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社团调查：逾八成挂国字头 组建容易监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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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至4月间，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曝光了四批共328家&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的名单，其中有活动多年、屡遭质疑的&世界奢侈品协会&、&国际食品包装协会&、&中国国际慈善基金会&，也有与普通民众生活并不直接相关、但在行业内部颇为吃香的行业协会，还有个别兴趣爱好社团。&离岸&本身并非贬义词。但目前，众多&离岸社团&、&山寨社团&日益成为金钱换荣誉的载体，而相关监管政策和手段仍显粗放。
　　离岸山寨社团五要素
　　起名 逾八成挂国字头
　　北京晚报记者分析328条记录发现，有274家采用了&中国&作为名字的开头，26家采用&中华&，11家采用&国际&，4家采用&世界&，2家采用&亚洲&，1家采用&全国&。
　　选址 偏爱部委办公地
　　不少&社团&通过虚构地址制造&高大上&的假象&&上佳之选是跟国务院挂钩，其次是相关部委地址附近，再次是钓鱼台国宾馆。
　　如&中国智能家居协会&的办公地址为&中纺里34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其实位于西安门大街22号；&中国连锁加盟行业协会&则将地址设在中央党校东院二楼，而这个地址并不存在。此外，同一地址、同一固定电话，有时能追溯到2家甚至5家&社团&。
　　造势 热衷邀请名人
　　浏览这些&社团&的简介，不难发现很多原官员、著名学者以&社团&发起人、名誉会长、高级顾问名义出现在&社团&领导行列中。
　　同时，北京晚报记者查阅&社团&们于自己网站公布的活动历史后发现，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热衷于邀请原官员在其举办的活动上发表致辞或讲话。如&中国企业发展促进会&举办的2015年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年会上，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孙晓华出席并进行主题演讲；该&社团&举办的2016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年度峰会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也发表了主题讲话。
　　头衔 明码标价出售
　　&社团&的实际控制人往往只占据执行会长或者秘书长的位置，而从理事到会长，或明码标价或私下沟通，均对行业内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缴费后，企业可以在网站上作为相应级别的单位出现，其负责人也获得相应职衔。
　　以&中国企业合作促进会&为例，其收费标准为：副会长单位10万/年；副理事长单位10万/年；常务理事单位6万/年；理事单位3万/年；会员单位5000元/年。
　　&社团&们的收费标准不一，在所有公开发布价码的&社团&中，商业类&社团&收费最高，如&世界华人企业家协会&，申请副理事长者须一次交纳会费50万元（五年一届）。
　　营利 背后实为公司运作
　　很多&社团&背后其实是营利性的公司。通过&社团&吸引会员后，其背后的公司为会员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社团&还通过举办比赛来收取参赛费，进行评奖收取奖牌费，举办会展来收取参展费等。
　　何以生存
　　金钱换名誉 劣币驱逐良币
　　北京晚报记者追溯这328个&社团&的历史，部分甚至成立于本世纪初。
　　&&社团&的局做得很好，一些公众人物，甚至体制内的官员也参与进来，而企业或者高管看中了这些&光环&，也就入了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表示，局内人之间互相你求我应，就形成了一条金钱换名誉的链条，&有些官员甚至用不着十万八万，给个两三万，再包你吃好玩好，就很乐意去了。&
　　&不排除有些企业的确无法识别真假，但很多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表示，&你的名头对我来说是有用的，所以我不在乎，也不问你的真假，我给你钱，你赋予我荣誉。&贾西津称，这会导致最不重视信誉和质量的企业获得最有迷惑性的名声，&好的企业是会去识别真假的，它们不会愿意参加，最终的间接影响是消费者受损。&
　　马庆钰认为其社会影响非常恶劣，&你这个官员走个穴，那我是不是也去出个场？社会组织也被弄得毫无尊严。&
　　管理脱节
　　逾四成网站仍可访问
　　截至昨天，328个&社团&中，有174个已经无法找到其网址，仍有154个网站正常运营；328个&社团&中，133个能找到联系电话，其中39个能打通，且还在正常活动。
　　贾西津告诉北京晚报记者，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体系，除极少数经过特批的基金会，境外注册的社会组织在华活动都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民政部门要取缔这些&社团&仍存障碍。&对于在境外登记的&社团&，民政部可以曝光、要求其停止在华活动，至于关掉它在境外开设的网站、追究法律责任，民政部没有这个权限。&贾西津表示，即使是关停在国内开设的网站也需要多部门协作，&看部门之间有没有联合执法的机制。&
