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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要稳增长就必须稳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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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要稳增长就必须稳投资——如何看待消费、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我国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流行的一种“恐投症”危害甚大。经济学理论及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投资，投资的源泉是储蓄。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和欧美经济当前出现的停滞问题，正说明了储蓄的重要和投资的作用。
近十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储蓄长期大于投资。正是由于这种储蓄与投资的内部失衡在滞后的外贸政策、外资政策及汇率政策作用下，最终转化为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的外部失衡，引发国内经济陷入控通胀与保增长的交替循环之中。
我国长期低于不仅是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损失，也是这些年来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根本原因。治理这种通胀不能依靠紧缩货币信贷和控制投资增长，相反，需要充分有效地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从根本上减轻贸易顺差压力和过剩流动性来源。当前要稳增长，就必须稳投资。
　　正确认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要有“恐投症”
去年以来，我国通胀一路走高到6.5%，后经调控逐渐回落至今年7月1.8%的水平，创25个月来的新低。而经济伴随调控一路走低，P从去年一季度最高的9.7%降至今年二季度的7.8%。有学者把当前经济增速的这种回落归因于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后遗症，极力反对任何放宽投资政策的宏观政策调整。
但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回落还是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见微知著，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预调微调。央行也预调微调了货币信贷政策。奇怪的是股市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反弹，反而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对此，有投行人士将其解读为人们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担忧。社会似乎出现了一种谈投色变的“恐投症”。
我认为谈投色变的“恐投症”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我国现实中存在的投资效率低、浪费现象严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不满，认为是高投资导致低效率、导致产能过剩和浪费;二是在理论上混淆了投资、消费与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我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是高投资挤占了消费，制造了顺差，扭曲了产业经济结构。
消除“恐投症”，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回顾一下经济增长理论，从最古典的土地、资本二要素生产模型，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到后来引入技术、教育、制度等要素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没有一个不强调资本的重要性，也没有一个把消费作为推动增长的要素。
相反，所有理论都告诉我们，消费与形成资本的源泉——储蓄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现在消费多了，为可用于未来扩大生产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储蓄就少了，所有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费高，储蓄上不去的问题。
由于消费后的剩余不多——储蓄上不足，可用于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投资能力较低，经济难以摆脱增长的困境。世界上经济落后、经济增长上不去的国家都是储蓄率低投资率上不去的国家。相反，世界上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都是储蓄率较高的国家。
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和欧美经济当前出现的债务危机及增长停滞问题也从实证的侧面说明了储蓄的重要和投资的作用。
欧美都是消费率高，储蓄率低的国家，如果消费能带动增长，那欧美应是当今发展最快的国家。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消费过度，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低，债务危机最重。如到2009年时，希腊消费率为91%，储蓄率却仅有9.1%；西班牙消费率达到77.8%，储蓄率为22%。
美国也面临同样问题。消费率大大超过储蓄率，支持不了国内投资所需，被迫负债。如美国2009年时消费率达到了88.6%，储蓄率仅有11.5%。在这些高消费、低储蓄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的时候，我国经济却以世界少有的速度连续30年高增长，其原因恰恰在于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
1978年以来，伴随着我国储蓄率的上升，我国的投资率也逐步提高，尤其是2000年以来，投资率上升得更快，、2010年分别达43.9%，47.7%、48.6%。从年，我国年均投资率保持在38%以上。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投资率与增速为正相关关系（1978年-2008年相关系数为0.42，年为0.6）。可以说，没有我国的高投资，就没有我国的高增长。
理论和实证表明，消费是无法带动增长的，它是增长的归宿，而不是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投资，投资的源泉是储蓄。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都在告诉我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虽然决定各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有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各种因素，但其中，由储蓄率决定的投资率的高低是关键性决定因素。消费率高低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负决定因素。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表现及欧美国家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恰恰说明投资的重要性及过度消费所带来的危害。
　　我国的高投资源于我国难得的高储蓄优势，这种优势正在减弱
一个国家经济要更快地增长，需要更高的投资，而更高的投资必须有更高的储蓄支撑。可惜高储蓄并非想要就要，想有就有。它是受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及体制改革红利是决定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发达国家和一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经济发展成功地从起飞阶段向更高发展阶段转变的时期，往往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们收入提高迅速的时期。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它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会趋于下降，相应的剩余-储蓄倾向会趋于上升，这种储蓄率的上升正好又为工业化加速创造了条件。
但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伴随居民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自然放慢接近自身极限，相应的，储蓄的增长速度自然放慢，储蓄率会稳定下来，甚至趋于下降。
我们把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五个层次，对这五个层次国家和地区，从年的平均储蓄率进行比较即可发现，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在这近20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而高收入国家的储蓄率呈下降趋势，中等收入国家的储蓄率相对较高。处于起飞阶段国家的储蓄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1990年代以后，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可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会自然发生变化，储蓄率从低到高，再会经历从高到低的过程。这种现象在所有经历了经济发展阶段成功转型的国家都客观存在。这一客观规律恰恰为工业化加速创造了高投资的条件，并促进经济发展更快地向成熟阶段转变，从而使高储蓄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进入高消费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人均343.3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19109.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5919元。
