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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日新：为什么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与其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际问题。三十年以前，在理论界谁也不会把这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常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修正主义者、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者，不敢公开说我们的改革就是搞资本主义。因为我国毕竟是一个搞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国家，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是什么货色还是有所了解的。官方把改革定性为市场化改革，提出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主流派学者大造舆论，大肆宣扬市场经济较之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于是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似乎市场经济是一个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无比优越的经济体制。其实，按本意来说，此处“体制”应为“制度”。他们讳莫如深，用英语同外国人对话时，讲REFORM　ECONOMIC　SYSTEM，译成中文，准确的译法应当译为改革经济制度。但他们对此实行回避，偏译成改革经济体制，以为就可蒙混过关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欺骗，是蒙蔽群众的手法。
　　为什么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下面摆事实,讲道理,拟着重阐述四点:
　　一、联合国把资本主义国家称之为市场经济国家。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威力，指出资本就是吸血鬼，传遍了全世界,几乎妇孺皆知。二战后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组织，所属一百多个会员国，原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资本主义国家，占多数;另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占少数。大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极不光彩，提出要求把他们这类国家改变名称。经各个国家本国同意和联合国一致通过，于是在联合国的文献中，对所有国家实行以下新的分类：
　　第一类、MARKET　ECONOMIES　市场经济国家，又分为：
　　DEVELOPEDMARKET　ECONOMIES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现在一般简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国。
　　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ES　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现在一般简称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巴西，黑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许多国家;
　　第二类、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集中计划经济国家(也有译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包括苏联，中国，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蒙古、朝鲜、越南、古巴等国。
　　因此，如今人们都只知道，世界上有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许多年轻学者可能并不知道，前者原称资本主义国家，后者原称社会主义国家。
　　二、西方发达国家并不讳言他们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经三百多年历史了。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也有二百多年了。日本这个当今世界第二大发达国家，从明治维新算起，实行市场经济也有一百四十年历史了。这些国家的学者都承认，他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如：
　　英国《现代经济学词典》：“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基础的，…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5页)
　　美国《现代经济词典》：“MARKET-DIRECTED　ECONOMY　市场经济　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采用什么方法生产以及生产出来以后谁将得到它们等问题，都依靠供求力量来解决。…因此，美国基本上是一种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第275页)
　　日本《现代日本经济事典》：日本实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三个基本原则：(1)私有财产制度;(2)契约自由的原则;(3)自我负责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本总研出版股份公司，第148-149页)
　　在上个世纪二战以后年代，东西方的学者，根据各自国家的经济制度，分别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分析，在他们的的著作中，形成五点共识，现归纳如下：
　　1、在所有制上，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
　　2、在经济运行上，市场经济呈无政府状态，有的国家后来加强政府干预;计划经济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3、在价格上，市场经济任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经济;计划经济要求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
　　4、在分配上，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实际上主要是按资分配);计划经济要求按劳分配。
　　5、在生产目的上，市场经济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计划经济是为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世界银行这个垄断资产阶级的金融组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报告中，对二战后几十个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的民族国家)退出市场经济制度，转而实行计划经济，无可奈何的进行了哀婉的叙述，但也比较客观的肯定了计划经济的成就。当这些国家在九十年代后期，由于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又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制度，报告又按奈不住心头的欢欣鼓舞之情，并且指出中国没有完成政治改革，尚未完全“转轨”。下面且看这个报告：
　　“年，占世界人口1/3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舞台，并建立了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试验。最早是在俄罗斯帝国和蒙古，而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随后在中国、北朝鲜和越南，它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资源。这项巨大的试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版图，确定了20世纪的大部份进程。”“计划制度曾经取得相当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产出增加，实现了工业化，向全体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收入的分配相对公平，广泛的(或者说低效率的)国家福利使每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与服务。”
　　现在这些国家由于修正主义上台而改变了方向，世界银行认为是计划经济制度失败。“到目前，这项试验的失败引发了…根本性变革的动机，试图重新建立市场并重新使自己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报告一再讲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开始向以广泛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过渡-转轨。”但至今为止，1978年开始改革的中国，“没有进行脱离共产党对政府领导的政治转轨。”我们的政府正副总理多次要求西方大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迄今为止他们就是拒不承认，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我们国内的西化派一再要求共产党改名，实际上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适应西方大国的需要。(以上文字均引自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3页。)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剖析。