　　&现在&离岸社团&的管理是脱节的，它们没备过案，民政部门没法跟它们沟通，只能单方面曝光。&马庆钰表示。
　　专家观点
　　&离岸&非贬义
　　社团管理需细化
　　&其实曝光&离岸社团&名单、宣布其非法的管理方式，没有把好的意图和坏的意图分开。&贾西津表示，&离岸&本身并非贬义词。
　　&应该有一个程序让&离岸社团&进行备案，它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活动，民政部门也能把它们纳入管理。&马庆钰告诉北京晚报记者，《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目前已在三审。
　　贾西津透露，在欧美，社会组织的注册非常方便，但有细致和复杂的监管；而在我国，民间自发成立社会组织很难，监管却比较粗放。&希望以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思路会是分类管理，慈善类、社区服务类、行业类的注册会开放一些；境外组织来华活动，会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设定更加明确的界限。&本报记者 白歌
编辑：程祥
责任编辑：王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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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点击排行银河证券传闻获特批上市 获特批上市的“中”字头企业-金投股票网-金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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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证券传闻获特批上市 获特批上市的“中”字头企业
9:34:18来源：中国经济周刊编辑：fangbiao
摘要：今年国庆长假前，“内部人士证实银河证券已获得国务院‘特批’即将进行A+H股IPO”的消息再次轰动了券商业。消息言之凿凿，声称此次银河证券试图两地筹集资金逾10亿美元。
IPO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经过国务院特批上市的却并不多见。日前，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银河证券再度被传闻已获&特批&上市。
银河证券传闻获特批IPO
今年国庆长假前，&内部人士证实银河证券已获得国务院&特批&即将进行A+H股IPO&的消息再次轰动了券商业。消息言之凿凿，声称此次银河证券试图两地筹集资金逾10亿美元。据媒体报道，H股方面，高盛、JP摩根和瑞银证券已经入选银河证券海外承销团队；A股方面，传闻银河证券早已和国泰君安证券签订了互相保荐对方上市的协议。
银河证券选择&特批&上市，其难言之隐可能其实际控制人&&中央汇金公司知之最深。根据2008年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证券公司控制关系的认定标准及相关指导意见》以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同一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只能同时控股一家券商、参股另一家券商。如果&两个以上的证券公司受同一个单位、个人控制或者相互之间存在控制关系的，则不得经营相同的证券业务，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是所有证券公司需满足的&一参一控&。
1994年，中国证券公司集体整治的时候，中央汇金公司和其子公司建银投资将银河证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中投证券、西南证券(600369)、齐鲁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宏源证券(000562)、瑞银证券等收归旗下。然而，上述法规颁布后，要求所有券商限期整改，没有解决&一参一控&问题的券商不得上市。不过，汇金系获得了&法外施恩&，在其他公司必须在2010年底整改达标的情况下，汇金公司可以在2013年底达标。
沉寂一年之后，传闻再起，不过这次只针对银河证券，而不是已被上海国际集团控股、符合&一参一控&政策的国泰君安。截至目前，汇金公司依然控股着中投证券、中金公司、银河证券、申银万国、中信建投，参股国泰君安、瑞银证券。面对仅剩的一年整改大限，汇金公司似乎正在忙于推动旗下券商上市募资。记者联系银河证券，对方回应称，过段时间将对此事发布官方声明。截至记者发稿时，银河证券尚未正面回应此事。
成立不满3年 获特批上市的&中&字头企业
去年9月上市的中国水电(601669)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提示&报经国务院同意，本公司设立未满三年即可申请在境内公开发行并上市&。这就是业内戏称的&特批贵族股&。
《证券法》规定，上市发行的公司需成立三年，且持续盈利。然而当时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递交发审委审核时，仅设立1年零8个月。按理应当披露近三年情况的资产负债表，也仅有两年的数据。
