧河巷29号的大新艺术班。
& & 86.温州第一个批量生产西服企业是温州市服装二厂，1985年，是古法（马尾衬）制作骼里的仅有企业。
& & 87.温州的第一支摩托车队，成立于1987年6月，由吴先生、胡先生率领，确切的说是一支本田车队，曾经长驱400公里，与杭州企业家进行联谊，那时的路况差，难度大，12小时无掉队，顺利到达杭州国际饭店。比第二支摩托车队（太古老板阿胜率领）早两年。
& & 88.温州第一个民间运输服务社（托运部）是“振兴运输服务社”，1985年在清明桥工人新邨成立，在搬运站业务扩张基础上，运输（现在叫物流业）与长运、市运分食“蛋糕”的开端。
& & 89.苏步青1991年89岁高龄为他自己返乡赋诗，这是他最后一次还乡。七律《温州之行》：铁鸟南飞云路悠，耄年来尝鹿城秋，胸中雁荡嵯峨在，眼底瓯江委曲流。几处楼台初矗立，何时车辆恣奔游，纵横黉▲舍弦歌里，待看群英耀九州。（写于复旦大学）&▲注——黉：（hóng） 古代的学校&
& & 90.第一个专业户捐赠医疗器材的是柳市镇的蒋成信，他听说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缺少一台颅脑诊断仪器，他毅然出资13万元，为这家医院购置了一台。
& & 91.温州最早引入ERP（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系统的企业是报喜鸟集团，库存、定单、配货、铺货、补货、退货一个系统全部搞定，ERP系统集中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管理思想於一身，成为现代企业的运行模式，是企业在信息时代生存、发展的基石。
& & 92.温州第一家取得培训ISO9000内审员资格的机构是中国船级社温州船舶检验中心，上海蓝捷合作创办CSQA管理咨询中心。
& & 93.温州传呼机的诞生最早出现在日,温州电信开通了&无线寻呼&业务,传呼机BP开始进入温州， 99开头的传呼号码开始是人工台的。
& & 94.第一个向西方读者介绍温州是德国《时代周刊》记者汉斯•迪特里希。经济技术开发区孙主任，接受了采访。开发区起步的1990年GDP为1.05亿马克，税收为800万马克。外媒主要介绍本地股份制及坚持改革不停滞的信心。
& & 95.第一家请企业形象代言人的企业是报喜鸟集团，1999年香港演员任达华是首个莅温的大牌。
& & 96.第一家全国性家用电器订货会（主办方是北京市二商局），由1985年温州复兴电器厂承办，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该厂是龙湾人（东林、河口人）的牵头的家用电器厂家，订货会还引起了航天部领导关注。
& & 97.容器制造厂（莲池机械冷作厂）当时（1987年）取得了一、二类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在全省区街企业中尚属首家，几千万的产值，人员只有二十个人，在当时的利润率上判断毫无疑问是首富厂，拳坛出身的项金生成了红人。
& & 98.农村股份制企业起源于温州是铁板丁丁的事，其实“会钱”就是最原始的股份制。某些机构就是不承认发端就在温州，无论有没有纸张凭据，农村股份制企业起源都不在台州，谁否定温州就是抹杀温州人民的智慧。
& & 99. 温州被第一次抬高到信仰高度是《经济观察报》（日）仲伟志的文章：温州是改革的先行者的形象，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更是改革的概念，富裕的象征，作为改革探索的试验区，创业的传奇和创新的故事，“一座普通的城市成为一个时代的信仰”。
& & 100.日，叶先生、黄先生、方先生共同孕育了 “温州散讲”，她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象征，于无声处听惊雷，温州人的社情民意终于有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703804，因为她来自于草根，更能被赋予生命力。如今，十年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我们足迹有痕的根本载体。
& & 大体罗列了100项，还有11项不能求证或者佚名而做罢，这就是703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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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菲亚特》全国第一个完全确权出租车行业的城市
全国第一个政府通过改革给个体出租车确权的城市，也是全国第一个个体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取得可以自由流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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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书记问市长，油价可以涨、电费可以涨、水费可以涨、修理费可以涨、猪肉可以涨、面条可以涨、工资可以涨，公务员公车补贴款也在涨，为什么作为民营经济的温州出租车要合理涨点就这么难？是不是出租车如今的运行模式政府已经无利可图？如果运价要上涨是不是必须附加一系列貌似”良性“的改革？你们清楚温州出租车病症在哪里吗？你们会允许权力举着改革的旗帜借壳公司与民争利吗？你们认为政府诚信、保护公平正义、公开透明、廉洁、信任对温州经济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吗？你们对腐败的态度是决定温州出租车行业未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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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正亦邪，魂不守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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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么个第一顶一下——以表缅怀之意！
PS：坚决支持打击一切奸商行为——
温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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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好汉不提当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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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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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百条的重点是最后一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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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改革为何躲着“温州模式”
日 00:00:25 　来源：新华网【字号
】　【】　【】 【Email推荐：&&】
& & 陈才& &
& & 原油涨价导致的成品油价格上调，不可避免地对出租车行业形成巨大冲击。在上海，“份钱”——出租车司机每月雷打不动上缴出租车公司的指标费，再次成为议论焦点。提运价还是减“份钱”的争论背后，是高油价时代，出租公司、司机、乘客与公共财政之间该形成怎样的油价风险分摊机制。（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
& & 油价上涨后，近日多个省份开始对出租车发放油贴，上海等城市则在酝酿启动“运价油价联动机制”。应当承认，油价补贴、运价联动等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租车司机的压力，但与高昂的指标费比起来，油价上涨只能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反思仅停留在如何分摊油价风险上，显然不足以揭示出租车行业的深层次矛盾。& &
& & 我国的出租车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模式，即承包经营模式，出租车公司从政府部门获得出租车的经营权，司机则出资购车，承担运营费用，按月给公司上缴管理费。承包经营模式的代表是北京，目前我国85%以上城市采取这种经营模式。二是公车公营模式，即产权和经营权统一并由公司规模经营，公司从政府获得经营权，并由公司直接出资购买车辆，招聘司机，公司和司机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公车公营模式的代表是上海。& &
