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对比德国等国 中国真是“市场经济”_网易新闻
哈佛教授：对比德国等国 中国真是“市场经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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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去年来访中国。期间，他去了北京上海等地，看到医院贩卖门诊号和春运倒票的黄牛党，听说了深圳“搞三六九等”的地铁，还在大学跟年轻人聊了天。最终，桑德尔似乎理解了“钱”在中国的地位，他不由感叹，对比德国等国，中国真是“市场经济”。
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近2000人跟桑德尔一起公开讨论“钱不该买什么”桑德尔在哈佛大学教授热门课程“公正课”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夏天来了一趟中国。这个一直期待体验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还在大学跟年轻人聊了天。不过这趟旅行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夜晚时分，票贩子们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一楼。价值14元人民币的门诊号被加价几百块，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一整个月的收入。在站着保安的楼道里，吆喝着兜售专家号的男人打破了医院的安静， 唐大夫，唐大夫，谁要唐大夫的号？风湿科的唐大夫 ！”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医院上演的这一幕，被这位偶然到访的细心教授记了下来。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课”现场录像在网络上有过亿次的点击。如今，这个讲“公正”的教授开始转而研究“金钱”——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明码标价，那么，钱到底可以买什么？翻开报纸看报道，“美国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时选择安静的牢房”；打开电视看新闻，“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换一张美国绿卡”；就连出门堵车时都能得到“温馨提醒”，“进入快速车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帮助后写一张“谢谢你”的纸条，就可以获得1美元“奖金”。“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不仅应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桑德尔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该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在这本书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红色牛皮筋捆起来的美元钞票站立在副标题“市场的伦理底线”旁边，而中央则用大号字写着让这位教授困扰已久的难题——《钱不应该买什么》。有钱就可以不排队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只是时至今日，这样的东西没多少了。”桑德尔开门见山这样写道。这位哲学教授发现，现在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越来越难了。过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潜心收集资料，跟钱有关的新闻塞满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五花八门地写着，在当今时代，钱可以买到什么。答案丰富得惊人：只要你肯出钱，你可以在南非射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也可以请别人做代孕妈妈，还可以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即使不上课也能换取一个“荣誉学位”证书；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的指标，换取污染环境的权利，国家可以掏钱雇佣私有军队，替自己的公民去战场上冲锋陷阵……在桑德尔读高中时，这一切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同学如果因为获得好成绩而得到家长的金钱奖励，还会成为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负面话题。而现在，美国许多学校宣布，如果学生成绩提高，可以获得相应的金钱奖励。看上去，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地铁“头等座”，那里人少宽敞，“连播放广告的声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机场排队等待安检，只要掏钱就能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在美国游乐园门口也赫然贴着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这样花钱买来的插队服务打破了排队的规则。以前排队意味着“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却是“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队者的不满，很多游乐园还提供贴心的插队服务——他们会让插队者从后门或者旁门进入，如果不得不从队伍中间加塞儿，他们还会指派一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护送你去插队。“如果有钱的优势只体现在他们能够购买游艇、赛车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财富不平等倒也还不会显得那么扎眼。”桑德尔评论说，“但是，当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更好的医疗措施、安全的居家环境、更好的学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就会显得异常突出。”这种感受，在他短暂的中国之行中特别突出。在这里，花钱可以看病插队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医院直接开设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块钱，病人就可以提前见到他们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不愿排着长队通宵达旦等待挂号的病人可以从票贩子手中买号。这些专业出售插队权的小贩在熙熙攘攘的挂号处分发自己手写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许诺，可以搞到任何一个大夫的门诊号。“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美国媒体评论这么写道。从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这位偶然到访的哲学教授看到了一个严肃的伦理命题：应不应该允许病人购买提前看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起这笔钱？