不过依据证监会2006年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经过国务院批准的股份公司，可以不满足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3年以上的条件。中国水电遂堂而皇之地登陆A股。该股上市后破发，至今不知还有多少新股中签的股民深陷其中，难以解套。
从2009年7月新股恢复发行以来，不少成立不足三年的企业均依照国务院&特批&的办法，发行上市。年两年时间，包括中国建筑(601668)、中国中冶(601618.SH)、中国国旅(601888)、中国北车(601299)、中国化学(601299)、中国西电(601179)、中国一重(601106)、中国水电在内的8家上市央企均属于此种情形。根据财经评论员贺宛男的粗略统计，他们在这两年间的募集资金约占整个IPO的1/4。
与所募集的巨额资金相比，这些企业给每位股东的分红却微乎其微。中国水电今年首度分红，每10股送现金0.38元。而中国西电和中国中冶则干脆选择不予分红。
&先上车后补票&的招商证券
日，招商证券(600999)终于迎来了期盼一年多的在挂牌交易的日子。在上交所上市首日，招商证券以31元发行，共募得资金111亿元。但在此前一年多，招商证券都疲于处理其所持有的大量博时基金的股权。与银河证券所面临的大股东同时控股多家证券公司略有不同。招商证券当时持有博时基金73%的股份。而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的出资比例，主要股东最高出资比例不超过全部出资的49%。
但招商证券幸运地获得了证监会特批。2008 年6 月12 日，证监会作出证监许可〔 号批复，要求招商证券必须在6个月内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在6个月后使所持博时基金股权的比例符合中国证监会股权政策有关规定。当年9月8日，招商证券首发IPO申请获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这被业内人士讥讽为&先上车后补票&。
恰逢当年金融危机爆发，这让证监会允许招商证券推迟转让所持的博时基金股份。直到一年后的9月，招商证券才成功将超限的24%股份转让给了天津港等4家受让方。从而扫清了IPO的所有障碍。股份转让时间长，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招商证券不愿意以低价出手。在1998年博时基金成立时，招商证券以2500万元入股，占25%股份。2007年12月，招商证券以总价63.2亿元、每股131.67元的天价拍得金信信托持有的48%的博时基金股权。
日前，知名财经人士叶檀评论称，特批制度已经并且还在影响股票市场信用，并让新股发行市场化困难重重。财经评论员曹中铭认为，特批使得拟上市公司不存在被否决的风险，也掩盖了公司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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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全国牌坊都是四柱，歙县却有座皇帝特批的八柱牌坊
明朝万历年，首辅张居正强势改革，清积腐、强军防，开创了万历新政的中兴之局。用人方面，张居正一向坚持“惟贤然后能知贤，亦惟贤而后能举贤”，直白地说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当时万历皇帝朱翊钧年纪小，张居正原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可监国之后忙不过来了，一天24小时，总要挤点时间睡觉吧，所以他衡量了一下，就让礼部尚书许国担任太子少保(放在现代，就是从北大拎个教授出来给小皇帝做家教)。
许国这个人，才华满腹又没有文人的酸儒，为政为官心如明镜，所以张居正和小皇帝都信任他，这也让他仕途平顺，稳稳收获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重臣的美誉，为后世留下一座刻有“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八脚牌楼，就在安徽黄山脚下的歙(音射)县。
(图为安徽歙县“许国石坊”)
这座八角牌楼现在被人称为“许国石坊”或大学士坊，稳稳立于许国的家乡——安徽歙县，这也是中国唯一有八只柱子的石坊，更是有着”东方凯旋门”的美誉。
(图为歙县“许国石坊”大学士字)
原本皇帝给许国四个月休假，让他回家建个四柱牌楼，偏偏许国特立独行建了一座八脚石坊，还花了两倍的假期(年假一休就休八个月，且在明代规制只允许皇亲国戚才能建造八角牌坊，这是何等的逆天啊)。等许国销假回朝，万历皇帝很情绪化地抱怨了一句：“为什么我给你四个月造牌坊，你花了八个月?这么长时间，别说四脚，八脚都造好了。”许国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顺水推舟谢谢皇帝，说：“谢主隆恩，微臣造的正是八脚牌坊。”坐在金銮殿上的万历皇帝哑口无言，缓过神来说：“下不为例”，因此这座八角牌坊也就合法化了恐怕当时心里正骂着：你们这帮家伙尽下套坑我。不过坑都坑了，君臣两人相视一笑，八脚石坊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成了皇帝默认的事实。
明代官员是著名的待遇低，但万历皇帝大度地允许了许国的八脚石坊，后世猜测主要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许国为官“协忠运筹”，不走奢靡路线，让皇帝很放心，至少造功德石坊的钱不是从小皇帝的国库里出的;二是许国的家族底蕴雄厚，徽州歙县许家，在当时可是响当当的徽派大家族，既然许家都愿意出巨资造个千古留名的大石坊，做皇帝的来了锦上添花也不错，还能彰显帝王胸襟。
