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坚守七个底线，文明发言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从股市本身的一些指标看，近期或将出现一波行情，如果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跌多涨少，下半年股市的情况会显著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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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12月，15年多的任期让周小川成为史上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时代造就了这位大国央行行长，也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他任职期间，留下了“技术派官员”“改革者”“人民币先生”等称呼，留下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国际化的人民币、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收获了国际财经界的诸多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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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周小川，第一印象便是央行行长。现年70岁的周小川自2002年12月开始领导央行，目前已担任3届央行行长，任职时间长达15年之久，是在任时间最长的掌舵者。从目前公开履历来看，他的人生至今，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经过这么多年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3月9日，有记者问周小川央行行长有哪些难忘和遗憾的时刻，他说：“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5年前，年近65岁的周小川临危受命，继续掌舵中国金融业改革。如今，年至古稀的他终要谢幕。然而，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远未完成，留给继任者的担子并不轻。
“学者型官员”也是外界对周小川的标签式评价之一。一位在央行系统工作多年的官员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这五个字既概括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又说明他是一个务实的政府官员。这两种特质能统一在一起，与其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由于身处体改委这样的高平台，他研究的都是国家亟须解决的各种经济领域改革问题。这种研究本身就是对策性的，有很高的务实性，需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
在外界赋予周小川的众多标签式评价中，“人民币先生”最为出名，这一评价高度概括了他在推动人民币汇改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3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即将卸任。在周小川掌舵央行近16年中，中国启动并顺利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开启了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一系列金融改革。
“你猜呀。”今年两会的一场记者会上，面对高喊“谁是您的接班人？”的疑问，周小川笑言。
周小川是一个勇于与善于进行市场改革的健将。他在2013年7月开始力推的利率市场化，在2015年底之前已经大致完成。这十年左右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也很有成绩，已经使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储备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将成为能够与美元分庭抗礼的主要储备货币，这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1980年代末，一本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的论文集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参与写作的“整体改革论者”被批评是“从书本出发”，“脱离实际”、流于“理想化”，因而不可行。但后来，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都走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中。
与货币政策相比，央行在金融改革上的成绩更为明朗。十几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几乎是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发展。但频繁冒出的金融事件，仍让金融市场以一种雏鸟嗷嗷待哺的姿势，伸长了脖子，等待着周小川改革的时间表。
中国人民银行总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往西走二三十米是北京复兴门地铁站，每日早晚吞吐着在北京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们。国企大厦、通泰大厦、平安大厦、北京产权交易所……在金融街上下班的人群来来往往，很少人会将时代的经济变化直接与被设计成金元宝形状的央行大楼联系起来。但当2008年的秋天到来后，指责与质疑便开始不断指向成方街32号。网友戏谑，哪儿是小川，分明是大海。
周小川被称为“人民币先生”。但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如果因为我说话对人民币有影响，才叫我‘人民币先生’，我觉得这个称呼不合适。但如果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那倒是未尝不可。”
但正如澎湃新闻记者观察到的，他在名义上完成了多项金融改革，但从效果上看，他的改革作品还差最后一些收官动作。事实上，当金融改革推进到最后几步时，成败不是操盘者周小川能决定的了。和他所学的系统工程一样，周小川的政治遗产，还要取决于中国整个的经济环境。改革的下半场是问题的暴露。
我们的这组报道《周小川金融路线》分为5个部分。第一篇文章，简要回顾了周小川较为务实、温和的改革实践，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他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任上，重塑中国银行业、应对危机、人民币国际化等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
中国的经济总量从他初掌央行时的全球第六蹿升到退休时的全球第二，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周小川，在公开场合始终保持微笑，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在西方媒体眼中，英文流利的他称得上是中国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也被广泛视作是中国金融政策的最佳发言人。
在破例留任的后五年，周小川和他领导的中国央行“收官”利率市场化（编注：截至2015年10月，央行取消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上下浮动的限制，不过，央行目前仍运用存贷款基准利率对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进行指导），推动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8·11”汇改，并力促人民币成功入篮。
过去15年，周小川既曾在早年表达维持本币稳定的决心，也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提出要创立“创主权货币”，而他在去年末提出要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更是被部分人视作他的临别忠告。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掌舵央行近16年 回放周小川经典“金句”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艳明
3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即将卸任。在周小川掌舵央行近16年中，中国启动并顺利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开启了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一系列金融改革。
周小川在任适逢中国经济转轨期，有关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货币政策等话题都是业内关注的问题，周小川也曾多次在公开回应市场的疑问。较多为人熟知的是，周小川曾多次在公开讲话中使用类比的方式，来解释金融行业较为专业的术语，使之通俗易懂。本文按时间线梳理16年间周小川行长睿智且不乏幽默的经典“金句”。
“以美元为参照还是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是参照系的问题。比如孩子的成绩，绝对分数不是一个最好的参照系。改进的办法是，和成绩好而且稳定的邻居孩子比较。但如果邻居孩子的成绩不那么稳定了，你就看班上的平均分，从而知道在班级里是什么情况。”2005年，周小川在“中国银行家论坛”上发言提到。
2005年8月，考虑到浮动汇率安排在应对外部冲击等多个方面优于固定汇率，能够避免固定汇率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和汇率制度的崩溃，中国宣布汇改并正式走向浮动汇率安排。央行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自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比如打仗，固定汇率就好比是手上的一个盾牌，得拿住坚持不动，否则就会受到影响和冲击。因为你一动摇，就等于给出一个信号，使攻击者发现弱点，有机可乘。浮动汇率对待危机的逻辑就不一样。它相当于一个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可以，但不让你打到我，你撤的时候我再夹你一下，就好像游击战一样。所以，这两种汇率制度的思维方式和防范外部汇率冲击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同时，周小川用打仗来比喻汇率制度的影响。
2007年-2008年上半年，全球大宗商品、粮食和资产价格普遍大幅上涨，通胀压力成为全球性现象。日，周小川在分组审议十七大报告的发言中提到，“不能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毛了。”这句被广泛传播的名言道出了央行维护币值稳定的重要职责，防治货币通胀的目标。
“经常得小病有个好处就是，小病不断就不得大病。可千万别弄个大病，否则一病就是十几年。最近5年，中国金融市场没跌什么大跟头。一些年轻人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出问题是常态，但实际上，金融系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才是常态，不出危机不是常态，金融市场是在摔跟头中不断前进。”日，周小川在首届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上分享自己对金融稳定性常态的看法时说。
2008年周小川第一次连任，恰逢全球经济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在当年的两会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时表示，“宁可出手快一点，出拳重一点”。
“汇率问题若被政治化是不利于解决。”&——日，周小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就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问题答记者提问时称，几个月后，汇改再次启动。
日，周小川在牛津财经论坛的午餐讲话中称，“亚健康状态是有一些毛病，但总体而言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吃药或者保养，边工作边修理。”周小川把这种“修理”叫“在线修复”，这是因为经济运行没法中断，金融体系却亟待改革，周小川带领央行曾充当了“在线修复”中国金融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的角色。
“大量的货币存款是‘笼中虎’，一旦放出来，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但笼子的门实际上很难关严，要把通胀预期稳住，只有让老虎自觉呆在笼子里，这样超过实体经济发行的、存在于其他环节的货币就不会涌到市场上来导致通货膨胀。”日周小川在央行一次学术讲座上如此说。
日，在外界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人民币汇改正式启动，启动浮动汇率制度，2008年因金融危机中止，2010年6月再度启动。
周小川曾经比喻，中国汇率问题有“中医”和“西医”之分，“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中医则是开一副药，可能一副药里有10味药，是一个稍微慢的疗法。采用中医的比喻有三层含义：一是不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渐进疗法；二是不指望一个单项措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三是在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和允许试错。”2011年10月，周小川在财新峰会上解释该比喻的含义。
