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布什到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为何走出了之字形|海湾战争|中东|叙利亚_新浪军事_新浪网
从老布什到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为何走出了之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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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政府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发起攻击，引起热议。回顾一下自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引起的“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中东的的政策的曲折道路是饶有兴味的。
　　老布什的先见之明
　　1998年老布什在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的典礼，笔者躬逢其盛。典礼后，布什对南大师生发表演讲，当时是比尔·克林顿执政，一直还延续对伊拉克的制裁，并且经常有各种摩擦。在互动环节有学生问及海湾战争时美国为何没有一举消灭萨达姆政权。现将问答内容照录如下：
　　问：你现在是不是认为美国当初最好还是保持地面战争直到完全占领伊拉克，像二战后盟国对日本那样建立起一个民主政府，而不让萨达姆在近几年给美国带来这么多麻烦？
　　答：不。今天我也不会改变做法。问题牵涉到那场战争应该怎样结束。我们接受了一项任务，是我，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安理会确定的任务，那就是终止侵略（科威特），任务并没有说要杀死萨达姆·侯赛因，也没有任何话提到要占领伊拉克。只说终止侵略。我们曾经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此目的，通过外交途径，还有联合国一项又一项决议。如果他肯和平退出，全世界都会欢呼。但是他没有。所以我们被迫作战，我们是在联合国批准的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战争，同时也是在一个历史性的联盟之内作战。当然美国在其中承担重头。柯林·鲍威尔来见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与所谓以五万条运尸袋为代价的预言相反，战争结束时双方牺牲人数都相对较少。我说的是“相对”，因为每一条人命都是宝贵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悄悄扩大任务，说“我们的任务不是终止侵略，我们的任务已经改变了，是要杀死萨达姆，是要作为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占领国”。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绝对不会有我和戈尔巴乔夫共同召开的马德里会议——那决不可能实现了。那你们就会看到联盟立即四分五裂，美国就会像萨达姆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占领国，而我，作为总司令，要对自愿参加战争的男女士兵说：“你们去为寻找近代历史上最安全的暴君而牺牲生命吧”。我能要求谁家的子弟到那里去做这样一件根本没有把握成功的事呢？
　　我们的确48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巴格达。我们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我们有第82空降师。我们有力量，在那里有五十万美国军队。要进入巴格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要向那些历史修正派问的是：“然后呢？然后你怎么办？”我们无法保证不陷入一场游击战。我们在越南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不遥远。我认为那一次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所接受的使命。如果有过那样的念头，也得先找到刚才那些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的理由。我能理解一些国内外人士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萨达姆还坐在那里对他的人民施暴，但是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不愿做一个在阿拉伯国家占领国的总统，然后为盟国所离弃。
　　小布什反其道而行之
　　美国人当然不会遵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几年之后，小布什政府继攻打阿富汗之后，又发动伊拉克战争，恰好在每一点上都与乃父告诫不可行的理由相对：把杀死萨达姆作为目标，师出无名（原来以核武器为借口证明是虚假的，又改口为“改变政权”）；没有联合国授权，而且故意绕过联合国；不顾盟国的反对，使联盟四分五裂；造成美国士兵不必要的牺牲；美国成为阿拉伯土地的占领国；无视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深陷泥淖而不能自拔。结果不但没有由此建立起所谓“大中东民主区”，而且更增加了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思想的来龙去脉，本人有另文详述，此处暂不论。总之，在他卸任时，美国战线已经拉得太长，花费了昂贵的代价，给继任者留下一个乱摊子，特别是中东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美国又不能一走了之，进退两难。
　　奥巴马的战略思想