其实歙县不仅有许家，汪、程、朱、鲍皆是当地的风云家族，人才辈出，纵横商、儒、仕三界。真要追根溯源，歙县堪称徽州儒商文化和清贵政流的根本，从唐至清，歙县出的进士过千人，明清时期还出现父子同朝为官、并列尚书的逸事，因此就有了如今的“程朱阙里”、“贾而好儒”之说，徽文化更成为了明清时代主流的文化。
(图为歙县“程朱阙里”)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商人逐利，儒士求名。而徽商为了求儒名，更是付出比寻常人更多的努力。他们以家族宗法为纽带，以商德为基石，不仅要求家族子弟饱读诗书，还要会经营。用通俗点的语言，就是不但要树立好品牌，还要品牌具有强大的溢价能力。徽商两个字甩出去就是一把利刃，百年积淀的商儒之味瞬间扑面而来。
当你迈过古朴的石阶，徽派特有的楼台水榭、雕梁画栋精致夺目，涤荡心灵。无论结构、阴阳、风水、雕饰，无不体现程朱理学中以家族为本位的人伦思想，以及忠孝节义、忠诚立质的商德。
歙县有首名谣：“一月扛锄挖冬笋，二月梅花初破绽，三月春笋尖尖角，四月新茶随雨绿。”每年新春，歙县当地人都会感怀“程朱阙里”，喻意子孙后辈不忘祖宗法规。
从很久很久以前，很多南北游客也会相约徽州古城，在古徽州建筑的包围下中体会徽文化曾经的辉煌，或借着假期尝一尝徽派美食，寻一片宁静，泡一壶清茶，沉淀浮华，为新年求一份安康，为事业讨一个好彩头。久而久之，徽菜成为明清时代八大菜系之首，徽文化在明清时代成为封建帝王的主流文化，去徽州古城过春节也成了那时候政商者默认的民俗。去古城过春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徽春兆喜”是有讲究的，毕竟一年之计在于春，大红灯笼、跳钟馗、摇橹船都是延续至今的传统，至今尚有不少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不断在徽州古城这块文化宝地进行着传承，表达出发扬徽文化独特韵味的自豪感。
(石狮灯笼相映红)
(歙县雄村“跳钟馗“)
徽春兆喜，说的不光是春节，更有二三月间的“桃花节”。在古城，八脚的许国石坊，二三月间桃花盛开，是江南著名的桃花乡，当真是“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而徽文化中有新春取桃木辟邪的讲究，是因为桃花在很久以前就象征着吉利，而桃花运则更是把它和爱情又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徽春兆喜讨采头，不断延续成为流传至今的民俗，而新春的新安江畔桃花旺季，同样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赏和祈福。
(新安江畔)
若是到了四五月，油菜黄时，踏进古城，三步一楼，五步成景，古巷、牌坊、谯楼，歙砚、徽墨、新安画派，入目处皆是风流。
(歙县新安人家)
当年的歙县徽商文化名冠天下，让著名明代戏曲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曾有“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感叹。而现今的徽州，大可不必讲究已随封建王朝一同湮灭的各种之乎者也，将自己置身于长长的古画卷中，懒洋洋地感受徽州古城美景喜悦和古文化的洗礼，为新年祈福，在心中勾绘属于你自己的明清文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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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基金会难为艺术生产买单(组图)_网易新闻
基金会难为艺术生产买单(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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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成立的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藏身于长椿街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条胡同里。 本报记者 方非摄现代舞《水问》剧照　　文化体制改革催生了艺术院团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这就意味着政府将退出对艺术生产大包大揽式的直接“包养”，而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多样的方式进行扶持。艺术生产单位，无论民营还是转制之后的国有院团，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化程度更高的艺术基金会。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艺术基金会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它们要担负起支持中国艺术生产的职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僧多粥少 艺术团体嗷嗷待哺
　　北京现代舞团成立于1996年，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目前，舞团主要通过国际巡演养活自己。作为一家民营演出团体，没有固定的经费支出，在国内又很难得到商业赞助和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一路走得很艰难。
