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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初创时期：热情大爆炸(1)
&&&&第一章初创时期：热情大爆炸
&&&&第一片“梧桐叶”
&&&&“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竖立的铜牌上刻的字，记录的是1792年的某个时候，在美国曼哈顿南部的一棵梧桐树下，24位经常在树下交易的股票经纪人，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于是此后人们把股票也称为“梧桐叶”。那么，新中国第一片“梧桐叶”在哪儿？
&&&&在深圳，一位股民捧出一张编号第一的股票，自称是“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在武汉，有人展示出1981年武汉金融信托公司发行的股票；在沈阳，人们传说“金杯”是新中国最早发行的股票；在广东，有人保存着1984年6月广东佛山市信托投资总公司发行的第一期股票……新中国股市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居然冒出那么多号称自己是摘取第一片“梧桐叶”的人，真是“满地‘梧桐’堆积，不辨龙蛇”，让人莫衷一是。然而我们不会从纷乱的“号称”中起步，历史与考古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第一张股票，只能是开启股市大幕的那一张。为此，我们将从影响、公开与合法的角度去界定新中国股市的起源。
&&&&在中国股民风起云涌，上市公司已逾千家，证券市值超过国民生产总值，股市人头攒动、热火朝天的今天，我们回首去造访历史，不禁充满苍凉寂寞之感。因为当第一片“梧桐叶”悄无声息地飘落在改革开放的大地上时，就连目光敏锐的有识之士都没有察觉。那些拾起她的人，对她并不了解，有人讨厌地将她扔进了废纸篓，有人失望地把她撕碎，也有人干脆封存箱底久久淡忘。中国的股票，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灰姑娘”。
&&&&知识界听到“灰姑娘”轻盈的脚步声是因为那样一件事：1986年11月，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先生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美国客人，谈话间凡尔霖先生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礼物，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纽约证交所。中华民族是个礼尚往来的民族，礼轻情义重，作为东道主总得有点表示吧。这可急坏了中国的官员们，他们思来想去，得送美国客人一张中国的股票，华夏民族历来都有“你有我也有”的自豪感。
&&&&如同选秀，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处长朱小华，带着被选中的“美人”，专程坐飞机送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把这张百里挑一的股票回赠给凡尔霖。那是一张绿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股票印制精美，上面盖有公司董事长的印章。没想到在改革开放才6年的社会主义大地上已有了股票，约翰?凡尔霖先生吃惊地望着这片新中国的“梧桐叶”，同时为自己成为持有新中国股票的第一位外国人而兴奋，他当即提出要参观中国的证券交易机构。那时所谓的股票交易市场还只是在上海的一间小屋，还只能称为股票发行所，根本没有交易，所以美国客人的要求被婉言谢绝了。
&&&&但巨大的好奇心驱使约翰?凡尔霖先生再次提出请求，而且他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他惊讶地发现这张股票上股东的真名实姓不是他，而是“周芝石”。照理将股票送给别人，理应在股东一栏写上别人的名字，而当时不知是对股票所有权缺乏认识，还是为了股票的真实可信，居然没有想到填上凡尔霖的名字，填上的却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我的股票就要用我的名字，我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凡尔霖固执地要求。这是去看看中国股票交易所的最好理由。面对客人的固执和真诚，有关部门终于同意他踏进上海静安寺附近的那间小屋。
&&&&凡尔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要去办过户手续，其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上海方面有些为难，按规定，国家领导人才能用警车，上海警方提要出凡尔霖先生花2000美元租借警车开道。这样，凡尔霖于日下午1点，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自费”来到了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部———静安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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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初创时期：热情大爆炸(2)
&&&&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靠近静安寺）在静安证券业务部入驻前是一家理发店，这里很小，小得不如百姓家的一间客厅。墙上的小黑板还没来及写上仅有的两只股票的名称（另一只为延中实业），刚刚打造好的柜台还没有成为交易柜台，要说这里是个交易场所，未免太寒碜了。凡尔霖踏进这间小屋，恭恭敬敬地将“周芝石”的股票递进柜台，希望给他过户，并幽默地说：“该收多少手续费，别客气！”在场的人都笑了。为表示友好，营业部免收了1元过户费。凡尔霖先生连声道谢说：“中国好，不像我们美国人光认钱。不过今后你们要买美国股票，要过户，我可不能给你们免费呀！”客人的幽默又使在场的人轰然大笑！花2000美元来到交易所过户了50元人民币的股票后，凡尔霖先生参观了新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这是一间柜台里有70多平方米，柜台外只有12平方米的交易所。工作人员见这个高个子美国人站在柜台外转不开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们这儿实在太小了！”“这里比我们初创时要好多了，毕竟有一间房子，纽约交易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的。”面对主人的歉意和难堪，约翰?凡尔霖热情地说，并要求与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黄贵鲜合影。客人是真诚的，他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开辟的任何一个市场都将是巨大的。他把带回去的中国第一张股票和“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的主席与最小证券交易所的经理”的合影，挂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
&&&&“中国改革已跨到了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时代。”当海外的媒体就此事热切报道时，国内的新闻界却反应平静，甚至难以见诸报端。但不管媒体和经济界如何反应麻木，敢于吃螃蟹的还是大有人在。
&&&&这只“螃蟹”是在约翰?凡尔霖来访两年前出现的。1984年11月，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提出，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向社会和本企业职工发行股票50万元，每股面值50元，这笔社会资金是用来筹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音响”）的。飞乐音响发行时，国内还没有证券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飞乐电声厂的股票。可怎么发呢？公司在武夷路，即上海飞乐电声厂厂门口贴了一张海报，公司副经理胡瑞荃背上钱箱，到厂门口的收发室里，像卖电影票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股。马路斜对面是意大利领事馆，这一“奇观”被从领事馆出来的日本记者发现。“中国发股票啦！”这条爆炸性的新闻不胫而走。日，《新民晚报》在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这条新闻，显得无足轻重，记者也没署名。但“墙内开花墙外香”，路透社记者马克?奥尼尔从北京向国外发出了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后，这条不足500个英文单词的新闻，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争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美国之音》、《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等重要媒体，把这则信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进行了详细报道，日本野村证券的社长为此急切地跑到上海来了解详情。
&&&&话说回来，一向以谨慎著名的上海人做好了发行失败的准备，为飞乐音响悄悄找好了下家。不过还好，认购虽谈不上热烈，可不到6个小时，32.5万元飞乐音响股票发完了。两个月后，即日，发行第二只股票延中实业时，出现了抢购场面。这次可不是在厂门口进行“钱货两讫”的交易，而是放在了工行信托投资公司的静安分部。负责发行的公司副经理胡瑞荃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从江宁路排队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啊！’延中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上海人行金管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了470万，不敢再发了，马上来个急刹车。”
&&&&发行股票是一回事，交易股票是另一回事。真正堪称股票市场的，是交易市场，而不是发行市场。当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静安营业部开设全国第一个交易柜台后，上市交易的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日第一天开盘出现过一度的“火爆”，当日成1700股，由于成交量过于“巨大”，钱款和股票来不及交割，就只好临时开个收据，等秋后算账。但秋后静安营业部的两张交易长椅显得冷冷清清，整个市场开设后的1986年第四季度，平均每天成交不超过30股。无怪乎一些国外的报道也开始了冷嘲热讽，比如美国《旧金山观察家》杂志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嘲讽道：“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的股票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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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初创时期：热情大爆炸(3)
