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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太阳给冷峻的山海镀上一层金的华光。一条大河，在狭长的山谷中跳着远古拙朴的舞蹈，唱着地质时代300万年的歌谣。这是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的桑干河和内蒙古兴和县的洋河，在河北怀来县汇合成永定河。永定河向东流至官厅，又纳延庆的妫水后入官厅山峡，在沿河城边的向阳口拐弯进入珍珠湖，在两岸青山的簇拥下奔腾激越，用水的巨笔绘成百里画廊，从三家店冲出山口，流过平缓的门城镇和永定平原，流成卢沟晓月的意境。千百年岁月的泥沙淤积成河边成片的土地，也成就了这个地区仅有的辽阔。如那条大河一样古老，像那座千年古庙一样神秘，似那座皇城一样悠远。这里的故事与大河，古庙，皇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相互灌溉与抚育。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一片岛屿，被夹在永定河东西汊河之间，因曾种植水稻，而被称为“稻地”。当早于北京城而建的那座古庙佛光升起的时候，这里成为供奉古庙的庄园。庙里那口大铜锅，以及香火的盛衰都被这片土地喂养着。那条大河无数次地更名，最后的名字由皇帝“敕封”。如同《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有的为逃难，有的为求生，有的为抗争官家，有的为躲避追捕，四面八方赤裸的、笼罩在危机和灾难中的生命，朝着荒莽的河岛汇集，被称为“跑大海的”。他们在此生存保命，迎娶女人，繁衍后代，渐渐汇聚成“稻地十三村”，用世代的血汗艰辛地淤积着土地和岁月，拓出了这里的肥沃与文明。相对于潭柘寺地区十三个村称为“里十三”，这里，亦被称为“外十三”。当年的河边“新城”被洪水冲击，一分为二，成为今天的“东、西辛秤”，而“四道桥”“坝房子”“桥户营”以及“上岸”等村名的由来都与河水有关，都是河或水的派生物，都潜藏和隐喻了这里的人们灵性的，湿漉漉的生存。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出版的《宛署杂记》载：“近浑河有板桥&&石景山之左径八里曰曹哥庄，又二里曰冯村，又三里曰上安村，又五里曰新城，又三里曰卧龙岗，又三里曰小园村，又三里曰石门营，又二里曰何各庄，又二里曰石厂。”桥户营村82岁的祁忠老人讲，他家的祖坟在何各庄，至今已经排列了19层坟头，即19辈，而祁忠老人又已经五世同堂。石厂村73岁的侯刚老人说：“到我孙子这辈儿，我家已经在村里传了17代。”被石厂村人镶在村口的东过街楼青石门额清晰地刻着“石厂东栅栏”五个大字，旁注明“万历庚辰岁孟秋重盖造”。表明“重建”的时间，比《宛署杂记》早了13年，但始建时日却在岁月的栈道上为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由于村后的青龙山上盛产优质青石，自明永乐五年，明成祖建造北京宫殿，这里便成为皇家的采石基地。是这里坚硬的青石铺就了皇家至高无上的阶梯。“衙署”门外， “衙门井”还在，掀开井盖，两个并排的井口像两只黑色的眼睛，有如历史一样幽深。站在那棵古老的楸树下，好像还能听到当年监工锦衣卫厉声的吆喝，以及东西囚楼里囚犯脚上镣铐的声响。兵士们守卫着高高的围墙和两扇重重的石门，以后，就又有了一个叫做“石门营”的村子。从石厂村青龙山上的青石，到栗元庄石板塘里的石板，不仅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们的砌筑与覆盖从地到天，从基石到屋顶，从皇宫到寺院。除了与潭柘寺的关系非同寻常，被誉为“天下第一坛”的戒台寺就建在这里。小园村则是专门为戒台寺种植蔬菜的“园子”，逐渐成村。戒台寺的开山始祖智周和尚当时被称为“释门梁栋”，而后又有多位高僧住持，宗教活动盛大，成为佛教界讲法和“职称”评定与授予的权威寺院。从“戒台寺”僧人的讲法“毕会”，到“商贾辐辏”，“倾国妓女竞往逐焉”的“赶秋坡” &&尽管杜十娘们捐资修建的“娼妓桥”早已成为只剩半边的“断桥”，却更加丰富了人们色彩斑斓的联想，永久地留住了那些“盖冠相望，绮丽夺目”，“绿树红裙，人声笙歌”的记忆。岁月流转，时世变迁，建制与名号不断更迭。直到当今所辖24个行政村，拥有68.6平方公里土地的永定镇，仍是以那条河的名字而命名的。这条大河和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与福祉，创造了无数的故事和传说。机遇与抉择那个叫马可波罗的老外曾经用他的游记告诉世界：中国有一种“可以燃烧的黑色石块”，并且“取之不竭”。门头沟的采煤历史可追溯至辽代。“西山之煤”，“为京师之宝，也为民间饮爨”。“炕火初燃，令寒谷生春，尤胜红楼暖阁”。京西的“黑色石块”，暖了贫寒百姓，也烤热了六朝古都。那首被窑工的嘴唱成的黑色歌谣，连同世代蜗居的“锅伙儿”，以及微弱的矿灯在巷道里呻吟的年月，如同窑工身上黑色的伤疤，成为嵌在门头沟骨头里的黑色记忆。除了供给京城的“一盆火”，还有大量的石灰岩烧制的石灰，以及永定河里的沙石，成为京城建设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门头沟曾以煤炭和石灰的“黑白两道儿”建构着京都，也支撑着自己。但是，这种支撑是何等的艰难。政治上翻了身的京西人，在经济上却始终不能挺起腰板。尽管领导者费尽心机，不断变换着治区方略，不论是“以粮为纲”，还是“林果为主”；不管是“扎根山区建山区”，还是“走出山区奔富裕”，发展速度几乎总排在全市倒数第一，老旧穷区成为永久的别称。以永定河为界，东是石景山，西是门头沟。有人说，宁向东一尺，不向西一丈；还有人说，宁在河东死，不在河西生&&一个地区发展的脚步如同一个转动的车轮。近两年，门头沟这个老旧穷区的轮子旋转得突然快了起来，快得令人猝不及防，快得令人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因为，人们在四平八稳的破车上坐惯了，坐久了。自打北京市政府将门头沟定为生态涵养发展区，这个非常明确的功能定位，让门头沟人找准了突破口。区委十届十次全会分析了门头沟在首都新一轮发展中面临的形势、机遇和挑战，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加快建设新城区，规划发展浅山区，保护涵养深山区，着力打造“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重点发展依托首都，面向世界、服务市民的旅游文化休闲产业。为了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实现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真正使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得到彻底的改变，区领导把自己推到了只能进，不能退，只能快跑，不能慢走的境地。他们绷紧了弦，铆足了劲，运筹谋划了许多惊人的大手笔。“打黑养绿”关闭了270个乡镇小煤窑，结束了地区上千年的小煤窑开采史。他们大做山水文章，用科技手段，像给病人做手术那样精细地为大山疗伤，再造它们的生命之春。投资10亿元，对永定河沿河城至三家店88公里河道、清水河28公里河道进行彻底修复治理，建设湿地超过120万平方米。往日苍凉的永定河道成为粉荷映水、绿苇摇曳的百里水岸景观。自2010年以来，门头沟区建设了近40个城市公园，逐步向市民开放。同时通过实施堤岸绿化、生态修复等措施，对五个排洪沟渠进行治理和改造。“一湖十园、五水联动”的景观体系初步呈现，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定都峰景区位于长安街西延长线的终点，338级台阶举起了定都峰上的标志性建筑——定都阁，成为长安街西延线端点的重要文化标志。这个耸立于天地之间的崭新作品，以它特有的辉煌和典雅形成了“东有大运河、西有定都阁”的长安街新景观。这里与永定河直线距离9公里，向东眺望，长安街景象一览无余。著名作家刘恒参观定都阁时感慨地说：“作家的作品在纸上，你们的作品在天地之间。”转型中的门头沟区，长安街西延工程、永定河生态发展带等重点项目正在全速推进。碧波荡漾的门城湖和30座公园，花草树木、水榭亭台、雕塑小品、坐椅石桌和各种健身器材，把门头沟人的生活品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不仅给予人们物质上的享受，更填充了人们精神上的废墟。像是在做梦，又比梦结实。门头沟山多，沟亦多，多少人曾慨叹咋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沟”是什么？“那是深渊般的苦难在门城前横亘，那是刻在京西人心上的一道道伤痕&&”如今，城镇地区五条又脏又臭的排洪沟被改造成汉白玉栏杆围挡，红花绿草碧水幽径的美丽景观，称为“五水联动”。原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来视察的时候，高度赞扬了门头沟环境建设取得的成就，曾感慨地说，没想到北京西部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并且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要知道，这里的平房可不是北京的四合院，而是煤矿工人世代居住的“采空棚户区”。刘淇说，这些工人为了首都的“一盆火”奉献了一生，党和政府欠他们的账啊，改变他们的居住条件就是还账。门头沟区区长王洪钟上任以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抓紧一切机遇让老百姓上楼，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老百姓上楼。”在近两年的住宅建设中，最值得称颂的是采空棚户区的改造。因为那是最底层老百姓的期盼和仰望，是惠及民生的大事。脚下曾经的浩瀚煤海和久远的开采给这里留下了肺病似的空洞和夜的色彩。黑色的土路，满天弥散的煤灰，黑色的汗珠，黑色的泪滴。煤矸石的峰峦和房屋成为这里独有的风景，像老旧矿区身上一块块黑色的胎记。当年，著名作家陈建功在他的小说里这样描绘门头沟：“只要过了三家店，天上的鸟儿都是黑的”&&棚户的定义是住在简陋房屋里的人家。这里的简陋，没有絮进唐诗的三重茅草和杜甫的悲凉，却有着柴棚的遗传和锅伙儿的基因，有着石棉瓦和油毡无序拼接的音韵。低矮和破旧被最大限度地延伸，承载着几代人疲惫的叹息。门头沟采空棚户区改造是北京市最大片的改造项目，是北京市的重点工程。区政府计划利用3年时间，建设安置房200万平方米，解决棚户区3.1万户、8.5万人的住房问题。棚户区改造离不开拆迁，拆迁是当下最敏感的话题，把好事办好又谈何容易。区政府攻坚克难，解决了安置房选址、融资难、拆迁难等一系列难题，确保了棚改工程的有效推进。截至2012年9月底，棚改工程开复工230万平方米，竣工100万平方米，35000套住房交付使用。到2013年底，将实现230万平方米安置房全面竣工，基本完成采空棚户区改造任务。今年，又启动了新棚改100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开工建设京煤集团38万平方米工矿棚户区改造，将再用两年时间实现城区和矿区10万平房居民全部上楼。