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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济发展概况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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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
全媒体记者　刘洋
制图：李雯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处于封建社会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虽然北宋建国后有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对峙，积贫积弱成为宋政权的明显特征，但宋代的经济却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商品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客观上促使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萌发，但因蒙古铁骑南下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夭折，至明中叶而重新萌发。但如果没有两宋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经元代近百年的落后统治，仅经明前期近百年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至中期难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宋代城市经济发达 仔细看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你会发现这幅传世名画，对北宋东京城（今开封）的繁华作了逼真而细致的描绘：只见汴河两岸、城门内外，大小店铺、作坊、酒楼茶肆鳞次栉比，高高挂起的招牌、广告，堆积如山的南北货物琳琅满目。虹桥附近尤为热闹，行商摊贩、拉车挑担，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很是热闹。城内的大型集市规模空前，各类商品，无所不有。 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到北宋时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由于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加之为解决战争和“岁币”造成的财政困难，政府很重视商业，所以北宋城市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其表现在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政府允许工商业者“纳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
从全国商税收入来看，北宋至道（公元995年~997年）、景德年间（公元1004年~1007年），每年商税收入在四百万贯以上，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时收一千二百多万贯，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增加到二千二百多万贯。宋以前的商税没有这么多。这一时期，统治者大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农商并重，大力发展商业，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政府商税收入的增长。从市场等级来看，北宋时第一等市场有三处：成都、兴元和东京，每年商税收入，成都八十九万贯、兴元和东京各超过四十万贯。第二等市场五处，每年商税各在二十万贯以上。从沿海对外贸易城市来看，宋代海外贸易发达，沿海对外贸易城市设市舶司来管理。市舶司从唐中叶开始，初仅设广州一地，到宋代则设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温州、江阴八处出海口，均设市舶司来管理。市舶税率虽不大，仅值十抽一，但因政府独占，所以利益甚大。从城市人口来看，北宋时全国都市人口在20万以上的，有长沙、东京、京兆府（西安）、杭州、福州、泉州六处。从城市手工业的情况来看，北宋城市中手工业作坊分工很细，趋向专业化。当时京城内手工业作坊有金银铺、饼店、包子铺等，饼店中又分油饼店、胡饼店。《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可见手工业人数之多。 从城市商业的规模来看，北宋时都市商业繁盛，规模超越前代，如孟元老描写的都城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繁荣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人口超过100万，鼎盛时期人口120万~150万，是国际化大都市。城中店铺6400多家，中心街道称作御街，宽200步，路两边是御廊。北宋政府改变了周、秦、汉、唐时期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的市坊以外从事买卖活动的旧规矩，允许市民在御廊开店设铺和沿街做买卖。为活跃经济文化生活，还放宽了宵禁，城门关得很晚、开得很早。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设一个军巡铺，铺中的防隅巡警白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人流车流，夜间警卫官府商宅，防盗、防火、防止意外事故。北宋时期，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等河流横贯东京城，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东京，从而使开封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位置。东京城的商业更是繁荣，坊市合一的城市布局，夜市、瓦肆和定期市场贸易的形成，成为商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当时的居民在东京城中五方杂处，面街而居，打破旧日坊墙的约束，将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桥头巷口，形成“南河北市”的繁荣市场。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京城之内还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官僚、贵族也争相开店，古代官场以商为耻的思想，已被冲荡得干干净净。在一些街区还存在夜市，如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有许多酒楼、餐馆通宵营业。《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东京商业街的面貌。东京城的城市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文艺活动的专门场所开始形成。当时东京城内最突出的娱乐场所是瓦子勾栏。瓦子勾栏的伎艺有说书、小唱、杂剧、讲史、小说、散乐、舞蹈、影戏、杂技等，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其内部突破了坊市分离的旧体制，商业空前繁荣，而且对于区域性市场体系的构建、带动农村商品经济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作用汇聚到一起，表明宋代城市的综合经济功能大大增强了。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城市已经不仅是政治的堡垒、军事的据点，而且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意义明显提高，其带动的能力大大增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工商业者队伍的壮大和城市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使得社会经济格局在表现出一种从城乡对立和分离走向城乡一体发展趋势的同时，也扩大了城乡间的分工。