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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说农村土地使用权证明怎么写啊
大家说说农村土地使用权证明范本如下：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明是某某村村民，在我村集体所有土地上拥有居住房屋，房屋产权归其本人私有，没有办理过房屋产权登记，无争议。特此证明村委会主任（签字）：某某村村民委员会（公章）注意：一、这个房子的土地性质是村民集体所有宅基地，批给生产队本地户口人盖的自建房；宅基地是不充许转让二、关键点是看办理的这个房产证上是甲还是乙：如是甲，甲是生产队的本地户口，那么政府就应根据拆迁安置办法向甲赔付，甲受赔后根据甲乙之是的协议向乙赔付；如是乙，那么能办到这个证，乙的户口已经到了生产队的情况下，那么乙享受甲的权力。如户口没在本村，房产证是办不到乙名下的。三、规划上没有包括这块宅基地，但事实上又办到了房产证，这种情况只有由村上出面，补办宅基地的规划手续，补交相关费用。希望可以帮到你。
其他回答(共4条)
农村土地证明格式：国土资源局：兹有XXX办理用地位置座落在XXX村(居委会)，持有土地批准证书号码为XXX的土地(变更)登记手续，申请使用土地的范围包括了本人位于其用地X侧的XXX建筑物用地，即地号为XXX的宗地图所示X号至X号界址线包含(穿过)的建筑物。该建筑物是由本人建造使用，所占用土地XXX办理土地批准和土地登记手续，土地使用权属于XXX，现本人对该建筑物所占土地合并到XXX申请登记的宗地使用无异议。特此证明证明人(建筑现使用者)：XXX(签名)二00X年X月X日
农村土地使用权分为“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由国土资源部门颁发，期限与国家建设用地的期限一样，可以在上面建房子。“农村土地经营权”由农村经营管理局颁发。期限一般是30年，农民的承包权一般为三十年，到期以后重新进行延包工作。（第二十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只能在上面从事农业种植。
土地证的全称叫做《集体土地使用证》，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村民只拥有使用权。因此，您在农村的房子尽管属于您的私人财产，但是土地的所有权归村里，如果你的户口已迁出就不是该村的村民，不能拥有该村的土地使用权，也就不能办理该村的土地证。如果你想办理土地证的话，只能把你的户口（必须是农业户口）迁回该村才能办理。户口迁回后，你需携带房屋所有权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四邻的身份证复印件，到国土资源部门（一般为国土所）办理土地登记，申领《集体土地使用证》。如果宅基地四周挨着村道或是村上空地的，还需要村书记的身份证复印件。另外还需要户口本复印件，写一份一户一宅证明去村里盖公章（就是写明你在该村只有这一处住宅）。除此之外，土地登记表上还有一些签字盖章的地方，国土所的工作人员会为你指出的。办理土地登记的前提条件是权属合法、界址清楚、面积准确。农村村民使用宅基地，必须经依法批准才可使用。《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如有不清楚之处，您可向当地国土资源部门进一步咨询。办理费用不是很贵为500-800元左右，详情办理请依据当地价格为准
没有我们可以申请补办产权证呀，一般农村房屋没有土地使用证，因为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土地（即国家所有）。现在开发的楼房，房主都会有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因为在开发楼盘时会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土地出让金。若你们那个村都没有产权证，到村委会开个证明，公证处也会给办理公证的。
产权产证热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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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房产证明怎么写？ 农村房产证明范本如下：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明是鹿乡镇红土村村民，在我村集体所有土地上拥有居住房屋，房屋产权归其本人私有，没有办理过房屋产权登记，无争议。 特此证明村委会主任（签字）：
红土村村民委员会（公章）
农村房屋产权确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以及物权法相关规定，关于房屋处分的整体原则：有约定依照约定办理，无约定依照法定办理。1.房屋为你父母所有，他们若将房屋立好分书归你所有且分书已生效，你的兄弟姐妹不能分到房子。2.土地证上的名字已是您的名字，已经享有对外公示效力。3.此类情况，你若担心变动，可以申请公证。
农村房屋产权证明怎么办理 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农村房屋登记，办理房产证依照以下流程。一、 农村宅基地房产证需要提交的材料：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因合法建造房屋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宅基地使用权证明或者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四)申请登记房屋符合城乡规划的证明;(五)房屋测绘报告或者村民住房平面图;(六)其他必要材料。申请村民住房所有权初始登记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明。所以，想要办理农村房产证的，首先需要准备好以上的材料。对于材料不是很清楚的，可以去当地房屋管理部门简单咨询一下。二、 农村宅基地房产证办理的流程是：农村房屋产权证办理流程如下：(一) 申请人提交下列材料提出申请：(二) 受理，提交农村房产证办理需要提交的材料后，工作人员会受理(三) 公告;(四) 审核;(五) 收费;(六) 记载于登记簿;(七) 发证。
农村房屋怎么证明是自己? 就全国而言，由于农村房屋没有普遍开展产权登记，所以最有说服的证据主要是如下两种中的任意一种：建房证（有的地方叫宅基地证或建房时的审批手续）、土地使用证。如果你什么也没有，你该这样做：1、到当地国土资源局查阅你房屋的土地登记情况：是否登记在你的名下，是否被别人办理了土地使用证。2、是登记在你的名下的话，就没问题。被别人办理了土地使用证，你应该提出异议，请求注销或请国土部门查证。去找当地政府官员办一个房产征你已经离家10年了，时间不长，.家里有一套房子(农村的)，怎么证明它属于你，如果说是你的你就找你能证明上你的有关证人证明是你的，他们能有这样的表态，你可以到你当地的公证处找公证人员到你家帮助你可以现场公证，这样的就可以证明此房产属于你的。要是想卖掉的话,，如果说你卖的话你手续不清别人也不敢买的。出了问题人家也会找你的。需要给对方的是房产证了， 没证对方不敢买呀。如果你的房屋是合理合法的，应该有农村建房的宅基地和房证手续的，如果没有，难说是合法的，可以到村委会问明情况，若是合法应该及时补办正规手续为好，日后若有征用土地拆迁，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农村房屋产权证明应该怎么写 抵押行为无效，你的权益无法保证：1、农村住宅用地属于农村宅基地，只拥有使用权，不得上市销售，只能在集体内交易;2、如果你是本村户口，才可以合法交易这栋房子，而且你也只能出售给本村人，请三思而行，农村房屋证明。一、联建的定义及特征所谓的联建是指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他方提供资金，进行合作建房，并对建成后的房地产共同经营管理或进行利益分配的行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联建协议、合作开发合同、联合开发合同都属于联建合同。从概念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联合开发房地产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联营，具有如下特征：(一)、主体特定性。体现在联合开发双方中必须有一方以上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至少一方当事人必须具备房地产开发的资格，否则，联建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限定了较高条件：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二)有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以确保进入该领域的公司具备相应的开发能力。