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集中发展理论、城市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城市规划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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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中发展理论、城市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收藏
卡利诺于1979年和1982年通过区分“城市化经济”、“地方性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对产业聚集的影响来研究导致城市不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1966年，豪尔出版了《世界城市》一书。他认为世界城市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世界城市通常是政治中心2.世界城市是商业中心3.世界城市是集合各种专门人才的中心4.世界城市是巨大的人口中心5.世界城市是文化娱乐中心
1982年，弗里德曼提出了世界城市的两项判别标准:第一，城市与世界经济体系连结的形式与程度；第二，由资本控制所确立的城市的空间支配能力。1986年，弗里德曼提出了世界城市的七个指标:1.主要金融中心2.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3.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度4.商业部门（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5.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6.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由指港口和国际航空港）7.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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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概念
城市最早是政治统治、军事防御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城”是由军事防御产生的，“市”是由商品交换（市场）产生的。归根结底城市是由社会剩余物资的交换和争夺而产生的，也是社会分工和产业分工的产物。城市的产生，一直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当代城市的概念：城市是非农人口集中，以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居民点，是一定地域范围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是城市内外各部门、各要素有机结合的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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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启示
　　城市化起步于18世界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结束了工场手工业de1生产方式，代之以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农村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变。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城市病，但是，总体发展趋势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城市化发展速度来看，呈现出慢—快—慢的特点，城市化初期发展缓慢，中期发展速度加快，后期发展速度又放慢，即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轨迹。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模式来看，既有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完成城市化的模式，也有拉美、日韩等国家在三、五十年内完成城市化的模式，无论哪种模式，都是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2/view-3859724.htm　　一、由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英国的工业化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18世纪早期，英国的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25%，到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4%，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英国城市化是以发展轻工业为先导，进而带动能源、工矿、交通工业的发展，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随着技术革新在棉纺织领域的展开，轻工城市率先异军突起；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工厂制度的逐步建立，促进煤炭、冶金工业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能源和重工业城市；交通运输业的变革，则促进了交通枢纽城市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则是英国城市化的基本前提，19世纪中期，随着“圈地运动”在全国大范围的开展，再加上农业技术的改进，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城市迅速发展的第二、第三产业需要补充新的劳动力，在此背景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推动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英国的城市化为世界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模式，但是，其中也有沉重的教训，那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粮食自给有余，还可以出口，到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贵族通过著名的“圈地运动”，以暴力形式强制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停滞不前，国内消费的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不得不依赖从国外进口，农业发展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城市化的推进。　　二、由集中到分散再到集约的城市化——美国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城市化无疑是成功的，但是，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在不断调整中前进。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美国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工业向大中城市集中，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某些城市一跃成为较大规模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在美国五大湖周围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形成有机联系而完整的城市体系，并形成了制造业带。　　但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富有家庭离开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追随其后移居到郊区。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就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的人口，也超过了非都市区的人口。郊区化给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但是美国也为过度郊区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得不面对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量大以及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20世纪80年代，面对城市蔓延带来的种种问题，美国学者开始倡导“紧凑型”城市和城市理性增长（或称精明增长）的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理性增长是一种精心、科学规划过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保护农地、复兴城市已有社区、保持住房的可支付性、提供多种交通方式的选择等。