伴随收入增长，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的递减过程，相应的，居民的储蓄潜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为我国的高储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居民的储蓄率从12.4%上升到39%。
从人口结构来看，这20多年来我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可能是解释我国高储蓄率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恰好是我国工业化加速和60年代出生人口形成劳动力高峰的重叠期。
丰富的年轻劳动力供应从两方面提高了我国的储蓄率：一是劳动阶段也正是创造财富、收入增长快于消费增长、形成储蓄积累的阶段。二是大量新增劳动力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供给远大于需求的趋势，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相应的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成为企业储蓄，即所谓人口红利。
根据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一直处于上升阶段。1982年这一比例为61.5%，到1990年上升为66.7%，2000年为70.2%，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74.5%。根据我们的计算，我国的储蓄率与国民收入增长和劳动人口占比正相关，劳动人口每个百分点占比的变化会影响储蓄率2个百分点的上升或下降。
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劳动人口年龄呈现出快速上移的趋势。根据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调查样本数据和抽样比推算，35岁以下劳动人口呈现持续净减少趋势，推算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35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为3.727亿人，较2003年减少3738万人，规模下降9.1%，年均减少约623万人。
同时，1990年代后我国新出生人口大幅减少，总抚养比逐年上升，这些变化都将压低居民储蓄倾向，拉高消费率。可见，我国即将面临一个消费率自然上升，储蓄率自然下降的趋势。可以说，消费时代不请自到，使我国面临工业化现代化尚未完成而提前进入高消费阶段的困境。
从制度红利来看，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就是制度结构的变化，这种制度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带来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带来了企业效率的快速提高，这都为我国企业储蓄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我国的储蓄结构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企业储蓄占比大，且提高很快。从1992年至2011年，我国企业在整个储蓄中的占比从32.2%上升到42.8%;而居民储蓄占比则从55.7%下降至47%。
这一方面反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因素，即企业占比过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成功和其他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进步，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发展后劲充足。但随着制度结构的日趋成熟，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红利会自然趋于下降，由此而来的储蓄来源也会趋于减少。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高储蓄并非源于居民不消费、少消费，而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及制度变革，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机遇，而非我们想要就要，想有就有的。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特殊礼物。我们应倍加珍惜，好好用于增加国民福祉。否则，机遇即将消失，支撑高投资的高储蓄条件不再存在，经济很有可能步入一个由高速转入中低速时期。这时，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国家很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工业化现代化的完成可能因我们丧失高储蓄和高投资而遥远无期，甚至变得遥不可及。
　　对我国的投资率要有实事求是的正确估计，不要轻易得出过高的结论
近年来，媒体上充斥着关于我国投资率过高的各种评论和意见，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投资率是过高的，但仔细研究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提到投资率的高低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投资率才是合理的？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宏观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即宏观经济平衡的最基本条件投资必须等于储蓄（I=S），我们就不难推出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标准是储蓄率。按照这个标准去分析研究我国的投资率或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1.由于体制原因，我们的投资率存在高估，而消费率存在低估。
2011年世界银行有个研究报告认为，由于统计方法，税收规避，投资漏损等因素使我国的投资率存在高估，消费率存在低估，两者偏差可能在10-15%左右。即消费占GDP的实际比例应为40-55%，而投资占GDP的实际比例应为35%-40%左右。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我国的投资体制，就不难发现造成投资高估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项目层层转包，投资资金大幅缩水，一些中标人将其承包的中标项目压价倒手转让给他人，最后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费用大为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远没有统计数据上的那么大。
二是虚设项目与虚报价格。即在工程项目中存在虚设项目、虚报采购价格、重复计算工作量等。国家发改委2006年在中部六省区开展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检查过程中，发现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三是腐败造成投资资金流失。在现有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下，少数官员贪污投资工程款，使投资金额在进入实际工程过程中缩水。而为获取项目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在统计上以工程款项而被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造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被高估。
另外，由于体制性因素，有些消费比如行政事业单位违规福利的发放、公款吃喝等。这些公款消费、公共福利可能进入项目预算而不能以消费的名目列支，消费中没反映，却在投资中反映。
2.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期都出现过投资率的大幅提高，而经济萧条期则往往表现为消费率占比过高。相比日本、韩国，经调整后，我国的投资率并不太高。
日本年是城市化工业化时期，投资率由23.62%上升到1970年峰值的39.2%。这个时期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73年-1990年，日本资本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国民经济步入中速发展阶段。1990年之后，资本形成率降到30%以下，GDP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徘徊在1%上下，很少有连续3年超过2%的增长。2009年日本的消费率高达79.3%，而同期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却分别只有22.9%和20.2%。
日本的消费率上升以及投资率下降伴随经济增长活力的下降，关键问题即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储蓄、消费及投资的失衡问题。日本储蓄率与其资本形成率、经济增速存在密切联系。数据显示，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4，储蓄率与经济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69。