& & 无论是“北京模式”还是“上海模式”，对出租车司机来说，每月都需要向出租车公司交纳不菲的“份钱”，落到自己兜里的只有城市中低收入水平。上海出租车司机每月上缴给公司的“指标费”在元之间，北京出租车司机每月交纳的“份钱”也在元之间。如此压力之下，出租车司机只能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来提高收入，工作时间普遍在14小时以上；半数以上的哥身患各种职业病，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甚至出现了劳累导致猝死的极端案例。& &
& &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出租车行业是研究政府管制非常好的标本，因为“特许经营”说白了就是政府管制。按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王军的说法，“出租车业已经成为一个利益扭曲相当严重的行业。其诉求均直指出租车的经营管理体制及其与之相关的利益分配，而其根源可以说是长期体制积弊的结果。”在现行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下，劳动者（司机）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而消费者也并未因此从中受益。出租车行业经营模式改革势在必行。& &
& & 1998年，温州市政府公开拍卖了300个新增出租车经营权指标，首次将出租车的经营权、产权和营运权统一了起来；1999年底，对已在营运但尚未取得经营权指标的出租车，政府以每个指标3万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车主个人。这种产权和经营权统一并由个体经营的模式，即个体经营模式，是个体经营者在拥有车辆产权的基础上，直接从政府获得经营权，自主经营的模式，开辟了我国出租车经营模式的一条新路子。& &
& & 其实，开出租车属于个体劳动性质，这个行业不需要高新技术投入，也不需要巨额资金运作，最适合个体经营，是一个可完全竞争的行业。从经济学角度看，出租公司的价值也值得探讨，因为所有的税费都是来自司机，多了公司这一层，政府收到的税金就会少得多。同时，出租车行业实行个体经营、形成自由竞争后，消费者也可得到更多实惠，如此多赢的改革，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得到推行。这里面难道就没有一点见不得人的“小九九”吗？真诚希望各地有关部门尽快把出租车行业的“温州模式”推广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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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出租车业个体化改革调查 11:43阅读(532)
　　三个多月前，也就是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中国经济时报用５个整版近４万字的篇幅推出了本报记者耗时半年多采写的深度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该文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剖析了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现行出租车行业运营管理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指出目前该行业体制是“富了老板，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反响极为强烈，业界更是异常关注，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应该全面改革出租车业现行管理体制，走市场化的路子。此事也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领导同志专门就此作出了批示。　　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应该怎么改？今年年初，随着北京市有关部门一份改革草案的推出，关于是“维持现有体制”还是“实施市场化改革”的交锋被媒体炒得火热，以至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发文指出，“近期不得出台新的涉及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和乘客切身利益的政策规定，特别是有关出租汽车经营权和涉及出租汽车收费等方面的规定。今后，涉及出租汽车业政策的制订和调整，要充分考虑政策延续性和社会承受能力，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出租汽车从业人员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并按规定的程序报批。”　　２月上旬，浙江省温州市的出租车司机冯志荣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我们温州的出租车行业管理得非常好！国家得利，司机得利，社会得利，大家都高兴。”“没想到有的地方出租车司机过得那么艰难，我们温州的出租司机可以说每个人都过得是有滋有味。”　　“温州出租车全部都是个体的。”可信吗？　　２月２０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温州，在为期近１０天的调查采访中，记者先后走访了５０多位出租车司机及政府相关部门和出租车关联单位，结果发现：个体化，让温州出租车业一举多赢。　　温州出租车行业个体化如此彻底，其前提就在于温州绝大多数的出租车一起步就是由司机个人出资购买，另外，温州出租车经营权的民间自由交易由来已久，并且已经约定俗成。但温州也曾长期存在出租车司机与出租公司之间产权不明晰的问题。为此温州市分两步实施了个体化的改革：其一，１９９８年，政府投放３００个出租车经营权指标公开拍卖，一举取得成功，首次将经营权、产权、营运权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其二，对原有车辆，政府以每辆３万元的价格，将经营权出售给司机个人。至此，通过拍卖与买断两步棋，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出租车行业的产权纠纷问题。　　本报今天刊发这组“温州出租车业个体化改革调查”，希望能为国内其他地方的出租车业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些借鉴。温州出租车司机的幸福生活——温州出租车业个体化改革调查之一本报记者 王克勤 实 习 生 郭健斌　　一到温州，记者便搭上了一辆出租车，车是明黄色的富康车，色彩很亮，内外清洁，司机是一位３０来岁的年轻人，名叫蔡龙存，他开的出租车车号是浙ＣＴ０３８８。　　“你的收入怎么样？”听到记者的发问后，蔡龙存笑了笑说：“还可以，每月也就五、六千的赚头。”“司机怎么能有这么多的赚头？”蔡龙存又笑了笑说：“看来你不了解，温州出租车司机有两种，一种是自己有车的，一种是为有车的车主开车的，分别叫车主司机和打工司机。这车是我的，我既是车主又是司机，所以每月就有很不错的收入。干好了，一年赚七、八万元不成问题。”　　当听到记者是来调查了解温州出租车状况的，这位健谈的司机提议我们先去他的同行吴汉文家看看，蔡龙存说：“我的生活条件虽然不错，但比老吴还差一大截哪！”说着他就给老吴拨通了电话，正好老吴在家。一会儿功夫，他便把记者拉到温州市东游路８号天盛公寓，吴汉文已经在楼下等候。　　车主司机吴汉文身家百万　　在温州开出租车已经有１３年的吴汉文，是一个车主司机。５１岁的老吴一家三口目前住在天盛公寓的一套足有１７０平方米的商品房里。一进门，就看见在他家宽敞的客厅里放着一台５２英寸的背投大彩电。老吴还专门带记者参观了他家的两个卫生间，只见两个卫生间都装有目前最时尚的整体浴室，再看看他家各个房间的装修，记者感觉像是走进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的特大型套房。这是出租车司机的家吗？如果不是亲临其境，记者也是不会相信的。　　作为出租车司机的老吴是怎样发财的呢？　　老吴原本是温州面包厂的工人，１９８３年他停薪留职后和妻子张金花跑到山西省阳泉县，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由于父母亲重病在家，老吴于１９８７年回到温州。后来，他发现温州出租车生意不错，于是立即学开车，第二年底便投资３．２万元买了一辆新菲亚特汽车，按当时这个行业的惯例挂靠在温州市公交公司名下（当时，温州与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不许个人直接申办出租车经营业务），每月给公司交８０元的挂靠费，这样经营出租车一跑就是十多年。　　刚开始，一天的营业额在２００元左右，而其中利润就有１５０元，他一个人开，从早到晚，没有休息，几年下来也有了一些积累。１９９２年，老吴动员妻子也开车，于是“夫妻车”的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次买车。　　