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民企企业家犯罪 宋林和刘汉谁更过分？_网易财经
国企民企企业家犯罪 宋林和刘汉谁更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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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426例案件（其中1例案件的企业为跨国公司，1例为台商独资，归入民营企业范畴）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245件，占426例案件的58%，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181件，占426例案件总数的42%。一、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1.华润集团宋林等涉嫌贪腐案※&2.中石油李华林、冉新权等腐败案※&3.&21世纪报系总裁沈颢等人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案※&4.内蒙古金融行业高管杨成林、武文元、王振坤等因涉嫌犯罪接连案发※&5.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邵禹斌等涉嫌受贿案※&6.戴晓明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7.河南省粮油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夏富恩受贿案※&8.广州白云农工商张新华腐败案※&9.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10.安徽军工集团黄小虎贪污、受贿、行贿、职务侵占案二、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1.昆山“8·2”特大爆炸案※&2.邢利斌案※&3.上海福喜集团案※&4.广西柳州正菱集团廖荣纳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5.马乐“老鼠仓”案※&6.刘汉、刘维等36人涉黑案※&7.周伟思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案※&8.富金堂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9.宗连贵、黄立安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10.中宝投资负责人周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1昆山“8·2”爆炸案：再敲生产安全警钟无视国家法律，违法违规建设和生产，安全生产管理混乱,安全防护措施不落实。是昆山“8·2”爆炸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日上午，昆山“8·2”爆炸事故涉事企业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昆山中荣公司”）董事长吴基滔、总经理林伯昌、经理吴升宪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犯罪一案，在昆山市人民法院进行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判决结果将在一审结束后择日宣判。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安全第一”是亘古不变的话题。有一例例企业非法、违法生产导致的悲剧作为反面教材，安全生产事故却始终未能杜绝。昆山中荣公司特大爆炸案用鲜活的生命为企业安全生产再次敲响警钟。玩忽职守酿悲剧日7时35分许，昆山中荣公司（台商独资企业）汽车轮毂抛光车间发生特大爆炸。昆山中荣公司创办于1998年，注册资本880万美元。其核心业务是电镀铝合金轮毂，主要从事铝合金表面处理。当爆炸发生时，车间内共有员工264人，其中261人在车间内工作。爆炸发生后，当场确认死亡人数44人，随后在前往医院救治途中和在抢救途中死亡人数24人。经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是因涉事企业问题和隐患长期没有解决，粉尘浓度超标，遇到火源发生爆炸，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这起爆炸事故给这个连续8年位列全国百强县第一位的县级市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以及心灵震荡。这起重大铝粉尘爆炸事故，共计造成146人死亡，11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已达3.51亿元。8月7日，昆山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正式对该企业董事长吴基滔、总经理林伯昌、经理吴升宪刑事拘留。事故发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派员赶赴事故现场，直接组织查办，成立了由最高检和江苏省三级检察机关组成的检察专案调查组，严肃查办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行为。“昆山模式”引反思自1992年以来，昆山开发区在周边乡镇相继建立起十余个工业配套区，形成了庞大的工业区体系。“昆山模式”&以其扩张速度和规划战略引起外界关注。在昆山爆炸事件发生后，一度引起了社会上对“昆山模式已经失败”的解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主席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查明事故原因，追究责任人责任，吸取血的教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在国务院事故调查报告公布后，昆山市委书记被免职、市长被撤职，加上昆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均因年龄原因将退休，昆山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四套班子”在一个多月内“全下”的现象。惩罚归惩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如何给经济高度发达但是与此同时压力高度积聚的“类昆山”城市更多的支持、理解，如何在改革的角度、法治的前提下解除新的发展阶段的各种障碍，保证企业生产的安全性，比惩罚本身更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警惕违法生产导致的犯罪由法人杂志、法治周末报社、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联合发布的《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指出，在企业家犯罪中，事故类犯罪主要发生在生产环节，凸显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昆山“8·2”特大爆炸案、2013年发生的青岛石油管道爆炸案等接连不断发生的安全事故，时刻在警醒企业家和监管部门，安全工作责任重大，对待安全生产应当慎之又慎，这绝不是小题大做。由于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不够，使得一些企业家存有侥幸心理，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认为企业不会出安全事故。2013年最高检下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依法保障和促进安全生产的通知》，严惩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严惩安全事故类犯罪，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样需要严惩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及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王建功律师总结事故责任说道：“无论我们在惨案发生后将其中的法律问题分析得多么透彻，都不能改写这些悲剧。”对于企业家而言，及时清障安全隐患就是在远离刑罚的红线。杜绝企业违法生产导致的悲剧，也是在为自己回避悲剧。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2邢利斌：“涉水太深”难自保传统的煤炭经营模式，带来巨额利润，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看似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面对国家日益严峻的反贪腐形势，显得异常脆弱、不堪一击邢利斌199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专业，这并未能让他彻底远离犯罪的红线。日上午11时许，邢利斌被警方从太原武宿机场带走。曾经的山西首富，一手运作着山西省最大的民营煤炭能源集团——山西联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联盛集团”）。邢利斌长年低调行事，在政商两界人脉极广，纵横捭阖于煤炭市场，其公益形象和出手大方，曾给当地民众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因“7000万嫁女”风波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开始和“炫富”“奢靡”挂上钩。白手起家到坐拥百亿资产邢利斌的第一桶金来源于租赁经营的柳林县金家庄乡办煤矿，随后其以8000万元的“白菜价”获得了当地最大、储量1.5亿吨的国营企业柳林县兴无煤矿的全部股权。获得兴无煤矿这一“利润奶牛”后，邢利斌的个人资产跃至数十亿元，进而一跃成为山西柳林首富，资产超百亿元。邢利斌旗下直属、控股煤矿15座，年产原煤300万吨，洗精煤120万吨。2008年5月，其将旗下3座煤矿注入上市公司福山能源，进而成为福山能源第二大股东。2009年，邢利斌与旧相识闫国平联手，率领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华润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了资本金高达38亿元的华润联盛，由闫国平出任董事长，邢利斌持股42%。据了解，当年集团实现销售收入57.75亿元，税金21.6亿元。2010年，由山西省古交市三个煤矿引起的金额高达79亿元的并购案，使三方参与者不断受到牵连，原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于2014年4月被中纪委带走，山西首富张新明下落不明，邢利斌作为此次并购案的中间人，因华润董事长宋林被调查，也被卷入其中。申请重整自保2012年开始，在连涨近10年后，中国煤炭市场遭遇拐点。包括联盛集团在内过惯了好日子的煤企身陷捉襟见肘的境地。日，邢利斌申请破产重整，获得吕梁市柳林县人民法院的受理。邢利斌申请破产重整的目的是想让欠债320亿元的联盛集团获得司法保护时间，期间所有债务停息止付，资产获得保全，法院不能执行拍卖，债权人不得哄抢。据媒体报道，邢利斌提出的重整方案是加大产能获取更多收入。按他的计划，联盛集团2014年达到1100万吨煤炭产量，2015年达到1500万吨；从2014年开始，逐步减少负债，到2021年减少至100亿。而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56亿元资金，由战略投资方和当地企业共同出资。邢利斌提出的重整方案遭到债权人一致的强烈反对。日，14家债权机构向山西省委、省政府提交报告，以债权人利益受到侵犯等理由要求停止重整。山西省高院也认为柳林县接受重整的司法程序有瑕疵，应当撤回。重整在各方角力中停步不前，一晃又是3个月。邢利斌被带走正值联盛集团重整的关键时刻，历时近4个月的山西最大煤炭民企重整案再度被打上了一个问号。破产程序再启动联盛集团在吕梁的地位举足轻重，企业职工数以万计，其所在的柳林县财政收入此前位列山西省第二，而手握全县一半以上煤矿资源的邢利斌，对柳林的财政贡献接近半壁江山。邢利斌被带走，他的90后的独子成为联盛集团破产的主要决策者和当事人。陈家湾煤矿是联盛集团旗下的全资煤矿之一，由于集团爆发的债务危机，加之重组谈判长时间未能得到有效推进，陈家湾煤矿已经拖欠工人工资将近一年。据《华夏时报》报道，2015年春节前的最后几天，吕梁市的司法、公安、工商等部门，已经召集基层工作人员开会，布置开展关于联盛集团破产的相关工作。据了解，相关文件及授权来自山西省省级办事部门。吕梁市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华夏时报》记者证实了联盛集团破产的消息，该工作人员称，“方案在春节前就已经出来了，因为还要中央层面的批示，所以暂时还没有公布，可能很快就会有更准确的信息公布。”“联盛集团破产牵扯的人和事太多，最不确定的就是稳定问题，那么多工人、那么多工资、那么多的民间借贷，可能都会引发问题；至于银行方面，很可能引发难以预计的连锁反应，好在银行经历了这么久的铺垫，可能早有准备了。”上述吕梁市工作人员称。!