(二)贯彻责、权、利统一的原则。实践中，有很多联合开发行为就是因为违反了联营个这一基本原则而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比如，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甲公司仅负责提供建设用地，不参与项目的建设管理，不论项目是否赢利，乙公司均应向甲公司支付若干收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此类条款属于联营合同的“保底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新的规定,这类合同不再直接认定无效而是作改性处理,即认定为借款合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责权利统一，是从整个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角度而言的，是指从宏观上看，双方权利和义务向统一，并非指在开发的任何环节双方当事人都必须均等的付出和收益。比如说，在项目的建设工程中，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公司往不参与具体管理工作(或者仅派人监督)，而是由房地产公司全权负责，这并不意味着违反了该原则。(三)法律关系复杂。联合开发房地产涉及多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首先是合作双方的关系，如上文所说应属联营关系，而联营又分为法人型联营和松散型联营，组织形式和权利义务分配都需要仔细约定(文将详细分析);其次是联合体与政府主观部门的关系，开发房地产的各个环节，立项、到规划、开工、预售、验收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监督，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要申请办理若干个许可证或批准文件。而联合开发更需要向政府部门做好审批工作，办-理-证-件或批文都应以合作双方的名义办理，只要这样联合开发行为才能获得法律的认可。由于没有做好联合开发的审批工作而导致某一方的权利受到损害或合作合同被法院认定无效的案例俯首皆是，教训非常惨痛。再次是联合体与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关系，包括与建筑承包商、拆迁安置人员、购房业主、贷款和按揭合作银行等，证明范文《农村房屋证明》(www.unjs.com)。二、房地产联建的主......余下全文>>
农村房屋怎么开房产证明 可以去村委会看看
农村房产证明怎么写 证明张三，系我村村民，该人在我村村西北（胜利大街12号）有住房一处（砖房4间),是张三个人财产特此证明XXX村委会
关于农村房屋产权证 一、这个房子的土地性质是村民集体所有宅基地，批给生产队本地户口人盖的自建房；宅基地是不充许转让二、关键点是看办理的这个房产证上是甲还是乙：如是甲，甲是生产队的本地户口，那么政府就应根据拆迁安置办法向甲赔付，甲受赔后根据甲乙之是的协议向乙赔付；如是乙，那么能办到这个证，乙的户口已经到了生产队的情况下，那么乙享受甲的权力。如户口没在本村，房产证是办不到乙名下的。三、规划上没有包括这块宅基地，但事实上又办到了房产证，这种情况只有由村上出面，补办宅基地的规划手续，补交相关费用。这个“恶心死美奴分子”在这里跟在后面脏话连篇恶毒咒骂了一个多月，你跟它辩，它既无论点也无论据，张口就喷，多次提醒版主，版主却视而不见，现在又取个什么“古枫的老爸”的马甲，继续恶毒攻击，腊月黄天的，真的恶心的一比！一边吹捧版主一边攻击他人，就像论坛里眷养的一条狗一样，对主子摇尾乞怜，对外人龇牙咧嘴，以便多苟延残喘些时日，真搞不懂留着这个垃圾是什么目的？你们慢慢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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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2-01-16 10:30
此畜生就是东论的一条疯狗,只会说屎,粪云云,别人是讲究诗礼传家,它是屎粪盈屋,现在理都不理它了。
发表于：12-01-16 15:34
&&[第4版 01-16 15:34]
毛左们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吧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十篇
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从1960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广大地区先后开展了两场与粮食问题有关的群众运动：“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宣传推广运动。前者是在大饥荒已经蔓延，当政者仍确信粮食大丰收，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发起，并得到中央认可和支持的一场节粮运动。后者是中央已意识到大饥荒的现实性，但已无粮食用于赈灾，因而主动发起的一场救灾运动。对于这两场和粮食危机有关的运动，国内外学术界在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中均较少涉及，本文拟对这两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后果作出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确信粮食大丰收，“粮食食用增量法”登场
“先进烧饭法”或“粮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创造的。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报道称，食用了用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科学术语规范性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一词。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跃进馍”，他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表达对“跃进馍”的喜爱：
“跃进馍真正好，
既顶饥又顶饱，
节约粮食营养多，
利国利民好处多。“[1]
川沙县和河南省的经验分别代表了以食米为主的南方和以食面为主的北方的两种不同的节粮方式。继而，层出不穷的增量法纷纷问世，也都贴上了“营养多、易消化”的宣传标签。其中有：
北京市密云县的“烫面”、“双蒸”、“水磨”做饭法；
辽宁省抚顺市的“油水混合”的“食油食用增量法”，其工艺特点是，“用土超声波使油水乳化”；
湖南省的“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四川省邛崃县、莆江县的“火米（蒸谷子）增量法”、“三开一煮法”；
武汉市的“蒸米做饭法”；
重庆市的“冷水发饭法”；
兰州市的“水发面蒸馍法”；
西安市的“纯面增量法”、和“碗蒸馍增量法”；
河南省鲁山县的“煮后干磨烫面增量法”；
各地创造出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五花八门。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曾向全国批转过辽宁省黑山县的经验，但在批判彭、黄、张、周之后，这项工作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60年3月，领导层才真正重视起粮食食用增量法这个新发明，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3月之后，湖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内蒙、江西、广西、陕西、四川、辽宁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采用增量法的伙食单位已高达50%至90%.[2]
推广“食用增量法”是否表明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解救措施？检讨1960年头几个月领导层的政策举措，却无法形成上述判断。事实是：北京认定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仓禀饱满，不仅可供国内需求，还可用于出口换汇；同时，领导层相信节粮与丰收并不冲突，越是粮食大丰收，就越要节粮。由此，下一个问题自然就被提了出来，即领导层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发生的浮肿、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等现象，究竟有何反应？