１９９４年底，温州市政府“为了树立对外开放的形象”，对严重影响市容观瞻的、有“甲壳虫”“大头鞋”之称的菲亚特出租车实施淘汰。市政府还规定“菲亚特轿车更新替代车型为富康车以上档次（含富康轿车）的国产轿车”。于是，老吴共计投资１９万块钱买了一辆富康车，当时按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的规定，挂靠车每月给公司交１２０元的管理费。老吴说，“那几年是很能赚钱的，一年能赚八万多块钱，这辆车整整干了六年，赚了５０多万。”　　１９９９年，根据《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老吴给市政府上交了３万元的有偿使用金，经市公证部门公证后，领取了《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自此，老吴依法将这辆车的经营权从政府手里买了过来，改变了过去与出租车公司在经营权上扯不清楚的问题。如今，车是自己的，经营权更是自己的。在老吴获得经营权的当年，温州市拥有经营权证的出租车每辆的市场交易价格已经达到８０多万。老吴的出租车一下子身价直逼百万，出租车司机老吴变成资产近２００万元的“大老板”了。　　第三次买车。　　２０００年底，老吴的富康车到了出租车的报废期限，于是２００１年１月，老吴花了１３．５万元又买进了一辆富康车。老吴讲：“现在依然每月给公司交着１２０元的费，我的车目前一天跑三班，我和我老婆开上午班和下午班，我的小舅子开夜班，每天的营业额能达到６００多块钱，每天净赚３８０元左右，一个月我能赚个一万来块钱，除此以外，我的小舅子每月还能赚２５００元。”因为是亲戚，老吴每天晚上只向小舅子收取８０元租金，一般情况下，车主一夜收的租金是１００块钱。　　老吴还讲，“到现在，这辆新车一年半下来已经给我赚了１８万了。”　　像老吴这样完全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和出租车财产权的车主司机在温州有３２７８位，也就是说，全市市区３３２９辆出租车中，有９８．８％的车都是像老吴这样个体化的出租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过着与老吴不相上下的“老板”生活。　　记者先后走访了十多位车主司机的家庭，发现他们都有很宽敞的房子住着，都有很好的家电用着，都有自己的出租车在运营着，都有很丰厚的收入，都过着很滋润的日子。还有不少车主司机不仅经营着出租车，还经营着饭馆、理发店、打火机厂、舞厅等各种生意。　　令人想不到的是，温州当地的各家银行为了拓展业务，发动出租车司机凭借手中的《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到银行可以抵押贷款５０万到６０万元。许多司机都把经营权证压在了银行，这样就能在经营出租车之余，筹资经营其他业务。　　记者发现，温州的车主司机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出租车司机，而是一个投资经营户、一个商人、一个业主。　　其实，在温州市城区出租车司机总共有１．５万人，没有车的“打工司机”一般都是给车主司机在打工。温州的出租车都实行三班轮流开车的模式，正常运营的打工司机达到１万多人。那么，温州打工司机的日子过得又怎么样呢？　　打工司机月入三千　　２月２２日晚上，记者打车采访时，碰着了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打工司机，这位２９岁的年轻人名叫陈海群。他的出租车号是浙ＣＴ２４３０，这辆车是他从车主司机高皓亮手里租过来的。“每天晚上要给高皓亮１２０元的租金，一般是包一天，交一天的租金。”除了油钱和租金以外，陈海群每天晚上都能赚到１００元左右，一个月下来，也能赚到２５００元以上。　　陈海群在温州开出租车已经两年多，收入一直很稳定，基于此，他不仅在城里租了一小套房子，而且将老婆和孩子都接到了温州，“老婆在家除了做饭，就是给我看孩子，我专心开车。包括３００元的房租在内，每个月的开支也就１３００来块钱。每月我还有一千来块钱的节余。”陈海群每天都是从晚上六点钟接车的，开到第二天凌晨，交给承包了上午班的打工司机。一般下午班的活比较多，因此，下午班由车主高皓亮自己开。　　像陈海群这样的外来打工司机，一般车主要求他们交３０００到５０００元的押金。其实在温州出租车行业，绝大多数本地打工司机往往都是车主的亲朋好友、同学邻居，这些人与车主只是交纳承包金的单一关系，不给车主交押金。　　记者先后采访了十多位打工司机，他们的收入与生活状态基本与陈海群一致。有一位从湖北省黄梅县来温州打工５年多的打工司机，叫李小阳。他在高中毕业后，就学会了开车，当时是跑货运。在谈到自己怎么走上来温州开出租车这条路时，李小阳对记者说，“我家姊妹６个，我上面全是姐姐，当时没有考上大学，出来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拿到驾照后，我先在家开了几年货运，当时没有赚到太多的钱，但是把技术练得很好。１９９８年，我的几个朋友在温州开车，当时听说他们很不错，就和他们联系了一下，不久就过来了。”到了温州以后，李小阳先是在一家企业开小车，“当时的工资有１６００多，而且开的又是桑塔纳２０００，感觉挺不错。”然而在一段时间的满足之后，小阳年轻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当时，我的一些老乡已经在开出租车了，平时和他们在一起，得知他们每个月可以赚到三四千，心里就想，我也可以开呀，于是就开始慢慢留意，同时让老乡帮忙介绍。当时温州的出租车行业特别热，生意非常好，而且，温州市政府对外来打工人员的管理也比较恰当，不歧视我们。”有了朋友的榜样，加上市场的火爆，同时政策上又许可，１９９９年，李小阳终于托朋友找到一个车主，交了５０００元押金后，他便成了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　　“外地司机来温州开出租车，没有不是从夜班开始干的，即使是在现在，夜班司机中８０％的也是外地司机”，谈起外地人在温州开出租车的情况，李小阳显得很内行，“在温州打工的司机，７０％是外地的，一般都是２０到３０岁左右，其中又以安徽、河南人居多，其中，安徽人就占了全部外地司机的一半左右。”　　谈到打工司机同车主的关系，他告诉记者，一般打工司机从三个途径包车，最好的是直接从车主手上包过来，因为这种车车况最好，而且没有中介机构，也就无需中介费用，如果平时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和车主还比较好说话。另外两种是从修理厂和承包车主手里包来的，一般不是他们自己的，所以车况就差一些，而且往往中间环节比较多，比较麻烦。但是，李小阳又说，现在的情况是从车主手里包来的少，而从修理厂、承包人方面包来的多，“因为车主一般都是把自己的车交给熟悉的人来开，所以，外地司机在温州开车，总体上还是很仔细、非常小心的。”谈到在温州开车的感受，他告诉记者，整体上，这里的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的，政府部门不会故意找外地司机的麻烦，温州市民也是不错的。　　谈到未来的计划，李小阳的眼睛里充满了憧憬，他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在温州一家企业里做行政工作，目前正在学习企业管理方面的课程，她希望将来能在事业上有一番成就。关于自己的未来，对温州已经有了感情的李小阳，希望能在这座城市扎下根，“现在我每年都参加义务献血，希望能为温州多做一点贡献，因为我相信，在温州，我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当我们了解了温州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态以后，必然想知道温州的出租车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三步跳跃——温州出租车业个体化改革调查之二本报记者　王克勤 实 习 生 郭健斌　　“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温州人没有什么就业机会，政府也养不起，让你自谋生路，让你走南闯北，温州人就从市场上找钱，找发展的机会，城市出租车客运跟温州的其他行业一样，也是人们自己找钱找出来的。”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处长吴锡银这样说：温州的出租车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温州出租车业发展总体呈现三大阶段：其一，自由起步阶段。从最早的三轮出租车（即三轮摩托车，当地人称为“跳蚤”）到微型出租汽车“菲亚特”；其二，控制总量阶段；其三，规范改革阶段。温州的出租车业可谓一路高歌，不断鸟枪换炮。截至２００３年２月，温州市区（包括鹿城、瓯海、龙湾）已拥有出租汽车３３２９辆，出租车公司４５家，经政府相关部门培训上岗的出租汽车驾驶员１５０００多人，加上一系列相关企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行业体系。　　自由起步阶段　　今年４７岁的张朝进是温州最早的出租车司机之一，他告诉记者，早在１９８３年，温州就已经有私人投资出租车的生意了，不过那时是三轮摩托车，温州人俗称“跳蚤”，直到１９８５年下半年有人买了几辆菲亚特轿车在城区运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出租车运营。