&&&&虽然当时发行的股票不少，但真正开启股市交易幕布的，非飞乐音响莫属。飞乐音响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声响，或许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加起来才6500股的市场太渺小了，小得无声无息，令人难以寻觅。中国“第一片梧桐叶”就这样悄然飘落在交易市场上，而那个市场，在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就是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开设的柜台交易——靜安营业部。
&&&&学习万科好榜样
&&&&日，深圳街头出现一帧巨大的横幅：“移植香港经验，隆重推出万科股票。”市民们对此并不兴奋，而只是好奇。更好奇的是前一天，即12月27日，深圳的党报《深圳特区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的《招股通函》。为什么党报对万科股票的发行，如此大张旗鼓地支持？这引起了部分市民的关注，有人甚至投信报社，提出各种各样的责问，最严厉的责问恐怕就是“党报怎么能整版刊登‘商业广告’？”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为此报社刊登了一位女读者的来信《对“万科”发售股票提几个问题》，同时在两天后，即日，让万科股份制筹委会在报上公开答复读者提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深圳发行股票不得不依靠政治影响力。
&&&&我们知道，深圳发展银行并不是中国首家股份制银行，198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交通银行，才真正是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是全国性的银行，其资本金由国家控股50％，另外50％公开向社会各界认购，每股500元，个人最多认购20股。然而毕竟交通银行在20世纪与股市不沾边，所以从中国股市的角度无法与深发展相比。深发展这家以后在深圳股市举足轻重的股份制银行，其诞生可说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的创举，它不仅是首家上市的金融股份公司，而且还是首家拥有外汇优先股的中国银行。
&&&&与深发展相比，万科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是深圳第二只发行并上市的股票，而在于它是国内第一家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改造成的股份制企业，在于它是国内第一家具有外资股的股份制工商企业，同时它还是新中国第一家严格按上市公司标准规范运作上市的公司。从公司情况、财务报表到股本结构、利润预测，全部向社会公布，完全以透明的方式出现在投资人面前。万科不想当“民兵”，它代表着股市“正规军”的出现，代表着深圳乃至全国的股份制改革上了一个新台阶。
&&&&万科的前身是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84年，性质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在股份制改造前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下属有15家全资、合资、直管企业，在北京、广州等地都设有分公司。这样一家规模不算小的企业，在“稳”字当头的国有企业里，日子过得算是有滋有味，完全可以“泛泛楼船，摇摇歌吹”地混日子。可深圳新城的崛起，就是为了给其他城市做个改革的榜样。1986年深圳市政府向国营集团公司系统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进行股份制试点工作。“我看到这个文件很兴奋。”万科的总经理王石说。
&&&&王石何许人也？为什么兴奋？作为企业家去登珠峰，也就在业界登上了名声的高峰。因为王石，目前在地产界流行起这样一句口碑：“学习万科好榜样。”这样一个在中年还具有巨大勇气和冒险精神的人，在年轻时对改革怎会不兴奋？况且万科当时与上级部门，即深圳特发集团，有诸多矛盾。利润留成、人力和资金调配，万科对集团公司都有意见。“不行！”深圳特发集团断然否决王石的试点要求。理由或许很简单：你王石本来就不太听总部的使唤，再一改制，就更无视上级了。
&&&&红头文件下发了，愿意试点的请举手。只有万科、金田和原野。他们的上级统统反对。深圳体改办很无奈。改革需要勇气，而既得利益者往往缺乏这种勇气。只有三家举手，当然得好好保护。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特意安排他的秘书唐火照，避开三家的总公司和政府有关部门，约见三家公司的总经理，给他们鼓励打气，像搞地下工作似的。不过“地下”工作的保密性不够，当市政府准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深圳特发集团抢先一步，派出一个请愿小组，到市政府办公厅，强烈要求市政府撤回股改文件。“你们市政府怎么可以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质问的理由响当当。市政府很无奈，只好把万科搁在一边。总公司和万科的矛盾公开化了，王石的日子很难过，亲自去市委书记办公室讨说法。“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李灏在办公室里，一边拿着毛笔练着书法，一边不急不慢地安慰道，大有“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的意思。这是王石第一次与市委书记面对面谈话。“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事后王石感慨地说。
&&&&▲▲虫工▲木桥
&&&&第4节：初创时期：热情大爆炸(4)
&&&&李灏的话是有道理的。能派出请愿小组到市政府“示威”，能没有背景么？得疏通北京的关系，得耐心地做工作。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到深圳特发集团去做其老总的工作。“那就让他试试吧。”老总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得到放行，不仅王石兴奋，万科公司里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很兴奋。小伙子们提出“要干就干出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样本来”。总经理王石想得更远，他决定在股本结构中设外资股，于是公司安排小伙子们赴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先进的股份公司进行学习考察，并请来了当时作为深圳市政府金融、证券顾问公司的香港新鸿基公司主席冯永祥先生，进行现场指导。但在那个年代，要符合“国际惯例”可不容易，比如设外资股，遇到分红派息，就牵涉调汇问题，人民币可不是世界通用货币。深圳外管局有些犯难，国家对直接投资的调汇有规定，对股票投资还没想到进行规定，为支持改革，深圳外管局没通过北京就给万科开了绿灯。
&&&&在制定公司章程时，万科公司担心不能得到外商的认可，所以广泛征求外商意见，坦诚地承认目前国内有关立法、制度不健全，然后共商如何使其章程既能符合国际惯例，又能弥补法制方面的不足。经深圳蛇口会计师事务所核定，确定国有资产的价值，设置国家股的份额后，最后在通过产权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很显然，万科的股票发行不能像深圳发展银行那样，向股东们开“收款收据”，必须完全正规化，按香港规范上市操作的标准，发行时必须在当地报纸上公开刊登《招股通函》。可当时不要说深圳，就是全国都没有一份证券方面的专业报刊，深圳最大的报纸是《深圳特区报》，但这是党的机关报，能在党报上大版面地登商业通函吗？万科公司心里没底，他们找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情况，这次又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出面解决：全力支持，不仅整版刊登，而且免费。当《深圳特区报》上出现万科公司的大幅《招股通函》时，市民们感到惊愕，港澳地区的观察家们则赞叹不已，由此猜测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内地股票发行的坚定决心。
&&&&香港《文汇报》于日和12月28日两次发布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外资售股的消息后，报社电话不断，海外公司及人士纷纷打听万科的情况以及如何购买公司股票，反应十分强烈。香港《文汇报》为此急派记者到万科了解情况，并很快以“深圳现代企业实行股份制经营”为题，在香港《文汇报》经济新闻版发表专题介绍该公司的文章。此外日本的《经济新闻》周刊对此刊发了一系列的报道消息。国际金融投资方面的著名记者，英国《环球投资者》助理编辑朱丽叶女士专程来深圳采访万科，称这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一大重要举措。
&&&&首期拟定以全部股票的24.9％向境外发售外资股，近1000万股（折合人民币约1000万元）外资股刚发行就被认购一空。《深圳特区报》日报道，认购万科股票的有日本索尼、日中规则株式会社、新力公司、香港天安中国有限公司、仁达国际有限公司、联大企业公司等14家海外公司，外币认购额达1050万股，超过原定25％的指标，为此“万科公司正与外资方及有关部门商议处理办法”。
&&&&然而在国外投资者踊跃认购时，深圳市民却对此漠然置之，根本不为所动。万科股票和深圳发展股票的发行，非但没有产生上海滩抢购一空的情景，而且无人问津，似有“连城不值一羊皮”的凄凉。
&&&&疯狂的黑市交易
&&&&1990年3月以后，深圳的黑市交易公开化了，不仅仅在交易所门外，凡是公共场所，像办公室、餐厅、车站、公园，甚至人行道旁，随处可见拿着一札札的钱和一沓沓股票的人在堂而皇之地交易。这些人似乎顷刻间彻底铲除了中国人“财不外露”的传统性格，无所顾忌地在公共场合点钱，有的甚至随便得根本不点，只把10元面额（当时还没有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千元一叠的钞票放在手里掂掂分量。“23200。”“200元算了，几个零钱无所谓啦。”一手交股票，一手交钱。慷慨大度地把几十元上百元说成是零钱，这大概在国内还是头一次听到，那些一夜暴富的股民开始把金钱轻飘飘地看成了数字。
&&&&第5节：初创时期：热情大爆炸(5)
&&&&由于黑市交易遍布各个角落，而各黑市交易点在同一时间，同一天，价格并不一样，一些短线炒手嵫起了短平快的差价，公园刮进，餐厅抛掉，车站买进，码头卖出，每天打几个甚至十几个来回，差价天天有，遍地是“黄牛”。一开始用自行车在各个交易点跑差价，继而以摩托车，最后是小汽车。而联手炒作的炒手们最初用公用电话来通报各个点的价格，后来代之以对讲机，最后用上了当时刚刚出现的无绳电话，即“大哥大”。那时用“大哥大”是财富的象征，大约每部两万元左右，话费也十分昂贵。
&&&&当时香港《新晚报》经济专版报道：“近两三个月，深圳的股票价格节节上升，形成‘牛市’。上升速度之快，令不少银行家、企业家、证券商大跌眼镜。”这种跌眼镜还不是因为场外交易，而只是场内的零星交易。深圳证券公司某负责同志调查后认为，场外的黑市交易价格一般是场内挂牌价的一倍左右，也就是说场内像万科、安达这类股票在五六月份涨幅达400％以上时，场外价上涨了800％。到底有多少资金在场外交易，很难做出估计。有人估计仅一个场外交易点，股票的买卖成交额每天达300万~400万元，远远高于场内交易的100万元左右。深圳银行在5月份对一天储蓄的“非正常转款”进行了分析，当日从银行柜台转走的个人存款多达1100万元，这还不包括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钱，可当日证券交易柜台股票的成交额仅为130万。可想而知，这么多个人提走的现金，大部分流入了黑市。
&&&&股民的热情一旦爆发，小小的股市无法满足股民们的胃口，深圳五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既使以炒到最高位即6月30日的股票市值计算，大约在20亿，而上市公司的流通股票又只是一小部分，1990年深圳居民的储蓄存款达50个亿，这还不算手持的现金，再加上北京、上海、广州、东莞、惠州以及港澳台源源不断流入的炒作资金。如此庞大的资金在深圳黑市上流动着，不仅白天炒，晚上也炒，24小时毫不间断地炒；不仅深圳人炒，来自各方的三教九流炒，甚至连企事业、机关的员工也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炒股行列；不仅下班炒，上班也炒。一时间，深圳成了没日没夜的沸腾之城。
