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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逃离舒适区，家装产业提再多“创新”都是耍流氓
图片来自“.cn”
两年多以前，进入家装行业那批“乐观主义者”，最近都逐渐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因为对比两年前的判断，行业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一些，相信大家都真正感受到压力与日俱增，多重棘手的问题不断出现，纠结与焦虑不断萦绕心头，我想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几个问题，或许对企业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与帮助：
重新界定科技感与设计感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时代，我们都高喊“创新”，但是过去大部分所谓的创新都是率先模仿，有些时候，产品并非缺乏设计感，只要满足功能和审美两种需求，就能适应市场上的大部分客户，更多需要在产品强价值上做更多努力，找准业绩增长强劲的驱动力，是否可以大胆猜测，家居家装产业链上下游的产品需要科技感，而非设计感，这两者对于企业更加长远角度来看，需要重新界定其作用与关系。
从“小引子”到“大可能”。互联网家装有可能只是家装产业创新的一个“小引子或者新引子”，提前给行业释放信号，带动的将是整个产业的“大可能”，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升维思考和降维打击是众多企业在产业创新这条路上最缺乏的。
要敢于逃离舒适区。有不少家装企业发展很多年，但是业绩始终得不到更大突破，其原因是不敢逃离所谓的“舒适区”，当然，这是迫于多方面压力，职业经理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变革带来的风险。所以，我们过去一直都在提倡“创新升级或者转型升级”，很大程度上需要老板（创始人）自上而下的主导，老板作为企业负责人，核心任务是保增长，是业绩和净利润的负责人，理应加速推动企业创新，否则伴随每年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会面临更大的上升压力，你不增长，同行在增长，甚至是你增长速度比别人慢，长期下来，也会逐渐掉队。
信息互动，交易互动，最后是全渠道互动。互联网虽然很发达，但是家装产业的信息依然不够通畅，表面看，这是一个悖论，各位好好反思下，事实的确如此。一个行业好的发展格局首先应该是信息互动，然后是交易互动，最后是全渠道互动。我们喊了好几年的全渠道的概念，试问，大家的成果如何？“同行是冤家”本身阻碍了新行业发展的步，如果继续坚持，那么我们终将会输给自己的格局。
一定会有人存在疑问，社会是公平的，市场是公平的，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的社会公平只能反映在机会平等上，而不是结果的公平。实际上，只要个人的智力有差异，努力的程度不同，打法的新旧不同，甚至包括运气不同，背后的力量不同，最终导致的结果也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被社会进步所抛弃，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并非每一个人的发展机会都是越来越多的，反而可能是越来越少。
所以，在新科技新理念不断与产业结合的大趋势下，尤其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来袭，这将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来临都悄无声息但是更加凶猛，而且对家装产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家装行业应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我们应该相信科技创新的力量，寻找技术能够创造的新维度，从而去改进自己的生意。
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提前感知到时代的变化，导致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所以对于家装产业而言，当重大技术革命的到来时，首先受益的是那些产业相关的人，善于利用新技术的人，应该有意识地去拥抱智能时代的到来，而远离它，拒绝接受它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迷茫的一代，结局也是悲哀的。
虽然现在无法证实“未来只有2%的人会立于浪潮之巅”是不是危言耸听，那我们就暂且相信这个是成立的，既然不可避免要被2%的人通过大数据和机器智能来控制，与其抱怨，不如干脆直接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为了帮助家装产业更好应对市场的变化，亿欧将于日举办“2017中国家装产业未来领袖峰会”，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峰会更加注重科技与产业的结合，将从多维度来探讨科技创新时代下的新打法，产业互联网大热的今天，资本的走势将会如何？资本、科技、理念将于产业如何深度结合，我们一起感受时代的“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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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发展速度也是尤其不错的，因为其毕竟可以跻身于中国经济发展排名的前十强，可想而知其发展速度与实力是不容小觑的。此外，随着广州的不断飞速发展，它吸引了数不胜收的农名工以及外地居民，因此很多的人都想要入户广州，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人们都想要拥...股票/基金&
