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高晓松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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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收藏
凡能够耐心看完全文者,请在回贴中说一下,好让我知道几个人看完全文　　　　全文总共有四大部分　　Ⅰ、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责任　　Ⅱ、明朝的灭亡也不是崇祯的责任　　Ⅲ、明朝赋税收入过低真实原因的分析　　Ⅳ、明朝灭亡的本质原因　　　　现在贴出的是前面三个部分，第四部分本身也已经写好，但还需要添加注释　　　　本文本身又属于一篇大文章之中段部分，前面还有理论的一大部分，主要是对传统理论（包括西方的理论以近中国本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进行彻底的驳斥；后面还有对清朝统治造成的危害以及如何矫正这种危害的论述，理论部分主体已经写好，但还需要大量修改以及增加；清朝部分还未写　　　　　　明朝的灭亡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　　　　作者：杜车别　　　　　　声明：　　一、　　1、转载必须注明原作者杜车别，另外转载请注意完整性,目前尽量不要转载，尤其是第三部分赋税收入低原因分析部分　　　　2、本文系初稿，正文部分以及注释部分许多地方还不完善　　　　　　　　二、　　关于本文的注释以及参考文献　　1、参考文献的来源　　⑴、是图书馆借阅的专著以及论文。这部分参考文献有些是复印的有些是笔记摘录的，其中笔记摘录的部分，极个别忘抄页码，容以后补充上　　⑵、是网络上下载的电子书以及一些历史网站的相关文章，对于这部分文献大部分在注释中已经给出网址　　　　2、本文凡是转引的参考文献，一概在注释中声明，凡是在注释非转引的参考文献都经本人翻阅原书查对　　　　　　　　三、关于万历崇祯部分，和已经贴出的草稿部分相比的修改增加处。　　　　1、万历部分增加了对万历时耕地面积的详细论述　　2、关于袁崇焕是否因反间计而死增加了王世德《崇祯遗录》中的一则记载　　3、关于崇祯是否横征暴敛的部分增加了对吴思所谓私派的反驳　　4、关于内帑的论述部分增加了一些材料，另外还增加了对顾诚观点的反驳　　　　凡对万历崇祯部分已经看过的网友只需看这些增添修改的部分，然后直接去看第三部分《明朝赋税收入过低真实原因的分析》
⑶ 财　　　　然后再看一个财字，说万历皇帝贪财，由来已久，而且还都有根有据，收敛矿税，查抄大臣家产收归大内，以及其他见缝插针的设法增加内帑收入等等，这些似乎都是万历贪财的铁证。然而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想过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讥评为贪财？？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么？不是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以六合为帑藏”吗？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这些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皇帝没有真能够完全受他支配的私人财产。　　　　 　　　　林洛在他的《明朝灭亡真相》一文说“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　　　　　　　　这种见解的实质是把历史人物看成是白痴弱智或者病态，有些论者似乎觉得这样才能在评判历史人物时候产生居高临下的快感，才能彰显出他们自己的英明神武。　　　　田口宏二朗并且针对万历29年时任直隶巡按的安文壁对皇帝说的话“皇上以六合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评论说“安文壁颠倒传统的王土思想，警惕皇帝过度贪婪的理论，其实是反对矿税的众多文人经常采用的说法（如‘皇上以四海为家’‘皇上以六合为帑藏’）。不过皇帝在行使各种公共和私人行为的时候，果真如此将王土思想反过来说的话，就意味着他自己没有特定的家产。”　　如田口宏二朗所说：“当然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做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9]　　　　　　所以所谓万历贪财，并非是万历真的贪财，而是万历时期，大部分的财政开支，皇帝没有权力任意支配，皇室费用的花销，动辄受到牵掣，以至于皇帝常常觉得手头紧张，有时候甚至还不如一个明代的富商来得宽裕！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以便自己有备无患，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　　　　　　　　设想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阔绰，金银财宝可以任意花费，全不当回事，根本不受任何制约，他会有所谓贪财的概念么？他会主动去设法收敛钱财么？绝对不会，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意识。只有一个从小受穷的人，花钱动辄受到制约的人，这才会有所谓贪财的表现。　　　　 　　　　 　　　　对比一下满清的统治者，当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被西方殖民者打的惨败连连，割地赔款的时候，“光绪皇帝结婚耗费白银550万两，慈禧60岁生日（1894年，光绪20年），耗白银1000万两”，对于康熙乾隆光绪慈禧这些东西来说，有什么贪财不贪财，民脂民膏可以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情况，被他们任意花销，这对明代的皇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在看看满清的末代皇帝的开销（甚至是退位以后）　　　　“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从慈禧那里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我现在找到了一份“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上面记载的一次“早膳”①的内容如下：　　　　　　①宫中只吃两餐：“早膳即午饭。早晨或午后有时吃一顿点心。　　　　　　口蘑肥鸡　三鲜鸭子　五绺鸡丝　炖肉　炖肚肺　肉片炖　　　　　　白菜　黄焖羊肉　羊肉炖菠菜豆腐　樱桃肉山药　炉肉炖　　　　　　白菜　羊肉片川小萝卜　鸭条溜海参　鸭丁溜葛仙米　烧　　　　　　茨菇　肉片焖玉兰片　羊肉丝焖跑跶丝　炸春卷　黄韭菜　　　　　　炒肉　熏肘花小肚　卤煮豆腐　熏干丝　烹掐菜　花椒油　　　　　　炒白菜丝　五香干　祭神肉片汤　白煮塞勒　烹白内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它之所以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摆在桌子上，是因为御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根在火上等候着的。他们也知道，反正从光绪起，皇帝并不靠这些早已过了火候的东西充饥。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　　　　“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的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　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　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　共九十只　　　　　　　　蒸鸡三只　共九十只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后妃名　内斤　鸡只　鸭只　　　　　　　　　太后　　1860　 30　　30　　　　　　　　　瑾贵妃　 285　　7　　 7　　　　　　　　　瑜皇贵妃 360　 15　　15　　　　　　　　　珣皇贵妃 360　 15　　15　　　　　　　　　瑨贵妃　 285　　7　　 7　　　　　　　　　合计　　3150　 74　　74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七钱二分。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11]　　　　 　　　　　　　　即便考虑通货膨胀，白银贬值的因素，这样一个满清末代已经倒台的皇帝的消费在明代的皇帝而言，仍旧是相当惊人的。　　　　 　　　　其实就算是万历收入内帑的那些钱财，最终大部分也都用于国事，用于抵御外侵的战争中。也就是说即便是所谓内帑，皇帝也没有权力完全支配，最后还是被当作国家财产来使用。可以说明代的上层社会中，皇帝是最穷的一个，一般的大臣都比皇帝富裕。
⑷ 气　　　　关于“气”，雒于仁的主要依据是万历在宫内仗责太监过重，甚至有因此死亡的。　　　　 　　　　说句实话，明代的这些言官确实难以伺候。皇帝如果对太监好，那不行，那就是皇帝宠信宦官；如果皇帝对太监不好呢，那还是不行，这就成了皇帝任性尚气虐待下人了。总之都有过错。实际情况不过是宫内几个太监犯了过错，万历偶尔责打了几下，还有太监是自己生病死了，结果就居然被渲染成了万历杖毙太监，到现在居然还有人相信这等荒谬无稽的谣言，拿来作为万历残暴的论据！　　　　 　　　　如果说宫内情形，不能了解确实，那么通过万历对待那些言官的态度，倒是可以看出万历究竟是否如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样任性尚气，心胸狭隘残暴？？雒于仁上这个《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指着鼻子破口大骂，不顾事实如何，网罗罪状，编造谣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诽谤侵犯名誉，但万历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如果换了满清的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早就以大肆狂吠的理由，把上疏者陵迟处死，并且株连家人了[14]；在这以后，给万历上书进行无端漫骂的文官更是络绎不绝，万历都被他们骂的都没有脾气了，都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比如万历二十四年，张养蒙效仿雒于仁之故伎，又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神宗一笑了之，干脆没有理睬这种小人套路。　　　　　　　　 　　　　关于万历时期，言官们对皇帝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论述。　　　　 　　　　比如蔡明伦的《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15]一文，叙述就颇为详细，仅仅文中提到的参与对万历皇帝批斗漫骂的人名就有李沂、谢杰、王元翰、马经纶、魏允贞、李三才、田大益、张养蒙、马孟祯、许闻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更是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评论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体无完肤”，他总结说“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中国历史上谁被大臣这么骂的狗血喷头，大概万历是冠军了。　　　　 　　　　　　　　