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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为创始人，故名。黄老之学始于盛于，尊崇和老子的思想，黄老学派并兼采阴阳、儒、法、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史记·乐毅列传赞》称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 、等 。黄老之学、发展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黄帝和老子的思想——：
在社会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影响，出现了“”。东汉时黄老之学与谶纬迷信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原始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社会的前进犹如一列惯性、人们难以完全控御的列车，在它到达终点之前决不肯减速缓行，而一旦发现到
达终点之后再去减速，巨大的惯性已然把列车拖出理想的目标很远很远。
汉初的道家有一句名言：攻守之术不同。短短数语，包含了用鲜血和生命付出的深重代价。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古代社会转型的完成，伴随着社会转型期而出现的政治思潮多元化也将划上句号。但是，当时的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对“”意犹未尽，仍然运用着原来的思维模式，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在思想与权力的交锋中，思想显得那样脆弱，一场规模不大的焚书坑儒，自由的思想就成了专横权力的刀下之鬼。思想的一统是迫切的政治任务，但用什么样的思想去“统”，人们的认识却不相同。秦代的政治家们不假思索地延用了过去的经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从逻辑上说，强权政治似乎能使自己的国家得以维持和久存，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作为中国中古社会开创者的秦朝仅仅存在了14年就亡家亡国，成了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却又无法回避的难题：以排山捣海、摧枯拉朽之势平灭了不可一世的六国，为什么统一之后“二世而亡”？痛定思痛，人们渐渐悟出了答案。早在汉高祖驰骋疆场的时候，秦王朝的遗臣就向刘邦称道儒家的《》、《》。刘邦对儒家的一套不以为然，斥道：老子骑马用刀枪打天下，哪里用得着什么《诗》、《尚书》！
在他的话语中仍然带有当年法家学说的余音：山东六国讲礼义结果愈战愈弱，秦行法术愈战愈强。陆贾的回答却使人耳目一新：骑马可以打天下，但骑马能治天下吗？自古以来，攻守之术不同。假如秦统一中国后改弦更张，行仁义道德之术，朝会灭亡吗？还有你刘邦的天下吗？显然，刘邦与陆贾有着不同的心理背景和心理感受：刘邦得意于建汉业之功，陆贾痛思于秦亡之后。陆贾已经比刘邦先行了一步。
然而，从本质上说政治思路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思想问题；是政治选择思想，而不是思想选择政治。经秦末战乱之后，整个社会一片疮痍，民无盖藏，人无作业，天下苦秦。当时人民亟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早在刘邦入关的时候就“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史记·高祖本纪》）我们今日虽不知秦法是如何的苛暴，但从“悉除去秦法”可知，刘邦这一做法顺应了民心，开操作之先河。黄老政治的正式出笼是在为相的时候。汉初曹参任相，他延请长老儒生问以治国之道，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曹参不知所从。无奈之下，他听说胶西有一位盖公治，于是重金礼聘。盖公的策略很简单：政治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照计施行，相齐九年，齐王国大治。死后，曹参继为汉相，他将在齐国的治术推广到汉，大获成功。当时的人们赞颂道：“萧何为法，斠
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黄老政治的思想基础是黄老思想，而黄老思想兴起于战国晚期。在诸子百家的争鸣当中，道家是当时政治思想的主流，各家各派莫不受其影响。黄老思想兴起于齐国，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师承关系。《史记·乐毅列传》记曰：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胶西，为曹相国师。”
黄老学说直接来源于河上丈人，而河上丈人和安期生是战国晚期著名的隐士，是道家隐士一类的人物。道家中的一派在涉入政治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黄老思想渐次形成。同样，儒家和法家为了解决本体论问题，则不断地吸收道家的自然哲学，而不取其无为之术。从力学的原理看，两个完全相反的力相互作用，会彼此削弱增强，造成一种新的平衡。黄老思想正是这样。
从黄老政治
的实际情况看，它是对秦王朝极端暴力政治路线的纠正，黄老之术本身是较为温和的道家路线。因此，黄老政治反映在政治操作中是有为，而决不是消极无为③。
时发生的一场政争颇具典型意义。一日，朝廷上又发生了舌战。黄老学者断言：商汤王和王不是受命之君，他们用武力夺得天下是谋逆不道。治齐《诗》的儒者辕固生立即予以驳斥：不对，夏桀与商纣暴虐无道，人心叛离，商汤周武诛桀纣乃众心所归，商周之兴是民意的抉择！黄生反唇相讥：冠虽弊，一定要戴在头上；鞋虽新，却要踩在脚下，这叫上下有别！桀纣虽失道然不失为君；汤武虽圣贤却不变为臣。臣诛君，犹鞋加于头，这如何能行！儒者辕固生被逼无路，道出了潜台词：照你黄生所说，高祖诛暴秦建即天子位，岂不成了了吗？言辩至此，不容再论，景帝急忙阻断，方算罢了。如果再辩下去，黄生也照样可质问：妄言革命，乱臣贼子假冒天命人心，这汉家天下又如何能够长治久安？这表明，他们还没有从革命和改朝换代的思路中摆脱出来，认识的转向还需要时间。
在黄老政治和黄老学说的环境下，儒家学说逐渐成长起来。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当刘邦还在鏖战疆场的时候，儒者陆贾
就向他提出了文治的主张。刘邦似乎觉得陆贾所说不无道理，于是让陆贾总结历史经验，“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于是陆贾作书十二篇献上，高祖称善，号其书曰《新语》。陆贾认为，政治的对象是人，对人的治理离不开仁义道德，能实行仁义道德的人是圣人，历史上的尧、舜、禹就是这样的圣人。“尧以仁义为巢……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因而他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于无穷”（《新语·辅政》）。相反，“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权，故有倾仆跌伤之祸”。“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陆贾认为，政治固然离不开法律，但法律并非万能，它只能成为道德政教的辅助手段。陆贾宣扬“”，这“王道”就是“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新语·道基》）。作为儒家思想的先导，陆贾还宣扬天人感应。他声称“恶政生【于】恶气，恶气生【于】灾异。蝮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新语·明诫》）。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他们“因天变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新语·思务》）。在这里，我们已然可以看到此后学说的影子。
继陆贾之后的是。在著名的《》中，贾谊进一步总结了秦亡的教训。他对秦王朝的历史作了深刻的反省，指出秦统一中国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统一前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攻”，而统一后的首要任务是“守”。战国时代各国纷争，奋力相搏，强者生存，弱者败亡。而统一之后，人们渴望安定，需要休养生息。秦一味地采取法家的激进路线，不懂得“攻守之势异也”，难免迅速败亡。他说：“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是在为汉王朝的统治出谋划策。贾谊又对文帝时的黄老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随着西汉政治的稳定和发展，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诸侯坐大，，等级不严。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却侈谈什么“无为”，坐视社会陷入新的危机之中。他大声疾呼：“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新书·数宁》）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先见之明。有鉴于此，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正名号、严等级、尊天子、行仁义的政治措施。
经过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恢复并空前强大起来。政治上，在平定了七国的动乱后，诸侯王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封建国家得以巩固。然而在思想上，当时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这势必影响政治的长治久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少志高的刘彻向“”之士发布了“策问”。汉武帝问道：传说中的五帝三王时期，天下太平，百姓。然而圣王殁后，大道衰微，世道绝落。五百年来，虽有无数志士仁人欲法先，救世于危乱之中，然终不能得。这社会到底还有无出路，如何是好？万端感慨，化作如下疑问：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汉书·董仲舒传》）
问题重重，但汉武帝并不让儒生们就事论事，而是要找出一个根本性的答案，而且要言简意赅，即所谓“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在元光五年（前130）的策问中，这重重疑虑简作五问：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
“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禹汤水旱，厥咎何由？”
“仁义礼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
“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汉书·传》）
至此，汉武帝策问的主题已经昭然于世：国家政治是由什么主宰的？这个最高的主宰与政治的盛衰是什么关系？这是命题策问，对应答的要求很明确：要论证这个最高意志的存在，而决不是否定它。当时前去对策的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公孙弘不过是其中之二而已。
思想的一统是政治要求和政治选择。不是李斯造成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也不是董仲舒造成了“”；恰恰相反，是特定的政治文化造就了李斯和董仲舒，是和汉武帝利用了李斯和董仲舒。儒术之兴是社会的需要，反映了一种文化倾向和政治倾向。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治的合理性到底在哪里？国家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依据？
选择什么样的对象作为思想中的主宰，这是摆在当时政治家和思想家面前的迫切任务。就西汉中期的思想倾向而言，人们选择的是“天”，董仲舒的“天”学说是这一倾向的杰出代表。