创新悲观主义：创新还能继续拉动经济吗
第1页:硅谷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第2页:悲观主义者的第二个论点基于到底有多少发明正在进行
第3页:Gordon和Cowen认为现已成熟的技术如航空技术的进步更加重要
　　创新悲观主义者会把这视作给未来添堵。但有种观点认为科技带动的增长要么一直平稳要么持续降低，不存在是衰退和波动，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Chicago大学的Chad
Syverson指出电气化时代的生产力增长起伏不定。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个电气创新辈出的年代，生产力增长十分缓慢；不过随后它便开始爆发性增长。在信息时代这一发展轨道看起来似乎一样。
　　科技悲观主义者总拿来说事的十九世纪70年代及以后的萧条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时的萧条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而非永久的。从197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早期发明创新的贡献消耗殆尽，而计算机，生物科技，个人通信以及其他科技对总体经济的影响还很小。
　　然而其他潜在问题若隐若现，有些令人担忧，它们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是永久的。经济受到的调控强度比起一个世纪前大的多。环境保护让空气和水更干净，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事实上，就因为这些好处没有计入GDP，导致1970年代的萧条被夸大了。但如果是这样的，未来的技术进步还会继续带来同样的结果。而且随意起草的规范会过度增加新研究的开支，从而不利于将来的新发现。
　　另一项可能会永远改变的事情是政府的角色。科技悲观主义者一直提到的阿波罗计划是一段无比辉煌的历史，那时政府没有简单推动创新而是为人才和创新创造持续不断的需求。这需要更多依赖于军事工业复合体，阿波罗计划就是他们的鼓舞人心的产物。Thiel经常批评风投产业对能改变世界的创意缺乏兴趣。不过这只是市场让他们比较现实而已。私人投资者理性上就偏好投资短见效快的项目。
　　第三个因素是能源，它对1970年代和2000年代都有影响。Yale大学的William
Nordhaus发现1970年代的经济减速从能源最密集的行业开始向外扩散，这是十年石油危机的后果。能源同样能解释2000年代的经济减速。但人们希望能逆转这个趋势。至少在美国，新技术能消减高价格的影响。Thiel保留他针对能源行业懒于创新的苛刻批评是对的，但是如果市场条件合适，能源创新也不无可能。
　　也许对1970年代经济下滑原因的最激进的答案要数归罪全球化了。后来去了Rochester大学的Paul
Romer在1987年写了一篇有点诡异的论文，他表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应充沛，使得在发达国家的降低劳动力价格变得不再重要。因此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不再进行。这种观点在宏观经济学家中属于异类，因为它无视了那些用来分析增长的大量细致理论。但Romer说，经济史学家对比了十九世纪英国和美国，把美国向资本密集和高效能的美国制造体系改进归功于劳动力短缺。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Romer的说法在如今得到应验。MIT大学的Daron Acemoglu，Gino Gancia和Fabrizio
Zilibotti，和CREi（位于巴塞罗那的一个经济研究中心），还有Zurich大学共同建立了一个模型来研究它。研究现实发达国家的公司花费较少的钱把低技能岗位迁移到外国，使得技工和无技能工人的薪水形成差距。然而一段时间后，外国的工人工资上涨驱使他们加大国内的研发力度。本土工人需求上涨使工资差距缩小，经济状况看起来更像二战前而不是1970年代之后。
　　即使模型有误，新兴国家的崛起也给乐观主义提供了信心支撑。全球市场的规模越大，世界从创新技术中能得到的就越多，因为它能被更多的人和地方所使用。培养起亚洲的中产阶层，可以让无数伟大的思想家从原本只能埋没于自给自足农业劳动中，转身一变，融入到现代经济中，并且同发达国家的研究者们一同分担知识的包袱，而信息技术让这一分享变得更加容易了。
　　可能某些经济仍然对信息技术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免疫，或者抵制。比如医疗、教育和政府，那里的生产力被证明是很难提高的，但它们占经济的规模比以往还大。在这些领域缺乏来自市场的压力，也就没有动力去创新从而降低成本。
　　尽管如此，它的一些副作用仍然值得担心。Messrs
Zbrynjolfsson和McAfee担心另一半棋盘上的技术进步或许会戛然而止，带来科技行业的大规模失业。他们认为新技术和全球化已经导致了收入停止上涨和中等技术岗位的减少。进一步还会威胁到高技术岗位并且降低技术等级，尽管现在来看它们还是安全的。
　　文字识别软件代替入门级别律师的工作，它能扫描上前份法律文档的相关段落并且做得越来越好。简单的体育比赛结果和金融报告现在也能用软件生成了。它们很快会进入分析领域。人力工作也快沦陷。在日本，由于看护老年人的人手紧缺，机器人技术在那里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发达国家看护费用上涨只会继续推动创新。
　　这些生产力的提高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当然适应期可能会很艰难。最后，发达经济体的主要风险不是来自于创新的步伐太缓慢，而是体系僵硬到无法适应真正革命性变化的到来，它很可能不是飞行汽车。(来源：译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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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为什么应该关心创新
