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之路：冰与火的对话》——对和田地区发展的思考（转载）_和田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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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之路：冰与火的对话》——对和田地区发展的思考（转载）收藏
序言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南端，南枕昆仑山皑皑的高原雪地，北卧塔克拉玛茫茫的荒原沙漠。雪原与荒漠，就如同冰与火的洗礼，造就了她的神奇。　　和田，藏语“产玉石的地方”，这个古老的梦幻般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她盛产温润的美玉，精美的丝绸，华丽的地毯，甘甜无比的瓜果，有吃不完的民族特色美食，创造过灿烂的绿洲文明；素有“金玉之邦、丝绸之都、瓜果之乡”的美称。有着八千年的玉石文化之路，六千年的丝绸文化之路，两千年的佛教东传之路，分布着数以百计的古城池、古墓葬、古寺庙、古屯田遗址等人文景观，烙刻着众多著名的历史故事和人物。　　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在这里，数十个宗教在这里碰撞，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遗迹，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地域风情，每年都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旅客。比如蜚声中外的《西游记》中描述的许多动人故事都发生在该地区，和田县的巴格其镇就有一棵玄奘法师当年亲手栽下的核桃树，历经近千年的沧桑，每年依然硕果累累。　　现在，和田社会现实是冰火两重天。虽然中央援疆的力度空前，新丝绸之路开发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给和田人民带来新的梦想和希望。但是，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在原有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导致了内卷化，一方面贫困加剧，另一方面，社会分化严重，原有的社会结构出现混乱，社会不稳定，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不适应新的变化，出现了管理的低效率。在民族政策的宽容刺激下，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侵洗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导致了“三股势力”的盛行，进一步加剧社会不稳定。　　从全国的视角来看，和田只不过是我国南疆的一个贫困的落后地区，但是，它与南疆的其他两地州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可以说对和田的研究就是对南疆的研究。而南疆的维吾尔族人口超过了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七成，由于高度密集的民族人口，产生了一些列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最严重的分裂势力就是在南疆地区活动的“三股势力”，他们已经将不安静的因素扩展到了全国。可以说解决了南疆的民族问题，就解决了整个新疆的民族问题。　　和田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紧要的十字路口。有人提出通过强制迁移人口来解决，但是和田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缓和人口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走生态城镇化道路，利用优势资源禀赋，建立新的贸易关系，形成特色的现代产业结构；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实现社会管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达到这些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参与全国、全球分工，融入外部世界。　　作为一个旁观者，为了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本书试图从远处和高空俯瞰和田，深入和田内部观察，体察入微，解剖和田的内在机理，以解决此处的困惑，给出一个发展的思路。　　本书只是一个开始或者说是抛砖引玉而已。即便仅仅说对和田发展方向的分析，也是轻率的，更重要的是和田本身具有发展的潜质，它的改善不仅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还取决于全体和田人民的共同努力，正是通过他们坚持不懈地推动和拓展，和田的将来才会发生巨变，才会更加适宜居住，我们的祖国才会更加繁荣昌盛。
第一章 援和政策的棘轮效应　　在对口援助政策下，出于政治与已有援助项目需要后续资金的角度考虑，各省市对新疆的对口援助力度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有些基础设施远远超过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造成资源浪费；有些产业园区面积巨大，放眼望去空空如也，没有一点生机；有些疆外单位和疆外工业建设完工程，给当地人留下一些不能引致就业的“半成品”。在大量的投资并没有形成“造血”能力的条件下，只有继续申请更多的投资来实现经济在数字上的增长。和田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提高，2000年和田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0%，到了2007年达到了66%，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53亿，超过了和田地区145亿的生产总值。　　一、和田处于经济起飞前的“贫困恶性循环”阶段　　和田地区总体上处于经济起飞前的“贫困恶性循环”阶段：　　1、从人均GDP判断：和田地区目前所处工业化的前期 　　2012年，和田地区生产总值为145.44亿元，总人口为212.34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927元。根据我国年的GDP平减指数和1996年汇率可知2010年和田地区人均GDP为552美元，根据钱纳里模型，和田地区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根据我国年的GDP平减指数和2008年汇率可知2012年和田地区人均GDP为939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国别收入分组标准，和田地区处于低收入地区分组　　2、从产业结构判断：和田地区处于工业化前期　　根据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模型，工业阶段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工业化的演进过程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来表现的。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的演进使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比重较快上升，并拉动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当第二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并在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占最大份额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1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并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时，进入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其间，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型变化过程。　　2010年和田地区的三次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45.5%、15.1%、39.4%调整为35.1%，17.0%，48.0%。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高，工业发展严重不足，不能拉动第三产业发展，而和田地区的第三产业所占的高比重是由于将积累投资的资金用于消费支出造成的，造成区域内物价奇高，属于非正常现象。