&&&&“还上什么班呀？炒股去！再不去炒股，深圳就剩你一个穷人啦！”公职人员已无心上班，彼此“鼓励”着投身黑市。据香港《新观察》杂志报道：“从三月份开始，场外交易已达到社会难以承受的地步。证券公司门前简直是人山人海，把交通也阻断了。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动警察维持秩序……股票买卖不分昼夜进行，股价越涨越高，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赶紧采取接二连三的措施进行干预。”
&&&&对炒股狂潮始料不及的市政府，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向各单位发出通知，严厉禁止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票，严厉禁止因炒股票而影响正常的工作，但收效甚微。“知股知涨不知理，孰是孰非不关己。”如果政府再不采取强硬措施，那么深圳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将面临彻底瘫痪。
&&&&“5?18”公告和涨跌停板制度
&&&&深圳黑市的狂热引起了北京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国家审计署坐不住了。计划经济的观念就是：价格乱涨，经我们审计过么？于是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搞了份《调查报告》，于日发布。《调查报告》指出：股票价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场内股票成交量增长过猛，场外非法交易猖獗，情况异常。领导批示，审计署派员南下调查。来人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周建南。不过来得太晚了，已是1990年的12月7日。
&&&&地方政府不会傻到等中央来视察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日，深圳市政府发布“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的公告，第二天即18日，《深圳特区报》在显著位置，用黑体字全文刊登了这一公告。这就是当时的股民常常提起的“5?18”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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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初创时期：热情大爆炸(6)
&&&&公告的核心就是“坚决取缔证券场外非法交易活动”，公告明确指出：“凡证券场外非法交易者，一经查实，由市工商市政管理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1）警告教育；（2）按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前一天收市价，课以50％以下的罚款；（3）没收有价证券。”
&&&&公告之后，深圳市政府派出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在主要黑市交易点发出警告：“小心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证券部门立即发出通知，要求以前已转让的股票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内补办过户手续，随即工商干部大量出动，宣传和推行政府公告，最后是公安干警全线出击，如清扫垃圾似的清扫场外黑市交易。
&&&&取缔场外黑市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如何制止股价的疯狂上涨，于是专家们想到了“涨跌停板制度”。据说这一制度的提出是在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1929年的股灾使美国经济崩溃了，在10月24日“悲惨的星期四”这一天，美国银行家们接二连三地自杀，其中包括当时世界最大的银行国家城市银行的总裁查尔斯?米歇尔，他从摩根银行的大楼上跳了下来。痛定思痛，“涨跌停板制度”就被提上美国国会的议事日程。以后这一制度成为各国政府应对股市不正常波动的手段。
&&&&日，深圳市政府在中国股市第一次推出“涨跌停板制度”，规定在深圳股市上市的公司股票当天的涨跌幅度不得超过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10％。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不知涨跌停板为何物的股民，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慌。人们纷纷从街头收敛起股票和钱，暂且等待观望。6月18日深圳街头基本有了往日的宁静，场外交易活动平息下来，南海之滨一时征棹停发，偃旗息鼓，深圳又恢复了白天与黑夜。
&&&&可是停板制度并不能遏止场内的交易价每天顶格上涨，几天之后，黑市交易又开始悄然冒头。6月20日，深圳市政府不得不把10％的涨跌幅修改为5％。不到一个星期，即6月26日，市政府再次修改涨跌幅，这次修改的仅仅是涨幅，即每天涨幅不得超过1％，而跌幅不动，依然是5％。这次修改意图非常明显：希望跌，不希望涨。第二天，即6月27日，深圳市政府又推出《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规定实行年终（中）分红派息时，持有股票的个人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部分，需缴纳10％的个人调节税，并规定从7月1日起，卖出股票者按卖出价的6‰交纳印花税。11月20日，深圳市政府发下红头文件，要求党政干部带头抛股票。
&&&&在市政府一连串遏制股票狂炒热情的措施下，炒股的热情终于退潮了。日，也就是周建南到达深圳的第二天，一路上涨的股价第一次出现了下跌，深发展领头下调，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跌势，深发展从23元跌至17元，跌幅达30％以上。
&&&&从仓库保管员到国库券大王
&&&&日，正当深圳黑市第二次猖獗起来，而上海股价在南方军团的攻击下节节攀升时，突然传出一则令人惊奇的消息。世界证券业的权威性报纸，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麦健陆采访了上海的一位股民“杨百万”。这次在上海金谷园餐厅的采访，使“杨百万”成为知名人物。不久麦健陆再次对杨百万进行采访，两个月内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两篇对他的专访，在英文标题《一个成了百万富翁的杨》下面，还刊登了他的照片。那副有点像中国内地老实巴交农民的憨憨神情，仿佛在说：“天下英雄本无主，今天轮到我坐庄。”
&&&&过了几个月，即1990年的12月16日，在“杨百万”设于上海海宁路的私人证券投资办公室，美国广播公司的驻京记者赵爱素也对他进行了采访。随后，美国之音、NHK、BBC、NEWSWEEK、N、加拿大电视台等众多的外国著名媒体都对“杨百万”进行了采访报道。台湾一家电视台花了几天时间，拍了一部关于他的专题片。外国的一些社会名流，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副总裁、波兰总统经济顾问等，也纷纷造访这位在中国股市里一夜间变成百万富翁的传奇人物。国内的媒体也紧紧跟上，纷纷报道。“杨百万”的名声犹如当时的上海股价，一飞冲天。请他去讲课的各地证券公司络绎不绝，沈阳财经学院则聘请他为该院的教授。
&&&&◇◇欢◇迎访◇问◇
&&&&第7节：初创时期：热情大爆炸(7)
&&&&这个家喻户晓象征着中国股市第一批大户的“杨百万”，到底是何许人呢？难道真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神话么？
&&&&“杨百万”的真名叫杨怀定，20世纪80年代初，是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保管员，工作勤恳，恪尽职守，曾因一年为仓库增收节支30多万元而获得过嘉奖，冶金部的《冶金报》还登载过他的先进事迹。如果不是一次意外，他可能永远是工人队伍中的优秀一员。
&&&&意外发生在1988年的春节前夕，杨怀定保管的仓库失窃铜锭一吨多，价值近万元，事也凑巧，此时他的妻子在浦东承包了一家电线厂，为此厂方怀疑他“监守自盗”，于是公安局打电话要杨怀定去谈谈情况，到了公安局，把他“请”进拘留所谈。这对一位优秀工作者来说当然打击很大。在对他进行了一番审查与责难之后，失窃的第6天，窃贼再次潜入仓库作案时被当场抓获。可还了清白的仓库保管员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在他“平反昭雪”的那天，他的第一篇经济方面的文章《用活资金，促进生产》在行业报刊上发表，这更让他百感交汇，心潮起伏。当晚他提笔写下了辞职报告，并和一张公安局破获这次盗窃事件的剪报一起，交给了厂方。辞职后的杨怀定一头钻进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报纸，靠报纸上得来的信息走南闯北，帮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推销电线，他推销掉的电线达几千公里。
&&&&有一天报缝里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中央批准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那里的银行储蓄利率上浮4.8个百分点，年利率可达12.4％。当时他和妻子在电线厂的经营中攒下了5万元钱，这5万元存在上海的银行里，年利率为7.6％，一年可得3600元利息，他辞职前在厂里的工资每月是68元，一年加起来也只不过800多。杨怀定眼睛一亮，如果把5万元存到温州的银行，他就能多得2400元利息。谨慎的他立即给温州人民银行写了一封信，问上海报纸登的是否确有其事，温州人民银行回了一封加盖公章的信，证实这是事实。他和妻子商量之后，于日从上海银行提出全部的财产5万元，买了去温州的船票。“人生本来多变幻，千岩万转路不定。”就在他登船的当口儿，当天出版的报纸上的一条消息使他立即退掉了去温州的船票。这条消息就是：从日起，上海国库券市场开放。在消息的下面清楚地写着1985年国库券得益率为15％。他的5万元为此又多出了1000元的利息。
&&&&正是这条不起眼的消息改变了杨怀定的人生。日，对杨怀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这是国库券放开的第一天，他早早地提着5万元现金站在了银行国库券交易柜台前。当时1985年国库券成交价是108元，离到期还有两年零两个月，这个价买进，到期后100元有37元的利息，年利息超过了15％。当时他非常谨慎地只买了2万元。没料到下午没事去银行看看，85年国库券居然涨到了112元，他赶紧抛掉，竟然几个小时内就净赚了800元。800元相当于他辞职前一年的收入啊！正如以后的股民第一次买进和抛出股票一样，杨怀定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炒”。
&&&&正是这次切身的体会，杨怀定“否决”了把国库券当做存单的概念。“我回来想，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就肯定赚钱。”事后他回忆道。于是他开始“炒”起了国库券。不久，除上海之外，又有六个城市相继开放国库券市场，已是“老炒手”杨怀定意识到国库券由于随行就市，在六个城市间价格肯定不同，其中必有差价可做。但是跑外地费用增加，本小利薄，所以他动员亲朋好友投资，最后本金增加到了14万。第一次跑的是安徽合肥，他在安徽工作的弟弟告诉他，当地的国库券与上海的差价为2块钱，于是杨怀定到合肥工商银行一家交易柜台前通吃那里的国库券，共106500元，第二天到上海抛出，获利2200元。
