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经济正面临的十大尖锐问题
来源：爱思想
作者：厉以宁
　　第一个问题: 新常态和适应新常态
　　究竟什么叫新常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前几年我们热衷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高速增长会带来五个重要的弊端：
　　第一个弊端，资源过渡消耗。
　　第二个弊端，生态破坏。
　　第三个弊端，产能过剩。
　　第四个弊端，低效率。
　　第五个弊端，错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科技创新的大好时机。
　　2008年国际上发生了金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德国、日本都在抓紧技术创新，而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要大力追求GDP的增长，这样我们在结构调整、经济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方面感到错过了时机。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适应新常态是怎么适应呢？首先要适应中高速增长，而不要再走过去的追求GDP的增长、超高速。因为“超高速”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越发展、基数越大，每增长1%他所代表的内涵、内容远远超过了过去GDP低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方式的逐步转变，这里一定要由市场规律来决定。
　　第二个问题: 第三产业产值突破的GDP51%的意义
　　今年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的经济现状，第三产业的产值达到了51%。今天，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一般要占到60%到70%，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到了51%，这是中国转向后工业化时期的开始。
　　转向后工业化时期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经济的变化，第二产业为主的时代，经济增长是可以上去的，不一定上到那么高，但各种情况不一样。到了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能维持3%，顶多4%，他们认为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很多国家还停留在3%以下，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注意到，关键还是在结构调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再我们刚才所说的，要追求数量性的扩张，结构调整在这里应该讲一个情况，它比总量要重要。1840年，中国和英国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比英国多多了，可是结构不一样，英国1770年就已经开始了工业化，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工业化进行了70年。英国的GDP首先是钢铁、机械制造、蒸汽机、铁路建设，英国棉纺织品是用机器纺织，打到世界。而中国的GDP虽然大，但以农业为主，农产品为主，还加上少数的手工艺品，中国的棉布生产是手工制造的。
　　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猪鬃，而英国向外出口的主要是西欧大陆，出口的产品是蒸汽机、钢铁，结构方面表明了比总量更说明问题，因为英国的产品结构，重新组合以后，他是站在技术进步的前列。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大家容易忘记的是人类资本的结构。中国那个时候号称4千万人，英国那个时候才一两千万人左右，论人力资源的数量远远超过他。英国小学已经普及了，英国当时还创办了很多中学，也新建了一些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经济管理人员，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为了考科举，中国有几个人懂近代的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现代的金融？所以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调整结构实际上我们是跟不上的。
　　第三个问题: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继续推进工业化并重，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
　　为什么并重？因为中国并没有实现工业化，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高端的、成套装备的制造能力，高端的成套装备生产在经济中应该占据突出地位，中国离这个距离还远。我们强调继续实现工业化，正是要把中国经济推上新台阶，因为高端成套设备制造在中国还不如西方的发达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也要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什么呢？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靠消费者，消费者有两条，第一条是消费者有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扩大消费，这就叫做消费能力，我们现在人均的收入还在世界上至少是中后，但是要发展的话，消费能力是最重要的。二是要有消费意愿，这就要靠怎么让消费者愿意购买。而愿意购买非常重要的是愿意在国内购买，跑到国外买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没有太大。
　　我讲讲最近我在河北进行调研的时候，被一批企业家围住了，让我讲几句话，很简单我讲了四句话：
　　1，让产品更个性化。就是要根据消费者的习惯、爱好，要个性化，他喜欢买的、愿意买的。
　　2，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是占重要地位的，但服务一定要人性化，摆个面孔在那儿，爱买不买，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就不来了。所以让产品更个性化，让服务业更人性化，这是我们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销路的重要方面。
　　3，把品牌打到国外。中国的制造业很多是国内有名的，在国际上没有名，所以一定要把品牌打到国际市场，将来的竞争实际上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是靠技术创新，不断创新而维持住的。
　　4，把顾客留在国内。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和国家外国产品进口的关税有关系。
　　和他们讲四句话是：让产品更个性化、让服务业更人性化、把品牌打到国外、把顾客留在国内，这可能对深圳的企业家也有所启发。我们一定要背水一战把中国的制造业搞上去，这是对的。但是光有决心不行，一定要有行动。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重组的重组，要下这样的决心。这里面既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希望，也有对民营企业转型的希望。
　　第四个问题: 中国应该注意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要改革和转型
　　国有企业转型、改革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国有资本的管理，国有资本的管理专门成立国有资本、基金公司也好、投资公司也好、运行公司也好。高层只管资本，资本怎么运行他管，这样的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第二个层次的改革是在企业。怎么改？让国有企业独立经营，你是我的投资者，你派董事组成董事会以后服从董事会的决议，所以行业不同，股权的比例不可能一样，在中国来说，今天国家管资本，让资本变活，产生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上层的改革。下层的改革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根据投资情况组成了董事会，因为行业不同，国家控股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这是根据情况来定的。主要的独立经营，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要起作用，董事会要起作用，还要有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在全世界企业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因为原来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最后到了第二代，能不能维持？还可以。到了第三代，企业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一定要看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否产生，职业经理人有一个供给方和需求方，双方才能取得协调，这样的话管理效率就提高了。