对照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模型，可知和田地区依然处于工业化前期。　　3、从城镇化率判断：和田地区处于工业化前期　　以工业化为特征的城市化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表明，工业化发展阶段与城镇化率之间正相关。　　诺瑟姆曲线表示城镇化进程与城镇化率增长的关系，在城镇化初级阶段，即城镇化率低于30%时，农业占主导地位，城镇化速率较慢；在加速阶段，工业占主导地位，工业的发展带动城镇化率飞速前进；当城镇化率达到70%时，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城镇化进程减缓，并且逐渐趋于稳定。　　2012年，和田地区城镇化率为26.36%，相对全国52.57%的城镇化水平低26个百分点，因此在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继续提高人口城镇化率，减少城镇化进程滞后问题，形成区域城镇化程度与工业化程度的合理比例，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总之，和田地区工业化还很落后，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　　罗斯托以《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一书而闻名。他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建前提、起飞、成熟、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这六个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起始阶段。经济起飞前，“贫困恶性循环”往往会折磨着人们。“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1953年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资本匮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索。他的“贫困恶性循环”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在供给方面，由于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低收入意味着人们将要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了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低，低储蓄能力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旨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恶性循环。在需求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意味着低购买力和低消费能力，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又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低资本形成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低下，低生产率带来低产出和低收入，这样，也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恶性循环。　　处于“贫困恶性循环”阶段的地区，如果不对其施予外在动力，使其参与到更大范围的产业分工，并且其自身的产业不断升级，则其很难跳出贫困的“泥沼”。
（三）政策的棘轮效应，形成了取舍两难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疆少数民族政策，按照不同的标准从生育、教育、就业、财政支持、法律等不同的方面，将汉族和少数民族区分开来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加强了少数民族对各种政策的依赖和变本加厉的诉求。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受到这种优惠而产生感恩之心，反而会走向相反的方向，来渴求更大的政策支持，放纵自己的行为，无视法律公平的存在。对于政府来说，给予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优惠政策似乎只能加强，不能减弱。因为一旦减弱，似乎前面的付出都将归零；如果优惠政策保持原有的程度不变，随着欲望的提高，也会降低满意度。所以，看起来优惠政策似乎只能增强，而形成一种棘轮效应。　　另一方面，当地的汉族居民一样生活在贫困的落后地区，不但没有得到优惠政策，自身利益反而可能受到给予对少数民族的某些优惠政策的侵害。比如，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两少一宽”政策，就是给予少数民族人侵害汉族人的一把保护伞。少数民族犯罪后的“无罪”或“轻罪”对少数民族的犯罪行动进行了正向激励，严重侵害了汉族人的公民权利。这些政策严重对在和田生活的汉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从而导致了汉族人一旦有机会就会离开，包括当地的干部。一个在和田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说：“这里工作的汉族人都梦想着有一天到乌鲁木齐工作，然后再以乌鲁木齐为跳板，再调到内地去。”这种汉族人离去的选择，进一步降低了民族融合的可能性，为政策实施大打折扣。　　四、小结　　鉴于和田地区处于经济起飞前的“贫困恶性循环”阶段，援和政策的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存在巨大的漏斗效应，减弱了投资效果，弱化了政策目标。需求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对投资的过分加强，往往会忽略消费对需求的拉动作用，在需求没有增强的条件下，会形成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使得投资的这种惯性效应不可逆转，从而形成了过度投资。过度投资必将产生过低的投资效率，这对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作用有限。针对政府主导的投资引起的漏斗效应，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必然会引起资金的流失与低效，造成国有财产的流失，大幅度降低投资的效应，甚至引起人民对政府的反感和不信任。　　虽然政府投资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的投资要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和未来的走势，着重用来解决市场不能办到的问题。把资金投入到对产出和人民生活提高程度最大的公共事业，使之适应产业动态发展引起的各行业不同程度的公共设施的需求，达到等量的投资产生更大的收益之目的。与财政投资向对应的一个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政策方面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与财政投资同样重要，好的制度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对投资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激发作用。好的政策对一个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没有经济特区政策的实施，我国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既有充足的投资，又有好的政策相配合，那么和田地区的大发展大繁荣将指日可待。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和田地区投资的方向和政策的需求做出正确的判断。下文的的讨论，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第二章 贫困魔咒紧紧扣在曾经富饶的绿洲上　　在饱经沧桑的和田历史上，很少有过消灭贫困的太平盛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和田经济的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硕果累累。然而，伴随着这可喜的丰收，贫困依然存在；贫富差距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得到缓解，反而在不断扩大，贫富两级分化的趋势也进一步加强。造成贫困分化的原因是什么？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在原有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导致了内卷化——一方面贫困加剧，另一方面社会分化也在加剧。