不久张朝进也投资９０００元买了一辆菲亚特，由于“菲亚特”车型小、成本低、行驶方便、灵活、定价只有５元钱等优点，适应了人们最初对出租车低消费、穿小巷、求方便的需求，因而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生意非常好。于是人们纷纷做出租车生意，温州的“菲亚特”越来越多。　　“我原来在单位工作时，每月的工资不过３０多块，而我开出租车一天的营业额就达到１００多元，除去各种开支，一天可以赚到七八十元。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我正式办了停薪留职，开始了出租车司机的生涯。”张朝进为自己最早进入这个行当感到十分自豪。　　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处长吴锡银分析认为，当时能够快速发展，一是因为这个生意比其他生意好做，容易搞，单一；二是温州人的天性，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习惯在市场上去找钱，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找市长找市场，自谋生路，同时政府也鼓励。当时大多数的司机都是用三轮出租车赚到自己“第一桶金”的。他回忆道，随着市场的发展，再加上政府的鼓励，不久，温州市的大街小巷就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菲亚特，到１９８９年已经发展到２４００多辆，全部是由个人投资购买车辆参加运营。吴处长说，“当时在全浙江省，温州的发展最快，原因就是个人投资，个人干。”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除了许多个人争先恐后购买菲亚特等各种车辆从事出租车运营以外，一些主要从事挂靠业务的温州市老字号客运公司也纷纷自己出资购买汽车开展出租车业务。　　控制总量阶段　　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４年，温州出租车业进入了宏观调控时代。到了１９８９年，温州市的出租车业市场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培育，不少老百姓希望能坐到更好的汽车，而不少司机在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后，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也愿意更换车子，菲亚特等各种出租车在温州开始多了起来，到１９９０年已经达到２６００辆出租车。　　当时，温州市交警大队向政府提出建议，说车太多，街道拥挤，道路压力太大，于是市政府决定从１９９０年起停止发展出租车，出租车的数量开始得到控制。而全国许多城市到１９９０年才开始发展“面的”。因此，这个时代的温州出租车业，在全国已经是很超前了。　　有意思的是，由于大多数车都是司机个人购买的，然后挂靠在出租车公司名下，而温州人大都认可实体资本投资的观念，因而即使车挂在公司的名下，人们也都认为车是司机个人的。在大家争相购买出租车，而政府又控制总量的情况下，市场上自发地出现了自由交易、倒卖出租车的现象，且价格一路飚升。　　为此，温州市政府也如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开始加强治理整顿，但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司机素质上。１９９０年，温州市开始分期分批进行运政法规教育，并进行严格的考核，对合格者核发“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实行持证上岗，接受乘客监督。到２００３年，已经培训１５０００多人。　　规范改革阶段　　从１９９４年到现在，是温州出租车业的规范改革阶段。　　到９０年代初，温州出租车杂乱的车型、低层次的运行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的要求。吴锡银处长打了一个比方，“当时的温州就好比一个刚进城的农民，因为发财了，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感觉很神气，但是呢，脚上却穿了一双解放鞋，和整个形象极不协调，格格不入。满城跑的像‘甲壳虫’、‘大头鞋’一样的菲亚特出租车就是新温州脚上穿的解放鞋。”　　同时，温州出租车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没有计价器，没有顶灯、标识，价格也很混乱。１９９２年以后，小平南巡促使全国出租车业也有了一次大的发展热潮，温州的出租车业进入了发展和管理的快车道，全社会都希望把菲亚特更新成档次高一点的车型。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６日，温州市政府发布《关于市区菲亚特１２６Ｐ型轿车限期更新的通告》，要求市区内所有的菲亚特必须在１９９６年底全部更新完毕，同时规定更新的车型要在富康以上。许多车主不愿干，因为当时１．３６升的富康要１５万。吴处长回忆说，“当时，中央和各地的报纸，甚至国外的报纸都发表文章，认为温州政府干预了市场经济，而温州市政府坚持认为，市场是自由的，但是也要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干预、管理。”　　为此，温州市政府采取舆论先行的方法，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把为什么要更新车型的道理讲透。同时政府又拿出３７０辆车的指标，分配给一些公司。于是，许多出租司机便开始主动淘汰菲亚特，购买安装了计价器、顶灯、标识的新富康车。这些新车一上市，由于比菲亚特宽敞、靓丽、干净，消费者只认新车，生意特别好。许多司机开始争先恐后的要求更新，旧车没有人坐了。由于一次性更换了一大批国产车，不久有国外媒体报道说，“中国第一次使用国产轿车作为出租车”。　　因为措施比较得当，实际上到１９９５年底温州出租车就全部完成了车辆更新。出租车司机施益萍说：“政策执行没有靠强压，而是靠市场。”　　利用这次更新，温州的出租车业获得了一次全面的规范与提升。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１日，温州市政府颁发实施了《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行业管理力度大大加强，走上了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的法制化管理轨道。到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底，不但全市所有菲亚特都已更新，而且管理服务也提升了一个档次，温州市形成了以富康为主的出租车型体系，按照当时的市长的说法，是“事业兴旺发达，政府一毛不拔”。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市政府再次看到到温州出租车业的问题和潜力，这时的温州已经有８０多家出租车公司、３３２３辆出租车，但是，这８０多家出租车公司却没有办法管理好这些出租车，车容车貌、服务质量问题一度比较突出，而一些公司的出租车的事故频发更是让政府担心。与此同时，出租车司机对公司也有很多不满，他们说，车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为什么每个月要给公司交这么多钱？况且交了钱后公司也没有做什么实际的工作。　　面对这样的局面，温州市政府决定对现行出租车运营体制进行一次大胆的改革。在全市范围内，再次投入３００辆出租车，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出让其经营权。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温州市政府制订《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一律实行有偿使用”，“新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通过公开拍卖竟买有偿获得”。为了不触及原来已在营运的出租车公司和司机，办法规定，“本办法实施前，原已在营运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有偿使用另行规定”，第一次以政府法规的方式明确了出租车的经营权问题，为拍卖出租汽车经营权作了政策铺垫，扫清了障碍。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２日，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发布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拍卖公告，确定拍卖的相关原则和具体事宜；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９、２０日两天，温州市开始公开拍卖３００辆市区出租汽车的经营权，最后，以平均每个经营权６８．０８万元的价格全部成功拍卖，市政府共收取有偿使用费２０４２５．３万元。而在当时，出租车司机自由交易的出租车价格每辆也就是４０多万元。　　在营运了一年之后，市场反映良好，许多没有经营权的其他车主非常担心自己的车不能拥有真正的产权，于是政府正式决定将所有的出租车的经营权通过市场让渡方式来重新配置。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温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妥善解决市区部分出租客运汽车经营权证问题的通知》，规定当年１１月３０日到１２月３１日，对原有经营权问题不明的出租汽车，采用缴纳３万元有偿使用金的方式使之明确。由于出租车原本就由司机个人出资购买，半个月内温州市政府就收到来自出租车司机的有偿使用金８９５５万元。此举从根本上解决了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个人产权关系及相关问题不明的问题，明确了原有出租汽车的经营权。至此，温州市９８．８％的出租汽车的经营权实现了个人所有，温州出租汽车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温州出租车业的规范发展，关键是政府在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将经营权卖给了出租司机。那么，温州市政府到底是怎么出售出租车经营权的呢？