　　现在中国还没有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像一般的工作者拿一个自己的简历到处上门走。所以这需要有职业经理人的建设或是猎头公司。跟他去登记，他帮你去找、他帮你去谈。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慢慢在德国推广开来的，这个对我们今天民营企业来说是有借鉴，今后的民营企业走职业经理人是因为他有潜力，潜力在哪里？他有过去国资委主管企业，他退休、辞职以后可以加入职业经理人队伍，一定要有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是责任制、任期制。所以我们说，转型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同样需要转型，我在广东调查民营企业，有的企业感到产权是不清，产权不清问题三个儿子都在父亲经营的时候出过力，父亲死了产权怎么分？分的话谁出力多少没记录，所以争得不可开交。民营企业的转型必须产权清楚，过去对家庭成员是含糊的，矛盾就出在家属、成员争夺产权，这样的企业还能搞好吗？每天处于内乱中，所以民营企业第一条先得根据家族成员的情况，谁出过多少力气，在这个上面要清清楚楚。第二是早日选定接班人，中国无非两个办法选接班人，一个办法就是从贤，谁最贤我挑谁；二是亲，谁跟我最亲，三个儿子中我最喜欢哪个儿子我就选谁。这都是有毛病的。
　　正确的做法是亲中选贤，亲中选最贤的，如果要选亲，贤中选亲，贤当中谁和我最亲，这都不行问题，维持一段还要出问题。最后也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可以经过考察、推荐、试用，最后职业经理人转化为合股人，企业就延续下去了，这都是国外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来说很多地方可以做参考。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做？先别着急，先把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形成，这样就能适应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适应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个问题: 在中国看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国的经济如何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一二三产业一定要协调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不发展，全世界谁供应得起这么多人消耗这么多粮食？
　　二是工业，工业刚才已经讲过了，工业中是什么问题？工业中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高端的制造业，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业应该加以快速发展，不然我们始终是世界的制造中心，但不是高端的。而且创造是西方的。制造业要认识到自己的压力，压力在哪儿？中低端的产品成本不如东南亚，高端的产品技术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这就是压力，所以说第二产业也一定要搞好，要协调发展。
　　三是第三产业要继续发展，刚才讲过商业、零售、消费、服务业都需要进一步发展。
　　第六个问题: 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终点
　　我们一定要设法让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到创业、创新的潮流。比如说现在已经出现一些新的创业者根本就不用上班，也没有企业，就在自己家里定合同，按合同完成任务，收入也增加了，而且可以选择留下知识将来创业用，这是一种新的情况。鼓励一般的回乡农民推行三个清单，三个清单就是简政放权，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清单是负面清单，规定了什么行业不能进去，什么行业限制进入，这是负面清单。第二个清单叫做权利清单，权利清单就是法律没有授给你的不能做，法律授给你才能做，不然政府就违法的。第三个清单叫做责任清单，责任清单就包括政府、政府下属的部门，在执法、执政的时候必须按程序办，必须按规定的日期批，这就可以制止乱作为和不作为。
　　这三个清单对我们下一步创业是重要的，结构调整通过新企业的不断出现，第三产业有没有大量的个人从事服务工作，服务性的企业？这就便于开展了。
　　第七个问题: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经济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又是必须存在的，这两个不矛盾，主要是方式要转变。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宏观调控今后是注重在微调、预调、定向调。什么叫做微调？就是做轻度的调整。预调是发现问题即将来临，预先采取一些防止措施。定向调就是结构性调整，不是大水漫灌，而是采取有的放矢，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在调控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做，非到紧急状态，一般不要采取过大的措施。今后宏观调控的方式要把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政府的第一个作用是执法，法授权依法治国。二是政府的任务是经济保持基本稳定，宏观调控在这个地方。另外政府的宏观调控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集中引领的作用，规划的作用，为了使将来怎么样走，方向在哪里都定得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对宏观调控的学习应该是经常性的。
　　第八个问题: 新人口红利
　　现在一般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这话不准确。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耗的过程中。现在劳动力不好找，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言，十年之后找不到保姆了。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失，工资的上升这是必然，因为物价在上升。
　　要创造新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是三个来源：一是看清楚今天大量的创业、创新者将来成为中国的新人口红利，上千万人在创新创业，有10%的人多少能成就点事业，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能成为大的企业家，这就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第一个方面。二是大量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找工作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将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为熟练工人。三是农民，现在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学家庭农场的思想，农民要学技术，农民要懂得管理，这是西方农业发展的结果。这也是将来中国要走的路。这样就可以说中国不仅将会有新的红利，而且中国的人口多，新人口红利数量也是惊人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到，蓝领、白领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北京青年报》头版登过一篇报道，北京的环卫工人坐在计算边上操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技工过去凭体力去扫马路、清垃圾的，现在计算机指挥，正在运用机械设备在做。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去做，所以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将来会逐步消失。
　　第九个问题: 当前农村的两个突出问题
　　我这次带了政协的调研组到陕西调研，发现汉中市遇到一个新情况：汉中市是汉江流入丹江口的水库，所以上面下了死命令，原有的工厂污染的全迁走，保证汉江水的清洁。汉江两岸的农田不准打农药、不准使化肥，汉中又是一个贫困县。怎么扶贫？就要因地制宜了。
　　汉中市的西乡县我们去看了，西乡县把沿江、沿河两边的山林、丘陵和农田改成种茶树，因为有很好的茶叶，把茶树作为他的主要的产品就变了，打工的人就回到老家，要么种茶树，要么做茶工，而且茶树是不用使化肥也不打农药的。这完全是可以因地制宜脱贫的。