经济上的赤贫者，是最容易被煽动而参与暴乱的人。　　一、和田的贫困有深刻的根源　　（一）人口高增长的陷阱　　和田人口增长以自然增长为主，呈高增长状态。第六次人口普查田地区总人口为203.96万人，从1995年到2010年的16年中和田地区人口增长量约54万人，年均增长3.4万人，年均增长率维持在近20‰的高水平 。并且人口还有低估的很大可能性，例如人口普查年的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增长率均超过了40‰，明显高于全疆和全国的水平。其中“和墨洛”地区增长较为明显，人口总量的扩张主要集中在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超过全地区的一半人口）。　　1798年，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粮食的增长将被人口的增长所吞食，人类的数量只能停留在一个极限水平之下，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和田的人口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导致了内卷化。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可能最早 用了内卷化概念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的。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降低，但它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在吉尔茨的概念中，内卷化的消极后果是表现为长期的人口膨胀与资源枯竭的危机（杜赞奇，1994.8：P68）。黄宗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农村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减少，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导致边际收益递减，农业生产的边际效益趋于零，当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经济总量虽然可能继续增加，但人均收益却是呈递减的，这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正是通过发展的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 。　　当人口的增长率超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时候，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目前和田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0%左右，2012年和田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超过了地区生产总值，而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弹性系数约为2.6 ，也就是说要实现1%的经济增长，其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要在2.6%左右。因此，在这个弹性系数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要维持5.2%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才能弥补每年2%的人口增长，而使平均生活水平不降低。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投资方式，不注重投资与当地劳动力的结合，在人力资本不变的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弹性系数会进一步增大。如果该弹性系数增大到5，那么要维持1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增长率才能满足每年2%的人口增长而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此时，如果失去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达不到足以弥补人口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田地区的人均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滞，从而落入人口陷阱。
（二）和田城镇化刚刚起步，却似洪水猛兽　　和田地区城镇化率低，到2012年，城镇化水平达到了26.36%，处于城镇化的初始阶段。　　尽管以“和墨洛”（指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经济城镇一级城镇发展区（圈）已基本形成；皮山县至民丰县二级城镇发展轴带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城镇沿315国道主要交通干道轴线发展的空间布局特征逐步显现，初步构建起了以和田市“中心城市”为核心和“和墨洛”城镇经济发展区，各县以县城和重点镇为骨干，带动其它建制镇和主要集镇发展的城镇体系。但是城市规模小，按照城市规模计算，和田地区没有中型及以上城市，大中城市的严重缺乏，是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直接体现，反过来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2010年末，和田市建城区常住人口13万人，中心城区规模的偏小不利于发挥辐射力带动弱，首位度为1.8，明显偏低。地区区域内城镇化水平过于均衡，城镇人口较为分散，发育不足，难以产生高度极化的辐射及集聚效应，也起不到承接城市辐射、带动乡村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城市规模小，和田地区各中心城市难以承担带动经济发展增长极的作用，形成典型的“小马拉大车”格局。　　从地域看，因受地势地貌影响，城镇南北分布不均衡，呈现中部地区乡镇相对集中，南北部地区稀疏；沿绿洲地区密集，山区稀疏；和田市周围密集，远郊稀疏的分布特征。和田地区辖七县一市，共89个乡镇，其中建制镇12个（即6个城关镇和6个独立建制镇），未形成发展的聚集效应。
（三）人力资本投入低　　2010年，和田地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99.7%，初中学龄儿童入学率96.5%，初中毕业升入普通高中升学率12.7%，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6年。笔者曾经到和田县北部的某个乡调研，谈到当地的教育情况，该乡的书记说：“校舍盖起来了，学生的入学率也高了，可是教育质量依然很低。老师上课基本是‘一个口哨、一个球’，口哨用来通知学生上下课，球就是学生上课的工具，有的学校的学生上课几乎天天是玩球。学生都读初中了，有的学生甚至不会用维语写自己的名字，就别说用汉语来写了。”　　经济基础是人口，离开劳动者谈经济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仅为34.7%，低于全疆25.3个百分点。各行业专业人员匮乏，人员结构不合理，缺乏适应第二产业发展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尤其是复合型管理人才和农业经营型人才，农村劳动力素质也亟待提高。有技能的劳动力和企业家缺乏，而企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各种生产要素的粘合剂。　　人力资源状况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经济与人口、教育的协调发展面临考验。同时，面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迫切要求，面临的人力资源开发任务将十分艰巨。　　科技投入少，人才短缺。农村人口掌握实用技术的人口少。人才奇缺是扶贫和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因素。人才是关键的关键，在决定一个地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三个因素，劳动力、资源、和全要素生产率中，资源的总量基本是不变的，而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决定因素（除了劳动力的数量）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使劳动力转化为更高层级的人才，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传统农业的制约　　和田农村一般自成村落，从事农业生产，农民擅长经营园艺、瓜果、林木、饲养奶牛及羊。　　