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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方雄：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困难要大很多 但很可能超美国(2)
中国经济十年后可超美国
金融海啸之后，很多人在思考：美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经济衰退二十年？
日本经济为什么不成长？经济成长需要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才能产生技术创新。日本人口在下降、在老化，劳动力不断减少，美国人口在上升，更由于大量移民出现，去美国的都是精英。所以美国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
近期法国罢工潮高涨，因为法国政府说要保证劳动供应量的提高，延长退休年龄。这有些牵强，人忙碌了一生，五六十岁还不退休，就没时间享受人生了。人类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例如疾病。感冒后，医生开的药其实是安慰居多，一般来讲感冒病毒七天会自然死亡，吃药也是七天才能缓解。
不过，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克隆。例如有人得了肝癌，就可以克隆器官。从技术上来讲，克隆已经较为成熟。医学、生物科学技术的突破，可以让人类的寿命大大延迟，会改变经济成长的格局。
不要低估科技给人类和经济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现在我们的生活和二十年前相比，完全不一样了。移动通讯技术、等，大大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但将来的发展要影响力足够大才能带来变革。
很多人说，新能源会不会改变整个人类呢？有可能。但哪个领域是突破口？现在新能源炒得火热，有一定道理。巴菲特在中国就买了一只和新能源有关的股票，极有远见。我们要看大势看趋势，投资是技术加科学，要符合未来的趋势。
新能源各个板块炒得都很热，但现在新能源最关键的是能储，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能源，能量储备都是一个最重要的瓶颈所在。
比如风能，中国稳定的风源并不多，很多风电场的问题是，生产的电压电流造成了太大的起伏，上网很成问题，成本也下不来，没法和传统能源竞争。比如太阳能，简单来说它是不用的时候很多，想用的时候没有。白天发的电存起来，但是经常不够用。所以很多人不愿用太阳能热水器。比如新能源，想要汽车跑得快时间长，是需要大功率储存的。大功率是时间加能源，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充电。没有能储的技术，突破还很成问题。
能源新材料科学技术，最前沿的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上。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生物工程走在前面。我认为，生物工程比新能源更有影响力，很可能下一阶段出现的跨时代技术突破，是在生物工程方面。
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翻了五倍。过去三十年走的是人家一百年走过的路，创造了全球经济的奇迹。但过去十年之所以表现好，是市场决定的。有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奇怪，2001年指数就到过2300点，近期经过强劲反弹，也就在3000点左右。这十年间，巴西的股票涨了7倍，俄罗斯涨了6倍，印度涨了5倍，中国的股市涨了不到30%。很多人说中国有资产泡沫。中国经济翻了5倍，为什么股市不涨呢？
事实上，中国有一类资产过去十年和巴西、俄罗斯的股票市场涨势是差不多的——房地产。北京、上海等地区的房价，十年间涨了不止5倍。
中国经济的成长，十年前就奠定了现在的模式。中国在十年前做了两件事：第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产业竞争力飞速提高，这奠定了中国以外需拉动经济成长的模式。第二，年启动了房改。在过去，住房是一项社会福利，房改之后，房地产成了一项产业。从此，中国的经济就在房地产及相关产业飞速发展的基础上高度成长，拉动了内需。
在外需和内需这两驾马车的拉动下，中国经济增长很快。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动力会很缺乏，房地产作为一个产业，应该会继续支撑中国的发展，但是其盈利模式要改变，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要寻求新的突破口，产业未来格局会改变。未来十年，股市的投资回报预期应该比过去十年高很多，很可能会超过实体的房地产投资。
十年以后，中国经济超过美国是非常有可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成长的困难，会比过去十年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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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万象VIP5月27日，在泰康资产高峰论坛上，经济学家李稻葵发表了《未来中国十年经济大格局》的主题演讲。李稻葵表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前低后高”，存在金融危机、国际以及改革没有落到实处的三大风险，但在结构调整、技术变迁以及国际化中存在机遇。以下为演讲实录：首先我想讲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发展，在我看来有可能出现三个基本的特点。这三个...
