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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升级与国际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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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并购将成为引入外资的主流
数据显示截止至11月，2006年全球企业并购金额已经超过历史最高点2002年的33320亿美元，目前更多的资金开始从欧美并购市场向亚洲等新兴市场转移。目前中国每年在引入海外资金中，并购资金不足10%，而欧美国家的外资并购比例则在70%到80%，中国的外资并购比例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略低。造成这样的局面关键在于民族保护主义对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发展依旧离不开更多国际资本的进入，过往的投资模式已经遇到发展瓶颈，为此可以预期在未来十年间，国际资本将主要通过并购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目前收入差距非常大，低成本出口模式必将持续相当长时期，同时中国需要技术升级离不开国际市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已经发展20年，引进外资主要目的是弥补国内资金不足，而今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而目前民族经济保护主义者所倡导限制外资的效果无疑是闭关自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无法脱离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
实际上全球范围产业转移的序幕刚刚拉开，以往中国更多承接了低端制造业，重点是消费类产品生产,而目前重型制造业大规模的转移刚刚开始，未来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等都将向低成本区域大规模转移，中国能否承接新的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中国发展自身的重型制造业体系必须看到技术差距，因为目前中国重型制造业体系中，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依靠这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梦想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没有外资的进入，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同样未来没有外资的持续进入，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就将受到阻碍，中国经济就会出现拉美经济所遇到的问题。
世界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民族的既是全球的，经济开放是必然的，中国唯有全球化和经济开放才能获得发展，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只有主动通过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对接，才能加快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自身的比较优势，为中国真正的崛起奠定基础。中国崛起需要全球的支持，经济需要多元化，文化需要多元化，各种资本共存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多元化的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发展力的关键，为此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企业的重组整合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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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资者关注中国并购市场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其成为外资关注的焦点，对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在亚太地区，除日本之外，中国是最大的、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吸引海外投资者的则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廉价劳动力，出口和迅速增加的中产阶级为跨国公司提供空前的、大规模的消费者群体。
中国政府的领导层平稳的交接保证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监管结构的不断完善将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环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的改革，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同时投资机会显现。
并购对中国国内公司受益的关键在于外国战略合作者的投资可以帮助国内公司完善企业管理结构，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中国公司可以通过海外战略投资者引进技术，改革管理模式，提高效率和劳动生产力，通过海外战略投资者了解更多海外具有核心价值的资讯，股权优化的最大收益是通过剥离非核心资产而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发展其核心业务。同时中国企业通过股权结构整合，为进入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海外投资者参与中国企业的重组，而中国经济和法律管理体系的逐步完善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关键。
解析换股并购交易模式
目前在海外并购交易的过程中，现金交易模式的核心地位正在被换股并购交易模式所取代。换股并购是指收购公司将目标公司的股权按一定比例换成本公司的股权，目标公司被终止，或成为收购公司的子公司的购并方式，换股作为并购方对价支付的手段，通常是定向增发的新股份或者公司回购的库藏股，换股视具体情况可分为增资换股、库存股换股、母子公司交叉换股等。增资换股即并购公司采用发行新股的方式来替代目标公司的股票。换股是公司合并的基本特色，收购者将本身股票当作价金付给目标公司股东，通过股权交换完成并购。
在美国，公司可直接发行新股用以向对方公司股东购买股票。在换股付款中，卖方必然考虑买方股票本身目前市价与未来潜力，以及各种长期性的税赋问题。收购者若系绩优上市公司，其股票反比现金受卖方欢迎，而且现金必须在当年度由申报所得，而若以股票支付，卖方唯有在出售时方需对利得加以课税，因而对卖方较有利。在估价上，卖方需考虑收购者若系发行新股，必然稀释每股盈余而使股值下降，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完成交易后所取得的买方股票，在交易市场上股价的升跌至为关键。
换股并购主要是全部换股、换股加现金、换股与现金选择权相结合等几种方式，在确定换股比例和现金金额时，应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如税收、融资能力、负债经营风险等因素。同时考虑自身的股价水平和愿意支付的对价上限等因素，考虑被并购方的股价、行业地位、市盈率、资产状况、未来发展和被收购方股东出售股权的心理价位等，并结合行业并购的溢价水平，以确定合理的换股收购溢价水平。
在境外资本市场上，换股并购逐步取代现金交易模式成为主流，以换股方式进行并购交易越来越多，其占总额的比重显著提高，2000年美国以股票或股票加现金方式支付的部分占到72％。大型并购主要通过换股或换股加现金的模式完成，宝洁收购吉列就是典型案例，通过这种方式快速实现行业整合。
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收购及兼并是企业在发展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中国企业收购兼并，企业家看到并购交易是企业扩张的基础。中国企业正在进入并购快速发展阶段，过往更多的企业并购大多为政府经济改革所需，许多并购违反了基本并购原则，而随着海外投资者积极进入中国市场，今天中国企业间并购更加趋于理性。
目前中国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能过剩，而产业整合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并购将成为中国优化市场和产业结构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粗犷发展模式，各行业中小企业占据主导，欠缺规模效益加之产能过剩，收购兼并将成为促使行业整合的推动器。可以预言未来十年，中国的许多行业将进行惨烈的产业整合和竞争格局调整，而并购交易将是中国产业整合成败的关键。