万历被他的这群大臣这么肆无忌惮的痛骂，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堪到极点，所以才受如此待遇呢？其实不是，蔡明伦在分析原因中说“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蔡的估计应该还是太保守了，在他看来，仅仅是部分，在我看来，是绝大部分才对。他自己也说“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的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的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16]，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17]　　　　 　　　　 　　　　蔡明伦分析道“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时间长了，神宗也知道他们的把戏，早在万历十八年，他就已经揭穿这些言官的真实面目，他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听了神宗的训斥以后，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更肆无忌惮，有恃无恐，猖狂嚣张起来。万历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是在他们的无理漫骂攻击中锻炼出来好脾气。当时人，也颇有了解内中情形的。比如于慎行就说：“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16]　　　　　　　　当皇帝能当出这样的好涵养好脾气来，也真是明代才能有的现象。即便现在一般人也很难做到这种面对无理漫骂攻击，还全不动怒。如果满清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有人敢对皇帝这样做，砍头是轻，凌迟抄家免不了。甚至是提出正当的意见，都有生命危险。　　　　 　　　　孟森说过清朝下的一件事情来和明朝的皇帝做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18]p81虽然他是拿嘉庆和建文向批评他的大臣道歉做对比，但和万历对比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嘉庆在满清并不算最残暴最无耻的一个皇帝，所以还有人敢提一点意见。但已经是如此，其他如康熙雍正乾隆等有名的暴君，是如何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万历这样的好脾气，居然还被某些人大肆丑化成任性尚气，心胸狭隘。比如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可以完全不顾事实地说“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而事实真相是却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对神宗进行批评漫骂的言官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大概也就只有刚开始那个根据万历生病胡编乱造些污秽言辞来污蔑万历的卢洪春被打了六十下屁股）。这才有蔡明伦说的一些言官看到进言时言辞激烈什么事情都没有，“也就更加放心大胆地批评指责，甚至在上奏前四处宣扬，显示其言之激切，以求直言极谏之名”[15]　　　　　　 　　　　 　　　　如果说以上的还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在册立东宫的争论上，就更可以看出万历的脾气实在好的有些过头了。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和文官集团的争斗从万历十四年就已经开始，彼此来回了好几个回合。　　　　 　　　　到了万历二十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等人又联名上疏逼迫万历表态，结果这些人在上疏中居然把弘治年号写错了“弘洪”，神宗抓住这一点进行反击，他批复说“册立已有旨了，这厮每又来烦激，且本内年号错写，显是故违明旨，污戏君上，好生可恶，为首的姑着降一级调任外用，其余各罚俸六个月”[19]。　　　　 　　　　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罚并不算重，如果是满清的皇帝碰到这种错写年号的事情，那么当事者受到的惩罚恐怕就不是这么轻描淡写了，砍头抄家凌迟是预料之中的，事实上满清文字狱中许多事件的性质远比比写错年号要轻的多，但受到的处罚却是残酷到让人如觉在地狱。　　　　 　　　　这么轻的处罚，内阁接到以后按皇帝的意思拟旨发下执行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大臣给皇帝上疏中出现这类低级错误，确实是粗心草率到极点，至少是不太认真，稍微检查一下都可以发现的错误，如果给皇帝上疏都这么吊儿郎当，这么马虎，那又这么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工作职责认真呢？加以责罚是有道理的。再说皇帝毕竟是皇帝，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　　　　 　　　　但明朝的内阁却不是这样，猜一下当时的内阁首辅王家屏是怎么做的？他接到万历的批示之后，一点情面都不给皇帝留，原封不动的把皇帝的批示退了回去，并且还附上自己的反驳意见，把皇帝的批示反驳的似乎一无是处。结果“对于首辅敢于封还御批，神宗十分不满，又不便于发作”[2]p500，最后只能又当自己是哑巴吃黄连了，干脆采取鸵鸟政策，以沉默对抗。　　　　 　　　　谁知道内阁首辅王家屏看见皇帝对他的反驳装聋子，还觉得不满意，不依不饶，牛脾气发作，干脆假称自己生病，不理政事来要挟，再接着就是辞职来要挟。万历皇帝被他逼到了这份上，也是哭笑不得，只得派了一名文书官到王家屏私邸，递交手谕，表明自己态度，要王家屏出来办事。手谕中是这么说的“迩年以来，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厝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方今国务多艰，卿忽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20]　　　　 　　　　 　　　　万历也算是好话说尽，谁知道这个王家屏，执意要辞职回家，尽管万历再三挽留，他也不肯答应。最后万历无奈，只能放他回去了事。　　　　这样的事情大概也只有明朝才能发生，换一个朝代，换一个皇帝，结局就可能大不相同。满清统治下，哪个大臣敢这么做，敢对皇帝这副腔调！那他要考虑的不单是自己的那条命，而是自己全家老小的命了！　　　　 　　　　酒色财气暂且分析到这里,但是事远没有完，只能算个开头。毕竟酒色财气还仅仅是针对万历个人品行，至于要把明朝灭亡这样的大罪责推到万历头上，仅此当然不够。对万历的污蔑指责更厉害的还在后面，我们不妨还是一个个看过来。
二、所谓万历怠政　　　　　　 凡攻击万历的言论，对这一点必然提及。提起万历怠政，都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嘴脸大加指责，对所谓怠政的后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后明朝灭亡大半就是万历怠政导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仅凭想当然就能评定。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按阎崇年的说法，万历怠政的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8]　　　　 　　　　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六项当中除了，不见、不批以外，其他四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大批判特批判，实在是小题大做。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体原因。比如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评漫骂，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21]　　　　　　　　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2]p633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过去一些历史学家总是想当然污蔑万历说他这是故意为自己偷懒找借口，或者认为就算万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过是酒色过度所致！不过考古发现给了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22]　　　　 　　　　另外从万历的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象阎崇年这样的，不顾事实真相，抓住这点，对万历拼命丑化攻击，并借此来抬高衬托满清皇帝的英明伟大，也可谓无耻之尤了。阎崇年说“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8]。真是条出色的历史棍子手，一打一抬，一贬一捧的技术运用的相当娴熟，只可惜历史真相并非这类人物所能一手掩盖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许很虔诚，他屠杀起无辜平民来同样很虔诚，在他统治下丧心病狂地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至少屠杀了沿海几百万的无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乱，又几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杀干净，此外江西百姓也被屠戮大半。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曾经不打自招的供认康熙统治下满清的兽行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23]p43，真是继承了他的祖宗辽东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的光荣传统！所以象康熙这类东西的虔诚还是少一点的好，他越虔诚，屠杀起百姓来就越心安理得！