&&&&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尚未建立统一的市场，各地国库券的价格不一样，像上海这种大城市，国库券的价格比农村贫困地区的价格要高，而有些地区国库券没人要，单位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搞摊派，老百姓买回国库券，又以八折价抛给银行，银行再以九折卖出来，这样从外地一些落后地区的银行可以买到九折的国库券。于是杨百万天天到外地收进国库券，到上海卖给银行，这样每100元国库券可以赚1~10元的差价。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为了几元的差价，他根本坐不起卧铺，挤在火车车厢里到达安徽或别的什么地方，买进后匆匆赶回，到上海直奔银行机构卖出。一次又一次，以最快的速度来回于上海与外地之间，白天在银行交易柜台前，晚上在火车上，没日没夜，火车的硬座就成了他的床铺，连他自己都搞不清到底跑过多少省份多少乡村和城镇。有些地方跑多了，银行工作人员对他也熟悉了。有一次他带着巨款到安徽某县银行，银行门口排着长队，农民们春耕时纷纷提取现金，出现了挤兑，银行现金已用完，正准备打发农民离开，见杨怀定来了，知道又有现金了，一边给杨怀定国库券，一边把他箱子里的现金发给农民。
&&&&几年下来，杨怀定积累了资金。他订阅了26种金融、经济方面的报刊杂志，在各地建立了关系网和信息网，通过电话知道各地国库券的价格与存量，有选择地跑价格低存量高的地方，效率与金钱同步增长，赢利最多的两个月，他竟赚了50多万。最多的一个月，由他经手流入上海的国库券突破1000万元，这引起了上海财政界、金融界的震惊。
&&&&第8节：起步时期：蹒跚中走来(1)
&&&&第二章起步时期：蹒跚中走来
&&&&第一次“股灾”
&&&&我们不能说“崩盘”，因为1990年底到1991年初，深圳股市的盘子太小，只有5只股票，如何经得起“崩”？确切点说，应该是“股灾”，是深圳的第一次“股灾”，也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第一次“股灾”。
&&&&包括缺乏经验的深圳管理层在内，谁都没有料到1990年11月下旬的多头惨烈失败会酿成一场“股灾”。股市的狂跌与深圳的冬天一起降临了。和股民的热情火山喷发一样，这种热情同样骤然间结成了冰块。到12月中旬，深圳股市每天以5％的跌停板速度，不带喘息地连续下挫，成交金额从上千万萎缩至30多万元。不要说黑市交易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证券公司小小的柜台前亦可罗雀。面对如此疯狂的下跌，12月13日，深圳市政府不得不把每天5％的跌停板改为2％，然而依然无济于事。香港《文汇报》对此惊呼道：“深圳股市在迈向股灾的边缘。”
&&&&1990年的最后10天，股价平均下跌10.74％，股票市值损失达6.4亿。如此凶猛的下跌，对缺乏管理股市经验的深圳市政府来说，是始料不及的。1990年12月下旬，深圳市长郑良玉、主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张鸿义，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负责人，相继在公开发表对股市前景的看法时指出，“国务院领导同志再次明确支持深圳、上海继续搞好证券市场和股份制试验。因此，那种对深圳股份制、证券股票市场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
&&&&深圳的股民们抱着对领导讲话的信心与希望，抱着旧欢新怨迎来了1991年的元旦。
&&&&1991年元旦，市政府出台令股民振奋的举措，把每天2％的跌停板，改为与涨停板一样，统统是0.5％。同时，张鸿义副市长专门召集深圳5家上市公司负责人开会，明确向他们表态，上市公司的这次年终分红，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很显然，政府希望通过分红派息，让股民得到可观的投资回报，来促使股市止跌企稳。
&&&&紧接着，为深圳股市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深圳党报《深圳特区报》又来了一个创举，在第二版开辟了《股市纵横》专栏，供经济界、学术界及从事证券业的专家议论股市，还特意开辟了一个《股民之声》的栏目，让广大股民发表意见，献计献策，这可以说是中国报刊上第一次开辟专门的股市栏目。于是深圳的专家学者们对深圳是不是已陷于“股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时的专家们还只能套用“国际惯例”，按国际上股价跌去30％作为股灾的标准，连续40天跌势的深圳股市，场内价已跌至股灾水平，而场外价早就是股灾了，所以专家们颇有信心地套用股市格言：“股灾之日，反弹之时。”他们认为深圳的股价跌到了谷底，反弹就在眼前，仿佛此时不入市，怎一个“蠢”字了得！
&&&&然而国际惯例和中国似乎没有关系。元旦过后，即1月2日，1991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一些股民怀着对市领导讲话的信心和对专家们的信任，鼓起余力，奋勇入市，多空开始了一轮新搏杀，一时间成交金额突升，从30多万升至700多万，在多头出其不意的突袭下，股价止住了跌停，一时间股市真的泛红回暖了。然而第二周奋勇托盘者就纷纷断臂，5只股票的反弹仅仅是昙花一现，紧接着又连续6天撞跌停，成交金额降至300万元以下。元月12日，5只股票中有两只没有跌，没有跌的原因竟然是没有成交1股，连撞跌停的机会都没有，另有一只也只成交了1手（当时的1手为500股）。
&&&&1月28日，在《深圳特区报》“股市纵横”栏目中，有文章写道：“深圳股市在熊气弥漫中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上周股价继续下挫，每天以0.5％的幅度跌落。有人认为，按国际惯例，深圳‘股灾’已近在咫尺，令人深感忧虑。”
&&&&第9节：起步时期：蹒跚中走来(2)
&&&&1991年春节前，传出5家上市公司分红派息的消息，公司大都以股民最希望的送红股方式进行分红，接着各公司的业绩报告也纷纷公布，顿时证券公司交易大厅春意盎然起来。龙头股深发展首先起跳，封杀涨停，带领其余4家公司齐步上扬。当时有一家台湾电视台原本来拍摄深圳“股灾”凄风苦雨的场面，不料碰上的却是人头攒动，股价齐上扬的热闹景象，只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这是春节前最后一批入市抄“底”的多头勇士们，有了买家，息战已久的空头就有了对手，抛盘汹涌而出，成交量骤然放大。2月25日，在《股市纵横》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文章，读来令奋勇托市的股民满心陶醉：“春节前后又刮起了一股抛售风，其成交量之大，为近两个月所罕见。然而，心理已得到适当调整的众多深圳股民，大智若愚，适时入市，购进了早已想买而又买不到的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度过了一个祥和欢快的春节。”
&&&&文章似乎预示着春节后必然反弹，对入市者的勇气与目光大加褒扬，但春节后不知什么原因，各公司的分红方案“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不肯登台亮相。多头动摇了，经过16天的波动上扬后，股价再次掉头而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连续跌停。此后深圳股市真正进入了漫长的黑夜旅途。
&&&&大坑村人玩心跳
&&&&1991年6月份，在深圳的地摊上，出现了令人好奇的股票摊，摊主们把深圳宝安企业股份公司的股票一沓沓地放在地摊上吆喝出售。“三块钱一张，便宜啦，走过路过别错过。”摊主吆喝得再起劲，可行人不为所动，偶尔有驻足想买的行人，也要还个价的：“两块。”“两块八。”“两块五。”——这就是宝安股票上市前的“命运”。这家1983年7月成立，可以说深圳最早的股份公司，上市前流通股已达2.25亿，比已经在市的5只股票中任何一只都庞大许多。在对股票人人唾弃的市场上，“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谁会看好宝安呢？宝安上市可谓生不逢时。
&&&&不管别人看不看好宝安，对于深圳大坑村人来说，宝安可是他们的全部梦想。
&&&&大坑村位于深圳大亚湾畔，在1983年宝安公司成立前，整个村子一百多号人从事的是打鱼种稻的生计。1983年，国家要修建大亚湾核电站，政府就把大坑村人动迁到新盖好的位于王母墟的大坑新村。大坑村人高高兴兴地搬进了崭新的二层小楼。土地没有了，国家给他们每人补偿1万元，再加上部分搬迁费，近两万元。两万元在“万元户”是一种梦想的20世纪80年代初，可真是一笔大钱哪。没了土地的大坑村人，乐得连渔网也收了起来，只想着如何花这笔钱。
&&&&接触过深圳的村级干部的人，会感觉到他们与内地的村干部不同，实际而有眼光。改革开放前，作为村庄的深圳一如内地的穷困，当时有些水性的年轻人一个猛子扎海里，偷渡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去了。上面来人调查，严厉质问：“为什么村里人要逃亡资本主义？那里的资本家在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哪！”“剥削掉一半，还剩下一半。呆在这儿，啥也没剩下。”村干部不痛不痒地回答。这回答让上面来的人顿时语塞。他们不跟你讨论“主义”，只说实际。
&&&&大坑村的村委会也很实际，他们竭力打消村民分光吃利息的念头，硬是攥牢这笔钱不肯分下去。大坑村隶属于深圳宝安县，1983年成立宝安投资公司，村委会在1984年投给宝安80万元，1985年又投下50万元，村里不少人对村委会的做法很恼火，认为村委会是想讨好县政府，只想着自己升官。其实并非如此。当时大坑村人的生计并不是问题，强壮劳力在大亚湾核电站端上了铁饭碗，秀多村民还有华侨亲戚，时不时有外汇寄来。如果把钱分掉，一些村民很快就会花完。不如投资，享有经济增长的好处，这叫细水长流。果然投资宝安后，有了甜头。宝安公司每年分红派息，村委会把这些红利按每个劳动力每月400元，每个中学生每月补贴350元，小学生补贴250元发放。一时间大坑村百十来号人直奔小康而去。如此一来，对村委会当时做法的非议马上转变成了赞美。
&&&&※※虫工木桥
&&&&第10节：起步时期：蹒跚中走来(3)
&&&&但令大坑村民和村委会都没想到的是，他们会一夜暴富。1991年宝安投资公司改制后更名为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并准备在深交所上市。上市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分红，每1股送9股，大坑村人投下去的130万元，即130万股，变成了1300万股，每股的成本从1元摊低到0.1元。虽然股市处于崩盘，但在大坑村人眼里，他们的资产爆炸了。日深圳的“航空母舰”宝安股票上市亮相，定位在3元多，这让那些从地摊上讨价还价用2元多买入的股民感到一丝安慰，可带给大坑村人的却是疯狂的心跳。0.1元变3元多，30多倍呀。想想130万的30多倍是什么概念？对于算术能力不强的村民，这实在难以算得清。更要命的是，救市成功后，宝安股价在18个月内，从3元多涨到了33.95元。这时大坑村人的心跳得都快从喉咙里蹦出来了，130万的300多倍，那是个算不清的天文数字。
&&&&月落乌啼“钱”满天，江枫渔火对“财”眠。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的村民，在巨大的财富面前，怎么睡得着觉呢。“抛掉，快抛掉，我们要现金。”一些村民激动地围着村委会嚷嚷。“可我们这是法人股，不是流通股。”村委会有些为难。“想想办法呀。”村民一致要求。村委会干部四处打听法人股能不能抛。当时监管不规范，只要拿到证管办的批文，办理一些相关手续，即可到市场去抛。大坑村找关系，通路子，弄到了批文，抛掉了600万股，获得6000多万。3000万存入银行吃利息，3000万用来买房产买地皮。“北方有个大邱庄，南方有个大坑村。”当时香港报纸如此报道。大坑村就此闻名天下。
&&&&随后的几年，宝安还有些利润和分红送配，但监管严了，国家明令禁止法人股在市场上抛出。后来宝安公司连年亏损，戴上了“ST”的帽子。大坑村人对宝安公司很失望，想把手上的法人股转让掉。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什么受让方。1999年，找到了一个受让方，按当时宝安的净资产，大坑村以每股1.27元，转让出少量股份，获得3600多万元。这样他们先后两次兑现了一些宝安股票，获得近一个亿的现金，百十来号人，人均差不多得了近百万。但这只是大坑村宝安股票的一部分。在2000年宝安公布的1999年的年报中，深圳龙岗区大鹏镇大坑上村位于“大股东”一栏中的第三位，大坑下村排在第四。大坑上村仍持有宝安
&&&&1533.99万股，占1.6%的股权，大坑下村持有1307.54万股，占总股本的1.36%。按日收市时ST深宝安5.69元的收盘价算，大坑村拥有股份1.617亿元。那时法人股不能流通，股改后ST深宝安的股价最高跑到17元以上，低点也在11元附近。股改后大坑村法人股能抛了，资产又翻了一倍到两倍。大坑村号称人均资产200多万元，那还是以现在的人口算的，要是拿1983年时的人口算，至少在400万元以上。
&&&&延中“造反”了