从拍卖到买断：彻底个体化——温州出租车业个体化改革调查之三本报记者　王克勤 实 习 生 郭健斌　　“我们温州市的出租车有三大特色：个体化程度高，达到９８．８％；外来司机多，占司机总体人数的１／３；公司实力低，”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处长吴锡银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温州市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符合市场规律的做法，尤其是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的改革，使出租车作为一个灵活机动、单兵作战的行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潜力。　　“拍卖”　　——彻底明晰出租车产权　　对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的改革，吴处长至今仍记忆犹新。　　最早的时候，和许多城市一样，温州出租车业是随着市场需要自发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等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之后，管理问题才凸显出来。当时的温州市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一样，都想通过扶植一批国有出租车公司来加强管理，但是，效果却不理想。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也给了很多政策，但是车容车貌、服务质量等问题一直没有大的改观。同时，管理上不去，又影响了出租车业的发展，不少司机反映出租车公司管理不规范，拿钱不办事。最后，政府意识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出租车的产权没有明确；之二在于即使产权明确，也并不能带来同等的收益。因为出租车的产权虽然可能是个人的，但是经营权却是由出租车公司来代表政府行使的，而经营权和事实上的营运权往往又是分离的。其中，产权和经营权分离最致命。比如一辆出租车是私人买的，但是要凭借公司的出租车经营权才能上路，而公司拥有经营权，却又没有实际的营运权，必须交给一个司机来开，这样权利分离，使各个方面都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市场的作用在无形中被抵消了。相反，如果一个私人同时拥有出租车的产权和经营权，他就可以自己来开，也可以交给其他人开。一对一的监督肯定要胜过一对多的监督，因此，这种权利统一的形式应该更有利于体现市场特性，更适合生产力发展。　　有了这样的认识，温州市政府感到，必须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发展出租车业。于是决定，首先通过拍卖出租车经营权，来实现一部分出租车产权、经营权和营运权的统一。　　“我们开始搞的时候，还是很害怕的。担心这种搞法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市场的要求，加上１９９８年正是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许多人手头有资金却不敢投，我们对是否拍卖有些拿不准，”吴处长笑了笑：“所以当时政府很谨慎，进行了反复考察，最后认为拍卖还是可以一试，于是就开始制订相关的办法。考虑到怕触动那些原有车车主和公司的利益，影响拍卖的进行，政府决定拿出３００辆车的指标来进行拍卖，试一试效果，所以在制订文件时就特意加一句‘原来历史遗留下来的，另行规定’，主要就是怕万一不成功，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他还告诉记者，当初他们准备拍卖经营权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考察，发现出租车经营权的拍卖既有进行得很好的，也有一般的，更有拍卖不成功的。吴处长说，“这让我们对拍卖的性质有了一个真正的认识，就是要充分反映市场对这种资源的承认程度。在拍卖方法的制订中，不能人为设置种种限制，必须最大限度体现公正和平等，为普通百姓和企业的平等竞争奠定基础。”　　本着这种思路，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８日温州市政府制订的《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规定：“凡是有温州市区户口的，年满１８岁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市区注册登记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拍卖竞买。”　　“不管是开饭店的，还是理发的，只要有钱拿来，我都一样给你。”吴处长笑着说，“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市场资源，我们几乎没有设置任何障碍。”由于办法制定得科学，同时舆论宣传到位，参加的人非常多。“最初我们还担心没有多少人参加，委托温州拍卖行和温州市公证处来办，结果来的人太多，在登记的时候，总是要加班。当时有两个老太太也要参加，我问她们为什么，她们说手里有点钱，大概四五十万，想要投资，其他的行业都比较有风险，只有出租车，收益不错，又没有什么风险，就好像一只母鸡，会下蛋，会变钱。但是他们最后没有买到，因为拍卖的价格太高了。”他说，有些公司要报名，光押金就要６００万，但是他们贷款也要押，因为觉得出租车业有利可图。就这样，还没有到拍卖的日子，这件事已经成为了温州市街头巷议的焦点话题了。　　拍卖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９、２０日进行，据吴处长介绍，拍卖场面非常大，由于人太多，只能凭票进去。为了安全，当时还动用了武警，并且规定，任何新闻单位都不能参加，参加了也一律不许报道。对此，吴处长解释道：“当时这种做法是对是错，没有人知道，我们担心过分宣传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拍卖采取２０万元起卖、不设上限的方式进行。　　对于当天拍卖大厅里的拍卖情景，吴处长的印象还很深刻，“一些公司老总为了拍卖，提前开了几天会，作了充分的准备，拍卖时又亲自坐阵。所以价格一路飚升，第一场的头几辆就一路爬到６０多万。说实话，当时把我们吓坏了。”吴处长偏了偏脑袋，“政府估计不超过４５万，而当时民间的私下交易也就是４０来万，所以我们拍卖一下子就这么高，我觉得可能是泡沫，不是好兆头。”但事实证明，这就是一个好兆头。两天拍卖下来，每辆出租车经营权的平均价格是６８．８万，最高是７１．５万，最低是５５．９万，总共收入２亿零４５０万，而且３００辆车没有一辆毁约，经营权全部交易成功。　　就像当孩子生下来以后，做父母的总希望看到他会长成什么样子一样，拍卖成功后，温州市政府也一直关注着出租车产权和经营权统一在实际营运中能否取得成功。在拍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市政府一直比较紧张，也没有急于处理原有的出租车。不久，事实证明，这３００辆出租车在各自的“主人”手中，不但保养得好，车容车貌好，服务质量好，就连事故也出得少一些。“看来毕竟是自己的”，吴处长感叹道。　　有了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１９９９年，温州市政府开始大张旗鼓对全市所有出租车的经营权通过买断实行个体化，以便使产权、经营权统一起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温州市政府一纸《关于妥善解决市区部分出租客运汽车经营权证问题的通知》，拉开了这项工作的帷幕。　　“买断”　　——全面实施个体化　　“这个难度就比拍卖要大多了！”吴处长说，“不仅仅是因为这次有将近３０００辆车，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许多方面、许多问题。比如，在《通知》出台之前，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买断，买断价应该是多少？”