按照生态涵养发展区和全力建设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的发展思路，区政府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在京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签字仪式。到2012年底，将有40多家大型国企、央企来门头沟开发建设，已经落实100多个项目，协议签约金额近3000亿。前所未有的魄力和招商数字震动了整个北京城。而在计划建设的诸多重点工程中，S1线轻轨和长安街西延线工程属于重大项目。除此之外，一个长期落后的老、旧、穷区，利用多种方式，解决了缺钱的问题，保障了发展计划的顺利实施。因为，只要有真抓实干的精神，只要心里想着老百姓，什么难题都可以解决。叮叮当当的驼队缓缓踱过永定河木桥的情景，已经深深地嵌进岁月的印辙。山里人也走过了用实纳帮的砍山鞋丈量山路的历程。那时候，背一篓子山货到城里卖，要走上好几天。城镇人用一根扁担八根绳挑着果蔬进城也要走上多半天。赶上永定河发水，挑担的汉子便甩开粗布“汗褟”，跳入激流，一手划水，一手扶筐，把蔬菜水果运到对岸。长在河边的人大都有很好的水性，不仅能凫水，还会划船，划笸箩。无桥无船的地方，三寸金莲的女人们只能靠男人背过河。于是，河边又多了一种职业——背脚的。当年，挑脚的汉子们用双脚夯实的古道早已拓展成平坦的公路，从一辆大鼻子的336路开始，逐渐发展的公共交通把门头沟与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莲石路和阜石快速路的通车，更是缩短了门头沟与北京城的距离，同时也模糊了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当S1线轻轨等新鲜词语融入门头沟的时候，带给老区的不仅仅是激情的热望，还有一份冷静的思考。因为，老区的当家人清醒地认识到，这项市重点工程的实施，带来的不仅是交通的顺畅，更是千载难逢的经济发展机遇。S1线轻轨铁路通车后，等于给老区和山区插上了翅膀。而且，还在沿线规划了休闲、旅游、金融和综合服务四大功能区，这将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随着S1线的启动而全面起飞。S1线门头沟段全长6.4公里，在小园和石厂建两个特大站点，四道桥站建成一个可与多条公交线路接驳的西部换乘中心。加上首钢搬迁以后，长安街西延线的建设，门头沟新城就成为中华第一街——长安街的最西端。如此引人注目的重要位置，发展不是散文式的漫步，而是诗歌式的跳跃与跨越。不可能有大片现成的土地等着开发。S1线和长安街西延线的建设，需要500多公顷的土地收蓄，又遇到两个躲不开的字——拆迁。2010年五六月份，因北京西六环的建设，刚刚拆迁了永定镇的白庄子和东辛秤，原想从S1线东线起步，每次两个村依次往西拆。但S1线年底就要开工，原计划打乱了，一切都要往前提。两个工程的土地面积需要拆除83.5万平方米的民房，涉及永定地区的11个村庄，6480户，12093人。这时，已经进入10月，棚户区改造黑山地块也要上马，涉及5个社区，2423户，6542人。两项加起来，一共拆迁农居民8903户，18635人。如此大范围大规模的拆迁，在全区，甚至在全市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况且，动迁的不光是棚户区里住着公租房的工人，而大多数是祖祖辈辈在自己的家园上生存繁衍、生命与家园血脉相连的农民。虽然100多万平方米的安置房已经开工，如果等安置房竣工再开始拆迁，黄瓜菜都凉了。有一个既不突破国家标准，又符合地区实际，群众也能接受的政策是拆迁成功的关键。目标是老百姓能认可，政府能承受，让利于民。2010年10月的一天下午，区政府应急楼三层会议室正在召开政府常务会，讨论重点工程建设和拆迁问题。大家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陈述各自的主张。有的主张还是要渐进、求稳，先拣容易的干。但这样肯定完不成任务。如果现在开始大面积地拆迁，周转房又怎样解决，眼看进入冬季了，近9000户老百姓蹲露天地不成？区长王洪钟一句话没说，他认真听完了大家的意见，紧锁着眉头思索了好一会儿，然后，坦诚地讲述了他的想法：在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急迫的形势面前，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丝毫不能等，S1线涉及的11个村庄和棚户区改造黑山地块的拆迁一块儿上马，立即进行。拆迁、环境改造和周转房建设、棚户区改造齐头并进。政府动员一切力量，和群众共同努力解决临时周转房问题。区委书记刘云广一拍大腿说：“那就干吧。”会议开到6点多，大家逐渐统一了认识，决定马上开始这场大面积大规模的拆迁。政府连夜起草方案，决定从日起，永定镇的11个村庄同时拆迁。奖励期限就定在日至12月18日。第二天上午，区委常委会通过方案，并决定组织一批精兵强将，全力以赴搞拆迁。11个委办局主要领导带队包村，区委组织部抽调130名后备干部组成工作组下村。区立即成立了由区长王洪钟任组长，区委书记刘云广任政委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总指挥部。一个电话，提前召回了在上海出差的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傅兆庚，委以S1线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的头衔；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国才任政委。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一个不落，全部下乡包村，人大、政协积极参与。大家放下了日常工作，一切以拆迁为中心。11月2日，晨光饭店宽敞的礼堂座无虚席，区委区政府在这里召开S1线工程拆迁工作动员大会；3日，永定镇召开动员大会；4日，区工作组与镇对接；5日，工作组进行业务培训；6日，在拆迁范围的曹各庄村召开11个村千名村民代表参加的动员大会。与此同时，通过招投标方式聘请的26家评估、拆迁、拆除和审计公司同时到位。真是紧锣密鼓，有人说，瞧这阵势，不次于当年的土地改革。浩浩荡荡的队伍，带着印有拆迁政策的一万多本小白本出发了，带着给11个村，6480户，12093名群众的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出发了。艰难的启航工作组或工作队，这个并不生疏的形式和名称大概算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了。工作组尽管进了村，尽管指挥部的领导们一再强调要宣传政策，要充分理解和切实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要通过拆迁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但情况究竟会怎样，人人捏了一把汗。就连指挥部的领导心里也没有十足的底气。消息接踵而来。小园村地处石门营环岛的西南角，从莲石路进城，能看见路西村口的标志性建筑——一座气宇轩昂的琉璃顶影壁，上写“小园村”三个大字。村委会在村西北的一座两层小楼上。包村的区司法局长马星和工作组长、区计生委副主任亓建军带着人刚进村，就被村民堵在了村委会。“干吗要拆我们的房？我们不同意拆迁！”“你们说话不顶用，我们要跟区长王洪钟对话！”工作组和村干部耐心解释和劝说着。中午，几个妇女上来就抢工作组的盒饭，嘴里嘟囔着：“不让我们好好过，你们也甭想吃饭！”抢了饭，还锁了村委会的大门。工作队入户宣传的同时，还有一个目的是测量摸底，老百姓不开门，敲门声和狗叫声混成一片。他们耐着性子敲，既不敢太使劲，又不能声音太小。声音小了怕里面听不见，声音大了像是砸门，更不行。他们努力拿捏着恰到好处的力度。一扇红色的油漆大门终于打开了，大伙进了院，又进了屋。寒暄过后，刚进正题，主人拿出一台小型摄像机，对准工作队每一个说话的人。问他有啥想法，条件是一组理直气壮的数字：“6套房，外加600万，否则免谈。”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找到工作组，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这是侵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拆迁，也不卖地，我们要用土地入S1线的股份！”15日，部分村民堵工作队大门并抢了盒饭，16日下午4点，工作组和拆迁公司一同到李姓村民家登记。这家村民正在建房，刚进院，男主人举起一根木棒，猛抡过来&&17日村里出现反对拆迁的小字报&&其他村也不乐观。地处城乡接合部的曹各庄村号称“小香港”，街两侧几乎都是装着五颜六色广告和招牌的门脸房。村里有个大市场，共150多个摊位。这个村子有三多，一是外来人口多，二是做买卖的商户多，三是房东多。家家户户出租房屋，靠房租过活，人称瓦片经济。其他村的老百姓盼着住楼房，而这个村的村民却不愿意上楼，他们怕因为住楼断了今后的财路。在他们看来，拆迁补偿款再多也是个死水坑，流完就完了，而房租和买卖却是活水，源源不断。所以，老百姓和商户们极力反对拆迁，百十口子人两次包围村委会，一定要讨个说法。一天早晨，街上又出现了打倒区领导的标语和小字报。“日本鬼子，汉奸，狗腿子！&&”工作组前边走，有些村民在后边骂。为了开展工作，各村都安排了村干部或村民代表带领工作队入户，称为引导员。有的引导员勉强将工作组带进门，有的只带到大门口。桥户营村个别引导员怕背上“汉奸”的名号，索性不敢给工作组引路。工作组只能硬着头皮自己闯。村子紧挨着永定河道，和那座秀美的石景山隔河相望。寒冬腊月，北风从河边吹来，像一把把小刀削得生疼。看着寒风中瑟瑟发抖，还在耐心敲门的工作队员，街边一个老乡说：“别敲了，他们家没人。”后来才知道，那个老乡就是院主人。另一扇门敲了40分钟，终于开了，腿刚往里迈，又被气势汹汹的女主人给搡了出来。上岸村工作组刚走进一个院子，迎面而来的一个老太太蹦着脚叫骂：“谁让你们进来的？你们拆家来了，滚！”一边骂一边坐在地上哭，大家上前搀扶，她用力甩开，“有本事你们拿机关枪把我突突喽！”石厂村的局面更难打开。村民们正在会议室里和工作组对话。镇长李文凯也来了，他让乡亲们不要吵嚷，秩序发言，他分门别类地解答大家的问题。一些人边高声“质问“，边宣讲着自己的主张，像是讲演，人群里不时传来掌声和喝彩声&&艾洼村30多个上访户把工作队和村委会围了三天，吵着先解决产权问题，然后再说拆迁，逼迫村干部退股金&&听说召开村民代表会，栗园庄村委会一下涌进100多位村民，他们占了工作组办公的会议室。中午时分，又挤进食堂抢饭&&面对如此局面，有人蒙了。毕竟，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有的村干部在动员会上才知道自己的村子上了拆迁榜。工作组进了村，村民还没醒过闷儿来。他们毕竟在这里居住生活了太长的时间，每天像亲近自己的肌肤一样亲近着自己的家园。这里有他们太多的寄托和念想。有人说，多少年来，农村、农民的日子可以简称为盖房子和娶媳妇。