　　客观来说，任何一届继任政府在这种形势下都面临收缩战线的任务。只是途径和重点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奥巴马上台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设法结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从中东撤退，但是举步维艰。对于美国一贯的“干涉主义”——即美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地方发生反人类的屠杀事件，美国都不能袖手旁观，当一国屠杀其本国人民时，美国进行干涉不必考虑侵犯主权的问题——奥巴马有极大保留，他认为除非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总统不应该让自己的子弟去为制止别国的人道主义灾难而牺牲生命。这一点刚好符合老布什的观点。所以奥巴马上台之前就毫不掩饰他对老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助手斯考克拉夫特的钦仰。认同他们超越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
　　在叙利亚问题上，奥巴马的思路表现得最充分。2011年叙利亚开始出现反叛时，华盛顿的主流思想库和外交谋士们都主张美国应该支持叛军推翻阿萨德政权。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底层百姓反对暴君的革命。奥巴马则不以为然，他说一边是装备齐全的职业军队，受到伊朗和俄罗斯两大国的支持，这两国在那里利益攸关；另一边是一些分散、无组织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抗议群众，无意中卷入了一场内战，美国想要不投入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而改变这一力量对比是不现实的。如今前两场战争还未结束，美国不能再找一个对象开战，他决不愿重复小布什的错误，继阿富汗、伊拉克之后再度为叙利亚陷入泥沼。他的名言是“不干蠢事”。他的这种观点并不为大多数幕僚所认同。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就认为美国如果不帮助最初的抗议者组织起一支强有力的反阿萨德部队，就会留下巨大的真空，让“圣战者”去填补。她还说大国需要有有组织的原则，消极的“不干蠢事”不能算有组织的原则。
　　奥巴马坚决不以武力直接支持反对派推翻阿萨德，但是于2012年宣布了一条红线，即化学武器——一旦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则美国将视之为对美国的安全的威胁，不能坐视。许多人都认为他这一宣布太鲁莽，因为一言既出，必须兑现。没有想到，2013年，阿萨德果真对库尔德地区使用了化学武器。这就把奥巴马推到了刀刃上。从副总统、白宫幕僚到国务卿、国防部长，都敦促他必须出击，否则将失信于天下，堂堂美国不能说话不算数。而且原先在此情况下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打击目标都已有预案。英国首相卡梅隆、法国总理奥朗德、沙特政府都怂恿美国动手，并表示愿意相助。但是奥巴马越来越犹豫，感到动武的后果莫测。此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动武，德国不参加。英国议会否决了卡梅伦支持美国动武的提议。这倒使奥巴马松了一口气，决心宁可食言也不动手。一时间，他的办公室踏破了门槛，说客如云，都是敦促他必须有所动作，以维护美国的信誉。而他下定决心力排众议，不动用武力，宣布再有人提叙利亚就免开尊口。
　　从技术的角度，奥巴马的理由是投鼠忌器；当时那里还有联合国的视察人员，美国不能冒误伤这些人的危险；如果美国直接打击化学武器设施，则可能造成毒气泄漏，引起灾难性后果；如果打击其他目标，阿萨德可能以平民为“人肉盾牌”；如果设立禁飞区，那么如何对待在那里出现的俄罗斯飞机？再者，美国出击可能削弱阿萨德政权，但不能完全推翻它，那么适足以助长他的气焰，谴责美国没有联合国授权而动武是非法的；即使消除了阿萨德政府控制化武的军事单位，如果化武落到极端分子或其他恐怖组织手中岂不是更危险？
　　奥巴马还认为，总统虽然有权做决定，但是权力不是无限的，一旦走出这一步，犹如滑坡，不可能就此停止，后续的措施不可能由总统单独承担。所以他决心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事实证明，国会态度暧昧，并不支持对叙利亚开战。
　　刚好，一星期后，在圣彼得堡举行G20首脑会议，奥巴马把普京拉到一边，责成他利用与叙利亚的关系，迫使阿萨德拆除化学武器设施，以免美国动武。随后，美国国务卿与俄罗斯外长共同商定具体措施，果然使叙利亚拆除了绝大部分化武设施。
　　整个过程在美国国内及国际上一直存在争议。奥巴马自己以及支持者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拆除化学武器设施的目的达到了，是一大胜利。反对者认为美国总统先划定红线而后食言，无论如何是对美国信誉的严重损害，而且要普京说服阿萨德发起化武，等于是承认和加强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所有这些批评，奥巴马不为所动，坚决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从深层次来讲，他有深思熟虑的战略思想，就是退出中东，重点转移到东亚地区，亦即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他总的看法是，阿拉伯地区的乱局的根源在于伊斯兰内部。虽然极端原教旨主义只是少数，但是目前起主导作用，伊斯兰其他派别似乎都莫之奈何。目前中东地区的国家没有为本国人民提供繁荣、安定的生活，只有极端的意识形态、派性冲突。由失败的国家的绝望的民众组成的各个小派别，他们之间的冲突是“部落主义”，美国在这种部落斗争中选边站，是浪费资源，只能越陷越深，不会有结果。总的说来，奥巴马认为伊斯兰在经过一场类似基督教当年的宗教革新之前，这种“部落主义”冲突不会结束，恐怖主义也难以消灭。而这一革新应该是他们自己的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