那么阎崇年攻击万历的“不见”，“不批”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不见”，万历后期，接近大臣的次数确实比前期减少许多，但这一点主要也还是因为万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动不便导致的结果，更何况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会见大臣对处理政事有作用，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奏疏往来的意见，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更有价值一些，当面接见，即兴而谈决定的意见，往往带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反而靠不住。崇祯时期倒是经常接见大臣，接见袁崇焕，袁崇焕贸然就说五年能够平辽，结果反而让自己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为后来他妄杀毛文龙埋下祸端。再如温体仁和钱谦益在崇祯面前当廷诘对，结果反而是温体仁把东林党人驳斥质问的体无完肤。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见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说明，这个所谓“不见”远没有某些人渲染夸张的那样有什么举足轻重的意义。　　　　 　　　　 　　　　最后说到不批，则完全是阎崇年等人对万历信口开河的污蔑！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大多本就没有给予回复的必要，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24]p79-p80。　　　　 　　　　至于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更是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2]p633　　　　 　　　　 　　　　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　　　　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　　　　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　　　　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　　　　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　　　　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　　　　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25]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和某些人把万历丑化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显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又给这些人一记耳光。　　　　 　　　　即便到了万历临死前的几年，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尽力批复奏疏，比如当时言官弹劾首辅方从哲的时候，万历还下谕安慰告诉他不必对言官弹劾太在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26]。而当“方从哲称病在家”，导致内阁无人办事，神宗还派人到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当方从哲希望皇帝出面到文华殿召开会议的时候，神宗由于身体确实无法支撑（这个时候离他逝世已经不远了），他特地“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27][那个阎崇年对此事的记载是“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8]，这个阎崇年大概已经撒谎成性了。　　　　 　　　　 　　　　当然也不必否认，对许多奏疏，万历也确实常常留中不发，不予回复。但这也并非没有理由。万历和那些文官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深知这些人的脾气。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要对付这些人，有时候不理睬他们倒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国于己都有好处。如果理他们，那可能就是纠缠不休，弄到头白白浪费许多国家的财产和精力。用这种处置手段，对国家行政的实际运行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中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8]，根本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一派胡言！　　　　 　　　　事实上“《明史选举三》说‘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大学衍义补》第10卷‘公铨选之法’条目下说‘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这两条史料基本明确了部选的适用范围，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权自己决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选。”[28]　　　　 　　　　这个阎崇年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真是天大的笑话！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混上学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实上即便是硬污蔑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24]p81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怠政，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怠政，那么这种怠政也不会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中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8]，根本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一派胡言！　　　　 　　　　事实上“《明史选举三》说‘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大学衍义补》第10卷‘公铨选之法’条目下说‘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这两条史料基本明确了部选的适用范围，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权自己决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选。”[28]　　　　 　　　　这个阎崇年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真是天大的笑话！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混上学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实上即便是硬污蔑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24]p81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怠政，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怠政，那么这种怠政也不会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　　　　
三、所谓宦官肆虐　　　　还有一条加在万历皇帝头上的罪状就是所谓的“宦官肆虐”，这也是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说的“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8]　　　　 　　　　 　　　　关于矿税的问题，我们在前面的部分其实已经分析过了，矿税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是不是太监根本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算是派遣不是太监的人去征税，因为触犯了商业集团的利益，同样会被拼命丑化。　　　　 　　　　而实际上这些矿税太监远没有一些论者所说的那般风光跋扈，很多情况下，都是被暴民活活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比如湖广民变中，数万市民包围陈奉的税监府，陈奉手下六人被投入江中淹死，锦衣卫被打伤，税监衙门被火烧掉，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武装暴乱了，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故意纵容是难以想象的。可是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却是，暴乱的市民没有得到惩罚，煽动暴乱的官员也没有得到惩罚，反倒是暴乱中的受害者陈奉被撤消了税监职务　　　　 　　　　 　　　　再比如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民变，同样是在地方官员的参与纵容下，一些暴徒把矿税太监杨荣处死后投入烈火中。结果是神宗气的干瞪眼，只能用绝食数天来表示抗议[2]p577。近代的西方国家是政府镇压反政府分子暴动，然后反政府者用绝食来表示抗议示威，而在明朝的中国则是颠倒过来了，皇帝用绝食来向大臣文官表示抗议，这也真是只有明朝才会出现的奇观。　　　　 　　　　 　　　　矿税太监在当时被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由于他们得不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很多情况下都是寸步难行，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征收矿税，征来征去，所得也实在有限！如果我们现在看待矿税太监仍旧用明朝当时那些利益集团肆意丑化夸张的眼光，真相信他们可以任意肆虐横行的谎言，那就偏离事实太远了！　　　　 　　　　 　　　　接下来再看阎崇年所谓宦官肆虐的另一个论据，也就是司礼监权力膨胀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个问题又充分显露了阎崇年不学无术，肆意撒谎的丑陋嘴脸。他这里从《明史·朱赓传》中引用了一句话来作为论据，但从这处引用来看，他似乎连基本的《明史》都读不懂了！我不得不再问一句，他这个学者教授究竟是怎么当上去的？　　　　　　　　我们不妨来看看明史中这处的原话是什么？现在完整摘引如下　　　　“先，考选科道，吏部拟上七十八人。……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诸人列言路，方欲见风采。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适当赓病起入直时。众谓赓修郤，攻讦四起，先后疏论至五十余人。给事中喻安性者，赓里人，为赓上疏言：“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是时赓已寝疾，乞休疏二十余上。言者虑其复起，攻不已，而赓以十一月卒于官。　　　　”[29]　　　　 　　　　这段话里说的很清楚，说出“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个话的并非是朱赓，而是朱赓的同乡给事中喻安性，而喻安性说这话的背景是因为“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导致一大批新进的言官对朱赓进行疯狂的弹劾攻击批斗，人数多达五十余个！