&&&&现在的股民很难了解当时为什么会产生深沪两市截然不同的走势，可当时这两个雏形市场都还谈不上具备现代化的信息工具，上海股民若想知道深圳股市的情况，只能通过长途电话，可那时家庭电话还不普及。所以当深圳“股灾”之时，上海大多数股民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想象股市的风险。在1990年的最后一周，上海股价一直以每天5％的涨幅上升，上海股民非常圆满地给1990年画上了句号。
&&&&但危险并不是不存在，尤其是介入上海股市的“南方军团”，从深圳的亲戚朋友那里得知深市的惨状，手里拿着电真空，心里却惶恐不已，生怕“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所以他们随时准备出逃。从1990年7月起一直攀升的电真空，在日，突然从最高点530元直线下滑，“南方军团”终于受不住心理煎熬，纷纷抛出手上的电真空。
&&&&这时的延中股票和电真空一直属于难兄难弟，延中像电真空的影子，电真空一跌，延中自然紧紧跟上，其他股票也不能不受影响。1月份南方股民从电真空里出逃，正好被上海股民接走，1990年下半年以来，电真空被“南方军团”扫荡一空，“心中自不平”的上海股民铆足了劲想夺回来，这次正好吃个饱，如此一来，1月份的下跌变得有惊无险，“南军”纷纷被上海股民清除出场。
&&&&第11节：起步时期：蹒跚中走来(4)
&&&&1991年5月份，电真空又一次暴跌，这次暴跌引起了上海管理层的高度警觉，因为这时深圳股市已处于灭顶之灾的边缘，上海管理层绝不希望这种情况在沪市重演。在调查之后，管理层发现抛出大量电真空的是上海的几家证券公司。电真空1989年初第三次增发新股时，正好是上海股民对股市彻底丧失信心的时候，2200万元新股只发行了400万多元，其余的就变成了承销商的库存，而此刻证券公司抛出的正是这笔库存。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了稳定上海市场，避免“股灾”的出现，立即与各大证券机构进行协商，并于5月15日上午，向各证券机构发送了暂时冻结真空电子股票库存的通知。危难之际，券商岂能与股民争利？但在收到通知前，中创和海通两家证券公司已相继抛出了近1万手的真空电子。
&&&&通知一出，电真空的跌势被止住了，看电真空“脸色”行事的延中，也立即止跌回稳，一场“股灾”的险情被悄悄排除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1991年的5月17日，应该成为上海股市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从险情排除的这天起，上海股市开始了一轮只涨不跌的疯狂牛市。
&&&&上海股市躲过一场“股灾”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那只“皇家股票”豫园。1990年12月下旬，豫园股票进场交易时，股价在场外已跑到了500元，即涨了5倍。日，豫园突破600元，而这一天电真空开始从520元一路下跌。日，豫园攀上700元，而此时的电真空已跌至420元。日，豫园涨到800.60元，电真空探低384.5元。日，豫园跨过900元，到达902.10元时，电真空终于止跌回升，以435元收盘。日，豫园站上了1000元大关，到1992年2月底，开始向4000元的高位爬升。
&&&&豫园股票在上海股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宠儿”，自发行之日起到1992年站上万元大关，买卖豫园股票的股民从来没有亏过。在上海股市中，这只股票“骄爱比黄金”，不管风吹浪打，我自一路上涨，无论电真空如何暴跌，只要有成交，这只“皇家股票”就冲着涨停板悠然而去。正因为这样，沪市始终没有产生齐跌的局面，即便在最惶恐的时刻，上海股民对股市的信心也没有完全丧失。当受电真空的影响股价纷纷下跌时，人们自然就把希望的目光投向“皇家股票”，而这只股票不愧“皇家”称号，她在股民眼里虽然不是领跌领涨的龙头股，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沪市避免一场“股灾”，豫园功不可没。
&&&&上海的龙头股电真空自上市以后，一直卖龙尾价，是上海股市价位最低的股票，在遭到几次重创之后，表现令人担忧。1991年7月份，电真空在470元左右持续徘徊，上海股民们和管理层开始担心电真空会崩盘，一旦电真空崩盘，后果难以设想。
&&&&日，令人惊喜的神奇力量出现了，一向看电真空“脸色”行事的延中股票，突然一改往日跟风的谨慎，不顾电真空的疲软之态，起跳反弹，犹如一个被压迫得再也无法忍受的奴隶，揭竿而起造反了。多年来延中与电真空齐涨齐跌的格局首次被打破，延中义无反顾地独自向涨停板价位43.6元狂奔而去，让心存担忧的股民们信心倍增，奋勇入市。其后延中摆脱电真空的阴影，与之分道扬镳了。既然俯首听命于龙头股的延中都敢“造反”，那么别的股票就更不会把电真空放在眼里，电真空的龙头地位彻底丧失，上海股市步深圳“股灾”的最后一丝险情消失了。
&&&&延中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有如此一反常态的表现，谁也说不清。有人猜测，这是上海管理层为躲避深圳“股灾”制造的一起“事件”，若真是如此，那上海管理层“救市”的手法，真有“深山窃听来妖精”之神妙。
&&&&“8?10”事件
&&&&上海的股票认购证不仅对深圳，而且对全国的老百姓产生了示范效应，尤其在6月份第二次摇号之后，全国各地向往股票的人们纷纷抱憾没有买上海的认购证，看到高达百分之百的中签率就犹如看到发财的机会活生生从手边溜走，这为深圳“8?10”事件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当深圳发布将在日与11日两天发售股票认购申请表的消息后，全国抱憾的求股者自然觉得又一次发财的机会降临了，这次当然再也不能当傻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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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起步时期：蹒跚中走来(5)
&&&&1992年8月初，大批内地人涌向沿海开放城市深圳。他们不是去打工的，而是去抢购深圳即将发行新股认购申请表的。深圳和上海一样，规定凡持有国内居民身份证的18岁以上居民均可领取新股认购申请表，这次深圳共发售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为中签表，中签率10％，每份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每份表格收费100元。据有人估计，当时扑进深圳的认购者多达150万人。
&&&&8月5日，深圳某邮局收到一个重达17.5公斤的包裹，里面竟然是2800张河南洛阳某乡乡民们的身份证，据说5月份，乡里就要求每户至少上交2张身份证，以便到深圳认购新股。8月10日，认购申请表发放那天，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从30多元的官价，炒到了200多元，有的甚至卖到300元的。但进深圳要有特区通行证，能开通行证的至少也得县局级单位，很多人是开不到通行证的，但这点障碍怎么能挡住发财的脚步？深圳当地的农民早已形成一条龙服务，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种种迹象表明如此众多的人向小小的深圳涌来，一场治安危机就在眼前了。
&&&&不知道为什么，深圳的管理层对1991年发行认购申请表造成的治安压力没有引起丝毫警觉，而且对日发生的一场事件也同样视而无睹。那天下午2点，深圳招商银行证券营业厅，不足百米的空间挤满了股民，一位中年妇女被挤倒，脚跟离地身子倾斜，大呼救命，值班保安挤不进去，无奈之中，警察放了一颗催泪弹，在硝烟中救出那位被挤得奄奄一息的妇女。
&&&&号，认购申请表发行前一天，下午5点，上百万认购者杀向深圳300个新股认购表发售点，平均每个发售点的外地认购者就多达5000人。如果一个发售点营业厅面积1000平方米的话，那么每个股民的空间只有0.2平方米。人们在各发售点排起了“长龙”，深圳几乎所有的民警和保安人员全部出动维持秩序，但他们的人数相对百万认购大军，真是少得可怜。面对“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的可怕场面，8月10日~12日，深圳繁华地段的商业和娱乐场所不得不全部关闭，停止营业，以防不测。
&&&&原定10日和11日两天发售的500万张认购申请表，在10日下午4点30分已全部发放完毕，但大批没有拿到申请表的认购者无视“售罄”的事实，久久不肯离去，有的人坐了几天的火车远道而来，又排了20多小时的队，岂肯空手而归？当时有的发售点发售仅一两个小时，即宣布发售完毕，领到申请表的仅为排在最前面的二三十人，但刚宣布发售完毕，便有“黄牛”手持数以百计的申请表以每张500~800元的高价兜售。
&&&&晚上11点，传闻认购申请表发行中有严重走后门的舞弊行为。这消息如同导火索，顿时激怒了苦等苦挨而竹篮打水的人们。深圳市政府门口有人开始了游行示威，并与治安人员发生剧烈冲突，被激怒的认购者公然焚毁汽车数辆来表示不满。晚上12点，有关人员证实，被烧毁的是公安人员的值勤巡逻车。当夜城市气氛极度紧张，头戴钢盔、手持防暴盾的巡警在大街小巷巡逻，规劝阻止过激行为，深圳电视台不断重复播放着：“政府忠告市民：股市风险莫测，务请谨慎抉择。”
&&&&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宣布11日增发50万张认购申请表。凌晨6点，消息一出，局面得到了控制，闹事者散去，马上各自到发售点排起“长龙”，大有不领到申请表，“白头誓不归”之势。
&&&&另一方面，深圳股市开盘后也隐忧不断，11日上午10点，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讹传“今天上海股市大跌”。11点，深圳股市开始下跌，指数从310点跌至290点。到下午3点40分，深圳股市6只股票由于只有抛出没有买进，只得宣布停市。
&&&&11日晚上，深圳市长郑良玉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10日晚上发生的“不幸事件”是极少数不法分子利用我们发售工作中的不足造成的，希望市民冷静克制，维护特区的安定团结。对极少数打砸抢的不法分子，政府绝不手软，对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政府将认真、彻底地进行调查。郑良玉还指出，股市热使人们头脑发热，一下子从外地涌入特区七八十万人，给特区的治安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第13节：起步时期：蹒跚中走来(6)
&&&&虽然认购狂潮已平息，可事件却远没有结束。8月16日，深圳市检察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三个调查小组，对各发售点的发售工作进行彻底清查。9月，调查小组升格为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130名党政干部，由市长郑良玉亲自挂帅。清查结果，舞弊行为确实严重。市农行南头支行负责发售的副经理黄某在发售前即9日，截留5000张认购申请表，在发售时，即10日，又截留10724张，该营业部占发售量的28.35％，供自己职工领取，33名职工中有31人参与了舞弊。市建行城东支行某办事处，截留了发售额的46.5％，供职工瓜分。
&&&&在300个发售点中，竟有95个不同程度地截留了认购申请表，截留数高达105399张，舞弊者多达4180人。有10万多张申请表被金融系统内部职工（64738张）、执勤、监管人员（20998张）和关系户（19663张）私下瓜分。可以想象，总共发售500万张，有10万多张被截留私分，以权谋私如此，无怪乎要激起认购者的公愤了。
&&&&“8?10”事件造成了很坏影响，直到日，对此事件的清查处理工作才告结束。据统计，在受处理的277人中，有局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42人，科级干部59人，一般干部153人，其他20人，收回新股认购抽签表1499张。
&&&&“8?10”事件留下许多后遗症。首先是深圳的第一、第二把手都被调走了。市委书记李灏是1987年从北京来的，“8?10”后仍回北京。市长郑良玉则去江西。郑良玉在离职那天公布了对“8?10”事件的清查结果，于当年12月16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一篇卸任小诗后，怅然上了井冈山。与证券沾边太危险了，这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血汗钱哪。