　　现在官方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已经论证，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不成了一个矛盾、混乱、文理不通的概念了吗?这是公开的表面的现象，其实官方对此另有说道。1993年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有关专家编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是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市场经济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这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简称。我们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两者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中国发展出版社》，第6页)这里明白无误的说清楚了，市场经济只有姓‘资’的一家。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我国的理论界并不像苏联解体前那样万马齐喑，而是相当活跃的。我们的改革的目标应不应当搞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的大问题。可以说这是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斗争，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争论非常激烈，场面波澜壮阔;参加的人员，既有普通学者，也有中央领导;既有年轻学者，也有老经济学家。争论的场所,有国内的学术会议,也有国际的讨论会。形势的发展由理论到实践，官方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市场化改革，中国的面貌已经改变。但争论并没有结束，实际的群体斗争也从未间断，且愈演愈烈。现将几次紧锣密鼓的、规模大、层次高的讨论或争论，回顾如下：
　　1985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出面组织、实际上是由兼任这个研究会主任的赵紫阳总理掌控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邀请了英、法、美、日、西德、波、匈、南等国及世界银行的专家参加。会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主办方在翻译上搞了点小动作，中文故意译成“市场协调模式”，避免露出马脚)。法国专家听得懂英文，在会上当场说，法国现在就是实行这种“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改革怎么一下子改到法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去了呢?令人惊愕。这个讨论会尽管级别高，声势大，由于党内高层的马克思主义识别能力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传统势力比较大，抵制了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所以这次讨论会可以说以失败而告终。
　　1986年8月，在山西太原有二百多名教授研究员参加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讨论会(会议原叫“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讨论会”，临时改名去掉“计划”二字)，著名老经济学家于光远讲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突然提出中国要搞市场经济。我作为被称为“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的国家计委的代表，被点名发言。我当时感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没有输理，挑战就应战。发言直率的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中国不能搞。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当地报纸报导这次会议，说我同于光远唱了个小小的对台戏。开会期间有简报，上报了中央领导;会后出了书：《商品经济-新的起点上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两人的文章分别见第21、92页。)实际上，这是为了推行市场化改革而造声势的一个讨论会。
　　1988年总书记赵紫阳在前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后台，大搞价格改革闯关，实际上是放开货币，放开价格，让价格自发的调节资源的配置，也就是强制推行市场经济。会前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的头头弗里德曼，给赵紫阳灌输了：“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闯关的结果是，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当年消费物价指数创历史纪录，高达18.8%，抢购风席卷全国，造成人心惶惶，确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10月8日，中央老领导陈云把赵紫阳找去，当面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5页，《陈云年谱》注明，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西方”二字，在陈云的著作中这是头一次。)表面上看，这只是坚持计划经济的元老陈云，在严厉批评搞西方市场经济的前台急先锋赵紫阳，实际上批评的矛头直指后台邓小平，也指向了美国后台老板。两个元老派在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问题上，斗争的激烈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四、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谬误。
　　中国改革要搞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子在邓小平。邓小平为了坚持要搞市场经济，要搞资本主义，他在这个问题上，讲了许多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的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有的是赤裸裸的，露骨尖锐。如1979年，在3月陈云发表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他在11月立即发表《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的文章。1985年，发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讲话，批评过去搞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按：这违背了事实，暂且存而不论);现在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这是不点名的批评陈云。
　　1987年发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一文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3页)
　　1990年讲话，提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同上，第364页。)
　　1991年又讲：“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上，第367页。)
　　1992年南巡讲话中，关于计划和市场一段，更是主流派津津乐道，经常引证的经典。“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有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上面这些话，存在许多问题值得剖析。首先，在逻辑上讲，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组内含和外延不等的概念。邓小平在上述论述中，一再把计划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把市场和市场经济等同起来，在形式逻辑中，这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经过偷换概念，再加以推理，就会得出荒谬绝伦的结论。
　　在经济学理论上讲，邓小平自以为自己“从理论上搞懂”了，实际上正如他自己说的：“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有的话恰好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违背了西方经济学。如一再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有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陈云曾经指出：“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4页)陈云这个讲话是有根据的。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过，社会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在《资本论》中，有多处对比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具体参见我在《计划工作手册》集录的“革命导师关于计划经济的若干论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24页)马克思在另一处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54页)
　　恩格斯也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同上，第三卷第323页)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西方国家也承认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三个重要特征。英国《现代经济学词典》甚至说：“在不少人看来，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同义词。”(上海译文出版社，第555页)这就是说，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西方那些资产阶级极端反动的敌对学派，如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从反对计划经济入手，说什么“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与国内普遍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特征，与西方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当成同义词的看法相反，反复说什么“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岂不是在理论上犯了一个与马列主义对立的大错误吗?