　　这一思路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转折点在利比亚。在利比亚发生抗议运动，卡扎菲扬言要“像杀耗子一样杀光他们（班加西人）”时，奥巴马也认为美国义不容辞，必须进行干涉，打击卡扎菲，拯救班加西人民，否则就会重复克林顿政府对卢旺达的大屠杀无所作为的错误。此役得到了联合国的合法授权，花费了十亿美元，成功推翻了卡扎菲政府，并处决了卡扎菲本人之后，利比亚乱局却变本加厉，局势仍然“一团糟”。由此，促使奥巴马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有一个重新认识，并对美国的干涉政策进行反思。与华盛顿的外交主流认为美国退出中东是美国势力的衰退相反，他认为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美国想要改变那里的状况，只有导向战争，从而浪费巨大物力、牺牲美国的士兵，最终美国的实力和威望都遭到损害。美国直接干涉叙利亚要付出的代价将远超过美国无所作为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不应该驱使美国士兵为与美国安全并无直接关系的理由做无谓的牺牲。这是奥巴马根据从尼克松开始的几届总统对外干涉的经验教训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所以任凭国内外舆论汹汹，他坚决不出兵叙利亚。对于说他把阵地让给俄罗斯的批评，他的回答是，俄罗斯自己要陷进去，我们何必去救他？
　　当然，反对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主义的斗争，美国还是责无旁贷，但同时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不能由美国单独承担。他对于盟国的“搭便车”——遇事总是在一旁呐喊，敦促美国干涉，而自己却吝于出力——深有感触，说美国不能总是冲在第一线，做出头鸟。但是他认为恐怖主义的危险从长远看并没有那么可怕，恐怖主义是当前的威胁，而从长远看对全人类最严重的威胁是气候问题。所以他的长远战略是关注气候、能源、环境问题。
　　从力排众议，坚持不对叙利亚动武开始，奥巴马感到自己得到解放，摆脱了华盛顿那些建制派（包括思想库）的外交传统思想的束缚，完全遵循自己的独立理念行事。
　　奥巴马还认为，深陷中东地区妨碍美国应付其他地区的挑战，利用其他的机会，主要是指东亚地区。与一个教派林立，充斥部落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军事暴力的中东地区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那里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企业家，有为改善自己生活而努力工作的人民，他们已经跃进互联网和手机时代，更重要是崛起的中国何去何从，与美国利益攸关。中东地区的人除了派别斗争之外，心里想的是多杀美国人，而亚州，甚至非洲、拉美的年轻人向往的是更好的教育机会，更富裕的生活。这些地区尽管有许多严重的问题，但是是在前进，充满活力，美国的未来应该在那个地区。所以奥巴马一个大的战略思想就是撤出中东这个烂摊子，转向亚洲和西太平洋。
　　亚太地区的重中之重当然是与中国的关系。他的说法是：如果弄得好，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美国处理得当，就有一个能力日益增长的伙伴共同担负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如果中国国内治理失败，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从而诉诸民族主义，以之加强凝聚力，或者陷于内部问题而无力承担一个这样的大国应该负起的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如果它只能以地区势力范围的角度来看待世界，那么不但美国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而且也会增加美国应付未来的挑战的困难。他一再强调，一个弱化的、缺乏自信、感到威胁的中国比一个成功上升的中国更可怕。
　　（以上主要根据2016年11月，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长期多次追踪采访奥巴马的长篇文章。还有一些他周围的人的记录和表述。由于不是作为宣传的官方讲话，奥巴马在即将卸任时比较坦诚地吐露心声，而且希望人们全面了解他的思路，所以比较可信。内容涉及面比较广，这里只谈部分有关的问题）。
　　有“特朗普主义”吗？
　　中东的乱局的确是美国一块烫手的山芋。奥巴马一心想脱身而未果，罪之者可以说他优柔寡断，支持者可以认同他的深思熟虑，不论何者，他的思路是清楚的，是逻辑自洽的。特朗普在上台前后，从公开表达的言论来看，强调美国不能包打天下，“美国优先”，要盟国多担起责任，反对全球化，等等，似乎在收缩战线上，与奥巴马的大方向一致，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以致有人怀疑他要重返孤立主义。但是他前后不一致，先说北约已过时，又说北约没有过时。对中东忽然强势突袭叙利亚，既未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也未事先会知国会，也未经过美国负责中东问题的专家论证，就在小圈子内讨论决定。此举显然与奥巴马决心退出中东的战略思想背道而驰，也违反特朗普本人一再强调的减少国际负担的口号。令举世震惊，俄罗斯反应强烈，一夜之间，美俄交恶。这一打击是以阿萨德使用化武为理由，而在俄罗斯、阿萨德矢口否认面前，至今没有拿出证据来。鉴于美国有虚构伊拉克核武器的前科，人们有理由期待美国拿出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的确凿证据。再者，既然过去普京已经说服阿萨德拆除化武装置，并得到美国认可，如今的化学武器是哪里来的？这些都有待权威机构的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叙利亚、美国，谁在说谎？该相信谁？
　　更主要的问题是，这是特朗普政府“新战略”的开始，还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下一步有没有预案？准备如何应付这一举动引起的后果，例如由此引起的大批叙利亚难民是否仍然一概拒之门外？这是他中东政策的一部分，还是如有些人猜测是杀鸡儆猴，为的恐吓朝鲜？那么下一步他对朝鲜将如何动作？
　　或许他主要是炫耀美国的超强武器——59枚战斧巡航导弹精准命中率如此高，确实给人以深刻印象。紧接着又对伊斯兰国基地首次动用号称杀伤力仅次于核武器的“一切炸弹之母”的顶级炸弹，这又正好与奥巴马的瞻前顾后成鲜明对比。如前所述，奥巴马对美国总统动用武力的权力，特别强调需要克制，慎重对待战争的行动。