在成熟市场中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于收购兼并，企业增长的关键在于不断整合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企业价值，而收购兼并是企业获得发展所需持续力的关键手段。并购是企业寻找经济新增长点的关键，是企业价值重估的过程。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剥离非核心资产，不断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
我们认为，今后服务性行业将受到并购资本的关注，保险业、银行业、资产管理业、证券业、电信等服务业成为焦点。而传统产业的并购交易主要基于国有企业为了摆脱长期亏损的局面，亟需资产重组，而国有企业实现效益增长的关键在于资产重新整合。同时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在其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均遇到发展瓶颈，资产和股权结构亟需提升，同时收购为更多私营企业者提供了绝佳的退出机会，从而为进入新商业领域奠定资金基础。
为此我们建议无论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重组，还是私营企业的股权整合均需要站在国际视野上，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基础，全力承接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和整合的契机。
成功并购为中国企业的新课题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中并购将成为主旋律，中国企业将进入一个并购的高峰期，而中国企业如何成功进行并购交易成为企业家必须补上的一课。
更多的跟踪研究表明60%的并购交易完成后，并没有成为企业行业和商业整合的利器。分析企业并购交易完成后，企业资源整合失败的原因时，我们发现许多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初，并没有一个企业系统性的发展战略规划，而所有的企业战略规划基本是基于自身企业发展基础上的，缺乏对并购交易的战略思考。同时一个企业在进行产业扩张并购时，关键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调整，企业文化建设和人力资源的整合在收购兼并中极为容易被忽视。
为此我们建议中国企业需要从以下几个环节补上这一课。首先，企业需要制定以市场驱动战略为基础的长期战略规划，明确企业发展目标，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选定并购目标，企业如何选择交易方式和结构，这里包括制定合适的收购价格、选择有效和现实的交易方式，同时必须兼顾企业未来的治理和资金问题。完成并购需要考虑如何妥善地计划并处理公司合并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增强他们对并购成功的信心，与企业内部人员的有效沟通不容忽视。
中国的企业并购需要基于明确其经营的最终目标，以企业制定中长期战略为基础，使并购成为企业实现中长期目标的重要步骤。企业管理结构和股权结构的整合是企业并购的基础，因为企业并购完成后，公司治理成为并购交易成败的关键，为此中国企业在涉足并购扩张之初，需要对自身企业的管理体系进行优化。中国企业需要清醒地看到并购交易是一个长期过程，股权转让仅仅是并购交易中里程碑式的标志，如何进行新标的企业的整合才是并购交易的关键。
并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整合
中国从80年代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目前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期和工业化早期，产业组织呈现出相对分散的状态，同时中国经济的外延式扩张，过度竞争，部分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能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急待提升，而产业需要加快整合。
企业为生存需要在市场上进行过度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滑，生产能力扩张刺激了中国的投资需求，导致许多大宗原材料出现了阶段性紧缺，价格飙升，产业波动加剧，环境破坏严重，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维系。目前中国产业结构中存在明显缺陷，普通行业中产业集中度较低，充分竞争，缺乏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企业，而同时资源性行业完全垄断，直接造成大部分行业充分竞争，而部分行业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垄断行业由于竞争不充分，利润均为暴利式，极大地浪费资源和抬升整个社会的成本，而充分竞争行业必须依托垄断行业发展，直接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失衡。
并购是中国推动产业结构整合的重要手段，而我们谈到的并购是需要市场行为的并购，而非行政式的并购。中国产业结构能否成功整合的关键在于垄断行业的市场化，多元化资金结构的并购行为出现。因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于提升充分竞争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提高规模经济效率，而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资本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及中国的经济实力需要产业结构整合，打破垄断和提高产业集中度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并购交易将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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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关键字: 产业经济转型结构资本扩张
（一）危机发生前的国内宏观环境
年经济危机发生时，为拉动内需而进行的大规模国债投资，主要用于修建基础设施，为新世纪前后中国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硬件&&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宏观经济的复苏和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的重新布局，中国以远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完善得多的基础设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
1、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新世纪前后在全球金融资本进一步过剩、膨胀的驱动下，发达国家出现了传统产业向信息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国际产业布局亦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世纪中期发生的第一次产业转移，主要是因为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西方绵延数百年的列强纷争的地缘战略格局，而新形成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巩固其地缘控制格局而双双开展雁阵式产业输出&&美国向西欧和日本，苏联向东欧和中国。二者的不同在于，美国完成了配合地缘战略的产业转移，随后率先进入金融资本扩张阶段；而苏联的产业转移因与中国发生关系主权问题的争议而中辍，也为其后期解体埋下伏笔。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第二次产业转移，大抵可归于因制造业资本溢出效应提升了要素价格，而使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外移出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及产业资本阶段必然发生的国内劳资矛盾不断增加，全球发生了一轮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其特点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以此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20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以来，发达国家大批冷战时期的军事科技成果转为民用，推动了以知识经济为产业经济基础的产业升级，继续成为发达国家产业对外转移的推力。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可称之为第三次，主要是另外一种机制。
2、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三大过剩&与&三驾马车&失衡的加剧