　　⊙华逸文（Ewen Cameron Watt）
　　自从蒸汽机发明以来，创新的步伐就一直在加快。以电话为例，贝尔发明的电话用了56年的时间才进入了美国一半的家庭，但智能电话达到相同的普及率仅用了7年的时间。
　　创新可以被定义为发明的应用。想一想意外发现青霉素与第一位患者接受青霉素治疗之间的12年间隔。当今的低增长反通胀时期与发生在1873年至1896年期间的大通缩何其相似，这是一个大创新时期，企业家们都在争取不断降低成本、扩大市场。
　　投资者为什么应该关心创新？技术变化处于就业、名义经济增长和通胀风险等各要素相互的交集，而这些都是全球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所预见的通胀风险较小，各国央行并不打算过多干预通胀，而会专注于增加就业。创新有助于抑制工资和价格上涨，控制通胀风险，但是会令就业受挫，因为可以通过更少的人员实现更高的产量。
　　“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我们正处于生产力复兴的前夕。但悲观主义者反驳说，源自互联网时代的生产力的提升正在消减。对此，贝莱德持乐观主义态度。下一阶段的创新旅程还很长，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机器的学习能力和分析海量数据的能力等都是这一论点的有力支撑。许多企业、行业和投资者均有待利用这些数据宝藏。
　　技术的快速传播是企业更难以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原因：汤森路透的数据显示，在10年前获纳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企业中，目前只有63%的企业还在这一指数中。对可抵御创新的颠覆性影响并从中取得益处的企业进行投资，这在现在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意味着将更加难以预测一家企业在10年后是否还会存在。
　　从宏观角度上看，创新侵蚀了新兴市场的一个重要竞争优势――廉价的劳动力。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时，企业会进行自动化或搬迁至成本更低的地区。甚至连发达经济体也因此获益：在廉价的能源和靠近终端市场的利益驱使下，某些美国企业正在将一些制造业迁回国内。自2002年以来，中国工厂的工资已经上涨了四倍，而且据预测将继续保持这一增长趋势。但取代当今中国劳动力的并不仅仅是越南或孟加拉的工人，还有。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机器人进口国，而且很快就将占据第一的宝座。
　　总括而言，如果你丧失了劳动力成本优势，那么你最好还有其他一些优势。教育质量可能会是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在这一方面大大领先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等重要领域。北美和欧洲的发达经济体在这一指标上仍然有着良好的成绩，但也在丧失部分优势。
　　创新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力驱动因素，而且也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导致工作时间减少，生产力的增长在美国、中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在放缓。债务占GDP的比例在发达经济体越来越高，也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也是一样。通胀依然是两种对立力量博弈的结果：你想要的产品，如高科技产品出现价格通缩，你需要的产品，食品和住宅出现价格通胀，其最终影响就是通胀率为近几十年来最低水平。
　　较低的名义增长率和债券孳息意味着企业的融资成本仍将较低，这对股票持有者而言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债券市场允许企业削减偿债成本并延长到期日，实际上是在补贴股票。同时，创新正在减少企业的资本支出需求，让它们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因此，企业借贷和发行债券的需求也相应降低了，这将会减少债券的供应，再加上追求高收益的众多投资者的热切需求，期望透过投资债券以获取高收益将会变得更困难。这将令追求收益的投资者不断探寻新的投资边界，正如常言道：需要是发明之母，有需求就会有创新。
　　(作者系贝莱德智库首席投资策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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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者谢国忠待业生活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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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最著名的"待业青年"。自打从离职后，(Andy Xie)一直赋闲在家。他向《财经时报》表示，他只想再过上一段悠闲的日子。他目前最大的烦恼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选择到哪拿钱 　　谢国忠是《财经时报》长期的撰稿人。他的很多重要观点和预测都是通过本报传出的。　　在上周末的一个论坛上，记者再次见到了他。不过，这次他不像以前那样穿着考究--他也可以"穿西服不打领带"了。他背着休闲的旅游背包，而不是装满数据的公文包。他的微笑比前几次见面更自然、更轻松惬意了许多。　　无论在什么场合出现，谢的风头都是最劲的。有他在场的时候，银行家和官员们不用再担心被财经媒体记者"围攻"。