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多年争论的问题。除大部分人认同的“明清说 ”之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发于宋，夭折于元，至明中叶重新萌发。其根据就是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丝织业、煤炭采掘、冶金、制瓷、造纸、造船、渔盐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董立章2001年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宋代资本主义萌芽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唐代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已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花蕾在部分手工业作坊出现。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辽宋夏金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历史学家漆侠指出：“宋以前已经有了与农业相脱离的纺织作坊。《太平广记》记载唐代宋州何明远家有织机六七百张，这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大型的纺织作坊。元稹《织妇词》中的荆州贡绫户，也是专门从事丝织的家庭作坊。这类与农业相脱离的纺织作坊经过晚唐五代而有了不小的发展……到宋代，这类纺织作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宋代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大基本类型。二者既存在矛盾，又相互促进。官府作坊规模较大、分工细密、原料充裕，所以工匠多为技艺高超的熟练手工业者，因而官府作坊对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对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产品已被改进的技术及先进的生产内部分工、工艺流程所影响，并得到广泛传播。后者的传播属于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传播。这种传播促进私营手工业各生产部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并导致生产关系的质变，引发新生市民阶级——半成熟态资产阶级的批量产生。漆侠据《文献通考》《宋会要》等传世文献推断：“宋代全国机户当在10万户上下，也许更多一些，而这一数字约占总户数的0.5%~0.7%。这是宋代丝织业生产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充分说明了宋代的丝织业在当时是世界最为发达的。 漆侠指出，与农业相脱离的纺织手工业（机户）的发展，是我国纺织手工业发展史中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在这个发展中，机户的生产已经是商品性质的生产，不论它采取的是什么形式，是家庭作坊还是非家庭作坊，都具有这种性质。他认为，考察这些机户生产的性质，不能单纯地从织机的多少加以判定，主要是考察机户与纺织生产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即使是家庭作坊，除家庭成员为生产者之外，以雇用生产者的方式进行织作，它就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宋代纺织作坊中，不仅有家庭成员组成的，也有非家庭成员——‘客作儿’参加，他们同作坊的所有者即‘作坊主’之间形成了雇主与‘佣夫’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改变，如果作坊主与‘佣夫’雇工之间形成一种雇佣性质的货币关系，资本主义的因素或幼芽就会在这类作坊（即使家庭作坊）中萌生出来。” 宋代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发生在丝织业，而且发生在煤炭采掘业、冶金业和烧瓷、造船、造纸等手工业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商贸领域。董立章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以封建社会中各种手工业与商业的高度发展为基础，而这一基础在封建社会中的奠定，则必然导致商品货币经济的初步形成，其标志就是市民阶级全行业性形成。在近代资本主义大型采掘业发展之前，宋代在当时世界上的采掘业、冶铸业中都居首位。其中冶铁产量为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5倍，约相当于18世纪包括俄国西部在内的欧洲的铁产量。如此规模的钢铁冶铸，再加上宋代造船、制瓷、造纸、盐茶及金、银、铅、锡其他矿冶的发达，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宋代已经出现。铁产量仅相当于宋朝1/5的英国，当时市民阶级的力量能够掀起一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这足以证明宋代中国市民阶级不仅已经产生，且已初具规模。铁产量与宋朝相匹的18世纪欧洲早已先后创立资本主义国家，这也足以说明我国宋代市民阶级已经形成，并已有全面的初步发展。 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级产生，基础是具备资本原始积累的必要条件，即社会批量地出现、形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和财富在社会少数人群中的高度集中。就原始资本积累的两个必要条件而言，我国在宋代便已具备，国家土地允许买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已经采取租佃形式，佃农已成为国家编户。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年~1031年）的诏书规定农民交清当年租税后可与地主商议去留，地主不得“抑勒”“拦占”；违者，农民可向官府起诉。继而又标定“新法”，作了更有利于佃户摆脱土地束缚和地主控制而身获自由、游离于工商业的法律规定。农奴人身自由的获得，即大批量社会自由劳动者的具备，宋在11世纪上半叶已实现，而欧洲原始资本积累具备时间最早的意大利北部中部，则晚两个世纪。宋帝诏书颁行全国，而意大利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仅出现于中、北部的蕞尔之地。同时，宋代的巨额钱财也在社会的富极迅速积累。真宗时宰相王旦称：“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例如其后仁宗时潭州湘潭县富商李迁，经商谋利，每年收入几千万。必要条件具备，以此为基础的新生事物必然出现。宋代私营手工业作坊、私营冶铁制瓷等行业十分兴旺，行会、夜市、草市、纸币（交子）出现。宋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居于文明最前列的国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董立章认为，我国先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必然的，是历史的真实。 但蒙古铁骑南下，席卷神州，对宋朝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农田的圈占、马匹的搜刮与农民的奴隶化、农奴化是对农业生产力的毁灭性摧残，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夭折。董立章认为，如果没有两宋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经元代近百年的落后统治，仅经明前期近百年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至中期难以竟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从而引起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而宋代在这些领域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构成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率先萌芽的标志。 