它具有可持续发展、可操作性的特点。　　三、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德国　　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时，往往是大城市得到优先发展，但随着大城市发展带来“城市病”，政府又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中小城市的发展，甚至会限制人口和资金继续向大城市聚集。但是政府的这种事后干预往往收效甚微，而德国则是城市化一开始就注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代表。德国城市化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大中小城市并行发展，大城市为龙头，但不显得过分突出，小城镇遍地开花，遍布全国各地。二是城市布局相对合理，全境内城市分布均衡，形成了一种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三是城乡差距小，城乡一体、城乡统筹。在德国既没有过度拥挤、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也没有破旧不堪的农村地区。除了柏林比较特殊，拥有340万人口以外，第二位的汉堡只有170万人口，第三位的慕尼黑只有119.46万人口。德国全国8200万人口中，几乎有1/3的居民生活在84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而近4930万人生活在人口为2000至10万的小城镇里。　　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过度城市化——拉美国家　　拉美国家城市化水平与西方国家接近，但经济发展水平是西方国家的1/10—1/20，城市发展质量很低，是典型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商业贸易来推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跟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城市贫民大量存在，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每10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城市失业严重，2003年，城市公开失业率创10.7%的历史新高，城市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各种社会问题凸现。城市管理无序，人口过度膨胀，资源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在此背景下，拉美国家出现了特殊的“逆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是一种追求生活质量的选择不同，拉美国家的逆城市化是一种低收入阶层被社会边缘化的无奈。由于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和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逐渐形成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特殊现象。 　　五、政府主导的快速城市化——日本和韩国　　作为后起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的城市化在短短的三、五十年内完成，其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日本一百多年的城市发展历程中处处可见政府的影子，特别是战后以来的半个世纪更为明显。首先，政府通过向工业部门提供优惠政策，促进工业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城市化进程。其次，政府通过对国土进行合理规划，保障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二战以后，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土规划部门—国土厅，根据国土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特点，对国土进行综合开发，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在保证全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使城市化的发展平稳推进。最后，日本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条例来保证城市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日本政府在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诸如《国土综合开发法》等全国性的法律政策来引导国民对土地，特别是对城市中的土地进行高效率的开发利用。另外，政府还根据各地不同的地域环境制定了一些如《九州地方开发法》和《四国地方开发法》等地方性的法律政策。在政府干预下，日本城市化快速发展，在太平洋沿岸形成了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日本的十大城市中有七个位于三大都市圈内，这里汇聚了全国近一半的人口。　　韩国也是典型的以政府力量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在其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区域经济开发和规划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政府行政计划综合框架之内运行的。　　日本、韩国的快速城市化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政府过度干预的城市化造成人口过度集中等问题，并引发交通拥堵、工业污染、地价飞涨、区域发展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日本、韩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措施引导人口向都市圈、首都圈外分流，但是至今收效甚微。　　六、经验总结及启示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要相协调　　按照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区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既有同步城市化，也有过度城市化，还有滞后城市化。先行工业化国家如英法德大都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拉美、非洲国家则是过度城市化，而我国是典型的滞后城市化。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互为动力，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进程的城市化是畸形的，同样，滞后的城市化也是违背规律的。今天，我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同时我国也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一般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特殊体制转型交织在一起的“双重转型”过程。在如此特殊的背景下，我国的城镇化不仅与工业化相联系，而且同市场化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不仅要实现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同时还要实现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因此，对于我国来说，不仅是城镇化与工业化要协调，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也要协调发展。　　（二）土地要集约利用，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土地利用方式区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可以分为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和集约型城市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过了由集中到分散，并到集约的过程。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逐步加大，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选择了集约型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我国虽然幅员广阔，但是约60%的国土面积属于生态脆弱地区，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城镇开发。而且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的农田人均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可耕地少、人口分布不均匀、生态环境脆弱等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美国式的分散型城市化的教训。