“天”作为政治的信仰对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前文已述，西周春秋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信仰，“天”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神灵，而是对神灵世界的泛称，是一个混沌而模糊的宗教概念。这种情形保留到儒家的经典之中，而这些儒家的经典又进一步影响了汉代儒生的思想和政治实践。但问题是，经过战国时期无神论思潮的洗礼和荡涤之后，“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泛指自然界的概念，如同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那样，它又怎能成为汉代至高无上的具有绝对威权的神灵呢？董仲舒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董仲舒把“天”塑造为整个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神灵，是神上之神，是神灵世界的主宰。他说：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
“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义》）
所谓“百神”，不但包括各种自然神灵，如山神、水神，也包括社会神灵，如祖先神。
其次，在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中，“天”与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有血缘伦理关系，它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董仲舒说：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
“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春秋繁露·观德》）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既然人类与“天”有这样的血缘伦理，人类与“天”之间自然也应该有相应的尊卑关系，一种基于当时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政治宗教伦理，如君臣、父子关系。董仲舒说：
“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今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春秋繁露·郊祀》）
儿子应该孝敬父亲，作为“天”之子的皇帝也应该礼敬上天，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是“天”造生出来的，“天”是人类的始祖，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天”的基因，这被董氏称之为“人副天数”。他说：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人作为“天”的副本，不仅在形体上具有“天”的属性，而且在品性上也与“天”相通。董氏认为，人身体的结构和骨骼的数量都是上天精意的安排，是天意的体现：
“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366日）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方面董氏讲“天”是宇宙的创造神和主宰，有意志品性，但当他具体讲述“天”的特征时，说的却是每年的天数、月数、五行、四时，“天”又变得那样含糊和抽象。这是中国古代“天”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这一特点，导致了中国古代国家信仰的抽象性、不明确性和模糊性，它既可以被一些人理解为一种政治神学，也可以被一些人理解为一种政治哲学。董氏又进一步发挥说：
“人之身首★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腰）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分界）。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
把人的头发比作星辰，耳目比日月，呼吸比风气，智能比神明，如此等等，其荒唐程度令人喷饭。然而，此番言语出自一代名儒董仲舒之口，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三思：当时大儒的思想如此，一般民众的思想又该如何？是董仲舒一个人的大脑出了毛病，还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如此？
第三，董仲舒还以物质世界的同类相应相动现象为依据，试图证明绝对主宰——“天”的存在。他首先举例说明“同类相应”的现象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固以类相召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他还进一步从阴阳、气的方面说明“物类相召”：
“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东风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应该说，上述自然现象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并无神秘之处，前引文中也说“非有神，其数然也”。这似乎显示出董氏有非神主义的一面。但当他探讨物质世界背后的“数”时，却得出了全然相反的结论，走向了神学主义。他就前面举出的例子作反证说：
“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这个无形的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使之然者，就是“天”。至此，我们最终发现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真正目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注意到董仲舒学说的最大特点是天人感应论，这似乎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但似乎又没有把问题点破，因为董氏学说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阐述天人感应现象，而是为了证明至高无上的宇宙主宰的存在。抓住了这一点，才抓住了董仲舒政治神学的根本。
经过董仲舒的一番艰苦努力，以“天”为最高主宰的政治信仰体系在西汉中期基本创立，成为汉唐国家宗教的基本信条。但是我们也看到，“天”作为一个终极信仰对象，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而为其他宗教渗透到政治中留下了空隙。受西周以来的“天”观念的影响，董仲舒所崇立的“天”既无法成为一个彻底的人格神，也无法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政治理念，而是游移于这二者之间，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混沌体。董仲舒花费了很大精力论证“天”有意志和喜怒哀乐，但“天”又没有任何形象；而在某些场合，他却高谈“天地”、“天高”，让人们直观感觉到的却是作为物质空间的天。比如他说：
“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现）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无法得出“天”的神圣形象。“天”的这一混沌性特点，使人们把握起来颇为困难，甚至导致了学术上的意见纷歧。比如，有学者认为董仲舒所说的“天”是“泰一”神的“别称”①，这与汉代把西周的“天”作为上帝的别称是类似的。
为了建立以“天”为主宰的政治神学体系，董仲舒还克服并化解了战国以来以“阴阳五行”和“气”为核心范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并将这些范畴纳入其神学体系之中，从而为“天”信仰的重建清理了道路。
在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阴阳指宇宙世界的运动方式和动力，阴与阳的交互作用促使物质世界生生不已，变化万端。然而，在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中，阴阳变成了“天”的意志的体现，是一种有目的驱动性的力量。他说：
“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春秋繁露·顺命》）
“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春秋繁露·暖燠孰多》）
董氏把阴阳说成是天之“道”，用意并不在于解释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更重要的目的是论证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德与刑。他提出，阳与德同质，阴与刑同类，阳德居主导地位，阴刑居次辅地位，这是“天之志”。他说：
“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基义》）
更有甚者，董仲舒还把阴阳与人的社会政治身份比附起来，认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而实现了他把社会中的人群划分为不同政治等级的目的。他鼓吹男尊女卑：
“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阴之中亦相为阴，阳之中亦相为阳。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皆为其上阴。”（《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进一步扩而展之，而有“三纲”之教：
“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春秋繁露·基义》）
诚然，社会分为许多等级，人是等级化的动物。但董仲舒用阴阳把社会分裂为相互对立的阶层，从而为人对人的奴役与压迫鸣锣开道，将封建等级论证成天经地义的，其政治目的是为了固化当时的社会秩序，为政治稳定服务。
五行是关于物质世界构成要素及其相互转化的学说。同处理阴阳学说的方法一样，董氏将五行纳入了他的政治神学体系当中，五行成了“天”的品质的一部分。他说：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春秋繁露·五行对》）
原本是自然存在物的五种物质，原来的五行相生相克，被强拉硬扯地与人伦关系牵扯到一起，并名之为“天之道”：
“天有五行……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把五行与四方、四季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反映上天意志的理论框架（如下图所示）：
杀 秋 西 金 土 木 东 春 生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五行”与四方、四季相配，不可避免地发生“五”与“四”之间的不协调和矛盾。为了使五行与四方相匹配，董仲舒把“土”置于中间的位置。他解释说：“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与此同时，董仲舒还把五行与五官、、五政联系起来，可示之如下：
木：司农 仁 进经术之士，道之义
火：司马 智 圣之士，上知天文
土：司营 信 卑身贱体，夙兴夜寐，称述往古，以厉主意
金：司徒 义 臣死君而众人死父，亲有尊卑，位有上下
水：司寇 礼 君臣有位，长幼有序，朝廷有爵
将这些内容纳入到前面的框架中去，不难发现董仲舒试图制作一个政治模式，以便将各方各面的政治内容纳入到五行说中去，由此构造一个神学政治理论模式。在《五行顺逆》篇中，他论述了政令不善会导致五行的失常；相反，《五行变救》篇提出当出现五行异常现象时，应当救之义政--五行异常是由于政令不善引起的。尤其是在《五行五事》篇中，董仲舒把五行与君主的所谓“五事”貌、言、视、听、思结合起来，君主的一行一动都受五行的制约，几乎成了政治宗教诫条。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此篇与《汉书·五行志》所载《五行传》如出一辙，是否抄袭了董仲舒之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中，“气”或“元气”是构成物质世界的最基本元素和物质微粒，万物本于“气”，“气”隐含于万物之中，这是春秋战国“元气”说的基本观点。董仲舒要建立新的政治神学体系，不得不消弭原来的“元气”说，赋予“气”神秘的品性。他的做法是，一方面肯定“气”与万物有关；另一方面使“气”具有意志品性，成了“天地之化”的体现：