日，周小川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全球年会上谈到金融改革时称，“改革是一种允许试错的过程，可以是做了试点，最后做错了，做错了吸取经验教训，有些东西取消了，有些东西修正了，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他鼓励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
“人民币如果真是走向国际化，还有很多家庭作业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这些年主要注重于解除对于使用人民币的不必要的限制，包括一些法律法规、业务的条例，应该对人民币取消歧视，可以用硬通货的地方也可以用人民币，这些工作都没有完全做完。”在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周小川回答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这样解释。在一年后的2015年8月，“新汇改”进一步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为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铺平道路。
近几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金融监管的主旋律，日，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周小川关于“明斯基时刻”的表述引发广泛关注。“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他说。
3月19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任行长周小川即将卸任，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9日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执掌央行15年来最难忘的时刻时，周小川回答：“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这位央行新掌门，曾经因为研究节水马桶，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全球最为引人“猜想”的人事安排尘埃落定：易纲接替周小川出任央行行长。
在此前流传的多个版本中，易纲并不是大热门，但最终胜出，堪称黑马。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黑马不黑”。易纲的当选是非常“合理”的选择。
o&易纲与刘鹤的交集：
1）易纲不仅是央行副行长，还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如今，中财办主任刘鹤出任分管金融的副总理，易纲出任央行行长，可以延续过去的密切合作；
2）刘鹤、易纲分别毕业于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同属“海龟”，更有共同语言；
3）易纲是刘鹤创办的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资深成员。
o&易纲从 1997 年加入央行至今已超过 20 年。在央行副行长中，他是与周小川搭档时间最长的。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 15 年期间，易纲全程陪同。由他接任，更能无缝衔接。
o&国际化优势：随着中国经济地位提升，中国已是“大国金融”。无论是中美经贸谈判，还是全球金融合作，对央行行长的国际化能力都有很高要求。易纲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曾在美国大学任教，国际化沟通交流能力不比小川逊色。易纲英语发音很好。在金融更趋全球化的今天，由易纲代表央行参加全球央行行长会议，是非常合适的。
在国际交往中，人格魅力也很重要。在 2016 年出版的《与中国打交道》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评价称：
周小川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 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协助下编写了一本西方音乐指南。
时常陪同周小川参加全球会议的易纲，对于国际活动，已是驾轻就熟。
o&年龄：易纲今年 60 岁，周小川 70 岁。这意味着易纲有担任两届央行行长的“年龄空间”，有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o&个性：央行是金融体系的中心，央行行长的一言一行对市场都会带来巨大影响。因此，央行行长是个技术活更是个“艺术活”。易纲个性稳重、随和、慎言，这也是一个加分项。
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策略选择问题。现代预期管理理论强调央行“怎么说”和“说什么”，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预期是否稳定。
央行工作人员评价说：
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
易纲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
2003 年，易纲在《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写道：
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o&专业：易纲与周小川一样拥有博士学位。学术素养是央行这个职位区别于其他部长的最关键之处，伯南克当央行行长之前就是货币问题的权威学者。
易纲著有 27 篇学术论文，其中 16 篇为中文，11 篇用英文所著，堪称金融领域研究的佼佼者，代表作《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得益于深厚的学术功底，易纲每次新闻发布会都能行云流水，被誉为“金融百科全书式人物”。
o&宽广视野：央行不仅对金融，更对经济社会有全局性影响。特别是在最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中，央行地位进一步提升。因此，央行行长的“宏观视野”至关重要。
在 2009 年出版的著作《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中，易纲几乎只谈了两个令他“忧心忡忡”的问题：环境保护和如何提高国民素质，他认为“这是和金融改革同等重要的事情”。
o&历史使命感：中国的央行不仅要制订货币政策，更要推动“深水区”的金融改革，央行行长应该具有使命担当和历史忧虑。出身于文革受冲击家庭的易纲，与周小川一样具有推动改革的热情和价值观。
2000 年，易纲写道：
中国目前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严重抑制了竞争与创新，从而影响民间投资与消费的热情。
以金融业为例，中国的金融管制可谓铁板一块，各大银行全捏在政府手里。金融管制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缺少活力的国有企业却能轻易获得大量贷款。
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总也硬不起来，为什么 l0 多年未赚过钱也不属于什么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还能继续生存？ 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因为政府这些年一直通过金融资本市场来为其输血打气。
因此，在中国，要害问题其实不是老百姓不想干，而是政府不让干；民间投资不景气，不是没得干，而是没法干。
周其仁教授曾经指出，中国官员的思维是爱‘管制’ 爱‘规范’ ， 一来二去， 不将一个兴旺的产业规范得气息奄奄不算完。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当下，面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央行行长无疑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工作。
易纲曾经对 2008 年次贷危机反思：
货币当局应该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既能够防止危机扩散，又防范道德风险，还能够最大效率地保证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市场出清的功能。
上述反思，恰恰是中国央行当下面临的艰难抉择。
笔者认为，易纲面临比周小川更为艰巨的任务：
1．实现货币政策中性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
2．推动“去杠杆”，避免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预警的“明斯基时刻”。
3．打破刚性兑付，实现真正的利率市场化。
4．落实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让监管跟上市场的脚步。
5．优化金融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6．深化国有银行体制改革，抑制“国企预算软约束”导致的坏账卷土重来。
当选后，易纲说：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
我们应该像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那样祝福易纲：
大家要相信新选的行长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能够干得更好。
　　易纲接力周小川 央行强化统筹监管职能
[摘要] 曾与易纲共事过的央行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景学成评价称，易纲与其他“海归”不同，不照搬外国理论与模式，能很好与国情结合，“办事稳妥，不冒进”。
年届70岁的周小川卸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已在外界预期之中。
但谁将接棒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新行长？这一问题的答案终于揭晓。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从履历上看，易纲与周小川有诸多相似之处，均是学者型官员，两人在央行的时间较长，在很多改革和政策上均有一致的看法。易纲接任央行行长可谓与周小川无缝对接。
现年60岁的易纲拥有20多年的央行工作经验，几乎全程参与了20余年来的中国金融改革。从履历上看，易纲是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完全意义上的“海归”，具有国际化视野，又有实际的操作经验，理论与实际并存，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能说流利的英文，而这一点在国际交往中非常重要，同时他也是坚定的改革派。在央行的工作经历中，他曾掌舵外汇管理局，是人民币汇改的深度参与者，且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
曾与易纲共事过的央行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景学成评价称，易纲与其他“海归”不同，不照搬外国理论与模式，能很好与国情结合，“办事稳妥，不冒进”。
易纲面对的是一个“新”央行。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保监会合并，其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
央行的权力与职责较此前有较大提升。“央行除了货币政策职能外，还更多担负起了宏观审慎管理的工作，央行作为控制总需求的一个操作者是最合适的，央行负担了金融稳定的责任。”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易纲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随即远赴美国攻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同为北大经济系毕业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3月19日在朋友圈祝贺昔日同窗履任新职，“热烈祝贺当年的下铺兄弟、回国创业搭档易纲荣任央行行长！”
改革者周小川
3月9日上午10点，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周小川第14次参加全国“两会”记者会，这次记者会的主题是“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央行行长的身份参加记者会。
现场有记者问，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难忘和遗憾的事情？问完后全场爆发了笑声。但周小川没有直面回答，他说，事情太多很难挑出来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今天新闻发布会题目就很好，金融改革与发展，有幸与大家一起在这方面与大家做工作，做推进，这是很荣幸的一件事。
周小川一如既往的谨慎，这也是职业所需。在中国央行行长这个职位，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国内外市场的动向。这次发布会，西装革履的周小川非常放松，时常一边微笑一边回答记者的提问。这也凸显了他的自信。
自信是有理由的。周小川自2002年12月开始领导央行，能够长时间担任央行行长也是创下了纪录。16年时间里，鲜花与荆棘并存。其间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发生了商业银行改革上市、汇率改革等重大内容；央行资产超过美联储成为“全球第一大行”。