　　2007年，舞团艺术总监高艳津子为荷兰舞蹈节开幕委约创作了《水问》。那一年，这台演出成为刚成立的荷中文化基金会的首个资助项目，当年就在荷兰全境巡演16场，观众达2万多人次，取得了巨大成功。
　　据高艳津子介绍，在国外，很多现代舞团都有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她的作品《水问》、《三更雨》等，都是在国外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下才得以创作的。但在国内，她也曾多次因创作需要申请基金会的支持，却屡屡不能成功。只有2009年创作现代舞作品《皮肤之下》时，她得到过一笔来自基金会的赞助，然而，即使这种“千年等一回”的好事，最终也因后续操作的问题而夭折。
　　“这部作品在加拿大首演，我们的舞美和灯光制作没有合同，这样，后续的工作就很难推进，虽然都已经公示，但最终资金仍不能到位。”据高艳津子介绍，在国外获得基金会赞助的方式很多，操作程序很简单，资金数额也比较高。“比如，国外艺术基金会常和艺术节相结合，只要你受邀参加艺术节，就能够得到基金会的支持。艺术节把关艺术水准，基金会保证资金支持，既免去了基金会审核项目价值的烦恼，也保证了艺术节的资金来源，一举两得。”
　　“在资金额度方面，国外从创作资金到差旅费，所有费用都由基金会赞助。在国内，即使申请到基金会的支持，也只能提供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让高艳津子感触更深的，是国外基金会对艺术创作的理解和支持，“一笔资金给到艺术家手中，他们会赋予你百分之百的运用资金的权力，在中国则要走财务审计等很多复杂的程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像北京现代舞团这样的民营艺术院团超过6800家。由于民营艺术院团没有政府投资，也就更迫切地需要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另外，目前现有的2000多家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大部分也将面临转企改制。如果各表演艺术团体失去了政府的供养，也将寻求艺术基金会的扶助。
　　对目前国内各种演出团体嗷嗷待哺的状况，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秘书长李玮有更加切身的感受：“前些年我们每年都会收到近百份申请，经过专家评审，最终能得到资助的也就一半左右。近几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资助重点放在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北京国际舞蹈演出季三大节上，如果有70个项目申请的话，能得到资助的大约也就在20个至25个。”
　　申办基金会犹如骆驼穿针眼
　　演出团体申请艺术基金会的资助之所以很难，与国内艺术基金会数量少不无关系。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基金会有2325家，数量比2005年的900多家，翻了一番还多。但艺术类基金会只有78家，占总量的3.35%。
　　艺术基金会的数量何以这样少呢？除了人们对艺术敬而远之，不能给予更多关注外，申办之难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前,我国成立的所有基金会都具有政府背景，这些基金会要么是政府直接创办，要么是在政府同意下才得以成立。比如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筹备了一年多、得到业务主管部门统战部和挂靠单位民盟中央的支持后，仍然无法完成注册，最终还是靠了吴作人先生的影响力，由新华社内参反映吴作人基金会的困难，才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获得批准。而成立于1998年的李可染基金会，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运作，但在办理的过程中恰遇中央整顿社团，冻结审批，后来还是经国务院领导特批，才得以成立。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基金会首次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看起来，非公募基金会具有相对独立性，董事会的组成以出资人为主，似乎不受政府干预。但事实上，基金会的申办仍很困难。按规定，所有基金会都必须提供“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主管部门，就没有资格在民政部门登记。
　　“我们有500万元，去年就想成立一个基金会扶持年轻的艺术家，但苦于找不到主管单位，一直无从着手。”国内一位资深画廊经理说到基金会就挠头，最终，他放弃了这一计划。
　　北京民政局社团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04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当时就有几家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来咨询，打算成立基金会，因为他们每年投入到公益领域的资金，足够支撑他们建立一些具备规模的基金会，但条例规定必须要找到主管单位，由于找不到婆家，这些企业老板只能放弃。