&&&&第二个后遗症是：由于增发50万张申请表，打乱了原来的新股发行计划，使新股发行拖至第二年。在日，新股认购表第三次抽签时，不得不把上海的大盘股石化也部分纳入深圳新股的行列，以弥补增发的额度。到日，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属于1992年深圳“8?10”新股发行中遗留问题的企业还剩下5家没有解决，这5家公司在1994年第三季度才陆续招股发行。
&&&&此外，“8?10”事件最大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中国证监会。
&&&&荒芜的“原野”
&&&&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突然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由原野公司的各债权人派出人员，帮助该公司检查财务，落实企业利润和归还贷款计划。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迅速冻结了原野账户，并对原野公司两名当事人依法监视居住，协助调查，以落实还贷计划，核实利润，防止资金外流，维护广大股东利益。为此原野公司不服，依据行政诉讼法对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和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起诉。
&&&&消息一出，社会哗然，对于一直蒙在鼓里的社会股东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而消息相对滞后的上海原野股民，是在日《上海证券报》的报道中，经受这次打击的。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负责人说，原野问题由来已久，1991年3月，审计部门在审计原野分红派息时提交存在股金投入不实、利润不实和资金外流等问题。然而从发现问题到消息的发布时间相隔长达一年多，这对原野的社会股东来说，显然受蒙骗感觉之强烈可想而知。
&&&&社会股东自然不会忘记，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990年春天发行股票时，打出的广告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正是在如此诱人的招股广告下，股东们通宵排队才抢购到原野股票。可到1991年分红时，除其股价随大势涨至8~9元以外，秋收的果实连影子也没有。由于没有实施分红，原野股价不能掀掉0.5％的涨跌幅“帽子”，所以它不仅在6只老股中价位最低，而且连新上市的11只新股都不如。社会股东自然无从得知原野公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日，原野公司董事会发布了1990年度财务报告，报告称1990年税前利润为人民币3199万元，比1989年增长29倍之巨。董事会建议，以本年度可分配利润的63.9％作为红利发放给股东，采用红股方式派付股息，即每10股送2股红股，不派发现金股息。根据原股数量，红股总数为1800万股。最后在3月24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又确定，除10股送2股外，另10股配售5股，每股配股价由董事会提出的4元修改为3.5元，这样原野将在1991年新增股本5400万股。在这个比别的上市公司都“出色”的年度报告之下，刚刚对原野产生困惑的股东骤然看到了一个即将落下的硕大果实，谁还会抛掉原野股票呢？
&&&&▲▲虫工▲木桥
&&&&第14节：起步时期：蹒跚中走来(7)
&&&&然而这颗硕果一直没有落到股东们的头上，眼看别的上市公司均已实施了分配，原野的分红配股久久未实施，数名大股东联合到原野公司去质询，要求董事会把分红配股的真实情况公告股东，维护股东权益，但原野公司根本不予理睬。正当社会股东在失望之下用脚投原野的票时，又传出消息，香港5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香港新贻集团在港合并了原野的大股东香港润涛公司。持有原野股票52.3％的香港润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6月19日宣布与香港新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并改建为新集团公司，组建后的公司资产达40亿，跻身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前50名。据称，这次收购合并，新贻公司按国际惯例和香港上市公司会计准则，由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对原野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财务审核，决定以每股23元港币（当时折合人民币17.5元）收购润涛公司原野股权，收购总值为11.37亿港元。也就是说，这个收购价比当时原野的股价高出70％。与此同时，原野公司负责人称新集团对原野的控股地位不变。原野的“后台老板”更有实力了，这对原野拓宽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技术档次等将带来更多机遇。
&&&&香港老板居然以高出深圳股市原野股价70％的价格收购原野股权，原野的社会股东怎么肯放弃原野呢？或许因为原野拖延分红有别的原因，那就只好“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一直等到1992年分红之时，原野的财务报告称1991年的利润为4150万元，可原野的社会股东还是连一分钱分红也未拿到，也没得到配股。于是一些大股东终于失望了，大量抛售原野，或许有些大股东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情况不妙，而绝大多数社会股东自然无从知道原野的内幕。
&&&&最后股东们等到的不是利润，而是这样一则消息：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对原野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财务检查后发布公告，认为原野公司严重违法，香港润涛公司将折合1亿多元人民币的原野公司外汇转至润涛公司及其海外的关联公司之下，并有折合2亿多人民币的银行贷款逾期未还。这直接危害广大原野股东的利益，有关当事人应通过法律途径追索被侵害的合法权益，有关部门应依法追究原野公司及其有关人员的责任。
&&&&1990年、1991年财务报告利润如此之好，又是外资占绝对多数的原野公司突然出了问题，“秋收万颗籽”变成了“稼穑既殄灭，川泽复枯槁。”当社会股东还无法从受骗的惊惧中一下子反应过来时，原野被摘牌了。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交易市场管理法规，暂停原野股票交易。原野1990年3月上市，上市交易两年零四个月，上市后一直未曾分红派息和增资扩股。日，原野最后收盘价为9.5元。到这时，深圳才十几家上市公司的股市里，原野的社会股东才真正相信自己的股票“没了”。
&&&&日，有关部门组成原野公司重整小组，根据深圳市政府的决定，进驻原野公司。虽然原野公司对深圳市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实施股份公司重整的做法表示异议，但社会股东意识到深圳市政府亲自去管原野，原野公司一定出了大问题。这时的原野股东们把唯一的希望都落寄托了政府身上。
&&&&※虹※桥
&&&&第15节：操纵时期：“盖子”掀掉以后(1)
&&&&第三章操纵时期：“盖子”掀掉以后
&&&&“老外”靠不住
&&&&从198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到1990年8月发布《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在一系列鼓励海外投资的文件中，都明确了海外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内地企业股票的形式来进行投资。与此同时，在1990年底，中央已批准上海作为股份制试点城市。由此可见，建立上海股市吸引外资的机制，只是时间问题了。
&&&&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华侨、港澳同胞，想买中国股票的意愿由来已久。1988年的一天，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来到上海西康路的证券营业部，他是特意来告诉营业部经理黄贵显，在英国和欧洲，人们对中国发行和交易股票很感兴趣，尤其是华侨，很想投资中国的股票。华侨们很想报效祖国，即使没有投资回报，只要能还本，他们也愿意。这种情况黄贵显也接触了不少，很多港澳同胞到营业部，要买中国股票，弄得营业部很为难。此外自营业部设立股票柜台交易以来，先后有18家国外机构向营业部提出购买股票的要求，甚至有国外券商提出要与营业部合作发行股票。1988年7月，一家叫洛希尔父子的英国公司，专门给上海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成立一个在香港上市的新公司”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提到，英国霸林公司成立了一家中国与东方投资公司，并在伦敦上市，募集了2100万美元，可没办法直接投资中国，希望中国能发行面向海外投资者的股票。备忘录中还提到，英国怡富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投资中国的基金公司，募集了2300万英镑，也正在寻找投资中国的机会。对于国际投资资金来说，是没有什么国家概念的，哪儿机会多，就向哪儿渗透。
&&&&在这种情形之下，黄贵显和他的营业部开始筹划发行外资股。考虑到公司以后的分红派息问题，当时外汇控制得很严，计划内很难拨给一般企业外汇，所以必须选择有外汇的单位，最好是中外合资企业。找来找去，找到一家中美合资的企业施贵宝，这家公司正准备增产一种治疗高血压的新药，中方没钱，美方同意扩投，发行外资股是最好时机。英国霸林公司闻讯后非常积极，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求申购，不过在发行议案上有分歧。霸林公司希望发行后在香港上市，而中国认为应该在内地上市，后来确定香港和内地同时上市。议案确定后上报待批，这时发生了“六四”风波，美方一时对中国的政治表现出担忧，放弃了施贵宝的扩股计划，这次筹划无果而终。
&&&&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黄贵显他们的营业部认为“老外”靠不住，应该找完全本土的企业。当时已发行A股的电真空，在1991年初要对玻壳生产线技术进行改造，解决上海彩管配套的玻壳生产问题，需要外汇来投资永新彩管项目。公司产生了发行B股募集外资的念头，于是公司委托上海仪表电子经济事务所和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展开可行性研究，先后拟定了《发行B股吸引外资，改制为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章程》等文件，为B股的发行做好了准备。随后上海仪表局和营业部商量发行外资股。仪表局组织专门机构研究发行办法，落实措施；营业部负责找买家。1991年7月发行方案上报，11月得到批准。
&&&&199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开始起草《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办法》和《B股实施细则》，在听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万国、申银、海通等证券公司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后，经过14次修改，于日和25日正式定稿。此外，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获准成为B股一级清算机构，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与3家证券公司（万国、申银、海通）之间B股的清算工作，而美国大通银行上海分行作为B股的二级清算机构，负责上海3家证券公司与境外代理商和投资者之间的清算工作。至此，上海B股市场的建立一切就绪，只欠东风。
&&&&股市不相信眼泪