他们把所有的积蓄和脸面，把所有的奋斗和追求，都堆成了各种材质的房屋，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他们过惯了村里的日子，习惯和认可每家每户在村子里的位置，就像天上的星星习惯和认可自己在浩渺银河里神圣不可侵犯的方位；他们习惯和推崇各家各户相互的依赖和链接，就像一棵藤上的倭瓜，筋脉是连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哪怕火上做着饭，也要趁机串个门，看看邻家吃什么；他们看惯了砖墙瓦顶、胡同小街、炊烟老树和墙上挂着锄头镰刀，院里摆着铁锹镐头的农家风景。日到12月18日的拆迁期限。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概念？十月初一鬼穿衣，11月13日已经是农历十月初八，而12月18日就到了农历十一月十三。这时，离元旦还有十来天，距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新春佳节，是全家人从四面八方奔老家和祖宅而来，在祖宗的基业上合家团圆的日子，带给人们的是其乐融融的亲情和温暖，而这个拆迁期限却是寒冬腊月，过年之前背井离乡，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反差？所有这些，决策者们还是想到了。区长王洪钟在区电视台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讲了S1线轻轨和长安街西延线的建设是门头沟绝好的发展机遇，如果等周转房建好了再拆迁，就会错过机遇，恳请拆迁范围的群众克服困难，理解支持拆迁工作。动员大会上，王区长几次要求拆迁工作组要“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忍饥挨饿”。政府还作了不少实质性的准备，准备了1000多套周转房，甚至准备租用一些中小宾馆，来安排拆迁户。区长王洪钟跑到他的老家房山良乡为门头沟的拆迁户找房源，并且交付了订金。人大主任李康云也积极帮助找。还将1121名拆迁范围的在校学生及时转学，免费入学。为解决迁坟问题，在区级公益性墓地新建了5000个安置设施&&活人，死人，该想的都想到了。自打工作组进村头一天起，每天晚上七点钟，区、镇、村领导和各村工作组负责人准时聚到镇办公楼三层会议室碰头。会议只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常常是从结束中间寻找开始，又从新的开始中间去拓展结束。雷打不动的碰头会经历着、辨析着、梳理着、应对着这场大规模群众工作的全过程。尽管各村的老百姓都不同程度地给了工作组一个下马威，但同志们牢牢记住区长提出的“三忍精神”。大家非常清楚，忍是必须的，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的群众。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最终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坚信，经过不懈的努力，终究会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不论大会小会，大家在困难的局面前不断重复坚定着这个信念。所以，虽然常常是困难和尴尬，大家表现得很乐观。不让进门，就把自己的手机号写下来，塞进门缝，再写上几句温馨的话，告诉村民，有事可随时拨打这个电话；进了门的，先聊家长里短，寻找契合点、切入点和共同话题，如将一滴水融进大海，在融合中逐渐渗透、扩散。副区长姚忠阳几乎每天都到他包的小园村和工作组一起做群众工作，除了走门串户，宣讲政策，还和大家一起在大街上贴标语。白天的气温在零度上下徘徊，糨糊刚刷上就冻住了，他们就找有阳光的地方贴，有时还用嘴哈着热气为糨糊解冻，也用他们的真诚为局面解冻。司法局长马星每天和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说：“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每天晚上汇报时，他又忘不了说这样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小园村共有553户，324个院。只用一周的时间，工作组就把每家每户走了两遍。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反复做工作。工作组长亓建军总是以一张微笑的脸一遍遍地入户，也总是“大妈，奶奶”地叫着。很快，谁家住哪儿，门牌号，户主长相，他就都如电脑录入一般记在心上。对于工作中的难点单独列表，特殊对待。办公用房很有限，工作组将最大的会议室让给拆迁公司，因为，他们要在那里和群众商谈并签署拆迁协议。工作组将几张办公桌椅摆放在小楼二层的楼道里，大家入户回来，就在楼道里休息一会儿，因此，被称为“楼道里的工作组”。冬日的阳光给楼道送来短暂的温暖。阳光离去，楼道的阴冷使大多数同志都感冒了，尽管都裹着厚厚的羽绒服。马星不止一次地说：“中国的事情非要和老百姓心贴心地干，把事情讲明白了，把政策宣讲到了，老百姓会支持的。”所以，除了入户面对面的工作，开始阶段，他每天晚上都用广播喇叭给村民讲话，他沙哑真诚的声音在夜晚的寒风中回荡，传递着恳切与热忱。而亓建军主任走完了自己那个组的户，又去其他组，总是亲自处理那些最困难的问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说，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群众。李征是老干部局的小伙子，爱人刚生小孩，他只休了两天就进村了，很快就走完了他们小组负责的27个院子，63户村民。包桥户营村的杨立新是卫生局年轻的副局长，每天早晨的工作会议上，他总忘不了说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换位思考，就知道该怎样去做老百姓的工作。”来自法院的工作组员秦晓敏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每次进村民家前，都要礼貌地征询是否可以进来，获准后进门时不忘在门外跺跺脚上的灰，这些细节会给村民一个好的印象。给每个人以必要的尊重，亲切地嘘寒问暖，认真倾听村民讲话，这是与村民处好关系的敲门砖。”上岸是11个村中最大的村，有887个院，1340户，2600多口人。村子有东、西、中、南、新5条主街。包村的是区人保局的杜斌英局长，工作组长是人防局局长左利民，工作队员来自区里各单位。杜局长不仅自己将主要精力放在村里，还安排几位副职轮流到村里工作。工作队分小组白天晚上连轴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白天，大风刮得睁不开眼睛，漫天沙尘。大家在刺骨的寒风中入户宣传测量，晚上，每人都拿着一个小手电，微弱的手电光在乡村的街巷闪烁。金华说，打着手电，夜入拆迁户，真正找到一种工作队的感觉。郭萍说，要非常注重和村民谈话的用语，绝不说“你家”如何，都说“咱家”怎样。不仅如此，郭萍、周秀君等八位女同志还经常陪着奶奶大妈掉眼泪。他们说，搬迁真是有割心的感觉，每天把心和群众贴得很近，人家才肯和你交流，才能说得进去话。曹各庄的包村单位是区教育委员会。平时教书育人的教师哪里做过拆迁工作？但教委领导却这样想：门头沟的教育就是门头沟人的教育，教育也要服从服务门头沟快速发展的中心和大局。只有经济发展了，教育才能发展。所以不仅一下派出5名处级干部带队下乡，还充分利用教育系统的优势配合拆迁。教委在职的教职员工4000多人，退休的2000多人，在校学生20000多人，几乎占了城镇常住人口的一半。他们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支持拆迁。各学校在教师中宣传拆迁政策，在学生中召开主题班会，印制和发送致家长的一封信，通过学生做家长的工作。他们还疏通一切渠道，使搬迁户的学生顺利就近免费入学。教委和工作组的同志们混合分了8个组。教委书记张爱宗和主任何渊在抓全面工作的同时，总挤时间来曹各庄，副书记闫强带队常住。大伙儿和拆迁公司都挤在一间大厅里。大厅最多时一天聚集一百多人，半天就撮出几簸箕烟头。每天顶着寒风入户调查登记，冻得伸不出手。实在太冷了，就躲进街边的饭馆、商店暖和一会儿。工作组每天早晚两个会。面对村民的不理解，大家用文雅的教师形象，努力从学生和教育话题寻找切入点和结合点。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工作组既要对政府负责，也要对群众负责；既要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也要维护群众的利益。所以提出了，在拆迁工作中，要甘当群众的台阶和扶手，就连一些细节都作了规定，比如，进门先自我介绍，说明来意，然后认真倾听村民的意见，待村民把话讲完以后再耐心解答。去的人多了，屋里装不下，一部分人就在院里站着。镇政府三层会议室，每天晚上开会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区、镇指挥部的领导、11个村的干部、工作组负责人，还多了评估、拆迁、拆除、审计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会议气氛有晴天也有阴天，有惊喜也有沮丧，更有些许担心。有时会议中间，就会有群众闯进来或咨询或申诉。对于所有问题，指挥部都不回避，而是认真面对。就补偿标准和时间问题，总指挥傅兆庚和村民多次直接对话。由于审计公司全程审计，各家的人口、面积都张榜公布。每个村村委会的外墙都成了拆迁公示园地，被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带头人破冰11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多是上半年换届时选上来的，有的是连任多年的老干部，有的则是初出茅庐的新秀。不论是老是新，拆迁了，他们都成了两难的角色。既要对政府负责，帮助政府做群众工作，还要向政府反映老百姓的意见和呼声，维护村民的利益。再说，绝大多数的村干部本身也是被拆迁户，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群众睁大眼睛瞪着你，村干部想带个头，也要瞅准机会，家里的工作暂且不说，在村里挨骂是免不了的。28日上午，汇报会由指挥部政委陈国才主持，王洪钟区长和副区长傅兆庚等领导都来了。除了汇报，镇领导就S1线的拆迁政策再次征求11个村党政领导的意见。这伙人是各村的当家人，既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又在村民中有很深的根基。有时，他们甩出一句话，胜过工作队半个月的口舌。按说，征求意见的阶段早已经过去，镇领导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大家没意见，表态支持拆迁。这时候，镇党委书记陈波和镇长李文凯互相递了个眼色，看准机会，甩出一张牌：好，都没意见，都支持，都带头，各村的百姓也都看着呢，今天各位就在这儿集体签约吧。没想到会有这一手，大家相互看了一眼，签吧。在指挥部成员的见证下，在区镇媒体不断闪烁的镜头前，11个村的干部风风光光地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了字。