没有人否认周小川富有远见和成效的改革。美国前财长、高盛前CEO保尔森在《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将他称为中国“金融改革背后的军师”。2011年，周小川被《欧洲货币》授予最佳央行行长，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评价道：“我非常赞同周小川的智慧，他看问题非常全面，有一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战略。”
“改革”一词贯穿周小川的央行生涯。“周小川身上的标签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改革派，一个市场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评价道。
2002年底，周小川刚刚出任央行行长之时，日本就率先掀起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风潮，美国随后加入，国际压力一触即发。一时间，国际上形成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强大舆论氛围。
稳健的周小川经常面带笑容，向世界明确传达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声音的同时，也让世人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充满了信心。
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决定对于中国持续经济转型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汇率改革在稳步推进。
“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周小川曾明确表态，“如果因为我说话对人民币有影响，才叫我‘人民币先生’，我觉得这个称呼不合适。但如果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那倒是未尝不可。”
在这次记者会上，周小川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主要的政策该出台的都已经出台了，也就是说已经允许在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同时，人民币现在也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的SDR的篮子，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从2003年开始，持续近十年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被视为周小川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巅峰之作。2003年，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是25%，市场的估计基本在35%-40%。当年年底，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行和建行，从而启动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后来便进行了财务重组、处置不良资产、上市等步骤，具体操作中，实行“一行一策”。
在2007年两会上，周小川指出，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和突破性进展，几家大型商业银行完成了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和发行上市。周小川带领的央行充当了“在线修复”中国金融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的角色。
“周小川行长这个守门员做得非常不错，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机构没有改革之前，各个部门负责执行，但这些年的情况看，很多货币流入了房地产等行业，没有达到进入实体经济的目标。最后这个事情只能央行‘兜底’，周小川承担了守门员这个角色。”3月15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3月17-18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行长例会。周小川出席了董事会、经济顾问委员会、全体行长会和全球经济形势会。与会央行行长们就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宏观政策应对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这或许是周小川最后一次以央行行长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学而优则仕”的易纲
3月19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事实上，易纲任央行行长外界并不感到意外。他位列央行四位副行长之首。在2016年两会期间的央行记者会上，从周小川口中就可窥知一二。彼时开场时，周小川对易纲的介绍是“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而对其他副行长的工作介绍则是“分管”某项工作。
而且，易纲还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 心领导和决策部门；而中财办是中央财政工作领导小组下的常设机构，除了负责起草重要的经济政策文件外，还肩负为中央财政工作领导小组提供政策建议的功能。
易纲与央行的“缘分”，要从1997年正式开始。那一年，易纲告别他在母校北京大学的书斋生涯，正式进入央行工作，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在担任了五年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后，易纲在2002年开始兼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并在一年后“转正”。
2004年7月，易纲晋升为央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此外，2006年9月，易纲额外增加了一项为期一年的分支机构历练经历，兼任央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易纲从三位行长助理和一众正司局级干部中脱颖而出，升任央行副行长，并在2009年7月接班胡晓炼，开始了自己长达6年的外汇管理局局长生涯。
2009年易纲担任外管局局长时，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遇到了美元资产配比过重（尤其是美国债券）、回报率不足、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很显然，当时摆在易纲面前的难题不小。
但易纲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2009年，彼时外汇储备将近2万亿美元，而在他的任内，外汇储备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
易纲选择上述难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在上任外汇管理局局长之初，易纲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提出的“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
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中国结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币的弹性，即实现“双向波动”，人民币的价格逐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
日，汇率迎来第二次重大改革，确立了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并且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左右。
易纲在日的吹风会上表示，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易纲在做政策解读时阐述了他心中改革的方向，“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2014年，作为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有了新头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12月，易纲将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接力棒交给了潘功胜，成为央行的专职副行长。易纲的地位不断提高，2016年3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2017年10月，易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上。
今年1月，易纲撰文谈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他表示，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今年3月9日，易纲随周小川一起出席全国两会的记者会。易纲表示：“松紧适度主要是看对实体经济而言，我们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的有效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政策环境。”
央行的新职能
在央行工作20载，易纲面临过诸多的困难和挑战。而这一次，他将执掌的是“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央行。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根据该方案，不再保留银监会、保监会，改为组建中国银行（港股03988）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此次机构调整中，将银监会、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
通俗点说，拟组建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只负责执行，比如微观审慎的管理、市场监管、投资者保护等；凡是涉及宏观决策、宏观审慎和重要经济参数的调整，都由宏观管理部门—央行来管理。
“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和负责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孙立坚说，之前央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但在传导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些部门也有自己的政策规定，导致传导机制不通畅，最终还是要央行来兜底。
“机构改革之后，央行负责制定一些政策，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的执行，看执行的效果可以判断，到底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孙立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央行的权力与职责较此前有较大提升。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表示，随着银监保监合并，监管理念从行业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借鉴英国“双峰”和美国监管模式，形成“一委一行两会”新监管体系，“超级央行”呼之欲出。监管理念更加现代化，未来将重点加强宏观审慎和监管协调。
央行金融监管地位上升的模式，与英国经验有相似之处。金融危机过后，英国将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区分开来，英国央行开始通过下属的审慎监管局，在金融监管中负责宏观审慎监管。
“此次机构改革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同时剥离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审慎监管制度的拟定权到央行，这意味着央行为核 心的统筹监管再度迈出重要一步。”原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点评称。
孙立坚说，这种改革意味着未来银行、保险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将由中国人民银行来考虑，而行业是不是遵守了这些规则，则交由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来监管。这样的安排使得中国人民银行与世界其他主流央行运行模式类似。
“新的改革方案提出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现有的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使得央行集货币政策职能和宏观审慎职能为一身，其‘双支柱’调控框架也会通过本轮改革逐渐清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对记者表示。
　　改革者周小川 执掌央行15载
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你猜呀。”今年两会的一场记者会上，面对高喊“谁是您的接班人？”的疑问，周小川笑言。
答案，在3月19日揭晓。
当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正式挥别了其执掌15年的央行。