韩国工业化时期投资率峰值达39.85%。年间，韩国投资率持续处于上升阶段，并于1991年达到峰值39.85%，此后逐步下降，1998年降至低点25%后缓慢上升，2008年为31.41%。1992年至今，韩国进入中速发展阶段。资本形成率平均为31.5%，最终消费率平均为66.5%，净出口率为2.1%，GDP增速平均为5.2%，比上一时期低4.3个百分点。
3.我国赶超型经济和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的特点，要求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以农业为主的时期，没有过多的剩余可用于建设，消费投资比中的消费必然占极高的比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为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对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导致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消费投资率中的投资比率会不断提高。
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时，投资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政府和民众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投资率就会从停止上升到逐步下降，最后保持在满足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经济低增长的水平，消费投资比也相对稳定在消费率较高的程度。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城市化水平刚刚达到50%，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有很大差距。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红利，也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高储蓄率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红利不但提供劳动力供给，还对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住房、劳动就业带来旺盛的需求，从而促成了经济高速发展中所需要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但应该看到，看似无限供给的我国劳动力资源并非真是无限供给，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纷纷出现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民工荒”突显。从连续多年发生的“民工荒”到“工资上涨”都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在加快上涨。而与此对应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少，储蓄率也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而下降。
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还未实现的时期，我国的老龄化却提早到来，这更加剧我们的紧迫感。抓住最后的机遇，珍惜每一分储蓄，把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投资，既是经济规律的要求，更是增加国民福祉，防止未富先老的社会责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储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高投资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唯一正确的路径。
4.相比我国的储蓄率，我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储蓄率往往小于投资率，储蓄跟不上百废待兴的投资需要，所以要大力吸引外资来补充国内储蓄，以满足投资需要。但储蓄往往满足不了更大的投资需要，所以那个时期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控制消费扩大储蓄，控制投资，防止与储蓄过分失衡造成国民经济过分对外负债。
但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我国储蓄率的快速上升，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是投资率长期较大幅度偏离储蓄率的问题。尽管我国的投资率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不算低，并随着储蓄率的上升也呈现较快上升势头，但由于投资率始终没有赶上储蓄率的变化，相反，每次的宏观紧缩都要承受首当其冲的调控冲击，储蓄率仍始终高过投资率，导致两者间长时间存在较大缺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该缺口达到3.5个百分点，在上世纪90年代其他年份中储蓄率约高出投资率1.5到3个百分点。
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后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缺口呈现扩大趋势，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两者缺口已经扩大到10.7个百分点，之后在国家促进投资政策拉动下虽再次缩小，但仍然保持在5到6个百分点。我国3.3万亿高额的外汇储备及长期面临的流动性过剩就源于这种缺口（扣除净资本流入因素）。
我国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储蓄长期大于投资的不均衡问题，这种储蓄与投资的内部失衡在滞后的外贸政策、外资政策和汇率政策作用下，最终转化为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的外部失衡，这种外部失衡又在滞后的结售汇政策作用下转化为更严重的内部失衡，即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货膨胀，最终国内经济陷入控通胀与保增长的交替循环之中。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损失，也是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这种通胀是一种不同于纯货币信用过量供应而导致的通胀，而是一种由外汇储备而来的流动性过剩而造成的通胀，我们可以称之为有物资保障性的通胀。
治理这种通胀不能依靠紧缩货币信贷和控制投资增长，相反，需要扩大投资去缩小与储蓄率的差距才能减轻贸易顺差压力和过剩流动性来源，否则，不仅这种通胀得不到有效治理，反过来还有可能为了控制通胀而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走势就是这种情况。
我国离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远，仍存在吸收高投资的广大空间，必须珍惜每分储蓄，把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用于加快国内建设
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达到世界第二，但按人均，我国的排名仅居第99位，人均国民收入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差距巨大，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9%，日本的10%，英国的12%，法国的11%，德国的11%。
我们往往从总量从国内市场去看待我国的产能和投资。但如果我们按人均则会有完全不同的印象。目前我国每年钢铁消耗量6亿吨，人均消费约400-500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倍，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似乎说明了我们“铁公基”为主的投资拉动是畸形的GDP模式。
但若拿出工业化国家曾经的钢铁消耗数据，便会发现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均钢铁消费一定是爆炸式成长的，直到工业化完成才会停滞甚至下降。美国人均峰值出现在1973年，人均710公斤，是我国当前消费量的近一倍，日本也是1973年，人均1100公斤，是我国的近三倍。
再从资本存量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来看。据汇丰估计，中国的资本存量在2010年底达到93.3万亿元人民币，合13.8万亿美元，为美国资本存量44.7万亿美元的30%。若以人均衡量，2010年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
汇丰的数字还显示，中国当前的资本存量规模，有80%是近10年间形成的，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的“黄金期”似乎刚刚开始。2002年的数字，按国土面积平均的铁路路网密度，中国每万平方公里只有75公里，而工业化国家大多比我们多出一个数量级，如德国为1000公里，英国700公里，日本为530公里。若按人口计算，中国每万人拥有的铁路长度也远小于工业化国家，我们是0.56公里，而加拿大为16.1公里，美国5.5公里。即便是人口稠密的欧洲和东亚国家，如德国每万人拥有铁路4.4公里、日本是1.59公里。2003年以后，我国铁路投资迎来了跨越式发展，截至去年底铁路运营里程增加了1/3，接近10万公里，但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着巨大的差距。
目前我国的铁路网总里程仅相当于美国的40%。尽管2011年底中国铁路系统可能突破9.9万公里，但这仅相当于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规模。美国铁路系统尽管在 20 世纪下半叶扩张后回归理性，但在2009年仍超过22.6万公里，为中国的两倍有余。事实上，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繁忙和最高效的铁路系统。其铁路网络占世界铁路总网络的6%左右，但运量占全球的24%。