“天地之化，春气生而百物皆出，夏气养而百物皆长，秋气杀而百物皆死，冬气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气而精，出入无形而物莫之应。”（《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这“气”与“天地”牵扯到一起，变得神秘莫测、扑朔迷离起来。“气”还与“阴阳”牵合到一起，“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春秋繁露·天地阴阳》）。“气”与阴阳一旦结合，其意志属性便骤然增加：
“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皆天气之然也。”（《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阴阳之气”也好，“天气之然”也好，总而言之它成了神秘的“天”的意志的体现，成了“天”宗教的内容之一。当然我们也看到，董促舒要想把“气”作为物质元素的特征完全抹煞也极为困难，他的努力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气”在董氏学说中成了一个混沌概念，难以彻底理清。
四、君权天授
董仲舒竭尽全力论证“天”的神圣性质，其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是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神圣性质。董仲舒鼓吹，在现象世界背后主宰社会的不是人，而是神圣的“天”。但这个政治的最高主宰又不能直接出面指挥社会，唯一的办法是将权力授予现实的人，这个人就是君主。这就是君权天授论。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对策”中说：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汉书·董仲舒传》）
上天授命某人为王为君，但上天又不能说话下命令，人何以知晓？有办法，天会降下祥瑞命符。为了论证祥瑞符命的存在，董氏只得采纳谶纬的方法，以证明天命的存在①。上天降命到人间，要落实在某一个真实的人身上，这个真实的人为什么会得到天命的权力呢？是因为他生来就与众不同，上天为了治理天下才特意将此人遣降人间的。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中编造了君权天授的历史例证。他说，上天将要把大命授予舜的时候，先给舜的祖先赐姓姚。舜的体型也与众不同，上身比下身长，圆圆的头脑，并且有两个瞳子。他生性文质彬彬，孝慈之道纯备。上天准备授予禹天命的时候，先给他的祖先赐姓姒。禹出生后的形貌，后背多毛，高高的身材，大脚而善于行走，懂得地形和水文。上天将授命给汤的时候，先给其祖先赐姓子氏，使其女祖先吞玄鸟卵生契。契生来胸前多毛，明于人伦。到了汤的时候，身体高大，足小，生性纯仁。上天要授命予文王，先赐给其祖先姓姬，其祖先后稷生来善于农作。到文王的时候，身材高大，生有四乳，大足，天生善长于土壤农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谶纬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实滥觞于董仲舒。
针对战国时期以来流行的禅让说，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并不属于他个人所有，他无权转让给别人。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是天命转移的结果，是上天的意志在起作用。因此，他强调天命之所以会转移是因为政治有阙，需要由新圣替换旧圣承担治世的使命。因此，更受命之后应该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如果一因旧制行前代之政，这易姓而王也就失去意义。他强调，君主的职责是“事天”，事天就应该“承天意”，由此引发了他易姓而王的一系列措施：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见《春秋繁露·楚庄王》）。他强调说：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
“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沿着君权天授的思路，君势必成为神灵在现实世界的唯一代表，成为处于一神之下、亿兆民众之上的半神半人的怪物，其结果是天下安危系于君主一身。他引用了《诗》中的文句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其实，他还应该加上一句：一人有祸，万民承之！
另一方面，作为知识理性和文化代言人的董仲舒也不希望在理论上使君主获得失去控制的权力，而要对君权适当加以限制和约束，这理由便是君与民何者为第一位的问题。受孟荀以来儒家文化的熏陶，在民与王的关系上，他讲民重于王：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从表面上看，君权天授论使皇权获得了神圣的属性，皇帝成了神灵在人间的代表，他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地位与权力。然而稍作思考就可发现，实际上董仲舒并未赋予皇帝绝对的权力，相反是在约束皇帝的权力。在理论上，皇权来自于神灵，皇帝是完成神灵使命的使者。皇帝统治的合理性来自于他“替天行道”，如果他不能很好地完成上天的使命的话，他的统治就失去了合理性，他就应该下台。如果同的专制理论相比的话，可以说韩非赋予君主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人民是君主的牛马和奴隶；而董仲舒的论却不是这样。
为了向世人昭示君主身份的重要性和君权的神圣性，董仲舒还力倡恢复周代的郊祀制度。他说：
“郊礼者，人所最甚重也。废圣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于冥冥不可得见之中，虽已多受其病，知之？”（《春秋繁露·郊语》）
在他看来，君事天犹子事父，郊祀就是事天的具体方式之一。他鼓吹说，周文王能虔诚地祭祀上帝，所以得到了上天的福佑，国家昌盛，子孙多福。他还说，天比祖更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郊祀都不可废止：
“《春秋》之义，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地之礼也。”（《春秋繁露·郊祭》）
在当时，很多人反对恢复郊祀制度，理由是郊祀活动劳民伤财，国家的财力难以支持。董仲舒用事奉父母比喻祭天，说天子像事奉父母一样事天，象对待子女那样对待万民。如果说万民未尝饱食就不祭天的话，无异于说子孙未饱就先不要供养父母！没有比这样的理由更悖于情理了。汉武帝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开始了郊祀和封禅活动的。
董仲舒所创造的“天”不仅是宇宙世界的主宰神和缔造神，而且是社会正义的创造神和仁义道德的化身。在答汉武帝的策问中，董氏以《春秋》开篇的“春王正月”四字立说，阐述王道的来源：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董仲舒传》）
董氏的这番论证乍看起来十分粗陋荒唐，但其匡扶政治的用心可谓良苦。如果说这样的论证显得委婉迂曲的话，他提出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则是非常鲜明的政治纲领。那么“天”或“道”到底具有哪些内涵呢？
公正无私。董仲舒认为，万物都是上天创造的，万物与距，无偏无倚，“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因此，圣人治天下应该“法天而立道，亦溥（普）爱而亡私”（《汉书·董仲舒传》）。即是说，讲求公正原则，王道荡荡。
位尊而仁。天是至高无上的，但人们无法直观地见到天如何居高临下，见到的是天的伟大和仁慈，这实在是至善至美。他说：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春秋繁露·离合根》）
上天的仁义品质，既表现在它化育万物上，也表现在它赏罚得当上。董氏认为“覆育万物，化而生之”，“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是天最基本的品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是世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天的这一品质还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政治中，使社会中也充盈着天道：
“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三纲”信条是固化社会关系的需要，但只有把它与天道栓在一起，才能证明它具有仁义的性质，从而使它在人们的心灵中生根。
孝。董仲舒主张，孝是天的品质之一，即所谓“天之经”。问董仲舒，你说孝是天经地义的，该怎样理解，有什么道理？董仲舒回答说：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父之所生，其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春秋繁露·五行对》）
把“五行相生”与人世间的孝道相提并论，并与“天”联系起来，这是董仲舒国家神学理论的重要特点。其目的很简单，把孝道纳入他设定的最高理性“天”的信仰中去，从而使孝道具有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
阳德阴刑。就人们的直观感觉而言，自然界有阴阳和四时。董仲舒学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给阴阳赋予了意志品性，说成是“天”的喜怒的体现。他说：
“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给阴、阳的性质作了一番规定，落脚点是要说明天有德、刑，用德多而用刑少。在其它场合，董仲舒又主张“任德不任刑”。他说：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
“大德小刑”说与“任德不任刑”说大原则一致，但程度有差异，表明董氏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游移未定。不任刑是不可能的，但针对自战国以来到西汉前期的重法主义政治倾向，唯有强调不任刑，才能达到实际上的“小刑”。天意已定，君主施政唯在顺天而已：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汉书·董仲舒传》）
总而言之，君主的使命是体现天道，政治路线以天意为指归，人主应该“与天共持变化之势”（《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董仲舒不但为神化君主卖力，而且也试图对君主的政治行为作出必要的框限，从而将政治纳入特定的秩序中去。
此外，董仲舒还从名号方面对君主的职责作出了要求。他声称：“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故曰：天覆无外，地载兼爱。”（《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王与皇、方、匡、黄、往五词之间是否同源，董仲舒没有论证，从他的一贯做法来看也没有必要论证，他认为王应该具有这些品质。随后，他又对“君”的含义作了类似的说明，认为君道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从字面上看，董仲舒对这五科的解释更为荒唐，但其宗旨则一，要求君主与天合德，平治天下，从而达到国泰民安。
在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体系中，世界是属于“天”的，主宰人类命运的是“天”。当“天”创造了世界和人类社会以后，为了治理万民把直接管制万民的权力授予了“天子”——与“天”具有最亲近血缘关系的人。然而，在董仲舒看来，这种授权不是无条件的，君主必须秉承上天的旨意，执行上天的道德原则，替上天管理好社会。所以，董仲舒把君主治天下称之为王者以道配天。他举例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所谓“四时”、“四政”是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及与之相类的庆赏罚刑。董仲舒说：“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类似的话董氏说了很多。除了四时之政外，还有五行之政，前文已述，兹不赘。无论是四时之政还是五行之政，都是一定的政治范式，君主依照这些范式办事，政兴人和；否则，便会有灾异。董仲舒说：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进经术之士。挺群禁，出轻系，去稽留，除桎梏，开门阖，通障塞。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鳝鲸不见，群龙下如。”（《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意思说，君主在春天行木政，应该劝农耕桑，发展生产，不夺民时，不刑杀。如果君主这样做了，上天就会降下祥瑞，草木嘉茂，鱼龙祥如。如果君主没有按照木春之政的要求做，上天就会降下灾异：