第二天，小园村的村主任第一个拆了自己家的房子。他的名字叫李占京，是一个不善言辞的汉子。他家是一座两层小楼，楼下还开着买卖。他媳妇眼看着推土机将他们的家掀翻、推倒，站在一边痛哭。李占京很坚强，但眼圈也红了。村主任的这一举动非同小可。这不仅在村里是第一家，在全镇也是头一份，如同一声雷，将冰山炸开一个口子。村党支部书记谢根奎的父亲是一个很精明的老头，人称“谢老转”。老人在村里也住着一座两层小楼，对拆迁也不理解。谢根奎经过一番策划，开车拉着70多岁的父亲到天津玩了一天，父亲很开心。可回家一看，房子已经拆完了。虽然已经为父亲安排好了住处，谢根奎还是挨了好几天的骂。曹各庄的书记王永泉和村主任张伦从镇里回来以后，村里就传开了：书记村主任在镇里签了字，把大伙儿出卖了。两位村干部一边做着村民工作，一边带头拆自家的房子。他们又将孩子叫到一起，也让他们带好拆迁的头。这个村的引导员大部分是党员，党支部开了会，引导员很是认真负责，他们不怕群众误解，不仅引导工作组串户，还跟着评估、测量。四道桥村就在永定河边，原是夹在东西汊河间的一片岛屿。过去一些小的自然村随着永定河的涨落和时代的变迁渐渐消失了，只剩下现在的四道桥、大友庄和增胜庄三个自然村，与那座秀丽的石景山和首钢老厂区隔河相望，S1线轻轨将穿村而过。村书记师长明是1951年随父母亲从潭柘寺北村迁来的老资格搬迁户。父亲上世纪40年代初参加革命，母亲是1944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84岁了。师长明中学毕业回村当会计，1976年开始担任村书记、村主任，已经35个年头。师长明在村里威信很高，党员选支书，全村48名党员，除6名不在家，师长明全票当选。选村主任的时候，535名选民，他得了487票。山高有根，水长有源。威望和信任的取得并非平白无故。师长明当干部以来严格要求自己，千方百计地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党政领导班子也很团结，三个自然村加起来有近千万元的积累，每月给男50岁、女45岁以上的村民发粮食和食油。谁家有了病人，村干部带上500元慰问金去探望；谁家有人故去，干部带上1000元和花圈去吊唁。师长明当干部的几十年来，村里没有打架斗殴的，没有上访告状的，村风像是永定河里的水，清澈安然。为了实施民主监督，经师长明提议，从每个自然村选出5位和村干部没有任何关系、有能力、有主见的村民成立了一个15人的民主监督小组，对村里的大事随时监督。这不，民主监督小组在拆迁中就起到很大作用。村里还组织了拆迁志愿者服务队，专门负责帮助群众搬家。四道桥村的拆迁群众工作做得很扎实，党员和村民代表积极带头，老百姓也都跟着签协议。工作组耐心细致地帮助处理拆迁中的纠纷，拆迁补偿款兑现之前，村委会先将房租借给村民。结果，12月15日签约率达到95%。18日上午，在拆迁范围的11个村中，四道桥第一个达到100%。石厂村贺玉以前是村经济合作社社长，从2006年起当书记。他同样在村里第一个拆了自家的房子，将全部家当搬到了在邻村租下的房屋。然后，将百分百的精力投入到群众工作中。村民中许多历史遗留的家庭和财产纠纷，在拆迁中一股脑地爆发出来。为了帮助村民解决纠纷，贺玉经常在村民家调解到深夜一两点。有一天，一直说到凌晨五点钟，村头的鸡都叫了，这家也露出了黎明的曙光。永定镇是门头沟最为开阔的地区。拆迁的村子大都挨近河边，是历史上逐渐淤积的河滩荒地，因此许多院落都比较大，老百姓有钱就盖房，地上建筑物也多。但是拆迁政策规定最多只能认定267平方米房屋面积。所以，所有村干部们不仅带头拆迁，还要举起一把斧头，带头砍自己家和亲戚家的面积。栗元庄村的书记楮富贵和副书记张桂生都带头砍了规定之外的面积，又忙着做村民的工作。楮富贵给一个哑巴村民做工作，连写带比划，哑巴还是不明白，突然扑上来将楮富贵的眼睛抓肿了，他仍不急不躁地给村民做工作。虽是寒冬，村里的气氛逐渐升温，村民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他们不再把工作队拒之门外，还亲热地沏茶倒水递烟，把花生、瓜子和水果往工作组同志的手里塞。商谈补偿，签署拆迁协议的渐渐多了，像滚雪球一样，一点点、一层层地拓展着体积。春风化雨房屋已经拆得七零八落，树在狂风中无助地摇曳，大风肆无忌惮地刮着。废墟中的沙尘被卷起来，又抛出去，天昏地暗。快六点了，副区长姚忠阳还在和马星、亓建军、副镇长管瑞明等商议着如何做好个别重点户的工作。楼下传来脚步声，门开了，拆迁总指挥傅兆庚来了。他仔细询问了进度和情况，强调群众工作要细致，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特别要及时兑现对老百姓的承诺。在小园村，有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新农村建设试点而建的51栋两层小楼，起初，住小楼的村民对拆迁补偿政策有意见。高建光是工作组副组长。当年的战友刘志国是小园的村民，而刘志国的弟弟又是小楼住户。一天晚上，高建光从村委会出来，上斜坡，穿小道，去看望战友刘志国。刘志国住在村中间一座宽敞的院子里，旁边就是他六叔的小楼。两人见面，亲热地叙着战友情谊，但很快转到了拆迁话题。高建光细细地给小楼住户算了一笔账，劝志国给弟弟做工作，千万别过了奖励期。刘志国是公交车司机，也是个走南闯北的人。他对高建光说：“周围几个区县的拆迁政策我都了解了，比起来，我们算是不错的。”两个人谈得很投机，很快就达成共识。“现在的拆迁是为了将来的发展，也是为咱老百姓的利益。何况政府的补偿也不少。”刘志国开始做弟弟的工作，又做三叔、六叔的工作。其实，对于拆迁，各家心里都有一笔账，都有一座期望值的山，谁都想爬到这座山的顶峰，实现那笔账的最高值。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也希望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使群众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当政策的水位落在老百姓的心理底线之上，通情达理的百姓自然也就接受了。刘志国的媳妇是河北沧州人。自打嫁给刘志国，一连串带过来好几个沧州姑娘。没过几天，从志国的弟弟开始，一下子就有11户小楼村民签署了拆迁协议。大堤终于决了口子，高建光的破冰之旅，加上村干部的带头和工作组的努力，三下五除二，楼房很快就拆得差不多了。到这时，大家也真切感受到了政府的拆迁政策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临了儿，刘志国送来两面锦旗，一面送工作队，另一面送给拆迁公司。家住40号的村民谢增也是个司机，因被盗窃团伙雇佣拉赃物而入狱，被判10年徒刑，他一直感觉很冤。他是家里房产的产权人，该拆迁了，又不能回来，只能办理授权委托。为了不让谢增家的拆迁利益受损失，高建光和另一名副组长、区文联副主席赵国安以及镇司法所的同志，带上谢增的媳妇、儿子、儿媳妇到良乡监狱找谢增。汽车过丰台入房山地界，40分钟就到了良乡监狱。小高和国安认为，拆迁是大事，涉及谢增家的切身利益，最好是当着他全家人的面给他讲明政策和情况。谢增虽然是犯人，也同样享受拆迁政策，政策对于他也同样应该公开公平公正。于是，狱警把谢增带到了接见室。在谢增家人的面前，他们详尽地给谢增讲解了拆迁的目的和政策，以及他家应得的利益，耐心地解答谢增提出的种种疑问，劝说他尽快办理授权委托书。看着来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听着热情坦诚的话语，琢磨着拆迁政策实惠的条文，一颗沮丧枯萎的心终被激活。谢增与爱人苏正叶郑重地签署了授权委托协议，还千叮咛万嘱咐家人要好好配合政府拆迁，并感谢政府对他和家人所做的一切。因为，他知道，一个崭新的、重新点燃他希望的家在等着他。回家以后，苏正叶带着儿子儿媳专程来感谢工作组，并对马星说：“马局长，您放心吧，我们全家一定支持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杜春友是教委工作组的老同志，尽管有着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韧劲，还是遇上了一位在曹各庄大市场卖肉的“滚刀肉”。老杜和同志们先后去了他家七八次，先是根本不理你，再后来总让先量别人家。这一天，老杜找到大市场，寻到那人摊位，边看他卖肉，边跟他聊。老杜问了收入情况，讲了S1线通车以后带来经济大发展的美好前景和拆迁政策的实惠，一下子聊了小半天。“滚刀肉”开窍了，在组里第一个签了拆迁合同。第6组负责紧挨大市场的36个院，57户，不仅户数多，而且大部分是商户，是村里的经济中心，工作难度大，戏称“重案六组”。工作组长李宏龙一次次带着大伙入户宣传测量，用真情感化村民。商委的刘显光结合商业市场管理的实际积极做商户的工作。张文是个老实巴交的村民，媳妇不仅耳朵聋，脑子也不灵光。儿子娶了一个贵州的农村媳妇。他家有间门脸房，租给了一个外地卖手机的。由于租赁期未到，租房者向他家索要的补偿离了谱儿，扬言不给就如何如何。张文一家人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工作组了解了这一情况，找到租房的手机经销商，给他讲清了政策，遏制了无理条件。张文给了适当补偿，那人就搬走了。12月16日，张文家签署了拆迁协议，他的聋媳妇要给李宏龙下跪，李宏龙一把把她搀了起来。常住桥户营村的卫生局副局长杨立新也是个被拆迁户，他家住的邮政局家属楼也要拆迁了。11月5日是他和妻子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中午在家吃了顿团圆饭。第二天，卫生局办公楼改造，他先搬单位的家，第三天又搬自己的家。他给村民做工作的时候，老大妈说他：“你敢情住着楼房，站着说话不腰疼。”小杨赶紧说：“大妈，您可说错了，我跟您一样，也是拆迁户，现在全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但这是暂时的，不为了将来咱的日子更好吗？”于是，小杨被拆迁户的身份，一下子拉近了和村民的距离。从此，他就充分利用这个身份，站在被拆迁户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老百姓做工作，很有成效。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职业专长，义务给村民量血压，检查身体，进行健康咨询。这样，就从局外人变成家里人。史宝鑫是三组组长，他不但给村民量血压听心脏，还给老大娘推煤，就像是村民的儿子。工作组组长高连波是区委机关党委的副书记，以前搞过七次拆迁，是个颇有经验的老同志。11月8日，老高的岳父去世，老人刚下葬，他就从山里赶了回来。没过多久，他的舅舅又去世了，老高看这村里的拆迁正是攻坚阶段，就没有去奔丧。桥户营村里除了老户，还有100多人是当年为了修苇子水水库，从山里田庄搬下来的移民。按老高的话说，这些人，已经为家乡建设作过一次贡献了，况且搬到桥户营以后，只批了很少的宅基地。这些人都姓高，房子都建在村子的东南角，人称“高老庄”。高老庄的人有过一次搬迁的经历，都慎着，谁也不先签协议。巧的是，老高也是山里人，并且是他们的老乡。所以，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高老庄”的工作。老乡见老乡，许多话就好说了，老高不仅做通了“高老庄”的工作，还调解了不少家庭矛盾，使得“高老庄”的村民18日以前都顺利签约。评估公司量房时，王老汉说什么也不让量，说：“我就是那个钉子户。”