而喻安性为了支援自己的同乡，这才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意思是为朱赓推卸责任，但显然其他言官不是傻瓜，根本不相信他这个明显违背事实的话，反过来一起弹劾他，同时也不放过朱赓：“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这才是事情的整个经过。这样一个事情，到了阎崇年嘴巴里，居然变成了“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作为一个所谓的学者教授，所谓的历史学家，居然连最基本的历史资料中哪一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都分不清楚，也真可算是一大奇观！　　　　 　　　　 　　　　言官本来就有肆意撒谎，任意夸大其词的传统。这个喻安性的话，在当时都没有人相信，而现在的历史学家居然奉为至宝，这也真可算是奇哉怪哉！　　　　 　　　　关于万历时期司礼监的权力究竟如何，我们还是来看看《晚明史》作者樊树志的论述吧！樊树志说“以神宗的秉性，不能容忍再出现象冯保那样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一旦他们越过了他所认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气的予以剪除。张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了冯保的覆辙”[2]p553　　　　　　　　这里反复提到了冯保，但其实冯保是冤枉的，冯保有什么过失，不就是因为协助张居正而得罪了太多人吗？张居正一死，他一被弹劾，就马上被赶下了台，所谓专横跋扈究竟从何谈起呢？（《明史》中记载“保亦时引大体。内阁产白莲，翰林院有双白燕，居正以进。保使使谓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30]）　　　　还是来看看张鲸、张诚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两人也谈不上有多跋扈！比如张鲸，仅仅从万历十六年何出光等人弹劾他开始，他就被万历疏远最后被罢斥。　　　　至于张诚可能稍微比张鲸风光一点，按照樊树志说法“张鲸遭罢斥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并掌东厂及内宫监”，但对他的权力也不必过于夸大，甚至《明史》中甚至连专门的关于他的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叙述张鲸的时候，顺带提到了他的名字。这回似乎在没有文官弹劾他的情况下，仅仅到了万历二十四年，神宗就找了一个借口“突然下令斥退张诚，抄没家产，并把其弟侄张勋、张绍宁及亲信霍文炳、张桢等人的住房田地一并籍没入官。神宗原本要把张诚发配到南京孝陵去看管香火，后来改发南海子净军；并将张勋、萧玉、王忠等处死，其他人押入监狱”[2]p554　　　　　　　　至于张诚以后的司礼监，樊树志是这么描述的，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判断　　　　“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由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等人以张鲸、张诚的下场为戒，注意收敛，凡司礼监政务，田义与陈矩开诚协济，裁酌施行。田义为人俭朴寡言，人不敢干以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五年死，神宗赐额曰‘清忠’”　　　　“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限制，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神宗晚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　　　　“原先神宗的膳食一向由司礼监太监轮流供给，以后因司礼监乏人，改由乾清宫管事太监独自承办。司礼监与东厂落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对司礼监及东厂以往擅权乱法的一种惩罚，未尝不是神宗晚年的一件德政”[2]p554-p555　　　　（《明史.宦官二》中的相应记载是“自冯保、张诚、张鲸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30]）　　　　 　　　　就这样，事实真相是万历时期，司礼监冷落到几乎无人，东厂荒凉的生满青草，到了阎崇年那里，居然变成了，宦官肆虐，太监权力越来越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到这个地步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只是不知道这个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信口雌黄，误导欺骗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一些愧疚，是不是也受到一点自己良心的谴责？
四、所谓的乱封滥赠、肆意挥霍、大兴土木。　　　　 　　　　　　　　所谓乱封滥赠，用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的说法是“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8]　　　　 　　　　我们先不管这里具体的数据是否正确（事实这些数据错的离谱，没一个是对的）。我们先来做个小学生都会做的除法，810万除以5.1亿等于多少？两边约去万就是810除以51000，最后得到的结果约等于1.6%。我不知道阎崇年小学算术怎么学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除法，他得到的结果居然是匪夷所思的6.3％，这样的历史教授确实让人佩服的瞠目结舌。　　　　 　　　　我们再看他提供的数据吧。开头第一句话就错！明代的所谓皇庄，按照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记载，兴起于永乐末年，于正德时期达到高峰，然而到了明世宗即位后的嘉靖年间，皇庄就已经被废除。　　　　　　　　“ 明世宗即位后，为缓和民情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首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同时，委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1523）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将调查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勘报皇庄》一疏，进呈明世宗。疏中，详细说明皇庄的建立过程、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正德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以消除由皇庄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弊端。”　　　　 　　　　“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 ”[31]　　　　 　　　　按某些人的说法（包括白寿彝在内），似乎这只是名称的改变，从“皇庄”改为“官地”。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根本错误，原先皇庄的管理人员不受地方政府支配，土地确实可以看成皇家所有，但是皇庄改称官地之后，管理人员就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皇庄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每年将田租交纳给宫廷使用，作为皇室的费用开支。并且这种性质的田租比例远小于一般地主征收的田租（按每亩三分征）。可以说耕种这些田地的佃农负担小于一般田地的佃农。另外“ 嘉靖二年（1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户部清核畿辅庄田。”，清查的结果又把大部分原本属于皇庄的官地归还给民间。　　　　 　　　　 　　　　一定意义上说从嘉靖以后，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皇庄，要说有也只有官地，官地和皇室唯一的联系，无非是每年向皇室交一笔银，而不必再另外交税。阎崇年所谓的“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只能看成是毫无常识的信口雌黄。　　　　 　　　　另外皇室无论如何总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来应付日常的花费开销，皇庄也好，官地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收入的途径而已。不考察具体从这些官地收入多少，而只是耸人听闻的列出多少亩田地的数字，只能是骗骗无知愚人！从实际来看，皇帝从官地获得的收入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根据黄仁宇的记载，“皇庄每年4万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32]p396。可能这个数字每年有波动，但最多的时候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些私人大地主，一些大盐商，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每年赚取的利润都远远不止于这个数字，这就是某些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明朝皇室对人民的剥削？？？对比一下满清的统治者“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这还是已经倒台的满清末代皇帝，如果是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每年耗费的民脂民膏，则更难以计量。不知道有些人又做何评论？　　　　 　　　　 　　　　如果没有所谓的官地，只要皇室不喝西北风，那相应的开支也必然还是要从国家统一收取的粮食税中分配，那又有什么分别？　　　　　　　　再看阎崇年所谓的“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　　　　 　　　　对这个问题不妨看一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三章，注释二中的一段话[24]p107“对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为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3659两的银子。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　　　　 　　　　 　　　　黄仁宇这段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赐予福王两万顷土地，并非是福王就真的拥有这两万顷土地，而仅仅是相应的省份，每年提供给福王对应这些土地相应的一笔银子，仅此而已。所以从土地的数目上似乎很惊人，400万亩，两百万亩，真是罪恶滔天，但实际上代表的银子不过是四万多两，两万多两而已，明代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人，一次做生意携带的本钱都不止这个数字！！