作为“在任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商业银行改革、“811汇改”，周小川的名字已同中国近年来波澜壮阔的金融改革紧紧系在一起。自1995年调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在与央行“结缘”的23年中，既有人称其最大功绩在于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也有论断质疑其“货币超发”之政策，面对种种评价，周小川曾坦率地说：“也许能更好”。
“经过这么多年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3月9日，有记者问周小川央行行长有哪些难忘和遗憾的时刻，他说：“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
在热议中“破格”三连任&操刀银行改革
2002年12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至今，周小川已执掌央行15载。如果算上1995年调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周小川与央行“结缘”已有23年，对于古稀之年的他，几近目前人生的三分之一。
后来为人熟知的标签——“史上任期最长行长”，在周小川调任后的第二年，已埋下伏笔。
“中国的金融是一个大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中国的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外诸多主流媒体对中国金融作出上述严峻描述。
“外界媒体重点抨击的就是中国的银行搞不好、不可能搞好。我们认为，中国的银行改革既是有必要的，又是可行的。这当中会有争论，但改革要有魄力，要有前瞻性，不可能一点风险也没有。”在2004年这段周小川的采访中，还能够看到他在这一阶段的压力。
彼时，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是25%，市场的估计基本在35%~40%，这被一些媒体用“中国的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来形容。
上述背景下，2003年以后，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按照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注资、境内外发行上市的财务重组“四步曲”方案，全面推动大型商业银行体制机制改革。
其中，身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周小川被认为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之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回应国有银行的改革思路、澄清外界的误读，一时间成了国有银行改革的代言人之一。
这成就了周小川的2013。
当年3月，周小川被选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突破年龄限制，成为首位“三连任”的央行行长。此前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外界一度解读周小川将退休。
对于周小川的“超期服役”，有观察人士指出，一是决策者担心市场会出现剧烈波动；二是在金融改革大背景下，短时间内亦难觅像周小川这样，拥有丰富的金融系统经历、深受国际认可的继任者。
事实如此。一行三会金融体系下，央行行长身份的重要性格外突出。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来势汹汹，分业监管容易产生监管的真空和监管套利，诸如互联网金融谁来管、怎么管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待当时的金融监管者们一一厘清。
一切图景，在今年3月日渐清晰——今年两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正式挥别了其执掌1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
“移动支付先生”的人民币国际化之梦
“小川行长他是一个改革家。”
2012年，央行副行长易纲曾在公开场合评论周小川称，“他对财税制度的改革、对中国银行的改革、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中国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市场化的改革，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和操作的重要过程，都是在小川的设计和带领下完成的。”
诸多改革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成为最“亮眼”的一个。
美国当地时间日，IMF总裁拉加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IMF同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SDR）。
“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来争取这个地位。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是不知道的，这是个国际上的事情，是那么大的事情。”在成功加入SDR后，时任IMF副总裁的朱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人民币加入SDR要满足两大标准：一是出口指标；二是满足“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条件。
“平心而论，2014年下半年进行内部评估时，人民币在有的指标上还有差距。正如此后与基金组织进行技术会谈时后者指出的‘人民币还属于第二梯队’”，央行国际司编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一书指出，“这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衡量人民币可自由使用方面存在较大的数据缺口。”
这意味着，如果此次不予通过，人民币加入SDR可能要再等五年。
了解到这一情况，周小川和他的同事们制定了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整体战略，针对当时存在的数据缺口、资本项目可兑换、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不足等差距，弥补数据缺口、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同IMF进行了多轮磋商。
虽然人民币加入SDR被舆论称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然而，伴随着2016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的急跌，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停滞”的声音也一度出现。
“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如果没有资本账户开放，你就不能说人民币是一种全球性货币。”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伴随着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货币，接下来就是如何把人民币变成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一个更艰巨的任务，第一步已经做到了，就是把人民币放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也是周小川15年来的主要功劳之一——“即使存在暂时的挫折，他也想要确保总体方向是越来越开放的。”
推动改革，被外界解读为周小川对新鲜事物保持热情的侧影。
除媒体报道其爱好“逛电子产品商店”外，2017年两会期间，有人留意到，周小川换了一块苹果的手表，有评论称，原来有着“人民币先生”之称的周小川也是个“移动支付先生”。
曾有央行相关人士对记者评论，早年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的顺利落地，没有被“扼杀”在监管的摇篮中，与周小川对新生科技的支持密不可分。
避免“金融危机”or身陷“货币超发”？
只不过，改革需要代价。
根据央行公布数字，2018年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2.91万亿元，同比增长8.8%。从2002年初的16万亿到逾167万亿，谈及周小川，“货币超发”的质疑也时常被人提起。
对此，周小川在2011年曾对媒体称，在抗击危机期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扩张型的，国家有意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这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针对性的举措，它帮助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企稳回升，如果不这样做，经济一定会出现很严重的下滑局面。但政策总会具有时间滞后性，也会带来一定副作用，在反危机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物价和资产价格上升等一些负面效果会慢慢显现，但政策调整一定要及时，要把抬头的物价尽快打下去。
“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钱毛了”，是周小川的“名言”之一。
2012年底的财新峰会上，周小川曾坦承，“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现在可以说，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关键在于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就会有很多争论。”
沈建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周小川过去15年最大的功劳之一，是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我们看到海外过去15年，特别过去10年，危机非常严重，给中国其实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都处理得非常好，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去年的‘人民币保卫战’打得非常漂亮。”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执行总裁朱振鑫则认为，建立宏观审慎框架也是近年央行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央行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然而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宏观审慎框架越来越得到重视。2003年至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处于强劲上升期，在此期间，全球CPI涨幅基本稳定，但同期初级商品价格和MSCI&全球股指上涨超过90%，美国大中城市房价上涨超过50%，积累了巨大的风险。
我国则是较早开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探索和实践。如从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金融机构的行为得到了进一步的引导和规范；而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范围，表外业务的风险更是得到了有效管理。
在2013年两会记者会上，周小川坦然对媒体表示：“我经常有做错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准的地方，这些地方该修正就修正，总的来讲，正确的东西肯定保证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或许能够回答投资者和市场最大的疑问。
随着3月13日金融改革方案的敲定，“一行三会”的金融格局正式转为“一行两会”。业界预估，央行在未来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伴随着新任行长易纲的诞生，央行在宏观金融格局调整下迎来了新时代。
作为易纲的前任者，周小川与他主导的央行系统，历经15年改革推进，或正应了周小川获评东亚地区年度行长时，《环球市场》给出的评价——“带领着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如同他的名字“川流不息”。
新京报记者&宓迪
　　两会特稿 | 回首“川”行岁月
来源：李丹丹 中国证券网
70岁的周小川，即将挥别已创立70年的人民银行。
数字巧合的背后，是15年的全情投入，是青丝到银发的斗转星移，是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履不停、步伐坚定。
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与他国中央银行相比，我国中央银行需要承担的使命更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目标，还需推动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维护金融稳定。
目标的高度和多元化，决定了工作的难度。在周小川的央行行长生涯里，“系统”“平衡”这样的字眼必不可少，也多次被他本人提及——对改革系统整体推进，对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弊平衡协调。
他的工作成效有目共睹。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15年来，人民银行治理日益完善，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央银行日益迈进，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日益深化，在“深水区”里的摸索和尝试不仅有益而且稳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茁壮，市场“四梁八柱”已搭建完成，对风险的抵御能力明显提升。