（1）对浮肿病的反应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各地有关浮肿病的内部通报，除了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月，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畅通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8年一年，就有河南、四川、云南、甘肃、山东、湖南等6个省存在着浮肿病严重蔓延的情况。[3].
1959年浮肿病在更大范围加快蔓延。据零星资料统计：[4]
山东省荷泽地区：1959年入春以来，水肿（即浮肿）病人达72.7万人，死亡1558人。
广东省海南岛：1959年7月，海口市与其它6个县有浮肿病人4.3万人。
至1960年，浮肿病已成为遍及全国城乡的流行病症，4月中旬，仅湖北省水肿、干瘦、妇女子宫脱落人数达35.9万人。江苏省浮肿人数达12.6万人。6月，江苏省浮肿、消瘦人数达89.2万人。[5]
对于各地浮肿病蔓延的现象，各省及中央经过一段时间，方弄清发病原因。起先认为，是食用了不洁食物引起消化吸收障碍而导致，后认为是食盐过多而引起浮肿，最后才判定是营养不良导致浮肿。北京要求各地解决群众疾病问题，但一般不减免地方的粮食征购任务。
（2）对人口外流的反应
1958年4月，山东、甘肃农民就开始大量流入内蒙河套地区。
到了1959年，大量外地农民开始流入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4月，流入上海的人口已达数万。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外流人口28万；
山东省：外流人口32万，其中青壮年10万人。[7]
月，无票乘火车的盲流农民达17万人次，比1959年同期增加3倍，大部分来自鲁、冀、豫。前往东北的占60%，前往西北的占20%，其它城市占20%.同年1至6月，流入内蒙的盲流达60万人，同期辽宁农民外流30万人。
对于农村人口外流，北京持明确反对的态度。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其后，在各个交通枢纽普遍设立收容站。对于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可免粮票供应饭食，但需进行人员登记，其后一律遣返原籍。
（3）对经济下滑严重影响对港副食品供应和出口供应的反应
1958年11月后，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内地供港的副食品急剧减少。[9]北京对此的反应是，动员群众少吃肉、蛋，1959年5月，国内城乡市场基本已不供应猪肉、鲜蛋。在大城市，除保证特种供应外，将居民供应压缩到最低限度，或停止供应，以全力支援出口。河南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口号：国庆节前不吃肉，不吃蛋，或少吃蛋。湖北省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应肉食。1959年4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点心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10]
（4）对大城市节日供应困难的反应
1959年1月至4月，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35.92%，家禽减少75.19%，蛋减少79.56%，鸡、鸭、鱼则早已停止供应，原每人每月肉供应6两（老秤）已不能够维持。长期销售不旺的代乳粉、代藕粉成为畅销品。粮店开始出售部分山芋丝、苞米粉，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11]全国首善地区北京市的节日供应也捉襟见肘。1959年春节，在各地大力支持下，北京的食品供应仍比1958年减少。1959年端午节，马寅初因没买到鸡、肉，只吃了几个粽子。他说，活了78岁，第一次没过端午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家养了50只小鸡。
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的供应更加困难。1959年山东省枣庄市黑市地瓜干8毛钱一斤，洋槐叶5分钱一斤。[12]
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反应是，号召勤俭建国，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活动。
（5）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的反应
1957年12月，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内部通报。年后，情况日趋严重，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3]
1959年冬至至1960至4月，江苏省宝应县35391死亡，其中绝大部分为饿死，该县县城内拾到的弃婴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14]；
1960年1月至2月，江苏省高淳县非正常死亡1171人[15]……
对于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北京的基本态度是，认定事件起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16]要求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同时责成地方妥善安置灾民，处理好善后工作。
北京领导层对上述所有“消极现象”的总体判断是：
（1）认定现在全国粮食形势一片大好。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而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17]
（2）认定消极现象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其它“九个指头”都是好的。
（3）坚持大办公社食堂的政策。庐山会议后，重又没收农民自留地；1960年3月后，统一将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分到农民手中）。到了4月，全国农村已有4.4亿人参加了食堂。
（4）将社会各界对粮食供应方面的意见，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闹粮”。而“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则成为一条铁律，所有现实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
基于以上判断，北京对于各地粮食告急，并未予以充分重视，反而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空气”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基层社队“瞒产私分”。此即是1959年以来一直未间断进行的“反瞒产斗争”。具体到粮食问题，北京领导层采取了四项措施：
（1）继续出口粮食。1958年的出口量为266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 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安排了272万吨的出口计划，实际出口265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
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8]
（2）继续高征购。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39.7%，1960年为35.6%.[19]到1959年11月 27日，全国征粮1077亿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亿斤，即增长一倍半。[20]
（3）减少城乡粮食销量。1959年7月至11月，全国农村销售127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城市销售346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21]