5月27日，在泰康资产高峰论坛上，经济学家李稻葵发表了《未来中国十年经济大格局》的主题演讲。李稻葵表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前低后高”，存在金融危机、国际以及改革没有落到实处的三大风险，但在结构调整、技术变迁以及国际化中存在机遇。以下为演讲实录：首先我想讲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发展，在我看来有可能出现三个基本的特点。这三个特点毫无疑问不可能说的非常精确，只是大概率事件。讲了这三个发展格局之后，我想讲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所面临的三个重要风险。最后基于以上判断，我想谈谈作为企业界未来十年所面临的三个重要发展机遇。其中也包括国际化的重要机遇。首先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有什么样重要的发展特点呢。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大概率事件，恐怕未来十年增长的格局是前低后高。为什么说前低后高。这个判断的基础是今天中国经济运行的速度，我判断是低于经济增长潜力的，低于设计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这个判断非常重要。为什么说增长速度低于增长潜力？首先看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只有英国美国的增长达到了它的增长潜力，美国是2.5%，英国2.0%，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低于设计时速的，比如说欧洲1.7%，日本0.7%，新兴市场国家除了印度和中国之外，大半的国家举步维艰，俄罗斯负的3%，巴西负3%，南非负3%，还伴随着了高通胀。所以中国目前的大环境是走上坡路的环境，这是我判断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处理历史上遗留下的一些难题，一些大的题目，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企业债务不仅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国际上是创新的。企业负债率、企业负债总规模占GDP的150%，在全球各个国家中我们名列前茅，并不等于说我们会进入经济衰退、进入金融危机，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短期内降低我们的增长速度，这也是一个基本判断。第三个基本原因，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力。现在还没有完全打造出新的增长点，很多增长点现在还没有。城镇化这个题刚刚破，还不知道怎么让城镇化进入到快速轨道。这一系列原因让我判断中国经济目前低于增长潜力在运行。既然如此，未来一定会逐步回到增长潜力甚至更高一点。因此这是我的判断我们是前低后高。中国经济还能怎么高呢？我判断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应该不止目前的6.7%，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结论，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和增长速度，在它已经达到市场经济起飞的前提下，增长潜力最大不确定因素是这个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人均GDP的差距，中国经济目前的人均GDP不到八千美元，按照购买力评价是美国人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企业在学习，从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的保险业，到资产管理，从商业模式到运营模式、管理模式到技术的引进，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赶超的空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好的增长潜力，最根本的根据。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赶超起来非常慢。有一定道理。但不要忘记，正因为大国经济，所以我们内部市场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比如说安徽省紧邻江苏，可是安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江苏省的一半，江苏省人均收入水平是全国最高的，安徽省是全国倒数第六，和江西、广西排在一块儿。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大国经济内部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江苏和安徽间的国内贸易，投资和贸易如果潜力发挥了，大国增长优势就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我们人均水平和美国差很远的潜力也能够发挥出来。所以第一个判断前低后高。这两年通过艰苦的努力，改革调整到位，增长速度在未来十年后半部分应该还能够上来一点。刘主任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可能增长潜力没有那么高，我们即将达到人均一万美元的水平。我的分析不能看绝对标准，一定要看相对差距。第二个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十年还有什么变化呢？结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讲一个理由，我们的劳动力的成本已经非常高了，远超过我们的邻国越南等国家，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大幅度提高，过去七八年劳动力工资增长远高于名义GDP，劳动成本的变化将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有一个理由，现在需求在改变，今天的百姓已经超越了基本的温饱。五六年前，大概2010年中国市场上宝马的销量超过了美国。今天奔驰、宝马、凯迪拉克都超过了。这表示在中国市场上，中高端购买力人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他们。凯迪拉克60%的市场在中国，在中国内地相当于美国一样大的消费群体，它的要求很高，要求高质量的产品。当然也包括了这部分人满足温饱以后需要更好的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这就是需求者的改变。所以劳动力成本的改变，需求的改变会引发一系列的改变，我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比如，这两年金融业的发展远远超过我们的实体经济，有人讲是泡沫，我不同意。金融业的确给百姓生活带来变化，包括保险业。去年金融业的附加值已经占GDP的10%，在9.6%左右，去年金融业的附加值的增长速度是15.9%，去年下半年出现了股市巨幅波动，如果没有波动增幅会更高，如果没有金融界的贡献，去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仅仅是6.2%。再举个例子，由于成本的变化我们的产业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城市周围可以容忍炼钢炼铁，那时候穷，老百姓生活水平低，对空气质量要求比较低。