从高速公路情况看，尽管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尤其在内陆省份）的建设飞快，但整体而言中国的高速公路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即便在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公路密度也仅为每平方公里1公里，低于经合组织国家 20% 以上。内陆地区的差距则更大。
再从地铁情况看，中国超过500万人口的城市近100个，且该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但其中有80多个城市尚无地铁系统。中国现有及在建铁路系统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比较有限。上海及北京是例外，这两个城市拥有中国最先进的地铁系统。北京（358公里）得益于2008年奥运会，上海（420公里）得益于2010年世博会。上海目前取代伦敦成为世界上地铁最长的城市。但在人口超过2千万（纽约或伦敦人口约8百万）的北京和上海，地铁系统仍需进一步发展。
而医疗、教育等社会领域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目前，我国医疗资源紧张到有病难进医院，医院床位摆到了楼道走廊，看病排队更是令人头痛、百姓叫苦的事情。而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无法随父母到就业地上学，留守儿童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后遗症。
再从资本的回报率来看，我国的资本积累远没有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中国年资本实际回报率平均为25%，年为20%左右。此外，如果将库存考虑在内并剔除住宅建设及税收的影响，2003年资本回报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个位数提高至11-12%左右。
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不是投资过剩，而是投资不足。投资浪费、投资低效、投资重复，不是投资总量问题，而是投资体制问题。我国不是投资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无处投资，而是到处都需要投资；不是投资回报率低，不合算，而是有足够的回报足以吸引投资者。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快下滑主要在于投资速度的过快下滑，稳增长必须稳投资
去年以来，为了控制不断走高的通胀和房地产价格，我国实行了控制房地产投资、铁路投资和以紧缩为基本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结果物价下来了，通胀一路走低，经济增速也一路下行。不管这种速度是否在我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这种速度的回落是以房地产投资、铁路投资下降为主的基建投资快速下降造成的。由于投资的大幅下降，导致相关产业的增长受损。
同时，投资的下降反过来会透过影响就业而影响消费。而消费的减弱，相对的是提升了储蓄，储蓄的提升与投资的下降，进一步加剧投资与储蓄的失衡，经济进一步陷入收缩状态。因此，如果我们对当前的投资的过快下降不加以高度重视，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就难以扭转，情况就可能进一步朝着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徐诺金)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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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机构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　　年份　　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
住户部门合计　　
100　　在各个机构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加上经常转移收入(包括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补助、社会保险福利和其他经常转移等)净额(即减去经常转移支出再加上经常转移收入)，得到的就是各个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参见表2)。③可支配总收入是各个机构部门可以支配使用的金额的总和，它直接影响各个机构部门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　　表3计算了各个机构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对比表3和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经过经常转移支付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的收入在总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了，政府部门的比重提高了，而住户部门所占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变。以2007年为例，非金融企业部门所占的比重从20％下降为17.4％，金融机构部门所占的比重由2.6％下降为1.1％，而政府所占的比重则由经常转移支付前的19.5％提高到了24.1％。这种比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部门对政府的所得税转移。而高收入居民交纳的所得税近些年来也有所增加，但政府通过经常转移支付将这一部分收入又重新用于住户部门的低收入家庭，因此，政府和住户部门之间的经济转移支付，基本没有改变住户部门的收入比例(由57.9％下降为57.5％)。这说明，在现阶段，住户部门(或居民家庭)在再分配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与初次分配格局密切相关，提高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是整体提升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　　表2
年各机构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及年均增长率(亿元，％)　　年份　　非金融企业部门
金融机构部门
政府部门住户部门
合计　　1998　　11423　　500 14591　　56781　　83379　　1999　　12267　　533 16533　　59644　　88888　　2000　　14089　　493 19606　　64532　　98522　　2001　　16098　　326 22951　　69396　　108771　　2002　　15983　　　　78352　　120171　　2003　　18172　　　　85669　　136634　　2004　　33750　　　　93337　　161483　　2005　　36117　　　　6169　　2006　　37921　　　　5460　　2007　　45512　　　　2199　　2008　　60442　　　　1251　　2009　　65023　　　　3336　　年均增长率％
17.13　　19.89　　16.98　　11.75　　13.73　　注：表中年的数据直接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而2004年以前的数据，由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后，以往年份的GDP和GNI数据都重新进行了调整，这些年份的各机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也按比例进行了调整。2008年和2009年数据是根据表2中的年的各机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与GDP数据之间建立回归方程外推所得到的估算数据。④而国民可支配收入为各个机构部门可支配收入之和。　　通过对表3本身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和表1类似的现象，这就是从动态上看，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上升，而住户部门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从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比重上升了5.2％，金融部门的比重上升了0.5％，政府部门的比重提高了6.4％，而住户部门则从68.1％下降到56.1％，下降了12％。从近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每年至少下降一个百分点。　　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及对支出行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是逐渐扩大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通过拉开人们的劳动收入差距，而90年代初期市场化改革后又通过承认各种要素收入的合理性，来鼓励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率的提升。事实证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张(邓小平，)和实践，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就指出，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加速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分配差异会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扩大化的趋势就会停止，重新开始收敛(Kuznets，1957)。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差异仍处于发散的过程。罗曰镁(2005)分别计算了1978年以来城镇、农村及全国的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的时间序列，1978年，城镇、农村及全国的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和0.2980，而2000年分别达到了0.0和0.452。　　表3