传统农业生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农产品对市场发育程度的依赖性很高，因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具有明显不容易储存的特点，一旦生产出来，就必须在短期内出售。二是农户的较强的自给倾向。农民由于抗风险能力弱而有很强的回避风险的倾向，专业化分工生产由于增加了交易费用和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在交易费用高的情况下，农民更有可能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三是农业生产活动在空间地域上分布较广，使得交易成本更高。因此，农业的分工发展和市场化进程更加取决于市场的交易效率。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及与此相关的交易效率就成为农户增加农业收入的关键因素。市场的交易费用越大，农民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参与市场的预期获利水平就越低。当市场交易费用过高时，农户可能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规避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农民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成本很大，因而更倾向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农业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组织是家庭，费孝通先生认为家庭具有生育与生产的双重功能。此时的人们几乎过着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偶尔才会用少量的剩余与其他家庭进行交换。一个农业社会的家庭中所有的人都参与了生产，每个人都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家庭中的成年男性每天下地干活，妇女负责做饭、织布、照顾未成年的孩子等工作，未成年的孩子在达到一定年龄后会参与到帮助父亲或者母亲的工作中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类分工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分工，即基于人类性别、年龄等自然差别带来的不同优势引起的分工。这种家庭生产方式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依赖关系更密切，同时也造就了农业社会家庭很强的稳定性。同时，男性在农业社会家庭这一组织中是主要劳动力，也就造就了农业社会中男子地位高于女子的地位的普遍现象。　　和田地区的农民对土地有天然的依赖性，传统的农业生产在和田仍没有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没有改变，导致了人口越来越多。传统农业的制约影响着和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发展，贫困的魔咒仍然没有解除。
三、计划体制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任何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掠夺上。同样，中国东部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对西部资源的掠夺过程当然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但是至今还影响着和田的发展。塔里木油田的会战，主要是大石油公司之间的地盘争夺，最多是使库尔勒市靠后勤保障建造了几栋高楼大夏，可是对整个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远没有政府宣传的大。　　水利灌溉管理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下的管理和运行模式，水管单位的主要职能是防汛、抗旱、工程看管和收缴水费等，而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经济的形式和手段，盘活水利资产，发展水利经济，积极参加市场经济大循环。一方面灌区没有经营管理自主权，灌区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依靠收取水费，灌区为了自身的利益，鼓励用户多用水，从而造成水资源浪费；另一面由于没有实行梯级水价，使得农民在节约用水后经济上不能得到实惠，从而认为实施节水灌溉没有任何益处，这样必将导致不管是管理部门还是用水户，都缺乏节约用水的积极性。目前水利管理体制的制度取向是水利管理单位不希望节水。水利管理单位大部分都是通过建设、管理水利工程向农业提供用水的单位，水是商品，水利单位提供的农业用水也是商品，水利单位与农民在水商品流通过程中成了买卖的双方，这样造成大量水资源的浪费。　　对农户而言，按照计划安排，每个户要按照生产队的计划，每隔几天轮流浇地，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安排浇灌时间，这大大地制约了农民的自主决定权，没有自主决定权，就不可能在产业发展上作出决策，只能兼业，而不是全身心地投入。　　社区管理面临重要转变，需要创新突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社区承担的社会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成为城市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农村社区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正面临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要时期。但是街道、乡镇政府除了维稳，基本没有事干，但是编制几十人，基本实行大锅饭系列，干与不干一个样，县级管理更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如何提高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四、从大区域看，和田地处贫困高发区　　从区域上看，和田地区位于我国最贫困的西部，从省份上看，位于全国贫困率排位第七的新疆自治区，又属于贫困的民族自治地方，同时和田地区的贫困率极高。因此，从各个方面看，和田地区本身不仅属于极端贫困的地区，而且其周边地区为大范围的贫困地区。　　分区域来看，全国东部、中部、西部贫困人口分别是173万、1052万和2372万，可见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65.9%分布在西部地区。2009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分别是0.5%、3.3%、8.30%。　　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自治县，自治州内的自治县不重复统计。年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18.9%、18.6%、17.6%和16.4%，虽逐年有所下降，但与全国同期贫困发生率（6.0%、4.6%、4.2%和3.6%）相比，分别高出12.9、14.0、13.4和12.8个百分点。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全国同期的贫困发生率。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中民族八省区调查数据统计分析，2009年末，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为1451.2万人，比上年减少134.3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2.0%，下降1.0个百分点。年，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6.7%、39.3%、39.6%和40.3%，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四年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6.9%、13.8%、13.0%和12.0%，虽逐年有所下降，但与全国同期贫困发生率（6.0%、4.6%、4.2%和3.6%）相比，分别高10.9、9.2、8.8和8.4个百分点，民族八省区的贫困程度更深，贫困面更广。　　和田地区7县1市均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有80个扶贫工作重点乡镇、1296个扶贫工作重点村，占地区村数的93.5%，占全疆贫困村总数的33.5%，按照2300元贫困标准，和田地区尚有贫困人口232667户、92.45万人，占全疆贫困人口的28%，占地区农业人口总数的54%。