他告诉记者，“为了了解老百姓心中的合理价位，我们在和司机的闲聊中，故意透露说没有经营权证的车可能以后会怎么样，司机也在下面天天议论，说没有保障，天天提心吊胆，提出最好是政府收一点钱，让司机安心。问他们收多少合适，他们说不要超过５万，１０万也可以。”有了这么一个标准，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温州市政府开了一个会，开始讨论到底收多少钱的问题，当时，计委要求５０万，物价局要求３０万，还有的要１０万，最后，市长拍板，“为了稳定，让利给老百姓，一辆车收３万！”　　“你猜结果怎么样，”吴处长笑着问记者，“有人骂市长是笨蛋！但是老百姓高兴呀，没有一个说政府乱收钱的，都说政府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这，”吴处长告诉记者，“最关键的是原有车中有一部分产权没有明晰。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买车的指标是政府给企业的，但是买车的钱却都是个人出的，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却造成了现在的产权不明晰。而产权不明确，经营权就无从谈起。”针对这种情况，《通知》中有如下规定：“对市区部分未取得有偿使用经营权证的出租客运汽车，承认其历史形成的过程，其经营者可本着自愿的原则，在交纳３万元有偿使用金，并经市公证部门公证以后，领取《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即回避如何明晰产权的问题。　　“我们只是承认历史的原因，但是具体现在要怎么处理，我们不发表意见。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靠政府的长官意志搞‘一刀切’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温州市现任市长钱兴中的一番话很能代表政府如此处理的初衷。他说，“制订什么政策，首先要明确两点：一是制订相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是要保护谁的利益？我们考虑的是要保护乘客和实际投资人的利益；第二是政府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而实际上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制订标准上。”　　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单位和个人来找政府。“１２月３１日《通知》就要过期，所以公司也来找，个人也来找。公司说车是自己的，买车的人说是我出的钱，怎么会是你的？是你的，你把钱退给我，按照现在的市场价７０万退。当时真是很麻烦。”直到现在，吴处长回忆起来，还是直挠脑袋，“但是当时政府坚持两点：第一，保护实际投资人；第二，让利给老百姓。当公司来找我时，我就告诉他，资源是国家的，谁用都要出钱，过去是国家分给你的，你赚的钱应该还一部分给政府，上缴财政，同时再交纳３万元；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把钱按现在的价格退还给当初买车的司机，再向国家交３万元。结果没有一个公司愿意。”政府有这样的态度，司机天天软磨硬泡，公司也自知理亏，最终所有出租车的产权，全部由当初投资购车者享有。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温州的出租车经营权全部被买断，温州出租车业最终全面实现了个体化。直到现在，温州市还没有因为这些出租车的经营权发生过纠纷，打过官司。　　在实现个体化之后，政府开始在管理上下工夫。首先规定所有的交易，都必须经过温州市车辆交易所，同时由夫妻双方到公证处公证，交易才能够合法有效；其次是政府向出租车经营户承诺，不再增加出租车，从而控制了出租车行业的重复发展，提高了保值系数；第三是加大了对相关违章行为的处罚力度；而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中第十六条的规定，“通过有偿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长期有效，属个人的，可以继承、转让；属法人的，可以转让。”这些政策，进一步保护了实体出资者的合法权益。　　２００１年１月４日，温州日报一篇题为《市区出租车开出百万“天价”》文章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拍卖和买断后温州出租车业的发展状况：“市区出租车的身价一路飚升。目前已暴涨到９３万元，与去年１月份相比，仅１年时间就上升了３５万元。”　　
出租车公司是如何被淘汰的——温州出租车业个体化改革调查之四本报记者 王克勤 实 习 生 郭健斌　　与我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温州市政府最早是扶植出租车公司的，希望出租车公司能够挑起出租车行业发展的重担，但是现实让政府失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通过对两个案例的解读，记者找到了答案。　　市运公司：国有公司的挽歌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出租车分公司对总公司而言就好像‘鸡肋’一样，完全成了附属产品、不赚钱的副业。只能算是维持，谈不上效益。而你知道，没有效益的公司，迟早要熄火。”温州市汽车运输公司出租车分公司经理金友宝，就是这样来评价他自己公司现在的处境的。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金经理倒显得很豁达，他对记者说：“我们公司是一个二十世纪５０年代成立的老国有企业，过去也有过很辉煌的历史，但后来就慢慢不行了。１９９１年左右发现当时的出租车生意很火爆，于是就找到市里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希望能给我们一些出租车的指标，让我们也能赚一点儿，也算是扶植国有企业吧。”他笑了笑。利用国有企业的身份，在政府计划的扶植下，市运公司以平均每辆７万多元的计划价购进了５辆“夏利”。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温州市汽车运输公司出租车分公司正式成立。当时，公司采取了那时候所有出租车公司都使用的承包经营形式，在和司机签订合同后，将出租车租给司机开。“当时，我们的合同条款还是很有竞争力的，”金经理说，“风险抵押金只要２万５，每月承包费也只要２５００元。４年之后，司机在自愿的情况下，可转为公司的正式职工，然后，每个月就只用交８００元管理费了。同时，汽车和经营权均归个人。在当时的温州，很难找到像我们这么会做生意的国有企业了。”　　由于措施得力，市运出租车分公司得到迅速发展。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公司又购进了１５辆夏利。为了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在１９９５年时，市运公司再次购进了４０辆出租车，这一次，公司自己没有出钱，而是让司机出钱。金经理说：“当时，大多数公司都是用这种方法，因为出租车生意好做，有很多人愿意出钱来买车，但是出租车的指标并不多，所以，如果公司手上有指标的话，那是很吃香的。而且，让公司一次性拿那么多钱来买４０辆车，公司的负担也的确是有些重，尤其在当时。”根据司机自己的选择，４０辆车中有１５辆桑塔纳、２５辆夏利，“司机一次性给我们１４万块，然后每月再交付３３００元。”金经理说，“当时他们都很愿意。”为了帮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久国家又拨了２０辆出租车的指标给市运公司，“这一次，想交钱的人更多，因为出租车生意好呀，大家都想来开，所以当时交钱都要排队！”这次公司选择了富康轿车，“司机出１４万，然后每月交纳４０００元，４年后，车归司机，每月就只用交纳８００元，和原来最早的合同一样。”经过这几次的扩张发展，到１９９６年，公司顺利发展成为拥有８０辆出租车、年利润１４０多万的中型出租车公司，“我们出租车分公司也成为整个市运总公司的盈利重点，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６年，是我们最好的时候。”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其实，当时的大多数出租车公司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金经理告诉记者，“一方面，政府对你的要求高了；另一方面，司机也越来越难管理了，他们觉得公司收的钱太多，又没有做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１９９７年后，１９９３年的合同已经到期，公司所有的车都是个人的了，我们说的他们不像以前那么听了！”　　１９９８年政府经营权拍卖的活动，曾被市运公司看作是一个扩张的好机会，他们雄心勃勃，计划如果每辆车的拍卖价不超过４５万，则把３００辆全部吃进。然而，最后平均高达６８．８万元的市场拍卖价让市运公司一辆也没有吃进。就这样进入了１９９９年——让金经理、市运公司和温州所有出租车公司都难以忘却的一年，温州市政府决定把所有的出租车经营权买断。这一次，原来在历史中遗留的问题总的爆发了出来。　　“我是第一个被司机逼得没有办法的公司经理，也是最早同意把公司出租车经营权转让给司机的经理！”金经理对记者说这番话时，一脸的无奈。