&&&&在放开股价的狂飙中，“皇家股票”豫园高举高打，当天突破10000元大关（当时面值为100元），站上10009元的高位，在中国股票交易史上出现万元股票恐怕也能成为吉尼斯记录。豫园商场自1988年发行，其间分过两次红，有人算过一笔账，当时用1万元买入原始股，破万元时已超过300万元，短短三年时间，一万变成三百万，无怪乎当时股民根本不愿相信“股市有风险”的“无稽之谈”。
&&&&在一片上涨的狂喜中，风险之“狼”并没有逃匿，而是在实实在在地“吃人”。日，《金融时报》和《解放日报》报道了一位叫康柏华的股民因炒股失败，在延中上亏损6400元，于5月12日自缢身亡的消息。康柏华是上海浦东人，公司职员，1993年4月与弟弟合伙，以每股293.35元，买入延中实业107股，他分得其中的73股，弟弟34股。谁知买进后20天，延中已跌至200元附近，这是延中放开股价后的第一次高位震荡。4月27日，康与弟弟商量后，以每股205元将所有股票抛尽，两人共亏损9400多元，康柏华损失6449.55元，他无法承受这份打击，终于在5月12日上吊自杀。当时《解放日报》的《一买股票者闯不过“风险关”，亏损六千自缢身亡》一文写道：亏损后，“康某整日闷闷不乐，时常叹气。虽然家属和亲朋好友善言相劝，仍无济于事。在（自杀）一周前，康某曾流露：自己成了一个傻子，还不如死掉算了。”在“亏损无计可消除”的逼迫下，心理脆弱的康柏华终于成了风险之“狼”的口中餐。
&&&&消息一传出，在追悼会上，赶来一批在狂飙中发了大财的大户，你五千，我一万地纷纷捐款，他的家属居然收到十多万慰问款，不免让人觉得有兔死狐悲的味道。
&&&&▲▲虫工▲木桥
&&&&第16节：操纵时期：“盖子”掀掉以后(2)
&&&&看到这条消息，深圳股票的一位管理层人员自豪地说，深圳股民要比上海股民坚强，即便在深圳股灾时，也没听说有人为此自杀的事。不过此语恐怕不实，当时深圳就有一位老太太在股灾中精神失常。此老妪把自己的终身积蓄3万多元买了金田股票，买后一直看涨，最高时可以赚6万多，但她不舍得抛，结果3个月后狂跌时才抛出，损失6000元，从此终日不语，神经错乱，最后住进了康宁医院。同时还可以从报刊上读到另一则报道，一个东北小伙，变卖准备送给未婚妻的定情首饰，凑足5万元南下炒股，刚入市就遇深圳“股灾”，损失3万多，他写下一封遗书，连同几张抛不掉的股票寄给心上人后，在通过山海关的火车下卧轨自杀。
&&&&当时中国股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当时的股市同样脆弱。但股市不相信眼泪，并不因为有人寻死觅活就只涨不跌。1992年5月底，上证指数从1400点持续下跌，开始了暴涨后的第一次风险大释放。跌势之初，人们还抱着希望，一些大户不甘寂寞，猛攻当时盘子小业绩好的兴业、爱使、飞乐音响和申华，这4只股票被称为“四小龙”，如飞乐音响从100元飙升至420元（当时面值为10元），可这仅仅是强弩之末。
&&&&为了改善供不应求的局面，新股发行速度加快，第一批7只，第二批多达34只，紧跟着第三批第四批连续登场。股民持股信心彻底崩溃，抛股成风。交易渠道不畅迫使股民天不亮就到证券公司门口排队，领到编号才能拥有一张委托单。在证券公司门前、厅内，“黄牛”炒编号和委托单的黑市死灰复燃。
&&&&一天爱建证券公司的电脑出了故障，股民看不到行情，急得双脚跳。那天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正好到爱建公司办事，被股民认出，大家蜂拥而上，死死在抓住他，要他解决跑道不畅，股票卖不掉的问题。“我至今还记得几只手死死攥住我手臂时的疼痛和温热，一些人喊我……。”事后尉文渊心有余悸地说。放开股价是尉文渊自己定的，没有请示上级，可没想到放开后，一下子从没有交易走到另一极端：交易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委托跑道。
&&&&“银证脱钩”：信用交易的末日
&&&&日，真空、爱使、申华三股拆细为1元；10日，上海证交所对所有股票（除冰箱压缩外——冰箱压缩于日拆细为1元人民币）均由每股10元面值拆细为1元。当时股市正炙手可热，上海的股民或许会认为这一措施有利于把股价炒高，实际上管理层已开始下决心根治股市的“猴性”。
&&&&日，《上海证券报》报道：据证券业权威人士透露，我国证券管理部门将允许各省挑选一至两家业绩好的股份公司，于1993年内在上交所和深交所挂牌上市。1993年全国股票发行总额初步定在50亿。另据证券业有关人士透露，除上海、深圳两地之外，政府目前不打算再设立新的证券交易所。
&&&&时值股市狂升，股民对新股发行毫无惧色，大有上一个炒一个，上两个吃一双的劲头。日，沪市上证综合指数突破1429点的历史最高点，达1474.92点，惹得股民一片欢声，他们已完全不害怕暴跌，因为事实证明，6个月的暴跌只需3个月就能创新高，反正“猴”着哩。
&&&&市场“猴性”动荡的问题一方面来自一些机构大户的操纵，另一方面来源于这些机构大户利用其和证券公司的关系，大规模透支买卖股票，进行信用交易。银证不分的局面，使信用交易的资金大量来自银行，庞大的资金炒作袖珍式的股市，无疑如巨人戏杯水，搅得天翻地覆。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通知，凡新上市股票（包括人民币特种股票）的开盘价采用集合竞价方式产生。日，上海证交所调整场内申报竞价方法，以防止个别超高或超低申报竞价，造成虚假“水盘”。新方法为：场内无论申报买入或卖出，每次出价的价位，不超过电脑即时揭示可以成交价位的上下各10％幅度。显然这些只是无奈之计，要抑制股市猴跳不止，根本在于银证脱钩，彻底禁绝信用交易。
&&&&第17节：操纵时期：“盖子”掀掉以后(3)
&&&&日，《经济信息》载文认为，当时的股市有四种力量：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大户和散户，文章把这四股力量称为“四大天王”。而这四种力量中，散户自然没有资格进行透支来进行信用交易，实力最强的当属证券公司。
&&&&1986年时，成立证券公司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的，人民银行的各省分行都站出来要办个证券公司，总行允许各省办一个。当时股票大家都不懂，也没炒起来，可上海人有眼光，向北京提出上海情况特殊，要办好几个，北京也没在意，同意了，但要求有一个是人民银行的。当时人民银行副行长龚浩成，即尉文渊的导师，更有眼光，他说：“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不好用手中的权力去办公司，这就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只能当裁判，不能下场去踢球。”龚浩成力排众议，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在总行的授意下，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还是下了个崽：申银证券公司。所以在全国性的证券公司组建之前，支撑上海股市的就有四大证券公司，当时人们把它们称为“四大名旦”。
&&&&“老旦”申银证券公司为上海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这家公司还专门组织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信息网络，“主持人”为阚治东。申银最后算工商银行的“崽”，是在成立两年之后，即1990年9月，龚浩成再次力排众议，要把人民银行这个“崽”赶出家门。这次场上的球踢起来了，作为裁判的人民银行看到自己“崽”在场上踢球，不好拒绝这个合理要求，所以龚浩成一刀把申银斩给了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成了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过继的儿子”。申银斩给工商银行前，在股市上踢过球。以102元的价买进了4.5万股电真空，工行以每股105元接受下来，不过卖掉申银没几天，电真空涨到150元，工商银行净赚了1800万元。这一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人对龚浩成很有看法：把儿子送人，还带过去一大笔家产。
&&&&“花旦”万国证券公司是一家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相结合的股份制金融机构，由上海十大企业集团参股组合而成，以上海信托公司为主体，以企业为依托，实力雄厚。成立4年累计成交有价证券15亿元。
&&&&“武旦”海通证券公司，坐落在繁华的四川中路，是交通银行的崽。
&&&&“文旦”为上海财政局下属的证券公司。既然财政部弄出个孩子叫“中经开”，那么上海的财政局也弄出个“私娃”：财政证券。这也是运动员兼裁判的角色。不过财政证券影响不大，主要从事债券业务。
&&&&到1993年，组建后的全国性证券公司也相继入市，国泰、华夏、南方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是日开始组建的。国泰证券公司总部设在上海，由中国建设银行牵头；华夏证券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由中国工商银行牵头；南方证券公司总部设在深圳，由中国农业银行牵头。说起来也都算是银行的“私娃”。三家公司注册资金均为人民币10亿元，其中南方证券公司当即宣布正式营业。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证券公司大都是银行出资或牵头组建的，它们与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银行资金流入这些公司当时根本没有必要的监管，随着证券公司越开越多，竞争日趋激烈，一些证券公司为了拉住机构大户，做大交易量，透支之风盛行。有人做过一个大致估计，1993年3月底，上证指数不到一个月从1500点跌到900点，当时的透支比例有的高达1∶5，一些透支大户因此输得倾家荡产。
&&&&实际上“银证分离”早在日就有信号出现，那天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公开表示，该行1993年将正式不参与深圳证券管理，深圳市证券管理工作将由深圳市证券管理委员会正式取代。但对这一信号连先知先觉的机构大户们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银证脱钩”的背后将意味着打击信用交易。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通知，重申交易制度，禁止信用交易的发生。一些敏感的机构大户预感到情况不妙，开始出货。日，上证指数达到最高点1527.13点后开始回落，深圳指数达最高点368点后亦开始回落，均形成了1993年的最高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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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操纵时期：“盖子”掀掉以后(4)
&&&&1993年3月份，关于证管部门和人民银行要清查信用交易，严格禁止用信贷资金炒股票的消息传出，市场开始恐慌，上证指数从1500点暴跌至925点。
&&&&日，《中国证券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今年上半年选择部分金融机构作为重点，采取总行和省级分行两级负责的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入地展开一次金融宏观调控改革，措施执行情况专项稽核，深入查处被稽核的金融机构违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和其他深层次的隐性问题，督促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止信用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顺利实施。这种查处，是银证脱钩的前奏。
&&&&风声开始吃紧，银行自觉地夹紧尾巴，不再给客户透支，一些胆大的券商仍然我行我素。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出关于理顺银行与证券经营机构关系的通知。通知指出，证券营业部是隶属于证券经营机构的非独立核算的证券业务网点，其500万元的营运资金，银行各级机构不得为其出资；银行正式职员现在证券机构工作的，1993年10月底前必须划转关系或调离，银行不得设置证券营业部或以提供各种条件为由，联办合办证券经营机构，各银行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经营证券业务。看来“银证脱钩”大势已定，通知发出的当天，即“五四青年节”，沪市高位盘整后，失守1300点，急速下泻110多点，以1241点报收。