今天每天出门前不仅看温度还看PM2.5，不能容忍大城市周边再搞重化工业。从过去在内地挖矿、炼钢、炼铁要转变成买铁、买煤，在沿海进行重化工业，根本原因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了，我们突然发现买的煤比自己挖的煤又便宜，从国外运来的铁矿石比在鞍山挖的铁矿石又便宜又好。我们发现在沿海一带最好的德国进口的炼钢机器产生的污染比我们内部交通的扬尘还低，这就是劳动力成本提高所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这是第二个我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越来越多农民工和农村没关系了，工资上去了，那生产结构必须改变，工厂必须重新布局，这就是结构带来的重大改变 & &第三个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是增长动力的转换。过去二三十年，头十年是靠耐用消费品，电冰箱、彩电带来了投资企业生产能力扩张的热潮，第二轮是住房、汽车。在未来十年，住房和汽车继续成为一个增长点，但是它的重任和作用远远低于过去十年。未来十年还是要回到根本之根本，我认为是两条，需求在变、生产成本在变，需求变化以后一定会带来越来越多百姓要进城生活，这是老百姓自发的改善个人生活的动力，农民工已经和农民没有关系了，大家都进城了，那么必须改变生产结构，这就是两个最基本的增长动力的改变。具体说来三件事会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增长点，一是消费，消费现在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逐年提高，每年上升1%。现在已经到了46%，官方统计是38%。官方统计是入户调查进行的，入户调查极其不靠谱，因为你所能够入户调查的对象自己是处级以上的干部，所以入户调查的对象都是中低收入阶层。所以通过计算我们发现消费占GDP占46%，而且每年上升，到2020年消费一定能够带来GDP的半壁江山。现在所有人消费相关的产业，跟居民消费相关的行业，一般利益都会增多，所有跟生产相关的产业，你看水泥、钢铁、炼油，但是搞旅游、餐饮、酒店、养老、医疗一般都还是会增长很多，这是第一个新增长点。第二个新增长点，产业的升级改造。过去内地炼钢铁，现在都在沿海炼钢铁，过去是到内地挖煤，以后是进口的煤。假如每年改造一个亿的钢铁生产能力能拉动GDP11.8%，当然这个不能不说一下政府部门，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短期消灭过剩产能，把钢铁价格抬上来，政府加强环保要求自然有人到沿海投资。第三个新增长点，还是城镇化带来的基础建设投资。中国经济我有一个观察，我们的大部分百姓家里条件不错了，住房面积也不小了，私家车也挺好了，但是出门脏兮兮的，出门空气质量不好，说明公共设施建设还比较差。现在这个问题必须是融资结构改变。以上讲了中国未来十年经济的新格局的改变，有没有风险呢？一定有风险。像人一样随时随地都面临各种病菌入侵的风险。有什么风险？第一大风险，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经济现在是高储蓄的国家，我们的储蓄占GDP的38%。过去20年、30年靠什么转到投资领域呢？靠老百姓之间的非正规的借贷。我称之为国内非中介的非正式投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要通过中介机构来进行，比如说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交易所，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储蓄占GDP的38%，经过中介渠道进入投资者，这个中间就容易发生很多判断失误，比如说这个钱借错了，借给了不好的项目。判断失误往往是系统性的，但是每个人投资决策受到了周边环境的影响，包括政治影响，投资出错，投资出错产生的问题是什么？突然间会产生共鸣，在短期内如果一旦发生就会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反过来影响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做金融的各位老总肯定比我还清楚，你们天天琢磨这个事情。这和传统的我称之为通过非中介机构的投资完全不一样，非中介机构投资是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现在是全经济范围内的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这个风险通过什么放大呢？通过国际放大。中国的货币存量远远是世界第一，我们货币存量是20万亿美元，在国际上包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未来形势有憧憬的话，这20万亿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想出国。未来十年，由于金融风险始终存在，未来二十年我不期待我们的资本账户会完全打开。未来十年始终会资本管理，始终会资本项目资本管理，我们恰恰需要出国投资，但是这个出国投资一定会在全局仔细掌控的情况下进行。这是第一大风险。未来十年第二大风险，来自国际的风险。具体说来是什么？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国际上有一个老大，有一个警察，他来维持秩序，这个秩序不管是好坏，这个老大累了，力不从心了，这一轮的竞选非常明显，美国百姓已经厌恶了到国际上到处干预。美国军费现在大幅度下降，占美国GDP4%，说明美国人不想出去干预了，美国人积极工作了，美国不打中东了，所以美国人不想出去敢于了。人家说了TPP会对中国产生新的压迫、新的压制，TPP不太可能搞成了，TPP包括大负债的资产，这个资产不可能出现了，国会现在最大的结果不可能投票通过TPP，一旦这个国会通过TPP的话，在其他时代不可能过去，所以未来若干年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中国人必须在中东、必须在非洲、必须在拉美自己去讨债，我们借给别人四千亿美元的债，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政府比我们跑的快，四千亿美元。所以美国人不管了，靠我们讨债。局部发生一些通缩的反馈，反馈到国内会产生影响。这个也是国际风险。所以想提醒决策者们，提醒百姓，国际问题上不可操之过急，既不要过分担心美国在南海挑衅，那是他最后的挣扎，就是逗你玩，没有什么实力了，不可能再在国际上搞什么事情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操之过急，不要在“一带一路”到处撒钱。成熟一个地方投资一个地方，不要全面开花。这是第二个国际风险，国际格局产生变化，美国人可能休息几年，整理内务，我们千万不要过早的去把它腾空。未来十年第三个风险，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我们自己的改革和调整没有紧迫感，说的比较多，做得还不够。具体说来，现在我们调杠杆。现在我们的杠杆率，企业太高，政府还不够。去产能力度不够。今天中国经济所碰到的一些困难，包括产能过剩，包括企业的债务过高，银行的呆坏帐，真正放到历史大背景下看是完全可以应对的。我们银行的呆坏帐占GDP的7%，这是IMF最新报告。银行的拨备大概也是这个数，就算拨备不够，银行里再拿出点资产往里砸。中国居民储蓄率38%，消化一点呆坏帐怕什么。现在下岗工人有人说180万，那算什么？我们一年新创造的就业率1300万，而且今年的180万就算全部下岗了，这180万比万还是小数字。而且今天的180万下岗工人和当年所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过去的所有职工是大学教授、终身教授，那是有终身的权利的，今天的180万下岗工人是合同工，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困难不多，关键是怎么能落地。