“当时我都要哭出来了，８０个司机到我的办公室，围着我，不打也不骂，就是整天跟着，不让回家、吃饭、上厕所，我打１１０，叫来警察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发生这一幕的原因，是面对政府提出的３万元就可以获得经营权证，但前提是要求明确产权的规定，公司和司机发生了争执。“我当然主张产权是公司的，但是司机们说，当初的合同规定，在４年之后，无论是车还是经营权都归个人所有，白纸黑字。而自己出了钱的司机更不得了，他们说钱是他们出的，每个月还交给公司三四千块钱，车的产权怎么会是公司的？而且当初的合同上就提到了‘经营权’，这成了司机的证据，我无可奈何。”金经理说，“更不利的在于，由于当初明确了‘汽车归个人所有’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很多人在私下已经对车进行了交易，而交易的价格在当时的温州市场上就已经有四五十万了，这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政府所说的经营权的价格。”当年底，市运公司所有出租车的产权和经营权都成为了个人所有的，市运公司开始了每月收取１２０元挂靠费的生活。　　谈到公司现在的发展，金经理坦言不是很好。政府规定，一个出租车公司，必须至少要有８０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和６个工作人员，“办公场地好说，毕竟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场地是有的，”但是人员成本就让公司有些受不了，金经理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人员工资每月１０００元，保险是６００元，这样一来，公司一个月最少要支出９６００元，“而这，就是８０辆出租车的挂靠费。”金经理说，目前，挂靠在市运公司名下的出租车正好是８０辆。　　均瑶出租车公司　　溃退“三步曲”　　因个人出资购买民航飞机而在全国闻名的温州民营企业家——王均瑶，１９９８年怀着极大的热情进入了温州市出租车行业。　　当时，均瑶集团雄心勃勃，提出了“三个２０００”的宏伟目标，即到２０００年，实现在温州有２０００辆均瑶公司的桑塔纳２０００型出租车！此语一出，整个温州出租车行业为之侧目。但谁也没料到，不到５年，均瑶出租车公司就陷入了和其他出租车公司相同的效益危机中，恨不得马上退出这个行业。　　是什么使一个在其他行业频频成功的集团，竟然会折戟于温州的出租车市场呢？　　均瑶出租车公司总经理陈雪荣为我们解说了这个答案。　　事情还要从１９９８年温州市政府拍卖３００辆出租车的经营权说起。当时拍卖出租车经营权的消息一出，立即在整个温州引起了轰动。　　“由于看好出租车行业的利润，均瑶集团决定做出租车的生意，在当时，均瑶集团计划把３００辆全部吃进。但是，出师不利，由于对市场行情把握不准，车辆单价太高，最终，均瑶集团只吃进了８０辆。为了做到高档次的服务，均瑶集团全部购入了桑塔纳２０００型轿车，到每辆车最后上路，均瑶集团已经投入了８０００多万。”陈雪荣介绍说。　　第一步承包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均瑶出租车公司正式成立。　　陈雪荣介绍说，“在公司成立初期，打算全部采取承包形式，把８０辆桑塔纳２０００都包出去。公司对外宣布的承包条件是：交纳风险抵押金５万元；在不包括各种规费的情况下，每月向公司交纳７９００元的承包费。但是，公司没有想到，条件一出，一时竟没有人愿意来承包。没有办法，公司只好把风险抵押金降到３万，每月交纳６８００元，８０辆车总算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随着均瑶公司的逐渐运营，事情的发展与公司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首先就是出租车的折旧率太快，别的公司的车仿佛还是新的，而均瑶公司的桑塔纳就已经大修过好几次了，因为司机们为了在完成任务后能多赚些钱，都拼命开，完全不考虑对车辆的爱惜保养。其次是风险大，出险率高，司机为了多赚钱，必然快速开，熬夜开，同时，有一些小毛病也不去修理，使得安全隐患大大增加。第三是出了事故之后，不好找司机，但是公司却没有办法躲避，公司成了一个‘消防队’，所以，公司的经营风险大大上升了，利润却没有随着风险的上升而上升，相反却下降了。这一下，可急坏了我们，经过研究决定，紧急变更经营模式，采用与车主合作的经营模式。”　　第二步：合作　　２０００年，均瑶公司忍痛割爱，将２７辆上路才一年多的桑塔纳２０００淘汰到二手车市场，然后是：公司出租经营权证，公开寻找司机个人出资金自己购捷达车，双方合作经营。司机每月交给公司３５００元经营权使用费。这样，司机与公司的关系由承包变成了合作。　　陈雪荣说，“这种由公司出经营权、司机出车的合作模式，加强了司机的责任感，防止了车辆折旧过快、出险率过高、事故后跑人的情况出现，从而降低了公司经营的风险，在理论上，这是一种很好的模式。”　　至于为什么当初没有把８０辆车全部采取这样的形式，陈经理解释说，“因为当初对这种模式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全部问题，我们还持有疑问，之所以淘汰了２７辆，是想作为一个试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样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陈雪荣介绍说，“采取合作制后，当初的车辆折旧问题、出险率问题、司机肇事逃逸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又诞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管理问题。在承包时代，对于出租车的管理，均瑶公司还是做得很好的，第一，它能够很集中地来运作一些大型活动，比如，可以一次调动大量的车来支援社会公益活动；第二，对驾驶员也能进行良好的管理，比如，乘客的投诉能得到及时的反馈，遗失物比较容易找到。但是在采取合作制后，对出租车的管理就没有过去那么容易了，因为这个时候，司机不再是公司的雇员，而是公司的合伙人。管理成本上升了，管理效率却下降了。而最头痛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最让我们头痛的是公司没有利润了。公司拥有的经营权是以６８．４７万元买来的，现在市场上出租车客运经营权的交易价格为７０万左右，一度最高达到９０万。如果按照７０万来计算，把这笔钱放在银行里的利息每个月也有３０００元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均瑶公司做的出租车生意的利润是很低的，甚至连微利都算不上。如果把其他成本一起计算，就会发现，均瑶出租车公司事实上是亏损的，我们是在赔本赚吆喝。”　　第三步：退出　　在这个时候，均瑶公司才真正地发现，出租车行业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当初设想的宏伟目标是那么难以实现，下一步该怎么走？　　“经过多方征询意见，最终，我们选择了一条无奈的道路，和其他公司一样，把公司所有的出租车经营权拍卖出去，全部转让给个人，均瑶公司要全面退出出租车行业，到２００１年初，除去那２７辆出租车因为合同还没有到期，还属于均瑶公司以外，其余的５３辆出租车的经营权已经全部卖给了个人。”陈雪荣经理说，“现在的均瑶出租公司，能够保本就可以了。”说着，现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当初，均瑶集团为什么会看中出租车这个行业﹖　　陈经理告诉记者，“根据集团投资发展部的测算，如果每辆的出租车费用不超过６０万，事实上是能够有一定利润的。但是，第一步就没有走好，结果让均瑶公司在后来的每一步都处于被动，以至于最终回到起点。对出租车行业的不熟悉，在某种程度上更是致命的。出租车具有单兵作战、灵活多变的特点，难以采取传统的公司制方式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否则必然会使成本上升。而对于一个真正的公司来说，任何时候，赚取最大利润，才是它的核心。如果当初对这些情况都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均瑶集团会不会进入这个领域，何时进入这个领域，怎样进入这个领域，都会是一个个的未知数。”　　最后陈经理对我们说，“集团最大的宽慰是：花了８０００万，做了几年的广告，值！” （１－３版图片除注明外均由王克勤摄）