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3福喜案：食品安全保障不分国界作为外企子公司的上海福喜集团暴露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提醒国人，食品安全保障不分国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没有国别限制中国人的舌尖并不都如《舌尖上的中国》展示的那般有福气。接连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断撩拨着我国食品监管部门、食品生产商以及消费者的神经。早些年间，外资快餐店因为标准化生产在国内消费者心中拥有良好的产品品质和品牌形象。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违法行为的曝光，让国人再次对食品安全监管凉了心。变味的洋快餐日，上海电视台东方卫视突然播放了一则深度调查新闻。该电视台记者卧底两个多月发现，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的行为。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福喜”）是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美国福喜集团的官网显示，集团目前在中国共设立10家公司。上海福喜是其母公司(OSI集团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第二个国际标准的肉类、蔬菜加工企业，是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记的外国法人独资企业。视频反映，通过对过期食品回锅重做、更改保质期标印等手段加工过期劣质肉类，上海福喜再将生产的麦乐鸡块、牛排、汉堡肉等售给上述快餐连锁店。根据记者暗访的线索还获知，上海福喜在厂区之外还另设一个单独的仓库，在该隐蔽仓库里，上海福喜将别的品牌的食品换上自己的包装。节目播出后，上海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连夜出击，控制了上海福喜违法生产的证据，查封了该企业，并要求上海所有肯德基、麦当劳的问题产品全部下架。日，福喜集团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谢尔顿·拉文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报告整改措施，表示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法律配合调查，全面承担责任。问题早就存在日，调查组约谈上海福喜相关责任人，负责人承认公司多年来一直存在使用过期原料的政策，并且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授意。据了解，2013年1月，一位自称“曾是福喜集团的内部员工”的网友就爆料称，上海福喜食品的肉类产品存在问题。该网友指称，上海福喜还曾经用发臭的鸡翅原料加工烤鸡翅。此外，上海福喜给日本麦当劳提供的是优质原料，而中国用的却是过期原料和质量较差的原料。这几条微博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曝光后，该微博内容被网友翻出，并引起大量转发和关注。该网友在微博上表示，“本人2013年爆料的绝对是事实，那时候曝光了没人关注。”事件另一爆料人华师（化名）曾供职于一家食品加工企业，该企业也是某洋快餐企业的供应商。他向媒体透露：“洋快餐企业偶尔也会派人到食品加工企业调查，但是供应商报表会修改，不是生产食品的人不一定能看出问题”。对此，洋快餐店并非无所作为。爆料人华师还表示，洋快餐企业选择供应商一般会选择规模大的，主要是看其产品产能、质量以及环境等。另外，快餐企业一个产品一般会找两个供应商，“一个出事，至少还有一个”。咎由谁取日，上海市检察院网站发布消息称，上海福喜涉嫌使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公司高管胡骏等6人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批准逮捕。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最高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表示，“福喜制度化、常规化违法生产，相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管不力要负一定责任。很多政府部门对不良企业监管不够，即使查出来也是轻打两下。一头是现实的利润，另一头是看不见的社会责任、经营伦理，没有良好道德感的企业家多半难以把握。要让所有企业经营者看到，一旦犯错要付出极高成本，才能产生警示作用。”爆料人华师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背重要原因是国内违法成本太低，“国外可能会被罚得倾家荡产”，“但在国内不怕，福喜到了中国也是入乡随俗了”。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4廖荣纳：柳州前首富的跌落之路正菱集团的资产规模曾经以百亿计，骤然崩塌一是缘于其管理水平没有跟上规模扩张，二是近年来银行对其放贷的全面收紧“眼看着他起高楼，眼看着他宴宾客，眼看着他楼塌了”，从“广西柳州首富”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廖荣纳的“楼起”与“楼塌”之路堪称跌宕。畏罪潜逃日，广西柳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发布&《关于依法登记与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发生集资关系情况的通知》（下称《通知》”，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正菱集团”）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集团董事局主席廖荣纳畏罪潜逃。有消息证实，在警方发布《通知》之前的2014年4月，廖荣纳业已离境。2014年6月，当地警方将廖荣纳的小儿子、曾任柳州正菱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廖某某控制，对其进行调查。案发之后，公安部协调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通缉廖荣纳。目前国际刑警组织官方网站已显示有关通缉信息，廖荣纳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中国司法机关通缉。同时被通缉的还有廖荣纳的妻子、曾任正菱集团董事局副主席的叶祉群。据了解，在吸收公众存款方面，警方查到正菱集团借款合同1500多份，总合同金额约32亿元。《通知》发布之后，到公安机关登记债权的债权人只有600多人，&很多人并未到公安机关登记。据了解，向廖荣纳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最著名的一种国际通报。它的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的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成于实业正菱集团曾是广西“百强企业”之一，业务涉及汽车及零部件、建材、物流、房地产等多个领域。廖荣纳是2009年“胡润百富榜”上榜人物，被认为是当地首富。经济参考报曾以《正菱集团董事局主席廖荣纳：梦与祖国共成长》为题报道廖荣纳的成功事迹。廖荣纳创业30年，白手起家，他办过养猪场、建过发电站、组过运输车队，之后又涉足水泥、建材、建筑工程、房地产等行业。经济参考报曾以《正菱集团董事局主席廖荣纳：梦与祖国共成长》为题报道廖荣纳的成功事迹。廖荣纳创业30年，白手起家，他办过养猪场、建过发电站、组过运输车队，之后又涉足水泥、建材、建筑工程、房地产等行业。90年代，国家鼓励民营资本收购重组国企的大收购行动。廖荣纳顺应时势，先后参与收购20多家老国企，公司已成为汽车、挖掘机、装载机、发动机、机床等整机及零部件制造为主体，水泥、建材、建筑工程、房地产齐头并进的企业集团。进入21世纪，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给正菱集团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2005年，正菱集团从单纯的资产经营跨入资本经营领域，注册资金达两亿元创办柳州正菱担保有限公司，这也是广西第一家担保公司，集团正式进入金融非银行服务业。之后，又相继成立典当行、拍卖行等相关公司，进入金融服务业的各个领域。2008年，正菱集团参股桂林银行，廖荣纳当上了银行董事。年，正菱集团先后创办贺州鸿运小额贷款公司、柳南区运通小额贷款公司，参股柳江县柳银村镇银行。经过几年发展，金融服务产业成为正菱集团又一支柱产业。毁于扩张廖荣纳出事之前是柳南商会会长，各类商会是廖荣纳宣讲自己融资理念、高息集资的平台。除此之外，正菱集团的另一非法吸储重要平台是集团下属的担保有限公司。曾向正菱集团发放贷款的银行在2013年初进行风险排查时发现，正菱集团负债率过高，短短数月内银行将贷款规模急剧缩减至4亿。信贷被收紧之后，正菱集团一开始并没有马上向个人进行借贷，而是先把手伸向友好企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正菱集团又开始大量向个人借贷，这也成了柳州警方将正菱集团列为非法吸储案的导火索。很快，这些后期受高息诱惑入局的债权人便发现了问题：一直以信誉著称的正菱集团竟然不能按月发放利息了。2014年3月开始，情况急剧恶化，那时几乎所有的个人债主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收到利息了，一些债权人开始将正菱集团告上法庭，4月警方介入调查，5月底对外公告称正菱集团涉嫌非法集资。金融圈有句名言：“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没穿内裤。”事后人们觉悟到，为廖荣纳借钱作担保的集团和下属担保公司都是他自己的，实际就是没有任何担保。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雄章教授认为：“金融机构近年来针对一些利润下滑以及产能过剩行业均实施了收缩的措施，其中就有正菱集团准备大力发展的房地产行业。正是内忧外患之际，正菱集团以高负债率继续实施激进的扩张策略，显然过于冒险，由此酿成危局。”!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5马乐：惊动最高检的股票基金经理作为最高检在经济领域犯罪第一次抗诉的案件，马乐案警示金融从业人员，在利用巨额资金交易时，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刚入而立之年的马乐经历过一审、二审和三级检察机关的抗诉，心里的悬石仍然无法落定。日至日，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人民币10.5亿元，获利1800余万元。最大老鼠仓日，马乐主动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自首。根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马乐案情节严重，但马乐具有主动投罪情节，且到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属自首，依法从轻处罚。”随后，马乐因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追缴违法所得1883万元，并处罚金1884万元。在接受讯问时，马乐供称：“我利用控制的三个证券账户，先于基金账户买入，基金账户再买；先于基金账户卖出，基金账户再卖，使控制的账户获得稳定的较高收益。”公诉方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马乐案涉案金额高达1800万，这个判决结果对整个基金行业的老鼠仓行为没有威慑力，该判决量刑明显不当，于日对该判决提出抗诉。日，广东省高院对该案做出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广东省检察院认为终审裁定确有错误，于日提请最高检抗诉。日，最高检检委会研究该案，认为本案终审裁定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决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律师吴冬介绍说，“马乐案”是最高检在经济领域犯罪的第一次抗诉。情节是否特别严重成争议焦点马乐案“判三缓五”的判决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人认为马乐案“量刑过轻”。从马乐案量刑来看，是否“情节特别严重”是控辩双方争辩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情节特别严重”为：证券交易成交额在250万元以上的；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75万元以上的及其他严重情节。