“有幸”二字，是周小川对自己央行行长生涯的淡然总结。明眼人却深知，在周小川的不懈努力下，人民银行在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全球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得以确立。
改革与开放的践行者
临近退休，周小川公开露面的次数屈指可数。2017年至今，他在国内有5次央行系统外的公开发言。
5次露面，他均提及了改革与开放。
与同时代的官员一样，对改革与开放的实践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从1986年担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对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开始，再到中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建行行长、证监会主席，再至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长，他的履历无一不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浩大的系统性工程。周小川在多场合均强调，改革需“系统”“整体”和“配套”，需要优化和权衡不同目标。这种系统性整体推进改革，以及统筹协调的能力，对于系统工程专业毕业的周小川来说，或许更为擅长，也更有心得。
1988年，他与吴敬琏合作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作为“整体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周小川与吴敬琏、郭树清一道，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的获奖人。
时间证明，周小川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践卓有成效。“中国的金融改革能走到今天不容易，他在中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位与其共事多年的央行人士如此评价。
周小川上任伊始就面临一块“硬骨头”。彼时的中国银行业“伤痕累累”，不良包袱沉重，资本充足率很低，已被部分外媒评价为“技术性破产”。
2003年“非典”时期，周小川向国务院做了《改革试点——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的汇报。这份报告创造性地提出，运用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并详细设计了“四部曲”方案：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储注资——境内外发行上市。当年9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
个中艰难，未经历之人难以体会；最终结果，却是世人可见。今日的四大国有银行已位列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林，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整体改革理论里，改革先后顺序至关重要。在国有银行这一微观主体改革成功之后，央行主导的利率市场化“惊险一跳”、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存款保险制度、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等宏观序列的改革才逐步推进。
去年年底，周小川在一篇文章中总结，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双支柱”的探路人
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关联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金融稳定愈发重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成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在这一背景下，“双支柱”一词应时而生，一支柱为货币政策，另一支柱为宏观审慎政策，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理论的重要创新。
“双支柱”虽为新词，但是回顾周小川在央行的岁月，人们发现，从很早开始央行就是一边在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一边把住金融稳定，不断摸索央行的宏观审慎职能，着力减缓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
在他任期内，货币政策完成了从行政调控到市场调控、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工具箱日益丰富和完善。如同他选择佩戴IWATCH一样，他对货币政策各类工具的选择，也是务实并富有创新意识的。
2003年4月央行顶住各界质疑，创造性地推出央票调节流动性。近年来，随着流动性创造渠道改变，央行又陆续创设新工具，包括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这些工具不仅大量获取实践经验、市场信息，还疏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构建出市场利率走廊。
从使用效果看，这15年我国经济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有目共睹。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当然，这些操作也不能称之为完美，毕竟高达170万亿元的M2余额直至今日也是有所争议的。周小川也曾感慨过特殊时期采用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适时退出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
另一支柱——宏观审慎政策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央行对其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却并不短。
2003年银行业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时，人民银行就认为，监管可以分设，但监管机构负责不了管理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必然要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责，还是要由中央银行把关，为此要成立金融稳定局。
“事后的实践表明这是正确的决定。” 周小川在人民银行内部的一次学术讲座上回顾道。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央行较早探索了宏观审慎政策，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走在了国际同行的前列。2009年人民银行就提出要运用宏观审慎性调节工具，随后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探索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2011 年人民银行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其核 心是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就做多大生意”，不能盲目扩张和过度加杠杆。2016 年起，该机制正式“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直至今日，MPA的体系一直在完善中。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声音试图把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说成旧式的规模管理，把它说成是一种行政性手段。”周小川指出，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理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三期叠加效应会更突出。
针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周小川也有未尽事宜。他坦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就在周小川退休前4个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意在加强金融监管统筹协调，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通过，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行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人民银行。
这意味着，周小川的继任者在“双支柱”领域的摸索还将持续，任务也更为艰巨。
“人民币的最佳代言人”
从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始，到离岸市场不断发展壮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中人民币被更多地使用，再到2016年人民币被正式纳入SDR篮子……这一路走来，人民币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认知、理解和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凭借着深厚的专业积累、流利的英文表达，以及对人民币倾注的心血，周小川被称为国际舞台上“人民币的最佳代言人”。
2009年3月，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夕，人民银行网站颇为罕见地刊发了周小川的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文章提到，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
彼时，大家都看出了周小川欲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雄心，但是市场的一致预期是“不可能”，毕竟当时的人民币从哪个角度观察都不能满足“可自由使用”的标准。
人民银行国际司在《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一书中回顾，人民币加入SDR是其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的结果，也是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资本管制“三驾马车”不断推进的结果。
确实，近年来金融业对外开放、减少资本管制是显而易见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在逐渐完善。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日间波幅逐渐从0.3%扩大到0.5%再至2%，人民银行也逐步退出了常态化的外汇干预。
尤其是2014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稳步增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以及对外经贸投资大幅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驶入快车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使用范围和规模快速上升，离岸人民币市场进一步拓展。
2015年适逢五年一次的SDR审查，人民币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当年3月下旬，IMF总裁拉加德访问中国。事后看来，这次访问颇具重要意义。彼时，周小川与拉加德进行了深入交流，阐述了中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设想，并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初步介绍了中国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改革计划。
中国的改革计划使拉加德深受触动，她公开表示：“人民币加入SDR不是是否会纳入的问题，而是何时纳入的问题。”返美后，她亲自负责SDR审查工作，加强了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工作力度。当年的4月和9月，周小川又在国际场合不遗余力地阐述了我国有序推进各项改革的计划。
日，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并于日正式生效。周小川7年前那篇文章中的内容，终于从“建议”变为了“事实”。
2016年周小川与拉加德之间曾经有过一次高手间的对话，以拉加德问、周小川答的方式进行。这段对话也勾勒了下一阶段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蓝图。
当时周小川提到，汇率政策和汇率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关键要素。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化是服务于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的，并应符合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因此很容易理解，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制度应符合市场经济的更高要求，即汇率更加灵活，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资金流动更加自由，本外币兑换更加方便，并能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