老高听说以后，就径直来到村西南角的王家大院，敲门进了屋。“大爷，您好啊。”老高寒暄着。“我不好，甭跟我套近乎。”王老汉气呼呼地说。老高笑了，他从登记册上知道老人75岁，就说：“您和我爹一样大，您就把我当儿子，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老人虽不缺儿子，但这招还真灵。于是，王老汉打开了话匣子，说自己有四个儿子，四个孙子，吃了一辈子苦，木工瓦工都会干，可后来得了脑血栓，现在什么也干不了。还说，我不怕死，就怕瘫在床上，经不起折腾。老高赶忙介绍自己父亲治疗脑血栓的经历，说：“我爹也是脑血栓，已经堵了90%，治了一年，现在挺好的，我天天给他按摩。您的身体最要紧，赶紧办完拆迁，到医院去住院治疗，病好了还能住新楼，好日子在后头呢。”这片的组长史宝鑫每天按时给老人量血压，讲保健常识，告诉老人早晨别起得太早，晚点出去。小史又请医政科的王科长帮助联系了京煤集团总医院，和王科长一起将老人送进了医院，帮助办理了住院手续。老人边治病，边督促儿子办理拆迁手续。老人住了两个星期医院，手术效果很好。回去以后，把四个儿子，几家亲戚，共七八个院的拆迁都带动起来了。他说：”共产党真是太好了，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拆迁是为了咱们过好日子，咱得支持啊。”工作队员们高兴地说：“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只要用你的心换他的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正如秦晓敏在日记中写的：对于群众，“只要给足发泄的渠道，气也就消了&&”桥户营村有36个养殖户。当年村委会以每户6万元的价钱将村里建的平房卖给这些养殖户，而后补办房屋审批手续。可时间过去多年，手续一直没办成。起初，镇里想将这些房屋按非住宅对待，只给“重置成新价”。老百姓意见很大。工作组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这些房屋不属于个人的违章建筑，而是村集体承办的，后果不应由村民个人来承担。于是，立即给上级写了报告。上级同意了工作组的意见，又对养殖户补充了新政策，36户养殖户很满意，高兴地签署了拆迁协议。上岸村的局面也逐渐打开。村里有一家母亲和女儿都是智障，儿子又在良乡监狱服刑。开始，智障的女儿抱着左利民局长的腿不撒手，说：“你叫左利民，你妈给你起了个为人民服务的名儿，你就要管我。”左局笑着安慰她说：“我管，我肯定管。”对于这样的弱势家庭，工作组先到监狱做了儿子的工作，又妥善处理了这家母女的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左利民累得嗓子都说不出话了，夜里11点半了，智障母亲突然来到工作队办公室，双手捧着一个大雪花梨，硬塞到了左局长手里。第二天，那家女儿给工作组的小尚送来了腌雪里蕻，说：“这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你拿回去就粥吃吧。”被温暖的关怀感染着，傻人都变得聪明了。卫星队和贵石村的村民都是上世纪中期从潭柘寺搬迁下来的，住宅面积相对比较小，村民心里不平衡。白天找不到人，工作组就利用晚上一家家串，跟村民聊家常，讲政策，解决纠纷。贵石村工作队怕签约挤在一个时间段，时间仓促就会草率，就会影响村民算细账。所以实行了分段预约分流制，让村民在奖励期内从容地算账办手续，争取最大利益。他们还采取了评估、拆迁公司和村委会三方联动，集中办公，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群众奔波之苦。王国富是森林公安，为调解一户村民的矛盾，从早晨一直说到晚上8点，费尽了口舌。最后，老王还作为见证人在调解书上签了字。他说，对老百姓的事，一定要掏出真心来。卫星队的张文君主任不仅认真做群众工作，还两次到房山良乡大学城附近为村民找周转房。四道桥村工作队办公室四面的墙上挂满了锦旗，有的是村民送的，也有专业公司送的。刚开完早晨的碰头会，工作组的同志们都到三个自然村去了，只有宣传部的崔兴珠副部长和水利局的副局长杨雪飞在守候。S1线肯定要从村里过，所以这村早就列入被拆的名单，工作组进村提前了一个月，加上村的基础比较好，工作比较顺利，但同样消耗了工作队的大量心血。已经是12月13日了，四道桥的一个自然村曾胜庄还有15户没签协议，其中，有一个叫魏艳茹的，始终不让评估公司进门测量。区委宣传部崔副部长和水利局的徐邦敬局长买上米、面、油和一些水果，去看望她。他们先把魏艳茹请到小队部，问家里有什么困难，并说我们都能为你做主。原来，魏艳茹是河北人，丈夫2007年因病去世，儿子在外上大学，还有一个从首钢退休的老公公。1996年，他家从一李姓村民手中花27000元买了6间房，大约100来平米。这次拆迁，那家的两个妹妹说不同意卖房，并到法院起诉了。法院判合同无效，令魏退回原主的房子，原房主退回她当时的房款27000元。魏艳茹不同意，提出要原房主补偿才可退房。原房主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崔兴珠和徐邦敬与魏艳茹谈了一上午，也觉得这事不合情理，帮助她算账，答应帮她找原房主谈补偿问题。魏艳茹说，只要你们给我谈好了，我就搬家。已经是上午11点半了，魏说先回家吃饭，下午再来。崔和徐说，别等下午了，现在我们跟你回家看看。到了她家，看到她的老公公已经70多岁了，有心脏病，一着急就哭。两人边跟老人谈首钢的话题，边开导他。老人听说工作组答应帮助找房主谈，脸上有了笑容。评估公司的人也就把房子的面积量了。下午3点，原房主两口子准时来了。崔部长和徐局长问他俩有何打算。他们说，退回两万七，她走人。于是，崔部长和徐局长给两口子郑重地讲起了法律：宪法规定，居民享有居住权，如果强制执行，魏就无家可归，法院不会这样强制执行，你的房到驴年马月也要不回来，拆迁的奖励期也不会等着你。崔部长和徐局长又给他们讲了通州画家村农民卖房又反悔，画家又另案起诉追回损失的案例，说，你们必须给人家适当的补偿，否则，人家是肯定不走的，通过另案起诉，照样也可以要回补偿。经过半天的开导，原房主同意补偿。最后，魏艳茹得到了补偿，高高兴兴地在村里请了三天客，然后搬家了。大友庄有一户母女都是智障，男人已经去世，生活靠吃低保支撑着。拆迁了，母女的所有亲戚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愿意给它们当监护人。一天，工作组将男女双方所有亲属都叫到一起，公布了这母女俩拆迁安置补偿结果，征询谁自愿做她们的监护人。没人应声。工作组又说，既然你们都不愿意管，那就正式签字，放弃监护权。沉默片刻以后，男方的大哥提出愿意监护，并在监护协议书上签了字。区委党校副校长刘成国是坝房子村的工作组长。刚开完动员大会回到家，刘成国的母亲就去世了。他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就来到了坝房子村。而他的儿子也在黑山地块搞拆迁。父子俩很难碰到一块儿。这个村的书记被打住了院。工作组就从最难的户下手，逐户做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并在奖励期内百分之百签了协议。栗元庄是个老上访村，家庭纠纷也多。宣传部长陈国才亲自到住户家做工作。区委副书记陈志强不管多晚，也赶到村里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交通局的领导带队包村，和区派工作组联手工作。面对复杂的局面，他们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工作思路。先是将负责村里评估、拆迁、拆除、审计等七个公司聚到一块儿，提出了五个统一，防止政出多门。副局长杜春涛是“常住大使”，所有的难题都亲自处理，所有的合同都审查签字。他有糖尿病，拆迁打乱了饮食规律，一包包方便面和一次次的虚脱伴随着他。负责宣传工作的梁岐风用他的一首诗记录了工作队的工作与心情：同样看不到敌人和硝烟/头晕目眩/他们也在鏖战/但他们更疲倦/——湿了红了/一双双记录沧桑的眼/一盘棋的意义不在于博弈/在于对决双方是朋友是兄弟/于是一切的复杂/浓缩成一种简单/交谈/拒绝进门的门外谈/进了门的昼夜谈/没有时间的约定谈/一次谈不完再次谈/反反复复不厌其烦/谈得昏天黑地面色失华/谈得一辈子不想再说话&&他们得到——失掉的/他们失去——得到的/面对眼泪和纸钞的焦灼/他们腾出——速度/张张协议书上的签名/浸透尘土和瓦砾/陈列出明天辉煌乐章里/第一个音符。档案局的赵阳是石厂村工作组的开心果，他的乐观豁达不仅博得了好人缘，也使小组工作顺利推进。但是，当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个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阳光大男孩，心里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父亲早已过世，母亲10月份被确诊为乳腺癌，拆迁动员会的前一天刚做了手术。这个孝顺的独子本应好好照顾母亲。但面对拆迁任务，他将母亲托付给姨妈和表妹照顾，可姨妈也是一名癌症患者。赵阳的孩子刚1岁，被爱人带到娘家。一个多月的繁重工作，他无暇看望母亲和儿子。表妹打来电话，哭着说：“你还管不管你妈了？”赵阳在对家人的愧疚中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直到过了最忙的日子。由于村里条件比较差，艾洼村的工作组在老年活动站吃饭，屋里没有火，桌椅也不够，大伙就围在一起站着吃。一部分村民在拆迁中提出了改制中的问题，工作组反复做工作，得知村里的老书记对自己的待遇问题有意见，影响到拆迁。工作组就到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老书记，并帮助反映问题。老书记的问题解决了，带动了一大片，全村实现了100%的签约率。12月31日中午，黄花梨酒店，丰盛的酒席摆了20桌，艾洼村各户派一名代表，与工作组和专业公司在此聚会，庆祝2011年这个极不平凡的元旦，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最后一次村民大会。老书记的父亲92岁了，他用颤抖的手给工作组敬酒。乡亲们端着酒杯相互敬着，含着眼泪说：“多多保重吧，过两年我们还会回来的。”迎接黎明拆迁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是很多家庭财产矛盾纠纷的集中爆发。拆迁之前，这些纠纷和矛盾并不明显，就像悄悄潜伏在亲情堤坝上的蚁穴，无风无浪和小风小浪的时候显不出危机。当拆迁的大浪裹挟着钞票袭来的时候，亲情和利益相互角逐，相互博弈。有些地段很牢固，稳如泰山；有些地段很脆弱，在利益面前损毁，坍塌，不堪一击。一时间，各村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亲情割裂、家庭反目的事件。开始阶段，这些情况并没引起太多的重视，发现对拆迁工作造成了影响，指挥部果断加大了调处家庭财产纠纷的力度。不仅解决财产纠纷，也最大限度地修补着亲情。石厂工作组以极大的耐心为村民调解纠纷，其中为一户就调解了四个晚上，每天都要说到半夜12点，最后终于平衡了母亲和儿女，哥哥和妹妹，有户口和没户口的几种亲情和利益关系，达成协议。针对栗元庄家庭纠纷多的情况，区长王洪钟专门协调区法院院长，加强栗元庄的工作。