社会能不能允许这样的交易，只要有钱就能达成目标？如果有钱就能买，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机会比穷人买到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在危机状态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则有机会用钱买更多物资，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当钱能买到一切的时候，有钱就变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尔说。就像在中国，每逢春节假期前，有钱人可以买高出票价本身几倍的黄牛票，而无力承担的人只能出现在火车站售票口，在寒风中裹着大衣熬夜排队买票。可是，对于金钱权力的不满，似乎最多也只表现为牢骚。“曾经，游乐园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桑德尔在书中引用的评论这样抱怨，“想当初，每个度假的家庭在门口都要不加区别，民主地排队。”“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意出售。”桑德尔写道，“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进入一个彻底的“钱的时代”？ 桑德尔所期待的公开辩论还没开始，他自己反倒先沦为金钱时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举办讲座的时候，由于想要听的人太多，原本免费的门票被拿到网上拍卖。最后，这位著名教授发现，台下听众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价才进来的。于是，这场主题为“公正——如何做才是对的”的演讲不得不这样开场：“票贩子倒卖门票，这样做是对的吗？”先不管对不对，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纽约公共剧场原本计划举办免费露天演出，却被票贩子瞅准了目标，他们早早地排队抢免费票，再以125美元的价格转手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观众。主办演出的剧场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发言人板着脸站出来回应：“请不要这样做，这样有悖于莎士比亚的精神。”可是，支持的声音说，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只不过是用金钱换取了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有什么错呢？桑德尔开始尝试跟身边每一个人讨论这件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包括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主管财经新闻的他的学生。他甚至会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游的时候，饶有兴致地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亚伦辩论起来。这位哈佛哲学教授拿这个问题去询问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曼昆是经典经济学教材的作者，《曼昆经济学》在全世界销量逾百万册，教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也教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结果，曼昆非但没有批评插队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即便激烈争论也总是儒雅微笑的桑德尔并没有当面提出异议，但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严谨的句子争辩道：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这样下去，有钱人会大获全胜，我们会进入一个“钱的时代”。事实上，对于“不平等”的焦虑，常常如同针尖一样刺痛公众的神经。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上，一条“深圳地铁将设VIP车厢”的未经证实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票价翻倍保证有座”的安排非但没有让乘客满意，反倒惹得他们愤愤不平，“怎么，地铁也要搞三六九等？”在访问北京的当天晚上，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把关于钱的伦理困境扔给了台下的中国学生。这位教授风靡全球的“公正课”有一个固定套路——在富丽堂皇的哈佛讲堂里，他会先给学生讲个故事，再抛出尖锐的伦理问题，让他们在讨论中寻求对策。这一次，他对着挤满整整一间阶梯教室的中国面孔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地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 市场经济 。”有些东西，用钱去买就会毁掉它，比如诺贝尔奖 一场真正的关于钱的公开辩论，终于在今年春天成为现实。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桑德尔站到话筒前，面对近2000名观众，开始发问：“银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钱多雇个护士？”他身旁坐着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还有英国广播公司财经编辑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尔比。辩论主持人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话题，上一次她到大教堂里来，还是英国政客在这儿拉票呢。辩论中，桑德尔试图说明，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购买某些事物时，这种金钱行为会“毁掉这件东西”。“假如你非常想获得诺贝尔奖，而又没有办法靠正统的方式获得它，你当然有可能在某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买来一个奖杯。”桑德尔解释说，“你还可以把奖杯放在客厅里让人观赏，但那跟获得诺贝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像诺贝尔奖这样的事物是一种荣誉，而荣誉是无法购买的。他还调侃地假设说，如果从明年开始，组委会除了正规的奖项以外，还额外拍卖一个奖杯，谁出的价最高就给谁，那么，“那时候的诺贝尔奖将再也不会代表如今它所蕴含的意义了”。“在给事物定价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东西。给不应该被金钱衡量的事物定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这个事物的亵渎，将这个本该被珍视的事物放在了不属于它的天平上。”桑德尔说。道理尽管如此，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依然能够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友谊。桑德尔说，你可以“雇一个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会做的事情”，帮你照看孩子，在你悲伤哀嚎时，还能坐在你身边给你精神安慰。他甚至在新闻里看到，在中国还有“帮人道歉”的网站，花钱找人替你说“对不起”。