　　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如果说这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就有计划，或者说按资本主义的本性也有计划，那是彻头彻尾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9页)试问资本主义国家什么时候才有计划的呢?那是二战后学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办法，资本主义国家才有计划。首先是法国，在四十年代才开始搞计划。然后是日本，五十年代开始搞计划。再后是韩国，六十年开始搞计划。他们这些国家的经济在计划指导下，较之那些没有计划的国家，发展速度比较快，成效比较大。但他们计划的性质只能是预测，是估计，不可能同社会主义一样搞指令性计划，必须完成。总之，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搞的计划，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等同起来。
　　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有时又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这里又把“市场”和“市场经济”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在逻辑上这是不允许的。从理论上讲，“市场”作为经济管理方法，“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讲得通的。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则讲不通。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说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岂不是自相矛盾，制造思想混乱吗?新自由主义把计划经济同市场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马列主义经济学认为，所谓市场，按其实质来说，就是通过交换，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说过，“要利用市场”，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通过商品交换来恢复大工业。我国第一个五年划明文规定，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升降，要根据供求情况，考虑价值法则的作用，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如“一五”计划规定期末1957年棉花产量3270万担，通过粮棉比价由7比1调整为8比1，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结果棉花完成了3280万担。这说明利用市场，发挥价值法则的作用，调控的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邓小平还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这也是外行话。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许多国家经过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时间有的延续多达几十年之久才建立起来，怎么可能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呢?
《正义—怎样理解资本主义》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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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会员？“二战 后.英美实行混合市场经济.法国实行计划指导型市场经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日本实行统制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末.中.俄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这表明( ) A．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市场经济体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 B．宏观调控与市场体制相结合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共识 C．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 题目和参考答案——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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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英美实行混合市场经济，法国实行计划指导型市场经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日本实行统制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末，中、俄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这表明(　　) A．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市场经济体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 B．宏观调控与市场体制相结合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共识 C．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 D．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已无差别
B　解析：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互相借鉴。目前，宏观调控与市场体制相结合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共识。
练习册系列答案
科目：高中历史
下列行动贯彻了雅尔塔会议精神的有
A．1945年4月苏军和英美盟军从东西两线夹击德军
B．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
C．“二战”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及其首都柏林实行分区占领
D．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中国对日作战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成功之路——突破重点线·历史
　　战后两极格局的形成影响了世界的局势。据此回答下题：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形势变化的最大特点是
A．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独占鳌头
B．苏联军事政治力量的强大成为惟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
C．欧洲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
D．国际关系格局演变为美苏两极
2．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是　①欧洲一些国家经济得到恢复　②欧洲资本主义秩序得到稳定　③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加强　④美苏对欧洲的争夺更趋激烈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3．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英之间的关系主要是
A．英美是平等关系
B．英国唯美国马首是瞻
C．英是美的帮凶
D．英国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4．导致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原因有　①日本军国主义意识没有被彻底铲除　②美国在二战以后对日本的扶植　③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　④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没有进行深刻反省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5．造成德国分裂的根本原因是
A．各占领国在占领区内实行不同的政策
B．英法美同苏联矛盾的加剧
C．为了彻底消除法西斯势力
D．为削弱和限制德国
6．雅尔塔体系的消极作用说法不正确的是
A．有大国强权政治的色彩
B．是世界大国对势力范围的划分
C．给世界带来纷争和动荡
D．使世界政治格局中心发生转移
科目：高中历史
题型：阅读理解