这方面我也呼吁，有些政策可能要简单一点，明确一点。不能既讲甲方又讲乙方。刚才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工资也很重要。现在很多政策太复杂，面面俱到，要抓重点，就抓一件事。去杠杆，价格问题，给钱就完了。180万下岗工人，每个月补1万块钱，就是1800亿，我们14万亿的财政收入，没有多少钱。这个经济账可以算出来，关键是要下政治决心。再补充一个，改革调整不到位。国有企业改革，争论来争论去，我看方向很明确了。十八大报告明确管资产不管经营，混合所有制，企业经理市场聘用，这多好。现在缺的就是像邓小平说的，就是要Just& do& it。最后对企业而言有什么机遇呢？三个机遇。第一个机遇，结构调整中，一定要抓机会。这个马云是对的，不过马云现在干的活儿，一半是经济专家干的活儿。马云的意思我理解就是不管经济好坏，经济结构在变化，结构变化过程中企业家有机遇。比如刚才说了，金融服务。我们老百姓至少通过经济攻坚3亿多人跨入了中高收入阶层，这3亿多人口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资产能不能保值增值，退休养老以后有没有保证。所以第一个是结构变化中抓机遇。第二个机遇，技术变迁的过程中一定要抓机遇。现在我们赶上了新一轮技术变迁，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还不是自动驾驶，那个恐怕还得十年。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互联网。我讲一个例子，比如泰康人寿、泰康资产，你搞一个APP，给大客户们钱全都可以报，既有给人做保险的情况，也有遗产的情况，也有养老地产的信息。用互联网技术能够大大提高沟通的效率，能够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互联网技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一轮中国经济必须抓住当前新的技术革命主要是信息革命的机遇。第三个机遇，国际化。金融风险，资本账户不可能完全放开，但是一定要知道那是宏观，微观层面上我们资产就是应该布局到全球各地去。道理很简单，我们未来的消费，我们未来的生活，大量是来自于国际其他经济体提供的产品。我们的煤、我们的铁矿石、高端消费品来自于德国，高科技产品研发来自于美国，这些国家的经济体他们的很多企业是被我们消费拉动的，为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呢？我经常给大家讲一个道理，你买第一辆宝马车之前你不要买，先去买宝马的股票，宝马股票平均升值200%，原来是80块钱，现在都超过100块钱了，怎么来的？不都是中国人拉起来的。苹果股票也是一样的，苹果世界第一大市值，不都是中国人搞起来的，我们又给它生产又给它生值。所以不买宝马股票、不买苹果股票也亏，所以必须资产配置到全世界各地，才能达到肥水不落外人田，同时也对冲我们的风险。所以国际化这门功课，我们未来一定要做好。我给大家讲一个体会，很多国家对受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地区，此时此刻哈萨克斯坦正在搞一个阿斯卡拉论坛，本来我是要去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去，请了我很多年了，我不重视他，他对我以来很多，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者，而且这个地位还在往上长。所以美国人、欧洲人抱怨我们在非洲、在拉丁美洲有很多影响，其实说白了是美国人、欧洲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没那个投资链，欧洲、非洲等着你投资，拉丁美洲你不投吗？所以这也是反过来看我们国际化的重要性。总的来说，未来十年应该是充满了期待的十年，也是充满挑战的十年。作为企业家，作为我们大客户，建议大家不断地把握时代的变化，我们感恩时代、认识时代，在时代变化过程中抓住机遇，让我们的事业再上层高。
（编辑：马春园）
微信朋友圈习近平常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大趋势 |管清友|中国经济|习近平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习近平常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大趋势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员张媛 朱振鑫 牟云磊 李奇霖)
　　“习近平常态”的核心特征：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二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即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三是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这是习近平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表达的观点。
　　如何把握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大趋势？习近平总书记近期调研时强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我们把这一提法称之为“习近平常态”(Pinormal)。
　　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三期叠加”，我们总结了“习近平常态”的核心特征：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二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即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三是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一、经济增速的新常态：内外红利衰退，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1.供给端的新常态：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
　　2.需求端的新常态：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
　　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
　　1.产业结构的新常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
　　2.质量结构的新常态：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
　　3.区域结构的新常态：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打造一弓双箭格局
　　4.金融结构新常态：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
　　三、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前期政策消化期，从西医疗法到中医疗法
　　1.财政政策的新常态：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