（4）调动宣传工具，阐述“好日子当苦日子过”的新概念。这个思想来自最高当国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宽日子当紧日子过，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菜混吃，吃饱吃好”，同时要“纠正部分农民多分多留多吃粮食的想法”。
北京的这些判断和措施与资讯渠道不尽畅通有一定联系。根据现有资料反映，高层虽然知道部分省、区饿死人的情况，但从大跃进以来，地方报灾系统部分失灵。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最。1959年冬，信阳地区已“遍地哀鸿”，但当地领导仍封锁消息，“灾荒报丰收”。[22]一些地方领导匿灾不报，致使北京高层无法了解到饿死人问题的普遍性。
地方领导的匿灾不报又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大环境有关，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因此，一些地方官眼见百姓大批死亡，也不放粮（一些地方粮库仍存有粮食），而且铁了心拒不报灾。更重要的是，最高当国者存有忌灾讳荒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干脆匿灾不报。
最后，在某些当政者看来，节粮与出口粮食并不矛盾，多年来一直如此，这就是“动态平衡”或“综合平衡”。于是，领导者就这样沉浸在了自己构筑的“意底牢结”逻辑分析中。
但是，粮食问题似乎又很严重。在此背景下，1960年3月，北京对各地缺粮问题正式作出反应：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停止出口粮食），通过“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以达到节粮和支持出口的目的。
二、何谓“组织人民经济生活”？
从1960年3月开始，“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一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和各种报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词汇包含两层涵义：
（1）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群众解释当前各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点解释“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反而需要节粮？”[23]
（2）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落实增产节约、计划用粮的措施，“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官方宣传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巨大反差。1960年后，《人民日报》等不断宣传1958年、1959年取得了空前大丰收，但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群众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和边疆。一些零星资料对此有所反映：
福建省晋江县深泸渔民“攻击”粮食政策说，毛主席当主席，一顿吃四两；刘少奇当主席，一顿吃三两；以后再一个主席，不知吃几两？晋江县华侨侨眷八九千人，“争着要出国或跑香港”。[24]
沈阳“有一些坏分子扬言”，给饿饭的孩子照个像，给毛主席寄去。包头钢铁公司有几个工人甚至要把带沙粒的小米饭送给毛主席。[25]……
针对各地出现的大量不满言论，各级党委把加强专政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各地专政机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点打击五类分子的 “造谣”、“诬蔑”和“反动言论”。[26]在打击、震慑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同时，各级党委重点向群众宣讲“十年伟大成就”和“今后的幸福远景”，以澄清群众的“模糊观念”：
一，粮食究竟有没有取得大丰收？正确答案是：“坚信粮食取得了大丰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动摇”。[27]
二，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还要号召节粮？为什么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却买不到日用品？正确的答案是：“不是粮食少了，而是吃得人多了”，“不是东西少了，而是买得人多了”。[28]
三，小家有小家的困难，国家有国家的困难，群众应设身处地，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应一讲节粮就埋怨、发牢骚。
四，社会主义绝不会饿死人，说农民被饿死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
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在修复和具有极其强大的功能。同时，这种具有强制性质的意识形态，也有它“柔性”的一面，它能够以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类平民化语言诉诸并调动群众的情感，使其服从于自我克制。现实世界早已是满目萧肃，但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就变幻为“万紫千红”，“满园春色”。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效果实在过于强大，竟也误导了领导者的常识思维，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1960年5月，北京领导层开始逐步知晓粮食问题的严重性质。事情的起因是，辽宁工业基地和津、沪的粮食供应已难以维计，但直至此时，北京对粮食和农村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仍模糊不清，而仅将问题理解为调运粮食出现了困难。2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紧急调粮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到了这一步，一些领导干部仍在继续隐瞒饥荒的真相。周恩来以后回忆道，在1960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本人“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给掩盖起来了”。[29]周恩来所说的“大家”既有中央干部，也有省级大员。就在这次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谈话，要求全国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动员7000万人来大炼钢铁。[30]毛的这个指示很快就具体化为1960年7月后兴起的“保粮保钢运动”。
“保粮保钢”运动的核心是试图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提高钢产量和解决农村粮食问题。虽然中央到此时对各省的粮食情况仍不摸底，[31]，但大致已知道粮食出了大问题，这才有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力粮食”。无庸置疑，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完成1860万吨钢生产的任务，而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制度的前提下反五风，动员干部下乡整社，对解决大饥荒显然也无济于事。
就在“保粮保钢”运动全面展开之际，农村饿死人现象已发展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仅山东省章丘县黄河公社一地，从6月初至8月15日，已死亡642人。其中8月1日至15日，死亡229人，平均每天死亡15.2人。[32]
在非常形势下，北京高层终于完全清醒。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2斤口粮。文件首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
三、大饥荒日趋严重，全面掀起代食品推广运动
