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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刻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作者：王学俭 顾超 刘华荣 吴晓军 王宗礼& 稿源：& 08:40
　　主要矛盾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王宗礼
　　党的十九大在深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与之相适应，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科学地分析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阶段性特征，认清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历来是我党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依据，也是党和国家进行工作布局、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根本依据。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会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党和国家必须及时调整经济建设战略。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仍处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经济建设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但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则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加快经济发展，解决人民群众紧迫的温饱需求，成了党和国家必须面对的优先课题。在此背景下，我国制定了梯度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经济建设和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已经稳定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向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升，主要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现，显然，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必须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但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必须从追求数量增长转移到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方面来。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国门的打开，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认识到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因素。因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成了全党全社会的共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即将建成，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就要求党和国家必须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党和国家必须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是资源稀缺条件下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只能通过改善供给来解决。也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供给的数量、质量与结构存在问题，才导致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和国家一个重要的工作重点。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领域的需求，也必须深化相应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加强和改善供给。因此，深化各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党和国家必须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注重化解社会次要矛盾，为破解主要矛盾创造良好的条件。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事物的发展过程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但次要矛盾也作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影响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进程，而且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节点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正处在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相互累积叠加，处于矛盾的多发期、凸现期。除社会主要矛盾外，我们还面临着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等。虽然这些次要矛盾从属于主要矛盾，但它们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忽视了对次要矛盾的化解，不仅会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而且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也要科学研判和分析社会次要矛盾，统筹解决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协调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编辑：庞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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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坤 张鹏：新时代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日 10: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闫坤 张鹏
关键词：十九大;新时代;历史方位;历史使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内容摘要：正确认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改革与发展，完成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十九大;新时代;历史方位;历史使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正确认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改革与发展，完成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的重要前提。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统领各方力量，提升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一、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标识新的历史方位
　　事物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而新时代之所以成为新的历史方位，最关键的理论根据和实践要件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明确标识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从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党的十九大阐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善于抓住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的科学精神和实践品格。
　　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成为我国创新发展思路，构建新发展模式，形成新发展动力的重要基础，并形成新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落点对应“美好生活需要”，其涉及的领域和构成的范围日益广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不平衡”包括经济不平衡、社会不平衡、理念不平衡和制度不平衡等重要领域，并相互影响、彼此牵联，解决起来难度大、风险大。经济不平衡主要包括产业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和动力不平衡，是“不平衡”的基础；社会不平衡指向了阶层不平衡、流动不平衡、权利不平衡等深层次问题，是“不平衡”的深化；理念不平衡包含对经济与生态、民生与社会、积累与消费、先富与后富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的认识，是“不平衡”的显化；制度不平衡则包括准入制度、分配制度、管理制度和产权制度上的不平衡，是“不平衡”的条件。