中央电视台大型记录片《大国崛起》解说词中写道：“成为大国的原因，或许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大国之谜，无疑是一个多解的答案。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材料一& 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面积92391平方公里。就是这个面积和资源都赶不上中国的福建省、似乎无足轻重的小国，在几十年问奇迹般崛起成为西欧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一度与西班牙瓜分了整个地球。 &&& 到16世纪下半叶，曾经拥有难以计数的金银和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伊比利亚半岛，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改革的压力，在世界性的演出中开始谢幕。流水一般涌入的财富又像水一样流走了，除了奢侈的社会风气，没有留下像样的产业，老百姓甚至也没有获得像样的衣、食、住、行。 &&& 材料二在工业化时代，世界领导国必须是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19世纪的世界领导国是英国，在英国达到鼎盛时期的1860年前后．其现代化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的40％一50％，或欧洲的55％一60％。英国始终保持着相当于他国海军两倍以上的海军。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 &&& 美国崛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利坚民族并不是北美大陆首批开辟者，但经过一百余年的开拓却构建了美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美利坚合众国不是第一个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但到19世纪末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 &&&& 材料三二战以后，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发展速度。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达13．6％，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6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成功实现了V-：l本近代史上的“第二次远航”。因此，被西方学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轨迹》 材料四历史上，中国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认为崛起的历史时期。分别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秦汉，公元6—9世纪的隋唐，14世纪末的明朝复兴，大约都持续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当今中国被公认为是第四次崛起。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纪迅速崛起和16世纪下半叶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分别是什么?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试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概括英美两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共同原因。概括说明二战后美国大国地位确立的主要标志。&
(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指出日本为实现经济“第二次远航”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并说明日本经济崛起给国际经济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4)依据材料四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的第四次崛起指的是什么?你认为中国的第四次崛起应从上述材料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科目：高中历史
日本攻占广州、武汉后对中国进行政治诱降，英美则对国民政府进行劝降活动。同年在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是&&&&&&&&&&&&& &&&&&& （&&& ） &&&&&& A．欧洲绥靖政策达到顶峰 &&&&&& B．英法在德国西部边境实行“静坐战争” &&&&&& C．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 D．苏德战争爆发，二战规模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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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内容提要　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俄几次崛起，几次中落。贯穿在俄历史中的主题只有一个――赶超。俄每一次的中落和崛起都是二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的转型只是追寻强国梦想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本文借鉴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试图对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行解读。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9/view-9602549.htm　　关键词　经济追赶　制度变迁　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　F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07)04-0033-(06) 　　 　　纵观俄罗斯的历史，追赶贯穿了其整个发展过程。从摆脱蒙古统治之后，数个世纪被压迫的经历转化为俄罗斯不可遏制的王朝政治野心，持续的领土扩张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救世主义情绪和对地缘安全空间的极度渴望。为了这个目的，俄罗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同时代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 　　我们把俄罗斯的经济追赶进程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工业化时期，分为十月革命前的经济追赶阶段和苏联体制下的经济追赶阶段；另一个是后工业化时代，这个阶段开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苏联解体为界，也就是改革阶段和转轨阶段。 　　 　　一、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采取了军事优先的国家追赶战略，这其中包括：军事体制、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也就是以提高国家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也同当时国际竞争格局中硬权力优先的大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历史证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的确是卓有成效的。当时俄罗斯对外扩张正处于上升期，随着1793年与1795年的瓜分波兰，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界达到了近代的最远点。在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对整个欧洲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慑始终挥之不去。但俄罗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彼得大帝这种片面的现代化努力终究难以保证国家长久健康成长。 　　十月革命前，随着工业革命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表现优异，并取得了国际竞争的优势。而那些因循守旧的传统强国或丧失传统的地位，或发生激烈的国内变革，导致外部干涉。所有这些都对俄国内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影响。在国内外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以挽救日趋衰落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国力，以便参与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沙皇政府不断地推出各种学习西方的社会改良措施，主要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其目的仍在于巩固传统的政治体制。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欧各国，甚至与德意志地区相比也显得过于缓慢。不仅农业中广泛存在着强制劳动，直至1860年俄罗斯的工业部门中强制劳动还占到40％以上的比例。在俄罗斯出现了企业主宁愿把军警请到生产车间来维持生产秩序，也不愿意进行技术改造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怪事。但不可否认，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也在取得进展，而政治制度却没有得到改造。经济实力的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政治架构，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 　　斯佩兰斯基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和改革家，他曾这样评价俄罗斯社会状况：“我发现俄罗斯只有两个等级：地主的奴隶和沙皇的奴隶。”从根本上说，沙皇专制制度是俄罗斯现代化的政治障碍。由于历代沙皇顽固地拒绝现代社会的政治载体――议会民主制，哪怕是君主立宪，从而堵塞了新兴资产阶级进入统治集团的政治通道，也失去了议会机构对君主的辅佐和制衡，于是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呈现一种渐进的、缓慢的过程，整个国家的发展被锁定在过去的发展轨迹上无法突破。 　　由于俄罗斯国内相关域的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结和捆绑，关联和互补，尤其是其作为共有资源域中作为社区规范的村社制度安排、社会交换域的俄罗斯精神，组织域的官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和政治域中勾结型国家模式等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俄罗斯内部的累积性因素只能导致既有的整体性制度安排进行边际上的调整。