粮食空前紧张，广大农民食不裹腹，就连较为富庶的江苏省扬州地区，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无菜”的境地，泰兴县在日至8月15日的 96天里，每人口粮仅82斤。[33]1960年底，东北三省农村人均口粮已减至232斤，比1957年减少了55%.[34]至于豫、皖、川、鲁、甘、青、桂、黔等农村部分地区，则早已是道相望，村室无烟。而国家的粮食库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线CCC月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35]作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一项直接措施，北京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活动。8月1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秋收力争要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之，韩信点兵，多多益善。[36]毛泽东虽没问粮食为何打不出来，但他毕竟明确提出要“多搞代食品”，这样，宣传机构又有了新的工作目标。
从前一阵铺天盖地的宣传粮食大丰收，到眼下鼓动全民大搞代食品，这个弯子实在转得太大，竟使得意识形态机构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向人民解释这一切，只能空洞地开展“三大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宣传活动。直至1960年10月，《人民日报》在国庆社论中才对形势作出了新的解释。社论称，“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社论并宣称，“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社论作者当然知道，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之时，全国各地农村正在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但事实归事实，宣传归宣传，他们选择采取了“硬着头皮顶住”的方针。
然而，面对各地饿死人的警报，总得想出解决问题之道。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12条），在继续坚持公社食堂的前提下，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希望通过政策调整，迅速扭转饿死人的现象。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紧急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在各省成立“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普遍建立“人民生活情报网”，具体落实瓜菜代的任务。
所谓“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其实，在饥馑遍地的1960年的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代替粮食吞进肚里，所以瓜菜代小组的真正任务是动员开发代食品。
在现代汉语中，“代食品”一词最初出现于1955年。在统购统销运动中，广西灵山县数千人因缺粮上山采取野果、树皮充食。这种非谷粟类之物质从此就被冠之以“代食品”之学名，开始出现在官方通报中。之所以将野菜、树皮等名之曰“代食品”，其关键的考量是意现形态所要求的政治立场问题。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出发，旧社会劳动人民吞糠咽菜不能称其为食用代食品，而社会主义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民所食的稻秸、橛根、玉米芯一类必须称之为“代食品”。以后相延成习，“代食品”一词逐渐进入现代汉语语汇。
在统称为“代食品”的各类物质中，大致可分为两类：
（1）自然生产类的动植物
小球藻，及其它水生植物（红萍等）；
各类农作物（玉米、水稻、小麦、高梁等）的秸杆；
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土伏林等；
各种野菜（野口头、鹅子草、泥鳅稿、野芹菜、野池米、毛姑、豆瓣菜等）及野生菌类；
各类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
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
各类昆虫……
（2）合成类（用霉地素、链孢素作基本原料）
人造肉精、人造肉精粉；
人造肉（又称人造成型肉）、人造肉丸子、人造肉汤；
人造食用油脂…
在上述各类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特别重视。小球藻原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年上半年，上海等地最早将其用于猪饲料的食用。由于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严重影响出口和人民的副食品供应，小球藻的开发一度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猪饲料的营养成份，可缓解猪饲料短缺的困难。于是这项发明在上海等地迅速得到了推广。至1960年7月底，全国二十七年省、市、区（西藏除外）都已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小球藻的培养试验和大面积的生产。
小球藻从猪饲料的辅助食物一下跨入人类食物领域，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0年10月，胡乔木呈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胡称，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毛泽东闻知此物有如此功效，遂于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党，
[37]要求全面推广。
毛泽东的批示及胡乔木的报告下发后，全国立即掀起了群众性大办小球藻的热潮。小球藻生长的关键要素是采集小球藻培养液。各地稀释小球藻培养液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人畜粪尿。北京、湖南的经验是，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稀释人尿为最佳配方。
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在大办小球藻的同时，北京市还发明了一项“大白菜快速生长法”，将大白菜的疙瘩、带心芽的菜根，栽在盆子里，据说在15度的室内气温下，能较快地生长成菜。
在各类代食品中，比较具有实际效用的应是“人造淀粉”。所谓人造淀粉，就是将经过整理的秸、根、叶、茎、球等磨成粉状，通常将其混入玉米面、高梁面，做成馍或窝头，食后胃腹部有某种充实感或肿胀感，而不象饮了小球藻液后那样虚无缥渺。[38]
四、组织、意识形态与代食品推广
代食品推广运动是在各级组织的精心布置下全面展开的。1960年下半年后，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和公社食堂的大框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常规的政治动员方式，全力贯彻中央关于瓜菜代的措施。
各级党委纷纷制定采集代食品的指标，各省都向中央汇报了采集代食品的预期数目。1961年初，青海省提出两项承诺，农民口粮全年人均不得少于180 斤；在1961年8月底生产人造肉、小球藻干粉300万斤，叶蛋白1500万斤，人造精制淀粉2亿斤。1960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对月的全区农民生活作出安排，力争每人口粮达到120斤，每天2两干淀粉（代食品）。[39]湖北省崇阳县发动群众2.5万人上山采集野果。中科院昆虫所在短期内搞出可食昆虫1200多斤，并将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即，“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40]
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推动下，人造肉精的商业性生产取得很大进展。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不完全统计，到日，已生产人造肉精干粉 479吨，其中轻工部第一批试点厂济南酒精厂、沈阳啤酒厂等十个重点厂生产了446吨。从1961年3月起，天津全市已在17个二级饭馆出售人造肉炒菜。云南省用小球藻液70吨，生产冰棍、稀饭、汤供应市场。
