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商印 见证百年客家商帮发展史
　　近日，一部热播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引起了人们对明清时期各大商帮的关注，一时间，徽商、秦商、粤商等中国十大商帮的传奇历史再次被炒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
　　由于对外通商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粤商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在这其中，就有来自梅州的客商的身影。
　　客商，广东“四大商帮”之一，以特有的“儒商”气质、崇民务实的经营之道闻名。从罗芳伯、姚德胜、张弼士，到今天的曾宪梓、田家炳、梁亮胜等，都是杰出客商的代表。在这些商人经商的过程中，需要信用的凭证——印章，这也是他们留给后人最好的见证。一枚枚精致的印章，是客商对诚信经营的坚守。
　　客商抱团发展、仕商相济
　　“这些商印就是海内外客商在明清时期至近代所用的商印，包括店铺号印、商业广告印、商用装饰印等，一枚枚商印见证了百年客商的发展历史。”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展示着一批特别的藏品——客商商印，馆长魏金华正在给参观者认真讲解。
广东梅州市侨批档案馆
　　透过玻璃罩，可以看到一枚枚精致小巧的印章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一起，这些印章形状各异，有圆形、三角形、方形等，细看内容，刻满了文字或花纹或图案。刻着文字的一般是店铺名号，如“长年堂”“李云记”等，“这些店铺名号印章中，有不少是有多国文字，这说明这个店家的生意跨国了。”魏金华说，而刻有花纹或图案的印章则一般是广告印章。
　　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收藏的这批商印为明清时期至近代。
　　手持这些商印的商人在以前，大多以团体的形式出现。
　　“士农工商”，在以前，商人地位较低，往往都是抱团发展，由此产生了“商帮”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它是长期“重农抑商”统治体制下形成的畸形商人集团。“商帮”或以业务关系结成，或以地域划分，比如从事长途贩运、流动于江河湖海者结成“船粮帮”；用车载马驮者结成“车帮”“马帮”等；城市里的商人一般按地域结帮，如“潮帮”“福建帮”“川帮”等。
　　“商帮”中的商贾联系紧密，在艰难的环境中谋生存，既和官府周旋，又和外帮相争。明清以后，“商帮”以地域帮最有影响，明清至民国初期，纵横中国商界的有著名的十大“商帮”，即广东粤商、山西晋商、安徽徽商、陕西、福建闽商、江西赣商、江苏苏商、浙江浙商、山东鲁商等。
　　作为广东四大商帮之一的客家商帮，在明清时期就已漂洋过海到世界许多国家经商。1840年以后，客商足迹逐渐遍布全球，并且诞生了不少佼佼者，张弼士便是杰出的客商代表，他下南洋办实业、搞航运、开铁路，创立了历经百年不衰的“张裕葡萄酒”著名品牌。在魏金华看来，谈起客商，就离不开客侨，“在客商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华侨，客商在近现代的历史也几乎是客侨的历史”。
　　“学而优则仕”是客家人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因此，从商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而是无奈之选，哪怕从商了，日后有机会也是要“以商入仕”，这是客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明显特点。
　　张弼士初到南洋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说明在他的观念里，走上仕途是他的愿望，而后来他也如愿“仕”“商”相济，成为面见慈禧太后时享有免跪特权的“红顶商人”，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
　　商印材质、形状、种类繁多
　　客商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遗存了众多文物，其中比较能代表客商文化精髓的就是客商用印。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收藏的商印中，有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形状，各式各样，每一枚都能代表了使用者对客户的诚信诺言。