可这让他马上产生疑问，“如果我买了两个道歉，一个昂贵一个便宜，那是不是意味着，昂贵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谊更有意义？”他解释说，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好朋友，它们的道理如同讨论是否应该买卖儿童、自由贩卖人体器官一样，我们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即便购买儿童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我们仍不应当开始这场交易，因为这样“破坏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义”，是不义之举。桑德尔拿出了自己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我们想要开始这场公开辩论、讨论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位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这场讨论。”他说。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就连参与辩论的女嘉宾斯黛芬尼也承认，面对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这种“钱的思维”：“跟孩子讲大道理没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巧克力去换他乖乖听话。这种用物质交换来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呢？”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终结当前的婚姻，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 市场 显然存在着。”在这位冷静的经济学家看来，凡事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嚷嚷着这样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关注收入和价格因素，才是社会科学最坚实的根基”。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对台下的年轻人提问：“企业用20万美元的赔偿金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对的吗？”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学生大声地补充说：“因为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呢！”桑德尔似乎被这样单纯的经济学思维懵到了。他停顿了一下，依然笑着问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货膨胀呢？这件事情发生在35年前，考虑通货膨胀率，这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200万美元吧，200万美元还行。”脖子上挂着白色耳机的沃泰克说，“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啦，但给生命贴个价格，这件事绝对可行。”没过多久，另一个叫做劳尔的学生也站起身说：“我觉得为了大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总得有人作出牺牲。”“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桑德尔盯着他的眼睛说。“好吧，就算是吧。”劳尔耸耸肩，“总要有人作个决定，难道不是么？”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曾领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公开表示，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陷入“震惊的怀疑之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画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经济学课本，标题写着“经济哪儿出错了”？可是，桑德尔发现，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市场的彻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2011年9月，示威者带着帐篷，举着大字标语，脸上涂着颜料或是戴着面具，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在曾经金融精英来往的路上喊着抗议口号，试图“占领华尔街”。“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桑德尔身边的主持人盯着他，抬手几次想要打断他。按这位性格温和的教授平日里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谦让地请女主持人讲话，但这一次他却坚持继续争辩。“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他就像是严厉的老师在斥责学生一样，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止是抱怨两句，叹息自己运气不好，而应该认真反思，严肃地辩论。”“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辩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现任英国独立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彼特·塞尔比站起身说：“桑德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但是我对他的新书有一点担忧，它让你有种错觉，仿佛厘清思想就能够改变行为，但事实上，往往是行为影响着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讨论让大家心安理得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却没有实际行动。”这种担忧恐怕已经成真了。虽然被桑德尔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折服，一位在英国主修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回忆起当天参与讨论的情形，却如同重述看过的电影一样，仿佛在讲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哦，那个教授挺能说的，但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作为桑德尔的学生，斯黛芬尼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们总是要在碰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时，才会想起来市场并不可靠，可一旦风波过去，我们像是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你当然可以说，市场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镜，“但是首先你要意识到，正是市场本身产生了这些问题。”不过，桑德尔本人却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构建起坚实的公共讨论机制，我们不仅可以决定市场在社会中的定位，还能在以后更多的社会事务上加强公共辩论。”