　　2.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
　　3.供给管理的新常态：从浅水区改革到深水区改革
　　一、经济增速的新常态：内外红利衰退，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这是习近平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表达的观点。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经济工作重要论述》
　　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大红利的驱动。从供给端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了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速。从需求端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长和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但目前来看，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为拖累，这势必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从国际经验来看，高增长之后的“换挡”也是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排除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这样的小国，剩余10个经济体基本都从第三个十年开始减速，第四个十年能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台湾，其余经济体基本都掉到了4%以下。而中国目前已进入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
　　1、供给端的新常态：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
　　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在此带动下，国民总储蓄率从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但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十年，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将加速显现，老龄化趋势将愈发明显，劳动力人口占比将降至70%以下。
　　人口结构的恶化起码会从三个方面拉低潜在增速。首先是拉低储蓄率，而不论是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现实的国际经验来看，储蓄率与经济增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次会继续抬高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逐步丧失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未来的世界工厂将向东南亚、金砖、拉美、非洲国家转移。
　　最后，从国际经验看，人口拐点往往意味着房价拐点，美国劳动力人口占比2006年见顶，2007年房价开始转向；日本劳动力人口占比1992年见顶，1991年房地产泡沫就已经开始破裂。虽然中国51.8%的城镇化率仍远低于美日房价泡沫破裂时的水平，未来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刚需能对房价构成一定支撑，但奢望房地产市场延续过去十年的辉煌已不现实。
　　当然，这种人口结构的冲击是个缓慢过程，并不会引发潜在增速的断崖式下行。首先，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同时人口的素质结构也在变化，劳动力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量虽然都在减少，但随着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的后续效应加速显现，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将明显提高，对冲劳动力数量的下滑。
　　其次，政府的人口政策将加快调整步伐，目前单独两孩已经放开，根据卫计委的预测，近几年每年出生人口将因此多增200万人左右，长期来看，有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
　　2、需求端的新常态：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最初几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外需膨胀，外资涌入，双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引擎。从贸易渠道看，伴随着发达国家一轮史无前例的加杠杆，其储蓄-投资负缺口不断扩大。再加上中国加入WTO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出口竞争力的迅速提升，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从资本渠道看，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一轮又一轮的QE浪潮，推动全球流动性迅速扩张，外资大量涌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但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已经逐步逆转。
　　首先，贸易再平衡正在加速。从需求角度看，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之后私人部门去杠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公共部门也开始去杠杆，去杠杆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储蓄-投资负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收窄。从制度角度看，内需不给力，各国开始加大力度抢外需。美欧搞TPP、TTIP实质是变相的保护主义。
　　未来十年，WTO红利将逐步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所谓ABC WTO(Anyone But China，意为排除中国在外的WTO)的巨大挑战。从技术角度看，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投资收益逆差以及货物贸易中的能源逆差正在逐步吞噬一般货物贸易日渐萎缩的顺差，未来中国经常账户可能全面陷入逆差。
　　其次，资本退潮也已拉开序幕。2014年QE逐步退出，2015年美联储大概率加息，全球流动性拐点到来。伴随着欧美经济的“逆差纠正式”复苏，全球资本将加速回流中心国家。拉长周期看，2008年的很可能已经是个大底部，未来美元升值大周期将加速刺破新兴市场泡沫，中国虽然有资本管制和外汇储备的防火墙，但未来从“资产本币化、负债美元化”向“资产美元化、负债本币化”的转变足以终结外资的单边流入和的单边升值。
　　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