　　政府部门一般也不愿意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一是无利可图，二是可能带来风险，影响到自身。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他们往往将上门申请的社会组织拒之门外。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认为，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大大限制了民间基金会的发展，“欧美很多民间基金会都是第一代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捐出巨款创办的。中国不少第一代富豪也有这样的想法，但一直实现不了，瓶颈就在于，我们不让民间基金会独立运作。”
　　捐款太少 大批基金会在沉睡
　　作为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当家人，孟海东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基金会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质量’就成为关键点，为数不多的几十家基金会到底有多少能够正常运作，能够筹到多少资金来资助文化艺术等公益事业呢？”也就是说，很多演出团体找不到艺术生产必须的资金，原因在于艺术基金会常常也是囊中如洗，或捉襟见肘。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不完全统计，2005年，24个艺术类基金会中，有3个其年度公益支出为零；2006年，27个中有2个公益支出为零；2007年，18个中有2个公益支出为零；2008年，39个中有7个公益支出为零；2009年，42个中有6个公益支出为零；2010年，29个中有6个公益支出为零。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北京于魁智京剧艺术发展基金会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发展基金会等，都有过零支出的尴尬，就连中国艺术节基金会等这些公募基金会，也不能逃脱零支出的窘境。
　　孟海东坦言，基金会“沉睡”的最重要原因，是得到的捐赠资金太少，甚至为零。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1992年成立时，得到过香港一个企业家200万港元的捐助，此后便再也无人问津。直到2005年，民政部找到该基金会主管部门，希望把这个基金会运作起来，不然，这个国字头的基金会就会面临被取消的命运。曾不断资助海内外华人优秀美术家从事创作的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由于资金匮乏，曾靠出售该基金会收藏的美术作品，来解维持生存的燃眉之急。北京梅兰芳艺术基金会的日子也不好过，从2005年至2010年的5年间，基金会每年的捐赠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下。今年，基金会的账面上只有210万元，作为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需要200万元的原始资金，如果再没有新的捐赠，基金会就将面临年审不合格而被停掉的危险。
　　据统计，在我国超千万元规模以上的企业中，有过公益捐助记录的不足1%，这其中捐助公益文化艺术事业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为什么富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仍然少有企业赞助中国的文化艺术公益事业呢？
　　在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看来，艺术类基金会发展之难和目前国内的大环境有关，“救灾扶贫的慈善基金会像是雪中送炭，而艺术类基金会更像锦上添花，当一边是文化演出，一边是希望工程时，捐赠者一定会选择希望工程。”孟海东则认为，基金会招募资金困难的原因来自我国的税法，税收政策对企业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美国的基金会得以繁荣发展，部分原因就是美国的税收制度鼓励个人、家庭和公司将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孙惠柱算了这样一笔账，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2003年获得了4270万美元的捐赠，占全部资金来源的39%。企业的捐赠分五个等级，个人捐赠分八个等级，每个级别都按照1∶1的比例抵扣税额。比如，普通赞助人捐赠1200美元，可抵扣1071美元；企业捐赠30万美元，可抵扣29.25万美元税额。而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捐赠艺术类基金免税的优惠待遇。
　　搞好基金会 先要学理财
　　2006年底，孟海东接任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当时，基金会的管理和资金都已经出现了问题。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一定要成立专项基金。“专项基金的最大特点是专业化，专款专用，集中团队力量办好一件事。”孟海东说，“以前基金会是先策划后拉钱，找不到钱，活动也只能作废。成立专项基金则是先有钱后搞活动，这样不仅保证了资金到位，还避免了拿着项目去找钱，企业会有一连串的附加条件。”