　　美国拥有遥遥领先于世界任何国家的武器库，这没有任何人怀疑过。如果武力能解决恐怖主义，同时吓倒其他可能的对手，那世界就简单多了。问题在于，现在的特朗普政府是否有一个全面的战略考虑？正如有论者提出，发射导弹是政策的一部分，还是发过导弹以后才考虑政策？早在特朗普刚就职的2月间，布热津斯基与他的研究助手曾联合发表文章，提出美国需要“特朗普主义”。文章说（大意），我们原来不支持特朗普，但是他现在已经是美国总统，就希望他带领美国走向成功。美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需要给全世界一个清晰的、可信的思想导向。“美国第一”、“让美国再伟大”，可以是竞选口号，但不能算外交政策。现在急需美国领导人明白表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并且提出长远的政策思想，首先是如何处理好与另外两个军事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共同维持世界的稳定。美国决策集团不时发出一些不负责任、自相矛盾、而且表现无知的话语，让世人去猜想、诠释，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文章呼吁政府及时发表一项经过考虑的完整的政策声明，提出“特朗普主义”来。不论对敌、对友，有一个让人摸得着的政策思想，总比没有好。
　　但是两个月过去了，特朗普还是“推特治国”，随时发出零碎的意见和决定，让人猜测，尚未见完整的政策声明，却已经有了令人震惊的军事行动。对中俄的态度与上台伊始时的表现，似乎对调了一下，是即兴还是有长远考虑？又费人猜测。政治人物说话有自己的风格，不打官腔，固然容易受百姓欢迎，果断出击，秀秀肌肉也许博得一些喝彩。特朗普是生意人，生意人常说“商场如战场”，然而战场还真不同于商场，是人命关天的，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手握超级军火库的按钮，一言、一行关乎世界安危，所以布热津斯基企盼好歹有个“特朗普主义”是有道理的。
　　有一种说法，特朗普对北约、对中东、对俄罗斯的“急转弯”，包括对班农的处理，都是屈服于共和党主流的压力，向华盛顿建制派靠拢，也就是说，他的特立独行的作风正在被华盛顿的主流政治所驯服。是耶？非耶？吊诡的是，原来循规蹈矩的奥巴马却以坚决拒绝打击叙利亚，不与俄罗斯争夺中东为标志，摆脱了华盛顿外交建制派的束缚，坚持了自己独立的战略路线。从老布什到小布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的外交似乎走了之字形。作为观察者，感到颇具戏剧性。但是设身处地想，长年处于战火中的中东百姓，特别是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是什么感受呢？
　　远在天边的中东地区我们可以不理会，而长年安放在自家门口的定时炸弹，现在正在接近爆炸的临界点，如何拆弹，可能比对付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更危险、更复杂，更令人进退两难。我辈匹夫对此无权无责又无能为力，只能企盼有关诸国肉食者能有远谋，庶几无辜的中国黎民百姓免于又被卷入一场无妄之灾。（作者署名：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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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变化与奥巴马新政下的美国中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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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变化与奥巴马新政下的美国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2期。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under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Zhao Baomin
[摘要]：冷战获胜的美国在全球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但美国不具备绝对的军事优势，不能突破大国均势。后冷战时代核均势下的大国竞争集中在经济较量上，美国误判了新兴大国崛起的本质，这种挑战是经济上的而非军事上的。美国遍及全球的过度军事干预，与国内经济衰落和金融危机一道，促使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体系急剧走向式微。由于力量衰退，美国被迫实施战略收缩，以大国协作维持霸权不坠。中东政策调整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一个缩影。奥巴马执政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可能调整包括：重启中东均势以减轻战略重负；默认伊朗的中东大国地位，缓和美伊矛盾；接受中国在中东的建设性作用。战略收缩只是权宜之计，美国不会根本放弃单极霸权，决定了美国难以逃脱在全球与中东影响力下降的命运。
[关键词]：单极格局；美国衰落；战略收缩；大国协作；中东安全
[Abstrac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United States lacks real military advantages to break th therefore, great power struggle shifts to the economic front. Over-militarization and economic decline quicken the collapse of American hegemonic system. In face of waning power, the country is forced to conduct concentration and support its global role with concert of the major powers. American Middle East policy adjustment, an epitome of global adjustments, may contain: to encourage balance of power t to recognize Iran a to include China in the regional arrangements. American global adjustments will inevitably end up in failure for sake of its disastrous unipolar ambition.