　　――习近平
　　过去十年是结构失衡(imbalance)的十年。从产业结构上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而服务业产能却严重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问题成为困扰国民福利改善的镣铐。从需求结构上看，政府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引发了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锦标赛，投资和出口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不断下滑。
　　从地区结构上看，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愈发严重，而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相对薄弱。未来十年，必须通过优化结构，缓解失衡，当然，这个再平衡过程中的阵痛在所难免。
　　1、产业结构的新常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
　　中国在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下，迅速崛起为工业大国。自1990年以来，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先是需求大幅萎缩，后是4万亿造成严重产能过剩，中国的工业占比开始加速下滑，服务业占比半被动、半主动的提升。到2013年，GDP中的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了工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8.2%)也超过工业(46.5%)。未来十年，中国将完成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蜕变。
　　从主观上看，问题倒逼之下，中央将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与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不足并存是最核心的矛盾。为此，中央一方面将“以伤筋动骨的决心和代价坚定化解产能过剩。对产能过剩，决不能不作为、把问题往后拖。”另一方面，为了解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的顽疾，中央必将加速开放以民营医院、民营银行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扩大供给。
　　从客观上看，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
　　2、质量结构的新常态：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
　　习总书记曾说过：“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为什么不为？习总也给出了答案：“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这意味着必须刺破过去GDP导向下盲目吹起的泡沫，挤出经济增长的水分。自十八大以来，这种挤水分的动作一刻也没有停止。
　　一是投资挤水分。去产能的过程中，新政府通过收缩非标融资、信贷窗口指导等方式断了产能过剩领域的水源，实际上相当于挤出投资中的水分，使稀缺的资源更多的投向有利于转型升级和服务民生的领域。
　　二是消费挤水分。2013年以来，“八项规定”掀起的反腐浪潮狠狠打击了三公消费，铺张浪费、无益于人民福祉的消费“水分”被挤出。紧接着的扫黄则有效挤出了非法消费的水分。未来十年，八项规定、反腐不会只是一阵风，新一届领导层的决心毋庸置疑。
　　三是出口挤水分。从2013年5月的外管局20号文开始，中央严打隐藏在经常账户下的套利资本流入，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这个过程中，中央同样顶住了出口大幅放缓甚至负增长的压力，展现出非凡的决心。
　　3、区域结构的新常态：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打造一弓双箭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每届领导层都会在区域发展中寻求突破。邓小平时代设立沿海经济特区；江泽民时代推动浦东新区和西部大开发；胡锦涛时代重点建设滨海新区。但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区域经济实际上未成为发展重点。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一届领导再一次把区域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核心思路是打破过去的“一亩三分地”思维，顶层设计、协同发展。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区域一体化乃大势所趋”。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从点到面，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
　　“一弓”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片“弓”型区域基本涵盖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双箭”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只箭连接了我国广袤且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
　　“一弓双箭”基本涵盖了我国所有省市区，向东连接东北亚、东南亚、澳洲，向西连接中亚、中东、欧洲，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政治、经济、外交战略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弓双箭”战略上各有侧重。京津冀经济圈的政治战略比较明显，首先要解决的是首都的安全和环境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交战略更为突出，目的是解决中国的外交战略突破问题；而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则更侧重经济效益，希望能够成为托底中国经济、推动稳定增长的快速抓手。新一届领导的区域战略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各自为战、粗放发展，而是强调“全国一盘棋”，着力优化结构、协同发展。
　　4、金融结构新常态：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
　　金融混业趋势逐步形成。第一，简政放权，牌照放开，业务交叉。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即将打破，首家民营银行或将落户上海自贸区。证券业牌照管制逐步放开，民营资本等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均可出资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券商、基金等可以交叉持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互相渗透。第二，融资方式变化倒逼金融机构分化。