只有在面临着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政府主导的变革。比如，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法国后，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为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和维护统治地位的需要，1861年俄罗斯开始了以废除农奴制为核心的改革，而这远不是俄罗斯内部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俄罗斯开始的破坏农村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是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国内累积性因素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下，由政府主导才得以进行。不言而喻，用既得利益集团的铁腕来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是谈不上公正的，但新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同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一致，而“斯托雷平领带”下的稳定促进了这种效率的发挥。随着历史的发展，制度变迁带来的并不丰厚的收益被社会生活中保留下来的大量旧制度残余所耗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逐渐恶化，社会矛盾又开始不断的积累。 　　鉴于沙俄的国内阶层力量对比，作为政治域中的稳定均衡结果的国家或政府正好符合青木昌彦所说的勾结型国家模式。制度变迁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博弈的过程，博弈的各参与方的地位和行为力量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各方可以划分为强势团体和弱势团体。强势团体提供的制度变迁路径在博弈的过程中，居于一种卖方垄断的地位。而对于弱势团体提供的路径选择则要面临着一种买方垄断的局面。由于制度变迁的主导权把握在既得利益阶层掌握的政府手中，这种制度转型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自然不会有一个公平的结果。短期内兑现的制度变迁的收益掩盖了长期的、高额的社会成本，带给社会的往往是一个非效率的均衡，全社会的福利因此就要承受一种净损失。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悬殊，社会的或国家的公共选择过程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的局面，制度变迁并不能够获得一种帕累托改进。新的制度安排对强势集团给予了充分的斯拉茨基标准的补偿，但这份帐单的支付却是通过对弱势集团实施最大限度的剥夺实现的。这种情况又会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下降。而这种制度变迁的不彻底迟早要付出代价，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的历史清楚的反映了这一点，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和当年的革命风暴，最后是1917年的红色狂飙，都是沙皇专制制度为自己前一阶段不彻底的改革付出的代价。 　　以满足王朝政治野心为出发点，国家制定的赶超战略导致经济发展的赶超模式，也就是采取集中的统制型经济发展模式。于是，宪政体制的不规范和经济领域的高度垄断的相互作用使得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重重，最终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十月革命胜利后，当时的俄罗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权的生存和国家的现代化。对落后国家的跨越发展问题，马恩经济作家早就有过这方面的阐述。如果说“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应该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和对“资本主义先进成果”的引进，加速实现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先进成就，同时缩短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阶段的过程。具体到俄罗斯，也就是在公社集体
主义传统的制度背景下，进行制度引进和制度创新，重视制度演进的共时性关联和历时性关联，创造出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均衡的稳态，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追赶的实现。 　　世界经济史中，苏联第一次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发展状况还处于一个“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的阶段。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作了一个总结，承认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还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因而俄国不能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前提要由资本主义来完成的历史使命，但在俄罗斯所面临的特殊形势下，这一历史使命也可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来完成。由此可见，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或俄罗斯实践过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是它产生的那个落后社会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这种“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可被看作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现代化是现实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因素则赋予这种现代化进程以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原来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苏俄政府吸取帝俄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将政府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内外部条件的作用下，苏联在实施追赶型发展的方式选择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了苏联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马上形成的，苏联政府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摸索。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立即进行“剥夺剥夺者”的工作。首先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在年先后两次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废除了其他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土地国有制。接着，进行大工业、银行、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首先收归国有的是银行，日接管了国家银行，不久又没收了私人股份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分为两个步骤，1917年11月～1918年6月是按照个别企业单独进行国有化，月转为大规模地、按部门按行业进行国有化。与此同时，对运输业和对外贸易也实行了国有化。 　　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俄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按照战时体制改组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生活。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国家对粮食、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实行垄断和配给制；国有化范围从大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商品货币关系受到极大的限制，各方面的经济关系逐渐实物化。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这些问题开始威胁到了政权的稳定，喀朗施塔得事件敲响了警钟。 　　日和17日，列宁在两次演讲中指出：“由于这样一些或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做法，乃是“犯了错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走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过渡的道路，而必须走经过商品货币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来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有三：(1)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农民纳税后剩余的粮食、原料和饲料，可以自由支配。