因为，大多数记者都被谢国忠"分流"了。本报记者在与谢聊天的时候，被围上来的同行堵在中间，于是朝谢调侃道："看来大陆的记者还是很关心你的"。谢和记者们会心地大笑。　　他对《财经时报》表示，愿意继续为本报撰稿，还将各种联系方式详细告知，并与记者聊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处江湖之远"　　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来形容谢国忠可能有些夸张。然而，休闲在家的谢国忠显然没有闲着。自打从摩根士丹利(大摩)辞去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以来，谢国忠依然对他熟悉的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关注，并用他一贯的语言风格发出"警世危言"。　　在本报记者的印象中，谢说过的"离谱"的话，远比公开报道的"谢国忠语录"更耸人听闻。记得有次公开演讲中，他预言，传统的银行业会在百年后消失。理由是，银行自有资本很少，都是拿别人的钱去赚钱，一旦人家不把钱放到银行，自己去赚钱，银行不就消失了？　　这次来北京演讲，谢国忠再次向中资银行业发出最强烈的警告。　　他说，业的最大的危机是大量地放贷款，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他当着四大行(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高级管理人员的面说：请你们不要转移重心，你们的当务之急和对手不是外资银行，是贷款风险。12月11日，在中国对外开放银行业后，外资银行对业的冲击，并不会构成威胁--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中，外资仅占不到2%的比重。　　谢国忠的理论依据是，世界上只有中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的银行业没有经历经济衰退和1997年的危机，因此一直有着放款冲动。其实，央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在今年连续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减少商业银行可以投放的资金，还两次提高了贷款利率。　　看衰美国经济　　"美国人想：我们的明天更美好--那是错的！"谢国忠在台上演讲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台下一片爆笑。这是他在解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和中国外汇增长过快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感慨的。　　在他看来，中国人有储蓄偏好。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多购买了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国债的利率，加之美国经济持续走好，美国人更愿意借钱消费。他认为，现在美国有通货膨胀压力，而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经济衰退下去，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灾难。　　他看衰两年后的美国经济。　　悲观主义者　　由于谢国忠是带着休假性质出席各种论坛，记者们都不愿意问他导致他离职的"邮件门"事件。这主要是怕他难受--谁愿意总被提起让人痛苦的往事？当然，本报记者也不愿当面提及。　　今年的9月29日，谢国忠辞去担任多年的大摩经济学家职务。导致他辞职的原因是，在一封写给大摩内部的邮件中，他质疑大摩在亚洲地区拥有大量业务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大摩内部人士公开这封邮件后，谢被迫辞职。　　后续的消息是，两个涉嫌泄密的人士也辞去职务。　　在谈及为何当经济学家而不是金融家的时候，谢国忠很幽默地表示，"悲观主义者研究经济学，乐观主义者搞金融。因为，经济有周期，有繁荣也有衰退；金融充满了创新，金融家眼里，明天永远是美好的。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只能当经济学家。"　　即便遭遇了"邮件门"事件，"悲观主义者"谢国忠给众多记者们留下最多的联系方式，依然是他的邮箱。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当谢国忠辞职消息传出后，邀请他"打工"的公司和部门不下两百个。　　但是，据《财经时报》对谢国忠为人处世的了解，工资的高低不会影响他的决定。首先，他在世界顶级投行工作9年，此前还在外国金融机构干过，积蓄应该不少。据谢讲，他的资产过去多用来购买美国医药股，上涨了7倍，在美国政府出手干预前他已经抛售，"现在手里大部分是大量现金"。　　更重要的是，谢并不是一个金钱至上主义者。他在给《财经时报》撰稿的时候，每周都有一篇分量很重的经济评论，稿费都由本报直接汇给了中国红十字会，他本人分文未取，也可数以万计了。　　有人建议他去央行工作，也有建议他到政府部门任职。但这种可能性近乎零。以他的个性和风格，在官场上很难混下去。据传，他就职大摩期间，大摩曾致力于投资大陆楼市，但谢国忠是极力唱衰楼市的。此前，他曾准确预测香港房地产泡沫将破灭、房价减半，以及预测到97亚洲金融危机等等，人称送美誉"三年早知道"。　　投行太累。睡眠不足、压力大是投行人的共同感受。谢国忠对本报记者讲，他现在是最舒服的时候。在顶级投行混迹多年，再去投行的可能性不会很大。记者尚不清楚他是否与大摩签有君子协定，即在一定时期内，不去与大摩有竞争的投行就业。　　谢国忠的去向有三点是肯定的：他依然是首席经济学家，与经济金融行业相关，他的新东家吸引他的不是高工资而是其他。当然，在众多的邀请函中，没有一家内地房地产开发商。
本文来源：环球外汇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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