“人君出入不时，走狗试马，驰骋不反（返）宫室，好淫乐饮酒，沉湎纵恣，不顾政治，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则鱼不为群，龙深藏，鲸出见。”（《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编造出祥瑞灾异说，看似荒唐无稽，以往学者多嗤之以鼻。其实，祥瑞灾异说在古代政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功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董仲舒把君主的貌、言、视、听、思这“五事”进一步与五行牵联起来，用五行对君主的行为实施约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说：
“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也，其音角也，故应之以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霹雳者，金气也，其音商也，故应之以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而秋多电。电者，火气也，其音徵也，故应之以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气也，其音羽也，故应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气也，其音宫也，故应之以雷。”
把风、霹雳、电、雨、雷五种自然现象与五行拴到一起，并把这些现象的异常说成是君主的政治过失所致，其积极意义是随时对君主的行为有所警示，规范政治的正常运行。这一点，董仲舒直言不讳地表白出来。在《必仁且知》篇中，董氏强调凡是灾异都是由于政令不善而致，天不枉现灾异。当政治开始出现不善的苗头时，上天马上就会降下小灾小害以示谴责。如果执政者没有醒悟察觉的话，上天会降下大灾以促使君主悔过自新。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上天会毫不留情地进一步降下灾祸，迫使人君改邪归正。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上天才会剥夺人君的权位，将天命转移到他人身上。因此，灾异成了君主政治的紧箍咒和风向标，君主可以借此知道政令的臧否和上天对自己的态度。由此而导出的结论是，君主对灾异的态度应该是“畏之而不恶”（《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不讳言自己的过失，知过则改。董仲舒为此编造了一个例子说，的时候因为见不到灾异反而惴惴不安，他主动向鬼神祷告说：难道上天要使我灭亡吗？为什么不指出我的过错，难道我的罪过大到了不可饶恕的程度吗？董仲舒赞赏楚庄王的态度，告诫君主应当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中对这一思想有一段概括性的论述：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有意把家喻为一个责任政府，当然，君主不是向下边的人民负责，而是向那虚空的上天负责罢了。
董仲舒创立的政治神学体系适应了新兴国家的需要，被汉代政府接受了下来，成为汉代社会的官方思想和政治信仰。这是董仲舒对汉代社会和的巨大贡献，它促进了汉代社会的稳定和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作为汉代官方神学的“天”信仰体系是在大儒董仲舒的参与下建立的。因而，探讨“天”信仰的特点就不能忽略董仲舒的学术立场及其理论特点。董仲舒是以西汉政府立于官学的公羊学经师的面目出现的，在人们心目中，他是知识和理性的代表。汉武帝以皇帝身份向全国发布策问，策问的对象是“贤良文学”，即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皇帝策问的命题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宗教内容，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下，策问的内容却是十分严肃的理论课题，而不是信口胡言。我们应当看到，在西汉政治舞台上，官方所立的经师与方术士（如栾大之流）是不同的，“贤良文学”是当时文化的代表。
春秋公羊学是典型的今文经学，其突出特点是不拘于章句考证，善于从经典中阐发出“大义”，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具有哲学的特色，与之相比古文经学具有史学特色。今文经学具有开创精神，但从表面看它并不背离传统和经典，这是公羊学在武帝时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董仲舒创立的政治神学体系就是从《春秋》当中“微言”出来的。在上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春秋》是董仲舒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他声称：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春秋》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之所以敢于提出禁绝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诸家学术，正在于他高举的是“孔子作《春秋》”这面旗帜，他是以正统自居而向各家开刀的。对《春秋》的充斥于董仲舒的一言一行中：
《春秋》讲人道和王道：“《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洽）而王道备……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春秋繁露·玉杯》）
《春秋》讲自然之道：“《春秋》深探其本……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美。”（《汉书·董仲舒传》）
此外，董仲舒讲“二端”、“五始”、“易姓更王”、“三世”、“十指”、“六科”，无一不是从《春秋》立说。这样，“天”信仰牢牢地植根传统中，无论任何人，自皇帝到儒士，都不得不认同其权威。
“天”信仰具有十分明显的理论特点。第一，“天”观念是一种“入世”的信仰。就人们对民间宗教的认识而言，所有的民间宗教都是“出世”的，向往来世和再生，对现实生活抱着一种淡漠的态度，无论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皆然。但是，汉代的儒教却不然，它从来不让人们脱离现实生活，相反，对信仰的追求直接导致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天”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但它对人们死后的世界毫不关心，它只关心现实的秩序和道德，它降下的天命控制的是活着的人。第二，“天”观念是一种政治信仰和国家信仰。“天”信仰与现实政治直接关联，没有政治的需要就不会有“天”信仰的出台。一方面，“天”信仰利用了周代的“天”概念，天命与政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汉代的政治信仰是在政府的直接需要和倡导下建立的。这两方面的因素制约着“天”信仰只能反映官方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东汉中后期出现的《太平经》是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在《太平经》中，作为价值中枢的“天”和“道”，其道德观具有“太平”色彩，对现实政治抱有明显的不满情绪。而儒教对政治秩序是全盘的肯定，宣扬三纲五常君臣父子，要人们做忠臣孝子，其政治功能十分明显。虽然儒教也抬出“道义”一类的字眼，试图对君主予以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为君主政治服务的。究其原因，正在于它是官方的政治化的宗教。第三，“天”信仰是一种高级信仰，是抽象的信仰。从宗教发展史的宏观过程看，人类的信仰对象最初是万物有灵，随着人类心智水平的发达，神灵的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形成一神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一神信仰更演化为纯粹精神的宗教。在现代信徒看来，“上帝在我心中”就足够了，不需要什么偶像。以精致哲学自命不凡的存在主义不过是更加抽象的精神宗教。信仰的形式与人们的思维能力有关。一个心智未开的幼童需要玩偶，而这玩偶对智力发达的成年人来说无异于巫术。这恰好可以说明古代信仰与现代信仰的差异。反观“天”信仰，它虽然出现在古代，但却是古代文化人的信仰，是一种较抽象的精神的产物。人们虽然尊“天”敬“天”，但天只能反映为一种绝对意志“命”，一种抽象的理性。“天”无形体无偶像，这曾经使中国古代的学者感到困惑。为了解决“天”信仰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汉儒和曾解释说，“天为体称”，“帝为德称”。其实，“天”是“天”，帝是帝，二者不是一回事。“天”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它的哲学品格，它只能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能作为崇拜去偶像，以致于很多学者认为“天”信仰只能算作“哲学”，不能算作“宗教”。其实，哲学不过是高级的宗教而已。
曲高者和寡。儒教产生于儒士的理性之中，天生带有贵族宗教和知识宗教的品性，这就决定了它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一，它脱离大众的日常生活。对于目不识丁的百姓来说，阴阳五行无异于天方夜谭，抽象空洞的“天”说教使人摸不着头脑。百姓需要的是切近日常生活、随时可以感受到的主宰力量。说穿了，他们需要偶像，需要思想的玩偶。第二，“天”信仰不能解决百姓的精神需要和心理需要，无法解决生死病痛的问题。从一个侧面看，宗教是一种精神麻醉剂。一个人不但有健康之时，也有生病之刻；一个社会不但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病痛的躯体需要麻醉，痛苦的心灵也需要抚慰。但汉代“天”信仰的这一功能并不完备。宗教的功能在于它能完成心理平衡，现实世界的痛苦将要在未来世界中得到加倍的报偿。汉代的儒教宣扬三纲五常，要人们付出的都是义务，这些付出无法得到补偿和回报，因为在儒教中来世是不存在的。第三，民间宗教需要特定的修行方式，思想要通过行为得到体验和强化，二者相辅相成。反映汉代国家信仰的郊祀、明堂活动等，是皇帝个人的游戏，与大众无关，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
游荡的魂灵需要归宿，需要自己的家园。直到中国本土的道教兴起和外来的佛教传入之后，大众的灵魂才找到这个“家”，游魂才最终找到归宿。
文帝即位后，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这些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汉初以来风行于世的黄老思想。
老子和庄子创道家学派以后，其成员为标榜道家学派渊远流长，一些人将黄帝说成是道家学派的最早始祖。到西汉初年，黄老并称的说法开始出现。
黄老思想是道家学说的发展和继续。陆贾是汉初黄老思想的最早倡导者。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陆贾曾对刘邦说：陛下虽然是在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治理国家，应该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刘邦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便令他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陆贾以黄老学说为指导，结合汉初的政治、经济状况，写了一本名为《新语》的书，提出必须实行 无为而治 的黄老政治思想，才能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陆贾在书中，深刻地揭露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由于对人民实行重赋敛，繁徭役，严刑罚所致。