　　二是现在农村现在一个陋习影响越来越大，什么陋习呢？送份子钱、送红包，同村的人婚丧嫁娶都得送，所以负担不了，外出深圳打工的陕西汉中的民工春节不回家，春节过了悄悄回家，为什么？怕送红包。
　　第十个问题: 发挥第三种调节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那就要问了，有没有第三种调节？肯定有，怎么说有呢？因为市场的出现不过是几千年的事情，几千年前就有商品交换，所以市场不过几千年前的事情。政府调节，那就更晚了。那在漫长的岁月中什么力量在调节？人类社会在调节，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我们可以这么说，有市场、有政府以后，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道德力量调节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把这点要认识得很清楚，道德调节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调节，没有文化调节那是不行的。道德调节首先是自律，自律是自己对自己文化、道德的约束，互相帮助也是一种民间的传统，也体现着道德力量的调节。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我们都在谈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效率的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就是这样的意思，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没有物质技术是不可能有效率的，这是对的，但是效率有另一个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础，重要的问题在，如果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超常规效率是道德基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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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本军 U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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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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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三个方面.一是小与大的矛盾.小主要是指生产的小,大主要是指市场的大.小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我们在农业生产领域,仍然是以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主导；另一方面,在工业领域,我们在生产规模上仍是总体偏小,也有个作大作强的问题.大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我们国土面积大,国内市场广阔；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日益广阔的全球大市场.二是强与弱的矛盾.强主要是指政治的强,弱主要是指经济的弱.强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政治对经济仍然存在着干预过多问题；另一方面,政治对经济存在着利益上的严重侵蚀,如农民负担问题,本质上是强势政治对弱势经济的一种利益侵蚀.弱的主表现是：一方面,经济主体在权力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经济主体的权利保护也是处于弱势.三是实与虚的矛盾.实主要是指物质的实,虚主要是指精神的虚.一方面,国人在物质层面上,是在实实在在享受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国人的精神层面却越来越虚.实主要表现在：一是物质生产领域的高增长率；二是物质消费领域内的极端物欲化,如各种非理性消费等.虚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主导价值的困惑使富人阶层陷入虚无主义；另一方面,现实的无奈又使贫困者阶层走向绝望主义.目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乏,与虚无主义和绝望主义是紧密相关的.虚无主义导致了冷漠,绝望主义导致了极端.　　上述三大矛盾的影响是广泛的,涉及到各个领域,但又有所侧重.第一大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第二大矛盾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第三大矛盾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其中,小与大的矛盾是基础矛盾,弱与强的矛盾是核心矛盾,实与虚的矛盾是主导矛盾.也就是说,三大矛盾在整个国家的各种矛盾构成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一个是基础作用,一个是核心作用,一个是主导作用.同时,三大矛盾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分析问题时,我们不能将其完全割裂.　　政府是解决好上述三大主要矛盾的关键主体.首先,政府的关键作用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有效前提；其次,政府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有着巨大的规模优势和乘数效应；第三,政府的关键作用有望实现社会改革成本的最小化.　　政府要发挥好关键作用,自身改革是关键的关键.从目前来看,本人认为主要是：一要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二要大力推进干部用人制度改革,核心是要引进公平竞争机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党内民主是真正的突破口.没有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只能是有形式而无实质,或者只会加剧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另外,大力推进干部用人制度的公平竞争,核心是应体现透明性、群众性、法制性.透明性应要求信息应尽可能公开化,以利于决定的有效性；群众性应要求真正让群众能充分表达意见和权力；法治性要求用人应以法用人,以规则用人,而不是以人用人,应尽可能减少用人规则的随意性.党内民主主要着眼于内部权力配置的均衡；干部用人制度的公平竞争主要着眼于外部权力配置的均衡.而权力体系运作的均衡是整个社会走向均衡的关键,也是解决好上述三大矛盾的关键.党内民主和干部用人制度改革相比,党内民主是最主要的方面.只有实现党内民主,才能为干部用人制度的合理化提供前提和保证.要实现党内民主,一把手是主导方面.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民众的积极推动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这样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而更重要也是最理想的方式应是权力的拥有者能主动让渡权力.所以,中国的改革,既需要民众的推动,更需要拥有权力同时又能敢于放权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改革家和领袖人物的全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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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目前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及认识；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总体富裕程度确实显著提高；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职能的；实践表明，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区域；收入分配的经济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随时可能向深层；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安和现代化的根本
目前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及认识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总体富裕程度确实显著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大为增强了，与此同时，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后遇到的新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了。特别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问题等，凸显出来了.