五、小结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这样的话开始了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和田地区贫困严重，生产力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狭小，没有广泛的参与大范围内的市场分工。专业化和分工的作用已经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印象，使得人们几乎将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的经济成长大多归功于分工和专业化。在经济学家那里，分工和专业化的功效是少有的、没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提起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就等于在说生产力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经济发展被看作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而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特征。这种说法具有定理一样的效力。　　和田地区的劳动力主要以农业为主，其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较低。一般而言，在传统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工理论下，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最低的，最初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体现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主要是二产）的转移，然后是从二产向三产的转移，再接着是产业内部从产业低端向高端的转移；或者某个地区在某个特定产业上在大范围内有绝对优势，那么就可以以该产业为主导产业，劳动力向该产业转移，使产业从低端向高端转移。和田地区目前处于上面所说的产业转移的第一个阶段，如何成功的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成功转移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发成败的关键。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中论证了市场范围的扩大是分工扩大的必要条件。在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几个要素——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指标是科技水平）中，对和田地区来说，目前增长最快的是资本，但是主要来政府投资，私人单位投资还处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但人力资本投入低，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支撑，很可能会陷入人口高增长的陷阱；另一方面，和田地区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这严重制约了其发展；同时，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进一步加剧了人口高增长、土地、水资源对和田地区发展的制约。从而，在短时间内看，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总数变化不大，要想实现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田地区只有选择重点投资于扩大市场范围的领域，以期扩大市场范围，从而为分工的发展做好准备，使摆脱贫困成为可能。（第二章完，待续...）
？？？为什么老是删我的帖子 纯研究性的文章都不能发吗？
第三章 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迷失　　当有人让维吾尔妇女都穿上阿拉伯黑色罩袍，让维吾尔女性永远抛弃艾迪莱斯花裙、永远抛弃维吾尔花帽，你们为什么不再大声说要捍卫维吾尔传统文化？现在有一些维吾尔人不让维吾尔族在婚礼上唱歌跳舞，难道维吾尔人愿意这样慢慢遗弃和忘记自己的民族歌舞吗？难道要让后人不再知道自己的先辈曾经创作的艺术瑰宝十二木卡姆？难道维吾尔歌舞最后只能靠汉族人代代传承吗？　　维吾尔人啊，如果你们甘愿在宗教极端势力的面前俯首帖耳，那么灾难就会来临。当维吾尔族的命运被宗教极端势力所控制，这不是维吾尔族的灾难吗？　　灾难已经从维吾尔女性穿上黑色罩袍开始了。　　如果你们想从宗教极端势力的漩涡中挣脱出来，谁也帮不来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即使政府动用一切力量想做也做不到。维吾尔族的宗教问题，只有靠真正热爱本民族的维吾尔人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　　只有维护民族团结的维吾尔人才是最热爱维吾尔族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维护维吾尔族的最大利益。维吾尔人只有维护民族团结，才能避免任何民族灾难。　　维吾尔的精英们，你们是赞美阿拉伯黑色罩袍，还是赞美色彩艳丽的艾迪莱斯？　　引自水木社区（Sun Mar 2 21:15:28 2014），王大豪:我的维吾尔兄弟，您可知灾难来临？　　一、民族政策需要重新审视　　自新疆1949年和平解放以来，民族问题就一直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当时，国家对新疆采用的是民族融合政策，基本不存在民族问题。　　改革开放后，施行的是民族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甚至在司法领域也施行“两少一宽”政策，在教育和认识上强化民族之间的区别。　　七十年代后期在新疆强行推行所谓的三个60%，即招生，少数民族占60%；招工，少数民族占60%；招兵，少数民族占60%（计划经济年代，当兵复员可立即安排铁饭碗的工作），以至于后来演化成什么事情，少数民族都要占60%。将以往的政策倾斜变成了量化标准，不仅没有体现效益，人为地制造了民族隔阂、种族歧视，加剧了民族矛盾，汉族与穆斯林民族由不平等到歧视、由嫉恨到仇视。以高考招生为例，新疆的汉族考生不但要忍受新疆分数线高于内地许多省区的事实，还要忍受不得超过占招生人数40%的种族歧视！由于知识水平等问题，招收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学生只能在新疆就地消化，由于知识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新疆的高校中不同民族同级、同系、同专业，却不能同教，教师、大纲、教材完全是两套。在保护某一民族及其文化传统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倾斜，而机械地、过分地执行这一措施，实际是使其退化和消亡。产生惰性、不思进取、在低水平上进行重复循环，最终使这个民族和文化被消亡。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可以强制地将60%的少数民族安排进机关、工厂、部队，不管他们是不是适合这些岗位，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可以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他们得到广泛的优待。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营企业步入困境，大量职工下岗，合资企业与私营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开始占据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买方，为了经济利益企业首先雇佣技术工人和素质较高的人，尽管政府也在做工作，希望企业尽可能多地增加少数民族的岗位，但是行政的干预影响逐渐被市场生存的影响所取代。于是，大量的工作岗位被汉族人占据了，高校毕业生不再被国家包办分配后，由于知识水平的差异，少数民族毕业生再就业市场上明显不如汉族毕业生，军队实行义务兵制度后，由士兵直接提干几乎不可能，复员后也不再包分工作。政府所能行政安排，只有行政事业机构，可是年年的精简机构，早已使这些岗位人满为患。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变化，政府过去推行的60%除了在机关事业学校外，已没有社会意义。因此，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维系新疆的这种60%政策的最终保障——60%的断裂，使这种政策走到了尽头，在花费多年时间接受教育后，却没有得到回报，助长少数民族憎恨政府、仇视汉族民众的情绪。　　