因此，他主张统治者对人民不要过多地干涉，要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样才可以减少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陆贾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刘邦的称许，他写的十二篇《新语》，每向刘邦上奏一篇，刘邦都 未尝不称善 ①，并依照陆贾的建议，推行 与民休息 的政策。此后惠帝、吕后和文帝、景帝统治期间，都有意识地、自觉地将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加以推广运用。
汉初推行黄老学说最为著名的是曹参。他从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
始任齐相。到任后，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②。曹参根据盖公的建议治理齐国，果然使齐国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为相国， 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由于无所事事，便终日饮酒作乐。当惠帝责问他时，曹参回答说：陛下和我本人的才能都不及高祖和萧何。既然他们早已把一切制度法令规定得很明确了，我们只要恪尽职守， 遵而勿失 就可以了。
另外，曹参选拔官吏时，凡 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专门任用 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 ①。这些官吏 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 ，从而形成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无论是 汉承秦制 ，还是 萧规曹随 ，对于经过长期战乱的汉初社会而言，都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刚刚脱离了战乱之苦的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不希望社会制度无休止地变动，汉初的黄老统治思想适应了这一要求，因而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初，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使得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连年战乱导致的天灾人祸，使西汉初年的人口锐减，刘邦路过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时，见到那里的户数从秦末三万多户减至五千多户时，还高兴地称道这个城市的繁盛同当时的洛阳城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依据黄老思想，对农民采取了让步的政策。西汉初年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手工业和商业也开始繁荣。到文帝和景帝统治时，社会经济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史记？平准书》中说：长安国库里的钱有几百万万，串钱用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而仓库里新粮压旧粮，甚至堆放在露天地上，腐烂得不能吃了。
　在有些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比中国好一千倍一万倍。美国福利好、工作轻松、物价低、没有腐败，自由，民主，而中国福利差、工作累、物价高、腐败至极，不自由，不民主，最后得出结论：美国人比中国人生活好是因为美国的制度比中国好，但真是如此么？美国真的那么民主、自由，真的没有腐败么？　　中国1840年GDP世界第一，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上第一个不平等《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赔款2100万元，割让香港。1844年7月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　　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中国战败，期间的1858年6月中国与俄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10月中国与英法在北京签订《北京条约》，俄罗斯以调停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功为借口，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共100多万km2的领土割让与俄国！中国东北美丽的大片河山、中国最大的岛屿，从此落入北极熊之口！　　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1885年中法签订《中法合约》，1890年中英签订《藏印条约》，1893年中英签订《藏印续约》，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内容：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等等，马关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日，中国被迫与俄、美、英、法、德、日、意、奥、西、比、荷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共12款，另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有：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多量；将北京东交民巷化为“使馆区”，允许各国派兵把守，中国人不准居住，等等。《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极其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建社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腐朽的清朝统治，1916年年初袁世凯恢复帝制，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郁愤中病死，袁世凯死后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中国四分五裂，1926年到1928年北伐战争，蒋介石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 当时台湾已经在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但西北西南诸省还是地方军阀在控制，而西臧还处于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只是没人承认。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史称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战事蔓延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各方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三十万，造成官兵伤亡在三十万以上。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随后，进行长征，围剿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北伐后到抗战前中国几乎天天都在打仗。　　日日本炮轰卢沟桥，史称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八年抗战开始，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中国伤亡军民3000万，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社会财富遭洗劫，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国共内战，估计有1500万人死于国共内战，经济损失估计千亿美元以上。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GDP179.56亿美元，人口5.4亿，人均GDP是30几美元，世界排名估计最后几名吧，日朝鲜战争爆发，日中国参战，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死伤人数几十万，中国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中印战争。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争。1979年中越战争。1978年太宗改革开放。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2年中国GDP将近美国一半，中国人口近14亿，美国人口近3.1亿，中国人口总数为美国的4.5倍，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9。　　日，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宣布美国独立。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又称美国内战，美国内战是美国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它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度，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铺平了道路，使美国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　　美国1840年美国GDP占世界比重不到5%，美国1860年GDP世界第四，美国1894年GDP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914年8月—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本土未受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上的一次浩劫，但却给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战争初期，美国利用“中立”的有利地位，利用交战双方对军需物资的大量需求，充当双方的兵工厂，迅速扩大军工生产和重工生产；此外，美国还在战争期间对英法贷款，并乘欧洲交战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减弱的良机，扩大工农业生产，进行商品输出。战争结束时，美国已从战前一个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到1924年，美国掌握的黄金总额已达世界黄金储存量的1／2，控制了国际金融市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中心由英国移到了美国。这就大大加强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为更新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迅速发展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从而为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和高涨，此间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英、法、德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处于停滞或恢复状态，便于美国经济势力向外扩张。美国国内通过技术革新、固定资本更新和企业生产及管理的合理化，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空前加速，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均创新纪录，汽车制造、电机电器制造和住宅建筑业发展尤其显著。