黑龙江、吉林、辽宁十个市已供应195万斤人造成型肉。四川省铜梁县利用代食品生产糖果33万斤、糕点19万斤，还供应叶蛋白汤圆、小球藻羹汤、肉精水饺。[41]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还用召开“吃饭大会”或“节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形式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消除党内外干部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的“模糊认识”。
推广代食品的关键是干部，然而不少干部在推广代食品问题上却表现消极。他们先是对“绿水”（群众称小球藻为绿水）可以代替猪饲料表示怀疑，以后更不相信可为人食用。河北省隆化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的布置，召开推广代食品的“吃饭大会”，将榆树叶、w树叶混入玉米面做成窝头，让全县五级干部集体食用。[42]地处西南的四川省纳溪县也曾召开过“吃饭大会”。县委书记要炊事员做了十几样代食品，让全县干部品尝，并大声问道，“代食品好不好？”
参加吃饭大会的县社干部，只有少数人大声称“好”。[43]
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跃进浮夸风重灾区河南省，在宣传代食品优越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营养成分”作出鉴定，其结果是：
玉米皮：含水分7.09%，蛋白质3.92%，淀粉33.36%，糖1.62%，粗脂肪0.44%
红薯秧：含水分39%，灰粉1.84%，淀粉63.17%，
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44]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四川、广西还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30%至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稻草淀粉”。[45]在1960年11月后的一段时期内，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优越性”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易于消化，更易于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1960年4月，中央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禁止宣传苍耳子。此前河南省兰考县群众5900余人误食苍耳子，致使1100余人中毒，38人死亡。在此前后，各地农村因误食有毒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件接踵发生。5月，山西省3800人吃苍耳中毒，54人死亡。
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由于中毒现象较为普遍，1960年下半年后，全国各制药厂纷纷赶制解毒剂“60号中药”，随即又开展了防治青紫病的宣传活动。[46]
在代食品推广运动中，同时进行防治青紫病的卫生防疫工作，显示了意识形态在解释现实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矛盾性也充分体现在各地领导干部的公开与私下言论中。
作为党政首长，他们在公开场合动员大搞代食品，但常识理性又使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意识形态对代食品的宣传。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指责过负责代食品生产的北京市商业局副局长：“净出么蛾子（北京土话，指坏主意），叫人吃这个行吗？”他也不满“双蒸饭”，说“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47]
刘仁讲这些话时，已是1961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重又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连，有关代食品优越性的宣传开始逐渐降温。科研部门对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四川省测试出40种代食品的有毒成分。中科院生理所对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作出检验，结论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最新研究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适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0.8%至2.96%，蛋白质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48]
在刘仁等作出不公开批评及科研部门在内部重新对代食品作出营养评估时，一般的普罗大众则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代食品和相关政策的不满。
学生：沈阳医专有学生说，“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太原市五中、三中、十中的干部子弟拒绝吃野菜，说“那是给猪吃的”。广州大学生“发牢骚”：“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他们还“攻击”国家的援外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瘦狗拉硬屎。”[49]
工人：在1960年下半年降低口粮标准时，抚顺发电厂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条面做的窝头，工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50]鞍钢有些工人说，“过去给地主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旧社会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51]
农民：上海市青浦县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苦，吃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省宣城县农民不满道，“什么毛主席，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52]江苏省海安县农村儿童传唱一首歌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53]
高级知识分子：经历过1957年反右运动，绝大多数高知都做到了谨言慎行，但在年，中科院仍有一些科学家，因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向组织上提出了出国探亲的申请。[54]
在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中，城市低收入群众的不满最为突出。从日起，全国各省会城市率先执行陈云有关大量生产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以回笼货币的指示。当天北京售出高级点心12.2万斤，高级饼干1.9万斤，高级糖果12.1万斤。高级糕点最高价格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数量很少；高级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级饼干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两种。这类高级食品的购买者虽有一般市民，但大多为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将1960年11月制定的优惠享受副食品供应的范围从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一下扩大到17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干部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北京市的一般干部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干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55]一时间，各种“牢骚怪话”如潮水般涌了出来。