这些政策不但没有增进民族团结，反而对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形成了“反向激励”，导致伊斯兰宗教意识的加强，民族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民族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在就业、教育、司法等方面对少数民族采取了诸多倾斜政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对没有优惠政策的汉族人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正是由于政府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不务实的民族政策，既没有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反而大大伤害了为支援边疆、建设新疆流血流汗的汉民族群众。尽管有各种政策卡压，但是新疆越来越多的人才还是流向了内地，新疆许多部门由于汉族职员的流失，已严重地影响了正常工作秩序。另一方面，这种法律上的放纵，还影响到了疆外，如大量的少数民族无业人员在沿海地区从事偷盗犯罪活动，却没有受到处理，直接关几天就送走了。韶关的民族冲突，就是因为有维族人在工厂里调戏汉族妇女，却没有得到法律的惩处，导致了汉族工人的集体愤怒。司法不公正对待，导致了普通汉族工人的情绪激化。　　东部和中部地区出现的大量新疆籍犯罪集团的问题，司法机关几乎都束手无策。由于政策的原因，不少地方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犯罪的纵容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新疆自治区检察院的官员讲：如果按照刑法规定，偷盗500元就够判刑的标准来判，那么新疆再修几座监狱恐怕也不行，所以少数民族的偷盗行为，判刑标准比汉族人高得多！看看，多么具有“民族优惠政策”法律条文！这简直是在包庇纵容别的民族对新疆汉民族的偷盗和欺辱！在政府大讲特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新疆的汉族同胞却在低人一等地生活着。伴随着新疆暴力恐怖事件的增多、尤其是对暴恐“常态化”和“家庭化”的担忧，让“柔性治疆”战略备受质疑，也出现了呼吁“铁腕治疆”的声音。　　倾斜政策的后果是不但没有使少数民族人民的状况变好，反而使汉族人民的状况变差。民族地区的汉族人不能被同等对待，离疆意愿强烈。这些政策，动摇了大量汉民族众扎根新疆的决心，形成八十年代回归内地的风潮。新疆的社会动荡一天比一天严重，越来越多的汉族人选择离开新疆。　　但是，少数民族对政策的倾斜不但没有感激，反而会问：凭什么汉族就业比较好？上面提到的在升学招生上的优惠政策导致的毕业生人数的增加，以及低就业率，形成了大量的无业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虽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社会竞争力整体上相对比汉族大学生差一些，但是在其本民族，仍属精英阶层，这些精英阶层如果对现实不满，很可能成为“三股势力”拉拢的主要对象。　　由于民族政策的失误造成的部分人对政府的不满，为“东突”思潮提供了可利用的“群众”基础。泛伊斯兰的“东突”思潮又使极端民族主义得到了生存空间，极端民族主义更是恐怖主义的沃土。近年来，发生在新疆的恐怖主义爆炸、纵火、暗杀、打、砸、抢事件愈来愈多，从境外偷运武器、越境武装训练事件不断，连续几年，新疆的春节都是在公共汽车、娱乐场所爆炸的恐怖气氛中度过的。
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干扰和影响国家公务的正常进行。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计划生育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随处可见。首先，干涉各地政府日常工作和群众正常生活的事大量增多，和田等地还出现私设“宗教法庭”，审理教民的民事纠纷的怪事。其次，加紧对学校的渗透，干涉教育事业。近年来，他们加紧了向大中专院校师生的组织和思想渗透。在部分大专院校，时常发现学生传看、传播画册，灌制和复制音像制品。　　这两年发生的BK事件，大多公开使用SZ旗帜，使用SZ口号，追求“伊吉拉特”意识形态化的迁徙SZ模式；从发生的独狼式袭击来看，都是接受极端宗教思想的洗脑，洗脑的方式由传统的地下传经点与出版物的灌输，到互联网、光盘、手机、境外电视等电子设备，呈现出分散化和虚拟化洗脑方式。这些也是近来新疆BK事件呈现为碎片化的原因。　　由袭击无辜民众更多地转向袭击政府部门，特别是派出所。近几年“东突”势力多次袭击基层政府部门，尤其是派出所，所反映出来动机不仅仅是企图夺取武器，更重要的是试图转移国际视线，迎合境外反华势力对KB主义界定的双重标准，近来西方有些媒体就对此加以呼应。　　
生活的苦困，使得他们对宗教的渴望更加强烈。因为人是软弱的动物，他需要精神寄托。通常，一个软弱的人，会用极端的手段让别人害怕他。这恐怕是极端宗教分子的内心真实写照。他们内心深处是软弱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整个民族软弱了，落后了。这种失落感，这种长期的对抗，这种长期以来深入骨髓的嗜血性格，造就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使民族FL势力和宗教JD势力煽动、蒙骗、利用群众有了借口，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下，新疆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全疆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和内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南疆地区处于低保线以下的城镇人口占40%以上。特别是经济转轨时期的阵痛，使一些地区的社会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如医疗保障、退休养老等问题：以贪污腐败为突出特点的不正之风盛行，公款吃喝、权钱交易，一些不平等现象形成消极效应。列宁说：“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当社会还不能有效遏制这些问题时，部分社会成员“在宗教中寻找安慰，正如一些人在酒中寻找安慰一样”。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宗教JD分子和民族FL主义分子趁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又会激发人们的宗教感情，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这种偏激的宗教情绪必然会被民族分裂分子引向极端。可见，新疆地区出现的KB主义犯罪与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和群众生活的相对贫困是相伴而生的。以和田地区为例。所辖7县1市均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市），目前仍有35万多人未解决温饱，201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2亿元。国家级贫困县于田县有174个行政村，有清真寺792座，而中小学校仅122所。在农村几乎达到全民信教的程度。许多学生考上大学后却上不起学，被迫去学经文。甚至连公安人员破案的差旅费有时也无法解决。有的地方电力不足，看不上电视，听不到广播。与内地和其它地区形成巨大反差，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把精神寄托于信仰宗教上，进而被民族分裂分子和非法宗教势力蒙蔽利用。　　如果不尽快改变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无疑是给JD民族主义和“东突”拢起了干柴，这些干柴可是戈壁滩上的“槊槊柴”（红柳的根茎，燃烧时间长）。　　
宗教狂,热与民族因素相联结，通常会导致其潜在的排他性过度膨胀，极易成为引发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和纠纷的诱因。事实上，近些年来发生的影响民族问题的事件有相当多是因为宗教因素引发的，有的即使起因不是宗教因素，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由于宗教因素的介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境内外民族FL分子始终在把宗教作为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统一的罪恶活动的“杀手锏”。西方敌对势力、周边JD势力、境内外“东突”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借助宗教煽风点火，挑起事端。　　
对于虔诚的MSL来说，ysl教就是其精神主宰、行为准则与生活方式。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很容易淡化其公民意识和法规观念，也容易形成教内集权和宗教上的盲从行为。在一些教民聚居区，宗教上层和极端分子之所以能一呼百应，煽动教民聚众闹事。　　ysl教强调“万物非土，唯有真主”、“天下MSL是一家”、“不是MSL就是异教徒”，这种强烈的排他胜，既可以形成信众内部强大的凝聚力，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和狭隘的民族意识，使“三股势力”有了赖以生发的土壤。JD势力和FL势力断章取义，歪曲教义，宣扬“圣Z”，虔诚的MSL容易讹传误信，产生JD宗教情绪和过激行为，有的成了FL分子和JD分子的帮凶。相当一部分维民族众把信仰ysl教看作是民族行为，有的甚至把政府打击处理的民族FL分子和宗教JD分子当作“民族英雄”，把帮助和掩护他们视为“义举”。在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些地区，不但FL分子能够受到庇护，而且很容易发展势力或纠合起新的反动组织。　　