　　于是，近几年，小泽征尔艺术教育专项基金、京剧艺术发展基金、北京当代艺术推广基金、宋庄当代文化专项基金、中德文化专项基金、中日文化专项基金等先后成立。这种观念和方法上的转变使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迅速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艺术类基金会发展缓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内部管理薄弱。”孟海东坦言，“我们现在根本谈不上有基金会运作的专业人才。艺术类基金会运作的专业性不强，因此，在项目的选择、评估、宣传中都容易出现问题，基金会的自身造血功能以及保值增值也难以发展。资金来源困难，又造成了基金会不会雇佣高素质的人才，进而影响到基金会的专业化发展。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995年，因梅兰芳京剧团重建应运而生的北京梅兰芳艺术基金会，也意识到了人才对基金会发展的制约。秘书长周铁林告诉记者，目前基金会工作人员除秘书长外，只有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仅有的三四个工作人员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开拓基金会的相关工作。周铁林认为，到了借助社会力量来发展基金会的时候了，基金会必须要有经营、管理性的人才，要健全各项制度，进行专业化运作。
　　今年4月，基金会聘请了福建某集团董事长出任常务副理事长，周铁林明白，中国的艺术基金会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参考，一切只能在摸索中进行。这几个月来，基金会在制度管理等方面已开始初见成效，成立专家委员会，建立会员制……周铁林希望，懂经营的专业型人才的加入，能够使基金会的运作有所突破，希望基金会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捐赠，希望它增加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记者手记
　　让艺术与基金会
　　一起拥抱未来
　　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至今还记得几年前音乐剧《剧院魅影》登陆上海大剧院时的情景，“一家化妆品企业答应提供400多万元的赞助。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页的媒体回报条目：电视要上几次、报纸整版广告要做几次等等，要求十分苛刻。”
　　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也谈到，在创作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曾有某机构愿意出价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但条件却要交换该剧在全球的十年版权。
　　艺术和商业也许并不矛盾，但在商业赞助中，商家过分突出自身要求，却容易造成喧宾夺主的局面，多少让艺术有些尴尬。
　　所以，作为艺术与资本之间的中介，基金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美国，有4万余家艺术基金会，每一个艺术家或艺术机构在需要资金帮助时，都会去寻找与自己对口的艺术基金会支持。而我国的艺术基金会，仅有区区几十家，这其中除了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等由政府支持的公募基金会有持续的资金注入，其余大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
　　艺术基金会窘迫的生存现状和国内基金会发展的大环境不无关系，双重管理、税收政策等先天不足制约着基金会的发展，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也考验着基金会管理者的智慧。尤其是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艺术基金会。实际上，包括艺术类基金在内的这些公益组织，其透明度确实非常低，甚至有的基金会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公众找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一点信息。在全社会都在呼吁透明化的时候，艺术基金会能否积极披露相关信息，在透明的基础上建立公信力，对提高自己的募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艺术基金会在我国的历史毕竟只有短短的20多年，作为新生事物，其赖以成长的制度环境尚不成熟。在今年民政部的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表示，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虽然此前这样的消息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很多人将信将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实质性进展，但不管怎样，这次表态，起码表明政府今年已经加快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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