年各机构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所占比重(％)　　年份
非金融企业部门
金融机构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合计　　1998　　13.7　　0.6 17.5　　68.1 100　　1999　　13.8　　0.6 18.6　　67.1 100　　2000　　14.3　　0.5 19.9　　65.5 100　　2001　　14.8　　0.3 21.1　　63.8 100　　2002　　13.3　　1.0 20.5　　65.2 100　　2003　　13.3　　2.2 21.8　　62.7 100　　2004　　20.9　　0.9 20.4　　57.8 100　　2005　　19.4　　0.7 20.5　　59.4 100　　2006　　17.6　　0.9 22.8　　58.7 100　　2007　　17.4　　1.1 24.1　　57.5 100　　2008　　18.8　　1.1 23.7　　56.4 100　　2009　　18.9　　1.1 23.9　　56.1 100　　(一)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变化的主要特征　　我们利用具体的城乡居民收入及其他GDP核算的数据，重点分析2000年以来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从整体上看，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变化，至少显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1.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继续扩大。年，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2.21％，而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只有9.8％，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异在不断扩大。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79倍，而2008年扩大为3.31倍。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城乡居民的储蓄货币也在扩大，城乡居民存款的增长率则明显地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　　2.城镇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异扩大得更为显著。在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各个收入组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和他们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收入越高，其年均增长率也就越高。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只增长了1.79倍(年均增长7.55％)，而最高收入组则增长了3.28倍(年均增长16.61％)。而其他各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低收入户9.25％、中等偏下户10.42％、中等收入户11.39％、中等偏上户12.52％、高收入户13.63％。2000年，最高收入组的人均收入只是最低收入组的5.02倍，而到了2008年已经达到9.17倍。如果按照这种增长率发展下去，那么到了2010年即“十一五”规划结束时，高收入组的收入将会达到最低收入组的10倍以上。　　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异的变化远远小于城镇居民家庭。相比较而言，近些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变化远远小于城市。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平均收入的倍数为6.07，大于城镇居民家庭当时的差距(5.02倍)，⑤但到了2008年，农村的这一倍数只增加到7.53，而城市的倍数则提高到9.17。从农村各个收入组的情况来看，也没有明显地反映出两极分化日益加重的趋向。这说明近些年来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来自于城市，而其中既有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的原因，也有地区内部居民收入差异扩大化的原因。　　4.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局面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富起来的地区是那些原先经济基础就比较好的沿海地区，这使得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扩大化了。2003年，上海的人均GDP为46718元，而贵州的人均GDP为3603元，上海约为贵州的13倍。但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2008年，上海的人均GDP为73124元，而贵州的人均GDP为8824元，上海为贵州的倍数下降到了8倍左右。对各地区2003年的人均GDP和未来5年的总发展速度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的相关系数为-0.59，说明2003年的人均GDP与后来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弱的负相关关系，即人均GDP较低的地区，增长率反而可能高一些，这说明这一期间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对2003年和2008年的各地人均GDP分别通过简单算术方法计算离散系数，所得到的结果分别为0.7，2008年比2003年有明显降低。这进一步证明随着整体的经济增长，我们在改善地区间收入差距上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后，从总体上看，居民家庭收入的差异是明显扩大的。而引起这一总体差异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家庭之间、城市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扩大化；农村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变化较小；而随着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区域间收入分配的差异有所改善。从总体上看，随着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由于发展原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有所改善，而由于体制变化所带来的收入差异仍在扩大。　　(二)居民家庭收入变化的总体效应　　居民家庭即住户部门收入分配变化所带来的总体效应是：住户部门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下降的同时，部门内部总储蓄所占的比重仍在上升，这意味着居民最终消费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　　表4
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的使用去向(单位：％)　　　　　　2005　　2006　　2007　　1.可支配总收入 100 　　2.减去：居民最终消费　　73.571.4　　71.168.4　　64.4　　63.6　　62.1　　3.等于：总储蓄 26.528.6　　28.931.6　　35.6　　36.4　　37.9　　4.减去：资本形成总额8.7 9.0　　10.414.5　　15.7　　13.2　　12.8　　5.等于：净金融投资和其他　　17.75　　19.6　　18.517.1　　19.9　　25.0　　25.2　　居民家庭的收入消费倾向是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居民家庭的收入越高，其新增收入中用作消费的比例也就越低，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消费倾向本来是比较高的，但是收入增长较慢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就导致了整个住户部门的收入增长高于消费的增长，储蓄的比重不断增加。从表4中，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如果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观察，所得的结论也是一样的。从表中可以看出，最终消费的比重从73.5％下降到62.1％，下降了11.4个百分点。　　假设年居民最终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0.75％，⑥以2007年居民最终消费比重62.1％为起点，那么2009年居民最终消费在住户部门中的比重将下降为62.1％-(0.75％×2)=60.6％。居民最终消费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将下降为：　　60.6％×56.1％=34.0％　　而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为：　　39.4％×56.1％=22.1％　　表5是通过同样方法计算的居民家庭最终消费和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可以看到，这一期间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下降了14.14％，而总储蓄所占的比重则提高了4.75％。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家庭总储蓄所占比重的提高，是在这一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经济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下降的情况下取得的，居民家庭储蓄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提高(26.5％～39.4％)，抵消了其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下降(65.5％～56.1％)所带来的影响。　　表5