而马乐所犯第180条第四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仅规定“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而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马乐的辩护律师刘子平曾向媒体表示，“老鼠仓”案里，基金经理们很多时候是靠自己分析判断信息的，其获得的渠道与内幕交易不同，因此，“危害结果也没有内幕信息犯罪那么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刑法第180条第四款的“情节严重”，只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要素，量刑时应引用第一款所规定的全部法律情形：“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定刑必须是明确的，所以，刑法条文的后款在援引前款法定刑时，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一定引用的是全部法定刑;如果是部分引用，一定会有明确的表述。”为何屡被抗诉日，检察日报刊文《“最大老鼠仓”案为何被三级检察机关抗诉》，采访了马乐案公诉人——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黄锐意、最高检公诉厅起诉二处处长张晓津，释疑为何三级检察机关都对这一判决“说不”。《检察日报》援引黄锐意的话称，刑法第180条第四款中的“情节严重，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中的“情节严重”，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入罪门槛。量刑时，应全部援引第一款所规定的两种量刑情节。张晓津看来，从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金额来看，累计成交额达10.5亿元，从中非法获利1883万余元，都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应当认定马乐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并依法对其予以罪责刑相一致的惩罚。最高检对马乐案提出抗诉，是要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在金融领域，不断产生的“老鼠仓”案件，拷问金融领域企业的监管成效。阮齐林认为，对于交易次数多、交易额和获利特别巨大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行，适用缓刑，不足以实现刑法报应和预防的目的。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6刘汉：戛然而止的黑白人生刘汉等人已伏法，但是案件背后的启示值得社会深深地反思，尤其是其中涉及的政商关系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的罪犯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执行死刑。作为民企大佬的刘汉等人最终伏法。2010年，《华尔街日报》曾就矿业投资采访过刘汉，他说，“刘汉从来都是赢家，刘汉从不失手。”如今看来，他彻底失手了。日，湖北省咸宁市检察院对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21项罪名提起公诉。其中，刘汉、刘维涉及15个罪名。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法制日报等媒体均对此案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以及评论，强调查办此案彰显了中央“反腐打黑”的坚定态度，并称刘汉集团背后的“保护伞”也将随之公之于众并受到制裁。期货发家2014年8月，《人民日报》在刘汉团伙二审结束后评论道：“刘汉团伙是十八大以来判处的‘性质最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并表示法治中国不容黑恶横行。关于刘汉、刘维两兄弟称霸政商界的故事，能更好地诠释我们所处这个年代的色彩，他们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还要从刘汉等人的发家史讲起。刘汉五兄妹是在德阳市的县级市广汉市长大的，其中刘汉、刘维两兄弟在20世纪80年代一路摸爬滚打出来，二十年后，刘汉成为身价百亿的成功商人，既是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也是连续两届四川省政协常委。刘维则成为广汉黑社会的“哥老倌”（四川方言，即领头混黑社会的人物）。刘汉、刘维两兄弟走的虽是不同的道路，但是却手足情深，命运交缠。20世纪90年代，刘维因经营的卡拉OK厅和电子游戏厅与广汉市黑社会发生冲突，此后不断增强自身势力，甚至到后来的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刘学军等人都曾现身其歌舞厅。刘维后来被当地人称为“哥老倌”和“勇哥”。在他迅速崛起的5年内，以涉嫌多起命案为代价，迅速积累资金到2000余万元。2000年，刘维成立广汉市乙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刘汉的公司代理丰谷酒的销售，也涉足娱乐业、赌博、建材和砂场等。与刘维的黑社会背景起家不同，刘汉走的是一条政治荣耀的商人之路。1984年，19岁的刘汉是一名广汉市化工总厂机修车间工人。1986年开始，他离开工厂开始贩卖木材，因为他知道“木材生意不是在差价上挣钱，而是尺寸上挣钱”，他用半年的时间获益数万元，取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其后，刘汉用这笔钱开了个门市部，继续经营木材生意，为了进入“主流市场”，他通过关系找到体改委的领导，将门市部挂靠在体改委下属的广汉平原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相应的，体改委的领导每年会在刘汉处得到几千元的回报。1991年，刘汉还就读于四川联合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获得了专科文凭。并于1993年进入期货市场，开启了他巨额资本累积的开始。刘汉的第一笔期货生意是在成都的一笔10万元锌的交易，但是并没有预期的丰厚盈利，他继而转战上海，以200万元贷款买铜，继而盈利2000万元。1995年，刘汉在成都进行高粱期货生意，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盈利2亿元左右。1994年，绵阳市市长邀请已经跻身富豪行列的刘汉投资当地的河堤修复工程，刘汉因此得到承诺，其会得到300亩土地的好处。在这块土地上，刘汉开发了益多园小区，这是刘汉与地方政府官员的首次利益交好。1995年，刘汉斥资1.2亿元投资绵阳城边涪江江心的小岛村开发房地产。1997年，刘汉以注册资金1亿元在锦阳注册汉龙集团公司，旗下有四川平原实业有限公司、益多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小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此后，刘汉陆续投资成立了汉龙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汉龙实业有限公司、绵阳市丰谷酒厂等公司。随着刘汉与政府的关系日渐密切，其经营范围扩展至太阳能、高速公路、天然气、水电站、城乡建设和矿业等，先后控制共计约70个公司，包括多家上市公司，刘汉庞大的商业帝国逐渐形成。据新华社报道，在案发前，刘汉等人的资产共计约400亿元。而与此同时，2009年刘汉被“胡润慈善榜”评为四川“首善”，在汶川地震中，他所捐助的“刘汉希望小学”屹立不倒，为全国人所熟知。犯罪行为多样在刘汉商业帝国逐渐建立的背后，也伴随着一个个为人知、血债累累的不法行径。2013年4月，公安部指定刘汉、刘维一案由湖北侦办。办理该案的公安民警辗转四川、北京、广东等10余个省市，掌握了大量刘汉、刘维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和指使杀人等主要犯罪的证据。刘汉、刘维伙同他人网罗多人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穿梭于政府和市场之间，企图创造政商合作的“黑金帝国”。然而，该组织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和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当地形成重大负面影响，并对广汉市的赌博游戏机行业形成非法控制，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不止于此，刘汉及其组织成员通过贿赂、拉拢腐蚀等手段，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庇护，帮助组织成员逃避法律追究、重罪轻罚或轻罪快放。通过利益输送，该组织与“保护伞”结成了较为稳固的利益联盟，严重损害了行政和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如刘维通过过年发红包，出资购车，多次用给予现金、皮衣和手表等方式拉拢、腐蚀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刘学军、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刘忠伟和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原处长吕斌。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保护伞”的勾结，不仅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庇护，而且严重地损害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后果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等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刘汉、刘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依各自的犯罪事实，分别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度”是衡量的标准刘汉等人已被执行死刑，但是案件背后的启示值得社会深深地反思，尤其是这其中涉及的政商关系。过去30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并高速发展，因为这一特点，企业家注定成为改革的推动者，但是结果却是迥异的，有的人成为受益者，有的如刘汉般沦为阶下囚。网易财经在进行相关报道时认为，“在现今的商业环境下，政府口径是在不断放开，也在不断鼓励民资活跃与创新。不过，与成熟经济体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稀缺资源的把控仍面临问题。有理想好，但是切不可过于理想化，因为在中国这个典型的市场，企业家要想更顺利成长必然需要敏锐感知当下政商环境的变革。”21世纪对此案进行报道时认为，“马云被李克强总理点赞、雷军受认可曾让不少人欢呼，认为民营企业家将会迎来春天。彼时喧嚣之际，正值中央重大决策即将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人们看到：民营企业家在体制中正不断地获得政治认可。”如何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变化，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如何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中寻找自己正确的定位，在遵循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如何在宏观、细节层面进行管理创新、找到自己正确的市场预判与定位，以及如何建立自身的商业伦理，是民营企业家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7周伟思：“20亿”村干部的亦官亦商之路周伟思的亦官亦商之路虽然落幕，但是其引发的思考远远不能止于此，村干部如何监管成为社会反思的重点在旧城改造、城市建设过程中，行贿受贿行为亦是多发，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行为应如何界定以及处理的问题，亦官亦商的“20亿”村官周伟思案再次为社会敲响了警钟。“20亿”村官？周伟思，深圳龙岗南联社区村委主任，亦是原龙岗区人大代表。案件的起因源自于天涯论坛网友“90后小李”在日发帖《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元芳，你怎么看》，称其拥有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估计资产超过20亿元。日，周伟思因涉嫌受贿罪、行贿罪被执行逮捕，事后查明，作为深圳南联社区一名村官，周伟思曾受贿5600万元，比此前落马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还高出两千多万。面对种种铁证，周伟思最终不得不俯首认罪。2014年1月初，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周伟思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于日在深圳市中级法院受审。本案的复杂性在于周伟思亦官亦商的身份，检察机关对其犯罪事实定性的依据是周伟思的任职和时间变化。周伟思作为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常务副站长从事公务期间，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在城市更新旧改项目中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时，犯的是受贿罪，属于职务犯罪。