[Key Words] Unipoalr P American D Strategic C Concert of Great P Middle East Security
作为冷战遗迹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正面临军事与经济衰落的双重危机。华尔街风暴重挫了美国全球资金避风港的声望，美国悬空的虚拟经济濒临险境；在军事上，美军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泥潭，且面临新兴大国崛起的强劲压力。在这个由众多角色与众多问题构成的世界上，美国单极独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力量衰落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微妙而深远的收缩倾向，美国似乎正在努力拼凑一个适合自己衰落力量的可行战略。通过适度的收缩包容新兴大国，以大国协作维持动摇的单极霸权，是美国战略调整的核心。在这一大趋势之下，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将随新总统的莅任而出现全新的面貌。
单级体系的力量缺陷
冷战终结形成了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与经济优势，造就了昙花一现的“单极时刻”。凭借无敌的超强实力，美国企图建立军事威慑下的霸权秩序。欧亚大陆是传统的大国温床，美国霸权的企图是驾驭欧洲、亚洲和中东的冲突与均势，不容许欧亚大陆上出现任何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敌对大国或反美联盟。中国与俄罗斯由于辽阔的疆域、巨大的地缘政治潜力再次成为美国单极体系下的异端。[1]美国在冷战后短暂地彷徨之后，即启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同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态势。美国的对华、对俄战略基点是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保持并不断增强军事和地缘政治优势，同时通过全球化促使两国政治与经济转型，从内部瓦解两国的凝聚力，最终将两国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1、美国“虚幻”的军事优势
在后冷战时代不可一世的强盛外表之下，美国单极体系潜藏着结构性缺陷。美国通过冷战拖跨了竞争对手而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但美国依然缺乏真正的军事优势，不能突破大国均势。历史上的大国崛起都是百战经营，新的国际秩序在军事征服与失败大国的废墟上自动形成。美国以和平手段廉价取得世界霸权，美国不能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通过实施直接的军事占领确保完全控制。以核武装为后盾的俄罗斯与中国作为独立地缘政治力量的存在，限制了美国的战略选择，确保大国均势继续存在。军事控制是大国霸权秩序的终极力量源泉，军事局限使美国不能将自己的意志不受阻碍地强加给潜在竞争者。
在大国均势之下，美国的军事优势不能完全释放获得战略补偿，有利于潜在竞争者以有限的军备实现不对称制衡，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不过是粉饰太平。大国均势的持续，意味着美国不能完全控制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不能将自己的短暂优势硬化为一种永久的帝国秩序，不能阻止大国力量对比不断循环这一亘古不变的劫数。美国启动耗资巨大的导弹防御系统即是企图用迂回手段剥夺潜在竞争者的核反制力量，因为美国不能使用直接的军事打击彻底突破大国权力制衡。美国首屈一指的核武力，全球到达的海空军退化为外交筹码与地缘政治装饰，冷战式的持久争夺依稀在大国之间延续。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的继续存在，意味着美国的优势不能一劳永逸。
冷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的锋芒指向中国与俄罗斯，但美国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遏制政策。美国优势构成的安全压力，迫使中俄通过跨越式的发展缩小与美国的力量差距。美国的失败不但源于核均势形成的安全僵局，也由于其军事与经济战略的脱节。核均势在大国关系中抑制了美国的军事选择，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互动，即是美国深度挤压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地缘政治效果，美国的军事能量消耗在无休止地干涉一些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地区和国家。而由美国资本开创和驱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了列强经济的相互依赖，为两国经济的逐渐壮大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以牺牲战略空间为代价，中俄赢得了休养生息的难得战略机遇期，并使美国走上了扩张过度的险途。
单极体系下大国均势的持续，意味着经济力量消长可能以和平过渡的方式逐步推动权力中心转移，最终改变全球力量结构。在核均势奠定的世界中，大国军事竞争弱化，经济争夺成为大国竞争的基本形式，创造财富的能力成为最具决定意义的战略力量源泉，它最终决定大国持久争夺的前景。美国与新兴大国的竞争简化为经济较量。因此，在美国的战略优势期，中国致力于经济振兴，俄罗斯医治冷战创伤，两国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而将能量集中在经济上。美国覆盖全球的军事优势不再具有地缘政治的决定性价值，也成为经济的巨大拖累，成为一种暗疾，播下了经济竞争力低下的种子。这是一个战略间歇期，没有大国恶斗，但不会延续很久。经济与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异不仅使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也迅速转变为切实的政治与军事实力。
大国战略僵持的再次形成，也意味着经过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冷战消耗之后，美国投身于又一场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美国作为新强权登台，隐然成为列强围剿的中心。数目众多的不确定的对手取代了昔日的单一战略竞争者。美国经济继续无限期地承载军备重负，不能因冷战结束而实现真正的修养生息。苏联解体遗留的权力真空，诱使美国的利益迅速向全球伸展，美国不可避免地背负了过度的军事重负与全球责任，必然对美国本土经济构成沉重的压力。历史上的帝国，都是建立在直接军事占领上，帝国本土免除了过度武装的军事重负，同时有效地消耗了殖民地的财富与资源，从而使任何可能的潜在挑战者陷于离散与贫困。美国以本土经济资源维持全球存在与全球警察行动，决定了美国的经济与军事优势难以持续，注定了美国将是历史上最短命的帝国之一。
2、美国岌岌可危的经济模式