2003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高涨，客观上与国际宏观经济进入景气周期是步调一致的。从2003年开始直到2007年，中国GDP在5年间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到2007年时达到峰值13%。林毅夫在1999年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当时指的是劳动力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如果再加上在新世纪完成金融改革之后出现的金融资本过剩，应该是&三大过剩&。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日益深化，三大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在经济高涨期内被进一步强化。
劳动力过剩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就一直面对的问题，虽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有大量的农业过剩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08年也已经达到了46%左右（这个数值是按照新修改的指标定义而在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比重&&作者注）。理论界对城市化多有质疑，农村仍然有1.3亿&2亿的剩余劳动力存在（聂名华、杨飞虎，2010）。
从资本过剩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由于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不足、高等消费市场发育不足，不仅消费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国内储蓄率也大幅度上升，银行系统从1994年开始出现存差，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存差已达12519.7亿元，存贷比为69.5%，说明国内金融资本过剩也日益严重。
从一般制造业产能来看，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重工业项目平均5年的投资周期后，大量建设项目建成并集中投产，形成总供给能力突然加速的局面，加剧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
3、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中国在资本短缺条件下的招商引资，与国际产业资本过剩条件下追求向要素价格低谷转移而出现的资本供给，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投资拉动型增长道路的形成与年财政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财政权力有关，也与年危机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权力有关。
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资源资本化都是在地方完成的（前两者的地方属性不需多说，劳动力要素那时不能自由流动）。因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产业的在地化发展，使这三种资源资本化收益的相当大部分留在了&三农&内部。
但是，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及1998年金融系统全面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力都被极大地削弱，加之劳动力自由流动，此时，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资源可以用国家之名来支配。当新一轮宏观环境利好来临时，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资本化助推所辖地域内的招商引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即使没有招商引资也要靠滥占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来创造银行资本进入当地的政绩。
只是，这些非生产性投资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大规模负债！鉴于中央也不能承担这种地方越来越累积的债务，遂使货币大规模不断增发成为唯一手段。
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过程是：由于制度规定和与小农之间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开发商并不直接和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小农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垄断性权力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再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各种城投公司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融资主体，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到2006年，在东南沿海的县市，高达数百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约60%靠土地融资；而在西部，银行贷款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份额更高达70%&80%（蒋省三、刘守英等，2007）。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快推动城市扩张，以增加各种地方税种规模及土地出让收益。到2002年地方营业税比重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税种。2006年时营业税在地方税收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3%（排第二的企业所得税比重为18.1%）。而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种，这就使得加快城市扩张以扩大建筑业、房地产业营业税的规模成为地方增收的当务之急。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在增加财政收入动机的驱动下，地方政府2002年以后对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世界银行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革课题组，2005）。
（二）以&三农&战略为代表的&民生新政&对2008年危机&软着陆&的作用
1、&三农新政&出台的背景及内容
20世纪90年代末期因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第三次乡村治理危机，根据我们近年来所进行的理论归纳，乡村治理危机主要归因于制度变迁中强势主体为最大化获取制度收益而逐层向外进行的代价转嫁，这个分析对于中国&三农新政&的出台背景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农业要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这双重风险，因此农业比之其他现代产业天然具有弱质性。更本质地看，在从传统社会向所谓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三农&要面对的不仅是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还要面对因强势利益集团主导政策供给而导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风险&&承载制度变迁的代价。
因此，无论在经济危机时期还是城市和现代经济部门快速发展的阶段，在经济基础方面&三农&领域的资金、土地等稀缺资源都在大幅度地加速流出，即使在乡村的资金要素也愈发难以和农村中候鸟式迁移的劳动力要素相结合，客观上不仅导致了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日益衰败，还使得1997年以来的第三轮农村治理危机总体上不仅没有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和高涨而自发缓解，反而有加重态势&&尽管随着2004年全国启动农业税费减免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2、农村&资本池&和&劳动力池&调节功能的修复