而他作为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股份公司副董事长，在从事基层自治管理工作时，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当他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好处时，犯的就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属于经济犯罪。周伟思其人周伟思的履历表显示：1960年出生，初中学历，1976年在生产队做工，1987年在家务农，1992年去广州做生意，1998年在龙岗做生意至今。正是这个简历并不出众的村官，在深圳市规划和国土方面公开资料上却显示：拥有获得房产证的物业共20余处，包括1栋办公楼、6栋工业厂房、6栋宿舍和1栋住宅。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周伟思是个能人。”改革开放不久，周伟思就开了个小卖铺，出售小百货补贴家用。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因为有大批的香港人到村里租赁地皮，盖厂房，受此启发，有点本钱的周伟思就在1987年涉足建筑业，当起了包工头。除此之外，周伟思在香港兄弟的帮助下，向其借款10万元，进行圈地盖房，随着依靠厂房收到的租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周伟思进一步买地盖农民房，依靠如此滚雪球的方式，周伟思开始了他的资本积累。在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中，周伟思位于深惠路沿线的部分物业被改造拆迁，并获赔上亿元，物业骤然升值数倍，一夜暴富。2004年，深圳全市城市化后，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已任村委会主任的周伟思，顺其自然当上了居委会主任。此后，他又陆续担任社区居委会主任、股份公司副董事长、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等职务。在周伟思看来，每年工资10万元出头，相比身家过亿，这份薪水微不足道。“钱对我来说确实不重要，当初干这份工作确实是想为居民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周伟思当上村官后，也确实带动了当地的发展。据南联股份公司相关人员介绍，本地居民每人每年分红超过1万元，在龙岗区256个股份公司经济实力排名第二。周伟思说，导致他身陷囹圄的天基公司旧城改造项目，看中的就是自己的职务之便和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周伟思动员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的补偿条件，促成该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达成补偿协议。检方公布的材料中表示，该旧改项目中，周伟思收受开发商逾千万元好处费。对于该地块的开发，南联居民一直心存异议。深惠路边上地铁口地块商业升值潜力巨大，最终却以社区名义以4000万元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土地溢价收入被地产开发商获得，南联社区居民及股份制公司却未分享收益。居民认定，周伟思就是幕后推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在担任南联村官后，周伟思的财富暴涨多大程度上与职务有关。亦官亦商的周伟思也因为自己的野心最终导致了身陷囹圄的结局。涉案数额巨大在网贴事件后，周伟思刚开始曾矢口否认，并暗示这是举报者恶意中伤。日，周伟思在接受媒体群访时表示，自己的财富来源是做生意和拆迁补偿款。深圳市纪委和龙岗区纪委即介入调查，后来发现周伟思不是党员，于是由市、区监察局调查。周伟思是自行去纪检监察机关接受调查的，但是之前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了周伟思等人的违法违纪线索。检察机关认为，虽然周伟思自行前往纪检监察机关接受调查，也坦白交代了犯罪事实。但根据法律规定，这是在办案机关掌握其违纪违法线索后，才交代的，不能算自首，只能算坦白。日，深圳龙岗南联原村官周伟思涉嫌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万的巨额贿赂案第一次开庭，周伟思对被控的罪名供认不讳。检察院公诉称，周伟思帮人解决建楼款收受200万，违规建楼善后行贿他人20万。2009年9月，在南联股份合作公司与被告单位某实业公司合作建设统建楼过程中，某实业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人范某命为感谢被告人周伟思帮助某实业公司解决建设资金问题，于2009年10月的某天下午，到周伟思位于植物园的家里，送给周伟思人民币200万元，周伟思收下。后来该款被周伟思陆续用于购买二手车和支付物业装修款。统建楼所在地块的土地性质是工业用地，不能建商住楼。为使违规建设的统建楼顺利建成并通过检查，作为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的被告人周伟思多次送给龙岗区城管局副局长兼土地监察大队长、查违办副主任何某（另案处理）共计港币20万元。村官须有效监督周伟思的亦官亦商之路虽然落幕，但是其引发的思考远远不能止于此，村干部如何监管的问题成为社会反思的重点。在旧城改造、城市建设过程中，贿赂犯罪多发，企业家应当提高警惕。本案周伟思既是深圳龙岗南联村村官，同时也是南联股份合作公司的负责人，亦官亦商。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周伟思利用手中的职权大肆牟取不正当利益，并且随着身份的转换时而受贿、时而行贿，独自一人即能上演一场受贿、行贿的贿赂犯罪大戏。新浪在案件审理后曾进行评论，认为村干部的监管漏洞，是村干部腐败的根本原因。广州、深圳等地的纪检监察部门表示，这么多村官出事，关键在于他们身份上的特殊性，导致了对其监管的盲区。实际上，在日常管理中，村干部几乎没有有效监督。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岳经纶教授分析认为，村居是自治组织，没有所谓上级一说，而村民选出的村居主要负责人，以集体经济名义向银行贷款、开办集体企业等具体行为，村民往往并不知情，集体经济是赚是赔也是村干部说了算。负责“亿元村官”案的中山市小榄镇纪委书记冯结红说，村干部不是公务员，不受国家禁止公务员经商的有关规定限制。而镇、街道一级的内部文件规定，更多的只是一个“形式”，起不到约束作用。村官问题不仅仅是对其定位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反腐倡廉的一部分，周伟思案件虽然就此终结了，但是由此引发的思考却远远不能止于此。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8富金堂公司：扛着“国务院”大旗诈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伪造国务院公函后坐地行骗，胆子之大令人咋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合作方式是多样的，合同的成立要件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也是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在经营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对公文、证件的真伪仍存在一种盲目相信的现象，如何界定公文的真伪，提高在经济合作中的警惕性，富金堂公司案件为企业敲响了一记警钟。私刻公章诈骗在大亚湾澳头小桂村海边，一座小山头被推平，俨然一个新项目就要进行施工，但是这仅仅是表象而已。日，广东惠州大亚湾地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位于大亚湾澳头安惠酒店对面的珠海富金堂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金堂公司”)以签订合同为名，涉嫌诈骗他人钱财高达几百万元。4月26日，公安机关对富金堂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某全以及该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周某、张某英等人进行控制，当场扣押公司资料、资质证明材料以及相关合同。大亚湾地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在立案侦查后，发现富金堂公司打着“国务院国家重点工程办公室公文函《任命书》《委托书》”的旗号，私刻华戎强兴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戎公司”)和惠州市本航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航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伪造了富金堂公司向华戎公司承接“惠州大亚湾国家石油储备库围堰填海造地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和向本航公司承接“国家成品油战略储备油库(8168工程)”的《合作协议》，又以惠州大亚湾国家石油储备库填海造地土石方工程和惠州大亚湾国家石油储备库围堰填海造地土石方工程这两个项目为幌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诈骗行为。自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期间，富金堂公司以伪造“国务院国家重点工程办公室公文函《任命书》《委托书》”等文件签订合同的方式，收取上述项目的工程承包者的履约保证金。该公司分别与不同的公司或个人一共签订19份上述项目工程的《联营施工合同》，并先后收取共计400万元的项目工程履约保证金，保证金均被富金堂公司挪作他用。为吸引更多的施工队前来签订上述项目的合同，骗取项目工程保证金，许某全还指派公司人员在大亚湾澳头小桂村的一块靠海被推平的空地上，在隐瞒当地村民的情况下，自编自演了一场“华戎强兴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大亚湾国家石油储备库开工典礼”的开工仪式，以骗取该项目的工程承包者的信任。根据最新报道，本案的嫌疑人许某全被执行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提高警惕为首要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融资渠道也是花样百出，有的企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有的企业集资诈骗，还有的企业通过合同诈骗来获得资金。《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指出，欺诈类犯罪是本年度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中发案率最高的经济犯罪类型。企业家在追逐经济利益时会比较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如果收益高于成本，企业家就会选择追逐利益，甚至铤而走险，通过欺诈的方式追逐利益，而如果欺诈犯罪的成本高于所取得的利益，企业家将无利可图，欺诈类犯罪尤其是合同诈骗犯罪会相应减少。对于企业家而言，实施欺诈类犯罪成本低是该类犯罪多发、频发的原因之一。本案所涉及的富金堂公司以投资为表象，冒用国务院的名义进行诈骗，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警惕合同诈骗，提高对公文、证件的真实鉴别的重视敲了一记警钟。!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9宗连贵案：开启制假售假犯罪重罚金时代对制假售假者处以严苛的财产刑，使企业在权衡成本与收益时，不仅不敢制假售假，而且不愿制假售假，宗连贵案的判决预示了低违法成本时代的结束宗连贵、黄立安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入选2014民企企业家犯罪十大案例，本案所涉犯罪数额之高、危害之深、影响之广、判处的罚金之高，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实属罕见。同时，这也是一起利用刑事手段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本案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市场环境的净化，均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生产销售假冒食用油价值千万元2007年11月，宗连贵、黄立安共同出资成立郑州鼎鼎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鼎油脂公司”），自月至日期间，雇用多名工人在其公司内生产假冒“金龙鱼”“鲁花”注册商标的食用油并销售，同时将购进的非法制造的“金龙鱼”“鲁花”注册商标标识对外销售。2011年8月，郑州警方得到线索，在郑东新区一个粮油市场，有人销售假冒的金龙鱼、鲁花食用油。后警方发现，平时鼎鼎油脂公司是在接到订单后，按需生产，极少有存货。