经济力量500年来始终处于大国竞争的核心，五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大国通过纯粹的军事征服取得过世界霸权。美国之所以在20世纪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产生的向外扩张的巨大能量。远离欧亚大陆纷争的孤立主义培育了美国经济生机勃勃的活力。两洋夹辅的偏远位置与周边弱邻的地缘环境使美国立国以来相当长时期能够摆脱军备负担，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拓展。在海外扩张初期，美国采取经济帝国主义，军事与外交战略为经济扩张服务。两次世界大战使财富源源不断流入美国，造就了美国的经济优势。战后美国取得了世界经济霸权，通过美元主导了世界经济的核心运转。
战后美国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走上了昔日西欧列强军事扩张的老路，国民经济逐渐军事化。为遏制竞争对手苏联，美国对日本和西欧开放了市场，无意间扶植了强大的经济对手。同时军事经济所具有的寄生性、扩张性和对民用经济的挤压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经济的活力。70年代美国即陷入越战泥潭，庞大的战争开支削弱了经济竞争力，美国经历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内外债不断累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经济衰落的结果，意味着全球工业生产版图大幅改变。美国开始丧失经济活力，所承担的广泛的全球安全义务超越了现实的经济资源。美国经济此后由生产驱动向借贷消费驱动转型，沦落为寄生性的纯粹军事帝国。
当代美国是建立在负债基础上的，美国负债创造了经济繁荣。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开创性地建立了美元信用本位的货币体系，以高负债形式推动经济扩张的发展模式由此形成。30多年来，美国经济一直背负巨额债务超负荷运行。以美元信用为核心的浮动汇率制的形成，便利美国在经济衰落的背景下垄断全球资源。强势美元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外来投资，维持了美国的竞争力。金融在很大意义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美国的金融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变成了一个投机市场，而且愈演愈烈。美国证券市场和美元被严重高估形成了经济繁荣的假象。此一虚拟经济模式脱离了市场本原，不能持续。
美元本位制是美国经济模式的基础。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运转美元本位制，以美元换取实体资源是美国财富增长的核心。由于全球性生产过剩，美国式的透支经济得以寄生于全球金融市场，异化为一股压抑生产经济的力量。世界的其余部分将他们多余的商品和资本倾泻到美国市场，定期的美元贬值使全球财富周期性地转移到美国，美国利用全世界的资源维持霸权不坠。美国扮演世界警察，频繁发动战争导致的债务扩张被经济增长的虚假繁荣所掩盖，实体经济失去活力被私人债务消费的扩张、军事开支和金融领域的寄生性活动所掩盖。这就是美国连续几十年疯狂地与欧亚军备竞赛，还能维持军事和政治强势的秘诀。
美国经济的脆弱与美国军事体系难以承受之重必将通过经济危机的风险释放出来。当美国放弃积极的工业政策，满足于金融投机时，新兴大国却在重整经济基础。当大国争夺聚焦于市场和创造财富的竞争，徒劳地维持军事扩张对美国经济而言是慢性自杀。美国超量消费，而通过美元贬值来弥补财政和贸易赤字，最终必然动摇美元信用，自毁长城。传统的大国衰落，是在一次或几次决定性的大战中轰然倒下。核均势下大国衰落的惯常模式受阻，权力转移即以经济力量的逐渐变迁得以实现，即衰落大国在一种渐进的、长期演进的战略竞争中逐步消耗实力。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将重蹈昔日竞争对手前苏联衰落的覆辙，——当日益枯竭的经济资源无力承载庞大的军事体系及遍及全球的军事存在时，经济危机就必然爆发。
单级体系的弱化
全球化时代资本和技术资源的迅速转移，使新兴国家赶超美国的间隔期越来越短。中国与俄罗斯的复兴正在引发大规模的全球力量重组，为区域大国带来了更大的战略主动，众多挑战使美国变成了挣扎中的巨人。伊拉克与格鲁吉亚危机持续成为一股腐蚀性的力量，正在一系列地缘政治节点上诱发美国的溃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恶化，正在削弱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受困于单极霸权、背负沉重的军事重负，无法实现休养生息成为美国霸权的软肋。在经济衰退与军事遭遇挫折的背景下，美国走上了一条变得孤立和持续衰落的道路。
1、美国经济的持续衰落
美国正遭受内部经济衰落的危机，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经济活力是支撑美国单极体系与全球军事存在的基础。昔日的罗马帝国、荷兰与英帝国都曾经强盛一时，但在经济衰落之后，它们的霸权地位全都出现了无可阻挡的衰落。吉尔平对历史上霸权兴衰的研究表明，霸权走向衰落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下降、军事开支超出承受能力、消费水平高于生产水平、维护全球政治统治的成本提高、在新技术革命中落伍。[2]上述指标就是今日美国的真实写照。20年来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债务泡沫，积累了大量的系统性风险，支撑美国全球体系的经济支柱腐朽良久。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必然性。
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以借钱为基础长久支撑下去。美国整个金融体系负债累累，财政体系不堪重负。华尔街预言家希夫在《美元大崩溃》一书中指出，如果将社保、医疗、退伍军人福利，以及政府资助机构担保的债务等负债计算在内，美国的债务规模将超过50万亿美元。谢国忠说，由于背负巨额债务，美国政府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著有《美元的坠落》、《债务帝国》等书的财经评论家威金多年来一直在警告“美国破产”。[3]救市使美国联邦政府背上了更为沉重的财政负担，美国最终可以通过滥发美元来避免破产，然而这会导致恶性通胀、美元汇率惨跌、购买力下降等严重隐患。美国经济支撑霸权秩序的能力已削弱。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军备水平，维持单极战略，美国经济可能继续下沉。
滥用美元的优势地位正在摧毁了美国经济的根基即美元信用。美国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建立在高赤字、高负债的“信用”基础上，靠透支消费与金融负债拉动，完全依赖美元霸权维持运转。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这种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机制性缺陷，它正在引发全面的恶性循环。全球投资者纷纷将美国金融机构视为毒物，对美元的信心在持续下滑，觊觎美元资产，照单全收的时代结束了。基于经济衰落、巨额外贸与财政赤字、战费膨胀，美元信用透支等原因，全球资金将缓慢地流出美国，美元不可避免地走向缓慢的、影响深远的衰退，而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地位也将逐渐式微。随着美元的没落，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将下降。