这就是某些人声讨的明代宗室侵占大量土地的真相！！实际上按黄仁宇的考证，福王每年真正拿到的代表这些土地的银子连二万两都没有满，各个地方的地方官为自己的地方利益都是极尽推脱搪塞之能事，所以福王“大部田土折银每年未逾2万两”[24]p81。　　　　　　　　潞王应该也是这个情形，断然没有真的占据四百万亩土地的道理，所谓四百万亩真实含义不过就是每年从地方财政上获取四万两银子的收入而已！而且根据明史记载潞王是一个品行相当优秀的人，绝非好财贪婪之辈！他甚至每年把自己的收入用来援助国家！“翊镠好文，性勤饬，恒以岁入输之朝，助工助边无所惜，帝益善之。四十二年，皇太后哀问至，翊镠悲恸废寝食，未几薨。”[33]　　　　 　　　　由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阎崇年所谓的“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近于梦呓胡言！！倒是满清入关以后的圈地达到16万顷也即1600万亩！　　　　 　　　　关于明代的所谓皇庄王庄的问题，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一书有比较具体的论述　　　　现摘引如下　　　　“16世纪晚期，这些财产与先前的草场，可以被分成下列六大类（a）皇庄；（b）王庄；（c）其他贵族庄田；（d）京军草场，……　　　　所有这些田产都同纳税土地分开，……然而实际上这些土地的租金也产生了一个与田赋相类似的情况。除了很少的例外，它们都由地方官员管理。甚至租率也和田赋正税相同。……到了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牧场和苑囿都已经转化为耕地，收取同样的租米。贵族作为土地收益的接受者，除非他们自己耕种，否则是不允许他们以田地为生，因而他们的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32]p138　　　　 　　　　阎崇年的错误并没有到这里结束。他最后说的“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又相当离谱，不知他从那里搜刮来这个数据的？即便按照过去不计算卫所耕地，那当时也至少是7亿多亩，而实际上现在几乎所有明史专家公认的数字万历时期的耕田是11亿亩[35]，　　　　这个阎崇年几乎把明代当时的耕地扣掉了一半还多！！这样大手笔，真令人叹服！阎崇年教授研究历史看来真比写小说还来得畅快。　　　　 　　　　下面的肆意挥霍,大兴土木就不必再详细分析了,大部分都是胡编乱造,无稽之谈!　　　　　　{关于明代耕地面积，这里做一下补充的详细论述　　　　过去一个非常令人疑惑的现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同一时期内，明代官方文献所记载的耕地面积相差却很大。比如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国家耕地数是387万4746.73顷，而仅仅过了两年，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却是850万7623.68顷；再如弘治十五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数是422万8058.59顷，而《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却是835万7485顷；还有万历六年，《续文献通考》记载的耕地面积是701万3976.28顷，而《明神宗实录》记载的万历三十年的耕地面积数是顷　　　　可以看见，“洪武二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32876顷，万历六年到万历三十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0万4972顷，而弘治十五年同一年间就出现了两种相差412万9427顷的全国田土数。那么为什么同是官方颁布的文献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额，且相差均为400余万顷呢？究竟哪一种数字才是真正的明代全国耕地数呢？”[34]p296　　　　按照过去的看法，一些人（包括黄仁宇在内）认为两种记载中少的一种是真实的耕地数目，而多的一种则是把包括可垦荒地也计算在内。比如关于明初的耕地树木，一些人认为“将近850万顷之数，乃是额田(即纳赋田)与可垦荒地的总和，因此明初最高耕地额应为400万顷左右。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那么这种看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顾诚先生及其弟子等人的研究下，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明代除了常规的行政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军事系统，这个军事系统就是“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　　“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是：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关于这个问题，首先给予足够重视，并明确阐明自己观点的是顾诚先生。顾诚先生通过认真研究明代的有关文献，得出明帝国的整个疆土分别隶属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的结论”　　　　“明代军事系统管辖下的田地，不仅有军丁屯种的土地，还包括有民籍土地。明初建立卫所之时，个别地方曾经把原住民户全部迁往附近州县，……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某一地区设立卫所之后，原地居民便归属卫所代管，而不再属行政系统的府州县管辖。……有些卫所由于带管的民籍人口很多，所以卫所的名称就相应地改为某某卫军民指挥使司或某某军民千户所”[34]p302-303　　　　“既然明代存在着两种并行的疆土管理系统，那么明代耕地数的统计自然也是按两大系统分别上报的。即行政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户部，而军事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五军都督府。……山西的情况足以证明：明代全国土地是由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行政系统管理的土地数汇总于户部，而军事系统管辖的土地数则汇总于五军都督府”[34]p303-304　　　　“弄清了明代田土统计分属两大系统这一问题后，……明代官方史料中出现的较小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是来源于户部综合各布政司与直隶府州管辖的田地数。那么较大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呢？毫无疑问是包括行政、军事两大系统的真正的全国耕地数”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初洪武晚期，全国耕地数已达到850余万顷，而经过200余年的不断开垦，到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全国耕地总数达到了1161万余顷，这是明代官方统计中出现的最高数字。由于明朝在洪武、万历两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田地清丈，因此这两个数字是可信的”　　从耕地面积来看，明代不但高于以前的历朝历代，而且也高于清朝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正如万红所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全盛时则超过了1000万顷，因此可以肯定，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只是在册籍统计上才呈现上升的假象”[34]p308　　}　　　　 　　　　　　　　　　　　还有通常指责万历的一点是说他造成了党争激烈的局面，埋下祸端。这个指责也没有必要多说，事实上党争是明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生的情况，如果不改变明代的基本政治制度，那无论如何党争都会出现，乃至愈演愈烈。将党争推到万历头上，那就未免把万历的能力看的太大了一点。
五、万历果真昏聩无能么？　　　　　　我们最后要着重分析的一点是，许多人认为万历不过是个昏聩无能的皇帝，纵然他并没有上面这些过错罪恶，但当政几十年，也足够把明朝拖入灭亡深渊了。对这种观点怎么看？我觉得还是用事实来说话。我们不妨重点分析一下万历三大征，以及辽东战局，看一下万历究竟是否象某些人说的那么无能？　　　　有许多人大概认为万历之所以能赢得三大征的胜利不过是运气好，侥幸而已，没有什么希奇的，换一个别的皇帝照样能够取得这些战争的胜利。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这么说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的去了解一下三大征前后经过，就可以发现，事实可能正好相反，万历的运气不但不好，相反可能很差，几乎每次都是在不利情况下扭转情势的。　　　　并非是万历手下有太多的优良统帅，只要这些人被派去指挥战役，胜利就自然到手。事实是几乎每一征的开始，进行统筹指挥的人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使得战争处于相当不利态势，然后万历根据情况进行及时调整，最后才改变局面，获得胜利。对于有些皇帝来说，有了优良的统帅，也未必能够放手任用，而对万历来说是，即便没有优良的统帅人才，也能通过他自己的调度指挥，尽可能发挥所有人的积极性，最终取得胜利！
⑴ 平定宁夏叛乱　　　　我们先来看万历三大征中的第一个平定宁夏哱拜叛乱的经过。万历二十年二月，哱拜、刘东旸、许朝等人在宁夏发动叛乱。一开始万历皇帝做出的部署是由三边总督魏学曾作为平叛的总指挥，令御史梅国桢为李如松监军出征宁夏，还有甘肃巡抚叶梦熊以原官提兵协助魏学曾平叛。　　 　　然而做出这一平叛部署之后，形势却没有好转。攻城受挫，粮饷被抢，甚至连魏学曾本来都差点被叛乱分子围截抓去。一直拖到六月份，平叛仍毫无进展。此时神宗对魏学曾已经非常不满，但仍相当克制。认为也许是其他一些客观条件限制了魏学曾的手脚，以致不能尽情施展,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于是万历在下谕斥责的同时又给予鼓励和支持“魏学曾讨贼数月未平，且容胡虏助逆，漫无经略，多是诸将怠玩，中间又有希功忌能观望的，念系用兵之际，都且不究”，他下令“赐魏学曾尚方宝剑一把，从新申明军令，将帅有不用命的，便于军前斩首示众”[36]。然而这个魏学曾在受到如此督促之后，不但依然拿不出什么办法，一筹莫展，反而提出了招安这种主意，被神宗当即狠狠训斥了一通“这招安事情不得轻信……秋高马肥，事在须臾，若复延迟怠误，罪有所归”[36]　　 　　这时神宗已知魏学曾此人不行，加上这时候他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梅国桢是当时思想家李贽的知心好友）报告，了解了魏学曾种种劣迹“军中无旌旗、无金鼓、无号令、无行伍，粮饷断绝，战马饿死过半，弓箭奇缺”[2]p441，于是当即下令派锦衣卫逮捕到京师接受审讯，下令提拔叶梦熊以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赐尚方宝剑，负责平叛总指挥，并再次做出五大部署，其中第一条就是严明军纪，原话是“主帅军令不严，何以督率军士！梅国桢既具疏前来，可即马上传与叶梦熊知，着他申明前旨：总副官及三品以上，有抗违妒功的便指名参来重治；其三品以下的，以军法从事”[37]。　　 　　这一系列措施可谓雷厉风行，刚决果断，毫不拖泥带水！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还试图支吾反对，认为不能临阵更换督臣，希望神宗收回命令，结果被神宗驳斥的体无完肤，神宗批复说“宁夏讨贼无功，皆因主帅军令不肃。叶梦熊既受新命，军中事宜受他节制，听他便宜行事，诸将不用命的，就以军法处斩”[38]　　 　　就这样，在万历皇帝的斩钉截铁的调整部署之下，明军迅速从不利形势中摆脱出来，文武协力，将帅齐心，兵士用命，马上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从八月份作出调整部署，九月初就发动总攻，到九月十七日日叛乱祸首哱拜就被逼自焚，首级被斩，其他叛乱分子也都被杀的被杀，被活捉的活捉，九月十八日叛乱就已经被彻底平定。　　 　　平定这次叛乱使得“沿边蒙古各部慑于威势，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敢轻易入塞骚扰”[2]p445。