　　“不充分”包括要素不充分、产业不充分、竞争不充分、模式不充分和形态不充分等。要完善机制，强化治理，形成有序、稳定、活力、创新的良好局面。要素不充分是指新要素的开发、闲置要素的使用和低效要素配置优化上的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前提；产业不充分是指新产业的培育、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联动发展上的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支撑；竞争不充分是指垄断的破除、竞争机制的优化和竞争环境的保障上的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保障；模式不充分是指新模式的落地程度不够、融合程度不好、对传统经营模式的整合范围和深度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动力；形态不充分是指技术形态、产品形态和产业形态上的单一和缺失，从而使模块化、分布式、共享经济等新思维、新业态的发展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延伸。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二、新的历史方位决定新的历史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变化成为新时代的内在基础，并与世情国情党情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主要矛盾的内涵有了重大变化。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愈益强烈。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
　　第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变，但要肩负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十九大报告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积极推进经济化全球化，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没有变，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的外交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决心没有变，但面向现代化规划了“两个十五年”更新更美的蓝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以此为基础，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承接历史、谋划未来，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理论体系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上十四条，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同志强调：“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我们已步入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
　　(闫坤 十九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张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姓名：闫坤 张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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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新时代化解纺织发展矛盾的根本途径有哪些？听听2017年中国纺织企业家年会发出的声音！
12月6日下午，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办、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承办的“2017年中国纺织企业家年会”在京召开。会议在主持人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端小平的精彩开场中拉开帷幕。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高勇在致辞中表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全国纺织行业管理创新成果奖是纺织企业管理创新智慧的集中体现，是纺织企业由追求数量的粗放式管理向追求质效的集约型管理转变的典型案例的集成。这些管理模式是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的治企法宝，是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全国优秀纺织企业家是创业精神、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的杰出代表。一支勇于创新、精于管理、乐于奉献的优秀企业家队伍，是建设以科技、时尚、绿色为标志的纺织强国的中流砥柱，是推动行业把握新时代、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共赢新未来的主力军。
高勇指出，行业管理创新需要适应新时代，满足新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在新时代做好三个坚持：
一、坚持科技驱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
二、坚持文化引领。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企业管理要以精神文化为底色，制度文化为手段，物质文化为媒介，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有独特的时尚品位和文化价值的中国纺织产品。
三、坚持责任导向。将企业社会责任整合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整合到产品的生产与推广中，整合到价值链和供应链中，推动可持续发展。
推进三项工作:
一是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引导企业造就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为行业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推动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
二是资本市场运营工作。借助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从眼下说能解决“融资难”等资金周转难题；向长远看，借助资本市场平台，企业创新的路会更宽广，发展机遇会更多，也将更广泛地集聚人才，实现快速发展。
三是资源配置优化工作。纺织产业转移工作开展以来，对内促进了区域间协调发展，对外推进了纺织产业全球布局进程。我们要继续鼓励并引导企业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整合全球优质自然资源以及技术、人才等智力资源，输出中国智慧、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提升中国纺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在致辞中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纺织行业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要素成本上涨不同步；产业链高端掌握能力与完善的纺织制造体系不匹配；品种、质量、品牌与消费升级需求不适应；节能环保进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有差距。曹学军指出，质量、效率、动力变革是化解纺织行业发展矛盾，加快纺织行业转型升级、建设纺织强国的根本途径，推动三大变革，首先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发展理念，向国际先进质量目标看齐，完善管理制度和质量监管体系；其次，要把创新摆在行业发展的核心位置；第三，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力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市场资源向优势企业、优质产品集中，淘汰低效、落后产能。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驻会副会长尹援平在致辞中表示，今天的中国纺织工业已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成为涵盖纺织和服装、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三大类终端产品制造，以及纤维材料制造、纺织服装机械制造于一体的“大纺织工业”，致力于打造创新驱动的科技产业，责任导向的绿色产业，文化引领的时尚产业，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尹援平希望纺织行业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要注重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充分发挥西部区域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承接东部地区产能，携手打造新经济增长点。要扎实推进清洁生产，广泛应用节能降耗减排新技术，构建绿色供应链，生产绿色产品，倡导绿色消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要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还要探索和推广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可资借鉴的先进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管理方法，推进全行业企业向生产智能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人性化、产品绿色化、组织运行柔性化等方向发展。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会长夏令敏表示，今年最鼓舞人心的事件莫过于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党的奋斗目标，也是纺织人的奋斗目标。多年来，纺织行业作为重要的民生产业，肩负着为广大消费者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的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责任。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纺织行业不断提品质、创品牌、增品种，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迈向中高端。中国纺织行业在从世界先进水平的跟随者向领跑者进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还要树立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理念，为世界提供建设科技纺织、时尚纺织、绿色纺织的中国方案。建设合作、共赢、惠及全球的纺织强国是中国纺织人的共同责任，也是中纺企协在新时代的主要任务。