今日（3月1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易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意味着，时年70岁的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即将正式退休。
这位执掌中国央行十五余年的中国经济、金融界长者的退休，也宣告着中国央行整整一个时代的结束。
3月9日，全国人大主题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记者会，是周小川最后一次以央行行长的身份现身公开场合。
整场发布会近两个小时，十八个提问。周小川就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数字货币监管等问题一一作答。依然思维敏捷，回答提问言语层次清晰。
在回答关于其十五年央行行长生涯的提问时，他称，经过多年在金融系统的工作，事情太多。所以很难挑出哪件事说是重要，哪件不重要。“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就是很有幸的一件事”。
诚然，如同周小川自己所言，从2002年冬天至今，漫长的十五余载春秋，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未有过的、独特的辉煌时代。这种背景，给这位大国央行行长提供的彰显职业理想“大展拳脚”的平台和机遇也是亘古未有。
这十五余年间，他做出的关乎整个国家经济、金融走向的重大决策、案例，比任何经典的货币银行学、宏观经济学教材所著都要丰富、生动的多。
他致力于在国内外多种力量博弈的环境下，推动人民币利率、汇率改革；推动资本项目账户、金融市场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并试图倒逼国内结构性的改革。
周小川曾两次拿到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他的思想轨迹也伴随他工作内容的不同，而有迹可循明显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其思想聚焦于经济体制建设方面；九十年代，随着先后出任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有突出理论建树；二十一世纪初期，周小川进入中国央行工作，由此，在汇率改革、人民币利率、国际化等方面有深入思考；而在2010年开始，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周小川著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相关论文。并于近两年，正式在央行推动实现宏观审慎功能的建设。
在工作中，他也非常有想法。比如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周小川提出，趁机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这个提法在国际金融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多个国家、经济学家中引起共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他也提出了鲜明的主张。十五年来，中国央行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完善职能，在为宏观经济保驾护航，推进人民币双改、国际化等方面取得非常显著的成绩。
十五载赞誉路
1948年出生的周小川，青春岁月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68年至1972年，20岁的他到黑龙江某农场插队，度过了4年的、知青生活。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
1985年，周小川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1986年进入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工作。
国家体改委由当时的青年学者组成，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诸多思考，也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同期，周小川还担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此期间的周小川，一直给外界以激进改革学者的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周小川开始进入金融系统工作。1991年9月至1995年9月出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此后，先后出任外管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证监会主席等职位。直至2002年12月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至今。
2002年至今，中国GDP总值从12万亿元，增长至80万亿元；GDP从增速最高11.9%，进入7.3%的新常态；M2从18万亿元，增长至168万亿元。也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等数次周期的洗礼。如此高速增长的经济、金融背景，构成这位大国行长施展才华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
周小川2013年位列全国政协副主席，延迟到70岁退休的年龄，于2018年正式到限。
“周行长干这么多年，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中央对他的肯定，说明他的地位是很难替代的。”一位接近高层的智库学者对3F新品表示。
从全球看，周小川15年的任期仅次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全球各国央行行长的任期限定不一，以美联储为例，十多年也有，一任也有。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美联储任职最长的主席，其从1987年至2006年，整整在任20年。任期跨越6届美国总统。许多人认为他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
中国的金融学界和业界都对周小川给予很高评价。一位跟踪研究多年货币政策、银行业的机构人士向3F新品（微信号：xinping3f）提及对周小川行长这么多年总体感觉是什么时，他认为，“专业、国际化、不太亲政治。”
一位基金公司总裁对3F新品（微信号：xinping3f）称，“周小川是一位契而不舍而充满智慧的改革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余永定看来，周小川为人非常谦和、待人诚恳、没有官僚气、愿意倾听不同意见。
“一个央行的行长，能做到非常谦和。而且他愿意倾听别人的声音，哪怕是不同意见，也会跟你非常耐心地讨论问题。同时，也不回避谈一些敏感问题。他对人是很诚恳的，这对他这样一个领导是很不容易的。一般人都有官气。他作为中央银行行长，我感觉他并没有官气。”余永定如此对3F新品（微信号：xinping3f）描述他对周小川的看法。
周小川在海外也获得颇高声望。2016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年会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获选《环球市场》（Global market）2016年度东亚地区的“年度央行行长”（Central Bank Governor of the Year）。 “就像空气和重力，你可能很少注意到周小川对中国的影响。”——《环球市场》评价道。
彭博2016年度全球5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周小川排名第14位。同期，英国央行行长Mark Carney排名第28位。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排在了第30位。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则向3F新品（微信号：xinping3f）表示，总体来讲，周行长是一个非常专业，技术化官员。而且他的市场化导向色彩非常鲜明。他致力于推动利率、汇率、资本账户、金融市场的开放，并试图倒逼国内结构性的改革，“总体而言，这十五年工作成绩非常显著。”
周小川对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理解深刻，自身专业能力很强，他任内领导中国央行不断向前。
从容智者：笑中斡旋
身材高大，面容和蔼，极少见到他脸色凝重的神情。肢体语言丰富，充满智慧，总是用修长的手指，手势辅助表达观点。这是周小川的特点。有时候，还可以见到这位年近七十的大国央行行长毫无掩饰，笑的像个孩子。
在出席诸如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两会”新闻发布会、某些财经峰会这样的公众场合，媒体长短焦距镜头里捕捉到的周小川，总是满脸笑容，展现出他内心有一种笃定，这是一份发自心底的从容。
在国内外的金融官员中，甚少像他一样如此的平和，这既不是一种圆滑，又不是一种对立。他有看透了、超越了游戏规则，又能推动和争取他致力于的事业的神奇的张力。除了时间阅历必然给他带来的累积，更多是他自身的修炼和追求。
他能在现实和理想，政治与专业之间取得完美平衡。既能跨国界的交朋友，又各为各自服务机构和国家争取利益。
就算是在和各国谈判，争取中国的利益时，也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丝毫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2016年4月，周小川在美国华盛顿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基金组织春季例会系列会议，会议期间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双方主要就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扩大SDR的使用等议题交换意见时，留下一张他一脸笑容和拉加德握手，拉加德眼里盛满赞赏的注视着他的照片。
“周行长非常有个人魅力，尤其体现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一位外资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对3F新品（微信号：xinping3f）表示。周小川流利的英语，和其他国家央行行长、财长没有障碍的沟通为其在国际舞台上提供了便利。
周小川“换了一块手表”，G20论坛上露出的一小截秋裤，打羽毛球、网球的轶事，关于他呈现出来的生活细节，都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媒体喜于写作他的素材，写者乐写，观者乐读。充分表明了这位央行行长受尊重、受喜爱的程度。
敢于对周小川坦荡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不多，余永定是其中一个。余永定和周小川同岁，出生于1948年。两个人完全是不同的路径，在周小川一路从中国银行、外管局、建行、证监会、人民银行升迁路径时，余永定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度过。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典型的学者。
余永定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持有更为学术和理想化的态度。也因为此，对于周小川的政策主张，余永定并不全部同意。尤其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顺序、以及资本项目自由化上，余永定跟周小川持有完全相反的主张。由此，余永定会不时地批评央行的某些政策。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可以跟他特别坦诚地交流不同意见。他始终没有任何表示不高兴，非常谦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作风，还是为人方面，他都是不错的。”余永定对3F新品（微信号：xinping3f）表示。
余永定一直鲜明地主张要进行汇率改革。2004年至2006年，央行邀请其担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也被余永定本人认为，是当时周小川向国际货币市场发出人民币要进行汇改的信号。
但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上，余永定认为周小川推进的太着急了。“我认为中国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在其他改革没有完成之前，就推这个，会给自己找来很大的麻烦，比如说资本外逃。”
“中国不应该太急去推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项目的推进也要量力而行。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了，现在步伐也在放慢。他这个基本方向我赞成，我不反对推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反对推资本项目最终自由化，我只是觉得时机不成熟，路线图有些问题，另外我们有些急了。”余永定表示。
推动央行“功能新建”：宏观审慎纳入
周小川长达十五年中国央行行长任期的最后贡献、也是推动关乎中国金融发展百年大计的动作，便是在其引领下，中国央行步入到“功能新建”的新阶段。
这主要表现为，2017年，人民银行正式开始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探索二者间的协调配合。这意味着，人民银行在原有货币政策功能的基础上，正在构建起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纳入进来。