　　“所谓‘商印’，指的是客籍商人经营商业活动使用的印版、印章的实物遗存。”梅县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朱迪光介绍说，商印流传有上千年的历史，从明清时期至近代达到了鼎盛阶段，它是研究客家近代城市史、商业史、印学史的重要文物。
　　据魏金华介绍，商印材质繁杂，主要有：铜质印，有青铜、黄铜之分，一般是铜合金，性较稳定，以铸印法和凿印法制作而成，印文皆端凝稳厚，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玉质印——玉质质地坚实致密，分硬玉、软玉两种，以玉材治印，印文挺拔刚健，别具韵味。
　　“商家普遍还是选用牛角刻印，牛角分水牛、黄牛两种，水牛角为灰白色，黄牛角为黑色。性如象牙，但日久易变形，易为虫蛀蚀；木质印指以树木为商印材料者，传统木印有黄杨木、紫檀木、红木、梨木、乌木等。”魏金华说，石质商印品种为最多，石材中以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为多，明、清以来举世闻名。
　　由于商业用印在商户的日常经营中使用频率高，易造成损坏，而且商户多选用木质、角质、石质等材质作为商印材料，而木易腐、角易蛀、石易碎，因此，商印留存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收藏展览这些商印的重要原因，希望更多人关注客商发展史。”魏金华说。
　　商印除了材质繁多外，种类也包罗万象，包括了店铺号印、商业广告印、商用告示印、商用装饰印、地名印、水客侨批印、商号名称印、模具印、人名印、外文文字印等。这些商印在商务活动中作为信用凭证，具体表达商铺类别、商业活动特点，展示商业形象、强化商品标识、追求广告效果。
　　在两个商业广告印里可以看到，分别雕刻着“男女老幼奇难怪症”“百草丹膏丸”这几个醒目的大字，这是梅县客商陈龙标药铺的医药广告印版，从这两块广告印版的材质、形制、雕工、字体、包浆及印版内容上综合分析，应为清代晚期作品。
　　“从这个印的内容可以看出，陈龙标医寓医治范围广泛，概括了男女老幼、四季疾病，重轻病症等，有点神乎其神，突显了梅县当时在医药行业中的激烈竞争和各家店铺老板的竞争手段。”魏金华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梅县商业的发展史，而且每一方商印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于了解商家的生平、经营道路、爱家、爱国的思想这是第一手资料，且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精华，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人文历史、弥足珍贵。
　　为商业史、民俗学研究提供依据
　　商印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发展历史，是见证当地的商业史、家族变迁史、民俗民风史和雕刻艺术史等的实物载体。
　　“这些商印在商务活动中作为信用凭证，具体表达商铺类别、商业活动的特点，展示商业形象，强化商品标识，作为体现这些功能的实物，它的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朱迪光说。
　　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广东沿海地区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商业开始崛起，鲜明反映了沿海地区演绎的海洋商业文明史。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列强入侵、渗透，自然经济开始分化瓦解，商业在客籍地迅速发展。
　　“潮盐大量驳运到梅州兴宁，以兴城盐铺街为中转站，转销到粤北各地和赣南13县，年销量已达250万吨。”魏金华表示，到清末民初客籍商业贸易集市日趋完善。据记载：民国初期梅县有36堡、30个圩镇和小市，梅城有店铺1000多间，每逢圩日，市面繁荣热闹非凡，主要经营服饰、布料、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文化用品、肉类、食品餐饮、钱庄、古玩、典当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现存的一些客商商印，不少就是那时遗留下来的实物，它为我们了解、研究客商商业情况提供了实物凭据。”
　　在魏金华收藏的商印中，有不少来自客侨的印章，这些印章里蕴含的民俗文化也是极为丰富的。“在研究侨批封时信封正面，都有‘对角’印章，一般位置在侨批封正面右上角和左下角，内容有如意、吉祥、吉星、福星等，这就为民俗文化学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在“印学”方面，商印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印章称谓很多，在同一型印章、内容不同的“套印”，只能在商印中出现。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内，梅州客商商户清代早期使用的商业“套印”共有33枚，外形均为书卷形，印文内容各不相同。“商印以实物的形式填补了印章‘套印’称谓的一个空白。”魏金华说。