工人从远处的一个仓库里拉来“金龙鱼”“鲁花”的商标，再从另一个仓库里拉来塑料桶和瓶盖，快速灌装运走，不留痕迹。鼎鼎油脂公司建立了一个庞大且牢固的销售体系，公司客户经理会联系下线经销商，形成点对点的关系，长期合作，经销商买油时，被“明确告知食用油是假冒的”。法院审理查明，宗连贵、黄立安等人自2009年11月至2011年9月通过销售假冒名牌食用油，获取的非法经营数额达19，24.9万余元。其中，已销售数额19，21.3万余元，尚未销售的假冒食用油价值36，640元。日，郑州中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宗连贵、黄立安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且系主犯。此外，在明知宗连贵、黄立安生产的食用油系假冒的情况下，陈金孝等仍接受雇用，从事生产、销售，非法经营数额达人民币19，249，759.5元。2009年底至2011年，刘志勇等人在明知宗连贵油脂公司生产的“金龙鱼”、“鲁花”食用油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况下，仍多次购买并销售，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人民币。宗连贵、黄立安等人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志，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志罪。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宗连贵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处罚金1050万元；判处黄立安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50万元。其余26人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志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被判拘役至有期徒刑8年不等。此案28名被告人在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同时均被判处罚金，罚金总额高达2704万元。一审宣判后，20名被告人提起上诉。省高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重罚金刑，净化市场企业家制假售假，如果涉及食品安全，那么社会危害就更大。中国法院网发表的评论认为，该案是一起利用刑事手段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该案是河南法院系统实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典型判例，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精神。本案中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点是对于制假售假犯罪财产刑的适用极其严厉，本案罚金总额高达2704万元，远高于2009年11月至2011年9月企业通过销售假冒名牌食用油获取的非法经营数额1924.9万余元。对制假售假者处以严苛的财产刑，增加制假售假企业的成本，使企业家在权衡成本与收益时，不仅不敢制假售假，而且不愿制假售假。本案有力地震慑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净化了市场环境，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指出，对制假售假类犯罪惩罚力度小，这些制假售假者在高回报率的利益驱动下，倾向于选择犯罪以获取高额利润。完善对制假售假者尤其是食品安全领域的制假售假者的惩罚体系将是必然趋势。企业严格依法生产、经营，并逐步从粗放型、扩张型向集约型、创新型企业转变，是规制制假售假类犯罪的必由之路。十大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10周辉：披着P2P外衣的“垂钓者”对待投资人，周辉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用一定的神秘感营造一种雾里看花的状态P2P(Peer-to-Peer&lending)即点对点信贷，是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的借贷双方的匹配。对于P2P平台的白话描述就是“你有钱，他就要，我搭个台来撮合。”&P2P网贷平台作为互联网金融中的新宠儿，在迅速发展中给各企业带来种种商机，但是，周辉案也引发社会对P2P平台的安全性思考。迷失的自我周辉，浙江衢州人,毕业于某师大体育系。周辉于2011年以注册资本1000万元成立中宝投资公司，这并不算是大的规模，但是周辉案涉及的投资人数众多，贷款余额也是迄今为止出现问题的P2P平台中最大的。周辉通过“中宝投资”的网站（此网站对外宣传该网站是专门从事民间网络借贷的P2P网站），先是吸引投资人注册，注册后通过网上银行在线充值或汇款方式进行账户充值，这些充值资金全部打入周辉个人银行账户内。然后，他假借他人名义虚构贷款人和贷款用途，频繁地在网站上发布贷款协议，累计超过5000份，以此吸引投资人对贷款协议进行投资。中宝投资网站开设以来，虚构的贷款项目金额占网站发布贷款协议总金额的90%以上，周辉将“中宝投资”网站变成了自己的融资平台。自2011年起，周辉假借P2P网贷平台，向全国30余个省市1600余名投资人进行集资，这些充值资金全部打入周辉个人银行账户内。截至案发，警方查扣周辉本人以及以中宝投资公司和其妻子名义购买的劳斯莱斯、宾利、兰博基尼等豪车8辆，个人账户资金1.7亿元。周辉蒙骗1000多人的手段多样化，重要的一点是用豪车装备自己。&日，犯罪嫌疑人周辉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衢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雾里看花作为一家老的投资平台，中宝投资一直运营低调，没有投资的人不知道其主要的运营业务，而外界也有诸多传言。据传“中宝”的名字，来源于老板周辉的宝石生意，而宝石生意与P2P平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则不为外人所知。通过一财网对多位中宝老投资人的采访，外界了解到中宝投资主要由三块业务构成，分别应对三种标的，包括老板周辉的宝石生意、汽车抵押，以及银行业务。这三种业务标的，投资人可以自己选择投资标的。严格意义上说，汽车抵押贷款是典型的P2P业务，其他P2P平台也有这种业务类型，而宝石却是中宝投资所特有的，其他P2P平台从未出现过这类业务，但是周辉的宝石业务却是不透明的，因此一些投资人最终从中宝投资撤资。在调查过程中，办案民警说：“对待投资人，周辉用的是欲擒故纵之计，他让投资者考虑风险，协议中还明确写到资金打入个人账户，并保持电话联系，等等。这其实是用一定的神秘感营造一种雾里看花的状态。”截至目前，尚有1100余名投资人、约3亿余元人民币本金没有归还，周辉则面临着能否取保候审后，偿还投资人财产的问题，有待司法的进一步酌定。急速发展中的弊端2014年，互联网融资平台P2P爆发性增长，成为一种新型理财方式。盈灿咨询首席执行官、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官马骏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截止到2014年底国内共有1575家P2P网贷平台，而光是倒闭或跑路的P2P平台就有275家，年底更是集中爆发期。然而，一些不良P2P网贷平台常以高额收益吸引投资，投资人权益难以保障，与P2P平台繁的荣相伴随的是平台违约、跑路事件频发。目前，P2P业务的复杂之处，就是老板利用个人的声誉，在与投资人熟悉之后，向投资者筹集资金用于资金经营，这可能会触及向公众非法筹集资金的底线。P2P网贷之所以问题频发，原因在于我国P2P行业自身风险管控不足，第三方评价体系及监管机制的缺失。当前，针对应对P2P网贷平台违约、跑路潮、提现难的现象，促进P2P平台健康、快速发展，应进一步规范P2P行业标准、建立健全企业、个人的征信体系，确立并完善P2P网贷的监管机制，强化风控体系。!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1宋林：从华润的顶点跌落就是这样一位履历表上光彩熠熠的国企领导，最终也没能抵住权色的诱惑。而对宋林的调查，只是华润集团窝案浮现的开始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的公告显示，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自宋林被中央纪委调查后，华润这家在港央企的管理层便处于持续动荡之中。“宋林案”也使得华润集团窝案逐渐浮出水面。一年两次实名举报日凌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王文志在其微博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涉嫌巨额贪腐，“2010年，华润集团所属的华润电力以百亿元的对价收购山西金业集团所属10个资产包80%股权，如此重大的收购事项，华润电力对该交易未充分披露”，并指出其在“山西金业集团资产的百亿并购案中故意放水，致使数十亿国资流失”。事情一发而不可收。同一天稍晚，华润集团在官方网站对举报内容予以否认，称“其中诸多揣测、臆断乃至恶意诽谤之辞已对本公司及本公司领导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但这份单薄的声明并没有阻止实名举报在公众中的扩散，17日当天，华润集团旗下华润电力股票就暴跌10%。据公开报道，18日中纪委确认收到对宋林的举报材料，并已开始处理程序。当天上午，“华润电力小股东维权发布会”在京召开，华润电力六名股东在香港起诉华润电力两位现任及前任董事，以追究其高价购买山西金业煤矿资产责任一案已被受理，并介绍了相关的情况。短短两天之内，事态不断变化，而宋林始终没有任何表态，一度传出宋林行踪不明的消息。而18日晚，宋林在香港对媒体表示，仍在香港办公室正常办公，对于举报一事未做任何回应。直到日，沉默许久的宋林首次公开回应，称其进行的有关收购交易系正常商业行为，交易过程均遵循内地法律法规和香港上市公司规则进行。在信息迅速涌出之后，事情进入一段迷雾中的平静。日，王文志的又一次实名举报再次点燃了导火索，“宋林包养情妇，并涉嫌贪腐”。此次宋林的反应非常迅速，第二天即发布声明予以否认。但同样迅速的中纪委对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正式调查通知，17日就出现在监察部的官方网站上。5月5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终止宋林作为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的委任。5月20日，宋林被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五次主席会议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日，华润电力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王玉军因涉嫌受贿及贪污，被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王玉军已是华润集团今年以来第七位被调查的高管。此前，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帅廷也因涉嫌在华润集团工作期间严重违纪违法而被调查。而华润集团副总经理、华润金融董事长蒋伟遭检方协查，意味着已有至少八名华润集团级高管卷入窝案，另外华润金融多人亦被要求协助调查。曾经的辉煌在《财富》201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中，宋林排名第二十位。1963年出生于山东的宋林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1985年，刚毕业的宋林就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华润集团。“那时候，几个人挤在一间很小的集体宿舍里，是香港最穷的打工仔，不过心里还很骄傲，觉得我们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为国家办事。”宋林在接受吴晓波的采访时回忆。这一年，也正是华润集团转型最艰难的时期。80年代末期，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华润开始从香港转向内地，以外资身份进行战略投资，业务范围涉及纺织、服装、水泥、电力、地产等诸多领域，也奠定了华润从贸易转向实业的基础。宋林就是在这关键的转型时期，同华润一同成长起来的，也由此开始了他在华润集团的顺风征程，其历任香港华润石化经理、高级经理、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并于2004年起担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起，宋林担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主席、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11年辞去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的职务。