因此，根据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走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三）针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化的、非均衡的城镇化模式　　按照区域布局区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有非均衡城市化和均衡城市化两种模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非均衡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阶段，由非均衡走向均衡则是各国城市化追求的目标。美国的城市化就是经历了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我国区域差距明显，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其城镇化进程也不同。同时，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不同，人口承载力也不同，决定了其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不可能相同。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四类地区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和人口状况，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需要进行分类指导，实行差别化的、非均衡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四）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来看，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各国城市化所追求的目标，只不过从发展历程来看，有的国家经过了优先发展大城市，再鼓励发展中小城市的曲折过程，有的国家则从城市化进程一开始就追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目标。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不同城市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不同，在区域经济中是不能替代的。大城市对于区域经济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其影响可能是跨区域的或者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中等城市服务于整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起领头羊的作用。小城镇的功能则是服务广大农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各自的服务功能，且不能相互替代，所以必须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避免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　　（五）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要相结合　　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均是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其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城市功能演进和城市产业分工多为市场选择和作用的结果。但是完全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政府应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进行有效的计划和引导，否则就会失控。而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的速度较快，甚至可以跳跃式进行，战后日本、韩国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实现城市化，均是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但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容易造成城市化偏差。因此，我国应当更多地借鉴西欧国家的政府调控下的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的成功经验，既要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注重政府的调控作用，尤其要重视规划的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六）完善网络化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城市群发展　　国外城市化发展史表明，目前，都市圈或者说大都市连绵区等城市密集区正在日益成为城市化的新的空间形态。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都市连绵区，即由数千英里高速公路连接的绵延不断的数个大都市复合体。目前已成型的有三个：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巨大城市带，以纽约为中心，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特区，沿大西洋沿岸跨越十个州；中西部大湖区巨大城市带，以芝加哥为中心，东起匹兹堡、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西达圣路易斯，中有密尔沃基、哥伦布，南绕五大湖呈半月形；太平洋沿岸巨大城市带，以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大都市区为主体，从北部的萨克拉门托向南一直延伸到圣迭戈。日本的城市化也呈现出以都市圈为主导的模式，在太平洋沿岸形成了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韩国则是形成了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西欧国家也出现了城市密集区，比较成型的如大伦敦地区、大巴黎地区等。在我国，对于城市密集地区的官方统称为城市群。在信息化、网络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模式不仅仅是要顺应世界城市化的新的潮流和趋势，同时，还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完善网络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发展，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道路。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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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今后的一段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大国崛起需要大城崛起。成都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机遇，在城市层面全面对表党中央的新发展理念和战略安排，在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发布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围绕近期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提出了建成“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中期目标和冲刺“可持续发展世界城市”的远景目标。“三步走”战略体现了成都探索我国内陆中心城市崛起新模式的国家使命担当和城市发展自信。
一、世界城市的形成条件
21世纪是“大城市的世纪”。全球化和新世界经济分工产生了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经济和城市网络，而世界城市处于该网络的核心节点位置，不仅是全球资本的支配和服务中心，也是全球生产要素和信息传输的重要枢纽。分析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的演进规律、准确把握在全球化、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背景下呈现出的新趋势，可以为成都建设世界城市提供借鉴。
（一）世界城市的标志
全球高端要素配置中心，是全球经济的控制管理中心和高端人力资本的主要集聚地，汇聚大量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机构，对全球资本、知识、信息与技术等具有强大组织能力。同时，拥有高度发达的交通和信息网络，是全球要素集聚和信息传输的重要枢纽。