年住户部门消费和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　　年份居民最终消费所占比重％居民总储蓄所占比重％
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　　 (1) (2) (3)＝(1)+(2)　　　　17.3665.50　　　　21.3758.70　　　　22.1056.10　　三、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对总储蓄和最终需求结构的影响　　参加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不仅仅是居民家庭，还有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这些机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及支出行为的变化，对国民经济的最终需求结构同样会产生影响。在第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近些年来这三个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那么，这种上升对国民经济总储蓄、总最终消费及投资⑦具有哪些影响？　　(一)总储蓄和总最终消费　　投资率即资本形成率的变化，主要受到各个机构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及它们的可支配收入中总储蓄(或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和总储蓄中实物投资所占的比重有关。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可支配收入中是没有最终消费的，它的全部收入将用于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因此，这两个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越大，国民总储蓄率也越高。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将用于政府消费和储蓄，因此，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越大，政府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国民总储蓄率也越高。　　先看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　　金融机构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是比较低的，只占1％左右，所以关键在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从表3中可以看到，这一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4.3％提高到了2009年的18.9％。而这两个部门的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从14.9％提高到了20％.　　表6
年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使用结构(％)　　62007　　1.可支配总收入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减去：政府最终消费　　66.664.757.370.569.6 61.455.8　　3.等于：总储蓄 33.535.342.729.530.4 38.644.2　　4.减去：资本净转移 27.226.221.211.6 5.7
3.4 3.6　　5.减去：资本形成总额　　18.420.126.225.024.8 21.918.4　　6.等于：净金融投资和其他
-12.2　　-10.9-4.8-7.0-0.1 13.322.2　　再看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的消费为政府消费，也属于最终消费，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扣除政府消费后，剩下的部分就是政府储蓄，可用于政府自身的固定资本形成、也可以通过资本转移形成企业的投资，还有一部分形成政府的净金融投资。从表6中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在政府部门对其可支配收入的使用中，政府消费的比重不断地发生波动，这种波动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资本净转移，这主要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随着2003年宏观经济的好转，这种支持在不断地下降；二是净金融投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为避免特殊数值对总体趋势的影响，假设政府的总储蓄率在其平均数左右波动，2009年的总储蓄率为年的平均数，等于36.3％，则：2009年政府部门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23.9％×36.3％=8.68％　　而政府消费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　　23.9％×63.7％=15.22％　　综合以上计算，再考虑上一节讨论过的住户部门的情况，2009年的整个国民经济总储蓄率为：　　18.9％+1.1％+8.68％+22.1％=50.78％　　而2000年和2006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分别为38.82％和48.67％，2009年比2000年和2006年分别提高了12.09％和2.24％。和总储蓄率不断上升相对应的，是最终消费占国民可支配比重的不断下降。按照以上的估算，2009年的国民可支配总收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为：　　政府最终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率=15.22％+34％=49.22％　　可以看到，国民可支配总储蓄和总消费的比率已经从2006年的48.67∶51.33提高到了2009年的50.78∶49.22，也就是说，已经从消费高于储蓄转变为储蓄高于消费。　　(二)总储蓄和总资本形成　　表7列出了各个机构部门的储蓄占国民经济总储蓄的比重，可以看到虽然各个机构部门可支配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住户部门所占的比重下降了9.4％)，但各个机构部门的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的比重却是相对稳定的(住户部门的比重仅下降了2.13％)。这又一次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储蓄率的提升，并非仅仅只是由于住户部门的收入分配差异扩大。　　表7
年各机构部门总储蓄所占比重的比较(单位：％)　　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
政府部门住户部门
国内合计　　总储蓄所占比重(％)
36.83 1..71
100　　2006年
36.15 1..92
100　　2009年
37.12 2..58
100　　各个部门的储蓄将通过各种复杂的再分配过程(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对国外的投资等)形成最终投资。通过对表7和表8中2006年数据的比较以看到，虽然住户部门的储蓄所占的比重很大(43.92％)，但其本身资本形成所占的比重还不到20％，住户部门总储蓄的一半以上，都通过金融机构的中介，转移成为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本形成。而2007年以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住户部门对于住宅的购买(资本形成)在总资本形成及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都可能提高，但其总储蓄中的主要去向仍然是对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投资。⑧　　表8
2006年各机构部门资本形成在总额所占的比重％　　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
国内合计　　资本形成总额70.31 0.111.89