⑵ 抗日援朝　　　　万历三大征中的第二场就是有名的抗日援朝战争，也是三大征中，规模最大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全国，日本的军队武装也达到了顶峰。然而丰臣秀吉的野心却并非仅仅满足于统一日本，而是梦想侵占整个东亚。在1592年的时候，丰臣秀吉的一封信里就提到“构建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的梦想”[2]p446，事实上在一年前，他的一份文书中就已经说“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39]，到了朝鲜京城汉城被日军攻占以后，丰臣秀吉更是为征服明朝列出了详细的时间表，甚至连侵占中国以后的计划都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一共列出了二十五条“大陆经略计划”，其中有“把天皇移行至北京（第十八条），日本本部的天皇则由皇子或皇帝出任。丰臣秀吉自己则移驻日明贸易要港——宁波”[2]p447。所以日本侵略朝鲜，当时不过是作为侵占中国的一个跳板，而并非目的本身　　 　　如果丰臣秀吉的计划得以圆满实现，那么估计现在的屏幕上到处飞舞的就不是辫子戏了，而是倭人发髻，至于什么《天皇秘史》，《秀吉大帝》，《大日风云》（假设“日”是日本侵占中国后的朝代名称）之类的电视剧估计是不会缺少的。专家学者们估计也早有大篇论文论证，大和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成员，大和民族统一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及明朝如何腐败不亡没有天理，日本统一中国正是顺应天意民心，中国幸亏被日本统一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领土，明朝皇帝是如何昏庸腐败，日本天皇是何等励精图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论调都是可以想见的。　　　　不过可惜的是历史没有让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当日军侵占平壤以后，明神宗接到来自朝鲜的求援报告，当即下令兵部“朝鲜危急，请益援兵，你部里看议了来说。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樊树志说“尽管有一些传闻，神宗还是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东征御倭援朝、接纳朝鲜国王避难的决定”。[2]p449　　决定是作出了，但这次依然是开局不利！首先兵部依然是企图搪塞敷衍了事，“只派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前往平壤”，结果兵败阵亡，“副总兵祖承训随后统兵三千渡鸭绿江增援，又遭挫败，仅祖承训只身逃回”[2]p449。　　随后主持抗倭援朝事宜的经略宋应昌，兵部尚书石星等人都是怯敌懦弱，胆小怕事，昏庸无能之辈。宋应昌，才刚上任就想辞职。兵部尚书石星更是懦弱无能，一心想求和招抚，结果两人被神宗狠狠痛斥了一顿。“浮言反重于朝命，国纪何在？倭报已紧，宋应昌可即日择行。九卿科道依违观望，今亦不必会议。……再有渎扰的，一并究治。”[40]　　石星推荐到军前担任游击将军的沈惟敬也是一个无赖出身，行同汉奸，唯一的长处就是精通日语。此人到了朝鲜，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图与日军接触求和。　　幸而神宗这时也任命了李如松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东征前往朝鲜战场。李如松到达朝鲜后，正月初八日，即与当时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展开激战，结果日军大败，“半夜，小西行长提兵渡过大同江，退保龙山”，随后明军“乘胜追击，一气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四道”。到了四月十八日“日军放弃王京南撤，退保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故土得以收复”[2]p453　　日军和明军在朝鲜的第一次交锋，以日军失败告终，随后两国开展谈判。万历皇帝致信给朝鲜国王，要他以后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励精图治，不要再玩忽懈怠。同时表示明军从朝鲜撤出，自己无意于朝鲜的一寸土地，朝鲜以后也应该自强，不能总是指望明政府救援“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其可更以越国救援为常事，使尔国恃之而不设备，则处堂厝火，行复自及。猝有他变，朕不能为王谋矣”[41]　　　　十二月，神宗下令大兵尽撤，但同时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42]。　　事态的发展果然被神宗不幸言中。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被明军挫败，早就恼羞成怒，又岂肯善罢甘休。尽管表面上撤出朝鲜，并接受了明朝政府的册封，甚至对神宗皇帝册封诰命中的“万里叩关，恳求内附”的话内心恼怒，但也只能忍气吞声的接受（日本书中说丰臣秀吉当时就撕裂册书，不过是骗人的），第二天还“身穿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招待明朝使节”[2]p460。但实际上早就在积蓄力量，酝酿再一次对朝鲜大举进攻。　　 　　而当时经办与日本谈判的石星沈惟敬等人又一心欺瞒蒙混，竭力对万历皇帝掩盖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妄图侥幸无事。　　 　　结果到了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就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这次来势更加汹汹，准备更加充足。神宗得讯后，知道使臣和兵部没有把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动向报告朝廷，一心求和，竭力欺瞒。当即大怒，马上果断下令，革去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的职务，令邢玠以兵部尚书出任总督，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再次出兵抗倭援朝。同时下谕旨声明石星罪状“倭奴狂逞，掠占属国，窥犯内地，皆前兵部尚书石星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议罪来说”[43]　　 　　根据晚明史一书的记述，当时在朝兵力，明军远低于日军，丰臣秀吉调动的侵朝兵力，这时候已达十二万之多，而“明朝方面的援军，最初预定七万，实际最多时才四万。”后来才陆续增兵，“朝鲜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军达十一万人。不过这些数字都是万历二十六年的事，万历二十五年战争初期兵力没有达到这一水平，日军明显占据优势地位”[2]p463　　　　所以一开始明军在朝鲜的形势相当困难，据守的城市接连失陷，进攻也遭到挫败。但在万历坚定不移的支持之下，形势开始逆转，日军逐渐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势，根据朝鲜人赵庆男《乱中杂录》记载：“丁酉九月六日，天将副总兵解生等，大败贼众于稷山金岛坪，清正等退遁，流下岭南。。。。麻贵领大军启行，至水原下寨，遣兵埋伏于芥川上下，以为后援。。。。。七日黎明，天兵左协出柳浦，右协发令通，大军直从坦途，锣响三成，喊声四合，连放大炮，万旗齐颤，铁马云腾，枪剑奋飞，驰突乱砍，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逝披麾。。。。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44]　　 　　日军遭此惨败之后，明军乘胜追击，接连获胜，二十三日又攻取蔚山，最后把日军将领清正率领的军队围困在岛山，眼看饥渴欲死，清正也到了要拔剑自杀的地步，但这时候日本大批援军到来，天又下大雨，解了清正部队之危难，这时候明军的经略杨镐又指挥失误，仓促撤军，反而使明军遭受了损失。可笑的是满清编写的《明史》，借此大做文章，肆意渲染夸张，结果把明军在朝鲜战场上总体性的胜利完全淡化，把胜利中一场小失败，无边夸大，完全颠倒了事实真相。《晚明史》中转引李光涛的考证，指出满清编写的《明史》在叙述这一事件中的几处重大别有用心的讹误。[45]　　　　首先，满清编写者说“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之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而实际上“所谓倾海内之力过于夸张，不过是‘分四万人为三三协而已’，而当时明和朝兵力合计有十四万二千余。所谓的 ‘合朝鲜通国之众’也显然夸张，当时所调朝鲜各道之兵，不过一万二千五百人”　　　　其次，满清编写者说“诸营上军籍，死亡殆二万”云云，占了当时参战兵力的一半，然而“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此役之后，明军大势依然，二万之死亡云云当系虚说”。朝鲜的《宣祖实录》和满清编写者的记述究竟哪一个更符合事实的真相，相信是任何人都能做出的判断。满清的编写者显然是硬把大捷指为大败。　　　　再次，满清编写者给日军当时失败找的理由是“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虏”，而实际上“查《宣祖实录》，当时蔚山一带只下雨并未下雪”，所谓的“风雪裂虏”，显然是臆测之词。而且日本许多地方冬天苦寒，而明军中有不少是从浙江等南方调去的士兵，要说耐寒能力，对寒冷的适应能力，那日军显然也在明军之上，如果冬天真能造成什么优势，那优势也在日军一方。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风雪，这风雪大概也不会向定向导弹一样，只去裂虏，不去裂明军吧？用这种借口为日军失败寻找理由，竭力贬低丑化明军成就，真是可笑到极点！　　　　事实上，即便是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这场战役，真正限于艰苦境地的是日本方面，“三田村泰助的《明帝国和倭寇》指出：明援军……大举进攻加藤清正据守的蔚山，清正率军恶战苦斗，直到次年毛利秀元的援军赶到，才击退明军。此次蔚山之役，是日本出兵朝鲜期间最艰苦的战斗”[46]　　 　　事实上仗打到这个地步，被明军教训的头破血流之后，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已经普遍陷于绝望境地。