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效率和公平——温州出租车业个体化改革调查之五本报记者　王克勤 实 习 生 郭健斌　　车型与颜色的选择　　折射出政府增进公平的职能　　在温州采访期间，记者始终被那五彩缤纷的出租车所吸引。温州的出租车不但有红色的，更有绿色、蓝色和黄色的。坐上温州的出租车，记者感觉心情十分舒畅。２月２４日，记者搭上一辆蓝色的出租车，询问有关出租车颜色和车型的问题，司机告诉记者，温州出租车的配备非常好，颜色也是丰富多彩。在温州，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的出租车乘坐。　　当初，温州出租车是怎么更新车辆的？为什么温州会用四种颜色来装饰出租车？政府又怎样来保证这四种颜色能得到比较平衡的搭配呢？在采访中，温州的出租车司机告诉了我们答案。　　２００１年，政府决定更新出租车时，并没有先明确规定选择什么车型，而是针对这个问题请当地的新闻媒体讨论了两个月，让老百姓发表意见，因为这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也是关系温州形象的问题。最后，政府根据大家的意见制订了六条标准：一、排量必须是１．６升以上；二、环保要求要达到国家标准，采用电喷发动机、三元催化净化装置、无氟空调等环保技术，废气排放符合欧Ⅱ标准；三、必须要有ＡＢＳ防抱死制动系统；四、必须是三厢车身；五、车内配饰塑制顶板，后座椅带头枕；六、统一车身标识、标志。符合这６条标准的所有汽车厂家都可以来竞标。这样，富康、桑塔纳、捷达、奇瑞四家汽车厂家都过来请市长吃饭，市长说：“这顿饭我请，就是表明政府的态度，欢迎大家参加竞争，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于是，这些厂家拼命打广告，还让大家免费试用。期间，政府出面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让厂家和出租车司机直接对话，讨价还价，政府只是在旁边看看，结果司机们选择了富康和捷达。　　在更新车型的同时，有市民提议说，温州是一个沿海城市，夏天天气很热，如果出租车都用红色，会让人感觉更热；同时，作为海滨城市也应该有一些地方特色，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其他的颜色？政府觉得这个提议很有道理，于是就选择了４种颜色，让大家自己挑选，这就是为什么温州的出租车会有４种颜色的原因。　　如何能够保证４种颜色的车辆数相对平衡，同时又如何让司机们感觉公平呢﹖　　温州市政府为此动了一番脑筋。钱兴中市长说，“作为传统的中国人，温州人对红色一向都很偏爱，而对黄色则不是很喜欢，所以市政府料定，在选择出租车颜色的时候，选择红色的一定会占绝大多数。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让司机们自愿选择其他颜色的车呢？经过一番讨论，政府想出一个主意，利用温州人喜欢吉祥数字的特点来制约喜欢红色的习惯。政府规定，凡是选择红色车的司机，只能选择尾数为３、４、５的车牌号，相反，选择黄色车的人却可以选择尾数为８、９的车牌号，同时规定，选择绿色车的司机的车牌号的尾数是０、１、２，而选择蓝色车的司机的车牌号的尾数就是６、７。这个方案一出，大家都很满意。”　　钱兴中市长由此谈到了他的施政方针，他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应该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通过正确的定位来进行相关的体制改革。在出租车这样的一般竞争性行业，政府应该退出来，让市场经济主体自身的力量来调节。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制订规则。而要制订良好的规则，第一要懂得变化，不同的客观条件采取不同的办事方法和政策，当初，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时，菲亚特的更新问题就应该是由政府来负责，而后来，市场经济较成熟时，在温州出租车第三代车型的更新问题上，政府就不应该过多干预，而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我调节。第二是要在制订政策前做深入调研，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使决策透明化，能由市场运作的就让市场来运作，政府不要干预太多，比如像出租车这样的事情，政府的作用是制订公平的游戏规则，给不同的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让每一个出租车司机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就好像是一辆辆汽车，各行各的道，但都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市政府就像一个交通警，管管红绿灯、修修道路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管理体制会不会造成政府财政吃紧或是管理不到位呢？　　钱兴中市长认为不会，他说，“温州通过把一些稀缺的政策性国家资源市场化，通过招标和拍卖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比如对出租车经营权的拍卖，３００辆车，就卖了２个亿。群众对这种方式很满意。增加的财政收入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在管理方面，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来发挥作用，政府的管理职能看似弱化了，其实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效率提高了。温州的行业协会在现实运作中就有很好的表现，今后在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上可以借鉴。”　　换洗座套方式　　体现市场化带来的效率　　记者发现温州的出租车与记者在其他地方坐过的出租车不一样，这里的出租车座套特别干净。一开始还以为是这个司机很爱干净，后来发现其他出租车的座套也一样干净，记者感到很奇怪，司机们说，“我们的座套，最多两天半换一次，有的司机几乎天天换。”　　怎么可能呢？费时费力无效益　　“要是不相信，你到鹿城区交通运输协会出租汽车服务中心看看就明白了。”　　记者按照这位司机的指点，来到了为温州市出租车提供换洗座套服务的鹿城区交通运输协会出租汽车服务中心，采访了该中心的经理丁西林。　　丁经理告诉记者，“我们的服务方式首开国内的先河，是一种独特的服务方式。一般情况下，出租车座套都是车主自己掏钱购买，而我们免费给出租车送座套，没有收他们一分钱，然后他们接受我们的换洗服务，我们是靠收换洗费挣钱的。我们每个月收换洗费５０元，平均每两天半换洗一次，洗得非常勤，所以座套就非常干净。我们这套服务方式，没有让国家投资一分钱，就做到了让政府满意、司机满意、乘客满意，我们自己有钱赚，也满意。你说，这是不是很独特﹖”　　看着记者来了兴趣，丁经理就详细地介绍起来。　　据介绍，座套问题一直很难解决，在完成出租车个体化改革之后，温州市政府开始腾出手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初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让几家国有大企业来做换洗座套的事，结果除了长运集团外，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接手，因为在这些公司眼中，这个活不但辛苦，而且赚不到钱。此外，这项工作与温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紧密相关，责任大，压力也大，不敢随意接。这时，鹿城区交通运输协会找到了市公管处，表示愿意揽下这份活。２００１年４月，在别人怀疑的目光中，鹿城区运协开始行动了，他们表示要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很多换洗网点；２４小时服务；每月随到随换。这个方案得到市场的认可后，他们和长运公司一起开始了换洗服务。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５日，鹿城区运协出租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座套服务工作正式开始；１８日，长运公司的座套换洗业务也正式开始了，丁经理说， “温州出租车后勤服务向市场化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之后，两家当初几乎同时起步的公司，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区运协的情况进行得非常好，不但完全满足温州市政府当时提出的各项要求，甚至还做得更好，让温州市政府大吃一惊；同时令市政府纳闷的是，被政府寄予厚望的、拥有丰富资源的长运公司却连连亏损，到２００２年３月，已经亏了３万多元，最终被鹿城区运协以２．２５万元的价格并购。到２００３年，区运协不但收回了最初投入的全部３０万资金，还拥有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固定资产。当记者询问原因时，丁经理不无得意地笑道：“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从经营管理成本上下功夫，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他告诉记者，最初，区运协准备用９０万启动资金实施他们的“座套计划”，原计划由自己购清洗设备，一打听才发现，仅一套清洗设备就需要９０多万，成本太高。因此，他们改变原计划，决定将所有的清洗环节外包。“这个决定，被证明是极其正确的，不仅能大量减少固定资产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让区运协能比较选择最优惠的清洗厂清洗，这样就能降低成本。而清洗厂能接到这样一笔量大且长期稳定的业务，必然会最大限度的发挥优势，做得更好。通过这个环节，整个市场的链条就这样被我们调动起来了”。　　在解决场地问题上，“区运协更是打了一个漂亮仗”丁经理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