美元的衰落，不仅意味着已经动摇的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丧失，更意味着美国军事优势也将逐渐流失。负债累累的白宫，其军事冒险越来越依赖全球资金的注入。一旦美元没落，整个美国经济乃至政府运作都会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美元的持续下滑将有效地削弱美军巨大的全球存在，瘫痪其全球行动能力。墨报指出，由于金融海啸的冲击，美国的帝国能力正在成为历史。[4]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全都伴随着新强国的出现，格鲁吉亚战争意味着新一轮大国权力争夺再度开启，新兴大国蜂拥而起预示着帝国战线将继续被拉长。从大洋彼岸万里之遥支撑欧亚大陆的霸权重负，美国胜任国际安全保证的有效性日益遭遇质疑。
2、美国无力承受霸权重负
中俄20年韬光养晦获得的经济力量很快转化为切实的政治、军事实力。两国秉持的建立多边国际秩序的主张由此产生战略效力。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实施战略反攻，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中俄的复出意味着全球秩序的变迁，美国独霸的格局遭受严重削弱。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正在形成；背靠核武力的俄罗斯挺过了苏联解体的大动荡，受惠于高企的油价与经济的强劲增长，俄罗斯正努力恢复昔日的战略版图，俄军舰和战机重开全球战略巡航。当俄军事反击时，华盛顿没有胆量接纳会将它卷入大国战争的第比利斯，美国的战略信誉遭遇重创。
经济丧失活力和战略扩张过度的弱点暴露无遗，而华盛顿还在按过时的游戏规则出牌。美国误判了新兴大国崛起的本质，这种挑战是经济上的而非军事上的。美国的反应正在导致美国战略优势绝望地下滑，美国早在经济战线就已经输掉了与新兴大国的竞争。美国正在陷入反美力量的战略合围，日益衰竭的资源与其宏大的全球目标不相协调，冷战后全面遏制次强大国的政策正在破局。美国在重要地缘政治节点上与次强大国的冲突正在加剧，冲突点日趋增加，而美国的反应也日趋疲弱。次强大国正在从美国单极体系的过度压力下恢复元气，搁置彼此的争端与冲突，形成一种自然的密切战略协同，战略主动权已经转移到新兴大国手中。
在核均势奠定的世界中，美国表面的强盛掩盖着战略上的无奈，而次强大国拥有恢复战略空间的空前潜力。在核均势之下，除了威胁国家生存的直接军事进攻，美国本能地避免与列强的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以免招致彼此毁灭。这一情形决定了在临近次强大国区域的争夺中，美国步步后退有其必然性。这些地区是美国的一种有限的或边缘性的利益，而对次强大国来说，它们却是唇亡齿寒的战略屏障。除非美国准备付出全面战争的代价，否则便不敢贸然行动。如俄罗斯为了格鲁吉亚不惜一战，而美国并非如此。同样，美国也不会卷入可能的台海战争而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次强大国通过破釜沉舟的勇气重新确立自己的战略空间，美国被置于无可奈何的境地。
美国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战略区都面临挑战。美国的困境在于，美国的战略优势被牵制和稀释在遍及全球的多个战略区，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美国在一处倒下，就会形成骨牌效应。在任一战略节点上后退，那么固守其他众多战略节点也不再有意义，这种雪崩般的、恶性循环的骨牌效应使美国的帝国防线没有一条守得住的底线。由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打造的战略优势几乎消耗殆尽。中美关系的持续和缓以及美俄关系斗而不破，意味着美国可以继续无节制地挥霍其战略资源，维持其帝国妄想，而新兴大国也可以继续延长其战略机遇期。美国霸权的终极命运只存在两种可能：苦撑下去以维持帝国的虚影直至最后的崩溃和一败涂地；或者无所适从，陷入战略漂流，步步后退直至帝国归于泡影。
美国中东政策的可能调整
苏联因入侵阿富汗而衰落，美国深陷伊拉克不能自拔，中东成为真正的大国墓地。伊拉克战争打破了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也把美国潜藏的战略缺陷彻底曝光。美国在混乱中徘徊了5年，美国需要拐点式的变革。在布什政权末期，美国中东政策的实用主义倾向已经抬头。在伊拉克，美国的作战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在逊尼派中寻找盟友；在阿富汗，美国防部长公开主张通过与塔利班谈判来走出危机。[5]奥巴马执政为美国中东政策重新布局提供了历史性机运。美国的中东政策将走向何方？
大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就是权力分配和政策协调。美国的优势正在逐渐耗竭，对盟友的控制也在减弱。这种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必然导致大国关系的根本变化。今天，美欧中俄四大强权经济彼此依赖，缺乏任何大国的合作都无法解决。在外交领域与蜂拥而起的新兴大国零和对决，华盛顿只能消耗日渐枯竭的战略资源。伊战后布什政府已开始表现出包容新兴大国的意愿与趋势，经济与军事的双重衰落将迫使新一届政府调整单极战略，在大国协作的框架下发挥主导作用，重拾冷战中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均势下诞生的，通过对话、合作排除危机的观念。
奥巴马新政已全面启动。在内，奥巴马政府以重振美国经济为中心；在外，致力于尽快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脱身，重点解决巴以问题、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美国正面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奥巴马呼吁国会不分党派，开展合作；副总统拜登在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也倡导国际“合作”，为新政府对外政策定下基调。这既反映出当今美国已难凭一己之力应对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主要大国提供支持，也显示奥巴马政府正在修正布什穷兵黩武、四面树敌的对外政策。这一转变也必将体现在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上。
1、接受大国协作与均势理论的主张以减轻霸权重负