对17级以上高中级干部予以副食品补助反映了中央对干部阶层的体恤关心，正式的说法是：“干部是国家宝贵的财产”。[56]1962年初，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17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荦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57]（当时，省会城市一般家庭成员一月的最低生活标准是8-10元；在全国工资类别最高地区的上海，收入较高的纺织厂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仅为40多元。）[58]辽宁省委照顾干部的方法是，安排他们轮流“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59]对农村县社基层干部的补助水平，则远逊于大城市。一些省地市县经常以开会为由，让县社一级干部在县食堂补餐，“进城开会期间，三两天有一顿猪肉，开四五天会，可吃两次肉……几天不吃药，肿就消了”，因而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最盼的就是到县上开会”。[60]由于干部进城开会，吃住在县城，农民根本不知干部进城开会补养身体的事。
以常理观之，领导层用制度的方式对17级以上干部实施照顾，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更好地“带领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但部分地区却更热衷于借着 “照顾17级”的东风，将这个门缝越挤越大。据有关资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个专区，大大突破“照顾17级”的范围，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条，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
3-5斤，豆腐3-5斤。丰南县还别出心裁地将该县200余名负责干部分划为“三等九级”。县委书记处书记一级，平均每月吃掉鸡、鸭、猪羊肉40多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则分到了70多斤肉。[61]
17级以上干部虽然较群众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毕竟表明现在已经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年底，国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标准。第二年初，虽然还有消极现象――仅河南商丘、开封、新乡、安阳、信阳6个专区外流饥民就达到了32万，[62]但全国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迹象。以浮肿病现象为例，1962年初江苏省浮肿病人达到39.3万人，虽比1961年底增加了8万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减少了许多[63].伴随经济的逐步恢复，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领域。
促使粮食供应好转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而是中共中央分别于1960年11月和1961年6月作出的恢复农民自留地和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以及从1961年初从国外大量进口的粮食。据统计，仅1961年就从国外买进粮食500万吨，1962年又进口300万吨。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缓解粮食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大城市的节日供应已明显好转。从9月25日至10月2日，仅北京市场就销售了脱销两年多的鸡鸭30万只。在此期间，北京市民每人供应鲜肉3两（平时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应2两，多为冻肉），全市居民共购买了160万斤鲜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饭庄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沙锅居”恢复了烧、燎、白煮等32个品种。门框胡同的爆肚肠、豆腐脑白，菜市口的羊头肉，“金生隆”的豆腐脑、炸丸头都恢复了供应。高收入者喜爱光顾的“月生斋”的酱牛肉，“普天楼”的扒鸡、叉烧、烧肉，“福玉楼”的酱猪肉也已敞开供应。
然而，美食虽好，却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颐之时，北京市的一些底层群众却买不起节日计划凭票供应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副食品滞销。9月25月至10月5日，北京市向市场投放了80万只鸡鸭，可保证每户居民购买一只，但到了10月2日，仅销售了30万只。[65]
但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66]领导层最担心的情况总算没有发生：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宋任穷语）。[67]全国城市的代食品的噩梦也在1962年上半年大致结束。
综上所述，在大饥荒降临之际，发起“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广运动实乃迫不得已之举。中国历代政府对于饥荒问题都有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庭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68]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接踵发动的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1960年下半年后，当国者逐渐面对现实，却苦于已无粮食可用于赈灾，遂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发起代食品运动，显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这艰难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干部也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克制和牺牲，并没有使最高当国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辙，在其戮力坚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依然长期缺衣少食。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决，其间的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于心。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总第72期
本文的基本资料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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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5]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
[5][14][33][62]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二卷（南京：2001），页365，365，368，380.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884.
[2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社，1997）页57.