二、社会资本的缺失　　人类交易活动中花费时间与精力创造出来的所有资本形式都是为了发展出可以在未来增加收益的当前工具和资产。物质资本投资通常是自觉的决定，而人力与社会资本也许是其他活动的副产品或者是有目的发展起来的。人类创造的所有资本都涉及到创造新的机遇、实施限制、投资可能失败的风险，以及资本运用产生危害而非收益的可能性。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社会资本的形式各种各样。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从非公开投资活动过程逐渐演化而来的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　　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跟契约、等级、官僚政治规则及诸如此类的正式协调机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在没有社会资本的群体之间也可能实现协调，但是这往往会增添额外的如监督、协商、诉讼及执行正式协定之类的交易成本。没有契约能够对所有可能发生的附带事件都加以细致的规定；相反，大部分契约都预设了一些信誉的存在，这些信誉可以防止订约者们利用契约中无法预见的漏洞。　　社会资本跟其他形式的资本相比，具有更多的外部性。由于信任范围能够在正式的集体行动之外为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积极的外部性。以社会资本等非正式规范为基础的协调依然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和精巧，它将变得更加重要。　　社会信任是指每一个个体通过一定的与当地文化紧密相联系的社会规范与社区规则嵌入到社会系统之中，并因此互相之间产生对于彼此的积极预期的一种社区秩序。　　但是，和田地区的各民族之间恰恰没有形成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行为规范，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本的缺失。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自20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呈现高位徘徊态势，近几年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新疆暴力恐怖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或小群体暴恐活动趋多，参与人员基本都是“80后”、“90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5%。主要是针对汉民族群众，从而使得社会信任丧失。　　社会资本的缺失会导致社区建设的不和谐。社会资本在社区主要体现为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以及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与社区外其它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　　在一个社区内，没有一个单独的利益相关者以其自身完全存在。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了其存在和功能至少要依赖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系统的利益相关者。　　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中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个体、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充满着价值、冲突、紧张、危机、不确定性和碎片化，当这些关系发生变化时，它们提供了创造新的社会现实和不同以往的未来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非社区化。在许多村庄，村组织与村民利益同构，而与外来人口或居民利益联系薄弱。对这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生活重心在家庭而不在社区。由于其主要的社会关系并不具体体现在社区，因此，社区仅仅是他的一个居住地，而非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许多调查显示，当社区居民遭遇困难，需要获得帮助时，首先找的是亲戚、朋友、同学，或者同事、单位，能够主动寻求社区组织或者邻居帮助的比较少。虽然有调查显示13.4%的社区居民与邻里之间来往频繁，但这与传统型社区有很大的关系 。　　第二，社区内部的信任度低。信任就是对不确定的预期行为的期待，有了这种期待，双方交往的成功性就会提高，也才能获得预期收益。基于信任，基于对社区成员彼此间诚实、合作、能力的期待，社区关系网络就容易建立起来，社区秩序也会由此而规范。但是中国传统社会重人情、讲面子，尤其注重亲缘和地缘关系，在社区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低度信任。　　第三，社区居民不关心社区事务、不愿意参与社区活动。在近些年的社区建设中，尽管各地设计了一系列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制度渠道，但由于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差，参与多表现为被动执行式的特点 。对普通社区居民来说，能否有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关键在于是否得到了社区管理机构的邀请，而非个人意愿。从参与途径看，社区管理机构和社区居民在社区参与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多数参与事项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确定，即便是在成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会、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缺乏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意愿。　　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发现，美国的社会治理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有效。经过深入研究，托克维尔认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治理模式的原因有二：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若按贡献对它们分级，则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　　何谓民情?托克维尔把它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而貌，即公共精神。他认为，美国的民情之中，宗教、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等对于促进有效的社会治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社会的这种特有民情孕育了强大的社会资本，这才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　　社会资本的缺失还使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严重阻碍了和田地区产业分工的形成。　　140多年后，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家帕特南运集体行动和社会资木理论，把历史选择的视角和理性选择的视角结合起来，对意大利进行个案考察，经过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论述了公共精神与治理绩效之间决定性的正相关性。　　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普特南看来，要想成功地跨越在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及集体行动逻辑中出现的集体行动的悖论，必须依赖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任何博弈都能够进行。