　　商印不仅具有史学研究价值，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因为它集书法、篆刻等特点。
　　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原本是一种流行于宋代的“国朝官印”字体，主要用于印章镌刻，其笔画折叠堆曲，均匀对称。在梅州市侨批档案馆内有这样一枚九叠篆商印，该商印选用木质雕刻，仔细欣赏它的每一笔画的折叠处都是90度角，“宝”字是上下结构的字，采用九叠篆时，将宝盖头大胆夸张，两边笔画大幅度下拉，“宝”字就呈全包围状了，再将“玉”字作六叠之拐，“宝”字显得饱满方正。
　　“可见刻印人深知汉字的笔画布局特点，构思时注重折叠笔画恰到好处，保持笔画间距的相等，灵活地对笔画简略的字适度变形，修框平不规则笔画的走势，强调整体效果的和谐，让人看后赏心悦目。”魏金华醉心于研究这些收藏，在他看来，这个印章既可用于商业事务，又不失为一种难得的工艺作品。
　　商业用印，种类繁多，印面雕刻各不相同，每一个印章、印版都宛如一个精美的艺术品。雕者创新的设计、巧妙的构思、刀法细腻、线条黑白互补充分体现了审美情趣，使人产生美的愉悦。
编辑：钟雅欢
最后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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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帮 百年之最
宁波商帮 百年之最
日 16:04【
在近代我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宁波商帮都创造了众多称王、称第一的业绩，其行业几乎涵盖了工商系统的绝大部分。无怪乎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为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可见当时宁波商帮的实力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现将宁波商帮主要人物所创办的能在当时称为第一的事业汇编如下，供大家研究参考；遗漏和错讹之处，希望共同补充和修正。
○1830年，方性斋（镇海）与兄弟方润斋、方仁和在上海南市开设南履和钱庄。1870年，其后人方黼臣、方季扬将南履和钱庄改组为安康钱庄，盈利为当时钱业之冠。直至1950年收歇，是上海影响最大、营业时间最长的著名钱庄。19世纪末、20世纪初，镇海方家以先后开办43家钱庄列为上海九大钱业集团之首，“执上海商界之牛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方润斋（镇海）和四弟方梦香合伙在上海咸瓜街开设方萃和糖行，每年营业额达二、三百万两，为同业之翘楚。
○1853年前后，翁景和（宁波）在上海开办大丰洋布店，专营英、美进口洋布批发，为清末国内最早的进口棉布批发字号。
○1854年，费纶志（慈溪）、李也亭（镇海）及盛植管集银七万两，通过上海怡和洋行买办杨坊向英国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号，并配备武装为商船护航，此为中国用轮船之始。
○1862年，叶澄衷（镇海）在上海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店”，这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号，后发展到全国各地设立分号38家，联号108家，被称为“五金大王”、“火油大亨”，总资产达800万两白银以上（当时山西晋帮最大财团蕖家总资产据统计为400万两白银）。
○1867年，许春荣（原籍宁波，后迁至湖州）与宁波翁氏在上海合伙开设大丰洋货号，这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经营进口洋布的华人商号。
○1870年，叶澄衷（镇海）在上海盘下德商可炽煤铁号，专营进口煤和铁，这是上海最早专营煤铁的商店。
○1878年，张尊三（鄞县）开设的元记东洋庄，是上海经营日本海产品贸易的创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成上海首屈一指的进口沙鱼翅的大商行，被称为“鱼翅大王”。
○1881年，方仰峰（镇海）在杭州设立方裕和南北货商店，年销售金华火腿5万余只，该店以质量和信誉成为当时杭州南北货业魁首。