第二天，院长立即派来了以民庭庭长为首的10名法官，就地解决家庭纠纷，一天之内就调解了6起。除了村干部、工作组和法院的调解，指挥部又调来区司法局的“服务重点工程调解组”，在11个拆迁村流动调解。曹各庄有这样一户，哥儿俩很小就失去父母，被姥姥抚养着。姥姥年纪大了，就让自己的侄子侄女继续抚养。姥姥的侄子侄女，也就是哥儿俩的舅舅和姨妈将小哥儿俩抚养成人，帮助娶妻生子，并将姥姥原来的三间房翻建成五间。姥姥去世前留下遗嘱，给予侄子侄女一定房产份额。拆迁开始以后，哥儿俩没有通知在外区居住的舅舅和姨妈，想自己签署拆迁协议。舅舅姨妈知道后找上门来，产生纠纷。起初，拆迁公司也支持以哥儿俩为主体拆迁，说舅舅和姨妈不算被腾退户，最多给点补偿。司法调解组的李志岭和张秀芳认真了解了情况，提出舅舅和姨妈虽然户口不在村里，但有房屋财产，应视为被腾退户，遗赠财产也应受到法律保护。调解组反复做工作，一直到奖励期最后一天的晚上11点多，才做通工作签署了拆迁协议。不久，区司法局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姨妈送的那面锦旗，上绣八个大字：公正严明，一心为民。一天中午11点半了，调解组的刘惠芬和蔡立江接到电话，说卫星队办公室有情况。俩人没吃饭就去了。到那儿一看，一个妇女抱着母亲的遗像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折腾。俩人赶忙上前问清情况。原来，这个妇女是本村出嫁的姑奶奶，离婚以后又回到娘家，并盖了两间房，但户口没在村里，娘家哥哥不同意给他补偿款。她拿出了母亲的遗嘱，村干部和拆迁公司都说是假的，她只好抢来母亲的遗像到村委会喊冤。调解组耐心地劝解让她冷静下来，然后又给她支招儿，一是让她去法院裁定遗嘱的真伪，二是和哥哥好好商量。妇女点点头，抱着母亲的遗像走了。一天下着小雨，司法局办公楼下有人喊话，说是找刘惠芬。刘惠芬跑下楼一看，原来正是那个抱遗像的妇女，她是专程来感谢的。妇女拉着刘惠芬的手说：“太感谢你们了，法院判定了遗嘱，我也得到了补偿款。”工作组和调解组成功地解决了很多家庭财产纠纷，使拆迁得以顺利进行。他们进村后从没休息过，包括节假日。这段时间里，他们说的话太多了，以至于拆迁完成后，有的人一个月嗓子说不出来话。12月18日，是最难忘的日子，是永定镇拆迁范围11个村的不眠之夜，是区委区政府和永定镇领导以及赴村工作组的不眠之夜。签了拆迁协议的村民注视着最后的结局，没有签署拆迁协议的村民在作最后的观望和等待，区镇指挥部、工作组的同志们也在作最后的努力。他们没有消极地等待着零点时刻的到来，他们没有消极地等待零点过后，那个或好或坏的结果，仍以极大的热忱，以对老百姓和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作着最后的冲刺。有的村民平时抵触的话说得很坚决，现在想去签字又不好意思，工作队揣摩着群众的心理，全员上岗，继续一家家上门。用桥户营工作队的说法，是给老百姓搭台阶，放梯子，使他们既安全，又有面子地着陆。不出所料，当敲开这些家门的时候，有的村民已经披好了衣服，正焦急地等着呢。小园村那个先要6套房，600万，后要5套房，500万，工作队不知去了多少次的住户，期望值越来越接近现实，也放下了他那架小巧的摄像机。可眼看着奖励期快结束了，他还没有一点签协议的意思。小园村的村民见过世面，应对拆迁不是头一回了。前两年，市里一家科技公司准备拆迁小园，补偿测算从2.6亿到4.1亿，又从6亿长到9亿，硬是把那家公司吓跑了。从16日开始，工作组上下午各去一次，继续做工作。到了18日奖励期的最后一天，晚上11点20分了，姚忠阳副区长、马星、亓建军都在村委会守候着，李征站在铁栅栏门里，眼睛紧盯着那家住户的院子，等着那扇门的开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11点40分了，还没动静。忽然，住户院里闪过一束微弱的手电光，门吱扭一声开了，那位村民终于走出了院子。但他没直接进村委会，又在街上遛了10分钟。将近12点了，他才走进村委会大院儿。李征赶紧迎上前去，把他带进签约办公室，然后坐在沙发上，不错眼珠地看着他按下手印，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7日那一天，曹各庄的签约率才达60%多一点。领导和工作组的同志们急得心里像是长了草。第二天上午，区长王洪钟来了，他站在村委会的大院里耐心地和村民对话，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区长的嗓子已经沙哑了，他讲着明天，讲着发展，讲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就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百姓的好日子。这位年轻的区长也是从山区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他深深懂得山区农民对于幸福的期盼。他的每句话都是掏心窝子的，就像永定河的春潮，一寸一寸地浸润着百姓的心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没签约的村民逐渐走进村委会大院，走进签约大厅。渐渐地，排起了长队。晚上10点多了，一户人家还不让进门。一个工作队员通过爱人的关系打电话“套瓷”，才进了门。一直谈到11点40分，然后就在签约办公室门口等，差5分12点，他终于来了。是的，等待，那一刻，有多少人都在寒冷的夜里等待。他们翘首以盼，等待村民的到来，等待真情与心血浇灌出的花朵的盛开；等待寒冷冬夜灿烂星光的升起。那一夜，11个村工作组办公室的灯通宵亮着，村委会的灯通宵亮着，签约处的灯通宵亮着，工作队员们的小手电在11个村的夜里，亮成闪烁的星群。在这之前，大家不止一次地认真研究过那些还没有签署协议的村民，一致认为他们大多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有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和情况，而不是一味地要当“强拆户”。贵石村的工作组长高连发说：“强拆户多了，留下的只能是仇恨，是与政府对立情绪的积聚，表明我们工作的失败。”所以，大家都在作最后的努力。对于那些将近零点有签约意向，却来不及履行手续的人们，指挥部想了一个办法，给他们发一张延时预约单。这张预约单不是简单的一张纸，而是政府与群众之间一条心与心的沟通渠道，是宽容，是理解，是情感，是人性，是和谐。深夜了，指挥部的领导傅兆庚、陈国才、韩生辉等还都在曹各庄，盯着发了27张预约单。又去栗元庄，回来时已经凌晨两点了。11个村子他们已经跑了无数遍。40多天悬着的心眼看就要落地了。傅兆庚已经起了满嘴大泡，哥哥得了脑血栓，侄女给他打电话，他只给安排住了院，就再也没时间去过问。凌晨五点了，镇领导不仅没有倦意，还越加兴奋。大家的心血没有白费。46天时间，46个日日夜夜，1104个小时，最后的结果是：11个村庄，6480户，12093人，签约率达98.5%，其中，四道桥、坝房子、艾洼和贵石等四个村高达100%。11个村的村委会沸腾了，11个工作组沸腾了，11个村的老百姓沸腾了，大家兴高采烈地放起了鞭炮，举起了酒杯，眼含热泪，庆祝这一老百姓和政府共同赢得的胜利成果。工作队员梁岐风又有了这样的诗句：云 淡了纯了亮了/风 正了清了和了/漫长的夜渐渐消逝/他们靠近了黎明。其实，工作队在拆迁中所处的位置应该不是主角，而是配合专业公司工作。但他们又是主角，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群众的利益。他们这样说：“政府制定的政策好，充分考虑了老百姓的利益，才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又通过我们的工作，使老百姓理解和支持。在整个过程中，把保护和争取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能一味地拿觉悟说事。”所以，他们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因为，他们既代表政府，又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着想。他们认真地为村民算账，帮助选择最佳方案，帮助谋求最大利益。所以，许多村民在和专业公司谈判的时候，都愿意让工作队员跟在身边，他们说，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他们是融化剂，融解了群众心头疑云的冰霜，使人心的土壤绽出春的花蕾。他们用真情和心血，拉近了政府与老百姓的距离。中流砥柱栗元庄村口有一块石碑，上刻“中流砥柱”。我没有认真考证碑的来源，但肯定与永定河有关。所有参与这场大拆迁的人们也更加领悟了“中流砥柱”这四个字的含义。46天完成11个村庄，6000多户的拆迁签约，这不能说不是奇迹，也不能说不是创举。采访中，许多工作队员都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如此大规模的拆迁无论如何是完不成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体。这里的老百姓太善良、太可爱了。”有人感慨地说：“战争时期，老区人民贡献生命和热血；建设时期，又贡献血汗和家园。”还有人说：“老一辈为建国作贡献，新一代为建设作贡献。”就连拆迁公司的人员也连连称赞：“门头沟的老百姓太朴实了。”的确，这里的人民太善良太可爱太朴实了。一位工作组长这样对我说“尽管有的村民开始不理解，提出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条件或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们对政策的了解，绝大多数又都很快表现出高度的配合与通情达理。”他们的心灵是清澈的，如透明的山泉；他们的胸怀是坦荡的，如广阔的原野；他们的性情是淳厚的，如苍苍莽莽的大山&&李德仁，87岁，曹各庄村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8日，他在村里第一个签字，第一个交房。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家已经临时租住到门城镇的一个小区。我找到这个楼的11层，按过门铃，开门的是他的老伴，86岁，穿一件红花的毛衣。李德仁两年前得了脑梗塞，双手拄着拐杖，从厕所慢慢挪出来，我赶忙上前扶他坐下。老人已经知道了我的来意，很高兴，虽然言语不是很清晰，但我还是能听懂，老伴也热情地翻译解说或补充。老人说，他1942年参加青年救国会，站岗、放哨、送信，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门头沟水利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后来还当过永定乡党委的组织委员。1958年，带队去十三陵修水库，回来后就下放回村了。在村里当过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在公社砖厂干了10来年。改革开放以后，老人年纪大了，变成了一个普通、彻底的农民。他养过鸡，推着手推车，或蹬着三轮车走街串户卖鸡蛋。