100　　从表8中可以看到，非金融企业部门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最大，这部门投资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本身的可支配总收入，这些总收入将全部转为它的总储蓄；二是由政府获得的资本转移；三是来自其他部门(如住户部门)的净金融投资。这三个部分比重的变化是和企业的发展、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相互联系的。从长期发展趋势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本转移中，来自于其他部门(尤其是住户部门)的净金融投资的比重是增大的，而政府的资本转移的比重在减少。这说明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本形成总额(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中，企业的自有资金和来自其他部门的金融投资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参见表9)。　　　　从表9中还可以看到，在资金流量表中作为收入来源方的总储蓄，和作为收入使用方的资本形成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总储蓄除了用作实物投资即资本形成外，还用于资本转移和金融投资。表10表明，如果把国内的各个部门作为一个整体，2006年和2007年，在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同时，中国对于国外的净金融投资不仅比例大，而且增加得快。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总储蓄率已经超过50％时，最终消费在国内总需求中的比重仍然会大于50％(参见表11)。它说明在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时，国际收支平衡对最终消费与总储蓄之间的关系，最终消费和国内资本形成的关系，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到，资本形成在国内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从2000年的36.2％增加到2008年的47.3％，上升了11.1％，与之相对应，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下降了11.1％。资本形成率过高，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及国际市场产生波动时，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除了影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外，也在增加居民部门净金融投资的风险。　　(三)分析结论　　通过对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及其构成的研究，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变化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1)非金融企业机构、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增加，以及上节所讨论的住户部门储蓄率的增加，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储蓄率。年，按国民可支配总收入计算的总储蓄率已经从低于50％增加到高于50％。与之相对应的，是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在内的最终消费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　　(2)各个机构部门的高储蓄形成的资金流量，通过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向企业部门集中并形成投资，导致了中国的高投资率。如果这种投资的效率不高，不仅会影响企业本身的利益，还可能为其他机构部门(主要是住户部门)的金融投资带来风险。　　(3)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中国的一部分储蓄转化为对国外的净金融投资，这使最终需求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率有所提升，但如果合理地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将一部分总储蓄用于民生，如加大政府最终消费的比率，那么在改进最终消费和储蓄的关系的同时，也可能改善消费和国内投资的比例关系。　　四、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体制背景及导致的发展瓶颈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分析：　　从宏观上看，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标的初步实现，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更多地成为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需求管理的特征是短期的总量管理，这对我们实现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上一轮经济周期的实践也证明了我国的总量调控基本上是成功的，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平稳高速增长，即使在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仍然通过运用总量政策，实现了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总量需求管理也有它的局限性，这就是它往往更加重视短期的增长效应，而对长期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关注不足。这样，在保持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后，经济活动中的失衡不断积累，当结构性矛盾到达一定程度，就可能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们强调在现阶段要重视供给管理的主要原因。⑩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很多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既有供给管理的属性，也有需求管理的职能。但是从原则上看，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着重点是不同的，需求管理更加重视总量和短期的效应，而供给管理更加重视结构和长期的效应。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但涉及资源配置，同时还涉及社会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增长都是我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目标，反映在宏观调控上，就是要实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虽然我们也在讨论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也在注意避免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但和总量目标相比，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政策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从中观上看，或者是从地方政府或者是行业发展上看，我们的政策也是向资本倾斜的。　　如果从宏观上看，投资和消费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那么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投资往往就是改变地方经济面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地区超常规发展，靠的都是投资拉动。地方政府必须依靠中央给的特殊政策或者是当地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加速的经济增长。因此，各个地方政府所制订的经济发展政策，首先是向着鼓励外部投资、吸引人才、提高效率方面倾斜的。这个地方的可支配总收入，当然也会向企业倾斜，企业获得的收入越多，其进一步投资的能力也就越强，其吸引新投资的示范效应也就越强，而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机制，也是向扩大差异以提高效率的方向发展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从各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来看，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长要快于农业；从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比较来看，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要快于居民部门；而从住户部门内部来看，居民家庭的收入分配差异在扩大。因此，在很多地方，尤其是近些年经济加速增长的地方，收入分配的失衡与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是同时发生的，如果这样的地方较多，就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行业的发展看，虽然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重要行业，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对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有很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垄断利润成为国民经济总储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股份制改造后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薪酬制度实际上是朝着扩大收入分配差异发展的。　　从微观上看，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已经初步完成，但完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仍然是我们的长期任务。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除了个别资源性产品和社会服务，大部分产品已经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定价；但是我们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发展仍然很不完善。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市场存在着长期的供过于求，在政府干预不足的情况下，一般或简单劳动力价格的提升，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资本和土地市场的扭曲，导致部分利益集团不断地从这一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使得收入分配的失衡更加严重。　　