○1882年，董秋根（宁波）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厂———“永昌机器厂”，修造小火轮，后又制造缫丝车，为此业之嚆矢。
○1885年，吴锦堂（慈溪）东渡日本经商，后成为日本“关西财阀”。
○1887年，严信厚（慈溪，今江北区费市）集银5万两，在宁波北郊湾头开设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
○1888年，顾松泉（宁波）在上海创办“中西药房”，为上海第一家华人开办的西药房。
○1889年，叶澄衷（镇海）在上海创办鸿安轮船公司，这是我国在甲午战争前仅有的民营华资轮船公司。
○1890年，黄楚九（余姚）在沪创办中法药房。1907年又与夏瑞芳等人创办五洲大药房（1911年鄞县人项松茂任总经理）。黄楚九与项松茂皆为新药业中翘楚。
○1891年，戴嗣源（镇海）在上海成立戴生昌内河官轮局，行驶苏、杭、沪、嘉、湖各埠，以后又扩充航路，轮船多至20艘。是我国最早的内河轮船公司。
○1896年，江良通（奉化）在上海四川路8号开设和昌洋服店，是中国第一家西服店。
○1896年，鲍咸昌（鄞县）与其兄鲍咸恩、妹夫夏瑞芳等亲友创办商务印书馆，后发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贡献卓越、影响深远的大型出版企业，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一度雄居翘楚地位。
○1897年，由盛宣怀委派严信厚（慈溪，今江北区费市）筹建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严为第一任总经理，严与叶澄衷（镇海）、朱葆三（定海）参与投资并列九个总董之内。
○1902年，由盛宣怀委派严信厚（慈溪，今江北区费市）在上海联合商业名流，筹建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务会议公所，严任第一任所长。1904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严任总董。1912年改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副会长基本上都由宁波籍人士担任。
○1905年，朱葆三（定海），严信厚（慈溪，今江北区费市）等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
○1905年，孙梅堂（鄞县）在宁波创办制钟工场，首创国产时钟。1917年，孙梅堂在上海盘进了原由法国人创办于1860年的亨达利钟表行，先后在11个大城市开设了25家分店。1919年，庄鸿皋（鄞县）开设了“亨得利”钟表行，在全国各地也有60多家分店，这两家钟表行执20世纪初国内钟表业之牛耳。
○1905年，张正安（宁波）在杭州创办张顺记洋服店，从事西服制作与销售，为杭州西服店之鼻祖。
○1906年，何积藩（鄞县）在上海开设的“列丰行”商号，是上海开设最早的一家华商百货西洋庄。
○1906年，赵孝林（宁波）在沪创办万昌钢铁机器厂，以冷气压缩机及冷气安装工程为主要业务，是上海最早经营冷气安装的企业。
○1906年，宋炜臣（镇海庄市）在汉口投资既济水电公司，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由华人投资的水电公司。宋先后在汉口等地兴办火柴厂、扬子机器厂、官池口铜煤矿等，被誉为“汉口头号商人”。
○1908年，叶又新（镇海，叶澄衷之子）与樊时勋（镇海）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毛纺织厂———上海日晖织呢厂。
○1910年，王才运（奉化）在上海南京路繁华地段创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上海当时最大的西服企业。
○1911年，红帮裁缝张方诚为孙中山先生创制了第一件“中山装”。
○1912年，王万荣（鄞县）到上海广告社当学徒，后任上海荣昌祥广告公司经理，因设计电影《夜半歌声》、“鹅牌”商标的路牌广告而出名，被誉为“广告大王”。
○辛亥革命后，唐爱陆（镇海，现为北仑区）在汉口创办国货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国货公司。
○1912年，陈万运（慈溪）、沈启涌（慈溪）、沈九成（慈溪）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毛巾厂———三友实业社，所生产的三角牌毛巾畅销全国。
○1912年，柴宝怀、丁丕山（宁波）等人在上海创办“协大祥绸布店”，这是上海绸布业中最早开设的一家大型绸布商店。
○1912年，张同孚（鄞县）在上海创办上海协成裕记银箱厂，制造保险箱，1916年购入文仪洋行的全部设备，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齐、产量最多的保险箱专业企业。