尽管总在努力说服人们严肃反思这个“钱的时代”，但是“有钱就能买”这件事，还是在桑德尔身边继续着。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给他寄来过一张写着“谢谢你”的纸条，当然，这是那个朋友花了1美元“买”来的礼貌教育成果。“不过我光看笔迹就知道，这个 谢谢你 写得很不情愿，像是受着某样东西的胁迫。”桑德尔说。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作者：李斐然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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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日，美国政府对中国铝箔反倾销案做出了初裁，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继续用替代国的方法计算出了高达160%的倾销幅度。看到这条消息在朋友圈刷屏，作为这个案件的代理律师之一，参与这样一个可能在中美贸易救济史上成为里程碑的案件，但又面对这么一个无厘头的结果时，我真实的感觉其实很平静——法理之外，情理之中。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y，简称为NME）在WTO多边规则中根本就没有定义，甚至连这个词语都找不到。换句话来说，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这就不是个严肃的法律问题。但是，自1987年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以来，关于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就—直困扰着中国谈判代表。复关的第一阶段是对中国贸易体制进行审查，即评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WTO贸易伙伴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企业中，究竟是厂长说了算，还是党委书记说了算（现在看来这还真是个好问题，但未必与市场经济有直接关系）？当时的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仅仅为“市场经济”这4个字，就谈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这就是从1987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正式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六年。然而，六年的谈判并未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了双边协议。这个协议实际上成为了中国与其他主要的WTO成员国双边协议的模板。这个协议中的许多规定也最终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得到体现，与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相关的就是《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但第15条并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和标准。第15条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日开始计算）后的15年内，除非中国能证明自己按照WTO成员国国内法的标准证明其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查国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可以不采纳中国企业的成本数据，而是用替代国的方法来计算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但是，第15条中还有一句，无论如何，替代国的计算方法在15年后（即日）应该终止。换句话来说，美国你可以依据你国内法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你在反倾销调查中不能再继续用替代国的计算方法。等到日，美国政府耍赖了。用特朗普的话来说，就是WTO规则对美国不公平，美国不一定要都遵守（WTO多边体系是美国政府一手缔造的，特朗普分明是在挑战前任美国政府的智商）。日，15年约定到期后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将美国政府起诉到WTO了。WTO的故事放一放，我们看看美国国内法。美国关税法第771（18）（A）将“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义为：“（美国）商务部认定的任何国家，国内成本与价格不反映市场规律，因此其国内的产品售价也不代表该产品的真实价值。”美国《1930年关税法》规定了市场经济国家认定的六条标准。在对中国铝箔的反倾销案中，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政府持续享有和行使着分配资源的裁量权，以实现具体的经济目标；中国政府部门的体制结构以及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通过该体制实施的控制，导致中国经济被严重扭曲，因而中国经济的运行中仍存在着广泛的非市场经济情形；这些非市场经济情形根深蒂固地建立在中国“一党治国”的体制和管理特征之上，也建立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的法律规定之上。因此，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经济没有充分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行，中国的价格和成本不能用于美国商务部的反倾销调查。认定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权力在美国商务部，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不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美国商务部并非事先拟好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而是在个案出现时才做出裁决。美国商务部在1980年对中国的薄荷醇反倾销案中确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曾被其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有中国、所有前苏联国家、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等。在2002年以前，波兰是唯一获得美国商务部改判的国家；2002年，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也相继通过了商务部审查，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2003年2月，商务部分别给予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市场经济地位，并承认从未被提起反倾销调查的保加利亚为市场经济国家。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反倾销调查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的常客，实质上只剩下中国和越南了（越南原想通过TPP改善一下，但最终还是被美国“踢PP”了）。