他要求，中纺企协不断创新工作模式、提高工作水平，以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为宗旨，推进纺织企业管理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一是要把握好纺织产业的新方位——创新驱动的科技产业、文化引领的时尚产业和责任导向的绿色产业，这是纺织行业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目标。二是要做好管理创新优秀成果、优秀企业家推荐工作，继续推动行业管理创新工作再上新台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培育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三是要针对企业需求开展企业管理调研工作，以智能化为突破口，促进企业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四是要鼓励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将管理创新成果应用到承接转移地区，充分利用全球配置资源的优势，加速我国纺织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五是要创新工作模式，推动大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助推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上下游互通互联的共赢局面早日形成。
主题报告后，“第六届全国纺织行业管理创新成果奖” “2017全国优秀纺织青年企业家”“2017全国优秀纺织企业家”“全国纺织企业管理终身成就奖”相继揭晓，大会对获奖者进行了表彰。
随后，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总经理王臻、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建华、德州恒丰集团执行理事长付刚四位企业家代表为与会嘉宾带来精彩见解。
在论坛对话环节，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进军与江苏斯尔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德荣、青岛凤凰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守华、江苏神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子贤、上海极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裴永乐四位企业家围绕“共享与共赢”主题展开交流，企业家们分别介绍了各自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共享理念与做法，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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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font style="color:#18-04-07 10:14:57
时间：<font style="color:#18-04-07 10:09:21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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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
& & & &（作者简介：刘同舫，湖北天门人，浙江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 天学者计划”湖北大学讲座教授。）& & &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新时期”推进到“新时代”。 随着时代的跃迁，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十九大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并在把握时代发展变迁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蕴含着深刻的现实与理论的必然逻辑。 化解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必须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为着力点，通过在生产关系领域推行分配正义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继 1956年党的八大及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规范表述以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再次改变。揭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所蕴藏的必然逻辑，对深化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 &一、新时代：社会主义所处的新历史方位&&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崭新的重大判断。 揭示“新时代”的由来、阶段特征和时代意义，厘清“新时代”在社会形态中的历史定位，是我们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开启新时代征程的必要前提。“新时代”的到来是“新时期”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 的概念由此而来。新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迅速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重要发展阶段。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革除生产关系中的不合理因素，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局势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主动求新求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奋斗所创造的辉煌成果为步入新时代夯实了基础，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卓越成就更为我国社会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跃迁铺垫了扎实的基石。新时代绝不可能凭空出现，新时期孕育了新时代。& & & &相比于新时期，新时代的“新”，究竟体现在哪里？ 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发展指向。 新时期强调“富起来”，新时代则注重“强起来”。 新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推动国家快速摆脱贫困状态。 当前，中国的 GDP总量从 1978年的 3678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 80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 30%，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富起来”的总体目标已基本实现。 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将社会主义富国进一步打造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要求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富裕起来，更要在政治、科技、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实现突破，在世界范围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掌握更多的话语主动权，成为社会主义强国。 二是新的精神气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先例可循，特别是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全依靠党领导人民逐步摸索，探索时期难免战战兢兢、瞻前顾后。 