○1912年，方液仙（镇海）在上海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兴办了我国第一家牙膏厂，并生产三星牙粉、三星牙膏、三星蚊香、三星观音粉、三星酱油精、“箭刀”肥皂等产品，被誉为中国日用化工的奠基人。
○1913年，张石川（镇海，现为北仑区）与郑正秋联合执导了中国第一部无声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22年再次与郑正秋合作创办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任经理。1922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张石川被称为中国电影之鼻祖。
○1913年，王生岳（鄞县）在沪创建王岳记机器厂（现上海减速机械厂前身之一），专门代客加工齿轮，是上海最早加工齿轮的工厂。
○1914年，乐汝成（镇海）在济南创办泰康罐头食品有限公司，1923年迁址至上海。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产销联营大型食品企业。
○1915年由虞洽卿（镇海，现为慈溪）创办的三北航业集团，是当时我国航运业中最大的商办航业集团，其总吨位9·1万多吨，约占全国民族航运业总吨位的七分之一。
○1916年，张石川（镇海，现为北仑区）、管海峰在上海创办幻仙影片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在经济上摆脱外国商人的自立影片公司。
○1916年，林信昭（镇海）在上海北京路设立上海第一家医疗器械厂———林德兴五金工场。1921年，钟章耀（镇海）与表兄胡永年（镇海）在上海创办耀昌医疗器械号（后改为耀昌医疗器械公司），并长期任经理。这两家企业为当时民族医疗器械业的开拓者。
○1917年，宋汉章（余姚）、盛竹书（镇海）及张公权等人在上海创办《银行周报》，是我国发行最早、发行时间最长的经济专业刊物。
○1917年，上海成立钱业公会，朱五楼（镇海，陈果夫岳父）曾任第一、二届会长。1920年公会改造后，由秦润卿（慈溪，今江北区）担任会长，时间长达20余年（除第五届任副会长外）。秦被公认为上海钱业界领袖。
○1917年，余华龙（奉化）在上海南京东路创办中华皮鞋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上海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皮鞋店。
○1918年宋汉章（慈溪人）担任上海银行公会首任会长。
○1918年李组绅、李组才（镇海，天津巨商叶星海外甥）在天津拉拢曹汝霖、陆宗舆共同创办利济贸易公司，推叶星海（镇海）为董事长，李组才自任经理，为天津华商对外贸易行之首创。
○1919年，王宝信（奉化）在上海创办益泰信记厂，为国内制造铝质日用器皿之首创。
○1919年李安绥（鄞县）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的毛绒纺织厂，方椒伯（镇海）任董事长。
○1919年，姚德甫（镇海）在上海创办华通电业机器厂（今华通开关厂），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工业的奠基人。
○1920年，虞洽卿（镇海，现为慈溪）、盛丕华（镇海）、闻兰亭等人在沪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上海第一家华商交易所，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1920年，郑源兴（奉化）、郑方正（镇海）创办了上海最大蛋制品出口企业———“茂昌蛋厂”，开国人兴办冷冻业之先声，后每年营业额约占全国出口额的五分之一。
○20世纪30年代，郑源兴曾任中国冰蛋业公会会长、世界蛋业公会理事长。
○1921年，朱葆三、严信厚（慈溪，今江北区费市）等创办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
○1921年，胡西园（镇海霞浦，现北仑区）研制出中国第一只白炽灯泡，1923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灯泡制造厂，是中国电灯泡工业的开拓者。
○1921年，王伯元（慈溪，现为镇海长石）在沪开设裕发永金号而发迹。后又投资钱庄、银行、保险公司等行业，成为当时著名实业家，被称为“金子大王”。
○1921年，黄楚九在沪创办上海日夜银行，为近代上海第一家日夜营业的银行。