想要占领朝鲜固然已经是不可能，至于侵占万历统治下的明朝中国，则显然更属痴人做梦。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方面，仍旧想要把仗打下去的，大概也就只有丰臣秀吉一人。但即便是丰臣秀吉也明白，这个仗越是打下去，对日本就越是不利，胜利的希望更是渺茫到不可捉摸的地步。在巨大压力面前，在气急交加之下，丰臣秀吉终于一命呜呼。丰臣秀吉一死，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在朝日军更是急着要回家了，没有人再想继续留在朝鲜和明军交战，更没有哪个日军将领认为还有获得胜利的希望和可能。一开始他们还半遮半掩的试图和明朝政府讨价还价，有条件撤出朝鲜，但结果在明朝联军接连不断的打击之下，就只能撤掉遮羞布，什么条件都不要了，演变成一路大溃败，大逃亡，日军死伤无数，在明朝联军的有力追击之下，朝鲜几乎成了日军的地狱，哭爹喊娘之下，能够逃出生天，回到日本就已经是大幸了。　　 　　可笑的是满清的御用文人走狗为了丑化明朝，把这场抗日援朝的胜利归因于丰臣秀吉的死，实在是荒谬无耻已极！事实是当时的在朝日军本已经在接连失败的打击之下处于崩溃边缘，已无战心斗志，日军在朝鲜的失败本身就让丰臣秀吉急火攻心，气恼郁闷交加，成为送他去见阎王的一道催命符。而丰臣秀吉的死不过是加速了日军崩溃的到来而已，对整个战局的改变并无实质性的影响！这才事情的真实面目。　　 　　所以樊树志针对《明史.日本传》中的这一段话“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评论说“这种说法与史实有很大出入！”[2]p466-467　　岂止是有很大出入，完全是彻底歪曲真相！后来日本和满清发生甲午战争，满清惨败，满清的走狗更是用《明史》中这段歪曲真相的记述，来为满清遮羞！　　实际上，自从这次万历年间，日本侵朝被明军打的惨败，此后将近三百多年的时间，日本只敢龟缩本土，再不敢侵犯朝鲜和中国半步，可见这次惨败对他们的教训是何等巨大，造成的记忆是何等深刻！也更可见这场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这决不是满清的几个皇帝和御用文人走狗所能够贬低丑化得了的！
⑶ 平定播州叛乱　　　　至于万历三大征中第三征,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则更显顺利,从万历二十八年初,政府正式派兵征伐,到当年六月,叛乱就已经平定!这和神宗反应迅速,调度指挥得力也是分不开的。一开始的时候，杨应龙“以八万兵力分头进犯南川、江津，攻陷綦江。重庆守臣惊恐，……厚加贿赂，以遏其攻势”[2]p471　　神宗接到报告后，非常愤怒，当即“下旨追夺前四川巡抚谭希思、贵州巡抚江东之官职：‘谭希思虽准听调，尚在地方，何得怠玩军情，致贻大患。江东之贪功浪战，损威辱国，都着革了职为民当差，用不叙用’”这是对一些的人的责罚。　　接着他果断提拔李化龙，“赐李化龙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然后又给兵部下了道谕旨“綦江失守。蜀事甚急，可忧。着该总督率属厉兵，相机防剿。陕西、甘肃、延绥、浙江等兵俱难如议调，刻期赴援。刘綎素称忠勇，你部里马上再行催他奋身报国，”[2]p471　　正是在万历如此雷厉风行的升罚任免，迅速得宜的调动部署之下，杨应龙的叛乱才能迅速平定。　　至于这次平定叛乱的意义，正如樊树志所说“播州从唐朝乾符年间由杨氏世袭统治，绵延达八百余年，到杨应龙及其儿子死亡告终结。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明朝在此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改播州为遵义、平越二府。……毫无疑问，播州土司杨氏势力的消灭，……对于这一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大进步。” 当时人的评论就称赞说“逆酋授首，辟要荒为郡邑，遂为西南一大奇捷”[2]p474　　
⑷ 辽东问题中明神宗的表现　　　　　　　　万历三大征都是最终以明朝取得胜利而告终，接下来有必要再看看在明朝失败的辽东战局中，明神宗的表现究竟如何。这应该说比以上对三大征的分析更有意义。　　　　　　　　万历四十六年，奴儿哈吃起兵反明攻占抚顺，神宗接到报告后反应还是相当迅速的，他马上就向兵部指示“狡虏计陷边城，一切放剿事宜行该地方相机处置，军饷着上紧给发。其调发应援，该部便酌议其奏”[47]。但正如樊树志所说，当时担任代理兵部尚书，“身为军事主管首长的薛三才对此次辽东战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仅仅把它看成先前常有的一般性骚扰”，所以找出种种借口推脱搪塞，反倒是万历皇帝，比薛三才这些文官要敏感得多，“意识到辽东事态的严重性，下旨要九卿科道研究‘大举进剿’事宜”。[48]　　　　　　　　紧接着明神宗又作出一系列的部署调动，起用杜松驻守山海关，批准河南道御史熊化的方案，并且补充了五点自己的意见。此外“为了部署辽东的战略反功，……在命令蓟辽总督汪可受出关调度，杜松出任山海关总兵的同时，又命令熟悉辽事的兵部右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兼巡抚，把懦弱无能的驯服李维翰革职听勘，还要都察院速差有魄力的御史代替杨一桂出任辽东巡按”。他赐给杨镐尚方宝剑，“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军法从事，先斩后奏，企图以此激励各总兵立即出关迎敌，摆开决战的架势”[2]p765-766　　　　　　　　对于神宗一开始重用杨镐，现在当然遭受了历史学家严厉的指责和非议。尤其是最终的事实表明杨镐的指挥混乱失误是导致萨尔浒之战失败的罪魁祸首。但在当时，我认为对于神宗起用杨镐这一点是并没有可以过多指责的地方。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神宗皇帝并非是神仙，不经过实际检验，他是无法知道每个人的具体能力究竟如何的？之所以起用杨镐，在当时情况下，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首先正如上面引文中所说，杨镐熟悉辽事，这一点是他的优势，其次杨镐有实际的战争经验，他亲自经历了规模巨大的抗倭援朝，尽管最后遭受了一些小失败，但毕竟最终的结果是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失败有时候比胜利更能锻炼人，因为按照常理推断，有对辽事熟悉，有着实际战争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杨镐应该是比其他官员更为合适的人选。当然最终的结果是表明，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杨镐不是有没有经验的问题，而是根本上能力不够，无法胜任。但我们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去苛责神宗用错了人，也并不合理。那种认为皇帝或统帅应该神机妙算，应该用哪个人，不应该用哪个人，半点没有错误，不过是小说看多了的后果。事实上即便是被人神化的诸葛亮都有用错人的时候，否则也不会有街亭之败。　　　　　　　　关键不是犯了错误，而是能否迅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及时扭转因为错误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事实证明万历皇帝确实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其实万历三大征中前两场的征中，一开始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平庸无能，都是万历皇帝及时发现，作出调整，最终取得了胜利。种种迹象表面，这一次万历皇帝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萨尔浒之战的失败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事实上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所谓四路人马，号称四十七万，而真正的总兵力才十万左右，战役失败之后的损失是“文武将吏三百，士兵四万、马匹二万八千”[2]p767。我们不妨把这个失败和明成祖时期的一场失败对照一下，永乐七年，明成祖派邱福率领十万大军北征蒙古，结果同年，邱福率领的这十万大军在蒙古全军覆没，邱福、王聪、霍亲、王忠、李远五员大将也全部战死。这样的失败比起萨尔浒之战来如何？显然远远大于萨尔浒之败。但对于明朝当时依然保持对蒙古的决定性战略优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通过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明朝政府能够及时调整战略，选拔合格将帅，那么战胜奴儿哈赤依然只是早晚的问题！而事实上，明神宗正是这么做的！　　　　　　　　失败的消息传来以后，神宗马上下令“逮捕此次战败的主要责任者杨镐，将他关入锦衣卫诏狱论死”，同时下令“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2]p767，来对付辽东局势。　　　　　　　　可以看到，在这里，辽东的战局已经回到了以前万历三大征获得胜利的轨道。一开始起用的负责人员昏庸无能，初战不利，通过开始阶段的考察，万历果断撤换昏聩无能者，并迅速起用提拔真正有才干的人，给予他真正的信任，然后上下协力，最终取得胜利。而且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 万历用人的原则是我既然使用了你，就信用了，给予你最大的权力和支持，不管别人议论，都会给你施展才干。但如果你在得到这样的任用之后，仍旧不能打开局面，仍旧是失败，那么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并且重申对你的信任，但如果再给了你这次机会之后，你还是失败，那就不客气了，马上换人。对平定宁夏征战中的魏学曾是这样，对待抗倭援朝中兵部尚书石星是这样，对待杨镐，万历同样是这样。这样的做法，初看起来似乎很费劲，很麻烦，但实际上却是最合理的。一方面，给每个人都以最大的机会，不至于因为一次的失误，一次的失败就把人一棍子打死，把有用的人才废弃不用，同时也给每个人机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提高改进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能不至于让昏庸无能的人总是占据领导位置，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就能做到让庸者下，能者上。这种用人策略，从短期看，或许成本很大，但从长期看，却是最合理最优的用人方针。　　　　　　　　事实上从万历果断起用熊廷弼之后，辽东局势正朝着以前万历三大征获得胜利的那个方向发展，局面迅速开始好转。　　　　熊廷弼的一切方针政策得到万历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两人堪称军事战略上的知己之交。比如熊廷弼认为收复开原为保卫辽东的当务之急，神宗马上就下旨“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应用兵马、器械、钱粮、刍豆各项，着各衙门火速处办，毋得借口缺乏，致误军机”，还赐熊廷弼尚方宝剑，“重其事权”。　　　　　　　　熊廷弼出关以后，马上就大刀阔斧的进行整顿，“劝逃亡者回归，斩逃将以祭死节将士，杀贪将陈伦，罢免总兵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替。同时监督军士建造战车，火器，疏浚城壕加固城墙，作好长期守御的打算”。接着他向神宗皇帝上疏，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恢复、进剿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当住后金的进攻势头，主张‘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2]p768.　　　　