长期以来，中国央行主要职能是在货币政策层面。在高层智囊中有共识的是，中国央行缺乏在周期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引导能力。如何让金融机构和经济周期间，在泡沫的发生过程中避免互相刺激和助长，成为当务之急。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曾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央行普遍认识到，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整体上维护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金融监管的最终目的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应对金融危机也需要危机前后全面、准确的获得金融监管各部门的信息数据；需要快速及时有力的危机发生时的处理机制。这也需要将相应监管归总于中央银行。
而在此前，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央行——人民银行目前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若要构建上述监管体制，就需要人民银行新建相关职能。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都大刀阔斧的对金融监管框架做出了改革。中国也曾于2006年、以及2015年A股剧烈波动后，十年内两提要进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
但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并没有对现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框架动“大手术”。但对监管最紧迫的部分做出了“补短板”的措施，即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央行宏观审慎功能的新建，可谓是金融监管“补短板”的核心所在。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设定，正是施行“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机构形式。并将其常设办公室设立在人民银行。
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是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旨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
在周小川带领下，2009年人民银行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并在2015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当年又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
2017年2月，央行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6年四季度）》中首次提出“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在今年7月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
2017年3月，陈雨露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上演讲时表示，人民银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二者间的协调配合。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至此，从最高层面确立了中国央行“双支柱调控框架”。
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宣布，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同年11月，金稳会正式成立，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表示，“我们已经开展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但是确实在制度、规则设置和政策协调上还做得不够好，所以今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之间配合得更好。包括‘一行三会’和各大金融机构，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争议汇改：是否冒进？
（汇改部分作者：陈鹏）
周小川任央行行长期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了持续、多次的改革，期间还配套有调整外汇管理、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综合举措。但汇改并非一帆风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过程中，还伴随着大量现实阻碍、争议，甚至阶段性回调。
日9：25，中国央行发布信息称，为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自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6.2298，较前一交易日汇率中间价大幅下跌1136个基点，贬值接近2%。
虽然央行在这之前（日）已经宣告“会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但一次性贬值到位的举措还是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料，而市场因此产生的剧烈反应，也是中国央行始料未及的
8月11日9：30，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人民币即期汇率迅速突破6.3关口，至收盘，即期汇率贬值幅度高达1.7%，接近2%的浮动下限，创历史记录。至8月1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幅度高达4.6%，央行多名官员先后出面，稳定市场情绪。这期间，全球股市、原油、大宗商品市场普跌，黄金和债市受到追捧，美联储9月加息预期大幅降温，避险情绪陡增。
据当时媒体报道，当天向银行网点咨买入美元的电话大幅增多，多只外贸股在811当日开盘后不久出现涨停。有出口企业外贸经理在得知人民币贬值的第一时间，就给所有客户打了一圈电话，提出可以适当降价，以提高自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不久，已经连续两次大幅调整的中国股市，便迎来了第三轮大跌。
外界多认可811汇改的方向，但对于其推出时机，却不时会出现质疑的声音。一位学者事后回忆称，当时股市动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811汇改的刺激让市场出现了恐慌。但是，如果央行能够镇定自若，再多观察几天，可能形势也就稳定了。但令人失望的是，面对市场的大幅波动，央行在汇率市场化的方向上实际出现了回撤。“在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加入“一篮子”的理论价，这实际是在浮动的方向上撤回了一步。”
人民币汇率在“羊群效应”下开启了长达一年多持续而缓慢的单边贬值过程，中国央行与空头投机势力打起拉锯战，中国外汇储备距离峰值下降约1万亿美元。面对资本外逃、企业和个人恐慌性购汇，央行采取了一系列逆周期措施进行平抑，并重新加强了资本管制。
汇改推出后，央行连续三天通过答记者问形式与市场进行沟通，8月1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在媒体吹风会上就外界关心和质疑的一系列问题当面进行了解答。2015年9月初，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期间，市场等来了周小川的首次公开发声。他肯定了811汇改的意义，称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他强调，人民币并不存在长期贬值基础。但从内容看，与央行前期官方回应并无太大区别，亦未引起市场更多反应。
直到2016年2月，周小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坦言，“过去，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分量不够，不习惯自己的行动对全球经济和市场有溢出效应。现在看，中国确有溢出效应。”相比2015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行直言打算在年内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时，对目标议程的强调，这时的周小川在强调未来汇率改革趋势坚定不移的基础上，还特别强调了“耐心”，“审慎”，以及合适的“时机”和“窗口”。
对于汇改原因，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在刺激出口的同时，为人民币冲刺SDR做准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因为2015年正值人民币“入篮”审查期，央行前期也已频繁向外界释放增加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放开资本项目等信号。周小川在一次与IMF总裁拉加德的交谈中表示，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制度应符合市场经济的更高要求，即汇率更加灵活，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资金流动更加自由，本外币兑换更加方便，并能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
据央行国际司去年出版的一本《人民币加入SDR之路》显示，央行早在2014年下半年就启动了相关研究和论证，当时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人民币距离SDR入篮条件上有一定距离，但如果再等5年，时间又长了一些。因此，进入2015年，为推动人民币入篮，央行在于IMF频繁磋商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相应调整。
此次汇改更是加剧了当时A股的恶化态势，被认为是A股在2015年股灾中，二次探底的直接诱发因素。
不过事后也有前央行官员推测，可能真的只是偶然。“政策虽然是央行制定，但决策在更上层。可能会签、讨论定了8.11。虽然当时形势可能有所变化，但事情已经定了，还是要干的。”
周小川曾说，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在2015年年底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但利率改革后续还有很多任务，例如中央银行对利率指导的传导机制尚待健全。
在他看来，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进展是承上启下的，其与银行改革、外汇改革等都相互联系。对于改革初期可能产生的波动，他既诚恳，又坚定：“有些改革必然是有利有弊的，要从中期来看怎么做，并不能免除短期痛苦。”
继任者：如何开局？
（作者：离漓）
个人可能因老去而离开历史舞台，但历史本身不会停下它前进的脚步。周小川给下一任央行行长的继任者留下的空间颇大。3F新品（微信号：xinping3f）总结以下几点央行待解之题。
首先是汇改、资本项目账户、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掌握问题。汇改以后，汇率改革步调的放缓；人民币国际化还远远只是早期，离广泛使用、流通的国际货币甚远；资本项目账户的开放如何在稳定本国经济金融秩序同时，又稳步推进改革？
其次，宏观审慎功能纳入央行，也还只是有个开端。如何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统筹做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综合信息统计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再次，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破冰之始，央行作为金融监管架构最高协调者，被赋予更多功能，如何在一行三会改革中，统一调度金融资源，达到更好的监管效果？
另外，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以比特币为代表，区块链技术开发与数字货币的发行、使用与国际监管，对各种金融创新的监管？
金融监管趋严态势不改，防风险依然是主旋律；未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将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方面，将从利率传导路径、MPA考核框架和加强政策协调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上述种种皆是下一任央行行长上任后面临的命题。也是接下来有待研究的重点和前沿领域。
去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
中国央行的下一个十五年，值得期待。
挥别周小川：一代中国金融改革的探路先锋
来源：证券时报 记者 孙璐璐
这场堪称中国金融界“哥德巴赫猜想”的谜团终于解开。
3月1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新一任中国央行行长。至此，周小川15年的央行行长生涯画上了句号。
学者型官员、人民币先生、改革派先锋、中国的格林斯潘……周小川，这位“超长待机15年”的中国央行前行长，被外界赋予了很多标签式的评价。从体改委到证监会再到央行，周小川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总舵手。从主导国有银行改制上市到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再到货币政策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探索，一路走来，周小川成就斐然，但也谤随其身。