○1921年后，项松茂（鄞县）等人在上海组建“五洲固本皂药厂”，后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制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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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布商：一个被隐没的百年商帮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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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高阳纺织商贸城。 臧哲辉摄近期，一部名为《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电视连续剧在各大卫视和网络热播。该剧讲述的是清末陕西一位女商人以“机器织布局”中兴家族、造福乡里的故事。鲜为人知的是，几乎与该剧同一时期，在冀中平原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县城高阳，也有这样一批人，做着与剧情类似的事：他们革故鼎新，引进新式织机、改良纺织技术，使当地纺织产业发展壮大、走向全国，并逐渐形成一个以经营纺织业为核心的商人团体。他们，就是冀中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阳布商。高阳纺织博物馆内的织机。 臧哲辉摄源远流长：发端于明中后期的纺织产业在位于高阳纺织商贸城内的高阳纺织博物馆里，一台台老织机、一幅幅纺织图、一件件纺织品，无不诉说着高阳作为我国北方“纺织之乡”的悠久历史。在高阳，几乎每个当地人都以家乡的纺织业自豪，但被问及高阳为什么会形成纺织产业、高阳纺织究竟发端于什么年代时，却鲜有人能准确回答。事实上，高阳的纺织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的明代。“高阳历史上地势低洼，河流交错，是有名的‘十年九涝’地区，因其旧时盐碱遍地，故曾有‘种一葫芦打一瓢，遍地都是兔子毛’之民谣。明初，棉花种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艰难的高阳农户已种植棉花，纺线织布，以补充生活之不足。因此，高阳的纺织历史可以追溯到约400年前的明代中后期。”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告诉记者。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到明万历末年，高阳县种棉、纺线、织布已遍及城乡，这里出产的土布很受欢迎，布线市场开始成型。清代，高阳纺织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印染技术上。当时，高阳织出的布不仅有蓝、红等各种色泽，还出现了扎染、蜡染工艺和许多新式花型图案，受到周边地区人们的喜爱。高阳逐渐发展为地区性纺织中心。乾隆年间，时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以高阳一带农户植棉、纺织、印染的生产情景绘成16幅《棉花图》供乾隆御览。乾隆看后十分高兴，遂在每幅图前题诗歌咏，命人雕刻于石上以永久保存。如今，这一石碑被当作镇馆之宝，珍藏于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到清朝末年，高阳传统手工土布市场已经形成。据史料记载，1900年，高阳莘桥村集市可日销土布近千匹，县城集市可日销土布1200匹。以贩布为生的小本商贩渐多，他们收买本地土布，远销外乡，仅季朗一村，就有贩布独轮小车60辆，行销保定、博野、赵县等地。”史克己介绍，但在中国工业近代化已经开始的大背景下，当时的高阳纺织仍局限于每家每户自己织布的传统手工业，尚未形成真正的近代产业集群和商人团体。转折出现于1900年。当年，高阳商人王士颖第一次把国外铁轮织布机引进高阳，并加以改进，使“高阳布”从木制织机织窄幅土布发展到铁轮织布机织宽幅洋布，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在王士颖的带动下，第二年，高阳县城几家织户又集资购买了日产织机两架，织造宽幅洋布。“从木制织机到铁轮织布机，从织造窄幅土布到织造宽幅洋布，是质的飞跃，在高阳纺织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史克己认为。然而，仅凭几家织户的几台铁轮织布机，仍无法抵挡国外高质、低价洋布的倾销，高阳土布市场一度大幅萎缩，大量传统布商面临破产。在安逸的农耕文明中发展了上百年的高阳土布业，第一次面临“生死考验”。上世纪30年代的高阳织布工厂。 资料图片成功转型：高阳商会的成立和纺织近代化“事实上，不只高阳纺织，清朝末年，随着国门被打开，我国几乎所有的传统产业都受到国外工业产品的冲击。这时，能不能因势利导、成功转型，就成了决定该产业生死的关键。”史克己说。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1905年，纺织商人杨木森、李条庵、张筱良、张造卿和李馨斋等，开始筹划建立高阳商会。