到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当时英、法、德三国所占比重总和，以致柯立芝总统声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日-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本土未受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上迄今为止破坏性最大参战人数和参战国家最多的战争，日晨8点05分（夏威夷时间）日本第一机动舰队的第一批次攻击机群向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击沉击伤6艘美国太平洋舰队战列舰和其他大小舰艇，美国死3000余人，随后美国参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一开始是中立国，通过卖军火给参战方赚取了大量的钱财，从而使经济得以迅速的发展；而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被迫参展，由于美国的参加，盟军实力得以大大增强，美国在日本投射的两颗原子弹，也使美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同时也借机在海外建立多个军事基地，为以后的全球称霸打下基础，由于军事实力的保证，使美国迅速成为政治大国，所以，美国从二战中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战后美国拥有的黄金占当时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75%以上，几乎全世界的黄金都通过战争这个机制流到了美国，美国GDP占世界大约56%，1944年5月，美国邀请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的代表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各方签定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了“金本位制”崩溃后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美元处于中心地位，起世界货币的作用。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语：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和世界银行于日成立，并列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IMF的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世界银行的作用是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无息信贷和赠款。美国长期控制着世界银行，所以世界银行行长一向都是美国人担任！这个程序基本上已经形成惯例。按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人可以是欧盟的人。特殊情况下，美国人担任，中国目前在IMF所占份额是3.72％的份额，而美国则继续一股独大，拥有16.83％的份额，所以，美国在重大议题的决策上具有不可挑战的一票否决权。　　美国从1961年到1973年参加越南战争，战争长达12年，美军死亡5.6万余人，30多万人受伤，耗资4000多亿美元，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导致美国不断加大美元的供应量，洪水泛滥的美元导致美元不断贬值，金价不断走高，法国等国家纷纷都把手里的美元兑换成黄金，1971 年8 月15，美国已经无力履行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承诺了，黄金和美元的最后一丝联系在这一天被尼克松总统斩断。到1975年，欧佩克的部长们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世界货币于是进入了“石油本位”的时代，1973 年10 月16 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70%到5.11美元一桶。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11.65 美元。从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的油价到1974 年1 月，石油价格上涨了近400%，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了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暴涨，终于使美元在国际上重新获得有力支撑。1991年前苏联解体。1991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1999年美国发动南斯拉夫战争，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美国被本拉登袭击。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这为美国带来了极大好处 ，国际货币地位的美元给美国带来了廉价成本的贸易逆差。国际货币的美元也导致美元被国际市场高估价值，这给美国带来了极大好处。美元的高估，可以使美国生产的商品出售一个较高的价格。比如美国2008年出口商品（包括服务）18358亿美元，如果美元不高估，美国还会至少出口这么多商品，但是这些出口的商品实际价格就会低一些（用其它货币衡量，如果用美元衡量价格基本不变）。美元的高估，可以使美国用相同的美元购买更多的外国商品。比如美国2008年进口商品（包括服务）25169亿美元，如果美元市场价值没有被高估，美国还进口这么多商品，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支出更多美元。如果美元被市场高估10%，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多支出2516.9亿美元。这显示了美元通过市场规则被高估，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好处。如果美元不被市场高估，虽然进口商品单价会高一些，但是美国进口外国的商品数量会少一些，这会导致美国实际占的便宜没有上面计算的高。　　美元的国际货币身份不仅仅给美国带来上面的这几千多亿美元的好处，而且还有其它好处。美国通过印刷美元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征收国际货币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美元的贬值，美国之外的国家需要更多美元。这导致美国可以用极低的成本印刷的美元购买各国商品，美国因此每年可以向世界各国征收至少上千亿美元的货币税。这几乎是各国心甘情愿的被征收货币税，中国是其中被征收货币税的大国，中国大概每年需要交国际货币税几百亿美元。美国征收的国际货币税，是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之一。　　美元的国际货币身份带给美国的好处还有，带来廉价的资本成本。这导致美国接收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廉价资本，促进了美国国内的资本投资，也促进美国国民的消费行为，促使美国保持较大的贸易逆差状态。美元的国际货币身份，导致美国有资格轻松的长期实现贸易逆差局面。长期的贸易逆差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轻易实现的，长期贸易逆差局面，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是不容易实现的。这又导致美国国民每年可以轻易的多消耗几千亿美元的商品，可以让美国国民实现较高的生活质量。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带来了美国国民更高质量的生活享受。　　总之，美元的国际货币身份，导致美元国际市场价值被高估，进而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产生。高估的货币价值，可以实现美国国民以较低的美元价格购买世界商品，获得较多的生活享受。美国向世界各国征收的货币税，以及廉价获得的各国资本，是美国贸易逆差的货币来源，也是美国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贸易逆差局面，可以导致美国国民消耗更多世界商品，实现更高生活质量。　　需要澄清一个事实，贸易逆差与失业率并没有必然关系。长期稳定的贸易逆差状态，对失业率没有影响。变化的贸易逆差状态，对失业率有影响。逐渐增大的贸易逆差，会促使失业率增大。逐渐减少的贸易逆差，会促使失业率降低。美国如果保持长期稳定的贸易逆差状态，美国失业率不会因此而上升。美元高估导致的美国贸易逆差状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危害，而收益却是巨大的，这是美国能容忍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贸易逆差局面在美国已经存在近20年了。美国难以容忍的是贸易逆差突然增大，这对美国失业率影响较大。贸易逆差缓慢的增大，美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乐意接受的。　　美国人均5万美元的GDP，比日本或德国人均GDP都要高一些，这确实不正常，这主要是由于美元被高估所致。可以想一想，拥有13%的黑人，14%的拉美后裔，加起来占美国人口27%，这么高比例的低经济天赋人口，人均GDP却可以那么高，这确实是不正常的。可以解释的原因主要是美元被市场高估了，这种高估是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导致的，是可以稳定的被高估的。　　上面大概比较了一下中美的近代史，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从日宣布独立后除南北战争期间外一直在走上坡路，到1894年美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经济大国，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一直至今天，美元是世界货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美国领先于中国二百年以上。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才64年，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也是提高N倍，我就在纳闷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中国人总要说中国那么多不好呢？为什么偏要断言中国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如美国高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不如美国好导致的呢？为什么你们不和部分民主国家印度比呢？难道你们就看不到中国的进步么？难道你们就看不到中国的人口总量是美国的4.5倍么？难道你们就看不到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9么？根据IMF和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9172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的18.38%，相当于美国1952年的55.65%，和美国1929年大致相当。要比就拿今天的中国人生活水平和1929年的美国人比。我敢肯定会有不少中国人想都不想就回答说1929年美国人的生活肯定也比现在的中国人好多了！这样想的人请看看卓别林大师的《摩登时代》等电影吧。　　美国通过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以及对世界银行和IMF的掌控，拥有了世界金融最高话语权。下面来看看美国是如何利用手里的话语权的。　　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国际上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美国则欠下了空前的债务。里根总统所追求的军事上的优势只是一种幻觉，它是以丧失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放贷者地位为代价的。尽管日本企图继续躲在美国的阴影里悄悄地发展壮大，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银行家。日本作为亚洲最先起飞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还是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迅速达到让美国政府惊恐的程度。