[29][34][67]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页369-370、368、385.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872；另参见杜虹：《20世纪中国农村问题》（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页450.
[31]中共中共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65.
[35]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202.
[36]杜虹：《20世纪中国农村问题》，页458.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页327.
[38]朱正：《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95.
[39]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马明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86.
[43][60]邓自力（邓小平族弟）：《坎坷人生》，（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页156，157.
[47]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409-410.
[50]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197.
[52]丁学良：＜革命回忆录之五。我最早遇到的“持不同政见者”＞，载香港《信报》财经新闻，日，第24页。
[53]王觉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426.
[56][59]韶华：《说假话年代》（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页60，61.
[57]金凤：《历史的瞬间――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页116.
[58]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当代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170.
[6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89.
[68]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页23-25；另参见：袁林：《西北灾荒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页304、307；曹幸穗等：《民国时期的农业》（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页295-302.
《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十一篇
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灾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著，但学术界却较少注意四清运动与大灾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毛泽东对大灾荒的反应
进入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早在一年前若干省份就曾向北京作出汇报。[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2]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3]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5]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9]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10]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1]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12]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13]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的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14]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笔者认为即使有些影响，也不大，因为毛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况。重要的是，他需要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的这种态度对各地影响甚巨，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3月，黄冈浮肿人数5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15]
1960年4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18]
1960年6月后，毛泽东对大灾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三反"与事无补，1960年9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灾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分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1960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100万。[19]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月26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0]"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1]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22]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6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3]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的"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他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24]1960年11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25]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26]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27]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28]
1960年11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12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29]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借工人之口说，"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么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30]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31]
1960年11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32]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33]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34]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35]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36]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7]
1960年10月，陈云在河南省视察，该省已饿殍遍野，而省委领导人竟敢向陈云吹牛说，该省粮食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不但不需调入粮食，还可调出粮食。[38]两个月后，河南省委竟将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身上，在这之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信阳调查，结论是"干这种事情的，通通是贫雇家（庭）出身的干部"。[39]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40]在这里，毛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41]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使自己无地自容，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的思维逻辑也使他相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敌人破坏所致，因为他和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那种坏事的人一定是国民党，或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分子。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在毛泽东巨大的意志壁垒前，中央层无一人敢于站出来讲话，但毛深知不满的潜流正逐渐汇集，毕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观存在，除非紧闭双眼。毛知道现在已到了松镙丝钉的时候了。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全党各级负责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给农民的自留地由原先占公社土地的5％上升为7％，同时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的决策包含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毛明确将农村的危机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并着手布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第二、毛也同意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毛在向农民让步时，仍坚守住他的意识形态底线，不明确承认是让步，而是称之为"安排城乡人民经济生活"。
毛泽东在1961年初的判断和接连出台的措施-既要搞阶级斗争，又要搞救灾，恢复生产，在实施中带来极复杂的后果：八届九中全会后，死人现象继续蔓延，大抓阶级斗争也无法予以制止，以至出现建国后最严重的危机。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42]
在特大困难的形势下大搞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国各省区。1961年1月，湖南省仅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11人在运动中被打死和自杀，[43]广东省则在1961年12月，全面展开"民主革命补课"，以至刘少奇需要出来强调，在整风整社中绝不能动用肉刑。[44]
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大量农民饿死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
1961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率急剧上升，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万5千。流入陕西的甘肃妇女，与陕西男子"非法同居"者达3万人以上。1961年夏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万6千7百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万5千6百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10万，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45]
就在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一股微微的暖流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大地升腾、吹拂。随着中央加速调整政策，特别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后，农村果真出现了转机的迹象，濒临死亡的农民又有了一口活气。在中央或省地调查组的默许下，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更向前迈出一步，在自发解散公共食堂后（许多省区的农村食堂因断粮绝粮，在中央下达指示前即自行解体），甚至搞起了"大包干"。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短短数月，原先死气沉沉的农村，又有了活力，以至于不少城市的工人要求返乡种地。
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现在他的精神又开始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46]
二、悬置阶级斗争：刘、周、邓、陈的态度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刘少奇等不正面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47]但从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更知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顾、迁就毛泽东。
1960年6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48]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年9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跃进'的架势"，[49]以至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50]尽量使语言不那么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51]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52]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年4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53]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的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54]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日，周带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55]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八字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的"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条"、"60条"、"4条"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灾荒太大，恢复极缓慢，从1961年庐山会议后至1962年春，各地饿死人现象仍未完全中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73]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这对自尊意识极强的毛，已诚属不易。1960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对包产到户，在一段时间里，毛也没明确表示反对。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1961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不吃肉也在这个时期。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74]
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道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75]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顶不住了，看我死后你怎么办！"[76]毛认为"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段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其具体内容有三：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日，毛给刘、周、邓、陈云、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的不紧-"见事迟，抓的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闲职；舒同也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在家赋闲。刘极注意分寸，1962年前对曾希圣毫无动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们的原职，但还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尽管同意惩处某些地、县级干部（柯庆施下令逮捕死人较多的江苏宝应县委书记），[89]但不愿对他们太动真格。1961年1月中央拟定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