老人现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2005年春节，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贺国强专门来慰问了这位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提到这段经历，老人很兴奋。他说，这是党和人民给我最大的光荣，我特别感动。我一辈子都记住要为人民服务，一辈子都记住党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他的老伴告诉我，她叫李春兰，娘家是小园村的，17岁就嫁给了李德仁。因为家里穷，看不起病，三个孩子夭折了。解放以后，李德仁工作很积极，从来没占过国家和集体一丁点便宜。三年困难时期，李德仁的粮食定量交到了食堂，李春兰一个人背着七个孩子的饭量，孩子们饿得都不会走路了，拉着父亲的衣襟说：“爸爸，我饿。”李德仁含着眼泪说：“咱忍忍吧，爸爸不能给你们拿集体的粮食。”说到这儿，李德仁插话说：“当年毛主席的孩子都吃不饱，全国人民都艰苦奋斗，咱挨饿不新鲜。”他老伴接着说，多少年来，不管有多难，我们从来没向国家伸过手。三月份孩子刚给盖完房，厨房、厕所、洗澡间样样齐全，还没住几天，就要拆了，真舍不得。别人家抢着盖房，我们家连台阶都没多垒一层。老头儿是老党员干部，孩子们都有出息，不能给他们丢脸。过去连玉米面粥都喝不上，没有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等以后地铁修通了，生活会更好。”当桥户营村的村民还在观望的时候，在一片冷漠的眼神中，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村民面带微笑，迎着街上带胸牌的工作组员走过来，问：“谁管我们家那片，先给我家量。”他是家住33号的高增柱。高增柱在小组里第一个签了拆迁协议。工作组去他家的时候，他84岁的老母亲对工作组员说：“孩子，放心吧，我还有一点柴火，今晚上烧了它，再睡一宿热炕，明天就走。”高增柱和老母亲的行动给困境中的工作组以极大的鼓励，是造成燎原之势最初的那点星火，点燃了希望。李悦，88岁，上岸村村民，原在卫生局系统工作。老伴10年前就去世了。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可儿子也去世了。李悦曾经摘除一个肾，经常做透析，常年靠保姆照顾。因在上岸村有住房，工作生涯中经历了许多分房的机会，他都放弃了。拆迁开始以后，或者说刚听到拆迁的风声，村里就热闹起来。几乎多半个村子家家都在搞建筑，户户都在动土木。房子小的接出来，院子大的封起来，千方百计，见缝插针，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金钱，使每一块砖瓦都垒成面积。还有的按照政策文件规定的“三面有墙，一面有门窗”等条件迅速地打造着短命的房屋。所有这些建筑的目的只有一个——拆。体育局的工作队员李一民说，太可惜了，太浪费了。李悦家的院子足有300平方米，孩子们想把房子盖起来，最起码多得300万元的补偿。一个人一辈子能挣多少钱？这么容易就能得到的钱为什么不得呢？可李悦坚决不同意在院里抢建房屋，他对孩子们说：“共产党对咱不薄，咱不能趁拆迁的机会占国家的便宜。”他看着别人抢建房屋，急得直打市长热线电话反映情况。最后，李悦老老实实地凭着自己那91平方米的房子和一口人的户口得到了一套一居室的楼房和110万元补偿。他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楼房作为周转。搬家时，他将自己的院子看了又看，说：”我真舍不得这个院儿，就想多看几眼。”是的，“舍不得。”许多人都这样说。不论善恶忠奸，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没有人不留恋生养他们的故土，就像热爱和留恋生养他们的父母，这是人之本性。就连这里的猫儿狗儿都舍不得离开。每到一个村子，流浪狗成群地在废墟的街巷里跑着。它们用灵敏的嗅觉在废墟中寻觅，寻觅着故土离散的气息。有的是主人走了，它们却不肯离开，仍忠实地守护着过去的家园；有的因为主人举家搬迁，老少三代临时租住在别人的屋檐下，失去了人畜共存的条件，而将它们遗弃在这里。据说，坝房子村的会计家里养着一只黄色的小京叭，名字叫丢丢。自从拆迁，小狗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活跃与欢快，当家里的房子被拆的时候，它像是个懂事的孩子，眼睛里含着伤心的泪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完整地保存着岁月的印记，每一块砖瓦都忠实地铭刻着生命的里程。坝房子工作队一个叫李亮的小伙子告诉我，老百姓对于故乡的热爱，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特别是一些老人，一说起搬家，总是泪水不断。一个院子里有几种不同的房子：用的材料不一样，新旧程度不一样，身量高矮不一样。那户村民说，从刚解放的时候，挑着菜到三家店去卖，攒点钱就盖房。一直到现在，一辈子的心血都搁房上了，若不是国家拆迁，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卖。村委会旁边的一户村民，家里的窗户共有四种，有木窗、铁窗、铝合金窗和塑钢窗。一种材质代表了一个历史年代。这些普通的门窗将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迁真实地记录下来。主人走时，抚摩着窗户哭了，一再和这些窗户合影留念。四道桥村的一个老大爷流着眼泪说：“别人家的房都是帮工或花钱雇人盖，我家的房是我自己一砖一瓦垒上去的。我怎么舍得离开呀。”上岸村的安利华搬家以后又回来了，先到工作组看望致谢，然后，跑到老宅号啕大哭，50岁的汉子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安武家住在上岸那座标志性的大影壁北边头一家。两扇紫色的大铁门，院里有20多间房。一家临走前，在大门口摆上八仙桌和供品，全家9口人齐刷刷地向着老宅三鞠躬。安武带着儿子，捧起一瓶酒，沿着院墙洒了一圈儿，然后，才依依不舍地走了。镇里专门派出摄影服务队，免费为各拆迁村村民在老宅前拍摄全家福和各类照片。村民们也纷纷举起相机，将世代的家园和消逝的生活留在他们永久的记忆里。如果说拆迁能够改变大多数人的住房条件，但当我走进桥户营村祁忠大爷家的两层小楼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客厅的三面都摆着宽大的棕色皮沙发和大理石茶几。里面墙角立着一个高大的立式钟表。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帧全家福照片。数了数，21口人，大妈说，这还差15口呢。穿大红唐装的大爷大妈坐在正中间。看得出，这是一个极其幸福美满的家庭。正式聊天以前，大爷大妈先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家。这是一座高雅气派的小楼，过厅摆放着盆花、假山和一块造型别致的铁矿石。墙上是扇面梅花和四扇屏。一楼宽敞的过厅两侧是12间木质门窗的房间，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一应俱全。从拐角处的楼梯上二楼，中间是一圈玻璃围栏围起来的大天井。旁边分别摆放着台球桌和麻将桌等，还有一个小花房。这样的楼房，在农村可谓富丽堂皇，在城市也属鲜见。说来真巧，祁大妈叫李德珍，是前面提到的曹各庄李德仁老人的亲妹妹。民国三十一年，父母都去世了，舅舅做主将她嫁给了邻村的祁忠。那一年，祁忠17岁，她16岁。大妈说，她很小就跟着姐姐到石景山铁厂捡煤。天不亮就走，趟过结着冰碴的永定河，迈过死人堆，钻过日本人的铁丝网，用一把小筢子搂着铁厂倒出来、还冒着火苗的煤渣。姐儿俩小心翼翼，不敢弄出声响，生怕被日本人发现挨枪子。捡满一口袋，姐姐在被煤火温热的土地上挖一个坑，让瘦小的妹妹蹲进去，从旁边捡块破草帘给她盖在头上，然后，再把煤口袋先滚出铁丝网，自己再钻出去。姐姐卖了煤，再回来找她。掀开草帘，看她是否还活着。老伴祁忠9岁就下煤窑背煤，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了很多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人分别在1954年和1955年入了党。祁忠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采煤工人，由于表现好，被上级派到秦皇岛煤田学校学习了6年采煤技术，毕业后回木城涧煤矿当段长。祁大妈积极响应新中国妇女参加劳动的号召，先是和家里人种着三亩半地，后来入了社，一直是村里的妇女骨干。改革开放以后，祁大妈在村里第一个搞起养殖专业户，贷款养鸡，再四处卖鸡蛋。周边的村子以及石景山、丰台都留下了她辛勤的脚印和清脆的吆喝。大妈告诉我们，这个小楼就是在她家的老宅基地上建的，以前，人和鸡都住在这里。现在，老两口都80多了，3个儿子和3个女儿早已长大成人，有的承包蔬菜大棚，有的开铁矿，有的在首钢做设计工作，有的承包服装厂，个个干得都不错。全家36口人，五世同堂。两位老人还告诉我，他们这座小楼盖了一年，装修了一年，住了两年，就要拆了。虽然可惜，但只要是国家建设需要，他们就没得说。全家人团结和谐，从来不闹矛盾。孩子们给老人做工作，两位老人却说：“小家服从大家，我们想得开。”安淑芳是上岸村村民，她花了不少钱为儿子装修了新房，定好过了年1月15日给在部队当兵的儿子结婚。拆迁了，安淑芳忍痛看着铲车拆了她的心血杰作，又去别处为儿子准备新房。上岸村还有一户村民，儿媳妇快生产了，预产期就在12月18日前后。若18日零点之前生了，小家伙就带来了45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如零点以后生，就没有了。有人出主意在零点之前去做剖腹产。但是，这户人家并没这样做，还是等到了自然生育的那一天，尽管刚刚过了18日。这里的人有着山一样的朴实和憨厚，也有着水一样的灵性和智慧。在石厂村，我见到一位另类的老人侯刚。侯刚已经交房，并且搬到三家店地区老区的一套出租楼房里。工作组徐荣光一个电话，这个70多岁的老人立即赶了过来。对于这次拆迁，侯刚老人说，他的态度可用八个字来概括：高兴、面对、慎思、服从。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讲述这八个字的含义：“千百年来，老百姓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如果不赶上拆迁，永远也住不上楼房。就凭我，到死也给儿孙买不起楼房。拆迁不仅解决了我的问题，还解决了我儿子和孙子的问题，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我对孩子说，拆迁给了我希望，也给了你们希望。如果不是拆迁，多少年以后，咱家还是老样子。你说能不高兴吗？什么是面对？政府搭台，政策唱戏，戏唱得好不好，就看观众爱听不爱听，观众就是老百姓。自打工作组一进村，事就轮到我们了。必须正确面对。不仅正确面对政府，还要正确面对自己的家人和亲属，正确面对利益。我家5口人，我们老两口，还有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弟弟把58平方米的房卖给了我，现在拆迁又给我送回5000元钱。