用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LawrenceSummers）的话说，“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苏联”。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然后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　　日本在60 年代已经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到几乎为零。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 缸耗油轿车很快就被日本物美价廉的省油车打得落花流水。美国在低技术含量的汽车工业中，已经逐渐丧失了抵抗日本车进攻的能力。进入80 年代以来，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处理器之外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芯片的制造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之下，重创了美国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国几乎人人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美英在80 年代初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时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把，但高利率也严重杀伤了美国的工业实力，造成了日本产品80 年代大举进占美国市场的局面。　　当日本举国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说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时，一场对日本金融的绞杀战已经在部署之中了。1985 年9 月，好戏终于要开始了。由美英日德法5 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PlazaHotel）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 日元比1 美元，升值到149 日元兑换1美元。1987 年10 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贝克威胁说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在美日贸易赤字问题上严厉对付日本，然后贝克又拿出胡罗卜，保证共和党继续执政，老布什定会大大地促进美日亲善，中曾根低头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仅有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Liquidity）泛滥，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货币兑换发生的这种剧烈变化，将日本的出口生产商打得五脏六腑大出血，为了弥补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下降的亏空，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炒股票，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　　到1988 年，世界前10 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 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本来，如果没有外部极具破坏性地震荡，日本也许可能以和缓的紧缩逐渐实现软着陆，但是日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金融绞杀行动。鉴于日本金融实力的强大，如果在传统的常规金融战场上取胜并无必胜的把握，要对日本金融系统进行致命的一击，就必须动用美国刚研制出来的金融核弹：股票指数期货（StockIndexFutures）。1982 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票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股票市场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规模做空股指期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崩盘，这一点已经在1987 年10 月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验证。　　80 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人多少产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优越感。当日本股票价格高到没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评论家能够理解的程度时，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当时在日本的美国投资专家这样说道：“在这里有一种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 年，甚至89 年时仍然是这样。他们觉得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于整个日本民族之中，这种特殊的东西能够使日本违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规律。”在东京的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当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深入日本时，他们手握大量现金四处寻找潜在的目标，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了“股指认沽期权”（StockIndexPutOption）这种当时在日本闻所未闻的金融新产品。日本的保险公司正是对此颇有兴趣的一帮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必定是脑子里进了水，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结果日本保险业爽快地承诺下来。双方赌的就是日经指数的走向，如果指数下跌，美国人赚钱，日本人赔钱，如果指数上升，情况正好反过来。可能连日本的大藏省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这种无人察觉的“金融病毒”，在一个几乎没有监管的、秘密的、类似柜台交易的地下市场上，在一片繁荣的虚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　　1989 年12 月29 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 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1990 年1 月12 日，美国人使出了杀手锏，美国交易所突然出现“日经指数认沽权证”（NikkeiPutWarrants） 这一新的金融产品，美国华尔街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丹麦王国在这里只是让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誉，对高盛手中的日经指数期权销售起着超级加强的作用。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股票市场的崩溃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最终是制造业。日本的制造业从前可以在股票市场上以比美国竞争对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筹集资金，这一切都随着股票市场的低迷而成为昨日黄花。　　从1990 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二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再也没有上到过三万点，最多时也就两万点出头，房地产连续14 年下跌。日本20世纪80年代政府负债率不到50%，今天已经超过200%，日本由此变成了全球负债第一大国。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 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据经济学家估计，日本泡沫破灭带来的直接损失超过6万亿美元，日本为泡沫经济付出了惨重代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1 %和3.2%， 90年代美国GDP的平均增长率则达到4.3%,一度还达到5.8%,失业率降到4.8%，为1973年以来最低水平。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1 %,为30年来最低水平。美国经济既无生产停滞，也无严重的通货膨胀，保持长时间的持久增长，经济情况大大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　　威廉.恩格在评价日本在金融的溃败时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从前的敌人--日本更加忠实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额花销的政策了。甚至连德国都不曾那样对华盛顿的要求无条件的满足过。而在日本人看来，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它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是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灾难。”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美国人民胜利了！成功的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我们可以从事例中看看1995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可能有些网友还是没有明白，日元升值怎么啦？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的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大转移到了美国去了。