这一战略方针，得到神宗的激切赞赏，他马上批复熊廷弼说“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49]　　　　熊廷弼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仅仅一年，就使辽东形势改观，“辽阳颓城整修一新，逃亡人民纷纷回归，……原先奉集、沈阳两座空城，俨然成为重镇”。　　　　其实即便从《明史》熊廷弼传的记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万历对熊廷弼的支持。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的上疏都是“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50]　　　　　　　　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支持从来没有半点动摇过。熊廷弼此人脾气刚硬耿直，喜欢漫骂，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大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得熊廷弼辞职。万历和言官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情。针对这种情形，他毫不含糊地下谕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51]。　　　　万历皇帝一个“深切依赖”就把他对熊廷弼的赏识和信任表露无遗，以皇帝之尊而公开向众人表示对一个臣下“深切依赖”，这是不多见的。这句话从皇帝嘴巴里本身就非同寻常，带有的已经不是皇帝对下臣表示恩惠的意味，而更类似朋友之间表达的信任和支持。　　　　至于“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这就更不象一个皇帝居高临下对臣僚说的话，倒更象是对自己知己朋友语重心长的劝导。　　　　最后一句“毋为人言所阻”，更是万历和那些文官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的经验之谈。他是知道这些动辄摆出正气凛然模样的文官嘴巴里发出的所谓人言是怎么一回事情，当年既然他们可以肆无忌惮捕风捉影的污蔑自己是所谓酒色财气，那么现在他们污蔑熊廷弼的所谓人言里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自然可想而知。正因为自己有了几十年的切身经验，所以他才语重心长的告诉熊廷弼“毋为人言所阻”。　　　　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出，当时整个朝廷里，头脑最清新，对事态的认识最明白，对熊廷弼最理解的人并非是那些满嘴漂亮话大道理的文官大臣，而正是被许多人丑化的不成样子的万历皇帝。　　　　万历对熊廷弼的信任可以说到了推心置腹，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到了他临死前，身患重病，难以支撑的时候，他依然“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下[52].　　　　　　　　我可以说神宗和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单单是君臣关系，可说得上肝胆相见的知己！神宗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保护熊廷弼，只要他一天不死，熊廷弼就一天也不会被其他那些文官排挤下台。假如神宗寿命能够再长个十年，则熊廷弼一定能够不负他的重托，彻底解决辽东问题！万历三大征也将以万历四大征流传后世。　　　　　　　　然而遗憾的是，万历皇帝已经油尽灯枯，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逝世，告别了他这个治理了将近四十年的国家，告别了他与之苦斗了一生的文官集团，也告别了他在生命的终点临死前还在鼎力支持保护的熊廷弼。　　　　　　　　几乎是在万历皇帝一死的当下，那些早就对熊廷弼不满的言官文臣就立刻磨刀霍霍，自以为扫荡万历弊症，施展他们才华抱负的时刻已经到来。神宗大力支持保护的熊廷弼当然也在弊政之列，是非扫除不可的。于是仅仅在泰昌元年，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按明史的记载，这些人“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且曰：‘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　　　　还有“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而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廷弼益愤，再疏自明，云‘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给事中魏应嘉复劾之。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50]　　　　　　　　结果仅仅是在万历死后没有多久的泰昌元年十月（这个时期是所谓的“正人盈朝”的时期），袁应泰就取代了熊廷弼成为辽东经略！ 袁应泰此人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应该说还算称职，个人品德也还过硬，但在军事上，则和熊廷弼差了两三个档次不止！结果仅到了第二年，就让满清攻占沈阳，他本人也身死。再以后，虽然再次起用熊廷弼，文官集团对熊廷弼却还是不放心，又用一个王化贞牵掣干扰，最后直到把熊廷弼作为王化贞的替罪羊斩首才算满意。　　　　　　　　这样的事情，在万历时期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如果说谁还能对那些如狼似虎的文官集团有办法，那恐怕也就是万历皇帝罢了。万历皇帝对付这些文官知道来硬的是行不通，使用太极推手，以柔克刚。万历皇帝一死，则无人能对付他们了，最后只是让文官借了魏忠贤这个由头彼此内斗，狗咬狗，黑吃黑，最后弄成个两败俱伤！后来崇祯皇帝试图用硬的对付文官集团，结果还是被文官集团操纵愚弄，这就是崇祯和他祖父之间的差距了。
六、 结论　　　　　　从以上的叙述分析可以看出，万历皇帝远非如同一些人丑化的那样荒淫无度，偷懒怠惰昏以及昏聩无能，相反，他的个人品格在众多皇帝可算得上相当出色，而且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头脑相当清醒，判断相当准确，处事相当果断英明的一个皇帝。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他出色的用人调度能力是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并非是某些小说或神话里的那种天才，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贤能栋梁之才，哪个是无能昏庸之辈。但是却是一个能够最有效的利用实践而不是用那些浮言空论来检验人才的皇帝。所以万历时期的每次征战，他最后总能选拔出真正合适的有能力的人担任平定叛乱的负责统帅，一旦任命，就放手信任支持，决不横生枝接，外加牵掣。可以说如果奴尔哈痴的叛乱早进行十年，大概他的和他的子孙的下场也只有被明军活捉或者斩首的份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万历已经能够解决导致明朝灭亡的问题（明朝的灭亡关键并不在于奴尔哈痴和他的那帮专业抢劫杀人团伙），但至少说那种把明朝灭亡归因于万历的说法不过是无稽之谈！
自从度娘出了回复带八张图加经验，几乎每张帖子都有类似这种回复：
　发图也会涨经验
　这是真的吗
　不会是度娘骗我玩的吧
　度娘你要是骗我就太没节操了吧
　坑爹啊这是
　还好事前试了下插图片真的好多经验啊
　拿到经验的一刹那、简直就像狂欢一样
　大家都来试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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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崇祯也没有责任　　　　　　还有不少人将明亡原因归咎于崇祯皇帝!在这些人看来，崇祯刚愎自用,任用奸人,滥杀大臣,横征暴敛,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尤其杀了袁崇焕,这一点更被大做文章，痛骂明朝若是不亡就没有天理!　　　　　　　　　　　　然而按照我的看法,这样的指责并没有道理。
　然而按照我的看法,这样的指责并没有道理。　　　　　　　　　　　　一、 袁崇焕问题　　　　　　　　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再杀袁崇焕的问题,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人讨论过，本无再重复写的必要。但是这却又是崇祯时期绕不过去的问题。为了整个文章的完整性，还是必须写。我就以自己所见对这个问题叙述分析一下，　　　　应该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从一开始是对袁崇焕盲目崇拜，对崇祯皇帝切齿痛恨；然后是对袁崇焕的惋惜，对崇祯的谅解；最后是认为袁崇焕罪过确实当死，崇祯并无实质性过错。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主要还是因为看了更多的讨论，了解了更多的事实。　　　　　　　　　　　　为什么说袁崇焕该杀？为了要说清楚这一点。还是先了解一下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究竟是何许人！
1、 毛文龙 　　　　　　　　⑴、《明史》与《晚明史》中的描述　　　　　　　　《明史》中关于毛文龙的记载是　　　　“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50]　　　　　　　　　　　　《晚明史》一书中对毛文龙出身经历描述的更为详细一些“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1576年）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松盛里，自幼家境贫困，随母寄养于舅舅沈光祚家。年轻时穷困潦倒，替人看相谋生。还学习孙吴兵法，好谈兵事。三十岁那年，只身北上，经北京走山海关、宁远一带”，然后经过他舅舅推荐，被授予都司职位，“天启元年五月毛文龙率军丁将近二百人，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擒叛将佟养真父子于镇江，一举收复辽东数百里江山。辽阳失陷，他从海道遁回，乘虚攻下满清在鸭绿江边的镇江堡。镇江堡失守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就成为雄镇”[2]p784-785　　　　　　　　　　　　以上记述可以看出什么？毛文龙本出身平民，贫寒起家。走南闯北，历练颇多，见识也广，为人有机谋且不乏胆色。他投军之后，都司不过是个小官吏，然而却能利用这个小职位，做出一番大事业。当明军在辽东一溃千里，望风而逃的时候，惟独他却能仅仅依靠二百人的军丁，逆流而上，涉大海，入虎穴，擒叛徒，杀满虏，攻镇江，镇皮岛，靠着惊人的胆识和过人的判断力洞察力，一举占领战略要害的位置。　　　　　　　　在他之前，皮岛不过是个无名小岛，明廷没没有派官吏将领驻守，后金也并不十分重视。直到毛文龙驻扎于岛上，双方才都认识到这个地方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按照满清编写的《明史》这个岛本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