据公开报道，宋林上任华润集团总经理时才40岁，是当时国资委体系中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2012年，宋林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兼任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并被评选为2012年中国改革年度人物。宋林之所以能够一路高走，与他出色的业绩单是分不开的。他于2004年出任集团总经理时，华润的总资产为1012亿元、经营利润为45亿元，到十年后的2013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1337亿元和563亿元，增长幅度均超过十倍。吴晓波评价宋林说，“举目全球商业界，能够获得如此业绩者亦可谓彪悍，况且，宋林正当盛年，以五十岁的年纪，管理万亿人民币资产和十一家上市公司，在当今全球职业经理人中应该也排不出十位。”宋林在高级管理人员的筛选与培养上也有一套自己的理念。据公开报道看，2009年，出任董事长不久的宋林推出“高级人才发展第一期计划”，将华润内部出生于1960年之后的36位高管召集起来，开设“六零班”，他亲自出任班主任，“系统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有使命感、有魄力和能力带领华润走向更大成功的未来领导者。”这一计划在华润内部曾经引发一场人事大地震，因为“六零班”的开设，无疑意味着50后出生的一大批干部的集体出局，宋林因此承受了极大的人事压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人才计划让华润在干部结构上焕然一新，华润的这一人才模式在中国的大型企业中颇受关注。集团窝案浮现“我之哀宋林，其实是哀国企，哀一代为国服务的商业精英群体。”吴晓波在采访宋林后感慨道。而据王文志的举报内容，宋林的情妇叫杨丽娟，江苏人。举报内容还称，宋林在认识杨丽娟后，利用职务影响，将杨丽娟安排到华润的合作方瑞士联合银行集团香港和上海分支机构上班；更重要的是杨丽娟成为宋林收受贿赂和洗钱的重要渠道。和君创业李肃曾在发布会上透露，山西金业集团曾试图以10亿做价上市，但以失败而终。出售给同煤集团的52亿报价也未能成功。但不久之后，华润集团就以123亿元的高价收购了相同资产。华润集团窝案，主要就与2010年在山西金业集团收购案中的渎职行为有关。2010年，陷入困境的金业集团与华润电力商洽出售资产。同年2月9日，华润电力携旗下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金业集团签订《企业重组合作主协议》，约定华润联盛、中信信托、金业集团以49%、31%、20%的比例出资，成立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并以太原华润为重组平台，收购金业集团的资产包。日，太原华润与金业集团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这一资产收购被多方质疑。该资产包由金业集团旗下10个实体组成，包括三个可采储量达2.55亿吨的煤矿、两家焦化厂、一家洗煤厂、一家煤矸石发电厂、一家运输公司、一个铁路发运站和一家化工厂。事件曝光后，统计以上各笔资产账务，金业集团资产包权益整体作价约103亿元。华润电力收购的金业集团资产大多处于“撂荒”状态，有的煤矿竟然沦为放羊场；焦化厂也一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更令人质疑的是，金业集团诸多煤矿证件已过期，却在收购时顺利过关。华润集团是国资委监管的53家副部级央企之一，全球500强企业之一，该集团横跨七大业务板块，掌控11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近5000亿。集团在快消领域扎根颇深，可以算得上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为熟悉的企业。华润电力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最具实力，业务涉及火电、煤炭、风电、水电、分布式能源、核电、光伏发电等领域。该企业掌控的资源多，企业经济效益好，领导层权力独大，监管监督不到位，易于产生腐败犯罪。华润集团在与山西金业签订资产收购协议时存在严重渎职行为，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后果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2014反商业贿赂报告》评价说，华润窝案也进一步折射了国企的社会定位亟待明确，须进一步强化对国企的社会监督，破除国企领导层之间的利益链条，建立领导层责任机制等深层次的问题。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2中石油窝案持续震荡从2013年中石油反腐案正式进入公众视野起算，纵观2014年的众多反腐案件，耗时最长、牵涉人数最多的中石油系列腐败案依然最为瞩目，企业领导骨干几乎被“连锅端”日，中石油旗下运营商昆仑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陶玉春，因公司财务等多方面原因，被有关部门控制调查，由此拉开中石油腐败案序幕。随之而来，中石油高管层持续动荡，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中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多人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窝案震荡至今。李华林升职不足一月日，国资委纪委监察局披露，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日，中石油官方网站公告，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和国资委党委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领导人员的任免文件，任命李华林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同年8月26日出版的《中国组织人事报》的头版，中央企业领导人员任免一栏显示，李华林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也正是这一天，李华林递交了辞呈。据公开报道，李华林正是由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而辞去公司职务的。这位刚刚上任的集团副总经理，职务任期尚未满月。李华林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拥有25年的工作经验。1995年5月起，就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加拿大公司董事、总经理；1999年9月起，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兼中油国际（哈萨克斯坦）公司总经理；2007年11月起被聘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裁兼中国石油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2009年5月起，被委任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会秘书。2013年7月被委任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昆仑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李华林曾被曝出2012年薪酬总计为1094.7万元。一个带出一窝国企高管的腐败有一个显著特点：团伙腐败，“窝案”增多，一个高管的腐败往往带出一串人的腐败。日，监察部网站通报称，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27日，国资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股份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短短两天内，中石油就有4名高管因涉嫌违纪被查，这被中石油内部视作前所未有的集团高管人事“地震”。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从被调查4人的背景可看出，他们几乎都来自中石油集团最重要的上游“勘探与生产”板块，该板块也是中石油最赚钱的业务领域。其中涉事的两名主角分别来自大庆油田和长庆油田，而这两大油田也是中石油系统内地位最高的两个二级公司。因此这4人是否在中石油的上游勘探与生产领域中存在相应问题，可能是调查的重点。“地震”何时休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十八大以来首位落马的中央委员。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在大庆油田内部引发轰动，据悉王永春在中石油内部被视为一颗政治新星。时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调任国资委后，王永春也和廖永远等人被视为蒋洁敏的接班人之一。日晚间，中石油原总会计师温青山及其妻子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2014年10月，中石油集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立新于十一假期前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日，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薛万东接受组织调查。从2013年度中石油反腐案正式进入公众视野起算，纵观2014年的众多反腐案件，耗时最长、牵涉人数最多的中石油系列腐败案依然最为瞩目，企业领导骨干几乎被“连锅端”。中石油窝案涉案高级别官员众多，包括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等在内的一众官员；另外，该案涉案关联企业众多，包括四川明星电缆、惠生工程等在内的多家企业，成为输送利益的工具。“中石油腐败系列案”作为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的成果之一，显示出国家对国企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即对任何违纪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无论涉及谁，坚决查处，绝不手软。随着中石油不少高官的纷纷落马，中石油腐败窝案或在2015年继续发酵。!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3失掉力量的沈颢“有一种强烈的撕裂感，至今让我痛苦不已、泪流满面。”沈颢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日，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等几名犯罪嫌疑人被上海检方批捕，罪名涉及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及多宗个人犯罪。警方指称，沈颢要求下属媒体利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迫使近百家公司“合作”，收取“保护费”，涉嫌勒索资金2亿余元。沈颢等人利用职务牟利，涉案金额200余万元，最终尝到苦果。北大才子的新闻梦日，沈颢承认“21世纪”收“保护费”，这与他当初的理想相行甚远。沈颢，1971年出生在浙江平湖，199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南方报业。曾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报系执行总编辑、《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务。从事新闻工作是沈颢从学生时代就有的理想，而当进入梦寐以求的《南方周末》后，沈颢也一直在坚持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价值观。“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这是1999年沈颢写在《南方周末》新闻致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中的话，也是一位新闻圣徒的心里话。沈颢先后就任南方周末报社新闻部主任、编委，后又在南方日报出版社、城市画报任职。据《京华时报》报道，2001年，沈颢和刘洲伟等人开始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3月，《理财周报》创刊，其第一负责人夏日此前也是体制内财经媒体的一名管理者，在圈内小有名气。2010年，沈颢任命《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刘冬为21世纪网负责人，全权负责。加上《21世纪商业评论》以及21手机彩信报、21世纪移动财经新闻等新媒体，21世纪财经媒体帝国逐步形成。随着年月的积累，沈颢的工作职责也逐渐发生了变化。2008年，沈颢正式出任21世纪传媒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并从2012年起担任21世纪报系党委书记。他不再只是一个媒体人，同时也是一个媒体的经营管理者。事情开始偏离了它最初的航向，而掌舵者正是沈颢。