&&&&日，在通知发出两星期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通报，处罚12家给投资者融资买卖股票的证券商。处罚信用交易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行对本地越权审批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理。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制定《关于严格本市各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股票发行工作中若干纪律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金融业四种人员不准买卖股票。上海证交所根据央行精神，向各券商发出通知，不允许信用交易死灰复燃，对违规会员将作严肃处理。在如此“严厉监管”之下，大多数券商不敢顶风作案了。
&&&&日，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查实在回转交易第一天，20多笔“买空卖空”涉及10余家证券商，对这些券商作出处罚，最重一家处罚1.5万元。如此轻微的罚款犹如挠痒痒，让一些违规券商笑个不已。所谓“溺爱出孽子”，监管严厉只留于声色，这为后来一些券商的破产埋下了伏笔。
&&&&我也要收购：“苏三山”诈骗事件
&&&&日，海南《特区证券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广西“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给该报编辑部的信，信中称“到11月5日下午3时30分，北海正大置业公司已经持有250.33万股江苏昆山三山公司股票……占该公司流通股的5.006％”，正大置业公司“将按规定程序继续收购该公司的股票”。
&&&&消息一出，11月8日星期一开盘后，苏三山这家在深圳证交所上市的公司，买盘汹涌而来，从8.3元开盘价蹿至11.5元收盘，成交达2000多万股，成交金额2.2亿，换手率高达42％，当日飙升39.88％。
&&&&苏三山的社会股东自然欣喜若狂，窃以为一场收购事件即将展开，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到苏三山总股本为10132万股，其中法人股5132万股，个人股为5000万股，而“北海正大置业公司”持有的250.33万股只占个人股的5.006％。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7条规定，只有超过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5％时，才需要发布公告，而法人股同样也属于普通股，所以250.33万股远没有达到必须公告的数额，可以不公告却大张旗鼓地公告，明眼人自然会注意到此事有些蹊跷。
&&&&果然，11月8日下午4点半，深交所发表声明，认为北海某公司购买苏三山一事与事实不符。与此同时，“苏三山”董事长兼总经理也在这一天致函深圳证交所，就“正大置业”购股一事表示：“我们将注意事态发展。”
&&&&虹◇桥◇书◇吧
&&&&第19节：操纵时期：“盖子”掀掉以后(5)
&&&&11月9日，就“正大置业”大量购股事件，中国证监会发言人在召开的紧急新闻发布会上说，证监会尚未收到“正大置业”口头或书面报告，《特区证券报》应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法律责任。是日，深圳证交所郑重声明，“收购苏三山”不排除系欺诈行为的可能性。
&&&&11月10日，广西北海市工商局经查询后获悉，当地并无“北海正大置业”这家注册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也均没有“北海正大置业公司”开户和交易的记录。玩笑开大了，很显然，这是一场大骗局。
&&&&11月24日，在公安干警和有关方面的努力下，骗局的始作俑者被依法逮捕。司法部门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此办法在事件发生的一个半月前颁布，即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发布）对其收容审查。
&&&&原来此君系湖南省某县物资局干部李某，1993年5月上旬，他擅自挪用单位贷款100万元，在深圳某证券公司以个人户头开设账户进行股票炒作。他在10月7日和8日两天分别以7.85元和7.60元买进苏三山股票15万股，还透支1000万元买进31万股其他股票，但买进即被套牢，眼看解套无望，且挪用单位公款之事即将败露。这时上海出了宝安收购延中之事，李某顿时心生一计：我何不收购苏三山呢？于是11月2日，他在北海市街头刻了一枚正大置业公司的印章，然后回到湖南株洲，在株洲县邮电局，于当月2日和5日，虚拟“北海正大置有限公司”之名义，多次致函致电江苏昆山三山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特区报》、海南《特区证券报》，制造收购骗局，企图在苏三山狂飙中捞上一笔。不料海南《特区证券报》真的上了当，把他的信函登了出来，导致11月8日苏三山股票飕飕地往上蹿，从开盘价8.3元最高达到11.5元，上涨40%，当天成交2000万股。
&&&&只几天，当地部门就查出没有“北海正大置业”这家公司。苏三山股价暴涨后狂跌，李某在11.4元将手中股票抛出9500股，赚了29450元。苏三山的异动引起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警觉，分别在8日和9日发表声明，于是苏三山股价急跌。李某在9.40元的价位把剩余股票全抛，还是赚了15万元。但全国股民在苏三山损失2000万元，套牢1.2亿元。
&&&&日，证监会在北京发表通报，严正指出：“一个多月前发生的所谓‘北海正大置业有限公司’大量买入江苏昆山三山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事件经调查和公安机关的侦查，证明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
&&&&真相虽然大白，可人们不禁要问，给不法之徒提供可乘之机的海南《特区证券报》该当何罪？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五章第20条的规定，法人发生收购情况时，应当将有关情况刊登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而海南《特区证券报》并非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本来就没有资格刊登收购信息，况且是在未经查实的情况下擅自刊登，致使股市动荡，造成不明真相的股民损失惨重。
&&&&日下午2时38分，贵州证券公司收到收购苏三山的假消息后，在交易大厅的黑板上把这条消息公布了，到9日上午9时22分，买入成交量近200万股，成交价位多在11元以上。11月11日下午，数十位股民到贵州证券公司讨说法，认为贵州证券公司转载苏三山收购的错误消息，误导股民，导致严重损失，要求证券公司赔偿。贵州证券公司好汉做事好汉当，于11月12日上午勇敢地发布公告，决定以11月9日上午9时22分的成交价买进股民们套牢的苏三山股票，毅然买下股民的“套”。但大多数地方的股民没有贵州股民幸运，恶果只好自尝。
&&&&“苏三山”诈骗案一年后还余波不断，1994年12月长沙还有两位大户，状告湖南信托投资公司和其开设的湖南财信证券上市证券交易部提供苏三山股票的虚假消息，使两人损失27540.96元。最后长沙市南区人民法院判决：股民做出购买或抛出股票之抉择，其风险与赢利应当自己负责。可见此事不良影响“深远”。
&&&&虽然海南《特区证券报》事后受到相应的处罚，但此事不仅给我们的新闻媒体上了一课，同时也把信息披露的有序性和真实性提上了议事日程。
&&&&日，上海证交所决定从6月6日起，实行股票中央集中托管下的可选择性指定交易制度，即所有投资者均可自由选择任何证券经营柜台作为自己买卖股票的指定交易地点，这样，买卖股票必须通过本人指定的交易地点进行委托申报，否则，证交所电脑主机一概予以拒绝。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实行可选择性指定交易制度的具体操作办法发出通知，从5月30日起实施。
&&&&这一方法的实施可减少股票买卖中被他人窃取案件的发生，提高交易中的安全性。或许这是一种防止股市窃盗的有效方法，但如何防止“苏三山”事件之类的欺诈行为呢？
&&&&第20节：动荡时期：“熊”途漫长(1)
&&&&第四章动荡时期：“熊”途漫长
&&&&大“熊”露峥嵘
&&&&1992年沪深股市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致使股民和管理层都出现了心理上的误差，股民早就把风险置之脑后，而管理层的热情在于不断推出新股，也把股市的承受能力忘得干干净净。国家制订的发行股票计划与各地的执行情况形成巨大反差，中央公布1992年全国股票计划发行1亿元A股和1亿元B股，但没有一个地方以此为界线。截至1992年年底，执行这个发行计划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以上海为例，1992年总共发行了20亿元左右面值的个人股与定向法人股，超过全国发行额度20倍，如果统计一下1992年全国发行了多少股票，那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
&&&&购买“1992上海股票认购证”可以一夜致富，这点恐怕连上海股市的管理层也没想到，因为他们原打算发行10来只股票，中签率在10％左右，最后他们发股票的热情和股民们一样，芝麻开花节节高，越发越不可收，最终导致了100％的中签率。但任何股市都不会是无限抽取资金的聚宝盆，也不会永远求大于供。1992年滥发股票骤然间扭转了供求关系，使股市短期失血，从根本上决定了大熊市的到来。
&&&&1992年夏天沪市从最高点1400点全面下挫，大“熊”初露峥嵘。一些大户们怎能甘心寂寞？他们把当时四只盘子最小的股票，兴业、爱使、小飞乐和申华称为“四小龙”，进行一番狂炒，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以图挽回熊市初现时的大盘颓势，比如小飞乐面值拆细为10元后，从100元左右炒到了420元。
&&&&狂炒之后，必然加速下滑。1993年春节以后，多方在1100点进行死守，以确保千点大关不受到攻击，希望上海股市在千点上方企稳。日，财政部发出公告，从5月15日起提高现行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这意味着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开始了，多头的希望就此破灭。日，沪市多头苦苦支撑的1100点心理关口被无情击穿，深市也击破290点技术支撑位。第二天，沪市千点大关不攻自破，股指下探960点后才略有上翘。6月3日，不甘心失败的多头发动了一场收复失地的顽强拼搏，沪市霎时间急剧动荡起来，高低落差竟达220点，创上海股市日波幅的历史纪录，最后多头略占上风，上证指数勉强报收于1004点。
&&&&然而，无论是空头还是多头，似乎都已疲惫不堪，双方均不愿再战，任股指随风飘荡，交投一下子清淡起来。日，上海股市成交金额创1993年最低点，仅1.3亿元。6月24日，为迎接第二天深圳证管办与深圳证交所联合举行的“B股国际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深圳B股行情竟一片空白，全日交易量为零，来了个白板，真是难堪至极。
&&&&经历了如此难堪的一幕后，深圳马上推出刺激股市的利好政策。日，深圳证管办推出四项举措：（1）股票上市保持均衡；（2）暂缓1992年红股上市；（3）证券商自营管理办法近日颁布；（4）整顿市场秩序。
&&&&上海股市还没有落到白板的窘境，可成交金额太少就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是实实在在的损失，至于股民们的损失可以用“套死也不割”的方法解决。于是在深圳推出利好两天后，上海证交所于7月5日发布新规定：即日起调整场内每次申报买卖股票的数量。上市股票可流通量在3000万元以上的，每次申报买卖的上限由原来的3万股放大至5万股，在3000万元以下的，每次申报买卖的上限由原来的1万股放大至2万股。瓶口放大了，扔钱容易多了，难道成交量不放大？
&&&&第21节：动荡时期：“熊”途漫长(2)
&&&&可老百姓不愿意往熊口扔钱，新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