　　根据《金融业“十二五”规划》，股票和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将显著提高。这将导致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证券、私募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根据证券业年发展规划，总资产规模按照年均20%-30%增速，2020年或将超过10万亿。
　　金融机构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重要。首先，金融行业享受政策红利，盈利高企。2013年金融类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55%，但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2%。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实体企业融资门槛高、
　　成本高、负债高等的问题。未来金融机构的角色必需有所调整，加快利率市场化、机构改革、业务创新为实体经济让利。其次，资本市场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战场。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可以跨区域、跨行业引入民资发展混合所有制，并购重组来进行产业或技术的整合、股权激励员工持股来完善治理结构、市值管理来优化股东价值，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满足新兴产业的投融资需求。
　　资本市场结构深度分化，体现在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分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板块分化、估值分化、交易分化。宏观经济处于合理区间，波动趋缓，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主板市场难有明显的投资机会，低估值，业绩下滑，交易清淡，蓝筹股逐步失去弹性。以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为代表的创业板，以及具有成长潜力的新三板公司，有望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领军者，部分企业市场关注度高、估值长期处于高位，交易活跃。
　　未来，伴随创业板首发、再融资以及新三板转板制度的陆续推出，资本市场各层次的功能更加明晰化，创业板、新三板、场外市场等服务于中小创新型企业的作用更加强化，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凸显，期货、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市场的金融创新将加快。
　　三、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前期政策消化期，从西医疗法到中医疗法
　　“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习近平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从积极的一面讲，西医对症下药、药劲猛，在治理危机时见效速度快。
　　但是，从消极的一面讲，这种疗法治标不治本，而且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医政策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张的干预政策虽然带领各国迅速摆脱战后萧条，但却间接导致了滞胀困境，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成功克服了滞胀，但却为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同样道理，中国的4万亿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速，但却导致了今天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未来十年政府将采取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面对病痛，不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休养生息、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着力通过促改革和调结构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1、财政政策的新常态：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其中重要内容就是转变财政职能。过去是建设型财政，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财政资金大量投向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但这种模式已经遭遇瓶颈。
　　按照财政部的测算，从现在到2020年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仅靠财政存在巨大缺口，而且可能加剧效率低下、权力寻租、政府债务等风险。因此，未来随着政府加快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财政也必须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向“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过渡。
　　“开渠”旨在解决财政资金来源问题，未来迫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政府将不断通过结构性减税支持重点领域和产业的发展，比如扩大中小企业所得税减免，扩大出口退税范围，继续推进营改增等等。税收开源空间有限，完善政府的举债融资机制势在必行。总体的思路是“开正门，堵歪门”。“开正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引导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在资本市场发行地方债，“堵歪门”，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监管。
　　这一方面有助于解决融资平台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造成的实体融资成本高企和期限错配风险，缓解对私人部门金融资源的挤出效应以及对金融市场的扭曲作用。另一方面，地方债务融资规范化，成本降低，有助于弥补新型城镇化的巨大融资缺口。未来，将会逐步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修改预算法，披露地方政府真实的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支表，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引水”有两层含义。一是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刺激不会再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事实上就是国际上流行的PPP(公私合营)。2014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宣布向社会资本推出首批80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PPP模式已经进入实质推广阶段。