城乡经济周转成为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农民小商品经济结合的途径。结合的形式最初曾设想为商品交换，后来实践把它确定为商品买卖。商业成为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2)利用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形式把它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3)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以保证社会主义通过市场同资本主义展开“竞赛”，并逐步地排挤它，战胜它，最后获得完全胜利。从上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杠杆来发展经济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外部政治和军事压力，以及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发展危机所提供的一个负面参照系，推动了苏联的经济体制进一步演变，来到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门槛前。于是，在国际政治域的压力和国际经济域的夹击下，苏联政府不仅有实施这种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动力和需要，也有实施这个战略的有利条件，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苏联引进技术和装备提供了有利的买方市场。并且，农村的普遍中农化，国家在农产品交易域中面对的交易主体过多(小农的汪洋大海)，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工业化所需的来自农业剩余的交易成本过高，政府最终在农业产品生产域中实行了集体化。而这种制度安排正是嵌入在社会交换域的集体主义传统之中，并最终形成了这种模式。 　　从理论上推演，苏联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追赶型发展，这不是一种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自发演化的结果。其主要特点就是通过政治革命，先把国民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权力转移到国家的手中，形成独立自主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由于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开创了与以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根本不同的先例，因此，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制度创新。由于这些新发展模式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年代形成的，这一类型的所有制形式、经济组织与机制、政治结构诸多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型具有鲜明的对立性。 　　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动员国内资源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体制缺失的情况下，由计划统一调配物资不仅可节约成本而且提高了效率，使苏联在工业化之初短短两个五年计划内就跑完了与西方先进国家相差的50～100年的距离，不仅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而且有效地保护了社会主义事业免受外敌侵犯。 　　反法西斯的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效性的共有信念，二战期间形成的经济军事化格局在战后继续保持；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封闭性又阻断了对现存制度安排的外部冲击，在“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苏联对外经济活动基本限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当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改变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具有的高度的自反馈增强机制，排斥一种新的机制的产生。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域、不发达的经济交换域和类政府机构模式的组织场相互关联和互补，形成了一个高度稳定和自我强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对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变化难以做出相应的积极调整。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创新逐渐僵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 　　 　　二、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改革阶段和转轨阶段。在1950年代以后，经历了成功的工业化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后，苏联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开始出现，科技进步缓慢，经济活力不足，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特别是1970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之后，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便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的深化，集中的管理模式开始不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状况，整体的经济绩效逐渐下降，计划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减，计划经济体制内的改良就有了内在要求。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进行的农业政策调整和工业建筑业改组，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局部改良的一种尝试，但作为一种对计划经济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一种局部调整，由于缺乏对相关域的共时关联和历时关联的考虑，成效并不显著，甚至产生了混乱。但是，赫鲁晓夫支持下的“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拉开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为苏联进一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柯西金主持并推出了“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改革，通称“新经济体制”，正是这种理论的政策实践。主要内容为完善计划工作，改进工业管理，加强经济刺激。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一度明显加快。可以认为这是苏联想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开始了一个完善现代化或后工业化转型的进程，只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完善和改革，没有突破原有模式，加之后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使改革就此止步，苏联经济进入了停滞和衰退时期。 　　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苏共新的战略方针：“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简称“加速战略”。这一战略的最初目标是以科技进步实现经济集约化，加快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更看重政治方面的改革。他曾说过，加速战略是“既指物质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革命措施，而“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改革中也是如此，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政治性措施，是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的广泛民主化任务。” 　　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内改良，也就是改革，主要是在计划体制内部植入市场因素。具体就是，分散决策、改变信息传递机制、改变激励手段，以提高经济绩效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成立涉及三个条件：计划、单一所有制和单一意识形态信念。这三个条件同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制度环境相去甚远，由于市场机制内在的张力和计划体制的外在约束，边际上的改良走到了尽头，转轨就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回顾苏联历史，可以发现，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变迁出现时，经济发展就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当计划经济体制的外壳难以容纳生产力发展时，计划经济体制就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在相关域的内部累积性影响和外部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作为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丧失了制度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能力。 　　