翌年，高阳商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县郊南街关帝庙。商会一成立，即派人赴天津学习铁轮织布机织造技术，并回购日式铁轮织布机贷给城乡织布户，教以织法，赊给棉纱。高阳商会的成立，使高阳织布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标志着高阳传统手工纺织业开始向近代化、工业化转型。除了在机器和技术上学习西方外，高阳布商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当时的高阳布商认为，若想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才培养刻不容缓，但把学生送到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培养周期太长，大家认为在本地先办一所夜校比较符合实际。因此，商会成立后不久即创立商业夜校，聘专业人士为教员，对各商家学徒进行短期培训，解了新式纺织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史克己说。1907年，商会集资将夜校正式改为初等预科学校。1909年2月，商会全体会员还议准：“商业学校，原本商家随时捐助，由义务而成，自应竭力提倡，培养人才。”这项免费就读的决议，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扩大了学校的招生范围。商会将学校作为高阳布业发展的希望所在。初等预科学校学制本为4年，首批40名学生修业3年后，成绩已多达高等小学程度。商会认为这些学生“殊多可造之才”，年龄又正好够上中等学校，于是将原校扩办为中等商业学堂，后来呈当时的农工商部批准，正式定名为高阳甲种商业学校。到抗战前夕，商业办学共计20余年，培养人才数百名，还将不少有志青年输送到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深造。学校培养的许多毕业生，后来成为高阳布商中的领军人物。在高阳商会的大力推动下，高阳纺织业迎来新生。1909年11月，天津商会与直隶工艺总局为筹备参加南洋赛会开办劝工展览会，在参赛一万多件展品中，高阳土布荣获“优等第一金奖”，其中，“金鸡报晓”“三马头”牌印花布、国货精品布，曾作为这一时期民族纺织业的代表性产品而风靡一时，使高阳成为华北近代著名的乡村工业聚集地。上世纪30年代的高阳纺织农户。 资料图片“高阳模式”：中国近代乡村工业化的范例虽然高阳商会的成立促进了铁轮织布机的进一步普及，布商的资本也更加集中，但和西方国家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纺织品相比，高阳纺织品仍显得势单力薄，在价格和产量方面均处于劣势。使高阳纺织产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高阳布商创立的一种被称为“撒机制”的生产经营制度。“当时，每台铁轮织布机售价约50银元。每机正常运转至少需经、纬线各3捆，每捆重10磅，按平均价格计算，约需制钱1万文。这样高昂的初始投入让普通农民无力负担。”史克己介绍，为迅速推广铁轮织布机和机纱，高阳布商采取了“撒机制”的生产组织形式。“撒机制”指的是布商们把铁轮织布机赊售给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这就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价格偏低的优势，使高阳实现了铁轮织布机的迅速推广。对于“撒机制”，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的方显廷在其1935年出版的《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一书中曾这样分析：“‘撒机制’在高阳织布区的长期流行则由于它是在以铁轮机为主要生产设备的条件下，能够与国内外大机器织布业相抗衡的最佳组织形式。当时一台动力织机售价约630元，一台铁轮机售价约50元，二者的资本投入比为13∶1。而以动力织机织造1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8小时可出布125尺，以铁轮机织造l4磅粗布，平均每机每11小时可出布120尺，二者的产出比为1.33∶1。”据此，方显廷认为，在当时的技术和市场条件下，铁轮织布机对于资金短缺的高阳商人来说具有更大的资本边际效应，“撒机制”是实现这种较大资本边际效应的最佳组织形式。“撒机制”的普及，让高阳布的售价远低于进口洋布。很快，高阳布就在华北市场上挽回颓势，重新走俏起来。对此，和方显廷同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的吴知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一书中评价：“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撒机制”的成功推行，让高阳纺织业迎来了第一次兴盛。