　　未来政府将从示范项目入手，继续扩大地方试点，地区性的PPP中心也将陆续跟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亲力亲为的格局也将逐步改变。未来公共服务将更多的由社会主体提供，政府负责出资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2013年9月发布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可以看作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的目标。
　　二是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中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保、医疗、教育占比持续提升。2014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中上述三项支出占比已从2010年的15.3%大幅攀升至19.1%。但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欧盟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保在政府支出中的合计占比为47.8%，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社保、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合计占比为48.0%。
　　2、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
　　经济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之下，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和调控思路也在发生适应性的改变。过去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中国当前需要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
　　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因为中国经济减速属于结构性的潜在增速下移，并非周期性产出缺口，盲目松银根容易引发滞胀；货币政策也不宜过度收紧，因为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行业存在下行压力，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大规模形成，货币政策必须维持适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
　　2012年三季度以来，央行基本放弃了直接的总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调控，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的正、逆回购操作。央行通过频繁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熨平周期性的产出缺口。实际上，自2013年年初推出常备借贷便利(SLF)和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以来，货币政策通过不同期限的搭配使用，通过正、逆回购和SLF、SLO等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调控流动性的手段已是愈发精细和娴熟。
　　政策工具的变化最终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目标服务。过去总量宽松的政策之下，资金大概率流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行业等资金黑洞。现在，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原则下，央行已经通过信贷管控、同业和非标监管彻底堵死了上述通道。
　　因非标规模萎缩，金融机构沉淀在银行间的流动性通过正回购主动上缴至央行。央行可以利用这个“钱袋子”，通过定向宽松，支持再贷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相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目标。
　　总而言之，货币政策的新常态是：政策基调从过去的宽松货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工具从过去的总准备金率和利率调控转变为精耕细作的公开市场操作，由此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引导资金流向，实现“定向宽松、结构优化”，更好的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
　　3、供给管理的新常态：从浅水区改革到深水区改革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自然不能单纯依靠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更重要的是打破供给端的瓶颈，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哪里来？习总书记上任之初就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只能从改革中来”。日，距离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亮相不到21天，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调研选择了重走小平路，宣示对攻坚深水区改革的信心。时隔一年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出任组长。
　　改革的核心是从制度层面打破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新国九条)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本文作者介绍：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定于日在北京JW万豪酒店召开，本届论坛主题：变革与决策。聚焦改革深水期的中国经济的转型与挑战。 2015，决策下一步，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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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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