中东政策演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缩影。它是全球大国力量消长与变迁的一部分，也是大国力量变迁的结果。美国在中东已陷入极端孤立状态，美国的中东政策与其全球战略收缩相适应，也必将回归务实外交。果断实施战略收缩，实现真正的休养生息，是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核心。美国霸权衰落在全球与地区层次上遗留出权力真空，这是美国实施战略调整的前提。防止中东力量失衡损害全球战略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出发点。美国需要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出发，采取大国协作和均势理论的主张避免过度介入中东，从而以最低限度的战略代价主导中东秩序，稳定全球战略。
从中东的力量结构来看，以色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构成相互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稳定中东的关键是维持这三股力量的均衡，即维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均衡；维持区域力量与伊朗之间的力量均衡。在具体政策方面，放弃用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扩展民主，尊重***传统的地位和尊严，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必要的妥协与合作，公正合理地解决巴以冲突，改善美国形象、争取民心。利用不那么直接与明显的方式来维护美国的利益，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对伊拉克反美武装，在军事手段失效的情况下，尝试某种形式的政治解决，以此收缩战线，减少军事参与。
2、承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
伊朗已成中东权力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使在最贫弱与封闭的情况下，它的人口、幅员和文化力量都在自然地向外辐射。自***革命以来，遏制伊朗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之一，冷战后单极外交理念再次为两国关系埋下了隐患。萨达姆伊拉克与塔利班政权不复存在，伊朗自动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决定性力量。受益于石油财富与变动的地缘政治处境，伊朗已摆脱美国的围堵与封锁，在周边地区发挥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在中国、俄罗斯与印度均已攀登世界强国地位之时，依然故我，处心积虑地试图把伊朗压迫至墙角已经失去意义。
伊朗在中东的大国地位已经难以撼动。美国需要用新思维去面对中东，特别是一个即将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以接触和谈判取代对伊朗的军事威胁、承认伊朗的地区强国地位，是美国化解中东困境、稳定中东秩序的决定性步骤。奥巴马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称，同伊朗构筑“以相互信赖为基础的双边关系”是有可能的，对两国关系正常化表现出强烈的意愿，表明美国对伊政策的重大转变。[6]拥有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需要、也应该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公正的位置。承认伊朗的大国地位，美国的中东政策仍将以伊朗为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但美国的遏制政策将更加灵活，将在开放与交往中寻求抑制伊朗影响力的增长。
3、接纳中国参与中东事务
冷战结束至今以来，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在中东依仗军事优势排挤中国，美国可能被迫改弦更张，接受中国的调停，以提高中东政策的效力。美国承担国际事务的能力在持续下降，军事手段让位于政治与外交，预示着华盛顿外交决策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愿意在一个更加宽泛的大国协作之下，寻求摆脱单极困境的可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已成为决定全球事务不可或缺的力量。借助新兴大国成长中的力量，分担美国的全球与地区霸权重负，维持动摇的单极秩序，符合美国的利益。否则长期疲软的经济与过度的军事压力会使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弱。
中国的作用以及中国能够帮助重建和稳定中东秩序。美国《民族》杂志网站2008年9月文章称，美国应邀请中国参与中东事务，已经失灵的、旨在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四方（美欧俄和联合国）也应纳入中国。[7]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政治与经济力量之一，继续把中国排斥在外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美国实施了几十年以遏制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迄无成功，且由于台湾融入大陆，中美关系大大改善。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中国工业的未来也将受到中东石油的推动。中国与伊朗有良好的关系，与沙特阿拉伯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这一切决定了中美在中东有协作的利益基础。
短期内美国霸权还将持续，但它将被迫重新规划其霸业。美国朝野受单极霸权影响的积弊太深，帝国存在的历史也不存在先例，在危机来临之前采取彻底的预防性战略调整。在美国经济与军事缓慢衰落、单极霸权的动荡远未见底的背景下，过早放弃单极霸权会遭遇猛烈的反弹。由于政出多门的相互掣肘与党派权力争夺，美国可能继续在熟悉的轨道上漂流。奥巴马与其之后的美国总统，将会通过适度的让步与收缩保留既得利益，容纳新兴大国，以维持霸权不坠。这种得过且过、被动反应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战略急需转型的危机。
中东政策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缩影，美国全球战略的困境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东政策上表现出来。美国霸权在全球层次上还将持续，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也将艰难维持。核均势下的大国兴衰，世界权力转移依赖经济力量缓慢变迁产生的累积效应，决定了大国和平过渡将是漫长的。但落伍的霸权被扬弃是国际体系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大国和平过渡的大趋势在全球层次与中东层次不可阻挡。全球力量消长必将产生内部消化整合的意愿和力量，美国霸权终将在时间的长河中耗竭它的力量，在全球，也在中东，逐渐变小。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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