全球创新策源地，是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具有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在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中持续发挥先锋作用，是知识创造、科技发明、产业升级、业态培育的重要源头，是新制度、新模式的催生之地。
全球先进文化引领者，具有宽容多元的人文环境，是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熔炉；是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新思想、新理念的涌现，是先进思潮和观念的形成、传播和践行地。
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主力选手”。世界城市是一国城市体系的“塔尖城市”，是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中枢，集聚了国家的关键要素和资源，是国家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重要载体。
国家主要经济区域和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世界城市的发展不仅关乎自身地位的巩固和提升，而且关系到所在区域的发展。纵观全球，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世界城市均与一批周边联系紧密的城市共同形成了经济联系密切、空间组织紧凑、一体化程度高的“世界级城市群”。
（二）世界城市的形成条件
赢得发展先机的门户区位和枢纽功能是基础。世界城市大多滨江临海，航海、内陆运河以及海河联运区位优势明显，同时，依托国际化机场、港口、信息中心构建全球联系网络，增强对外交往和向腹地辐射的能力，强化国际门户和枢纽功能。
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大规模利用世界资源是根本。全球化和新国际劳动分工是世界城市形成的根本动力。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活动向全球扩散的同时，控制管理职能向少数城市集中，重构了其与其他城市的生产关系，造就了以管理和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世界城市。只有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全球贸易、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网络中，世界城市的门户和枢纽功能才能发挥优势，增强全球影响力。
引导城市发展的远期战略谋划是关键。世界城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随着全球化加快推进，国家、城市之间竞争的加剧，世界城市均通过远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引导城市保持和提升全球竞争力。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城市大都针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问题，明确战略发展方向，并建立起从城市功能定位、整体策略、具体政策到实施措施的系统性长期战略规划，如纽约和芝加哥整体规划的时间跨度分别达到了25年和30年。
构建支撑城市功能的多种类、多层次人才库是核心。较大的人才规模和较高的集聚程度是形成统一高效劳动力市场的前提。大量来自不同行业的人才通过互相交流学习和碰撞，极大地提升了知识外溢效应，是世界城市创新能力的源泉和长久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
打造开放包容宜居环境是保障。拥有高品质的生态环境、多元包容的人文环境，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对全球高端人才具有强大吸引能力，成为全球创新创业首选地，是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
二、成都建设世界城市的有利条件与不足因素
（一）有利条件
一是我国正处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有利于世界城市在我国加快形成。世界城市产生于世界经济重点增长区域。18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不断东移，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首尔、新加坡、香港等一批世界城市相继形成。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重心持续东移，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中国正在崛起。近年来，我国主要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城市有七成在中国大陆。
二是成都在全球和国内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成都占据重要位置，且位势不断攀升，全球竞争力居于前列，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城镇格局中，综合实力明显优于中西部其它城市，2017年成都被列为仅次于北上广深的“新一线城市”首位，建设世界城市潜力巨大。
三是成都门户枢纽功能不断完善。成都是“一带一路”上的关键枢纽、欧亚一体化的重要支点、长江经济带的上游中心，随着“蓉欧＋”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对外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其国际内陆型枢纽和国家西部门户型城市地位显著增强。
四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宜居环境。成都传承天府历史文脉，发展“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安定和谐，具有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勤奋务实的人文特质，环境宜居休闲，为吸引高端人才和增强国际交往提供了优越条件。
（二）不足因素
对标世界城市，成都在经济集聚程度、资源组织配置功能、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一是经济总量相对较小，集聚度还落后于传统世界城市。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是提高城市生产率，促进创新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2016年，成都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等指标低于我国“准世界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同时，2016年，成都的GDP总量约占全国的1.6%，而纽约占到美国GDP的5%左右，伦敦、首尔、东京、巴黎等世界城市至少占所在国家GDP的三成以上。
二是总部经济和金融服务功能优势不明显，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功能仍然不强。目前落户成都的全球500强企业、企业总部数、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就业远低于北京和上海。2016年，成都金融机构外币存款量仅为北京、上海、深圳的24%、30%、51%，上市公司数量也仅为这些城市的25%左右。
三是科技创新功能和投入强度相对不足。2016年，成都的研发投入为北京、上海、深圳的17%、25%和32%，研发经费强度也低于这些城市2至4个百分点。2016年，成都的新增专利数远低于北京、深圳和上海，分别是它们的41%、55%和64%。
四是人力资本自身培育力量相对薄弱。全国小学500强中，成都仅占9所，低于北京的63所、上海的50所和广州的31所。全国高中100强中，成都仅占2所，低于北京的18所。同时，仅有8所高校入选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低于北京的31所和上海的13所，高端人才自身培育能力较弱。
三、成都建设世界城市的重大战略方向
（一）更加注重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和产业链、价值链体系
全球综合竞争力是世界城市的根本所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焦点，由全球价值链的份额转向全球价值链的层级。从国际经验看，成都应持续巩固增强其在科技、人才和制度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创新合作与竞争，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增强金融和科技服务功能，重点推动科技金融和文化金融发展，推进成都占据全球高端产业和价值链附加值最高的环节，培育和强化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掌控能力。
（二）更加注重构建与世界城市相匹配的产业体系