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三农&新政的同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一方面使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农村作为&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有所修复；另一方面，使县域经济作为城市之外的&第二资本池&功能得以加强。这对于纠正国民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的&三大过剩&和&三驾马车&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中国经济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具体传导机制是：其一，史无前例的大量支农投入，客观上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的部分过剩资本和产能，按当年价计算，年间支农投入超过14731亿元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央对农业的投入包括：支农支出（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以及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经费、农村救济费等项，限于统计数据，年数据只包含支农支出、年数据仅为农林水利支出，因此实际支农投入应大于17904亿元。
另据测算，年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累计达30967.52亿元；平均每个农户家庭约1.5万元、年均约2500元。这不仅使农村资本池的资本存量大大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也提供了大量在地化非农就业，使得受到极大破坏的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得到改善。
其二，大量的惠农投入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加。政策界普遍认同新农村建设对扩大内需的作用，认为农村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根据马晓河等人的研究，年间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75.3%，而同期市民为69.5%，对于农村消费来说，用&给点阳光就灿烂&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年，我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增加量只有1000亿元左右，而在2004年增加量就翻番达到2312亿元，2005年前7个月同比又增加了1480多亿元。有学者估计，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将会使&十一五&期间农村每年平均增加4000多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新增贡献将达2个百分点以上。
其三，因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原来的因经济关系紧张而普遍爆发的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而转变为一般性的农村内部的财产利益纠纷，整体上改善了农村的稳定状况，这是&三农&能再次承载危机转移代价的社会基础。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在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之际仍能有惊无险地从容应对的重要基础性条件。
（三）年：第二次输入型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在加入经济全球化后发生的第二次典型的输入型危机面前，经济体系对外需波动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自不待言；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政府此前和同期在&三农&领域的大量投入，恰似为这驾在失衡中疾驰的经济&马车&铺就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中国是在连续几年加强三农投入的坚实基础上，才具备使危机&软着陆&的条件。
1、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应对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引发的以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立即就对中国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使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出口对中国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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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而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由2007年的5.4%上升到2008年4月时的8.1%，而2008年国内CPI月度最高也达到8.7%。这使长期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经济立即受到影响，加之国内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2008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下降到9%，尽管仍然保持在高位，但与前几年相比已经呈现出趋向萧条的态势。
总体来看，面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输入型的构成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领导人表现得信心十足，在世界舞台上进退裕如。也许，正是由于中国此前已经未雨绸缪地进行了宏观调控和新农村建设，因此算是一次更有准备、更有基础的应对。
直接来看，此次输入型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同样是内外需求两个方面着力。
与应对上次输入型危机相同的是，积极利用财政投资带动内需增长。
2008年中央出台文件，提出在2010年底前新增投资4万亿元（其中中央安排1.18万亿元左右）。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投入及所带动的地方和社会资金的总投资规模就达到4000亿元。从2008年8月&2009年12月，中央政府连续7次发出文件调高相关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试图以此弱化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的冲击。
2、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功能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这次中国危机应对中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措施的&超前性&：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地各部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意见。2005年中央政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开始增加投资于&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调整。亦即，在2008年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早已在3年前就已经成规模地加大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国债投资了！
虽然，2005年中央政府采取对中部和农村增加投入的政策，是对国家&十一五&提出的指导性建议，其初衷并不是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的救市投资，也不是缓解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但客观上却正在发挥着依靠县域经济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既提升内需，拉动国内过剩金融资本投资，又能够更多地容纳内地农村劳动力以促进城镇化。
虽然这些政府措施从提出起就遭遇很多激进学者的批评，但连续几年的数以万亿计的大规模投资，还是&单兵推进&地带动了中西部和农村的基本建设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其客观效果，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连带发生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起到了吸纳这些回乡劳动力的作用，纾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对于在农村不再有地可耕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点尤为重要。
（本文原标题：20&21世纪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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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国际转移化解国内过剩压力 提升经济话语权