纵观苏联的改革过程，按照其施政方针的内涵，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一种对工业化完成后的苏联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企图，这种调整以提高经济发展绩效为目标诉求，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作为手段，以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和管理结构的调整为其表现形式，属于对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进行调整实践的组成部分。同一时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践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具体表现为通胀与停滞并存，一些国家社会动荡，但是经过了20多年的调整，欧美各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而苏联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趋势，思想和实践上的努力无果而终，计划经济的潜力耗尽，国家解体。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是一种有别于原生现代化的外源性现代化过程，但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异于真正的现代化概念，把现代化的实现手段的工业化作为了目的，将目标和手段混为一谈，远离了真正的现代化理念，如社会的世俗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在后工业化社会的门前，苏联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转型，或者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潜力的耗尽，改革走向转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继续它的后工业化转型，目的是缩短同先进国家的差距乃至赶上并超过之。在这个意义上，前苏联和俄罗斯转轨时期的危机是结构扭曲的现代化危机。1990年代，这种危机一直羁绊着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俄罗斯转轨时期的经济危机并不是转轨的产物，而实际是前苏联生产下降和社会秩序紊乱结果的继续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面对危机，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弥漫着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加速战略的无果而终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等举措，从制定“500天计划”到“休克疗法”的实施，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俄罗斯独立后，俄罗斯新的执政阶层在政策取向上一直受制于国内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危机的持续侵蚀着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给政治反对派以口实，进而影响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政权的不稳定和政治环境的波动又妨碍着经济的稳定，牵制了政府在反危机行动的有效进行，尤其是在1996年总统选举前表现的最为明显。 　　一般说来，一项政策或制度安排目标取向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等。叶利钦时代的制度建构的政策取向更多的以政治为出发点，没有以效率或公平为其价值取向，要知道，效率和公平对执政集团政权合法性的支持力度更强。深陷危机的经济与有失公正的转轨战略，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但转轨能够持续下去，政权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那是因为民众不希望回到前苏联体制，而在既有的宪政体系内没有更好的选择。 　　叶利钦的爆炸式转轨方式背后反映出的是急于求成和浪漫主义的心态。整个一个叶利钦时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断调整的过程，由于受到国内和国际各种因素的制约，政府的政策总是在反危机和推进改革之间游移不定，根本原因在于严格的政治约束，受制于总统和议会之间的争执，实际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观点的分歧。当然，不同发展战略反映着不同价值取向和国家发展目标的不同。直到普里马科夫时期和斯捷帕申时期，关于国家发展的问题才开始提上日程，这时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政府已经开始有精力考虑国家发展的问题。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过程，追赶型发展要求国家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主要方向，这就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协调各个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没有相对集权，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作为政治域中心参与人的政府缺乏足够的行为能力，政治域的稳定的博弈均衡结果――国家也就不会出现，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也就无从谈起。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建立民主制，势必造成社会分化和纷争不已的局面，很可能连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无法形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是俄罗斯新一轮追赶历程的准备阶段，它为普京时代构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尽管有些粗糙，有些扭曲，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普京通过调整制度演进博弈进行的外生规则，促成新的有效率的博弈均衡，形成新的共有信念系统。自从普京执政以来，为了实现强国目标，开始了向相对集权的回归。他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组建政权党，加强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掌控。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加强中央集权，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三、结论 　　 　　归纳俄罗斯的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我们发现： 　　工业化发展具有要素集中和规模经济的特点，统制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动员资源方面拥有相对优势，它们的相互关联和互补促进了俄罗斯工业化时代的追赶和超越，但这种关联和互补却阻碍了后工业化时代的追赶和超越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 　　工业化时代，俄罗斯时期采取了一种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时期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追赶的超越，确立苏联的大国地位。在这个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中，相关域之间的关联和互补在特定的时期内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国家的经济追赶进程。 　　在工业化社会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形势下，俄罗斯原有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不再适应后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要求，开始阻碍俄罗斯社会向后工业化的转型，作为一种共有信念的整体性制度安排走向了它的衰落，最终形成了一种现代化危机。 　　制度的作用概括起来只有两点：一是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二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完成了工业化赶超的大国来说，追赶型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制度保障的效率。正如上文所述，国家的经济追赶要求经济效率作为物质保障，原有的制度框架已经制约效率的发挥和不具备激励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功能。所以，俄罗斯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过程。我们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作为共有信念的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兴起、繁荣到衰落的过程。 　　 　　(责任编辑　卢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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