然而，新时期的成功探索为广大人民树立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新时代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更具自信的精神气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广大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其一，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迈进新时代标志着近代以来备受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依靠自身努力，完成从无到有、从富变强的伟大飞跃。 这种飞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成果，是中国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其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蓬勃生命力。 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学者鼓吹“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和现实危机。 面对极为恶劣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人民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夹击下硬生生地蹚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当中国以繁荣、富强的姿态昂首迈向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时，不仅戳穿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虚妄，更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向世人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其三，拓展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回答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难题，打破了西方世界长期宣扬的现代化发展“一元论”神话，充分说明通往现代化强国的道路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为那些既希望实现现代化，又不愿依附西方强国而丧失独立主权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发展道路的选择，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标注了“新的历史方位”，表征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如何理解新时代发展阶段在整个社会发展形态中的历史定位呢？需要指明，新时代并非独立的社会形态，“新时代”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个具体发展阶段。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 在承认这种“质的不变”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量变”。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剧烈量变期。这些量变累积的能量虽然未能引发将社会推向更高层次的“整体质变”，却使社会发展产生了“阶段性部分质变”，正是在把握“阶段性部分质变”的基础上，十九大才作出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判断。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 新时代的开启，意味着新的奋斗目标和新任务的出现。 而新时代的所有目标和任务，都必然衍生于一个特定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精确定位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能够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发展质量的提升、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出正确指引。& & & &二、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必然与理论必然&& & & 十九大重新定位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方位，也重新界定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什么会发生转化，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必然逻辑？ 应当如何看待主要矛盾的转化？ 这些都是我们亟须明晰的问题。&& & & &从现实层面看，主要矛盾转化是社会阶段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确认，准确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贫瘠匮乏的生产能力与人民对物质文化产品的迫切需求之间的尖锐对立。 主要矛盾的确立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举措，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高速前进的迅猛态势。 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开始引发学者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主要矛盾经典表述的思考。 早在 2005年，一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转型的争论就悄然兴起。 有学者提出，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而绝大部分学者并不认可这一观点。 为统一思想认识，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没有变”的论断，强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没有变，主要矛盾也并没有发生变化。& & & &尽管“主要矛盾转化说”在当时是不成熟的观点，但并非没有任何现实根据，其提出是源于对社会快速发展客观状况所进行的判断。 十七大报告没有认可“主要矛盾转化说”，但承认我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主张“主要矛盾转化说”的学者察觉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但夸大了社会量变的程度。 在 2005年前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人民生活距离小康水平也较为遥远，认为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显然为时尚早。& & &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催促主要矛盾转化为现实必然。 十九大以决然的姿态宣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在对社会发展状况进行通盘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论断。笔者以为，十九大提出主要矛盾转变，是以小康社会切近建成为标志的。 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标志着旧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均发生显著变化。 一方面，生产力实现了巨大提升。 改革开放后近 40年的苦心孤诣、上下求索，推动了国家生产能力的迅猛发展。 中国制造业在 2010年就已经赶超美国，某些生产领域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涌现出一大批如天宫、蛟龙、天眼、大客机等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精尖科技创新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科研、军事、民生等各个领域，“落后的社会生产”与当前的社会实际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个体的需要层次也在不断提升。 在生产力匮乏的状态下，人们满足于温饱并展望小康社会，而随着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目标已渐近达成，人们的需求早已超越了“经济”“文化”两个传统需求领域，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已无法表征当前社会的真实状况，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成为客观事实。& & & &主要矛盾转化同样具有哲学理论上的必然逻辑。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未发生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不会改变。这种观点存在两个认识误区。 第一，将基本矛盾的不变属性强加在主要矛盾之上。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一对重要范畴。 基本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源动力，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主要矛盾则是在多种矛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发挥着主导作用。 基本矛盾是不变的、恒久的，主要矛盾是变化的、阶段性的。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贯穿于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等人类历史演进的各种社会形态之中，而主要矛盾则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形式予以显现。 