其次可以从中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增长率、总量和人均水平上的赶超过程，这一过程客观上需要将较多的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装备和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进步来完成这一过程。在体制创新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和经验，同时发挥自己在生产要素上的优势，获得更快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需要放弃一些眼前的消费，通过发展获得更多的长久利益。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更高速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原因。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单纯的投资扩张是不可能带来长久的经济增长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正是改变了传统体制下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注重改善民生，才启动了我国的经济起飞。在经济起飞以及后来的长期高速增长中，我们进行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改革，从供给领域看，主要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提高生产领域的效率及产出；从国内需求来看，则是通过不断的消费升级，从解决温饱到家电消费，从手机、电脑到汽车和住宅，来拉动消费并带动投资。从总体上看，这两方面的革命是成功的，使我们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由于供给领域中的改革滞后于需求领域，近些年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开始在需求领域中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方面，一般消费品开始出现大面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具有消费属性的居民住宅的供需出现明显失衡，(11)对供给即生产领域产生明显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短期上看，通过出口和继续扩大投资，我们能够在短期里消化一部分过剩的产能，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出口受到影响，而不断扩大的投资所形成的产能不能被未来的消费所充分消化，就可能出现经济资源的闲置或者是浪费。这实际上意味着现阶段的增长可能是“虚增长”，在不断制造明天就可能失去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东西，那不但是在浪费资源，还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瓶颈。　　因此，改善中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不仅仅是公平问题，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社会都要求更加公平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也是一个效率问题，即如何通过对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形成更加强劲的国内消费需求，并由此消化和支持不断成长的投资需求。从短期上看，这种改善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企业的即期收益，但是从长期上看，这却可能是促进企业改善管理和实现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在宏观调控中，主要采取的是需求管理的手段，即通过调控经济总量来实现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而在“十二五”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应当更多地注重供给管理，运用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措施，通过进一步的体制创新影响生产或生产领域，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一总量目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结构关系的制约，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以总量为主带动结构调整的经济发展必须转向以优化结构带动总量扩张的经济发展。　　注释：　　①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宋国青就提出过中国投资率太低的观点，参见宋国青：《中国投资率太低》，《21世纪经济报道》，日。　　②以往称之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从总量上看，GNI=GDP+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付给国外的要素支出。从GDP核算的结果来看，在2004年以前，中国的GDP大于GNI，而从2005年起，由于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劳务收入、投资收益等)大于付给国外的要素支出，GNI开始大于GDP。　　③从总量上看，国民可支配收入=国民总收入(GNI)+来自国外的经常收入-付给国外的经常支出，而自从中国编制资金流量表之后，来自于国外的经常收入一直大于付给国外的经常支出，所以国民可支配收入一直大于国民总收入。　　　　⑤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之间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城市，罗曰镁(2005)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⑥由表4中可以看到，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年均增长率(16.47％)，远远高于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年均增长率(12.21％和9.8％)。2008年，在全部的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的最终消费所占的比重约为75％，农村居民所占的比重约为25％。而从2005年到2008年，城镇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每年均下降1％，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则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人民生活”数据。　　⑦在一般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于封闭经济下的国民收入和储蓄、投资和最终消费之间的关系，有：国民收入=总储蓄+总消费，国民收入=总投资+总消费，因此：总储蓄=总投资。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国际收支的作用，总储蓄和国内总投资是不相等的。又由于在具体的统计计算中，同样作为国民收入指标体系组成部分的指标GDP、GNI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等，都可以作为计算一个国家总储蓄率、积累率、投资率和最终消费率的分母，为避免混乱，在本文中，最终消费率定义为最终消费占国内总需求(最终消费+资本形成)的比重，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定义为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总需求的比重，而总储蓄率定义为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总储蓄中的一部分可能会用于对于国外的净金融投资，因此，总储蓄率可能不等于总投资率。　　⑧根据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数据，这一比重可能已经提高到20％以上。　　⑨2009年最终消费数据根据年国内总需求与最终消费时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推算而得，设最终消费为Y，最终消费需求为X，则有Y=0..9630，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984，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⑩参见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版。　　(11)居民住宅价格的不正常上涨，受到各种供给因素的显著影响，首先，从生产成本上看，土地市场的不完善明显影响到居民住宅的供给价格；其次，收入分配的失衡则造成在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家庭买不起房的时候，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然强劲，导致居民住宅需求价格的上升；第三，银行信贷对供需两方面的支持，则进一步使供需双方抬高价格在这种基础上，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技术进步是很难推进的。作者介绍：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蔡志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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