苏联卢布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货币之一，自沙皇俄国到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其影响力随着其国际地位的变化几经沉浮。在外汇市场方面，苏联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兑换主要国际货币美元的汇率比价被定为1卢布兑1.1美元。苏联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快速发展的经济为基础，在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下，外汇市场基本保持稳定，自1961年到1989年的近30年间，确定固定汇率制度以及卢布兑美元的汇率比价基本保持稳定。　　当的车轮滚动到1989年的时候，卢布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就是在这一年，苏联对外宣布进行汇率体制改革，从原来的固定汇率制转变为实行双重汇率制。苏联卢布发生了30年来的首次大幅波动。实施汇率体制改革后的日，外汇市场上的美元兑卢布比价从原来的1∶0.6跳升到了1∶1.8。日苏联解体后，卢布的使命在俄罗斯联邦得以延续，但是其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大不如前了。再次发生动荡是不可避免的。果然，1993年俄罗斯政府进行了上最大的一次卢布改革，以新版的卢布代替旧版的卢布，1961年开始发行的旧卢布彻底退出了舞台。　　请记住，任何货币制度改革都是一场不公平的财富重新分配，从前苏联固定汇率制度下坚挺的卢布，到俄罗斯货币改革后大幅贬值，从1卢布兑换2美元到1 400卢布兑换1美元，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从1卢布兑换2美元到1 400卢布兑换1美元，这样巨幅的贬值是怎样发生的？惊人的现实背后，是一个至今没人被世人所了解的故事。金融不设防的莫斯科，在毫无准备和监管的情况下开始金融自由化，就是这一举措给苏联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听起来多么动人的“词汇”。苏联由于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计划经济固有的弊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发展非常困难，社会矛盾加剧，1982年，苏联国民收人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和2.8%，这是和平时期最低的增长率。从国际条件看，整个八十年代，仍将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激烈争夺、世界充满各种矛盾租不安宁的年代。苏联仍将会不断扩充其军事实力，以保持对美国的军事均势，并力图占有优势，这也导致苏联在经济结构方面过多的投入了重工业部分。但八十年代苏联要达到上述目的，会给经济带来更多的困难，这是因为:苏联要想在军事上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不能低于4一5%，但目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已降到3%以下。另外，目前的苏联经济实力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二，经济效率又比美国低得多。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不会有很大变化。此外，苏联在国际上还背了不少“包袱”。以上情况，迫使苏联不得不靠牲牺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压缩人民消费等办法，来挤出资金以满足高速增长的军费需要。　　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伦敦就油价和产量达成协议:把基准油价从34美元一桶降到29美元, 1986年7月下跌突破10美元（能源定价权在美国华尔街手里），导致苏联石油收入大大减少，这更加加剧了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便发誓要彻底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变社会的方向。戈尔巴乔夫自称，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在背弃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线上走得更远。雅科夫列夫肆意诋毁苏联和苏联制度，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并利用自己在党内的特殊身份在苏共内部兴风作浪。　　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便提出应当考虑将苏联共产党“一分为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曾担任苏共几任总书记政治顾问的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讨论过这一建议。阿尔巴托夫院士本人也认为建议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一小撮高层人物背弃、背离、背叛路线的怂恿和带动下，苏联思想理论和文化舆论界霎时间也变得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借民主化、公开化之际，清算苏共、抹黑苏联制度的言论和文艺作品不断在传媒上出现。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激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后，苏联社会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危在旦夕。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选择上，苏共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提倡北欧国家模式。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领导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极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年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诸如“民主的、人道的”前缀也是徒劳。　　苏共领导层在思想路线上的动摇在思想舆论界造成了严重混乱，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一些激进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　　被奉为西方经典的市场经济改革实施后，毫无计划和标准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开始逐渐推广。在看似公平的条件下，苏联原有的国有企业被平分给了每个人，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每个苏联公民大概分到了10万~15万卢布左右的国有资产，当然是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化的形式。10万~15万卢布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大笔财富，约合4万美元左右。但是，当苏联人民集体狂欢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拿到的只是账面的证券化的财富，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证券都是以卢布—苏联卢布计价的，看吧，一场财富的公开掠夺由此开始。　　在进行国有企业和汇率改革的同时，苏联开始了无序的金融开放。各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开始蜂拥而入，其营业网点和机构在苏联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各地如春笋般出现并遍地开花。现代经营管理、私人银行服务、国际标准结算、香浓的咖啡、高档的营业场所再加上“迷人”的微笑，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美好。　　各个外资银行通过在发达国家市场磨炼出来的一整套的营销手段，高息揽存和收买拉拢苏联企业的卢布储蓄。永远需要排队的苏联国有银行被抛弃了，苏联人民的存款发生了大转移。苏联解体后，变本加厉的金融投资者又通过其他工程从俄罗斯各金融机构大肆借贷卢布，并支付高额的利息。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免费的午餐”吗？　　当俄罗斯人民、企业、金融机构甚至俄罗斯中央银行都短暂地享受了“免费的午餐”和香浓的咖啡，并呼吸了自由市场的新鲜空气后，一场真正的金融掠杀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收网了。当为大肆做空卢布而借贷来的俄罗斯储户和国有银行的卢布到位后，卢布的悲惨命运便开始了。大规模唱衰卢布和前苏联国有企业的“研究报告”开始充斥国际金融界—“前苏联国有企业根本没有自生能力”，“前苏联国有企业债券被严重高估”，“卢布需要重新定价”，“卢布应该采取更加自由的市场化浮动”。　　一面是国际金融机构精准的研究报告和国际金融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一面是不断快速下跌的前苏联国有企业证券价格。前苏联人民惊呼“怎么了”，但是已无力回天，只能加入卖出的大军当中，不停地“卖出、卖出、卖出”，而市场则“暴跌、暴跌再暴跌”。就这样，微笑的外资和金融投资者用借来的别人的钱（前苏联人民、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钱）收购了前苏联的国有企业。
用借来的钱买下了前苏联国有企业后，外资银行和国际金融投资者面临着一个难题：借贷而来的巨额的卢布本金和利息如何支付？且不用说天文数字般的本金，即使是利息的支付也成为难题。如果不在一段时间内迫使卢布“贬值”的话，外资银行和国际金融投资者将血本无归，除了破产别无选择。就在此时，国际金融上最不可思议的金融事件发生了：在俄罗斯的美国汇率大夫（金融专家）的建议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通过放开卢布，并使卢布和美元自由浮动的管理措施来应对卢布黑市交易。　　俄罗斯央行正常的金融稳定管理让位于国际著名金融专家的建议，国家的金融管理主权让位于所谓“公正的对立媒体”的监督，高调提倡政治民主和反对集权掩盖了金融超速自由化的危险。试问，这样人造的危机能不出现吗？　　个体的理性选择注定成为集体的决策谬误。在前苏联改革金融自由化超速开放后，前苏联人民排队抢购的现象再次出现。只不过这次大家抢购的不是什么商品，而是美元，他们拼命地把手中的卢布换成美元。　　抢购美元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由于短期外资银行的大量借贷，解体之后的苏联通货膨胀已经相当普遍。短期经济增长过分依靠投资更是火上浇油。另外，当市场快速开放后，短期的消费品供给不足也促使物价飞涨。前苏联人民在改革中得到的纸面财富急于变现也助长了通货膨胀的速度。　　例如某位前苏联工人得到了100卢布的等值证券，即使这100卢布的证券只能获得相当于50卢布的纸币，他也会急于变现，这样市场上的货币一时间巨量增加。存在银行的存款已经不再安全了，一旦通货膨胀加剧，人们会把原来的存款取出换成实物以保值，这种循环使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失去了控制。不合理的短期快速改革和货币信贷的不加管控，在金融超速自由化的过程中短期内集中爆发出来，这种破坏力是十分惊人的。　　身处恶性通货膨胀的巨大旋涡中，理性的个体都会寻找保值的途径。这时，适时地开放卢布兑换美元无疑使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美元一时间成为俄罗斯市场上最抢手的时髦产品。这是一种群体性癫狂，让人可惜可叹的癫狂。大街上，尤其是外资银行的门口，排满了拿着卢布兑换美元的焦急的人们。不需要排队的私人银行转瞬间变成了拥挤的人群的海洋。免费的香浓咖啡没有了，微笑的贵宾服务也变成了嘲笑的指令。前苏联人民已经从存款的贵宾变成了祈求兑换美元的乞丐。　　在市场羊群效应和不断蔓延的恐慌情绪下，对卢布走势的悲观看法被无限放大，部分国际金融投资者希望看到的卢布大幅贬值的情况很快就到来了。外汇市场上卢布的走势只能用“悲壮”两个字来形容。卢布最高的时候曾1卢布兑换2美元，而其下跌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卢布的短期走势再次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反过来又促使卢布进一步下跌。最后，卢布外汇市场崩盘了，很快卢布兑换美元下跌到了100卢布兑换1美元。有些人开始微笑了，不，应该是大笑了，那些巨额卢布债务缠身的人瞬间得到了解脱。给你卢布，我有很多，提前结清欠你的卢布债务。媒体已经被国际金融专家掌控了，这更加剧了对卢布恐慌情况的散播。虽然情势已经极其恶劣，但是那些手上持有卢布的无辜的前苏联人民不得不痛哭流涕地抛出卢布，兑换回美元，努力地寻找卢布货币一点残留的价值。　　卢布的外汇市场被彻底击溃了，狡猾的套利者低价购入了前苏联的国有资产，又逃脱掉了巨额的卢布债务。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贬值在整个国际金融史上都是罕见的。以卢布当时的最高汇率比价计算，最后卢布的实际贬值程度达到了112 000倍—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由此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劫掠者是如何巧取豪夺。超速的金融自由化和外汇市场的开放，最终的结果只是把前苏联人民70年辛辛苦苦积累的国家财富拱手让人，坐视自己的国际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