他指出，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这些社会资本包含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　　福山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　　社区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理念，它不仅是指社区公共设施的健全和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含共同的价值取向、信任度强且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发达的可供居民随时参与的社区组织以及与政府间良好的互动网络等。支撑社区发展的上述因素恰恰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要件。就一个社区而言，社会资本总量的多寡与分布状况，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强，社区治理的效果就好，社区发展的目标就能顺利实现；反之，社区就会因居民不愿参与社区事务而缺乏认同感，社区发展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社会资本存在的基础，社区发展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分布状况，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要过完全自足、幸福美满的日子，人必须生活于城邦之中。自足并不是一种个体孤独的生活，与他人相聚在一起，是人的本性或冲动。 “一个不能参与城邦生活的人，或是因为本身已经自足而无所求于城邦的人，就不再是城邦的一部分；这种人要不是野兽就是神明。”亚里士多德用“自足”统摄其政治理想（《伦理学》1976）。因为在既有的条件下人们并不会奢求什么，人们的心理满足度和幸福感都是建立在他对现有状况认知的基础上的。个人需要的私人产品基本上在社区周围的市场解决，供电、供水、供暖等由市政公司解决，但是政府机构不可能完全了解社区成员的具体的公共需求，需要有社区组织来解决。
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干扰和影响国家公务的正常进行。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计划生育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随处可见。首先，干涉各地政府日常工作和群众正常生活的事大量增多，和田等地还出现私设“宗教法庭”，审理教民的民事纠纷的怪事。其次，加紧对学校的渗透，干涉教育事业。近年来，他们加紧了向大中专院校师生的组织和思想渗透。在部分大专院校，时常发现学生传看、传播画册，灌制和复制音像制品。　　这两年发生的暴恐事件，大多公开使用圣战旗帜，使用圣战口号，追求“伊吉拉特”意识形态化的迁徙圣战模式；从发生的独狼式袭击来看，都是接受极端宗教思想的洗脑，洗脑的方式由传统的地下传经点与出版物的灌输，到互联网、光盘、手机、境外电视等电子设备，呈现出分散化和虚拟化洗脑方式。这些也是近来新疆暴恐事件呈现为碎片化的原因。　　由袭击无辜民众更多地转向袭击政府部门，特别是派出所。近几年“东突”势力多次袭击基层政府部门，尤其是派出所，所反映出来动机不仅仅是企图夺取武器，更重要的是试图转移国际视线，迎合境外反华势力对恐怖主义界定的双重标准，近来西方有些媒体就对此加以呼应。　　“东突”恐怖主义国际联系加强。长期以来，“东突”恐怖势力就与境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联系密切，“东伊运”就是其典型，盘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成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叙利亚内战以来，多方消息显示“东突”恐怖势力染足其间，积累经验，扩大影响，然后渗透回国内，伺机活动。　　从2008年“3?7”炸机未遂事件，到日的昆明火车站事件，凸显出内地防范“东突”恐怖主义袭击的迫切性。　　如果说造成今天和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80年末1990年代初没有及时有效采取措施，合理控制新建清真寺的规模；那么，如果不在“宗教仪式政权化”之前，对宗教狂热采取有效对策，将来的和田会怎样？历史能够展示给我们的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的美国，面对霍梅尼支持的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束手无策；世界上军事实力第二强的苏联，在阿富汗用尽了各种先进的战术策略与尖端武器，最终还是不能制服塔利班。　　生活的苦困，使得他们对宗教的渴望更加强烈。因为人是软弱的动物，他需要精神寄托。通常，一个软弱的人，会用极端的手段让别人害怕他。这恐怕是极端宗教分子的内心真实写照。他们内心深处是软弱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整个民族软弱了，落后了。这种失落感，这种长期的对抗，这种长期以来深入骨髓的嗜血性格，造就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使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煽动、蒙骗、利用群众有了借口，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下，新疆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全疆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和内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南疆地区处于低保线以下的城镇人口占40%以上。特别是经济转轨时期的阵痛，使一些地区的社会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如医疗保障、退休养老等问题：以贪污腐败为突出特点的不正之风盛行，公款吃喝、权钱交易，一些不平等现象形成消极效应。列宁说：“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当社会还不能有效遏制这些问题时，部分社会成员“在宗教中寻找安慰，正如一些人在酒中寻找安慰一样”。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趁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又会激发人们的宗教感情，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这种偏激的宗教情绪必然会被民族分裂分子引向极端。可见，新疆地区出现的恐怖主义犯罪与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和群众生活的相对贫困是相伴而生的。以和田地区为例。所辖7县1市均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市），目前仍有35万多人未解决温饱，201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2亿元。国家级贫困县于田县有174个行政村，有清真寺792座，而中小学校仅122所。在农村几乎达到全民信教的程度。许多学生考上大学后却上不起学，被迫去学经文。甚至连公安人员破案的差旅费有时也无法解决。有的地方电力不足，看不上电视，听不到广播。与内地和其它地区形成巨大反差，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把精神寄托于信仰宗教上，进而被民族分裂分子和非法宗教势力蒙蔽利用。　　如果不尽快改变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无疑是给极端民族主义和“东突”拢起了干柴，这些干柴可是戈壁滩上的“槊槊柴”（红柳的根茎，燃烧时间长）。
宗教狂热与民族因素相联结，通常会导致其潜在的排他性过度膨胀，极易成为引发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和纠纷的诱因。事实上，近些年来发生的影响民族问题的事件有相当多是因为宗教因素引发的，有的即使起因不是宗教因素，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由于宗教因素的介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始终在把宗教作为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统一的罪恶活动的“杀手锏”。西方敌对势力、周边伊斯兰极端势力、境内外“东突”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借助宗教煽风点火，挑起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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