在阶级社会中，主要矛盾一般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如封建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主要矛盾又可以表现为其他形式。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时，就将其提炼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理论体系中，基本矛盾规定着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特定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国内外局势等具体因素则决定着主要矛盾的具体样态。 不能将基本矛盾的不变性强加于主要矛盾之上，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必然伴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变。 第二，将质的不变等同于量的不变。 “质”与“量”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事物在内部矛盾的作用下，将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历程。 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以量变到达一定的“度”为前提。 但绝不能因为量变未突破“度”，就否认“量”的变化。 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不变，主要矛盾就不会发生变化，其实是只看到“质的不变”，而忽略内部“量”的变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同于凝固不变的“结晶体”。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保持“质”的不变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几个量变阶段，或者说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 阶段。 在这几个不同的阶段中，主要矛盾同样会发生变化。 因而，主要矛盾转化兼具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合理性与必然性。 当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可能永远停留于落后生产力与需要之间。 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定型化、不能分解而须一贯到底的看法，既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矛盾辩证法，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历史相背离。& & & &旧矛盾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消亡，而是宣告新矛盾的到来。 如何看待矛盾从旧到新“转化”的性质？ 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在新时期和新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阶段性表现，只是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 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生产和需要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矛盾对旧矛盾既有一定的继承，也有一定的发展。 这一判定是基于：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在内部发生阶段性的量变而非质变，由社会发展阶段性质所决定的主要矛盾转化的性质当然不能认为是“质变”，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割裂开来。 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质尚未改变，但矛盾的两个方面及其力量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出现了新的具体形态，而新形态既体现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又没有突破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 & & &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为内在逻辑，并在把握时代发展变迁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的、重大的历史性判断，充分展现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也为明确新时代的工作重心提供了指引。& & & &三、分配正义：化解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必然要求& & &&根据主要矛盾来确定发展目标和工作重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在十九大报告之后，着力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成为党和国家下一阶段的重要工作任务。& & & &找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化解矛盾的基本前提。“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 Ａ、Ｂ 两面，Ａ 代表了人们对未来生活向往的应然，Ｂ 表征的是现实发展的实然。 当 Ａ 对 Ｂ 提出了要求而 Ｂ 不能满足时，矛盾就此产生。 化解矛盾无外乎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解决 Ｂ 来满足 Ａ；一种是通过抑制或降低 Ａ 的期望值，来适应 Ｂ 的能力标准。 马克思指出，无限性和广泛性的需要不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而且是形成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是同时发展的，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矛盾不仅贯穿个体的一生，也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 以抑制人的需要来适应“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无异于削足适履、本末倒置，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可以依靠生产发展、制度设计等技术化的手段予以解决。 这说明，在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能动的一方，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着眼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 & &不仅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应当抓住矛盾主要方面的主要问题。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现实中表现为各种具体问题。 不平衡的发展是指社会内部各要素、各主体、各区域之间在发展速度、程度、质量上的失调，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各领域的发展不平衡；国家、社会、个人各层次主体的发展不平衡；城乡、东中西部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代际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等。 不充分的发展是指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发展尚未达到预计期望值，未能完全兑现发展潜力，表现为社会生产与创新能力、发展效率有待提升等。 相比于“不充分的发展”而言，“不平衡的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在当前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 & &将贫富差距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主要问题，同样有着现实和理论上的必然逻辑。 从现实角度上看，困扰我国多年的贫富差距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根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从 2012年到2016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474、0.473、0.469、0.462、0.465，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0.4。 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进度与百姓期望值尚有差距。从理论角度上看，其一，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展是以人为主体和目的的发展，离开“人”这个发展的主体和价值皈依，在没有情感的物的世界谈论发展毫无意义。 而各种不平衡的发展，都必将以现实的人为载体并通过人在经济上的差异得以展现。 只有解决了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问题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的发展”。 其二，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已预见到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可能导致的不公平问题。 