　　通过产业的国际转移，不仅有利于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而且能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
　　产业国际转移，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组合。通过产业国际转移消化过剩产能，是发达国家消化过剩产能的共性规律。
　　对中国而言，要消化过剩产能，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现有庞大的生产能力找到与之相适应的需求，把相对过剩的产能引导到有序升级和满足新出现的需求上来。当前，我国正大力启动消费需求，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寻找新的外需增长点。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产业国际转移是消化过剩产能的有效宏观治理路径。努力实现外需的拓展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
　　大力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
　　我国企业的主要比较优势是适用技术、中等技术和某些进入成熟期的产品。这些技术和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有相对优势， 而在发达国家一般不具备优势。因此，在产业转移的区域选择上，应该以发展中国家作为产业转移的重点，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边际产业转移型”区位选择。现阶段，要以“边际生产成本”为指导思想，转移那些处于边际生产成本恶化的加工贸易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涉及机电行业和轻工服装业。为充分发挥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区位选择应该是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地区，以及东欧、中亚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从距离上看，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比较接近，运输成本较低。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未来还将和中国、日本、韩国形成10+3的自由贸易区，货物、人力和技术的流动的障碍将越来越小，这对承接制造业的转移非常有利。非洲、南美、东欧、中亚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着发展经济、资金短缺和解决国内就业的困难， 而我国“边际产业”相对起步较早、规模较大、技术较好、成本较低， 选择上述投资区位既有利于东道国解决国内需求和就业问题， 加快东道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同时也能实现我国产业的外部延伸， 增强产业竞争优势，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从而达到双赢。
　　“市场寻求型”区位选择。通过与国际上有市场需求的国家产业合作，转移过剩产能。一些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制造等，尽管产能在国内是负担，但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期，在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较大需求。又如，澳大利亚没有光伏生产企业，因而不会产生类似欧美“双反”的贸易摩擦，所以是我国光伏过剩产能转移出处。
　　“避开贸易壁垒”型区位选择。将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产业向那些拥有出口免税区的国家转移。我国纺织、服装鞋帽、通信设备、计算机、化学工业等产业，对出口的需求依赖度高。这些产品，在国内生产，出口到国外，消耗的是国内资源，污染的是国内环境，从资源与环境压力考虑，应该将这类企业转移出去。目前洪都拉斯、摩洛哥、多哥、马达加斯加等国家拥有出口免税区。因此中国可以考虑将外贸加工产业转移出去到这些国家。
　　“资源寻求型”区位选择。通过与资源型国家合资合作，构建外部战略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体系。能源方面， 中亚应重点选择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主， 中东以伊朗为主，拉美以委内瑞拉为主。矿产资源方面， 应该选择印尼、越南的锡矿， 南非的黄金、铂金、钒， 澳大利亚的铁、铝、镍， 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的铁矿、秘鲁和智利的铜矿等。林业资源方面， 应重点选择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大洋洲的新西兰，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刚果、利比里亚等。渔业资源的不足，则应重点选择渔业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些临海国家， 如东南亚、南太平洋和西非国家。
　　多种方式实现产业国际转移
　　通过海外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产业垂直分工体系，以带动我国技术和设备出口。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非洲、拉美等地对中国制造业高端耐用消费品、机械设备、高端机床、数字化通信产品有相当大的需求。中国的设备和技术也普遍适应当地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更具比较优势。对新兴市场增加投资不仅是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和避开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本文来源：t望观察网
　　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以商品输出方式对外援助，以消化过剩产能。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大量进口来自美国的工业品和原料，不仅及时消化了美国的过剩产能，而且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建议国家用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国内劳动力及多种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出口。这种援助计划是国家信用为主与市场机制协调的行为，需要动用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资源投入来减少受援国不还债或无力还债的风险。
　　如果是信贷援助，应设立“定向采购”绑定方案。危机以来，根据联合国外发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下降了25%。这些发展中国家得不到传统的资金援助，对中国的期待巨大。如果将这些援助，设计一个“定向采购”绑定方案，即规定信贷援助的60%用于制造业的投资，而这些商品来源必须向中国采购。这样就能使中国企业产能输送到境外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
　　通过对外承包工程消化过剩产能。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发展基础设施、农业和基础制造业等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造血”功能的领域。对外承包工程既可带动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又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基础。同时，通过对交通、电力等特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强化自身在东道国的影响，可以形成与发展中国家在紧缺物资和战略性资源开发方面的“一揽子”合作。据统计，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增加1美元，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4.92美元。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中国企业早已有过诸多成功经验。
【编辑:叶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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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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