资料显示，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由南方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1%，此次涉案的21世纪网、《理财周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属于该公司的主要财经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由沈颢负总责，刘晖负责采编，陈东阳负责经营。21世纪网的运营公司为广州21世纪财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理财周报》的运营平台则是北京家信利财有限公司。除了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东阳外，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沈颢。警方掌握的证据显示，21世纪经济报道通过21世纪传媒公司下属的上海21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为运营平台，直接（或通过公关公司）与上市公司、IPO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收取“广告费”。从业二十余年的沈颢，曾被无数媒体人奉为偶像，如今他身陷囹圄，也引发了媒体圈不小的震惊。步步沉沦“有一种强烈的撕裂感，至今让我痛苦不已、泪流满面。”沈颢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早在日，21世纪网总裁刘冬、副总经理莫宝泉、总编辑周斌，以及上海润言、深圳鑫麒麟两家公关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等被警方从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分别抓捕。21世纪网瞬间被推向风口浪尖，也许沈颢当时便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沈颢在被警方带走以后，承认了对于网站和报纸的新闻敲诈行为，他很早就知道是涉嫌犯罪的，在其中起到了主持、领导作用，而且积极参与其中。公开报道显示，早在年，《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一些企业的负面报道，其中一些企业尤其是正申请上市的企业，找到报社要求不要再跟进报道，报社广告部门承诺不再跟进报道，但要签订广告或其他合作合同，向企业收取费用。但在广告部门向采编部门提出要求时，往往会遭到拒绝，继续刊登相关企业的负面信息，导致客户流失，影响了报社的收入，21&世纪传媒公司还为此召开过董事会。正是由于两部门之间的矛盾，21世纪经济报道在广告合作方面一直做得不是很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1世纪网的改版。据《京华时报》报道，沈颢的变化也是始于2008年左右，那也正是沈出任21世纪传媒公司CEO的年份。沈颢经常跟着广告人员去拜访大客户。同时，沈颢开始允许金融线的记者做活动、办论坛，虽然是由经营部门组织，但拉赞助、请人都是由记者出面。从2011年起，为了协调内部矛盾，沈颢指示由21世纪网单独负责IPO企业的经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了IPO企业的负面新闻后，如果企业找过来，经营由21世纪网统一负责，但收入由两方分成，报纸分六成，网站分四成。但双方仍然因由谁报道这类新闻产生矛盾，此后，沈颢再次指示由21世纪网全权负责IPO企业的报道和经营。报道中还称，沈颢为员工制定相应的业务指标直接同工资挂钩。沈颢给刘冬制定的考核指标是70%的上市企业要与21传媒合作，即用钱换取21世纪报系的“沉默权”。对此，沈颢的说法是，当时这种非法的模式在媒体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只是让刘冬、周斌等人利用负面新闻和“有偿不闻”的方式拉合作客户，赚取合作费，这样可以赚取更多的合作费用。刘冬还供述到，2014年初北京千龙网因为新闻敲诈出事后，刘冬、周斌、莫宝泉等人和沈颢说起此事，请示是不是暂停一下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经营方式，沈颢指示，不要有顾虑，大胆去做，一定要完成指标。刘冬说，沈颢当时只要求杜绝个人进行新闻敲诈，并不认为公司的整体策略有问题。沉默的代价日下午2点，沈颢被警方带走。同日，南方报业集团党委会决定免去沈灏21世纪报系总编一职。同时被抓的还有21传媒集团总经理陈东阳等人。早在9月12日，21世纪传媒下属的另一个媒体《理财周报》，包括其发行人夏日在内的多名负责人被警方带走。经警方查处，21世纪网主要涉案两方面：一是通过负面新闻逼迫企业支付合作费用；二是收取企业的‘保护费’，承诺不对其进行负面报道。警方还透露，在担任21世纪报系发行人和21世纪传媒总裁期间，沈颢利用职务便利，在财务报销、下属公司注册地选定等诸多环节存在涉嫌犯罪行为，目前查证的涉案金额累计达100余万元人民币。日，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批捕。在检察机关的批捕罪名中，沈颢领导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理财周报》3家媒体及8家运营公司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犯罪；同时，沈颢还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个人犯罪。此前媒体的报道还显示，2012年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市前的预披露阶段，上海润言公关公司有人找到该公司负责人，拿出一份报价单，称可以帮忙联系在一些财经媒体上做广告，其中《21世纪经济报道》上做文章或广告，报价35万，《理财周报》的报价也有十几万，做完广告就可以保护企业。这位负责人说，价格离谱是一个方面，此外，公关公司人员还在报价单后面附上《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做过负面报道的几家企业名单，称这些企业就是由于没做广告，被该报社刊登负面报道，影响了上市。在之后的讨价还价中，公关公司多次提到，如果不做广告，就有可能被做负面报道，“这完全是一种敲诈”。但为了息事宁人，最后新文化公司仍然通过润言公司在一些媒体上做了广告，其中21世纪网只登了两条广告，而理财周报则为“无具体表现形式”。《2014反商业贿赂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利用负面新闻还是利用有偿沉默谋取经济利益，都是对媒体社会公器的玷污，是一种犯罪行为。在沈灏执掌21世纪报系期间，通过犯罪行为牟利成为最重要的盈利模式。媒体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督作用巨大，然而沈灏等人利用其优势地位非法牟利，不仅违背媒体人的职业道德，而且严重违背公平竞争原则，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试图以“打擦边球”的方式来模糊自己行为性质的“21世纪帝国”，也只是欺骗了自己，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我知道，那些我仍然相信的力量，终有一天，将带领我穿越赎罪的火海抵达真实的初心。”这是沈颢留给所有从业者的自白。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4内蒙古金融界大案频现较之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发育更趋滞后、法制不健全问题也更加严重，相关监督机制的缺失更加凸显企业管理人员权力的膨胀，接连的案发印证了“中国金融一大风险是来自于金融业内部的贪腐”这一说法四个月内，四位内蒙古金融大腕先后落马。他们都曾是自治区金融业的建设者，如今却已成为蛀虫。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成林（正厅级）以涉嫌重大职务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7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其以涉嫌受贿罪实施逮捕。9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党委副书记武文元（正厅级）和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振坤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10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永平（副厅级）涉嫌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决定逮捕。作为内蒙古银行界的“元老级”人物，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成林的胆识与魄力被业界称赞，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成功升级为内蒙古银行，他功不可没。从1998年筹备组建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到2013年卸职，他在内蒙古银行整整任职14年。据内蒙古银行官网介绍，内蒙古银行前身为成立于日的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更名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3年，该行资产总量为653亿。盘根错节的关系日，内蒙古银行官网上显示了董事长姚永平的致辞，但这个时间比他真正被内蒙古银监局核准任职资格的日期——8月13日提前了5个半月。而其前任董事长正是杨成林。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姚永平与杨成林多年来相处融洽，并未发现有矛盾产生。”在内蒙古银行两任董事长被宣布“落马”的间隙，日，内蒙古体量最大的金融机构——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党委副书记武文元和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振坤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在同一天接受组织调查。王振坤同样是位深深扎根内蒙古金融业的行家。历任中国建设银行赤峰市松山区支行计划信贷科科长，中国建设银行赤峰市喀喇沁旗支行副行长，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董事、副行长，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此前《中国经济周刊》还披露，被查的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董事长王振坤与杨成林和姚永平也曾共事多年，王振坤于1999年曾出任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在职三年后调任呼和浩特市金融办副主任，后出任呼和浩特投资公司董事长、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董事长。王振坤还曾于2007年5月至2014年10月期间担任伊利股份董事。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党委副书记武文元曾于2001年调任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在位10年，曾任市委常委。而在他的任期内，杨成林则在担任内蒙古银行的前身——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而王振坤的企业也在呼和浩特市。有知情人士介绍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内部风险难控除了个人之间的关联之外，他们所掌控的两家金融机构也有着密切联系。公开报道显示，在2009年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成功更名为内蒙古银行后，2010年王振坤的企业也更名为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王振坤出任董事长。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通过旗下的呼和浩特投资公司还曾持有内蒙古银行4000万股股份。相关人士还透露，他们之间有很多业务往来，这无疑是为他们接连案发种下了诱因。相较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地处西部的内蒙古自治区金融行业无论规模与体量都不算大。几起金融行业高管贪腐案件，因集中爆发于金融行业本不发达的西部内蒙古自治区，让本案更加引人深思。较之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发育更趋滞后、法制不健全问题也更加严重，相关监督机制的缺失更加凸显管理人员权力的膨胀，接连的案发印证了“中国金融一大风险是来自于金融业内部的贪腐”这一说法。