5年前，年近65岁的周小川临危受命，继续掌舵中国金融业改革。如今，年至古稀的他终要谢幕。然而，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远未完成，留给继任者的担子并不轻。
国有大行改革舵手
2002年，周小川开始担任央行行长，就此开启长达15年的央行掌门人生涯。上任之初，周小川就主导了一项中国金融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变革——国有大行股改上市。
这项浩大的工程并非一日之功。早在周小川担任建行行长期间，他就受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委派，由他带头为重建银行体系设计一个方案。彼时之所以要推动银行体系改革，除了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影响外，更为迫切的因素是，当时的国有银行体系被广泛认为已陷入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截至1997年6月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已突破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25%；资本充足率仅3.5%，远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
据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回忆，“周小川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希望把建行做成一个模板，以便重整萎靡的银行体系。朱镕基给他派了一个任务，为重建银行体系设计一个试点项目。总理想要一个系统方案，处理不良贷款和资本的问题，以及银行业的公司治理问题。”
按照朱镕基的要求，周小川及其团队研究了各种国际模式，如瑞典的坏账重整、中欧和东欧的银行重组、美国资产重组托管公司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的处理等。
1998年起，根据周小川所设计的方案，国家开始着手拯救濒临破产的四大国有银行，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改革就是补充资本金和化解不良贷款——由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充实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相继成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从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开行剥离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
不过，在外界看来，1998年起着手的这轮银行业改革并不彻底。按照当时朱镕基的想法，需要一个系统的银行业改革方案，除了解决银行资本金短缺和不良高企外，还需要改革银行的公司治理，实现商业化改制。
然而，银行业改革却步伐放缓。改革不彻底带来了后遗症，在第一轮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后不到三年，四大国有银行又一次游走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截至2002年末，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按四级分类高达1.7万亿元，不良率超过20%；资本不足的问题也未能靠第一次2700亿的注资而明显好转，当年末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
就在国有大行再次走到生死路口之际，周小川于2002年底出任央行行长。他深知，要解决国有大行多年沉疴，唯有靠市场化股改上市，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完善。因此，上任伊始他着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继续完成朱镕基当年规划的国有大行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不过，在启动国有大行引战、上市之前，需要清理资产负债表，继续补充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贷款。这一次，周小川创造性地提出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来提振银行的资本基础。2003年末，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因此诞生，成立之时便动用外汇储备资金分别向中行和建行注资225亿美元。这一举措直接帮助两家大行将资本充足率提高到了8%。此后，四大国有银行通过一系列国家注资、剥离不良、股改引战等举措，最终实现了境内外上市。
“如果说资本市场是（中国银行业）变革的支点，那么周小川将帮助朱镕基拉动杠杆。”保尔森在其著作《与中国打交道》中这样评价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及这轮改革的“舵手”周小川。
行长生涯非议几何
周小川在推动国有大行改制上市的历史进程中功不可没，但也遭来非议。在他的央行行长生涯中，来自外界最大的争议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其主导的国有大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人。“卖国论”始终是反对者抨击他的武器。
反对者的抨击，源于他们认为，国有大行的股份被“贱卖”给了外国投资人。交通银行是当年国有大行中率先完成引战上市的，上市后由于股价表现不俗，给正在准备上市的工行、中行和建行带来了不小压力。因为境外战略投资者投资工行、中行和建行的定价是账面价值的1.18倍、1.15倍和1.14倍，而交行自2005年6月在港上市后不到4个月里，股价涨幅超过30%，交易价相当于账面价值的两倍，远高于三家大行的定价。
对比如此强烈，让国内部分反对者认为其他大行引战的定价是“贱卖资产”。而主张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的就有周小川，对他的抨击之声由此而来。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据保尔森回忆，当年中国的国有大行引战上市所能吸引的境外投资人寥寥无几。尽管中国当局已通过外储注资、剥离不良让大行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健康，但外国人显然对此仍有顾虑。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年工行行长姜建清（后成为工行董事长）曾找时任高盛CEO的保尔森，希望高盛能成为工行的战略投资者，但保尔森一开始并不愿意。姜建清也曾向保尔森透露过其在寻求战略投资者时的困境——接触了超过40家潜在的战略投资者，全球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找遍了，但感兴趣的只有安联（Allianz）和富通（Fortis），即便后来摩根大通（JP Morgan）和花旗（Citigroup）加入，愿意承诺的投资数目也远低于姜建清期望的数十亿美元。
“按照周小川最初银行改革方案的设想，银行先重组并吸引外国战略投资者，改善财务状况，分享先进技术和商业实践经验，加强公司治理，然后再上市。周的结论是，要吸引稳定资本来改善银行脆弱的资产负债表，最好的办法是把部分少数股份卖给外国投资者。”保尔森说，“回头来看，如果中国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中国的银行完全可能没有机会充实资本金，遭受到与欧洲过度杠杆化、资本不足的机构相同的厄运——许多这样的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覆灭了。”
“M2先生”的难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货币化倾向愈发明显。M2的快速增长已非新鲜事，甚至有外资金融机构早在五六年前就说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已是中国央行。横向对比看，即便金融危机后美国启动了长达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但当前美国M2与GDP的比例只有91%，而中国却超过200%。纵向看，在周小川任职央行行长的15年里，M2从2002年末的18.32万亿元飙升至2017年末的167.68万亿元，甚至央行内部也有不少官员认为M2升得“太快了”。
任内M2的飙升，也让周小川获得了“M2先生”的称号。数据的背后，恰是2008年以来，周小川及其领导的央行时常面对的另一大非议和质疑——中国的货币有没有超发？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实施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配套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否过度？
面对质疑，近年来，周小川也在多个场合作出解释。对于M2的快速增长，他曾表示：“通常储蓄率高的国家M2也比较高。间接融资比重比较大的国家，M2往往也会偏高。大量的储蓄资金走银行，从银行存款变成银行贷款。因此，我国M2的比重是高的。”在回应“四万亿”刺激政策的批评声音时，周小川更是以“不要当事后诸葛亮”怼回去。
不过，正如周小川所言，金融政策往往争议很大，但决策的核 心往往是做出明智的取舍，“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外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多是单一目标制或双重目标制，如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但在中国，受宏观调控大环境的影响，央行的目标是多重的，而且多个目标之间时常又是矛盾的，会陷入‘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尴尬境地。正是要在多个目标寻求均衡，中国央行行长的位置，比其他国家央行行长的位置更具挑战。”一外资银行分析师称。
显然，周小川十五载的央行行长生涯，为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他主推的一些改革尚未完成，留给继任者的挑战和任务依旧艰巨。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这场堪称中国金融界“哥德巴赫猜想”的谜团终于解开。
3月1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新一任中国央行行长。至此，周小川15年的央行行长生涯画上了句号。
学者型官员、人民币先生、改革派先锋、中国的格林斯潘……周小川，这位“超长待机15年”的中国央行前行长，被外界赋予了很多标签式的评价。从体改委到证监会再到央行，周小川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总舵手。从主导国有银行改制上市到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再到货币政策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探索，一路走来，周小川成就斐然，但也谤随其身。
5年前，年近65岁的周小川临危受命，继续掌舵中国金融业改革。如今，年至古稀的他终要谢幕。然而，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远未完成，留给继任者的担子并不轻。
国有大行改革舵手
2002年，周小川开始担任央行行长，就此开启长达15年的央行掌门人生涯。上任之初，周小川就主导了一项中国金融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变革——国有大行股改上市。
这项浩大的工程并非一日之功。早在周小川担任建行行长期间，他就受时任国务院总 理朱镕基的委派，由他带头为重建银行体系设计一个方案。彼时之所以要推动银行体系改革，除了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影响外，更为迫切的因素是，当时的国有银行体系被广泛认为已陷入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截至1997年6月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已突破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25%；资本充足率仅3.5%，远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
据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回忆，“周小川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希望把建行做成一个模板，以便重整萎靡的银行体系。朱镕基给他派了一个任务，为重建银行体系设计一个试点项目。总& 理想要一个系统方案，处理不良贷款和资本的问题，以及银行业的公司治理问题。”
按照朱镕基的要求，周小川及其团队研究了各种国际模式，如瑞典的坏账重整、中欧和东欧的银行重组、美国资产重组托管公司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的处理等。
1998年起，根据周小川所设计的方案，国家开始着手拯救濒临破产的四大国有银行，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改革就是补充资本金和化解不良贷款——由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充实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相继成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从四大国有银行和国开行剥离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
不过，在外界看来，1998年起着手的这轮银行业改革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