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有关。比如，政府与民争利、行政干预增多、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失衡、消费驱动偏弱、机会不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腐败和违法乱纪屡禁不止、利益集团影响变大；其他如社会诚信危机，教育投入严重滞后，国民基础教育薄弱，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增多，社会结构不稳状态有扩大化趋势，等等。
实践表明，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等，都与这种政府主导模式和政府的缺位、错位和越位有关。特别是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由1978年的2．57倍(尽管到1983年曾降至1.82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从这个意义上看，民富的内涵有二：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相对合理。
收入分配的经济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显然，没有上述那些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条件将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法实现。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要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作出重大转变。
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块是市场机制失灵，对此，政府也必须发挥作用，这是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服务部分，它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起点。
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是行政体制的改革，这应该成为未来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程，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骛远，需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当务之急，是将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做实做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基本要求是：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采取综合措施改善总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改善产业结构，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以高质量的城镇化带动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促进要素在国土空间和区域间的流动，带动区域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发展大量的劳动密集型非农企业带动全社会就业机会的增长；鼓励自主创业。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要加快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采取综合性措施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环节改善收入分配，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理顺资源环境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相关的政府监管政策，丰富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引入市场化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碳汇产业，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既要明确改革优先顺序，也要合理确定改革的重点任务，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改革积极性，提高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度，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作者：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浏览次数：523 次 （一）总体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基本要求是：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采取综合措施改善总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改善产业结构，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以高质量的城镇化带动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促进要素在国土空间和区域间的流动，带动区域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改革科研院所的体制，提高国家研发经费的使用效果，改革教育体制，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充分激发全社会所有主体的创新活力，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发展大量的劳动密集型非农企业带动全社会就业机会的增长；鼓励自主创业。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要加快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采取综合性措施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环节改善收入分配，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理顺资源环境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相关的政府监管政策，丰富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引入市场化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碳汇产业，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既要明确改革优先顺序，也要合理确定改革的重点任务，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改革积极性，提高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度，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二）原则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全球发展经验的总结。只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发展实践，才能使中国的经济社会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发展。因此，要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为社会各阶层参与发展创造公平的机会，坚持让全体人民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
2.协同推进，重点突破。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相互掣肘，互为因果，共同制约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全局性、系统性的设计，必须协调推进。当然，协调推进并不意味着在各个方面均衡用力，也不意味着在各个方面同时取得突破。转变发展方式，要分轻重缓急，根据需要和可能，在某些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转型。