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他特别强调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满足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放任贫富距日益扩大，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无差别。 其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 贫富差距是最容易引发群体情感共鸣的社会问题。 作为群体性动物的人时刻处于生存性的比较之中。 特别是现代人深陷于信息社会的裹挟之中，网络和移动终端将贫富差距以一种全息式的图景和全天候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加剧了人们对于差距的感官和心灵冲击。社会贫富差距势必会滋生怨恨心理，激化社会矛盾，冲击平等的社会结构，甚至有可能诱发执政危机和共同体认同危机。& & & &通过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抓住主要方面的主要问题，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就聚焦为一个重要任务：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妥善地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 & &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必须把握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个体而言，包括先天的主体差异性（个人天赋、能力和兴趣等），后天的个体努力程度、对机会的把握、阶层与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等主客观因素。 从社会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是其根源。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历史中并非总是同步前进，大多数时候，两者呈现出交替前进的姿态。 当前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滞后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制度未能充分体现公平与正义是其主要表现。 我国现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脱胎于马克思对经典社会主义的构想，在特定时期内极大地刺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效率与公平的失衡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分配中经常强调的是效率优先，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平成为效率的“牺牲品”，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断扩大。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影响美好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落后的生产力，而是社会群体间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折射出的正是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的现状。 因而，“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与当前社会分配有欠公允的矛盾。 就消除分配不公而言，亟需在生产关系领域中通过调节分配制度来实现分配正义。& & &&怎样的分配才是正义的分配？ 在“正义” 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罗尔斯的相关理论以窥其究竟。罗尔斯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其观点中包含的“机会均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对于我们推进分配正义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关于机会均等，罗尔斯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应当是机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社会。 机会均等强调起点、过程的公平，即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面对相同的游戏规则。 也有人认为，“机会均等”原则在当前社会并无施行的可能，因为推行机会均等的初始环境存在差异，先富起来的人完全可以凭借财富的累积获取土地使用权，购买技术等生产要素，并以此参与新一轮分配。 “上一轮市场竞争的结果必将成为下一轮市场竞争的起点，于是已有的实际上的机会不均等又为今后的实际上的机会不均等准备了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既是历史的、经验的前提，也是历史的、经验的结果。 每个人生来就继承了各种差异，世界上不存在先天的绝对公平。 在不公正的基础上公平地给予众人均等的机会，并不能抹去已有的不均，其结果同样是不公的。 笔者认为，机会均等虽不足以挽回历史上已有的不公，但却能够防止这种不公进一步扩大，对于完善现阶段的分配制度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 & &人们通常认为，应当以“公平”的方式去化解社会不公，但从“机会均等”在现实中遭遇的挫折可以引出一个看似荒谬的观点：社会不公不是以“公平”而是应当以“不公”的手段进行修弥。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不公”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正义。 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时反复强调，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就应当正视社会成员所有天赋的和后天条件（特别是物质条件）的差别，并根据这些差别作出区别对待。 但马克思并没有把分配领域作为依靠来践行他的正义观。 他认为，分配其实是由生产决定的，从分配入手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每位成员都能够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有的贫富差距以及与之有关的公平和正义问题自然会烟消云散。& & & &马克思的正义观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罗尔斯。在建构正义观时，罗尔斯显然十分关注社会成员在先天和后天条件上的差异。 相比于马克思将实现正义的希望寄托于生产领域，罗尔斯则更倾向于在分配领域构建某种原则来实现正义，这就是所谓的“差别原则”。 在差别原则下，人民通过分配得到的财富和资源可以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原则致力于使“最少受惠者”受益，也就是让底层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差别原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人们的天赋、出身、背景、社会关系等先天与后天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差异，将偶然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 & &分配正义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必然要求，罗尔斯关于分配正义的两条原则，对于我们推行分配正义颇有裨益。 其一，社会上所有职务和地位应向所有人开放，为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平等享受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创造必要的机制和条件，防止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化。 其二，社会分配应当将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最大限度地提升弱势群体的福利，不断扩大发展成果的覆盖人群，使发展成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享有，缩小已有的贫富差距。 当然，仅仅依靠分配领域的正义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罗尔斯建构的正义原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问题的最终解决要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智慧。 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决定分配，只有从生产领域入手，以生产力的极大丰富为前提，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才能完全摆脱贫富差距、公平正义等问题的困扰，从而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 这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创造出更强大的生产力。 马克思的“长远之计”与罗尔斯的“权宜之计”相比，更加凸显了前者的思想高度和高瞻视域。 我们在借鉴罗尔斯思想的同时，必须认真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并将其灵活地运用于破解社会现实问题之中。& &&& & & &（原文选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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