日，杨成林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罪一案，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依法移送审查起诉。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武文元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5甘肃信托违法“潜规则”收取回扣在信托业几成行规，普遍存在于提案、尽职调查、风险控制、产品设计、甚至打款等多个环节。这些在信托高速发展期间默认的灰色路径，将面临“秋后算账”的风险日，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对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财富管理中心经理陈德萍、北京财富管理中心经理周刚、上海财富管理中心经理杨栓军、兰州财富管理中心经理吴穷等17人立案侦查。日的消息显示，甘肃信托副董事长邵禹斌因涉嫌受贿，已被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对甘肃信托而言，这将是成立3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随着信托行业进入发展拐点，诸多“潜规则”也将随着频发的兑付危机逐渐浮出水面。掀开窝案一角日，甘肃信托主持工作的副董事长邵禹斌被带走调查。1975年出生的邵禹斌曾任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处长，甘肃吉安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龙泰集团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时任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部部长，甘肃信托副董事长。10年前，29岁的邵禹斌便升任酒钢计划财务部资产管理办主任，并于2006年开始担任酒钢旗下上市公司酒钢宏兴的监事一职。2009年正是中国信托业飞速发展的起点，直到2013年底规模突破10万亿，成为金融行业的第二大分支，在这期间每年都以几乎50%的增长速度向上攀升。公开信息显示，2009年底，邵禹斌离开酒钢，加盟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甘肃国投”），任甘肃国投总经理助理、投资部部长，甘肃信托副董事长。邵禹斌从2013年4月起成为甘肃信托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前董事长马江河于2012年底离职，但甘肃信托一直在推进的与光大集团的重组项目将会产生新的董事长，所以由任副董事长的邵禹斌暂时主持工作。日，也正是邵禹斌主持甘肃信托工作一年之后，他被正式批准逮捕。随后其家属到甘肃信托办公室取走了他的私人物品。据报道，2014年初，在获悉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正在查办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经济问题的案件时，明知在责难逃的邵禹斌主动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立案侦查。据邵禹斌的同事回忆，“邵禹斌被带走的时间应该是3月中旬，刚开始是被叫去问话，但后来就没回来。”经济观察报还报道，最初邵禹斌并未关押在看守所，而是在一间宾馆里。调查结果显示，邵禹斌的违法行为从其负责主持甘肃信托工作之前就已经开始。2011年12月，邵禹斌在担任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期间，利用主管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职务便利，在兰州市城关区甘肃省建设银行后院培训中心招待所1304室，收受兰州恒信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某某现金9万元，并为其在“甘肃信托-浦信卓智集合资金项目”中牟取利益。案发后，邵禹斌主动退回全部赃款。庞杂信托案2014年4月，在邵禹斌被批准逮捕的同时，另有甘肃信托7人被拘留。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内部人士当时表示，由于案件庞杂，可能还涉及其他事、其他人，该案还处于侦查阶段，检察人员目前已经奔赴北京、上海、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展开取证调查。作为行业内体量最小的公司，甘肃信托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不完善。其内部管理机制也较为混乱。此番被查人数较多，因此也有业内人士称其是“窝案”。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人士曾表示，该案的涉案金额创造了城关区检察院建院以来历史之最，“但是因为目前还处于侦查阶段，具体的涉案金额还无法统计，但肯定上千万了”。这意味着按照信托行业平均1.5个点的回扣率计算，涉案项目也高达数十亿元。一旦坐实，这将成为近几年来信托业第一大案。邵禹斌案发的影响还不止于甘肃信托，由其担任董事的宏良股份的上市计划也受到影响。宏良股份与甘肃信托亦一直关系紧密。宏良股份招股书显示，甘肃信托为宏良股份第二大股东，甘肃国投亦持有宏良股份7.69%的股份。2009年至2012年，甘肃信托共向宏良股份发放11笔信托贷款，总计约3.57亿元。此前，外界的质疑之声已经使得宏良股份的发行暂缓。事实上，除了上述直接影响外，甘肃信托案件对整个信托行业以及从业人员影响更加深远。有分析称，收取回扣在信托业几成行规，普遍存在于提案、尽职调查、风险控制、产品设计、甚至打款等多个环节。这些回扣的名称可能有所不同，可能是“财务顾问费”“渠道费”“劳务费”等多种外衣，但大多倚仗手中对产品设立及资金支配的职权变现。相当部分的回扣甚至在合同中直接被划拨。其操作路径大多是由第三方以“财务顾问费”的形式收取，经过多年的演变，扮演第三方角色的已从原来的金融机构逐渐降低门槛发展到资产管理公司、顾问公司等各式主体。“财务顾问费”等回扣，很可能涉嫌商业贿赂，如果数额大、情节严重，涉案人将会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些在信托高速发展期间默认的灰色路径，将面临被“秋后算账”的风险。行业的阴暗面无独有偶，甘肃信托出现的问题显现了整个行业存在的风险。因此，有分析指出，甘肃的信托腐败案或成为包括信托业在内的金融行业反腐的先声。中国经营报曾指出，在信托业提取销售佣金是一个被默认的“潜规则”。信托行业财富中心从业人士的寻租空间很大，通过外部公司侵吞发行费用，借助营销客户名义向公司申请费用中饱私囊等，在一些内部治理混乱的公司中更是屡见不鲜。在一些比较市场化的公司，销售佣金可以高达百分之二三，这意味着完成1亿元规模的销售任务，销售经理可以获得两三百万元，而业内常看到信托经理或销售经理疯狂地搜集各种发票。由于信托佣金的提取将收取较高个税，因此，在信托业内流行采用费用报销。由于信托企业多为国有企业，所以佣金潜规则有可能被认为是贪污行为。也有专家分析称，信托行业人士涉嫌贪污腐败，一般情况下多是商业贿赂问题，但也有可能是涉嫌非法信托产品问题。因为一些信托财富经理也可能打着公司的名义，进行非法产品融资销售。据公开资料显示，此前金融反腐多在证券、基金等领域动作较大。但是在这些行业中，广泛存在利益输送现象，“硕鼠”也较多。而这些都是源于行业内部信息、资源的稀缺及垄断性。从法律层面上讲，这些潜规则都涉嫌商业贿赂。此次反腐浪潮中，涉嫌商业贿赂的“苍蝇”正是打击重点之一。邵禹斌与相关人员的违法行最终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经审理，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邵禹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9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被告人邵禹斌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的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邵禹斌归案后能积极退回全部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日，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外公布该案一审判决，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邵禹斌有期徒刑4年。十大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6戴晓明：贪心不足蛇吞象“唯有金钱才能带来安全感。”，这是落马前的戴晓明始终坚信的“真理”，而这也最终使其走上了不归路日，由成都市检察院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原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明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宣判。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戴晓明犯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仕途坎坷戴晓明的仕途，正如其于30年前在入党申请书中写过的一句话一样：“受过冰冻的人们最爱三月的阳春，当过奴隶的人们最难忘救命的恩人”，这句话也是其成长的真实写照。戴晓明高中毕业后下乡当过知青，后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温江地委农工部工作。1985年1月，未满30岁的戴晓明怀揣着满腹的梦想被提拔为成都市农委办公室副主任，四年后，也就是1989年，他被调往成都市政府办公厅，1991年被提拔为成都市政府办公厅第二秘书处处长，又过了四年的时间，他被安排到青白江区担任副区长。1998年任青白江区区长。2000年11月任青白江区区委书记。可以说戴晓明此前的仕途一路顺风顺水。当上区长的戴晓明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下一步奋斗目标，即要当上副市级领导，也正是在这样的念头下，他更加拼命的工作。相关报道显示，戴晓明几十年从未休过公休假，生病再严重打几小时吊针马上回到工作岗位。虽然其认真拼命地工作，但仕途却并未再像以往一样一帆风顺。2005年9月时，戴晓明担任成都市经委主任一职。2006年时曾谋求升任市长助理，但并未如愿。至2007年，与其资历、能力均相差不多的干部被提拔到副市级领导岗位，他自觉自身已年过50，升职无望。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追求落空后，戴晓明主动申请到成都工业投资集团任董事长，以此来寻求经济上的补偿。疯狂敛财戴晓明担任成都工业投资集团董事长期间，结交了各种各样的老板和朋友，而这些人也经常因为解决自身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找到他，希望能够得到他在资金上的支持。当然，戴晓明也并未让这些人失望，对于那些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予支持，而作为回报，得到资助的企业也会给予他“好处”。2007年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所创造的利润为1亿8千万，而随着时间推移及成都工业投资集团长期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的成熟，2011年成都工业投资集团的利润达到了10亿以上，超越了2007年利润数倍。随着企业的越发壮大，戴晓明的交际圈也产生了变化，寻求其帮助的老板和朋友也越发的多了起来，戴晓明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对方，并以此获得“好处”。在担任成都工业投资集团董事长期间，有两件事对戴晓明刺激很大，使其进一步走向了罪恶的深渊。这两件事都是关于癌症的，戴晓明听说一位副市级领导干部不幸患上了脑瘤，治疗花费达几十万元，但是药费无法报销，只能自费，最后该领导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的房子卖掉用以支付医药费。另外一件事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位成都工业投资集团的老干部，因为患有尿毒症，抢救一个月花费了30万元，这部分也是无法报销的，最终还是由戴晓明帮助协调解决的。正是这两件事，也更加坚定了戴晓明的信念：“只有金钱才能带来安全感。”戴晓明的妻子是其高中同学，两人感情一直不错，结婚也已经几十年了。她出身于工人家庭；但随着戴晓明接触的朋友圈的变化，戴晓明的妻子与各个企业老板的夫人接触的机会越发频繁，而在这接触中，她开始逐渐产生了攀比的心理，对于吃穿住的要求更加高了起来。后来，戴晓明的妻子听别人说投资房产可以赚大钱就去投资购房；听说玉器可以保值增值，就去购买玉器；甚至有时还跟戴晓明表示手头钱又不够了；等等。在妻子和癌症事件的影响下，戴晓明开始觉得自己手中资金很拮据。后来有人给其透露股票信息，他手中没钱便去借钱进行投资，对于别人送的钱款不管金额多少，都来者不拒。难逃法网2012年5月，一封举报信牵出了戴晓明的一系列涉嫌犯罪行为。在成都市纪委收到的这封举报信中称，戴晓明未经市国资委、市政府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