3.调动和保护各方面积极因素，形成合力。转变发展方式，特别是推动竞争优势实现动态转换，即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技术知识优势的转变，需要发挥政府、企业和市场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这需要界定政府和市场、企业和社会各界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使它们形成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还需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型的激励机制，以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合力。
4.迅速行动，赢得主动。在经济上升期，各种矛盾往往容易消化，转变发展方式的压力不大，动力不足。在经济下行期，各种矛盾往往会暴露出来，并日益尖锐，转变发展方式的压力会增大，容易凝聚共识，促成行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大量研究表明，在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逐步回落，这不仅会使得原来积累的深层次问题逐步显露出来，也会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紧迫而明确的时间要求。只有迅速采取切实行动，才能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5.扩大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转型。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经济全球化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但其总趋势不会发生变化。发展方式转变，应该、必须也有条件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以推进。要通过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要素支撑（包括技术要素支撑）和市场支撑。
6.深化改革，以体制机制作根本保障。发展方式能否转变，关键取决于各市场主体的行为。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受制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有什么样的制度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因此，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要继续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把破旧和立新结合起来，在消除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健全有利于发展方式不断调整和优化的体制机制。
（三）战略重点
针对发展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层体制性缺陷，“十二五”时期应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产业中高端竞争力、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和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方面，取得突破。
1.以完善社会保障和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改善民生、扩大内需
中国政府基本保障支出和居民基本保障水平都比较低。扩大政府基本保障支出，提高居民基本保障水平，可以成为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为了挖掘基本保障拉动消费的潜力，应重点解决基本保障覆盖面窄和地区间、职业间待遇不公平的问题，应优先保证五项“人人享有”，即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中职教育、少量收费的基本卫生保健、适当的住房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养老安排。由此带动的消费增量，基本上可以弥补因为出口增速放缓导致的总需求缺口。而实现五项“人人享有”的资金，可以通过适当提高中央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和出售部分新增资产的办法筹集。
2.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城镇数量、城镇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有大幅度增长。1978年到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7.9%提高到46.6%，年均提高近0.9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72亿增加到6.22亿。即便如此，中国的城镇化不仅质量不高，发展水平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加快推进城镇化，持续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使大多数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并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
使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创造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吸纳农民就业；另一个是在有工作的基础上，使农民及其抚养人口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城镇居民。这就是所谓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据调查，中国农民工总规模约为2.4亿左右，其中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农民工大约为1.23亿。无论是否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绝大多数农民工及其抚养人口都未能公平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农民工市民化还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人口转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3.以提升中高端产业竞争力为重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处在产业链中高端，才有持久的竞争优势；但一个国家只能是一部分产业可能具备这种能力。所以，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性，并结合国情，重点在研发设计、规模经济、精密制造、供应链、品牌和营销渠道等方面下功夫，形成一批今后二三十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在全球范围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从中国目前的产业状况看，有可能、有潜力形成中高端竞争优势的产业：一是以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为基础，同时具有一定研发设计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集群发展特征突出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机械制造、电子和电气产品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其中最为典型的四个子行业是机床、发电设备制造、汽车制造和高速铁路设备制造。二是以劳动密集和产业配套优势为基础，同时具有较大的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等竞争优势提升空间的产业。主要是轻工、纺织服装、部分电子机械等产业。三是具有显著的市场和生产规模经济优势，同时具备技术、管理和经营上的系统集成能力的产业。如钢铁、有色、化工等产业。四是由于技术重大突破或全球范围打破技术瓶颈，形成新的技术平台和发展机遇的产业，以及体现国家战略要求，由国家直接大量投入支撑的产业。如航空航天、新能源和环保、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当然，哪些产业能够形成长期竞争力，最终将取决于市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行业资料、中学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目前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及认识10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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