那么，中国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法律上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不需要再去纠结的问题。因为既然多边规则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门槛，或者说我同意的期限已经过了，美国就没有权利去给中国的经济贴标签。我们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说了不算。但你在反倾销调查中用替代国的方法，是说话不算话的无赖行为，你可以不脸红，但不能装无知。经济上来看，俄罗斯的经济能是市场经济吗，能比中国更加市场化吗？自1996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几个经济研究机构一直在编制《全球经济自由指数》，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自由指数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那为什么美国在2002年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呢，我认为主要是，那个时代的俄罗斯基本上按照西方开出的药方进行了痛苦的制度变革，用激进改革、休克疗法和有话好好说的态度，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表扬。我们肯定不要美国这个中年油腻男开出的处方，怕消化不了吃坏肚子。但美国政府没有放弃给我们开处方的机会，从反倾销到反补贴，从332调查到232调查，从337调查到301调查，从减产能到网络安全，从钢铁产品到农产品，这大半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在给中国经济下猛药，可谓用心良苦。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对美国政府关注的中国铝行业又下了一剂猛药，破天荒地对全面合作应诉的中国企业，用南非作为替代国裁出高达160%的倾销幅度——难不成美国政府和人民真以为中国企业是活雷锋，勒紧裤腰带对美国搞国际援助呢！这个裁决，尤其是税率的计算，是很无厘头的。用美国商务部某前高级官员的话来说，铝箔案的裁决是：certainly points out the tremendous anger and disbelief in the trade community at the DOC’s reckless disregard of the statutory scheme that has – now for nearly 38 years - been faithfully and in good faith executed by the U.S. government.如何应对？引用铝箔行业一位专家型领导的话来说：“甲乙打架，乙说了一万条你不应该欺负我的理由，甲说我就欺负你了，你怎么办吧。怎么办应该是乙确实要考虑的问题！”被人欺负了，要么服软，要么雄起。作为随着中国入世成长起来的以国际贸易救济业务谋生的律师，我来谈谈对战斗在第一线的政府官员、行业组织、企业和律师的观察，或许能找到一点点答案。先说说政府官员，他们是双边和多边规则的制订者，也是具体案件的参与者。我观摩过双边、多边谈判，也参与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贸易案件，近距离地观察了在国际贸易领域代表中国利益的技术型官员。我由衷地为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点赞。他们经常是坐着经济舱长途飞行10多个小时候，为了满足5天或7天的出差时限（据说是去一个国家公务出差包括旅途时间不能超过5天，去两个国家公务出差包括旅途时间不能超过7天）用大量咖啡压制着时差带来的疲倦，坚持用高度的政治素养、娴熟的语言技能、优雅的言谈举止、成熟的谈判技巧和专业的法律知识与外国政府官员同台竞技时，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快速成长和日臻成熟——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加上全球三分之一贸易案件15年的历练，除了成长别无选择。我在给企业讲课的时候数次提到，作为在多边体系历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技术型官员，相比较他们的外国同行，是最棒的（此处可以有掌声）。再说说NME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中国企业以及为企业服务的行业组织。中国企业的勤奋、勇敢和坚韧，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他们有的在跨国公司围剿下，用不懈的努力拓展海外市场，最终获得国际同行的尊重并握手言和；也有为了9.8万美元出口量，用近百万美元的应诉成本要证明自身清白的私营企业老板；也有勇挑重担，敢为人先，以行业利益为己任的国有企业；还有因为行业利益苦口婆心劝说企业应诉导致电话被挂断后伤心落寞，以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获得一次胜利鼓舞后喜极而泣半宿未能入睡的行业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中国外贸的脊梁。为我们的衣食父母喝个彩（此处就不一一鸣谢了）。最后，说说我的中国同行。代理国际贸易救济案件，是个看起来叱咤风云实际上非常苦逼的活。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和实务操作中，我们是从托儿所就开始被训练，少年班就毕业了。在中国刚入世的前几年，我们面对欧美律师的时候，是毕恭毕敬的学徒（有喝汤的机会就不错了）。现在老师的饭碗快被学生砸了，因为中国律师16年来做过的案件，比任何一个老师一辈子做过的案件可能还多，还复杂。更何况，我们比他们更懂、更爱中国和中国企业，这种理解和感情比职业道德甚至更加炙热。在双边案件中，中国律师开始主导案件，律师费分配的天平也开始向中国律师倾斜；在多边舞台上，我们还不是主角，但我们团队一个从未留过洋的同事第一次代表中国政府在WTO出庭辩护，拉开了中国律师从后台走向前台的序幕。向我们的同行致敬，大家携手继续的苦逼下去。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是因为中国退步了，而是因为中国在进步，而且前进的步伐让他们感到了震撼和威胁。这种进步，从我上面对国际贸易救济案件参与者的致敬中可见一斑。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不是留给经济学家的，也不是留给法律人或政治家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和入世16年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走向国际经济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当我们不再是规则的仆人，而是逐步成为规则的主人时，这个非市场经济的伪命题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的副产品之替代国问题，也不可能成为阻止中国产品走出去的灵丹妙药，一带一路会把中国产品从送到全世界需要的地方，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当然，不能坐等，要练好内功，要迎头痛击。这篇漫谈小文完全是个人认知，里面有些阐述也主要是凭着记忆，没有具体查阅文献资料，不代表团队和个人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水平。——2017年10月末于北京前往深圳的飞机上& 杨晨&& 高级合伙人执业领域国际贸易与WTO境外投资并购与重组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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