送就送吧，我又让给他58平方米。我妹妹户口在这儿，没房，是空挂户，可以买55平方米的一居室，又从我的账里给她拨了买房的钱。我表面上吃亏，实际是维护了亲情，不能因为家庭矛盾影响拆迁大局，也让村人笑话。家庭矛盾最好内部消化，不给政府添麻烦。通过这件事，我也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有&舍&才能有&得&。领拆迁款时写我的名字，存款时我改成儿子和儿媳妇的名字。大部分钱留给孙子读完大学上研究生，给女儿一些，其余给儿子儿媳。我们老两口有村里股份制的分红，再加上经常发粮发油的，足够了。人就怕不知足。慎思就是在和拆迁公司谈的时候，要把政策吃透，充分保障自家的权益，别吃亏。遇到问题要多想想，不要感情用事。特别是将来我们都住上了楼房，生活环境变了，人的素质也要提高。不能再像以前过烟熏火燎、因为墙根子地界子闹矛盾的日子，要克服小农意识，要保护环境，还要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服从就是在国家法律和政策面前，在大局面前，必须服从。”听着他的娓娓讲述，我惊奇地抬起头看着这位头戴鸭舌帽，身穿暗格子夹克的老人，心想，太了不起了。谁能相信这就是于苍天和大地之间粗疏生存的农民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不但不粗疏，可以说是精道或精致。他们不是只知道物质和利益，只看眼前的小农，也不是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摆布，逆来顺受，发不出一点声音的懦夫。他们简单的日子靠宏大的理念支撑着，他们并不丰裕的物质后面有强劲的精神依托着。所以，他们活得很明白，因此也很快乐。他说：“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农民。我经常买书、看书，也给老伴买，也给朋友送。”最后，侯刚老人又说了八个字，就是“轻松、快乐、继续、耐心”地等待回迁，等待S1线第一列轻轨列车的到来。贵石村的名字原本叫“龟石村”，是千年古刹潭柘寺西北角的一个小山村。山上有一块形似乌龟的大石头，村子因此得名。村后是悬崖，有一年爆发泥石流，山上的石头滚下来砸了房子。1965年列入险村搬迁项目，是当时的彭真市长亲自批准的。1967年靠市里拨款和村里自筹资金，于现在的永定新址建新村。房子还没建完，计划就被“文革”打乱，资金中断，100多间房分给300多口人，三四口人才合一间房。由于恋旧情结，直到70年代中期，村民才陆续迁到新村，成为后来的“贵石村”。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小村虽早已身居闹市，却还保留着原有的淳朴民风。虽然后来又批过一些宅基地，村民的住房面积比起其他村还是小。其中有20户人均不足10平方米。拆迁以前，为了增加面积，其他村有的村民抢建房屋，可贵石村的村民不一样，他们虽穷，却如老家的山石一样淡定，没有一户抢建的。这难道是弱者的无奈吗？不是，决不是。我被村人这种单纯的善良，或者善良的单纯所折服，里面包含了高尚的情操和宝贵的情致。拆迁开始，11月8日下午开了个简短的动员会。9日上午，老百姓就敞开院门，像迎接往日的阳光一样，高高兴兴地迎接拆迁。村主任含着眼泪对量房的评估公司人员说：“我代表全村600多人求你们把线放松点。”签约以后，大家都积极地想办法找房搬家，用村书记的话说，我们的村民“特仁义”。在补偿款到手之前，许多村民借钱租房。有个老太太带着半身不遂的老头，去丰台大灰厂租了平房。故土难离。可仅仅46天的时间，11个村子的6000多户村民，在事前既无精神准备，又无物质准备的情况下，以如此快的速度接受和面对拆迁的现实，陆续搬家了。他们有的投亲，有的靠友，有的打通满大街贴的房屋中介电话，租住适合自家的房屋。有的搬到左右周边，有的迁回山里老家，有的搬到其他郊区，还有的到河北张家口下花园、涿州等地投奔亲友。转眼之间，11个繁华热闹的村子，忽然变成前所未有的空旷和寂静。王洪钟区长感慨地说：“这么快？人都搬哪儿去了？太感谢老百姓了！”采访时，副区长傅兆庚说：“政府考虑到大冬天的，那么多户农民，又没有现成的周转房，住哪儿去？准备了1000多套房子，还准备租些中小宾馆。没想到，群众都自己解决了，6000多户，硬是没有一户让政府安排，真是感动死了。”看着村民在凛冽的寒风中大包小包地搬家，许多人心疼和感动地掉了泪。11个村的农民拆迁以后，补偿总有用完的时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采访得知，区、镇领导早有打算：除了给拆迁的13000多人上养老保险，还在S1线周边留足产业用地，建商业、服务业设施，作为村镇永久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让这些农民子子孙孙都没有后顾之忧。区招商引资确定的37个项目中40%在永定镇，还可以安排大量的劳力就业。一天，一位留着齐耳短发，庄重干练的中年女干部在主持召开永定镇的一个重要会议，她是门头沟新来的区委书记韩子荣。她那件上衣的碎花瓣儿在京西的春风里盛开着。这位具有博士学位，学者型的女书记语重心长地讲着话。脚在京西这片土地上还没站稳，她就往这个拆迁重镇跑过多次了。一片片废墟和正逐渐长高的安置房工地上，时常闪现她的影子。她的每句话都带着激情和热度，真挚而殷切。她说，拆迁农民的安置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她提出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高标准、高水平的规划利用农民的产业用地。二是积极做好农民的就业工作，充分挖掘就业岗位。三是加大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四是彻底解决拆迁农民的“农转居”问题。为了落实进度，她提出“倒排工期”。大概以前在北京奥组委工作的时候，为了那场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会，她就总是“倒排工期”吧。尾声“废墟是文明的甲骨文”。这句话摘自栗元庄工作队员梁岐风的诗。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抢在11个村子完全消失之前跑了一遍。但往日真正意义上的村庄已经变成了完全或者部分的废墟。空气里弥漫或古老或新鲜的灰土气息。红、灰的砖瓦、横七竖八的零散水泥块，被杂乱变形的钢筋连着；闪着白光的瓷砖，陈旧的石头，经年的黄土中掺杂的谷草或麦秸散发着久远的幽香。所有的一切，都毫无秩序地散落着，散落着。一些房子暂且站立，有的窗户卸了，有的墙倒了。鲜艳的门牌已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大红的对联放射着最后的光彩，它们仿佛是废墟的海洋里飘荡起伏的红帆。最抢眼的还是残墙断壁上一个个红圈，里面一个大大的“拆”字。没有了房子的围栏和遮挡，高高矮矮，各种形体的树木更加显露，用无数枝杈的手抚摩着苍茫的天空。若干年前，这里的村庄和房子曾经将无数散落的泥土灰石积聚起来，以房子和村庄的形式存在。今天，它们又一次散落；也许，会在某一时刻，利用某一种方式又重新积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家余秋雨在他的散文中说：“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在这个意义上说，废墟不仅是结果，是归宿，更是起点，是进化的链条。日，北京市政府《昨日市情》的题目是“门头沟区轻轨S1线建设及采空棚户区改造拆迁工作基本完成”。不仅拆迁工作稳定有序，还做到了市、区集体上访零记录。紧接着，又完成了城镇中心的大峪村、城子村、高家园等地的拆迁。人们看到了家乡的变化，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也越加支持和理解了拆迁。特别是潭柘寺地区的拆迁，很短时间，签约率达到了100%。车站街两座老楼的居民给王洪钟区长写了一封信，内容是期待拆迁，所有居民都签上了名字。不破不立。今天的门头沟人都在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破”与“立”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拆”，又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建”。就在凝神的一瞬间，老百姓的日子在这一“拆”一“建”中神话般地改变着。历史应当永远铭记，这是门头沟发展脚步的空前提速，这是京西老百姓命运的转折和宏大迁徙。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容括了发自心底的感动，有多少感动的泪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人们就像当年告别一盏矿灯，告别一把锄和一张镰，告别昨天的岁月，告别老区沧桑的过去。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门头沟视察，很多棚户区的老百姓挤上前去和副总理握手。李克强对大家说，“你们区为大家规划了很好的蓝图，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群众说：“按现在的建设速度，不用等明天，我们的日子会比蓝图还要好！”S1线工程工地，穿工装的塔吊高扬手臂，清脆的哨音穿越蓝天白云，回荡在永定河两岸。不远处，一片片漂亮的住宅楼拔地而起。伴随着门头沟山水新城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建设成就，国际山地徒步大会，世界环城自行车赛都在此举行。大开山门的京西门头沟以秀美的姿容和深厚的底蕴融入世界，拥抱世界。从外乡来门头沟定居的老人刘占一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大河永定，碧水长安，人类渊源胜迹，北京慈母玉颜，临岸观光多坦荡；盛事奠基，民心支柱，西山文化腾辉，乡邑琉璃溢彩，登楼极目尽逍遥。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新的，更高层次的繁荣和文明正在孕育和生长。在S1线第一列轻轨列车由皇城驰来的风声里，在那座古庙、那条大河的旁边，京西门头沟的历史，必定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作者简介：马淑琴，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门头沟区作协主席、诗歌学会会长。著有诗集《放歌京西》《山月》《炊烟扶摇》，诗文集《不朽的风景》，散文集《书琴散文》。作品曾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文学佳作奖；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学优秀奖；首都五一文学奖等。责任编辑 师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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