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城市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传统港口业和制造业的衰败，都经历了产业结构的痛苦转型期。面对新要求，成都应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增强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服务的支撑能力，促进实体经济转型的同时加快发展新经济新业态，构建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围绕“五中心一枢纽”的战略定位，成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要以全球视野和眼光谋划产业发展。成都的产业选择不仅需要考虑本地的资源要素禀赋，更要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谋求发展。二是要着重弥补内陆型城市固有短板。远离深水港，对外物流成本相对较高，是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固有瓶颈。除了不断完善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外，更需要选择一些对运输成本不敏感的产业，因此，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产业和服务经济对于成都尤为重要。三是要打造多样化、扁平化、适应性强的产业结构。世界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和应对市场变化极强的适应能力。从纽约、旧金山等世界城市转型成功的经验来看，成都应以构建产业生态圈和创新生态链为中心，构建以中小规模创新创业公司为主的扁平化、网格状的产业结构，有效增强知识外溢效应、提高创新能力、适应力和城市韧性。
（三）更加注重城市综合功能的培育和提升
基于不同的战略目标、发展阶段和区域格局等，成都世界城市的建设，除了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交往、金融贸易、生产组织、门户枢纽等功能外，更应该侧重于丰富政治管理决策、区域辐射带动、社会管理服务等功能。
一要增强城市管理功能。世界城市是人口和各类要素高度集聚的空间，而与之不相匹配的基础设施供应和管理水平是“城市病”的主要根源。成都建设世界城市，一方面应提高城市的组织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最大化城市规模和集聚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需要舒缓过高的局部人口密度，优化空间布局，实现与世界城市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二要增强城市服务功能。世界城市的吸引力不仅体现在较高的生产效率，更体现在消费产品和服务在规模、种类和质量上的优势。从国际经验看，纽约、芝加哥等世界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振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满足了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和社交需求。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成都应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大力推进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三要增强区域辐射带动功能。成都应发挥世界城市新知识、新技术、新业态的“孵化器”作用，与周边城市通过在产业组织链条上的分工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协作，增强区域辐射带动的同时，强化区域腹地对核心城市发展的有效支撑。
（四）更加注重绿色、韧性、包容的环境
近年来，世界城市的发展从单维的经济增长目标向宜业宜居的多维目标转变，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环境友好的城市增长方式，注重打造优越的居住、工作和游憩环境，注重增强对气候变化、安全威胁、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的预防、准备、适应及快速恢复能力，注重保障不同社会阶层公平、公正地享有发展权益。对标世界城市的全面发展趋势，成都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
一要强化空间管制。建立健全主体功能区分区差异化发展机制，加快推动“东进、西控、南拓、北改、中优”差异化发展策略精准落地。划定“三区三线”，全面开展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二要建设国际化标准的优质生活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加强人居环境建设，建设更加生态宜居之城，重现“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盛景。三要营造国际化、多元化的人文环境。深入挖掘“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内涵，塑造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加强城市文化品牌塑造和营销，提升城市文化全球传播和影响力。以城市为载体，跟进世界文化潮流、契合全球文化脉动、吸取世界文化精华，推进外来本土文化包容发展、传统现代文化链接发展、主流引领多元文化有序发展、高雅通俗文化竞相发展，打造文化氛围浓郁的品质之城。
（五）更加注重构建国际化的人口管理体制和人才吸引机制
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城市的发展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和如何保持对人才的持续吸引力。成都应着重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增强吸纳大规模城乡移民的能力。四川省城镇化水平整体偏低，且成都市城镇化水平远高于周边其它城市，世界城市的建设将吸引大规模城乡移民。成都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促进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增强实体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分层次、多样性的人口结构保持动态平衡。
二是增强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能力和服务质量。从国际经验看，在城镇化成熟期，国际移民是世界城市增长的主要机制，而国际性人才又是世界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对国内人才，成都应坚持推进人才新政，同时对本地人才进行精准识别，分类入库、统一管理，建立人才激励、评价与退出工作机制。对国际人才，制订并实施全球引“智”计划，探索建立“国际人才特区”，通过简化签证手续、延长免签期限、特许免签等方式，鼓励海外人才来成都就业创业。
三是创新大规模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常住人口作为世界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基础依据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世界城市将吸引大量因商贸、教育、文化交流、旅游、过境等缘由中短期到访停留的流动人口；其次，从国内外经验看，世界城市将集聚大量未注册的外来人口；最后，世界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边界往往超越了城市行政边界，形成以世界城市为中心的区域通勤网络。结合常住人口，成都应探索建立“城市管理”服务人口识别机制，科学研判公共服务、土地、基础设施等的真实需求，提高供给的精准性和质量。
（六）更加注重通过区域整合推进城市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城市的演进伴随着从孤立的“点”状发展到逐步走向依托大都市圈、城市群等“面”状发展的格局，世界城市所在的区域是其不断强化全球竞争力的重要资源依托。近年来，随着功能复合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世界城市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通过联合设立跨行政单元的区域规划和管理机构、共同谋划区域发展战略等方式，积极参与创新区域治理模式和协调区域发展。
一是要推进成渝相向发展，共促成渝城市群向世界城市群跨越发展。加强与重庆合作，共同探索创新区域合作机制、产业协同发展机制、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在良性竞争中实现一体化协同发展。
二是要积极参与推动构建多主体、网络化的城市群治理体系。围绕规划衔接、创新网络构建、产业协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整合、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及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方面，积极推动构建由各地政府、社会、专家学者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
（作者：李智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欧阳慧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城镇发展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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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赵梦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