坊市旧制的打破。坊市制，是中国古代官府对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从西周到唐代，城市建制的格局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汉代称里，即住宅区）分设，市内不住家，坊内不设店肆。北宋时期，由于商业的高度繁荣，东京旧时的封建坊市格局已被打破，同时还打破了城郭的限制。原旧城门外或城郭附近，形成了草市——定期性贸易区。日积月累，草市设立了不少店铺，成为交易兴隆的贸易场所，形成繁华街区。宋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不予干预。东京以外的许多城市，由于近郊草市的发展而逐渐成为重要的工商业都市。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1085年），宋各地镇市近2000个。封建坊市旧制的打破、城镇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工商业蓬勃发展的结果，也是市民阶级在宋代形成的标志。 市民阶级经济、政治要求的提出。新生市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在宋代已经产生。挽救国家危机的各种主张及变法运动，反映了这种新旧阶级的矛盾斗争。宋仁宗时范仲淹推行“新政”，其中“明黑出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都具有抑减冗官、选贤用能性质。宋代上自宰相下到县吏不少都经营工商，谋取大利。真宗之后，代表大地主兼大工商者利益的官员陆续上疏，要求国家放宽专卖，放任自由贸易，实行“不抑兼并”的真宗既定国策，以抑裁冗官冗兵来挽救国家危机而不触及地主兼工商者们的经济利益，如此种种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市民阶级的利益。这是资本主义新兴力量反抗封建制度的反映。王安石变法依靠国家的力量，打击、损害和限制方兴未艾的原始资本积累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维护中小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最终因反对而失败。 市民文化的崛起。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标志着市民阶层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宋代市民文化生活出现了商业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新趋势。专业的民间艺人以演艺为生，他们自发形成专业表演团体。瓦舍勾栏作为市民的娱乐中心遍布各地大中城市，为市民提供各类观赏性的文娱演出，形式多样，演技生动传神。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酒肆、茶坊的兴起说明了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意识的出现。市民文艺包括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等众多内容。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瓦子，又叫“瓦肆”“瓦舍”，是为了适应市民文化的需要，是娱乐和商品买卖的场所，瓦子内有“勾栏”，有说书的、唱曲的、演杂剧的、耍杂技的、表演踢球的，瓦子里的摊位有卖饮食、药材、古玩、字画的，还有剪头、相面、算卦的。宋代瓦子的兴盛，与坊市制度的崩溃、附郭草市的出现、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特征，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发展结果的集中体现。 宋词和话本的兴起。宋朝时期，反映市民阶层生活的话本和词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使歌楼舞榭、瓦肆等文艺场所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客观上促进了宋词和话本、戏曲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词在宋代达到了鼎盛。 宋代城市 经济发展的启示 许多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中国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如临淄、邯郸、大梁等，这些都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但当时处于农耕时代的城市只是镶嵌在广漠的乡村网络上的商业节点与政治中心而已，虽有城市，但远远谈不上“城市化”。中国最早的城市化发生在宋代，其标志包括城市经济非常发达、大量的商业市镇星罗棋布、城市人口多、商业税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税。那么，宋代城市经济发展给当今的城市化发展留下哪些启示呢？ 专家指出，回顾宋代以来的城市化历程，会发现中国有两种城市化的传统：第一种是政治力量驱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城”而形成“城市”，“城”，即国家构建的政治中心；第二种是经济力量带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市”而形成“城市”，“市”，即民间自发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后一种城市化，即现在常说的城镇化。 宋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城”而来。国家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在一地筑造都城，作为一国之政治中心；在各地的要塞筑造县城，作为区域的政治中心。再运用行政系统的动员力量吸纳物资与人口，最后形成商业繁荣的城市。因为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不管是都城还是县城通常是封闭的，城内的工商业分布与居民日常生活都是受限制的。宋代之前，城内的“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截然分开，商业交易严格按照官方规定的时间段进行，“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入夜则实行宵禁。到了宋代，坊市制才完全瓦解，城市繁华而嘈杂，临街皆是商铺，商贩云集，酒楼歌馆遍设，瓦肆勾栏等娱乐业兴起。在商业力量的冲击下，宵禁的惯例也被突破了，出现了热闹的夜市。不仅都城如此，部分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县城也突破了城墙的包围向外拓展。这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进而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宋代市镇兴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辐射带动。另外，乡村人户大量离乡进城，也表明城市吸纳和安置农业剩余人口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这也是宋代城市综合经济功能增强的一个显著标志。与此同时，城市为商品生产开辟了市场空间，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种双向的商品流通，使双方建立起了密切的商品交换关系，通过商品货币经济的纽带，城市和乡村结成了经济的统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 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发现，城市化的动力来自经济的拓展，而不是权力的命令，工商业活动本身的力量使城市发展繁荣起来，由此形成的城市才是充满活力的。可以说，二、三产业是推动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当今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除了要积极稳妥发展第二产业，更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