日，高阳布商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直隶商会会长的张造卿在《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上发表了一篇介绍高阳纺织产业的文章，其中写道：“民国五年，该县销售改良布匹，总额为168.85万匹，总值1227.3万元……查最近三年海关贸易册，棉布入口平均之数，为7167.1万两，折合银元为10456万元，高阳一县之内，所值之数已逾输入额的十分之一……”“张造卿在报告中提到高阳改良布匹的产量占比超过全国进口棉布总量的十分之一，这是民国时期第一次对高阳纺织业产量的大致统计，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高阳纺织业在全国的地位。”史克己说。1915年至1920年短短5年时间，高阳布区的平面织机从5673台增至21694台，年销棉纱达10万包，产布400万匹，营业额达2000多万银元。产品囊括了粗白布、细白布、电光布、褥面布、被面布、床单布、条子布、袍料以及线毯等。随着纺织业的快速发展，高阳棉纱、布匹的经营也从杂货兼营中分离出来，专营布匹、棉纱的布线庄应运而生。到1920年，高阳已拥有布线庄60家，外庄（布线庄设立在外地的分号）遍布11个省的34个市县。传奇延续：从衰落到重生“高阳纺织业的第一次兴盛仅仅持续到了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方洋布卷土重来，同时又有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棉白布的竞争，导致高阳棉白布的销量急剧下降。面对形势变化，高阳商人求新求变，先后开发出条格布、人造丝提花布等新产品。经过几年努力，到1928年前后，高阳织布业迎来了第二次兴盛。”史克己介绍。这一时期，高阳布匹的销售网络遍及河南、山东、湖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甘肃、新疆等国内20多个省区，甚至远及东南亚地区。高阳纺织迎来第二次兴盛的另一个表现，是天津“高帮会馆”的成立。1925年至1926年间，张造卿组织在天津经商的高阳商号按资金多少摊款集资，在三条石东口大王庙附近盖了南、北两幢楼房，共200余间房，正式命名为“天津高阳商帮会馆”，通称“高帮会馆”，为高阳商户驻天津外庄人员住宿和经营买卖使用。后来，“高帮会馆”不仅是高阳商人驻地，也成为天津纱布的一个交易所。高阳纺织业的第二次兴盛也仅持续了数年。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丧失等影响，高阳纺织业发展再次面临考验。勤劳智慧的高阳布商们经受住了考验，从1934年开始，随着全国经济形势好转，高阳布商又迅速抓住市场契机掀起了高阳纺织业的第三次发展高潮。以著名布商苏秉璋经营的仝和工厂为例，自1934年以来，仝和扩建北厂，新建南厂，盖房百余间，添购提花机80多张，又增加锅炉、染槽、轧光机、拉宽机、干燥机、电动织布机等全套现代化织染设备。购进大汽车一辆，买地修公路，工人增至400余人。在仝和的带动下，高阳的印染业也从手工染发展到机器染。资料记载，1934年，全县共有大小印染厂200多家，蚨丰、义丰、元新、仝和、合记、恩记、鸿记、酉记等14家工厂有工人1550名，管理人员220名。蚨丰、仝和、恩记、合记，被称为当时印染业的四大名厂。这一时期，高阳布区覆盖高阳、蠡县、安新、任丘、清苑、肃宁、河间等地。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囊括了500多个大小村庄。因为高阳是纱、布的集散中心，所以当时在这一区域所产之布，统称为“高阳布”。1937年“七七事变”后，高阳县大商户纷纷外逃，中小商号闭门歇业，商会被迫解散，纺织业逐渐凋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高阳纺织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21世纪以来，高阳毛巾、毛线、毛毯三大主导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曾一度达到38.8%、24.7%和26%。为了续写布商传奇，弘扬布商文化，今年年内，反映清末民初高阳布商奋斗历史的电视连续剧《布衣天下》将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高阳布商的传奇故事仍在继续。（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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